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师恩 博览勤学 仲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2002年“华英奖学金”继续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我2000年毕业于常州市第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2001年起，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
在北大三年了，我不敢说我了解北大，更不敢说我已经融入了北大。有首歌叫做《未名湖是个海》，那么我想北大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了吧！在这个世界中最可敬可爱的就是那些教授们。如果说我在北大还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我想多半不是在书本上，而来自那些教过我的教授们的言传身教。第一个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我们系的钱理群教授。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学校，被戏谑地称为“蛋蛋级”，是钱教授给我们上了入学以来的第一课。他说，进了北大要想学点什么的话，就必须“沉潜”下来，不要浮躁，不要骄傲，好好地读上几百本书，然后再谈别的。后来，他给我们上作品欣赏课，给我们讲鲁迅，讲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讲着讲着神情就黯淡下去了。他说，希望之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半年前，钱教授退休了，据说他自愿回家乡南京教中学，为的是“救救孩子”。孔庆东教授是钱教授的博士，就是写《47楼207》的那个人，他教我们现代文学史，在课上给我们讲金庸的小说，他说，如果5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有什么作品流传下去的话，那么鲁迅和金庸是最大的可能。做文学一靠天赋，二靠眼光，第三才靠学问。孔庆东教给我们的恰恰是眼光。林毅夫，台湾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据说是中国当代经济学三大“教父”之一。因为选了经济中心的双学位课程，我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他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经济专题》。他讲一口标准的台湾普通话，但是丝毫不影响精辟思想的表达。我们称他为“林比较”，因为他特别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他说，只要按着我的理论，中国至少在50年内保持GDP8%的稳定增长。他的预言给中国经济增添了信心。汪丁丁教授给我们讲制度经济学，他最大的特点是思路开阔，最大的缺点也是思路开阔。他给我们讲神学、哲学、心理学、脑科学、人类学、反正不讲经济学。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香港大学解聘了，只好跑到美国去教书。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课程的喜爱，其实知识是次要的，智慧才是主要的，而我们在他的课上学会了怎样去接近智慧。在这些教授身上，我分别学到了责任、眼光、信心和智慧。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我愿意拿来和在座的诸位一起分享。 我和人说，我是中文系的，于是人家就往往问我，有没有写过什么书，发表过什么文章。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我们搞文学的，一般只是读别人写的书或文章，然后给予评论，术语叫做“文学批评”。所以读书是我们的老本行了。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多是多，关键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也许是受汪丁丁的影响吧，我的阅读趣味变得十分古怪。从大一下学期起，我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我想把我们学校里比较经典的人文社科类图书都翻一遍。我所谓的“翻”，意思是只看书的序、跋、目录，以求对该书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如果这书能引起我阅读的兴趣，我就借回家泛读或者精读；如果不能，我就把它放回书架。这个工程是从艺术类图书开始的，因为艺术类的书籍比较有意思，而且图文并茂，能激发我的兴趣，不至于半途而废。从艺术到媒体文化研究到历史到国际关系，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接下来是政治学和法律，争取在我毕业前能把最难的哲学和宗教完成。至于文学和经济学，因为是我的专业，我特别花了一些时间阅读这两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因为是精读，所以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上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了。庄子说：“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
殆矣。”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这个类似愚公移山的方法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效果。去年12月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拉开了帷幕。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以“手机短信的社会及文化意义”为课题进行申报，拟在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对手机短信这种新型的人际交流模式做出研究。因为我们的选题比较新颖，而且是跨学科、跨专业的，所以受到了评审组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确定为重点资助对象。三个中文系的大三本科生，开展这种大型的跨学科的课题研究，并且能在众多研究生递交的课题报告中脱颖而出，实在很不容易。我愿意把这小小的成绩归功于我平时的胡乱“翻”书。正是这种广泛的涉猎，改善了我的知识结构，培养了我用多个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和“厚积薄发”，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
