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夏”与“文明”两词均出自《尚书》。华夏文明的起源、组成、传承发展是其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华夷之辨”每出现一次，华夏文明的覆盖范围就扩大一圈，因而甘肃也逐步进入华夏文明圈，且秦安大地湾一带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可分为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体系完整的专题文化、数目繁多的“华夏之最”，其具有源头性、多样性、过渡性特征。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已发展为“彰显基地”建设，它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世界是其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中，甘肃起到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关键词]华夏文明；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华夷之辨”；大地湾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07-06 一、华夏、文明及华夏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华夏、文明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唐孔颖达释：“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②作为部族，华夏最初指居住在中原的汉族的先民，也可称为诸夏、夏、华等。与华夏相邻居住在中原周边的部族被称为四夷：蛮、戎、夷、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以服事诸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的含义渐趋宽泛，可以与今天的“中华”等同。 “文明”一词亦最早见于《尚书》，《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③《周易》乾卦《文言》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④看来，“文明”的最初含义是光明和显耀。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中有“辟草昧而致文明”的说法，这里的“文明”与“草昧”对称，有社会进步之意。18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常以“文明社会”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野蛮状态相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时代。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⑤此说进一步点明了文明的本质。以此看来，华夏文明是指中国摆脱蒙昧、野蛮状态开始进入新的更发达社会的时代，其表现形式包括这一时代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华夏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近代以来，华夏文明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研究的队伍来看，华夏文明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单兵深入”阶段。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一些学者敏感地认识到了华夏文明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独自开展研究。这一阶段，选定研究华夏文明与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敏感性有关，其中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代表。⑥第二是“团队攻关”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华夏文明”成为不少组织或团队的研究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十分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及河南省、山西省相继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显著。第三是“协同作战”阶段。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家战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跨省区、全球性的研究机构出现，研究的范畴从基础研究到文化产业再到提高国家软实力。2012年，西北师范大学组建“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内首个展开“协同作战”的专门研究机构。 从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来讲，与“华夏文明”有关的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二是华夏文明的组成，三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三者相互支撑，其中起源问题为基础，也最受关注。⑦要探讨问题，统一认识，必须有大家认同的前提，不在同一概念下展开的讨论是无意义的。同样，探讨文明的起源，必须有起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以“三要素”类最具代表性。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要素，且认为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即可判定为文明；1977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三要素；⑧1985年，中国学者夏鼐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城堡”三要素；⑨1986年，中国学者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要素。比较而言，后两种说法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二、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源头 （一）“华夷之辨”与甘肃进入华夏文明圈 “华夏”概念的出现与“四夷”概念几乎同时诞生，“华夷之辨”是认识华夏文明必须讨论的问题。历史证明，每出现一次“华夷之辨”，华夏文明的覆盖范围就扩大一圈。 夏商时期，甘肃陇东地区就已经进入华夏文明核心圈。华夏作为部族名，主要出现在周朝。这时出现的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成为族名，主要是与蛮、夷、戎、狄相区别，但此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及三代的都城位置，可以判定夏（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至前771年）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甘肃的陇东地区被包括其中。 华夏作为部族，是后来形成的汉族的核心来源。按照民族的成因，汉族的远古先民被称为炎黄子孙。历史传说中以禅让方式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但是，历史传说同时又表明，汉族的远古先民还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的先民因杂居于戎、狄之间而与羌人关系密切。三代之王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实际上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另外，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或羌、或夷、或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由此看来，主要生活在今甘肃境内的羌人当是华夏族的来源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甚严，但华夏和四夷可以易位。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春秋（前770至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⑩例如杞为夏后，因他们与东夷杂处而行夷礼，就被看作东夷。吴国公族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被视为蛮夷。楚国王族的先人于西周初受封于荆蛮之区，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则称他们为荆蛮；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秦人看作西戎，至战国（前475～前221），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合，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这种易位实质上是华夏文明覆盖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华夏民族组成成分的进一步增多的反映。由此看来，秦始皇统一诸夏之前，甘肃黄河、洮河以东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华夏文明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华夏的族称虽依然沿用，但“华夷之辨”不被关注。原来属于山东的六国之民成为秦朝的“黔首”，“秦人”成为周边西域诸族、匈奴对中原人的称呼。