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萨福是堪与荷马比肩的古希腊著名女诗人，对当时和后世欧美文学影响甚大。萨福自上世纪初进入国人视野迄今已逾百年。其间有两个时段较为集中：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周作人、邵洵美等人的大力译介；1980年代以来，杨宪益、水建馥、罗洛、周煦良、飞白、田晓菲等对萨福其人其诗做了更为全面的译介。新世纪至今涌现一批萨福研究论文，表明学界对萨福的关注度趋升，但目前对萨福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间。 关键词：萨福；译介；周作人；邵洵美；田晓菲 中图分类号：I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4－0039－15 一、关于萨福 萨福（Sappho，约前612－？），古希腊女诗圣，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个缪斯”，与荷马比肩，是欧美文学传统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魅惑存在。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国内较为通用的一本教科书，其中有关萨福的文字，出现在“古希腊文学”一节中：“女诗人莎弗是古希腊抒情诗中最著名的诗人。她共写了9卷诗，但流传下来的甚少。她的诗多半是抒发个人感情的爱情诗，咏叹恋爱的痛苦与欢乐，也有歌颂崇高母爱与缅怀友人情谊的诗；语言朴素自然，感情真挚，音乐性强。柏拉图称莎茆为‘第十位文艺女神’。” 萨福诗歌的魅力无需置疑，据说雅典立法者梭伦（Solon）听到自己的侄辈吟其诗，大悦，遂令传授，问为何如此急于学习，梭伦答如果自己学会萨福诗的韵律即可死去。而后世对萨福的津津乐道还关涉其情感传说，一则是她因失恋于法翁（Phaon）跳崖投海；另一则是她在累斯博斯岛（les－bos）上与许多跟随她诵诗写诗的少女们的关系，后世有人认为萨福与其中的少女有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英文lesbian即源出于她们当时居住岛之名。由于确切可证资料的缺乏，这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传说。然而，这无妨人们对萨福的热爱，甚至更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萨福的歌诗，以及附着其身的种种传说，自她所生活的那个“热烈地求美，求热烈地生”的古希腊时期至今，在不同的世代与民族中都不乏崇拜者、解读者。这单从以其为素材创作小说、诗歌的作家名单中即见一斑，从古罗马的奥维德至文艺复兴期的薄伽丘再至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庞德的笔下，都闪动着萨福的影子。可以说，每一个接近，都是一次对萨福的重构。换言之，真正的萨福其人是重峦叠嶂的，她的诗也如同我们的《诗经》一样，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巨大的解读疑难相伴生。但是，真正接触她、了解她，却还是因为她的诗。 简言之，作为古希腊文学代表之一的萨福，已成为欧美文学传统构成中无法忽略的一环。 二、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的传播 如此盛名的萨福，在东方中国并不乏知音。她的名字，第一次以中文出现是在1902年。是年梁启超译出拜伦长诗《唐璜》中《哀希腊》的一、三两节，第一节有“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的诗句。诗中“撒芷波”即萨福。不过，最早对萨福发生兴趣并着力译介的却是对希腊文学与文化情有独钟的周作人，其次是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 1.周作人对萨福的译介 周作人对萨福的译介始于民国初年。1951年，周作人在以笔名周遐寿出版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序言中说：“最初得到一九０八年英国华耳敦编《萨波诗集》，我很喜欢，写了一篇古文的《希腊女诗人》，发表在以前的《小说月报》上边。这还是民国初年的事。”可以说，从民初至1950年代，周作人对萨福的关注持续了40年。按照时间顺序，周作人译介萨福的文章如下： ①1914年，《艺文杂话》，载《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2期，署名周作人。此文译萨福为“萨复”，称“希腊女诗人萨复Sappho，生周定王时，与诃美洛思Homeros（俗译荷马——笔者注）并称，人号第十诗神。顾后基督教人，病其诗太放逸，于千七百十四年公焚之，故今所传，仅得断篇少许而已。……萨复诗情文并胜，……譬诸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也。” ②1915年，《希腊女诗人》，载绍兴《禹城日报》。此据周作人1926年3月9日所作《希腊的女诗人》，周自称，该文前半部分（笔者按：占全文一半多篇幅）是抄录其于“民国四年所作，登在绍兴《禹城日报》上的一篇小文，我在刘大白先生诗集《旧梦》序中曾说及，近日忽然在故纸堆中找着，便把他转录在《茶话》里。”该文将萨福译为“萨普福”，译萨福诗6首，并称世人传萨福与法翁之情事类于中国人传李清照之再嫁，不足信。 ③1915年，《希腊女诗人》，收入《异域文谈》，交小说月报社出版。据周作人回忆，该年10月将《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但据止庵的说法，《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而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中认为此书是出版了，显系据自周氏本人的回忆。笔者据时间判断，此文或即发表在《禹城日报》的上文。 ④1917年9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是年9月至次年6月，编写授课讲义《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被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希腊》中的第三章《歌》，用一页多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萨福的生平地位、诗歌特色等，并举英译一节。在该书中，周作人未译人名地名，而用原文名Sapph6。对于《欧洲文学史》“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周氏本人认为是“一种特色”。止庵则点明：“这似乎是枝节问题，实则关系到周作人对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 ⑤1923年7月，《希腊的小诗》，收入《谈龙集》，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希腊的小诗》将萨福译为“萨普福”，并译萨福残诗5则，及墓铭1首。关于自己对萨福诗的翻译，周说：“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不但是不可译，也是不可改写的。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虽是述说诗意，却不是诗了。……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称自己“最大的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想保存百一的风韵，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这6首诗周作人系据希腊文译成，因为他在该文中特别指明所译希腊小诗哪几首是从英文译出的，其中并未包含萨福诗。周作人留日期间所学希腊文此时派上了用场。 ⑥1925年，《希腊的小诗》（二），收人《谈龙集》，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译出了萨福最有名的两首遗诗之一《赠所欢》（初刊1925年《语丝》第20期，水建馥译为《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此诗据华敦的《萨普福集》第四版重印本（H.R.Wharton，Sappho，1907）。周自称“我真是十二分的狂妄，这才敢来译述萨普福的这篇残诗”，“不免太大胆了”。周作人不相信用骚体诗或长短句可以译此诗，也不确信用中国语可否创作“萨普福调”，“索性用散文写出较为干净”。