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小民
经济观察报 2010年09期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影响着山东的地域文化和民风，也影响了山东的鲁商。所以，我们要从儒家文化来理解鲁商的发生、发展与特色。
山东的地理环境是适于商业发展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就以盐、鱼、漆、麻、帛等出名。同时，山东交通发达，陆路为入京之通道，临清、武定（今惠民市）、曹州（今菏泽市）、濮州、沂州（今临沂市）、登州（今蓬莱市）、莱州（今掖县）都为重要的陆上交通枢纽，直达京津的大运河流经山东，临清被称为“十三省大码头”。而且，早在春秋时期，山东的贸易就相当发达。齐国的宰相管仲采取“通山海、管鱼盐”的重商政策。陶朱公范蠡和孔子的弟子子贡等都是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但鲁商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其他位也远远不如其他商帮。究其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产生于山东，儒家重农轻商，以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山东人。他们追求“学而优则仕”，以从商为耻，因此，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没有得到利用。
之所以有鲁商。实则是被逼出来的。山东是一个“十年九灾”的地方，明代水旱之灾不下数百次之多。清代之后更是灾害频繁，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各种灾害远超其他各省。灾害使山东人生活艰难，一些人开始“闯关东”，另一些人则在流亡中成为商人。物质永远重于精神，在各种灾害面前，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让位于生存的基本需要。鲁商就是这样被灾害所逼而成。
另一刺激鲁商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作物生产与流通的发展。从明代初年开始，山东开始引种棉花。山东的土地适于种棉，加之当时1亩棉花的经济价值相当于5亩粮食，又可以用棉花代纳税粮，所以迅速得到推广。到明万历年间，山东已成为重要棉产区，征缴棉花棉布量已列北方各省第一。除了棉花，烟草、花卉、蚕桑、油料作物、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灾害逼山东人从商，商品生产的发达又为从商提供子物质基础。从明代中期起，山东的商业迅速发展，形成商帮。史书中，明代中期之后关于山东人经商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清以后，鲁商进入繁荣时代，其标志是与其他商帮一样建立了会馆，如清初上海的“山东会馆”、苏州的“东齐会馆”，南京的“山东会馆”，汉口的“齐鲁会馆”等。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已能看出山东商品经济的发达；清代小说《聊斋志异》共有486篇，其中有80余篇反映了山东商人的经商活动。
与其他商帮一样，鲁商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帮，其中首推由登州、莱州、青州商人组成的胶东帮，此外还有济南帮、洛宁帮、东昌帮也各有特点。各帮的经营各有各的特色，胶东帮以经营粮食和海货为主，济南帮和济宁帮的经营丝绸为主，东昌帮以枣货为主。
鲁商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在山东之外，首先是在东北。山东人“闯关东”，最早是从事农垦，但以后进入商业等各行业。国内其他商帮除晋商外很少在东北经商，而且在东北的势力晋商也不如鲁商。其次是在长江流域的汉口、芜湖、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第三是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在北京的丝绸业和饮食业中，山东人势力相当大。北京的饮食业是鲁菜当家，著名的便宜坊、致美斋、正阳楼等都是山东人开的，著名的“瑞蚨祥”也是山东人的。还有一些山东商人漂洋过海，影响达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鲁商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另一种是开店的“坐贾”，这与其他商帮相似，但鲁商还有第三种类型，即从事买卖中介的“行商”。这是因为封建规定“商贾兴贩，不能不经行家之手”。鲁商从事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如从东北向关内贩粮），必须由行商当中介，于是行商兴起。鲁商的经营或由个人独资经营，或由数人合伙经营，在鲁商中已经出现了所有者雇代理人经营的现象，即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并不普遍。
如果说从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帮没有出现巨商大贾的话，同样在人口流动中形成的鲁商则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这类商人一种是官商一体者，如济宁驰名鲁、苏、豫、皖的玉堂酱园孙家，从4000两银子的资本起步，经过百年发展为10万两银子的资本，雇工达四五百名，其酱菜、酒、油、醋等驰名省内外，其东家孙玉堂曾任喜庆年间两广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抚，两湖、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其长子孙善宝曾任江苏巡抚，三子孙瑞珍官至户部尚书。同时孙家在家乡有3万余亩土地。另一个从商更有名的，是号称“丁百万”的黄县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举人、进士，五品官衔以上者148人，其当铺、钱庄遍及11个省，相传资产达5400万两白银。另一种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县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经营的“八大祥”商业，遍布国内许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号达28家，从业人员2800人，清末就有“山东袁紫兰、山西康百万，两个财神爷，比不上一个孟洛川”之说。孟家同时还有大量土地。当然，鲁商中也有纯粹的商人。