两汉立国前后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乌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疆域有了新的发展，甘肃全境进入汉朝的直接统治区即华夏文明圈。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317～589），大量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华夷之辨”再次被提出。“五胡”在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成为统治民族。论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据以两京（长安、洛阳）而自居中国正统。于是，原称“华夏”的中原原居民因行汉礼仪、服汉仪冠，遂逐渐地被称为“汉人”。在以后的发展中，汉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同时，大量的周边四夷不断地融为汉人，而中原的汉人也通过不同方式移民至原来被称为“四夷”的地区。移民和融合的结果，使华夏文明的内涵不断得以提升，华夏文明圈不断地扩大。11“汉人”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华夏”一词“汉人”意义的淡化和多民族意义的逐渐加强。十六国时期，由于大量中原世族的到来，甘肃河西走廊局势稳定，文化兴盛，河西文化对后世影响甚巨。陈寅恪讲道：“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12据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甘肃，已是华夏文明区内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文化发达，“华夷一家”、“华戎混同”观念强烈。先是北方统一，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典章学术相结合，构建了隋唐典章制度的基石，而后是江左孕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隋灭陈后被大规模输送北方，与中原文明充分融汇、结合，进而升华为代表境内更加广泛的民族文化的华夏文明。《唐律疏议》记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至此，“华夏”与“中华”、“中国”等概念一同演化成为文化发达之含义。此后，“华夷之辨”虽在国家分裂动荡时期一再被提出，但核心问题不再是“华夏”或“夷狄”，而在于统治者的政权是否“正统”。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华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全族的代表，“华夷之辨”说淡出历史。 （二）基于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华夏文明源头探讨之学术回顾 自从“华夏文明的源头”这一课题被提出，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史料，提出了各种假设和观点。按照学术观点提出的先后，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外来说阶段、中国本地中原说阶段、中国本地多元说阶段。在每个研究阶段，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 第一阶段，甘肃彩陶被看作“华夏文明”外来说的强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关于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是从华夏民族的起源开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华夏文明是外来文明，如法国人德经认为中国人来自埃及，波提埃和卢内尔曼认为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关。1885年，英国人拉古别里主张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中国民族来自印度、缅甸、中亚西亚、土耳其、蒙古等说法。这些说法的共同弱点是对资料的想象性解读、依据单方面资料的假设和简单的类比。1921年以来，瑞典人安特生先在河南，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发现了彩陶，认为甘肃彩陶文化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安特生同时认为，甘肃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相类似并受其影响。安特生的说法为中国文明“西来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从而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外来说”的认同程度达到了极致。 第二阶段，秦陇被认为是汉族的发祥地。1931年山东章丘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和1933年发现的河南安阳殷墟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史前时代遗物从根本上动摇了华夏民族“西来说”。随后，华夏文明“本地说”被提了出来。“本地说”有多种提法，有“新疆说”（德人李希霍芬）、“甘肃说”（日人鸟居龙藏）、“南方说”（卫聚贤）、“北方说”、“中原说”等。前两者出于假设和文献的大胆推测，缺乏实在而有力的证据；后两者为个别学者新论，赞同者较少。因此，“本地说”主要指“中原说”。实际上，中国史书中固有的三皇五帝系统本就属于一元说。《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看来，《史记》中的一元说就是“中原说”。自从龙山文明和安阳殷墟文明被发现后，“西来说”不断被否定，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说”也逐渐得到加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及殷墟文化的分布都在黄河流域，夏、商、周也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文明不仅标志着国家的诞生，随着疆域和影响的不断扩大，还起着走向统一的作用，后来的历代王朝基本上承袭这一历史传统而继续发展。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等论说不断涌现。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明“中原起源说”颇占优势。著名华裔学者何炳棣《东方之摇篮》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的摇篮”。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原说”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认同。 但在同一时期，学术界向来不乏坚持汉族源自于甘肃一带者。吕思勉认为，“自伏羲至殷，汉族踪迹，迄在今黄河流域矣”，“汉族初基，实在黄河上游，后乃渐进于其下游”，“起自秦陇”、“终至淮域”，“隐有自西祖东之迹”。因此，陕西、甘肃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13何士骥提出，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14徐旭生也认为，华夏族的祖先中有一支叫少典，与有蟜氏互通婚姻，大约生活在今甘肃陕西交界的黄土高原上或者附近，后来分出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华夏集团由陕甘黄土高原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大平原。15日人鸟居龙藏认为，“甘肃古有一族，尊上帝而敬祖宗，即为汉人之祖，后乃向东迁移”。1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黄土高原”条：“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在中国中部偏北……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第三阶段，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多学科涉足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考古学。17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区域考古发展迅速。大量涌现的出土文物显示，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而且各系统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从此，人们对华夏文明的大系统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甘肃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七大区域说开考古学上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之先河。18接着，“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学说、19 “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相继问世，20华夏文明有多个文明起源中心逐渐被认同。 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距离天水市102公里。遗址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文化，时间为距今7800～4800年，前后延绵3000年。大地湾遗址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地方类型成为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以极其清晰和完整的文化谱系构筑了甘肃史前考古的断代标尺。