2010/12/24 09:17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第一财经日报 冯郁青
独家专访布热津斯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当今美国分量最重的高级智囊和战略家，甚至可以不加“之一”。
这位卡特任美国总统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美国外交的各个方向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建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富汗变局，都留有他参与制定政策的印迹。他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和地缘战略》一书，尽显地缘战略家的视野和美政府高级智囊对美国在世界地位的洞察。
2010年冬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见到他。这位82岁的老人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语速很快，一身蓝色西装，显得挺拔有力，除了皮肤显示出年迈的迹象，“气场”依然很强。他的工作节奏很快，刚和记者见面就说还有一个大会需要他主持，问题最好简短一点。
布热津斯基不同于一般民主党人的鸽派立场。在外交政策上他一贯以鹰派风格闻名。其20多岁时发表的毕业论文，就已经预言了苏联的崩溃。1960年，供职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以和平演变来破坏苏联集团的策略，并说服总统约翰逊在1966年将和平演变当作美国的对外策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布热津斯基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高峰期。他直接参与促成了“三边委员会”的形成，这个由北美、欧洲、日本组成的机构致力于更密切地巩固美日欧关系，以应对“共产主义世界”。
在白宫工作时，布热津斯基强调将人权作为攻击苏联集团意识形态的利器；他推动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积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的侵略；还在暗中支持苏联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苏联解体后，他致力于北约东扩，同时推动俄罗斯与西方的交流。
布热津斯基和中国渊源很深。他直接参与了中美建交的过程。他曾作为卡特的特使同邓小平多次会面。最终，中美于1978年12月15日宣布在次年元旦正式建交。
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是稳定、积极的。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三四个双边关系之一。他力主在重大国际问题例如朝鲜问题上，中美采取合作的立场。
在自己的体系中，布热津斯基最关注的是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无论是瓦解苏联还是交好中国，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怎样使美国的全球地位不衰落，是布热津斯基外交的核心命题。他一直敦促美国在联盟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世界的能力，反对单边主义，认为这将破坏美国在全球的信誉，使美国受到孤立。
布热津斯基在众多著作中都谈到，美国全球实力的衰退最终将不可避免。这次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制度和民众心态打击沉重，使这样的威胁开始显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展望2011年时，他表示，美国的实力可能继续受到影响，但他也提醒中国“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确保朝鲜半岛不出现最坏情况
第一财经日报：朝鲜问题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随着韩朝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关系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布热津斯基：我觉得美中关系恶化就是可能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韩朝之间再度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区域的和平，对于中美两国以及两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区域出现真正的军事冲突，那将不只是美国和中国关注，日本和俄罗斯也会极度关注。我们将看到极为严重的国际冲突。所以对于牵涉其中的中美两国来说，要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况。
日报：你认为在东北亚地区，中美之间是合作的还是对抗的？
布热津斯基：美国对中国不应该是对抗的。双方产生巨大的敌意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面对难以和解的局面，也就是作出一方同另一方对抗的选择。实际上，直接面对冲突不仅对美国，也会对中国的利益带来巨大的破坏，对整个区域的利益甚至整个国际体系也有损害。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对话，我很高兴奥巴马总统最终和胡锦涛主席（于6日就中美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通了电话。这很好，其实我希望他们能早几天通话，但往前走总是好的。现在，避免冲突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即使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解释不同。
日报：中美两国元首确实对话了，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第13天才对话。《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表明中美关系在恶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布热津斯基：我不知道他们（《纽约时报》）是怎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但我确实希望他们（中美两国元首）能立即交换看法。我当时建议奥巴马总统给胡主席打电话。
中美关系快速扩张带来复杂性
日报：总结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寻求一种更紧密的中美关系，但现在来看情况有些相反。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平静。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是因为双边关系的规模快速扩张之故，规模往往也带来复杂性。这也凸显了一年前我去北京时强调的：我们必须有非正式但是直接的高层战略对话。胡主席定于明年1月访美，我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两位领袖定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指导我们之间的关系。
日报：怎样理解奥巴马总统主导之下美国的亚洲战略？如果用目前流行的“美国重回亚洲”来定义，你是否认同？
布热津斯基：我不认为是重回亚洲，我认为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亚洲对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增强。
亚洲总是重要的，但有一段时间，在历史上，亚洲是西方政策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现在很清楚的是，亚洲和西方一起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等领域。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关系更重要了，但也更复杂了。
日报：从美国的整体战略看，你认为美国会偏向于大西洋盆地的美欧方向，还是会偏向于太平洋盆地的亚洲方向？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两者都有。如果你看地图，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有海岸线，而海洋就是一种向外扩展的手段。所以美国走向欧洲和亚洲。
但我们认识到，美国并非处在一个统治世界的位置，美国是积极介入整个世界。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对这点理解得很好。但也需要强调，我们应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对话，而不要和欧洲或亚洲冲突。
中美共同利益首先是地缘稳定
日报：中美在亚洲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们的共同利益，首先是地缘的稳定。如果出现动乱，中美两国都会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对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事漠不关心。
第二，中美在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中有重合的利益。一部分是因为中美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好，在国家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成功方面都有利益。而且美中之间有巨大的合作机会去运用这种成功，帮助那些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都比较落后的区域。
日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没有冲突？