鲁商是“被经商”的，但经商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儒家思想，他们在经商中仍然实践着儒家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儒商。我们说的儒商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有文化的商人，但这种文化不一定是儒家文化。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自诩儒商或夸某人为儒商，更多强调的是这种含义；另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从商的商人。尽管他们从商，但处处以儒家思想为规范，我们这里说的鲁商为儒商正是取的后一种含义。
儒家思想的背景是农耕文化，以农为本，轻视商业。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学而优则仕”。鲁商尽管也经商，并有所作为，但在他们心中，从商仅仅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手段。有了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仍然要入仕。许多鲁商走的都是“经商—科举—入仕”这样一条路。
在经商过程中，鲁商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体系，这种商业道德体系的思想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和“民无信而不立”。体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这些信念再加上山东人重朋友义气、重承诺的梁山好汉血性，造就了鲁商成功的商业。孟家的“八大祥”，玉堂春的酱菜，正阳楼、便宜坊等字号都成为百年老字号，受到消费者的普遍信任，正是因为这样的老字号既保证质量、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也从不在商业中靠假冒伪劣和欺骗手段发财。这些都是鲁商成功的保证。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套为人处世或者做人的道理，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规范。鲁商在经商中和经商成功后都按这种行为规范行事，按儒家的标准做人。儒家的行为规范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明代山东商人史朝佐，不仅以商业成功闻名，更由于他性格豪爽，仗义行侠，对自己勤俭节约而对公益事业是不惜金钱，而为后世楷模。上文提到的孙家、丁家、孟家虽然富甲一方，但都谨记儒家的为人之道，为后世所称赞。而且，与其他商帮的封闭性略有不同的是，鲁商还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地方的商人，比如当年的广东、上海、山西、河南、天津等地商人都在山东经商，其实力也足以和山东商人抗衡，甚至还建立了会馆。其实，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商帮的指导思想，无非在鲁商种体现得更突出，更普遍而已。
作者介绍：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作者：梁小民
经济观察报 2010年09期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影响着山东的地域文化和民风，也影响了山东的鲁商。所以，我们要从儒家文化来理解鲁商的发生、发展与特色。
山东的地理环境是适于商业发展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就以盐、鱼、漆、麻、帛等出名。同时，山东交通发达，陆路为入京之通道，临清、武定（今惠民市）、曹州（今菏泽市）、濮州、沂州（今临沂市）、登州（今蓬莱市）、莱州（今掖县）都为重要的陆上交通枢纽，直达京津的大运河流经山东，临清被称为“十三省大码头”。而且，早在春秋时期，山东的贸易就相当发达。齐国的宰相管仲采取“通山海、管鱼盐”的重商政策。陶朱公范蠡和孔子的弟子子贡等都是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但鲁商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其他位也远远不如其他商帮。究其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产生于山东，儒家重农轻商，以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山东人。他们追求“学而优则仕”，以从商为耻，因此，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没有得到利用。
之所以有鲁商。实则是被逼出来的。山东是一个“十年九灾”的地方，明代水旱之灾不下数百次之多。清代之后更是灾害频繁，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各种灾害远超其他各省。灾害使山东人生活艰难，一些人开始“闯关东”，另一些人则在流亡中成为商人。物质永远重于精神，在各种灾害面前，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让位于生存的基本需要。鲁商就是这样被灾害所逼而成。
另一刺激鲁商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作物生产与流通的发展。从明代初年开始，山东开始引种棉花。山东的土地适于种棉，加之当时1亩棉花的经济价值相当于5亩粮食，又可以用棉花代纳税粮，所以迅速得到推广。到明万历年间，山东已成为重要棉产区，征缴棉花棉布量已列北方各省第一。除了棉花，烟草、花卉、蚕桑、油料作物、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灾害逼山东人从商，商品生产的发达又为从商提供子物质基础。从明代中期起，山东的商业迅速发展，形成商帮。史书中，明代中期之后关于山东人经商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清以后，鲁商进入繁荣时代，其标志是与其他商帮一样建立了会馆，如清初上海的“山东会馆”、苏州的“东齐会馆”，南京的“山东会馆”，汉口的“齐鲁会馆”等。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已能看出山东商品经济的发达；清代小说《聊斋志异》共有486篇，其中有80余篇反映了山东商人的经商活动。