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成就突出，在国内考古学方面创造六个第一：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刻画符号、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最早的绘画。基于此，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认为，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展示的是从一般聚落向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同时代遗址中的唯一发现，可以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例证，是阶级萌芽的表现，被誉为“城乡革命的前奏曲”。21 秦安大地湾一带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除考古学本身的重大意义之外，还成为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三者在探讨华夏文明起源课题上结合、互证并取得成果的先例，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 三、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组成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宝库，是全国华夏文明生态的缩影。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类型众多，是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典型标志。现将特色鲜明、系统性强的文化类型按照时代文化、专题文化、华夏之最分类介绍。 （一）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 远古神话文化：甘肃境内流传的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伏羲画八卦、周穆王西游、西王母瑶池设宴等早期神话内容十分丰富，这些神话为从考古学探索“华夏文明”起源起到了方向性提示作用。 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遗址地处伏羲女娲传说的中心地，而且两者的时代基本同期。其发掘为伏羲文化的历史性提供了考古学的有力证据，是甘肃新石器文化辉煌发展的真实展现。 早期周文化：陇东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周人先祖进入关中之前的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存，结合考古发现，基本可以梳理出周人在陇东生产、生活、迁徙及发展壮大的历程，构建周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全图。 早期秦文化：陇南天水、西和、礼县等地秦人的生活遗迹以及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物，显示了先秦时期秦人在西北地区立足、壮大及“霸西戎”、称诸侯、进关中的曲折历程，是探索秦国开发西北及西南地区、统一诸夏的重要线索。 五凉文化：十六国时期，中原割据，政权林立，战火纷飞。河西虽然也先后出现五个政权，但局势相对稳定，文化也由此得以发展。五凉文化在汉晋文化保存传承及隋唐盛世制度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西夏文化：西夏疆域辽阔，定都在今宁夏银川市，但疆域的大部分则属今甘肃。甘肃境内西夏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其中张掖大佛寺有国内最大的卧佛。黑水城文书95%是西夏文，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首选资料，其发现之时黑水城尚辖属甘肃。因此，西夏文化是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系完整的专题文化 彩陶文化：甘肃境内彩陶出土区域广、数量多、色泽鲜艳、纹饰华丽、器型独特、自成体系，不仅是仰韶文化发展的巅峰，也代表了“世界彩陶艺术巅峰”。 简牍文化：中国早期的简牍全部出自西北，尤其以甘肃出土最多。因此，甘肃简牍学早期发展史就是中国简牍学发展史。甘肃简牍是了解汉王朝开发河西、经营西北的最直接资料，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非常重要，国际简牍学的诞生直接得力于甘肃简牍的出土。 敦煌遗书：莫高窟不仅是世界艺术宝库，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文书也直接催生了国际显学——敦煌学。为此，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国内外学术界对莫高窟艺术和敦煌文书的研究在充实华夏文明资源宝库及提升华夏文明国际影响力方面意义重大。 长城文化：从历代长城的重要性和历史内涵及历史遗存来说，甘肃长城都是首屈一指。战国秦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的西起点及重要关节点都在甘肃境内，历代长城不断修筑的历史就是甘肃大地不断得到开拓的历史。 石窟文化：甘肃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地区之一，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为国内罕见。佛教石窟艺术经过河西走廊，完成了中国化的第一步。22 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从东到西贯穿甘肃全境，绵延1600多公里。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及枢纽路段。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最早通道。今天，丝绸之路文明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族文化：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就是民族关系，23甘肃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西部民族历史的缩影。氐、羌、戎、月氏、乌孙、吐谷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密切接触，甘肃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场所。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宗教文化：甘肃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同发展的地区，宗教文化内涵丰富、民族性特征突出。平凉崆峒山是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之处”，被誉为中国“道家第一名山”。佛教经过甘肃传入中原和西藏，河西地区是中国本土佛学的早期摇篮。甘肃临夏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发源地，当前仍为中国门宦最为集中的地区。拉卜楞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院之一，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 黄河文化：黄河是流经西北地区的第一大河，黄河渡口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秦、明两代，黄河成为中原王朝和西北游牧民族的界河。清人对黄河甘肃段在古代历史上的战略有精辟论述：“自河州以西，北至靖远，皆昔人控扼制胜之地也。”24黄河甘肃段历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河源”问题、黄河上游干支流水力文化、沿河民族文化、黄河岩画等。 （三）数目繁多的“华夏之最”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中，还有众多的“华夏之最”，其中与华夏文明起源有关、影响深远的考古发现就有：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最早发现三件人工打制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甘肃因而成为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251955年，在兰州白道沟发现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制陶窑场；261975年，东乡族自治县出土的青铜小刀，距今约5000年左右，被誉为“中华第一刀”；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距今约4000年，是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1986年，天水市放马滩秦汉墓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这些重要的文化资源，成为解读中国早期文化之谜的重要线索。正如李学勤所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27 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 （一）“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 一般说来，探源是近代学术界关注华夏文明的最初动因。随着研究角度的不断变化，华夏文明的内涵愈加丰富，时代价值也愈加突出。立足于现代学术研究史，华夏文明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经历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追溯文明源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止于五六十年代，伴随中国考古学诞生、发展和逐渐辉煌，“中华民族外来说”不攻自破，华夏文明第一层次的研究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第二层次是解读文明宝库：在魏晋以来的南北分裂之后，隋唐一统天下，胡汉一家、“混一戎夏”、“华夷一家”的理念出现。