周作人引用《希腊诗选》序诗所言“萨普福的[诗]虽少而皆蔷薇”赞誉萨福诗虽量少质却高。 ⑦1926年3月9日，《希腊女诗人》，收入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自己的园地》（该集另有1923年北京晨报社版）。此文是周作人对民国4年发表在绍兴《禹城日报》文章的补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萨福生平之事作特别说明，原因是萨福跳海故事坊问流传甚久，连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也转载其一幅投崖图。周作人认为对萨福事迹“略略说明，或者也不无用处”。另又抄录一首“觉得很是可喜”的萨福诗：我有一个好女儿，／身材像是一朵黄金花'／这就是可爱的克来伊思，／我不希望那美的勒色波思，／也不再要那整个的吕提亚。 ⑧1931年3月7日，《蔷薇颊的故事》，收入《看云集》，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文叙说了萨福二弟之女友的故事。 ⑨1949年7月20日至8月5日（时周作人客居上海），据1932年英国人韦格耳（Arthur WeigaH，1880－1934）的《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一书编译《希腊女诗人萨波》。该书在郑振铎主动支持下列入“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1951年8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署名周遐寿。此书未收入其自编文集。现收入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卷。 周作人在该书《序言》中说：“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显然，编译此书并非其客居无聊的一时意兴。除早年所写文章之外，周作人一直不断搜求有关萨福的书籍，其中，英国人韦格耳的《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甚得其心，因为此书“很致力于时代环境的描写”，“把萨波遗诗之稍成片段的差不多都安插在里面，可以说是传记中兼附有诗集，这是很妙的办法”——既便于对萨福“知人论世”，又解决了萨福作品“所存多是断简残篇，难成卷帙”的问题。但“全书太繁冗”，周作人做了如下编译工作：其一，从原著中摘译了6篇；另“有可补充的材料收入各篇后附录甲中”；然后取原著所收诗歌80余节（萨波遗诗“十九收罗在内”），列为附录乙。其二，在将原诗英译本译成中文时，逐一对照希腊原文诗集进行校译，“此系原诗真面目，可资参考处当不少”；又对于人地名的译音，除部分沿用通行译法外，其他也“勉力以中国字去表现希腊语音，不用第三国读法”。另外，周作人还撰写了一篇全面概述性质的《关于萨波》，置于全书卷首。 如此，周作人终于较全面地把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介绍给国人，“聊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完成了对周作人译介萨福的梳理后，有必要问：周作人缘何如此倾心萨福，不遗余力地译介其人其作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周作人一生钟情希腊文化和日本文化，“他（指周作人）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迻译的原因之一。”钱理群则认为，周作人1910年代热衷介绍作为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希腊文学，“与他这一时期对原始文化、儿童文学的兴趣直接相关，……都是着眼于希腊诗人们作品中所表现的远古时代的希腊人的自然状态的人性之美丽。”进一步说，如果古希腊文学可以分为壮美和优美、崇高和典雅两类，周作人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与其兄鲁迅很大的不同是他更倾向于后一类，而萨福一生活动大多限于私人领域，诗作歌咏爱情，唯美率真，当属优美之作，因之受到周作人喜爱也在情理之中。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周作人认为“古典文学即是世界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应当也取得一份，只是担负的力气太小，所以也分到得太少”，因而引介“《诗经》时代的女诗人的诗”“总是值得做的”。 周作人译介萨福，主要是评点萨福的生平事迹及相关传说，翻译其部分诗作，同时在译诗过程中发表了他的译诗观。他似乎认同诗是不可译的看法，多次表示自己的翻译只能是述意，而不能得原诗韵味于万一，甚至说“译诗是要打手心的”“萨福之诗又称不可传译者”，自己所译其诗只能是“蹩脚译”。通观周译萨福诗，优点是由希腊文译出，较忠实于原文，有时连译诗与原诗的排列顺序差别也做出说明。周氏译文有古雅之风，例如将萨福诗中的glukumalon译为“甘棠”，就颇有中国《诗经》时代的味道（甘棠见于《诗经·国风·召南》），而萨福与《诗经》分别是古希腊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二者相得益彰。这一点颇为后来的译者田晓菲所称道。 2迻邵洵美对萨福的译介 如果说周作人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而译介萨福，那么邵洵美与萨福的“一见钟情”则有一定偶然性，而其后对萨福的热衷则又源于其文学趣味的必然发展。另外，与周作人不同，邵洵美是通过英译本转译萨福诗的。 邵洵美与萨福结缘于1925年。是年他由沪乘船赴欧留学，第一站在意大利上岸。在罗马的博物院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又从她的诗格里，猜想到许多地方有和中国旧体诗形似处”，就此他还与时在牛津的许地山通信讨论，受到后者鼓励，“怀抱了个创造新诗格的痴望，当时写了不少借用‘莎茀格’的诗。”之后，“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茀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尔、凡尔仑。”这个路线勾勒了邵洵美西方文学趣味的大概，当然，还有其他如艾略特、D.H.劳伦斯、济慈等，基本不出英美文学的范畴。由此可见，邵洵美之所以迷恋莎茀是因为：莎茀是将他引入西方文学堂奥开始新诗创作的真正源头。 据目前收录邵洵美作品最为全面的《邵洵美文集》（上海书店2008年版）、《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邵洵美诗文中涉及莎茀的有：以莎茀为题诗2首（《To Sappho》、《莎茀》），另有2首诗《To Swin-bume》和《Anch’io sono pittore》也提及莎茀；文4篇（《莎茆》、《希腊女诗圣莎茀》、《莫愁之愁》、《两个偶像》）。这个数量在邵氏为某个作家单独赋诗或文中是最多的。而在另一些文章中莎茆之名也常有出现。他还翻译过一些莎茀的诗（大部分见于《希腊女诗圣莎茀》），据其自称在剑桥时曾经为了Sappho而丢了最紧要的功课，废寝忘食地翻着Greek Lexicon将莎茀诗译成中文，虽然译得“不堪寓目”，但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安慰”。他在剑桥时还曾作以莎茀诗为题材的短剧，由剑桥大学海法书店印行，篇名不详，未能流传。 邵洵美主要在《莫愁之愁》等以下4篇文章中，剖析自己缘何倾心于莎茀，并由此提出了对诗歌的诸多看法。 《莫愁之愁》是诗人1927年游南京莫愁湖时所作。在洵美的心目中，莎茀是他“灵魂的爱人”。他同情莎茆的身世，游湖时不由想起当年为莎茀而愁苦的自己，他认为莎茀与中国的“莫愁”一样，同为“美人诗圣”却“被诬为卖淫女鬻歌妓”；他觉得自己其实跟她们一样“也有一元两面的身世，人们眼中的我，也是一体而两形的，半人半兽的。”但根本上，正如诗人的宣告，洵美自认为一个“不说诳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在作于1927年11月22日《两个偶像》一文中，洵美介绍自己书房里有两幅画像，其一即莎茆，另一为史文朋：“他俩是我所最心爱的两个诗人，他俩是我所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他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初见莎茆的Fresco（注：壁画）情形：“啊，我醉了！我木了！我被诱惑了！”“啊，原来她也是个诗人，可怕！可爱！”让“我受惊了的心灵颤抖”。后至剑桥在老师慕尔先生介绍下拜望了希腊文学教授爱特门，从其编的《希腊抒情诗集》中读到了莎茆全英译本。