与其他商帮一样，鲁商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帮，其中首推由登州、莱州、青州商人组成的胶东帮，此外还有济南帮、洛宁帮、东昌帮也各有特点。各帮的经营各有各的特色，胶东帮以经营粮食和海货为主，济南帮和济宁帮的经营丝绸为主，东昌帮以枣货为主。
鲁商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在山东之外，首先是在东北。山东人“闯关东”，最早是从事农垦，但以后进入商业等各行业。国内其他商帮除晋商外很少在东北经商，而且在东北的势力晋商也不如鲁商。其次是在长江流域的汉口、芜湖、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第三是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在北京的丝绸业和饮食业中，山东人势力相当大。北京的饮食业是鲁菜当家，著名的便宜坊、致美斋、正阳楼等都是山东人开的，著名的“瑞蚨祥”也是山东人的。还有一些山东商人漂洋过海，影响达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鲁商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另一种是开店的“坐贾”，这与其他商帮相似，但鲁商还有第三种类型，即从事买卖中介的“行商”。这是因为封建规定“商贾兴贩，不能不经行家之手”。鲁商从事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如从东北向关内贩粮），必须由行商当中介，于是行商兴起。鲁商的经营或由个人独资经营，或由数人合伙经营，在鲁商中已经出现了所有者雇代理人经营的现象，即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并不普遍。
如果说从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帮没有出现巨商大贾的话，同样在人口流动中形成的鲁商则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这类商人一种是官商一体者，如济宁驰名鲁、苏、豫、皖的玉堂酱园孙家，从4000两银子的资本起步，经过百年发展为10万两银子的资本，雇工达四五百名，其酱菜、酒、油、醋等驰名省内外，其东家孙玉堂曾任喜庆年间两广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抚，两湖、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其长子孙善宝曾任江苏巡抚，三子孙瑞珍官至户部尚书。同时孙家在家乡有3万余亩土地。另一个从商更有名的，是号称“丁百万”的黄县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举人、进士，五品官衔以上者148人，其当铺、钱庄遍及11个省，相传资产达5400万两白银。另一种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县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经营的“八大祥”商业，遍布国内许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号达28家，从业人员2800人，清末就有“山东袁紫兰、山西康百万，两个财神爷，比不上一个孟洛川”之说。孟家同时还有大量土地。当然，鲁商中也有纯粹的商人。
鲁商是“被经商”的，但经商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儒家思想，他们在经商中仍然实践着儒家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儒商。我们说的儒商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有文化的商人，但这种文化不一定是儒家文化。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自诩儒商或夸某人为儒商，更多强调的是这种含义；另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从商的商人。尽管他们从商，但处处以儒家思想为规范，我们这里说的鲁商为儒商正是取的后一种含义。
儒家思想的背景是农耕文化，以农为本，轻视商业。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学而优则仕”。鲁商尽管也经商，并有所作为，但在他们心中，从商仅仅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手段。有了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仍然要入仕。许多鲁商走的都是“经商—科举—入仕”这样一条路。
在经商过程中，鲁商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体系，这种商业道德体系的思想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和“民无信而不立”。体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这些信念再加上山东人重朋友义气、重承诺的梁山好汉血性，造就了鲁商成功的商业。孟家的“八大祥”，玉堂春的酱菜，正阳楼、便宜坊等字号都成为百年老字号，受到消费者的普遍信任，正是因为这样的老字号既保证质量、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也从不在商业中靠假冒伪劣和欺骗手段发财。这些都是鲁商成功的保证。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套为人处世或者做人的道理，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规范。鲁商在经商中和经商成功后都按这种行为规范行事，按儒家的标准做人。儒家的行为规范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明代山东商人史朝佐，不仅以商业成功闻名，更由于他性格豪爽，仗义行侠，对自己勤俭节约而对公益事业是不惜金钱，而为后世楷模。上文提到的孙家、丁家、孟家虽然富甲一方，但都谨记儒家的为人之道，为后世所称赞。而且，与其他商帮的封闭性略有不同的是，鲁商还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地方的商人，比如当年的广东、上海、山西、河南、天津等地商人都在山东经商，其实力也足以和山东商人抗衡，甚至还建立了会馆。其实，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商帮的指导思想，无非在鲁商种体现得更突出，更普遍而已。
作者介绍：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