从大二起，我就担任北京大学校报的学生记者团团长和助理编辑。校报是直属于北大党委的校内最重要的宣传机构，也是对外进行新闻发布的窗口。这使我有机会能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报导，并且参与报纸的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的整个流程。对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这些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在担任记者团团长期间，我相继采访了李岚清副总理、李肇星大使等领导人；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大期间，我也有幸对他们进行了短暂的接触和采访。但我更乐意去采访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还有那些在各方面都比较突出的同学们，这些人在北大被亲切地称为“牛人”。去年，季羡林老先生90岁诞辰，我去采访。这个学贯中西、堪称学界泰斗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而且始终和蔼可亲，一点都没有架子。由于我对季老的专业中印文化交流和东亚学不甚了解，所以问了很多浅陋的问题，季老不嫌麻烦，一一做了详尽的解答。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个大学者巨大的人格魅力。我的那篇人物通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就是在激动的情绪下一挥而就的。在我校著名的海洋法和国际法教授、国际海洋法庭大法官赵理海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走访了赵老的家人、学生，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写成了长篇人物通讯《志存理海，海纳百川》，后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载。其实，我最乐意采访的还是学生们。这有我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我想通过和这些“牛人”的接触，学一点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以期对自己有所裨益。去年，我校数学学院的张鹏同学同时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三个OFFER，此外还有好几个美国排名TOP20的牛校的OFFER，一时间全校震动，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哈佛杀手。于是我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张鹏尽其所有，把考托、考G、以及申请、签证的经验都和盘托出。我更是旁敲侧击，希望得到再多哪怕一点点的有用信息。很快题为《哈佛男孩》的报道就出现在校报上，这篇文章后来被《京华时报》和《扬子晚报》等引用或转载。担任记者团团长，比起别的记者，我有更多的机会去采访比较大型的活动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对我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开始的时候往往把新闻稿写得像散文，这就限制了稿件的信息量，也不符合新闻写作的规范。后来我自学了新闻、传播等方面的课程，同时在实践中摸索消息、通讯的写法，在业务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我是北京一些主要报纸在北大的通讯员,常为他们提供稿件，我想这也是对我一年多来工作的某种肯定吧。
以上就是我三年来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一些情况。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我相信“勤以补拙”的道理。这三年我没有荒废，学了一点东西，做了一些事情。在学校的年度评优中，我两次评为校“三好学生”，并取得了分别来自日本和香港的奖学金。
作为我这个发言的结束，我要感谢“华英文教基金会”三年来对我的关怀和鼓励，鞭策和期望。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说起家乡有这样一个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出惊讶和羡慕。此外我要感谢我的母校常州市第二中学对我的培养和呵护，即便我进了大学以后,母校也对我一如既往的关照。我还要特别感谢我高三时候的班主任何娟芳老师，如果不是她的鼓励，一个二中的学生是不会有勇气在《报考志愿表》上填上北大的。还有我的父母，他们一个已经退休，一个已经下岗，却节衣缩食地供养我在北京读书，每每想起这些我都诚惶诚恐。
感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铭记师恩 博览勤学 仲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2002年“华英奖学金”继续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我2000年毕业于常州市第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2001年起，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
在北大三年了，我不敢说我了解北大，更不敢说我已经融入了北大。有首歌叫做《未名湖是个海》，那么我想北大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了吧！在这个世界中最可敬可爱的就是那些教授们。如果说我在北大还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我想多半不是在书本上，而来自那些教过我的教授们的言传身教。第一个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我们系的钱理群教授。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学校，被戏谑地称为“蛋蛋级”，是钱教授给我们上了入学以来的第一课。他说，进了北大要想学点什么的话，就必须“沉潜”下来，不要浮躁，不要骄傲，好好地读上几百本书，然后再谈别的。后来，他给我们上作品欣赏课，给我们讲鲁迅，讲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讲着讲着神情就黯淡下去了。他说，希望之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半年前，钱教授退休了，据说他自愿回家乡南京教中学，为的是“救救孩子”。孔庆东教授是钱教授的博士，就是写《47楼207》的那个人，他教我们现代文学史，在课上给我们讲金庸的小说，他说，如果5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有什么作品流传下去的话，那么鲁迅和金庸是最大的可能。做文学一靠天赋，二靠眼光，第三才靠学问。孔庆东教给我们的恰恰是眼光。林毅夫，台湾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据说是中国当代经济学三大“教父”之一。因为选了经济中心的双学位课程，我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他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经济专题》。他讲一口标准的台湾普通话，但是丝毫不影响精辟思想的表达。我们称他为“林比较”，因为他特别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他说，只要按着我的理论，中国至少在50年内保持GDP8%的稳定增长。他的预言给中国经济增添了信心。汪丁丁教授给我们讲制度经济学，他最大的特点是思路开阔，最大的缺点也是思路开阔。他给我们讲神学、哲学、心理学、脑科学、人类学、反正不讲经济学。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香港大学解聘了，只好跑到美国去教书。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课程的喜爱，其实知识是次要的，智慧才是主要的，而我们在他的课上学会了怎样去接近智慧。在这些教授身上，我分别学到了责任、眼光、信心和智慧。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我愿意拿来和在座的诸位一起分享。 我和人说，我是中文系的，于是人家就往往问我，有没有写过什么书，发表过什么文章。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我们搞文学的，一般只是读别人写的书或文章，然后给予评论，术语叫做“文学批评”。所以读书是我们的老本行了。