之后，又拜读了史文朋诗歌集第一卷，因为该卷第一首是“现代作家中莎茀诗格写英文诗的最成功的一首”。 对莎茀其人其诗的具体绍介，则在《莎茀》与《希腊女诗圣莎茀》两文中。 《莎茀》作于1927年3月9日，文中作者假借“朋史”（实为洵美笔名）与洵美的对话，介绍了莎茆的身世——出身贵族之家，有3个兄弟，其中一弟以贩酒为业，曾爱上一名妓女，莎茀为此曾作《女神歌》责备其弟有辱门庭。莎茆还创办过女校及一个女联合会。关于她的同性爱，洵美说并无事实可以证明，但“她的诗中对她的女友的歌调，是非常热烈的”。他评价莎茀诗“音节的美丽，词句的缱绻，衬托了那简单的纯粹的而又深厚的情感，便自能使她因而不朽了”，并引用名言颂其诗“虽少，但皆玫瑰也”。“她的诗是富有色彩的，——这本是希腊诗人的特点——其情感之热烈，音调的美妙，难怪Byron在他的Don Juan中说：the isles of Greece，where burningSappho loved and sung。”“她的诗中，处处见到她的火的爱；对于自然，对于衣饰，对于花草，对于婴孩。”洵美按其诗的性质划分了颂歌、抒情诗、婚歌、叙事诗和政治诗五类，其中政治诗最少，也不见其政治观点。而邵洵美的诗歌创作，当受莎茀抒情诗影响最大。他有一首名为《新嫁娘》的催妆诗，描写一位失身的新娘出嫁前的复杂心理，即颇类莎第的婚歌。 《希腊女诗圣莎茆》发表于1929年1月《真美善》一周纪念的号外“女作家专号”，主要勾勒了莎茀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并在文末特别声明此文初衷是因为在我国虽曾有周作人先生提起过，但总引不起一般人对莎茀的注意，因此“再来写一些，希望我国不久也有像美国的蒂爱丝黛儿（SaraTeasdale）般的‘近代莎茀’出现”。 与周作人学者身份不同，邵洵美作为诗人，其本人诗作中也隐约可见“莎茀”的影像，且是多重的。 首先，诗人在诗作中直抒胸臆，表达对莎茀本人的倾慕之情。1926年4月14日，时在巴黎的洵美写下了第一首以《莎茀》为题的诗，该诗每节四行，三长一短，似借用莎茀诗格（Sapphic Metre，或泽“莎茀体”）。因洵美曾自称，“当时写了不少借用‘莎茀格’的诗，有一首发表在一本叫做《天堂与五月》的集子里”，而这首诗就收在该诗集中，形式上也是非常标准的“莎茀体”。如该诗的最后两节：仿佛有个声音在空中唤着：／“莎茀你有什么说不出的苦？／说不出不说出当更加苦呢，／还是说了吧！”／海水像白鸥般地向你飞来，／一个个漩涡都对你做眉眼。／你仍坐着不响只是不响吗？／咳底莎茀！诗中乘坐金鸾车而来的爱神询问莎茀有何苦处，莎茀不作答，显系对莎茀《爱神歌》的化用，“海水、漩涡”则是对莎茀投海而死的想象性描绘。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均颇得莎茀之神韵，达到了形神的绝妙统一。 两个月后，即1926年6月20日，在回国的中国海上，洵美再次直接以其英文名献诗莎茀： To Sappho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此诗首刊于1926年《屠苏》（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原题为“莎茀”，后两句意指莎茀是自己“灵魂的爱人”。在与上诗作于同日的《ToSwinburne》一诗中，洵美又称莎茀的英国“粉丝”、诗人史文朋：“你是莎茀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我们的父母是造维纳丝的上帝——”“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又喜欢你／我们又都喜欢爱的神秘／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及苦的甜味。”这里“苦的甜味”当为对莎茀“甜苦”说的暗合。 其次，洵美有些诗可能是对莎茀诗的改写。莎茀有“愿你在／柔软的胸脯上／找到安眠”的诗句，洵美名作《花一般的罪恶》则出现了“啊，千万吻曾休息过了的／嫩白的醉香的一块胸膛／夜夜总袒开了任我抚摸／抚摸倦了便睡在她乳上”的诗句。 再次，从意绪表达看，洵美多情诗，情感热烈，变化多端，这与莎茆诗歌情感浓烈、表达率真、具有凝结力与爆发力的风格似有隐约的关系。 还有，洵美诗作中的某些意象，能够看出对莎茀诗中常用意象的借鉴。如《绿逃去了芭蕉》、《情脏》等诗中的“蔷薇”、“鸽子”的意象，在莎茀诗中亦颇为常见。 3.除周作人、邵洵美外，诗人朱湘、徐志摩分别译过萨福的诗 朱湘译了萨福的《一个少女》、《女神歌》；徐志摩则译了萨福《一个女子》，系译自英国诗人罗塞蒂的摘句——罗塞蒂也是热爱萨福者之一。 方璧（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也介绍了萨福，其中某些说法周作人与之有歧见，曾撰文与之商榷。 要之，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语境中并未有大规模的传播，却在小众人群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三、1949年后萨福在中国的传播 1949年后，萨福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出现了萨福诗集的较完整的中译本。2、涌现了一批萨福研究者和研究论文。3、对当代新诗人有一定的影响。 先说译介。1949年后，主要是1980年代以来，主要有6位译介者：杨宪益、水建馥、罗洛、田晓菲、周煦良、飞白。罗洛和田晓菲以诗人或学者身份从事翻译，其余几位则均为我国知名翻译家。 1.杨宪益译萨福诗9首，收入《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杨宪益 卷》附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杨宪益是翻译大家，虽然他翻译的萨福诗1995年才公开出版，但据其英文自传，他大约在17岁（1932年）时就曾根据英译本转译过一些萨福的诗歌。1995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杨宪益名为《奥德修纪》的自选集收入其中。在该书自序中，杨宪益称1949年后，一直“做中译英的翻译工作”，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业余时间也做了外译中的工作，但“只占我工作的几十分之一”，“这本自选集实际上又只是这后一部分工作的一小部分，只包括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和少数古希腊抒情诗。”他在译序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德修纪》和《牧歌》的内容、艺术特色等，却未介绍古希腊抒情诗，“因为它们在古代早已散失，没有较完整的个人诗集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古希腊抒情诗都是近一二百年间英德学者集辑出来的，都是些零碎断简，很少是完整的。”杨先生精通希腊文，笔者将其译萨福诗与水建馥从希腊文译出的译文对照，基本肯定他是从希腊原文译出的。 由上可知，杨宪益发表的这些包括萨福在内的古希腊抒情诗译于1950、60年代，虽然面世的时间是90年代（笔者查阅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译《奥德修纪》，后未附录古希腊抒情诗）。此自选集中所收萨福（杨译为“沙浮”）诗9首，分别是：《献给司爱神女》、《歌》2首（重名但诗句不同）、《断章》4首、《午夜》、《黄昏》。除萨福外，还选译了阿尔凯欧斯、阿那克瑞翁等8位诗人的诗作及一首不知名的童谣。这其中译萨福诗是最多的，似可说明译者对萨福的重视或偏爱。从选译篇目看，多为萨福诗中一贯受中国作家喜爱的经典篇什，如《献给司爱神女》（即《爱神歌》）、《黄昏》等。 从翻译角度看，杨宪益仅译出了萨福诗，未有任何译注等说明文字，或与此系其“业余工作”不无关系。 2.水建馥：《古希腊抒情诗选》，1986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第1版，1998年第2次印刷 该书收入萨福诗13首，均译自希腊原文，分别是：《无题》、《赠别》、《致阿尔凯奥斯》、《暮色》、《新娘》、《明月》、《夜》、《致阿佛罗狄忒》、《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清流边》、《致安那托利亚》、《死》、《女儿》。 译者评价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一位女诗人。……她是贵族，但有平民气质，民主精神，在当时是位酷爱自由的新女性。她在城中集合一批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少女，组织一个文艺团体，大家结为伴侣，吟诗，唱歌……。她感情丰富，观察敏锐，重友情，爱生活。她写……一位新娘像红苹果独挂枝头，写明月当头，群星隐退，写午夜时分，独卧情景，凡有所见所感，自然流露，都成好诗。