近代以来，经过“五族共和”等学说的推动，各民族共铸华夏文明之说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第三层次是建设“彰显基地”：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华夏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已成为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作为华夏历史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地区，山西省要建设“华夏文明主题公园”，河南省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甘肃省则要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关中、天水共同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文化基地”。尤其是后者表明，对华夏文明的重视已经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可见，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由最初的“源头探讨”已发展为“彰显基地”建设。这一变化表明，“华夏文明”不仅仅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是具有科学价值和开发潜力的文化资源，是生产力，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 （二）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色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数量多、内容丰富，且具有源头性、多样性、过渡性特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源头性非常突出。有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羲皇故里——天水伏羲庙，有道教第一山——崆峒山，甘肃还被誉为“中国彩陶之乡”、“长城之省”。甘肃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地带，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众多。除著名的彩陶、丝路等外，还有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中古时代外来宗教文化，有苯教、道教等中华本土宗教文化，有三国文化及仇池文化等历史时代文化，有红军会宁会师及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等代表的红色文化，有“共和国长子”兰州石化和“镍都”金川公司等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甘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文化资源的过渡性鲜明。新疆石窟中的犍陀罗风格明显，而甘肃石窟中中原文化因素明显增多；西亚是世界养羊业、养牛业的起源地，甘肃是世界养羊、养牛业东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过渡带；西亚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器的地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陇中地区的齐家文化是青铜制造业由西而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甘肃与华夏文明走向世界 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走向世界是华夏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中，甘肃起到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中古时期，甘肃曾经是世界几大远古文明的交汇区。姜亮夫说：“敦煌艺术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28季羡林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29 丝绸之路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第一通道，而穿越甘肃全境是中原王朝走向世界的第一程。30据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分析，丝绸之路上西去或东进的有案可稽的人物数以百计，其中西游求法者中有籍贯可考者65人，属甘肃籍者10人，人数位居第一。31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多达5万多件，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直接催生了敦煌学。随着文书流散至英国、法国、俄等10余个国家，敦煌学成为世界汉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世界，就是敦煌文书的世界。195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从此，敦煌艺术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321980年以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演出2000余场，气势磅礴，场面宏大，震撼了世界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文明的世界影响力。甘肃出土汉简7万多枚，是华夏文明中的瑰宝。鲁迅曾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33甘肃出土简牍不仅是“国学”所在，而且研究甘肃简牍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目前，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我国港台地区，都有专门的简牍研究机构和学者，甘肃汉简甚至进入了日本中学教科书。34可以说，敦煌文化、简牍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注 释] ①②③④《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第2148页、第125页、第16页。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⑦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两个有关华夏文明源头的重大学术工程：以李学勤为首席专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以王巍为首席专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⑧转引自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⑩252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第732页、第738页。 11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1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1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0～11页。 14何士骥：《中国文化发源洮河》，《世界日报》，1947年10月24日；何士骥《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新西北》，1944年7月12日。 1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86、89页相关论述。 1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6页。 17近期，基因研究技术被引进该领域，已经取得一些科研成果。 18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9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20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21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22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23金宝祥：《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是民族关系》，《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24清·许鸿磐纂、民族图书馆古籍组整理：《方舆考证一百卷》（华鉴阁，民国22年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7李学勤：《仰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仰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8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9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30刘再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历史地位》，《甘肃日报》，2012年7月18日第14版。 3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32刘再聪：《张大千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 33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34郝树声：《甘肃出土汉简在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载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0页。