布热津斯基：这要看中国的崛起是否伴生冲突，以及程度有多大。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是稳定、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也意味着愿意承担责任。中国必须决定怎样成为一个强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不应该怕负责任。有些职责是困难的，但可以和其他人分担。
日报：你的《大棋局》提到，中国在亚洲自然应该是美国的盟友。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布热津斯基：我指的是亚洲大陆，而日本是太平洋中的岛国。中国已经在亚洲大陆上崛起，成为精力充沛、现代化的国家。但日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尽管日本现在增长得较慢，也在变“老”。印尼也在崛起。所以我认为，美国同大陆国家和岛屿国家发展关系的能力和程度会有不同。我认为这种必要的不同是需要承认的。
日报：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会不会使美日、美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加强？
布热津斯基：如果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观察地缘——哪个国家和我们有更紧密的关系？但我认为最好不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不同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正在改变
日报：在你另一本书《大抉择》中，你说中国即使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内部的政治稳定，最多也只能是个区域大国，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你还这样认为吗？
布热津斯基：中国是一个区域大国，我认为不排除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全球大国。可以有两个、三个或四个全球大国。
如果欧洲能够真正一体化，也会是一个全球大国。如果俄罗斯能恢复实力和现代化，也可以成为全球大国。印度也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在制造业、城市化方面已经具备全球大国的特性。我认为中国要成为全球大国应该没有什么障碍。它会在国内和国际都追求有成效、负责的政策，而且明白实力产生责任。
日报：你怎么看美国的地位，美国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吗？
布热津斯基：当然是，美国现在是，三四十年以后还会是。这要看世界发生什么，也要看美国发生什么。美国人民有这样的智力、决心和修养在创造力方面保持领先的实力。
日报：美国的实力是否在下降？
布热津斯基：我不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下降，事实上是其他国家的实力在上升。这改变了实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但就目前情况看，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美国的能力。
美国人民有决心保持领先，也许我们能将这样的实力持久保持下去。
日报：这次经济危机怎样影响了美国的全球实力？
布热津斯基：美国也许受了影响。如果我打喷嚏，每个人也都打喷嚏，那就并不说明我更脆弱。一些国家开始时说危机始自美国，只是美国的事。事实上，所有人都遇到了问题。这显示了全球的互相依赖。如果这是美国的危机，那么所有的人都受了影响。
日报: 这次危机使美国人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
布热津斯基：既然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许我可以引用列宁在1920年提醒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迷失方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想一些中国人讨论将来的时候，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
余永定：中国投资热之忧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余永定
2010年12月24日10:41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资料图）
余永定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可就在战略和经济学家忙于推测中国的发展道路，预测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内情绪在2010年却显得既严肃又克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然，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绝非一帆风顺。纵观历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数十年停滞不前，最终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最终达到了完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中国为实现高速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够真正计算清楚。中国的投资增速现在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明确体现出中国资本使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的投资热中有两方面特别令人忧虑。首先，地方政府影响很大一部分投资决策。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额的将近四分之一。
有些地方政府简直是用先挖坑再填上的方法来制造GDP。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豪华公寓、宏伟的政府办公楼和高耸的摩天大厦。 中国省级市修建的酒店可以让西方位于首都的五星级酒店相形见绌。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国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储备。
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经济工厂的地位。问题在于它不过就是工厂而已：中国经济的弱点是缺乏创新和创造力。比如单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今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1700万辆之多。但由中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车型却屈指可数。
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 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当巨人倒下时，很多人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内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已经急剧扩大。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时间已经过长，政府也未能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未能及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中国今天强大的财政实力赋予了它成功调整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特定改革政策的特定受益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
中国公众最为痛恨的是官商勾结，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将其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打破这一联盟是执政者在2011年和今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精英管理是廉政善政的先决条件。但阿谀奉承和玩世不恭的政治文化已经对精英管理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因此，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已经再次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国外，中国的崛起已经激起了钦佩、嫉妒、怀疑，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经引发了公开的敌意。
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中国的崛起像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一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今后若干年内，在气候变化、全球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作为重要全球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而且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有一点应该不言自明：互惠互利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作者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usa/2010-12/23/content_11744454.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现任会长、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 编译 刘江波)