她的诗……完整的仅数篇。其中《致阿佛罗狄忒》和《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两篇最为著名。她一生多不幸，早年被当地僭主驱逐，去国十二年。公元前592年回到故乡，因失意而投海自尽。”这段文字语言平实：既未点明萨福与少女们的同性恋关系，只说是“伴侣”；也未点出萨福是由于没得到法翁的爱“失意自尽”。 水译萨福诗的优点，一是译自希腊原文，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诗的面貌。二是每首诗都有较为精当的译者注，有助于读者理解萨福诗作。这与水建馥的翻译观有关。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阅读外国诗歌少了文化上的前积淀，正如外国人读中国诗也难以理解传统典故一样，如隔岸看花，“只好靠注释来补偿”，足见译者对读者的体贴之情，也可见译者注实包含了译者的个性化认识与倾向性。在《致阿佛罗狄忒》一诗注中，水建馥就特别指出该诗“可与屈原的《云中君》互看，相似处甚多，诚属文学史上少见的一种巧合”。这种自觉的平行研究眼光殊为可贵。 3.罗洛译：《萨福抒情诗集》，1986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此诗集以195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玛丽·巴那德（Mary Bamard）的英译本《萨福》为蓝本，“将萨福的诗和断片100首全部译出。除若干残句外，萨福现存的作品大都在此。” 罗译弥补了此前萨福诗只有“零星的译文”的遗憾，是第一部较完整的萨福诗集中译本。之所以选择巴那德译本，罗洛在译序中说它“保持了萨福的真挚、朴素、自然的风格，没有多余的文饰，不把一些断片‘拉长’或改写为完整的诗，然而从中仍能感到萨福的机敏和诗意”，是“接近完美的英译本”。但笔者将该译本中周、水、杨等从希腊原文译出的同题诗对照阅读，发现这个英译本与希腊原文有些地方出入其实是较大的。 罗洛在译序中介绍了萨福的生平与流传，但译文“注释也尽量从简”，原因是该诗集旨在为读者尤其青年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译文采用现代汉语，并力求保持原作口语化特点。”罗洛称萨福是在“希腊文明的背景下”，“在悠闲幽雅的生活中”，“所抒写的大多数是个人的情怀”，她的诗“情深意挚而朴素自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2500多年前的富于生活情趣的女性世界。”简言之，罗洛指出了萨福诗独具特色而又富于魅力之处：萨福的抒情方式是直接抒情，没有装饰，没有浮华，却有真情，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纯洁与单纯，体现出人类童年时期的情调。这是比较准确的。 4.田晓菲编译：《“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三联书店 2003年第1版，2007年第2次印刷 该书主要有4个部分：引言对萨福在中西方的流传情况做了精当梳理评述，并介绍了所依据的英译本主要是娄伯（Loeb，或译勒布）经典文丛的坎贝尔（D.A.Campbell）译本和安·卡尔森（Ann Carson）2002年出版的译本，原因是这两个本子的翻译“都是尽量依照原文，不像威利斯·伯恩斯通或玛丽·巴纳德的译本（笔者按：罗洛即据此译本）那样自行补缺并进行‘文学加工’”，可以更好地反映萨福的“原貌”，兼具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第一辑译萨福歌诗101首；第二辑是尚未确认的萨福歌诗12首；第三辑精选从古希腊时期至今，历代欧美作家以萨福为题材的小说诗歌等创作，其中包括薄伽丘、波德莱尔、马修·阿诺德、庞德、爱米莉·狄金森、西尔维亚·普拉斯等20位知名作家，萨福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最后，田晓菲以自己的诗作《萨福之歌》作为该书的代后记，联想到她出国前即为少年成名的诗人，则可见萨福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吸引力。 田晓菲用诗一般的语言评价萨福：“萨福是残缺。是沉默发出的回声。是沟壑。是谜。是一个永久的象征。在欧美的文学传统中，如果说荷马是父亲，那么萨福就是母亲，是姊妹，是情人。她的歌声热情奔放，绰约闪烁，飘摇不定，穿过两千六百年的黑暗，像火一样燃烧，如大理石一样清凉。”此可谓深知萨福诗个中三味之语。田译萨福诗十分有特色，只保留了叶子，没有不求甚解地画成一棵树。而从书后所附一长串中外参考书目，可见作者编译此书去芜存精之功力。 该书最大的优点是，几乎对萨福的每首诗都做了译者注，且把相关信息也一一呈现，视野开阔，对读者扩展理解萨福与欧美文学传统有相当裨益。如对萨福诗作中“甜苦说”及欲望的矛盾内涵的剖析甚为精辟，包含了作者的慧心。该书配有大量相关插图，视觉效果较佳。该书的遗憾恰如著者本人所言，即从英文译出，而非希腊原文。总之，这是一本下了功夫的精心之作。 作为曾经的1980年代新诗人的田晓菲对萨福具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事实上，还有一位当代诗人即“朦胧派诗人”代表海子，生前也是热爱萨福者，并曾专门写下一首题为《给萨福》的诗歌。 5.周煦良、飞白两位翻译家也译介过部分萨福诗 周煦良在其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选入由其翻译的萨福诗《给所爱》等8首并简介萨福生平。飞白则在《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中，将萨福作为古希腊诗人的重点进行了介绍，译出萨福诗10首，同时附有希腊原文。中文与原文同时呈现，这在所有萨福翻译中是唯一的，其原因与意义自明：因为飞白相信认识诗必须通过诗自身，而“译者是媒人”，任务是激发起读者读原文的渴望。飞白译萨福为“萨茀”，认为其诗“既自然细腻，又大胆强烈，特别富于感性色彩。正如斯达尔夫人评论古希腊诗歌时所说，‘这种不自觉的诗情的进发，正因为它是不自觉的，所以具有后学者所不能企及的力量和纯朴，那是初恋的魅力’。” 6.学术界的研究 以“萨福”为关键词搜索维普期刊网，显示有20篇左右关于萨福的文章。这些文章，除却对萨福的普及性介绍文字外，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从多角度分析萨福诗歌的主题与艺术特色。学者们指出，萨福的诗充满爱、自由的主题，有旷达之风，体现了贵族知识女性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也是萨福所处时代民主性与进步性的艺术写照。其诗作的女性情怀具有源头意义，昭示着“阴性书写”的诞生，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发韧。而萨福在不同时期被建构的不同形象侧面：从“诗美的萨福”到“恋爱的萨福”到现代派中的萨福，再到被唯美主义和颓废派视为同道，及至女权运动兴起后被看作新女性的典范，萨福由此成为西方人“文化心像”的载体，可以说是欲望的诗意化和自由化的最高象征。 二、在萨福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凸显萨福诗作的特点与价值。研究者将萨福与李清照、朱淑真、庄姜等中国女诗（词）人比较研究后，大都认为萨福诗风热烈奔放，与中国女诗人多委婉含蓄的抒情方式不同，这其中既有时代原因，也有社会塑造女性的传统及女性自我认知的差异。而张思齐在萨福与李清照的比较研究中，试用中国词体改译萨福诗作，在众多萨福诗翻译中别具一格，也给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问题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也有人将萨福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三、以萨福诗为个案进行中西上古时代诗歌的比较研究。蒋宏选取《诗经·风》中的情诗与萨福情诗作为先秦情诗与古希腊情诗的代表对照研究，探究二者作为先秦与古希腊爱情婚姻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先民对自由平等的爱情有着共同追求，但先秦情诗中人们多寄望于异性爱，尤其对男子诚实忠厚的想象；而古希腊情诗中，人们则多用同性爱来践行。也有学者通过文本细读，将《诗经-蒹葭》和萨福《他不只是英雄》两首诗分别喻为“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和“色彩浓烈的油画”，以此说明萨福诗是对爱情上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反映，《蒹葭》则突破了爱情范畴，蕴含了理想之不可得的人生境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综而观之，学界有关萨福的研究大致始于上世纪末，近十年则呈逐步增加趋势。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充分利用了萨福诗在1980年代被较完整翻译进入中文语境的便利条件，也说明萨福在进入国人视野百年后持续的生命力。但较之西方从口头文学传统、性别研究、女子教育、修辞学等维度展开，将萨福置于较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语境加以深度阐释，国内的萨福研究尚显寂寞，期待更具创见的成果。