[摘要]“华夏”与“文明”两词均出自《尚书》。华夏文明的起源、组成、传承发展是其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华夷之辨”每出现一次，华夏文明的覆盖范围就扩大一圈，因而甘肃也逐步进入华夏文明圈，且秦安大地湾一带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可分为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体系完整的专题文化、数目繁多的“华夏之最”，其具有源头性、多样性、过渡性特征。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已发展为“彰显基地”建设，它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世界是其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中，甘肃起到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关键词]华夏文明；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华夷之辨”；大地湾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07-06 一、华夏、文明及华夏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华夏、文明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唐孔颖达释：“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②作为部族，华夏最初指居住在中原的汉族的先民，也可称为诸夏、夏、华等。与华夏相邻居住在中原周边的部族被称为四夷：蛮、戎、夷、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以服事诸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的含义渐趋宽泛，可以与今天的“中华”等同。 “文明”一词亦最早见于《尚书》，《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③《周易》乾卦《文言》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④看来，“文明”的最初含义是光明和显耀。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中有“辟草昧而致文明”的说法，这里的“文明”与“草昧”对称，有社会进步之意。18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常以“文明社会”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野蛮状态相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时代。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⑤此说进一步点明了文明的本质。以此看来，华夏文明是指中国摆脱蒙昧、野蛮状态开始进入新的更发达社会的时代，其表现形式包括这一时代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华夏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近代以来，华夏文明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研究的队伍来看，华夏文明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单兵深入”阶段。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一些学者敏感地认识到了华夏文明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独自开展研究。这一阶段，选定研究华夏文明与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敏感性有关，其中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代表。⑥第二是“团队攻关”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华夏文明”成为不少组织或团队的研究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十分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及河南省、山西省相继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显著。第三是“协同作战”阶段。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家战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跨省区、全球性的研究机构出现，研究的范畴从基础研究到文化产业再到提高国家软实力。2012年，西北师范大学组建“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内首个展开“协同作战”的专门研究机构。 从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来讲，与“华夏文明”有关的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二是华夏文明的组成，三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三者相互支撑，其中起源问题为基础，也最受关注。⑦要探讨问题，统一认识，必须有大家认同的前提，不在同一概念下展开的讨论是无意义的。同样，探讨文明的起源，必须有起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以“三要素”类最具代表性。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要素，且认为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即可判定为文明；1977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三要素；⑧1985年，中国学者夏鼐提出了“青铜器、文字、城堡”三要素；⑨1986年，中国学者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要素。比较而言，后两种说法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二、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源头 （一）“华夷之辨”与甘肃进入华夏文明圈 “华夏”概念的出现与“四夷”概念几乎同时诞生，“华夷之辨”是认识华夏文明必须讨论的问题。历史证明，每出现一次“华夷之辨”，华夏文明的覆盖范围就扩大一圈。 夏商时期，甘肃陇东地区就已经进入华夏文明核心圈。华夏作为部族名，主要出现在周朝。这时出现的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成为族名，主要是与蛮、夷、戎、狄相区别，但此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及三代的都城位置，可以判定夏（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至前771年）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甘肃的陇东地区被包括其中。 华夏作为部族，是后来形成的汉族的核心来源。按照民族的成因，汉族的远古先民被称为炎黄子孙。历史传说中以禅让方式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但是，历史传说同时又表明，汉族的远古先民还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的先民因杂居于戎、狄之间而与羌人关系密切。三代之王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实际上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另外，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或羌、或夷、或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由此看来，主要生活在今甘肃境内的羌人当是华夏族的来源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甚严，但华夏和四夷可以易位。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春秋（前770至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⑩例如杞为夏后，因他们与东夷杂处而行夷礼，就被看作东夷。吴国公族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被视为蛮夷。楚国王族的先人于西周初受封于荆蛮之区，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则称他们为荆蛮；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秦人看作西戎，至战国（前475～前221），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合，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这种易位实质上是华夏文明覆盖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华夏民族组成成分的进一步增多的反映。由此看来，秦始皇统一诸夏之前，甘肃黄河、洮河以东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华夏文明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华夏的族称虽依然沿用，但“华夷之辨”不被关注。原来属于山东的六国之民成为秦朝的“黔首”，“秦人”成为周边西域诸族、匈奴对中原人的称呼。