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多是多，关键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也许是受汪丁丁的影响吧，我的阅读趣味变得十分古怪。从大一下学期起，我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我想把我们学校里比较经典的人文社科类图书都翻一遍。我所谓的“翻”，意思是只看书的序、跋、目录，以求对该书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如果这书能引起我阅读的兴趣，我就借回家泛读或者精读；如果不能，我就把它放回书架。这个工程是从艺术类图书开始的，因为艺术类的书籍比较有意思，而且图文并茂，能激发我的兴趣，不至于半途而废。从艺术到媒体文化研究到历史到国际关系，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接下来是政治学和法律，争取在我毕业前能把最难的哲学和宗教完成。至于文学和经济学，因为是我的专业，我特别花了一些时间阅读这两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因为是精读，所以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上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了。庄子说：“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
殆矣。”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这个类似愚公移山的方法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效果。去年12月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拉开了帷幕。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以“手机短信的社会及文化意义”为课题进行申报，拟在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对手机短信这种新型的人际交流模式做出研究。因为我们的选题比较新颖，而且是跨学科、跨专业的，所以受到了评审组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确定为重点资助对象。三个中文系的大三本科生，开展这种大型的跨学科的课题研究，并且能在众多研究生递交的课题报告中脱颖而出，实在很不容易。我愿意把这小小的成绩归功于我平时的胡乱“翻”书。正是这种广泛的涉猎，改善了我的知识结构，培养了我用多个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和“厚积薄发”，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
从大二起，我就担任北京大学校报的学生记者团团长和助理编辑。校报是直属于北大党委的校内最重要的宣传机构，也是对外进行新闻发布的窗口。这使我有机会能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报导，并且参与报纸的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的整个流程。对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这些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在担任记者团团长期间，我相继采访了李岚清副总理、李肇星大使等领导人；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大期间，我也有幸对他们进行了短暂的接触和采访。但我更乐意去采访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还有那些在各方面都比较突出的同学们，这些人在北大被亲切地称为“牛人”。去年，季羡林老先生90岁诞辰，我去采访。这个学贯中西、堪称学界泰斗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而且始终和蔼可亲，一点都没有架子。由于我对季老的专业中印文化交流和东亚学不甚了解，所以问了很多浅陋的问题，季老不嫌麻烦，一一做了详尽的解答。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个大学者巨大的人格魅力。我的那篇人物通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就是在激动的情绪下一挥而就的。在我校著名的海洋法和国际法教授、国际海洋法庭大法官赵理海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走访了赵老的家人、学生，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写成了长篇人物通讯《志存理海，海纳百川》，后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载。其实，我最乐意采访的还是学生们。这有我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我想通过和这些“牛人”的接触，学一点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以期对自己有所裨益。去年，我校数学学院的张鹏同学同时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三个OFFER，此外还有好几个美国排名TOP20的牛校的OFFER，一时间全校震动，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哈佛杀手。于是我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张鹏尽其所有，把考托、考G、以及申请、签证的经验都和盘托出。我更是旁敲侧击，希望得到再多哪怕一点点的有用信息。很快题为《哈佛男孩》的报道就出现在校报上，这篇文章后来被《京华时报》和《扬子晚报》等引用或转载。担任记者团团长，比起别的记者，我有更多的机会去采访比较大型的活动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对我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开始的时候往往把新闻稿写得像散文，这就限制了稿件的信息量，也不符合新闻写作的规范。后来我自学了新闻、传播等方面的课程，同时在实践中摸索消息、通讯的写法，在业务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我是北京一些主要报纸在北大的通讯员,常为他们提供稿件，我想这也是对我一年多来工作的某种肯定吧。
以上就是我三年来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一些情况。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我相信“勤以补拙”的道理。这三年我没有荒废，学了一点东西，做了一些事情。在学校的年度评优中，我两次评为校“三好学生”，并取得了分别来自日本和香港的奖学金。
作为我这个发言的结束，我要感谢“华英文教基金会”三年来对我的关怀和鼓励，鞭策和期望。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说起家乡有这样一个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出惊讶和羡慕。此外我要感谢我的母校常州市第二中学对我的培养和呵护，即便我进了大学以后,母校也对我一如既往的关照。我还要特别感谢我高三时候的班主任何娟芳老师，如果不是她的鼓励，一个二中的学生是不会有勇气在《报考志愿表》上填上北大的。还有我的父母，他们一个已经退休，一个已经下岗，却节衣缩食地供养我在北京读书，每每想起这些我都诚惶诚恐。
感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