2010/12/24 09:17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第一财经日报 冯郁青
独家专访布热津斯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当今美国分量最重的高级智囊和战略家，甚至可以不加“之一”。
这位卡特任美国总统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美国外交的各个方向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建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富汗变局，都留有他参与制定政策的印迹。他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和地缘战略》一书，尽显地缘战略家的视野和美政府高级智囊对美国在世界地位的洞察。
2010年冬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见到他。这位82岁的老人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语速很快，一身蓝色西装，显得挺拔有力，除了皮肤显示出年迈的迹象，“气场”依然很强。他的工作节奏很快，刚和记者见面就说还有一个大会需要他主持，问题最好简短一点。
布热津斯基不同于一般民主党人的鸽派立场。在外交政策上他一贯以鹰派风格闻名。其20多岁时发表的毕业论文，就已经预言了苏联的崩溃。1960年，供职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以和平演变来破坏苏联集团的策略，并说服总统约翰逊在1966年将和平演变当作美国的对外策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布热津斯基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高峰期。他直接参与促成了“三边委员会”的形成，这个由北美、欧洲、日本组成的机构致力于更密切地巩固美日欧关系，以应对“共产主义世界”。
在白宫工作时，布热津斯基强调将人权作为攻击苏联集团意识形态的利器；他推动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积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的侵略；还在暗中支持苏联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苏联解体后，他致力于北约东扩，同时推动俄罗斯与西方的交流。
布热津斯基和中国渊源很深。他直接参与了中美建交的过程。他曾作为卡特的特使同邓小平多次会面。最终，中美于1978年12月15日宣布在次年元旦正式建交。
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是稳定、积极的。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三四个双边关系之一。他力主在重大国际问题例如朝鲜问题上，中美采取合作的立场。
在自己的体系中，布热津斯基最关注的是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无论是瓦解苏联还是交好中国，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怎样使美国的全球地位不衰落，是布热津斯基外交的核心命题。他一直敦促美国在联盟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世界的能力，反对单边主义，认为这将破坏美国在全球的信誉，使美国受到孤立。
布热津斯基在众多著作中都谈到，美国全球实力的衰退最终将不可避免。这次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制度和民众心态打击沉重，使这样的威胁开始显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展望2011年时，他表示，美国的实力可能继续受到影响，但他也提醒中国“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确保朝鲜半岛不出现最坏情况
第一财经日报：朝鲜问题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随着韩朝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关系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布热津斯基：我觉得美中关系恶化就是可能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韩朝之间再度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区域的和平，对于中美两国以及两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区域出现真正的军事冲突，那将不只是美国和中国关注，日本和俄罗斯也会极度关注。我们将看到极为严重的国际冲突。所以对于牵涉其中的中美两国来说，要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况。
日报：你认为在东北亚地区，中美之间是合作的还是对抗的？
布热津斯基：美国对中国不应该是对抗的。双方产生巨大的敌意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面对难以和解的局面，也就是作出一方同另一方对抗的选择。实际上，直接面对冲突不仅对美国，也会对中国的利益带来巨大的破坏，对整个区域的利益甚至整个国际体系也有损害。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对话，我很高兴奥巴马总统最终和胡锦涛主席（于6日就中美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通了电话。这很好，其实我希望他们能早几天通话，但往前走总是好的。现在，避免冲突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即使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解释不同。
日报：中美两国元首确实对话了，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第13天才对话。《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表明中美关系在恶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布热津斯基：我不知道他们（《纽约时报》）是怎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但我确实希望他们（中美两国元首）能立即交换看法。我当时建议奥巴马总统给胡主席打电话。
中美关系快速扩张带来复杂性
日报：总结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寻求一种更紧密的中美关系，但现在来看情况有些相反。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平静。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是因为双边关系的规模快速扩张之故，规模往往也带来复杂性。这也凸显了一年前我去北京时强调的：我们必须有非正式但是直接的高层战略对话。胡主席定于明年1月访美，我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两位领袖定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指导我们之间的关系。
日报：怎样理解奥巴马总统主导之下美国的亚洲战略？如果用目前流行的“美国重回亚洲”来定义，你是否认同？
布热津斯基：我不认为是重回亚洲，我认为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亚洲对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增强。
亚洲总是重要的，但有一段时间，在历史上，亚洲是西方政策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现在很清楚的是，亚洲和西方一起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等领域。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关系更重要了，但也更复杂了。
日报：从美国的整体战略看，你认为美国会偏向于大西洋盆地的美欧方向，还是会偏向于太平洋盆地的亚洲方向？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两者都有。如果你看地图，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有海岸线，而海洋就是一种向外扩展的手段。所以美国走向欧洲和亚洲。
但我们认识到，美国并非处在一个统治世界的位置，美国是积极介入整个世界。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对这点理解得很好。但也需要强调，我们应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对话，而不要和欧洲或亚洲冲突。
中美共同利益首先是地缘稳定
日报：中美在亚洲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们的共同利益，首先是地缘的稳定。如果出现动乱，中美两国都会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对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事漠不关心。
第二，中美在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中有重合的利益。一部分是因为中美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好，在国家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成功方面都有利益。而且美中之间有巨大的合作机会去运用这种成功，帮助那些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都比较落后的区域。
日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没有冲突？