两汉立国前后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乌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疆域有了新的发展，甘肃全境进入汉朝的直接统治区即华夏文明圈。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317～589），大量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华夷之辨”再次被提出。“五胡”在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成为统治民族。论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据以两京（长安、洛阳）而自居中国正统。于是，原称“华夏”的中原原居民因行汉礼仪、服汉仪冠，遂逐渐地被称为“汉人”。在以后的发展中，汉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同时，大量的周边四夷不断地融为汉人，而中原的汉人也通过不同方式移民至原来被称为“四夷”的地区。移民和融合的结果，使华夏文明的内涵不断得以提升，华夏文明圈不断地扩大。11“汉人”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华夏”一词“汉人”意义的淡化和多民族意义的逐渐加强。十六国时期，由于大量中原世族的到来，甘肃河西走廊局势稳定，文化兴盛，河西文化对后世影响甚巨。陈寅恪讲道：“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12据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甘肃，已是华夏文明区内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文化发达，“华夷一家”、“华戎混同”观念强烈。先是北方统一，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典章学术相结合，构建了隋唐典章制度的基石，而后是江左孕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隋灭陈后被大规模输送北方，与中原文明充分融汇、结合，进而升华为代表境内更加广泛的民族文化的华夏文明。《唐律疏议》记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至此，“华夏”与“中华”、“中国”等概念一同演化成为文化发达之含义。此后，“华夷之辨”虽在国家分裂动荡时期一再被提出，但核心问题不再是“华夏”或“夷狄”，而在于统治者的政权是否“正统”。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华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全族的代表，“华夷之辨”说淡出历史。 （二）基于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华夏文明源头探讨之学术回顾 自从“华夏文明的源头”这一课题被提出，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史料，提出了各种假设和观点。按照学术观点提出的先后，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外来说阶段、中国本地中原说阶段、中国本地多元说阶段。在每个研究阶段，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 第一阶段，甘肃彩陶被看作“华夏文明”外来说的强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关于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是从华夏民族的起源开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华夏文明是外来文明，如法国人德经认为中国人来自埃及，波提埃和卢内尔曼认为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关。1885年，英国人拉古别里主张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中国民族来自印度、缅甸、中亚西亚、土耳其、蒙古等说法。这些说法的共同弱点是对资料的想象性解读、依据单方面资料的假设和简单的类比。1921年以来，瑞典人安特生先在河南，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发现了彩陶，认为甘肃彩陶文化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安特生同时认为，甘肃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相类似并受其影响。安特生的说法为中国文明“西来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从而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外来说”的认同程度达到了极致。 第二阶段，秦陇被认为是汉族的发祥地。1931年山东章丘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和1933年发现的河南安阳殷墟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史前时代遗物从根本上动摇了华夏民族“西来说”。随后，华夏文明“本地说”被提了出来。“本地说”有多种提法，有“新疆说”（德人李希霍芬）、“甘肃说”（日人鸟居龙藏）、“南方说”（卫聚贤）、“北方说”、“中原说”等。前两者出于假设和文献的大胆推测，缺乏实在而有力的证据；后两者为个别学者新论，赞同者较少。因此，“本地说”主要指“中原说”。实际上，中国史书中固有的三皇五帝系统本就属于一元说。《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看来，《史记》中的一元说就是“中原说”。自从龙山文明和安阳殷墟文明被发现后，“西来说”不断被否定，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说”也逐渐得到加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及殷墟文化的分布都在黄河流域，夏、商、周也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文明不仅标志着国家的诞生，随着疆域和影响的不断扩大，还起着走向统一的作用，后来的历代王朝基本上承袭这一历史传统而继续发展。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等论说不断涌现。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明“中原起源说”颇占优势。著名华裔学者何炳棣《东方之摇篮》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的摇篮”。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原说”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认同。 但在同一时期，学术界向来不乏坚持汉族源自于甘肃一带者。吕思勉认为，“自伏羲至殷，汉族踪迹，迄在今黄河流域矣”，“汉族初基，实在黄河上游，后乃渐进于其下游”，“起自秦陇”、“终至淮域”，“隐有自西祖东之迹”。因此，陕西、甘肃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13何士骥提出，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14徐旭生也认为，华夏族的祖先中有一支叫少典，与有蟜氏互通婚姻，大约生活在今甘肃陕西交界的黄土高原上或者附近，后来分出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华夏集团由陕甘黄土高原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大平原。15日人鸟居龙藏认为，“甘肃古有一族，尊上帝而敬祖宗，即为汉人之祖，后乃向东迁移”。1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黄土高原”条：“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在中国中部偏北……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第三阶段，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多学科涉足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考古学。17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区域考古发展迅速。大量涌现的出土文物显示，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而且各系统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从此，人们对华夏文明的大系统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甘肃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七大区域说开考古学上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之先河。18接着，“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学说、19 “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相继问世，20华夏文明有多个文明起源中心逐渐被认同。 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距离天水市102公里。遗址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文化，时间为距今7800～4800年，前后延绵3000年。大地湾遗址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地方类型成为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以极其清晰和完整的文化谱系构筑了甘肃史前考古的断代标尺。