摘要：萨福是堪与荷马比肩的古希腊著名女诗人，对当时和后世欧美文学影响甚大。萨福自上世纪初进入国人视野迄今已逾百年。其间有两个时段较为集中：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周作人、邵洵美等人的大力译介；1980年代以来，杨宪益、水建馥、罗洛、周煦良、飞白、田晓菲等对萨福其人其诗做了更为全面的译介。新世纪至今涌现一批萨福研究论文，表明学界对萨福的关注度趋升，但目前对萨福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间。 关键词：萨福；译介；周作人；邵洵美；田晓菲 中图分类号：I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4－0039－15 一、关于萨福 萨福（Sappho，约前612－？），古希腊女诗圣，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个缪斯”，与荷马比肩，是欧美文学传统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魅惑存在。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国内较为通用的一本教科书，其中有关萨福的文字，出现在“古希腊文学”一节中：“女诗人莎弗是古希腊抒情诗中最著名的诗人。她共写了9卷诗，但流传下来的甚少。她的诗多半是抒发个人感情的爱情诗，咏叹恋爱的痛苦与欢乐，也有歌颂崇高母爱与缅怀友人情谊的诗；语言朴素自然，感情真挚，音乐性强。柏拉图称莎茆为‘第十位文艺女神’。” 萨福诗歌的魅力无需置疑，据说雅典立法者梭伦（Solon）听到自己的侄辈吟其诗，大悦，遂令传授，问为何如此急于学习，梭伦答如果自己学会萨福诗的韵律即可死去。而后世对萨福的津津乐道还关涉其情感传说，一则是她因失恋于法翁（Phaon）跳崖投海；另一则是她在累斯博斯岛（les－bos）上与许多跟随她诵诗写诗的少女们的关系，后世有人认为萨福与其中的少女有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英文lesbian即源出于她们当时居住岛之名。由于确切可证资料的缺乏，这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传说。然而，这无妨人们对萨福的热爱，甚至更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萨福的歌诗，以及附着其身的种种传说，自她所生活的那个“热烈地求美，求热烈地生”的古希腊时期至今，在不同的世代与民族中都不乏崇拜者、解读者。这单从以其为素材创作小说、诗歌的作家名单中即见一斑，从古罗马的奥维德至文艺复兴期的薄伽丘再至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庞德的笔下，都闪动着萨福的影子。可以说，每一个接近，都是一次对萨福的重构。换言之，真正的萨福其人是重峦叠嶂的，她的诗也如同我们的《诗经》一样，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巨大的解读疑难相伴生。但是，真正接触她、了解她，却还是因为她的诗。 简言之，作为古希腊文学代表之一的萨福，已成为欧美文学传统构成中无法忽略的一环。 二、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的传播 如此盛名的萨福，在东方中国并不乏知音。她的名字，第一次以中文出现是在1902年。是年梁启超译出拜伦长诗《唐璜》中《哀希腊》的一、三两节，第一节有“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的诗句。诗中“撒芷波”即萨福。不过，最早对萨福发生兴趣并着力译介的却是对希腊文学与文化情有独钟的周作人，其次是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 1.周作人对萨福的译介 周作人对萨福的译介始于民国初年。1951年，周作人在以笔名周遐寿出版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序言中说：“最初得到一九０八年英国华耳敦编《萨波诗集》，我很喜欢，写了一篇古文的《希腊女诗人》，发表在以前的《小说月报》上边。这还是民国初年的事。”可以说，从民初至1950年代，周作人对萨福的关注持续了40年。按照时间顺序，周作人译介萨福的文章如下： ①1914年，《艺文杂话》，载《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2期，署名周作人。此文译萨福为“萨复”，称“希腊女诗人萨复Sappho，生周定王时，与诃美洛思Homeros（俗译荷马——笔者注）并称，人号第十诗神。顾后基督教人，病其诗太放逸，于千七百十四年公焚之，故今所传，仅得断篇少许而已。……萨复诗情文并胜，……譬诸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也。” ②1915年，《希腊女诗人》，载绍兴《禹城日报》。此据周作人1926年3月9日所作《希腊的女诗人》，周自称，该文前半部分（笔者按：占全文一半多篇幅）是抄录其于“民国四年所作，登在绍兴《禹城日报》上的一篇小文，我在刘大白先生诗集《旧梦》序中曾说及，近日忽然在故纸堆中找着，便把他转录在《茶话》里。”该文将萨福译为“萨普福”，译萨福诗6首，并称世人传萨福与法翁之情事类于中国人传李清照之再嫁，不足信。 ③1915年，《希腊女诗人》，收入《异域文谈》，交小说月报社出版。据周作人回忆，该年10月将《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但据止庵的说法，《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而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中认为此书是出版了，显系据自周氏本人的回忆。笔者据时间判断，此文或即发表在《禹城日报》的上文。 ④1917年9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是年9月至次年6月，编写授课讲义《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被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希腊》中的第三章《歌》，用一页多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萨福的生平地位、诗歌特色等，并举英译一节。在该书中，周作人未译人名地名，而用原文名Sapph6。对于《欧洲文学史》“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周氏本人认为是“一种特色”。止庵则点明：“这似乎是枝节问题，实则关系到周作人对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 ⑤1923年7月，《希腊的小诗》，收入《谈龙集》，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希腊的小诗》将萨福译为“萨普福”，并译萨福残诗5则，及墓铭1首。关于自己对萨福诗的翻译，周说：“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不但是不可译，也是不可改写的。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虽是述说诗意，却不是诗了。……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称自己“最大的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想保存百一的风韵，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这6首诗周作人系据希腊文译成，因为他在该文中特别指明所译希腊小诗哪几首是从英文译出的，其中并未包含萨福诗。周作人留日期间所学希腊文此时派上了用场。 ⑥1925年，《希腊的小诗》（二），收人《谈龙集》，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译出了萨福最有名的两首遗诗之一《赠所欢》（初刊1925年《语丝》第20期，水建馥译为《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此诗据华敦的《萨普福集》第四版重印本（H.R.Wharton，Sappho，1907）。周自称“我真是十二分的狂妄，这才敢来译述萨普福的这篇残诗”，“不免太大胆了”。周作人不相信用骚体诗或长短句可以译此诗，也不确信用中国语可否创作“萨普福调”，“索性用散文写出较为干净”。周作人引用《希腊诗选》序诗所言“萨普福的[诗]虽少而皆蔷薇”赞誉萨福诗虽量少质却高。 ⑦1926年3月9日，《希腊女诗人》，收入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自己的园地》（该集另有1923年北京晨报社版）。此文是周作人对民国4年发表在绍兴《禹城日报》文章的补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萨福生平之事作特别说明，原因是萨福跳海故事坊问流传甚久，连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也转载其一幅投崖图。周作人认为对萨福事迹“略略说明，或者也不无用处”。另又抄录一首“觉得很是可喜”的萨福诗：我有一个好女儿，／身材像是一朵黄金花'／这就是可爱的克来伊思，／我不希望那美的勒色波思，／也不再要那整个的吕提亚。 ⑧1931年3月7日，《蔷薇颊的故事》，收入《看云集》，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文叙说了萨福二弟之女友的故事。 ⑨1949年7月20日至8月5日（时周作人客居上海），据1932年英国人韦格耳（Arthur WeigaH，1880－1934）的《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一书编译《希腊女诗人萨波》。该书在郑振铎主动支持下列入“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1951年8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署名周遐寿。此书未收入其自编文集。现收入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卷。 周作人在该书《序言》中说：“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显然，编译此书并非其客居无聊的一时意兴。除早年所写文章之外，周作人一直不断搜求有关萨福的书籍，其中，英国人韦格耳的《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甚得其心，因为此书“很致力于时代环境的描写”，“把萨波遗诗之稍成片段的差不多都安插在里面，可以说是传记中兼附有诗集，这是很妙的办法”——既便于对萨福“知人论世”，又解决了萨福作品“所存多是断简残篇，难成卷帙”的问题。但“全书太繁冗”，周作人做了如下编译工作：其一，从原著中摘译了6篇；另“有可补充的材料收入各篇后附录甲中”；然后取原著所收诗歌80余节（萨波遗诗“十九收罗在内”），列为附录乙。其二，在将原诗英译本译成中文时，逐一对照希腊原文诗集进行校译，“此系原诗真面目，可资参考处当不少”；又对于人地名的译音，除部分沿用通行译法外，其他也“勉力以中国字去表现希腊语音，不用第三国读法”。另外，周作人还撰写了一篇全面概述性质的《关于萨波》，置于全书卷首。 如此，周作人终于较全面地把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介绍给国人，“聊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完成了对周作人译介萨福的梳理后，有必要问：周作人缘何如此倾心萨福，不遗余力地译介其人其作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周作人一生钟情希腊文化和日本文化，“他（指周作人）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迻译的原因之一。”钱理群则认为，周作人1910年代热衷介绍作为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希腊文学，“与他这一时期对原始文化、儿童文学的兴趣直接相关，……都是着眼于希腊诗人们作品中所表现的远古时代的希腊人的自然状态的人性之美丽。”进一步说，如果古希腊文学可以分为壮美和优美、崇高和典雅两类，周作人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与其兄鲁迅很大的不同是他更倾向于后一类，而萨福一生活动大多限于私人领域，诗作歌咏爱情，唯美率真，当属优美之作，因之受到周作人喜爱也在情理之中。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周作人认为“古典文学即是世界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应当也取得一份，只是担负的力气太小，所以也分到得太少”，因而引介“《诗经》时代的女诗人的诗”“总是值得做的”。 周作人译介萨福，主要是评点萨福的生平事迹及相关传说，翻译其部分诗作，同时在译诗过程中发表了他的译诗观。他似乎认同诗是不可译的看法，多次表示自己的翻译只能是述意，而不能得原诗韵味于万一，甚至说“译诗是要打手心的”“萨福之诗又称不可传译者”，自己所译其诗只能是“蹩脚译”。通观周译萨福诗，优点是由希腊文译出，较忠实于原文，有时连译诗与原诗的排列顺序差别也做出说明。周氏译文有古雅之风，例如将萨福诗中的glukumalon译为“甘棠”，就颇有中国《诗经》时代的味道（甘棠见于《诗经·国风·召南》），而萨福与《诗经》分别是古希腊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二者相得益彰。这一点颇为后来的译者田晓菲所称道。 2迻邵洵美对萨福的译介 如果说周作人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而译介萨福，那么邵洵美与萨福的“一见钟情”则有一定偶然性，而其后对萨福的热衷则又源于其文学趣味的必然发展。另外，与周作人不同，邵洵美是通过英译本转译萨福诗的。 邵洵美与萨福结缘于1925年。是年他由沪乘船赴欧留学，第一站在意大利上岸。在罗马的博物院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又从她的诗格里，猜想到许多地方有和中国旧体诗形似处”，就此他还与时在牛津的许地山通信讨论，受到后者鼓励，“怀抱了个创造新诗格的痴望，当时写了不少借用‘莎茀格’的诗。”之后，“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茀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尔、凡尔仑。”这个路线勾勒了邵洵美西方文学趣味的大概，当然，还有其他如艾略特、D.H.劳伦斯、济慈等，基本不出英美文学的范畴。由此可见，邵洵美之所以迷恋莎茀是因为：莎茀是将他引入西方文学堂奥开始新诗创作的真正源头。 据目前收录邵洵美作品最为全面的《邵洵美文集》（上海书店2008年版）、《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邵洵美诗文中涉及莎茀的有：以莎茀为题诗2首（《To Sappho》、《莎茀》），另有2首诗《To Swin-bume》和《Anch’io sono pittore》也提及莎茀；文4篇（《莎茆》、《希腊女诗圣莎茀》、《莫愁之愁》、《两个偶像》）。这个数量在邵氏为某个作家单独赋诗或文中是最多的。而在另一些文章中莎茆之名也常有出现。他还翻译过一些莎茀的诗（大部分见于《希腊女诗圣莎茀》），据其自称在剑桥时曾经为了Sappho而丢了最紧要的功课，废寝忘食地翻着Greek Lexicon将莎茀诗译成中文，虽然译得“不堪寓目”，但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安慰”。他在剑桥时还曾作以莎茀诗为题材的短剧，由剑桥大学海法书店印行，篇名不详，未能流传。 邵洵美主要在《莫愁之愁》等以下4篇文章中，剖析自己缘何倾心于莎茀，并由此提出了对诗歌的诸多看法。 《莫愁之愁》是诗人1927年游南京莫愁湖时所作。在洵美的心目中，莎茀是他“灵魂的爱人”。他同情莎茆的身世，游湖时不由想起当年为莎茀而愁苦的自己，他认为莎茀与中国的“莫愁”一样，同为“美人诗圣”却“被诬为卖淫女鬻歌妓”；他觉得自己其实跟她们一样“也有一元两面的身世，人们眼中的我，也是一体而两形的，半人半兽的。”