布热津斯基：这要看中国的崛起是否伴生冲突，以及程度有多大。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是稳定、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也意味着愿意承担责任。中国必须决定怎样成为一个强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不应该怕负责任。有些职责是困难的，但可以和其他人分担。
日报：你的《大棋局》提到，中国在亚洲自然应该是美国的盟友。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布热津斯基：我指的是亚洲大陆，而日本是太平洋中的岛国。中国已经在亚洲大陆上崛起，成为精力充沛、现代化的国家。但日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尽管日本现在增长得较慢，也在变“老”。印尼也在崛起。所以我认为，美国同大陆国家和岛屿国家发展关系的能力和程度会有不同。我认为这种必要的不同是需要承认的。
日报：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会不会使美日、美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加强？
布热津斯基：如果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观察地缘——哪个国家和我们有更紧密的关系？但我认为最好不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不同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正在改变
日报：在你另一本书《大抉择》中，你说中国即使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内部的政治稳定，最多也只能是个区域大国，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你还这样认为吗？
布热津斯基：中国是一个区域大国，我认为不排除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全球大国。可以有两个、三个或四个全球大国。
如果欧洲能够真正一体化，也会是一个全球大国。如果俄罗斯能恢复实力和现代化，也可以成为全球大国。印度也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在制造业、城市化方面已经具备全球大国的特性。我认为中国要成为全球大国应该没有什么障碍。它会在国内和国际都追求有成效、负责的政策，而且明白实力产生责任。
日报：你怎么看美国的地位，美国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吗？
布热津斯基：当然是，美国现在是，三四十年以后还会是。这要看世界发生什么，也要看美国发生什么。美国人民有这样的智力、决心和修养在创造力方面保持领先的实力。
日报：美国的实力是否在下降？
布热津斯基：我不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下降，事实上是其他国家的实力在上升。这改变了实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但就目前情况看，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美国的能力。
美国人民有决心保持领先，也许我们能将这样的实力持久保持下去。
日报：这次经济危机怎样影响了美国的全球实力？
布热津斯基：美国也许受了影响。如果我打喷嚏，每个人也都打喷嚏，那就并不说明我更脆弱。一些国家开始时说危机始自美国，只是美国的事。事实上，所有人都遇到了问题。这显示了全球的互相依赖。如果这是美国的危机，那么所有的人都受了影响。
日报: 这次危机使美国人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
布热津斯基：既然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许我可以引用列宁在1920年提醒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迷失方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想一些中国人讨论将来的时候，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
余永定：中国投资热之忧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余永定
2010年12月24日10:41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资料图）
余永定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可就在战略和经济学家忙于推测中国的发展道路，预测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内情绪在2010年却显得既严肃又克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然，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绝非一帆风顺。纵观历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数十年停滞不前，最终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最终达到了完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中国为实现高速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够真正计算清楚。中国的投资增速现在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明确体现出中国资本使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的投资热中有两方面特别令人忧虑。首先，地方政府影响很大一部分投资决策。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额的将近四分之一。
有些地方政府简直是用先挖坑再填上的方法来制造GDP。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豪华公寓、宏伟的政府办公楼和高耸的摩天大厦。 中国省级市修建的酒店可以让西方位于首都的五星级酒店相形见绌。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国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储备。
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经济工厂的地位。问题在于它不过就是工厂而已：中国经济的弱点是缺乏创新和创造力。比如单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今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1700万辆之多。但由中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车型却屈指可数。
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 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当巨人倒下时，很多人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内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已经急剧扩大。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时间已经过长，政府也未能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未能及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中国今天强大的财政实力赋予了它成功调整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特定改革政策的特定受益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
中国公众最为痛恨的是官商勾结，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将其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打破这一联盟是执政者在2011年和今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精英管理是廉政善政的先决条件。但阿谀奉承和玩世不恭的政治文化已经对精英管理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因此，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已经再次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国外，中国的崛起已经激起了钦佩、嫉妒、怀疑，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经引发了公开的敌意。
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中国的崛起像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一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今后若干年内，在气候变化、全球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作为重要全球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而且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有一点应该不言自明：互惠互利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作者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usa/2010-12/23/content_11744454.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现任会长、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 编译 刘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