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成就突出，在国内考古学方面创造六个第一：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刻画符号、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最早的绘画。基于此，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认为，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展示的是从一般聚落向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同时代遗址中的唯一发现，可以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例证，是阶级萌芽的表现，被誉为“城乡革命的前奏曲”。21 秦安大地湾一带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除考古学本身的重大意义之外，还成为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三者在探讨华夏文明起源课题上结合、互证并取得成果的先例，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 三、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组成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宝库，是全国华夏文明生态的缩影。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类型众多，是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典型标志。现将特色鲜明、系统性强的文化类型按照时代文化、专题文化、华夏之最分类介绍。 （一）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 远古神话文化：甘肃境内流传的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伏羲画八卦、周穆王西游、西王母瑶池设宴等早期神话内容十分丰富，这些神话为从考古学探索“华夏文明”起源起到了方向性提示作用。 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遗址地处伏羲女娲传说的中心地，而且两者的时代基本同期。其发掘为伏羲文化的历史性提供了考古学的有力证据，是甘肃新石器文化辉煌发展的真实展现。 早期周文化：陇东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周人先祖进入关中之前的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存，结合考古发现，基本可以梳理出周人在陇东生产、生活、迁徙及发展壮大的历程，构建周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全图。 早期秦文化：陇南天水、西和、礼县等地秦人的生活遗迹以及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物，显示了先秦时期秦人在西北地区立足、壮大及“霸西戎”、称诸侯、进关中的曲折历程，是探索秦国开发西北及西南地区、统一诸夏的重要线索。 五凉文化：十六国时期，中原割据，政权林立，战火纷飞。河西虽然也先后出现五个政权，但局势相对稳定，文化也由此得以发展。五凉文化在汉晋文化保存传承及隋唐盛世制度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西夏文化：西夏疆域辽阔，定都在今宁夏银川市，但疆域的大部分则属今甘肃。甘肃境内西夏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其中张掖大佛寺有国内最大的卧佛。黑水城文书95%是西夏文，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首选资料，其发现之时黑水城尚辖属甘肃。因此，西夏文化是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系完整的专题文化 彩陶文化：甘肃境内彩陶出土区域广、数量多、色泽鲜艳、纹饰华丽、器型独特、自成体系，不仅是仰韶文化发展的巅峰，也代表了“世界彩陶艺术巅峰”。 简牍文化：中国早期的简牍全部出自西北，尤其以甘肃出土最多。因此，甘肃简牍学早期发展史就是中国简牍学发展史。甘肃简牍是了解汉王朝开发河西、经营西北的最直接资料，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非常重要，国际简牍学的诞生直接得力于甘肃简牍的出土。 敦煌遗书：莫高窟不仅是世界艺术宝库，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文书也直接催生了国际显学——敦煌学。为此，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国内外学术界对莫高窟艺术和敦煌文书的研究在充实华夏文明资源宝库及提升华夏文明国际影响力方面意义重大。 长城文化：从历代长城的重要性和历史内涵及历史遗存来说，甘肃长城都是首屈一指。战国秦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的西起点及重要关节点都在甘肃境内，历代长城不断修筑的历史就是甘肃大地不断得到开拓的历史。 石窟文化：甘肃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地区之一，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为国内罕见。佛教石窟艺术经过河西走廊，完成了中国化的第一步。22 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从东到西贯穿甘肃全境，绵延1600多公里。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及枢纽路段。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最早通道。今天，丝绸之路文明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族文化：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就是民族关系，23甘肃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西部民族历史的缩影。氐、羌、戎、月氏、乌孙、吐谷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密切接触，甘肃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场所。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宗教文化：甘肃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同发展的地区，宗教文化内涵丰富、民族性特征突出。平凉崆峒山是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之处”，被誉为中国“道家第一名山”。佛教经过甘肃传入中原和西藏，河西地区是中国本土佛学的早期摇篮。甘肃临夏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发源地，当前仍为中国门宦最为集中的地区。拉卜楞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院之一，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 黄河文化：黄河是流经西北地区的第一大河，黄河渡口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秦、明两代，黄河成为中原王朝和西北游牧民族的界河。清人对黄河甘肃段在古代历史上的战略有精辟论述：“自河州以西，北至靖远，皆昔人控扼制胜之地也。”24黄河甘肃段历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河源”问题、黄河上游干支流水力文化、沿河民族文化、黄河岩画等。 （三）数目繁多的“华夏之最”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中，还有众多的“华夏之最”，其中与华夏文明起源有关、影响深远的考古发现就有：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最早发现三件人工打制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甘肃因而成为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251955年，在兰州白道沟发现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制陶窑场；261975年，东乡族自治县出土的青铜小刀，距今约5000年左右，被誉为“中华第一刀”；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距今约4000年，是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1986年，天水市放马滩秦汉墓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这些重要的文化资源，成为解读中国早期文化之谜的重要线索。正如李学勤所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27 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 （一）“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 一般说来，探源是近代学术界关注华夏文明的最初动因。随着研究角度的不断变化，华夏文明的内涵愈加丰富，时代价值也愈加突出。立足于现代学术研究史，华夏文明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经历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追溯文明源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止于五六十年代，伴随中国考古学诞生、发展和逐渐辉煌，“中华民族外来说”不攻自破，华夏文明第一层次的研究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第二层次是解读文明宝库：在魏晋以来的南北分裂之后，隋唐一统天下，胡汉一家、“混一戎夏”、“华夷一家”的理念出现。