但根本上，正如诗人的宣告，洵美自认为一个“不说诳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在作于1927年11月22日《两个偶像》一文中，洵美介绍自己书房里有两幅画像，其一即莎茆，另一为史文朋：“他俩是我所最心爱的两个诗人，他俩是我所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他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初见莎茆的Fresco（注：壁画）情形：“啊，我醉了！我木了！我被诱惑了！”“啊，原来她也是个诗人，可怕！可爱！”让“我受惊了的心灵颤抖”。后至剑桥在老师慕尔先生介绍下拜望了希腊文学教授爱特门，从其编的《希腊抒情诗集》中读到了莎茆全英译本。之后，又拜读了史文朋诗歌集第一卷，因为该卷第一首是“现代作家中莎茀诗格写英文诗的最成功的一首”。 对莎茀其人其诗的具体绍介，则在《莎茀》与《希腊女诗圣莎茀》两文中。 《莎茀》作于1927年3月9日，文中作者假借“朋史”（实为洵美笔名）与洵美的对话，介绍了莎茆的身世——出身贵族之家，有3个兄弟，其中一弟以贩酒为业，曾爱上一名妓女，莎茀为此曾作《女神歌》责备其弟有辱门庭。莎茆还创办过女校及一个女联合会。关于她的同性爱，洵美说并无事实可以证明，但“她的诗中对她的女友的歌调，是非常热烈的”。他评价莎茀诗“音节的美丽，词句的缱绻，衬托了那简单的纯粹的而又深厚的情感，便自能使她因而不朽了”，并引用名言颂其诗“虽少，但皆玫瑰也”。“她的诗是富有色彩的，——这本是希腊诗人的特点——其情感之热烈，音调的美妙，难怪Byron在他的Don Juan中说：the isles of Greece，where burningSappho loved and sung。”“她的诗中，处处见到她的火的爱；对于自然，对于衣饰，对于花草，对于婴孩。”洵美按其诗的性质划分了颂歌、抒情诗、婚歌、叙事诗和政治诗五类，其中政治诗最少，也不见其政治观点。而邵洵美的诗歌创作，当受莎茀抒情诗影响最大。他有一首名为《新嫁娘》的催妆诗，描写一位失身的新娘出嫁前的复杂心理，即颇类莎第的婚歌。 《希腊女诗圣莎茆》发表于1929年1月《真美善》一周纪念的号外“女作家专号”，主要勾勒了莎茀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并在文末特别声明此文初衷是因为在我国虽曾有周作人先生提起过，但总引不起一般人对莎茀的注意，因此“再来写一些，希望我国不久也有像美国的蒂爱丝黛儿（SaraTeasdale）般的‘近代莎茀’出现”。 与周作人学者身份不同，邵洵美作为诗人，其本人诗作中也隐约可见“莎茀”的影像，且是多重的。 首先，诗人在诗作中直抒胸臆，表达对莎茀本人的倾慕之情。1926年4月14日，时在巴黎的洵美写下了第一首以《莎茀》为题的诗，该诗每节四行，三长一短，似借用莎茀诗格（Sapphic Metre，或泽“莎茀体”）。因洵美曾自称，“当时写了不少借用‘莎茀格’的诗，有一首发表在一本叫做《天堂与五月》的集子里”，而这首诗就收在该诗集中，形式上也是非常标准的“莎茀体”。如该诗的最后两节：仿佛有个声音在空中唤着：／“莎茀你有什么说不出的苦？／说不出不说出当更加苦呢，／还是说了吧！”／海水像白鸥般地向你飞来，／一个个漩涡都对你做眉眼。／你仍坐着不响只是不响吗？／咳底莎茀！诗中乘坐金鸾车而来的爱神询问莎茀有何苦处，莎茀不作答，显系对莎茀《爱神歌》的化用，“海水、漩涡”则是对莎茀投海而死的想象性描绘。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均颇得莎茀之神韵，达到了形神的绝妙统一。 两个月后，即1926年6月20日，在回国的中国海上，洵美再次直接以其英文名献诗莎茀： To Sappho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此诗首刊于1926年《屠苏》（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原题为“莎茀”，后两句意指莎茀是自己“灵魂的爱人”。在与上诗作于同日的《ToSwinburne》一诗中，洵美又称莎茀的英国“粉丝”、诗人史文朋：“你是莎茀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我们的父母是造维纳丝的上帝——”“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又喜欢你／我们又都喜欢爱的神秘／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及苦的甜味。”这里“苦的甜味”当为对莎茀“甜苦”说的暗合。 其次，洵美有些诗可能是对莎茀诗的改写。莎茀有“愿你在／柔软的胸脯上／找到安眠”的诗句，洵美名作《花一般的罪恶》则出现了“啊，千万吻曾休息过了的／嫩白的醉香的一块胸膛／夜夜总袒开了任我抚摸／抚摸倦了便睡在她乳上”的诗句。 再次，从意绪表达看，洵美多情诗，情感热烈，变化多端，这与莎茆诗歌情感浓烈、表达率真、具有凝结力与爆发力的风格似有隐约的关系。 还有，洵美诗作中的某些意象，能够看出对莎茀诗中常用意象的借鉴。如《绿逃去了芭蕉》、《情脏》等诗中的“蔷薇”、“鸽子”的意象，在莎茀诗中亦颇为常见。 3.除周作人、邵洵美外，诗人朱湘、徐志摩分别译过萨福的诗 朱湘译了萨福的《一个少女》、《女神歌》；徐志摩则译了萨福《一个女子》，系译自英国诗人罗塞蒂的摘句——罗塞蒂也是热爱萨福者之一。 方璧（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也介绍了萨福，其中某些说法周作人与之有歧见，曾撰文与之商榷。 要之，1949年前，萨福在中国语境中并未有大规模的传播，却在小众人群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三、1949年后萨福在中国的传播 1949年后，萨福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出现了萨福诗集的较完整的中译本。2、涌现了一批萨福研究者和研究论文。3、对当代新诗人有一定的影响。 先说译介。1949年后，主要是1980年代以来，主要有6位译介者：杨宪益、水建馥、罗洛、田晓菲、周煦良、飞白。罗洛和田晓菲以诗人或学者身份从事翻译，其余几位则均为我国知名翻译家。 1.杨宪益译萨福诗9首，收入《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杨宪益 卷》附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杨宪益是翻译大家，虽然他翻译的萨福诗1995年才公开出版，但据其英文自传，他大约在17岁（1932年）时就曾根据英译本转译过一些萨福的诗歌。1995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杨宪益名为《奥德修纪》的自选集收入其中。在该书自序中，杨宪益称1949年后，一直“做中译英的翻译工作”，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业余时间也做了外译中的工作，但“只占我工作的几十分之一”，“这本自选集实际上又只是这后一部分工作的一小部分，只包括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和少数古希腊抒情诗。”他在译序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德修纪》和《牧歌》的内容、艺术特色等，却未介绍古希腊抒情诗，“因为它们在古代早已散失，没有较完整的个人诗集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古希腊抒情诗都是近一二百年间英德学者集辑出来的，都是些零碎断简，很少是完整的。”杨先生精通希腊文，笔者将其译萨福诗与水建馥从希腊文译出的译文对照，基本肯定他是从希腊原文译出的。 由上可知，杨宪益发表的这些包括萨福在内的古希腊抒情诗译于1950、60年代，虽然面世的时间是90年代（笔者查阅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译《奥德修纪》，后未附录古希腊抒情诗）。此自选集中所收萨福（杨译为“沙浮”）诗9首，分别是：《献给司爱神女》、《歌》2首（重名但诗句不同）、《断章》4首、《午夜》、《黄昏》。除萨福外，还选译了阿尔凯欧斯、阿那克瑞翁等8位诗人的诗作及一首不知名的童谣。这其中译萨福诗是最多的，似可说明译者对萨福的重视或偏爱。从选译篇目看，多为萨福诗中一贯受中国作家喜爱的经典篇什，如《献给司爱神女》（即《爱神歌》）、《黄昏》等。 从翻译角度看，杨宪益仅译出了萨福诗，未有任何译注等说明文字，或与此系其“业余工作”不无关系。 2.水建馥：《古希腊抒情诗选》，1986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第1版，1998年第2次印刷 该书收入萨福诗13首，均译自希腊原文，分别是：《无题》、《赠别》、《致阿尔凯奥斯》、《暮色》、《新娘》、《明月》、《夜》、《致阿佛罗狄忒》、《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清流边》、《致安那托利亚》、《死》、《女儿》。 译者评价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一位女诗人。