近代以来，经过“五族共和”等学说的推动，各民族共铸华夏文明之说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第三层次是建设“彰显基地”：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华夏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已成为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作为华夏历史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地区，山西省要建设“华夏文明主题公园”，河南省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甘肃省则要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关中、天水共同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文化基地”。尤其是后者表明，对华夏文明的重视已经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可见，华夏文明的时代价值，由最初的“源头探讨”已发展为“彰显基地”建设。这一变化表明，“华夏文明”不仅仅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是具有科学价值和开发潜力的文化资源，是生产力，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 （二）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色 甘肃历史文化资源数量多、内容丰富，且具有源头性、多样性、过渡性特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源头性非常突出。有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羲皇故里——天水伏羲庙，有道教第一山——崆峒山，甘肃还被誉为“中国彩陶之乡”、“长城之省”。甘肃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地带，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众多。除著名的彩陶、丝路等外，还有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中古时代外来宗教文化，有苯教、道教等中华本土宗教文化，有三国文化及仇池文化等历史时代文化，有红军会宁会师及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等代表的红色文化，有“共和国长子”兰州石化和“镍都”金川公司等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甘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文化资源的过渡性鲜明。新疆石窟中的犍陀罗风格明显，而甘肃石窟中中原文化因素明显增多；西亚是世界养羊业、养牛业的起源地，甘肃是世界养羊、养牛业东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过渡带；西亚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器的地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陇中地区的齐家文化是青铜制造业由西而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甘肃与华夏文明走向世界 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走向世界是华夏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中，甘肃起到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中古时期，甘肃曾经是世界几大远古文明的交汇区。姜亮夫说：“敦煌艺术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28季羡林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29 丝绸之路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第一通道，而穿越甘肃全境是中原王朝走向世界的第一程。30据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分析，丝绸之路上西去或东进的有案可稽的人物数以百计，其中西游求法者中有籍贯可考者65人，属甘肃籍者10人，人数位居第一。31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多达5万多件，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直接催生了敦煌学。随着文书流散至英国、法国、俄等10余个国家，敦煌学成为世界汉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世界，就是敦煌文书的世界。195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从此，敦煌艺术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321980年以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演出2000余场，气势磅礴，场面宏大，震撼了世界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文明的世界影响力。甘肃出土汉简7万多枚，是华夏文明中的瑰宝。鲁迅曾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33甘肃出土简牍不仅是“国学”所在，而且研究甘肃简牍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目前，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我国港台地区，都有专门的简牍研究机构和学者，甘肃汉简甚至进入了日本中学教科书。34可以说，敦煌文化、简牍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注 释] ①②③④《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第2148页、第125页、第16页。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⑦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两个有关华夏文明源头的重大学术工程：以李学勤为首席专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以王巍为首席专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⑧转引自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⑩252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第732页、第738页。 11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1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1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0～11页。 14何士骥：《中国文化发源洮河》，《世界日报》，1947年10月24日；何士骥《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新西北》，1944年7月12日。 1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86、89页相关论述。 1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6页。 17近期，基因研究技术被引进该领域，已经取得一些科研成果。 18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9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20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21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22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23金宝祥：《甘肃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是民族关系》，《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24清·许鸿磐纂、民族图书馆古籍组整理：《方舆考证一百卷》（华鉴阁，民国22年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7李学勤：《仰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仰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8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9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30刘再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历史地位》，《甘肃日报》，2012年7月18日第14版。 3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32刘再聪：《张大千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 33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34郝树声：《甘肃出土汉简在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载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