……她是贵族，但有平民气质，民主精神，在当时是位酷爱自由的新女性。她在城中集合一批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少女，组织一个文艺团体，大家结为伴侣，吟诗，唱歌……。她感情丰富，观察敏锐，重友情，爱生活。她写……一位新娘像红苹果独挂枝头，写明月当头，群星隐退，写午夜时分，独卧情景，凡有所见所感，自然流露，都成好诗。她的诗……完整的仅数篇。其中《致阿佛罗狄忒》和《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两篇最为著名。她一生多不幸，早年被当地僭主驱逐，去国十二年。公元前592年回到故乡，因失意而投海自尽。”这段文字语言平实：既未点明萨福与少女们的同性恋关系，只说是“伴侣”；也未点出萨福是由于没得到法翁的爱“失意自尽”。 水译萨福诗的优点，一是译自希腊原文，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诗的面貌。二是每首诗都有较为精当的译者注，有助于读者理解萨福诗作。这与水建馥的翻译观有关。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阅读外国诗歌少了文化上的前积淀，正如外国人读中国诗也难以理解传统典故一样，如隔岸看花，“只好靠注释来补偿”，足见译者对读者的体贴之情，也可见译者注实包含了译者的个性化认识与倾向性。在《致阿佛罗狄忒》一诗注中，水建馥就特别指出该诗“可与屈原的《云中君》互看，相似处甚多，诚属文学史上少见的一种巧合”。这种自觉的平行研究眼光殊为可贵。 3.罗洛译：《萨福抒情诗集》，1986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此诗集以195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玛丽·巴那德（Mary Bamard）的英译本《萨福》为蓝本，“将萨福的诗和断片100首全部译出。除若干残句外，萨福现存的作品大都在此。” 罗译弥补了此前萨福诗只有“零星的译文”的遗憾，是第一部较完整的萨福诗集中译本。之所以选择巴那德译本，罗洛在译序中说它“保持了萨福的真挚、朴素、自然的风格，没有多余的文饰，不把一些断片‘拉长’或改写为完整的诗，然而从中仍能感到萨福的机敏和诗意”，是“接近完美的英译本”。但笔者将该译本中周、水、杨等从希腊原文译出的同题诗对照阅读，发现这个英译本与希腊原文有些地方出入其实是较大的。 罗洛在译序中介绍了萨福的生平与流传，但译文“注释也尽量从简”，原因是该诗集旨在为读者尤其青年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译文采用现代汉语，并力求保持原作口语化特点。”罗洛称萨福是在“希腊文明的背景下”，“在悠闲幽雅的生活中”，“所抒写的大多数是个人的情怀”，她的诗“情深意挚而朴素自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2500多年前的富于生活情趣的女性世界。”简言之，罗洛指出了萨福诗独具特色而又富于魅力之处：萨福的抒情方式是直接抒情，没有装饰，没有浮华，却有真情，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纯洁与单纯，体现出人类童年时期的情调。这是比较准确的。 4.田晓菲编译：《“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三联书店 2003年第1版，2007年第2次印刷 该书主要有4个部分：引言对萨福在中西方的流传情况做了精当梳理评述，并介绍了所依据的英译本主要是娄伯（Loeb，或译勒布）经典文丛的坎贝尔（D.A.Campbell）译本和安·卡尔森（Ann Carson）2002年出版的译本，原因是这两个本子的翻译“都是尽量依照原文，不像威利斯·伯恩斯通或玛丽·巴纳德的译本（笔者按：罗洛即据此译本）那样自行补缺并进行‘文学加工’”，可以更好地反映萨福的“原貌”，兼具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第一辑译萨福歌诗101首；第二辑是尚未确认的萨福歌诗12首；第三辑精选从古希腊时期至今，历代欧美作家以萨福为题材的小说诗歌等创作，其中包括薄伽丘、波德莱尔、马修·阿诺德、庞德、爱米莉·狄金森、西尔维亚·普拉斯等20位知名作家，萨福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最后，田晓菲以自己的诗作《萨福之歌》作为该书的代后记，联想到她出国前即为少年成名的诗人，则可见萨福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吸引力。 田晓菲用诗一般的语言评价萨福：“萨福是残缺。是沉默发出的回声。是沟壑。是谜。是一个永久的象征。在欧美的文学传统中，如果说荷马是父亲，那么萨福就是母亲，是姊妹，是情人。她的歌声热情奔放，绰约闪烁，飘摇不定，穿过两千六百年的黑暗，像火一样燃烧，如大理石一样清凉。”此可谓深知萨福诗个中三味之语。田译萨福诗十分有特色，只保留了叶子，没有不求甚解地画成一棵树。而从书后所附一长串中外参考书目，可见作者编译此书去芜存精之功力。 该书最大的优点是，几乎对萨福的每首诗都做了译者注，且把相关信息也一一呈现，视野开阔，对读者扩展理解萨福与欧美文学传统有相当裨益。如对萨福诗作中“甜苦说”及欲望的矛盾内涵的剖析甚为精辟，包含了作者的慧心。该书配有大量相关插图，视觉效果较佳。该书的遗憾恰如著者本人所言，即从英文译出，而非希腊原文。总之，这是一本下了功夫的精心之作。 作为曾经的1980年代新诗人的田晓菲对萨福具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事实上，还有一位当代诗人即“朦胧派诗人”代表海子，生前也是热爱萨福者，并曾专门写下一首题为《给萨福》的诗歌。 5.周煦良、飞白两位翻译家也译介过部分萨福诗 周煦良在其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选入由其翻译的萨福诗《给所爱》等8首并简介萨福生平。飞白则在《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中，将萨福作为古希腊诗人的重点进行了介绍，译出萨福诗10首，同时附有希腊原文。中文与原文同时呈现，这在所有萨福翻译中是唯一的，其原因与意义自明：因为飞白相信认识诗必须通过诗自身，而“译者是媒人”，任务是激发起读者读原文的渴望。飞白译萨福为“萨茀”，认为其诗“既自然细腻，又大胆强烈，特别富于感性色彩。正如斯达尔夫人评论古希腊诗歌时所说，‘这种不自觉的诗情的进发，正因为它是不自觉的，所以具有后学者所不能企及的力量和纯朴，那是初恋的魅力’。” 6.学术界的研究 以“萨福”为关键词搜索维普期刊网，显示有20篇左右关于萨福的文章。这些文章，除却对萨福的普及性介绍文字外，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从多角度分析萨福诗歌的主题与艺术特色。学者们指出，萨福的诗充满爱、自由的主题，有旷达之风，体现了贵族知识女性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也是萨福所处时代民主性与进步性的艺术写照。其诗作的女性情怀具有源头意义，昭示着“阴性书写”的诞生，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发韧。而萨福在不同时期被建构的不同形象侧面：从“诗美的萨福”到“恋爱的萨福”到现代派中的萨福，再到被唯美主义和颓废派视为同道，及至女权运动兴起后被看作新女性的典范，萨福由此成为西方人“文化心像”的载体，可以说是欲望的诗意化和自由化的最高象征。 二、在萨福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凸显萨福诗作的特点与价值。研究者将萨福与李清照、朱淑真、庄姜等中国女诗（词）人比较研究后，大都认为萨福诗风热烈奔放，与中国女诗人多委婉含蓄的抒情方式不同，这其中既有时代原因，也有社会塑造女性的传统及女性自我认知的差异。而张思齐在萨福与李清照的比较研究中，试用中国词体改译萨福诗作，在众多萨福诗翻译中别具一格，也给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问题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也有人将萨福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三、以萨福诗为个案进行中西上古时代诗歌的比较研究。蒋宏选取《诗经·风》中的情诗与萨福情诗作为先秦情诗与古希腊情诗的代表对照研究，探究二者作为先秦与古希腊爱情婚姻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先民对自由平等的爱情有着共同追求，但先秦情诗中人们多寄望于异性爱，尤其对男子诚实忠厚的想象；而古希腊情诗中，人们则多用同性爱来践行。也有学者通过文本细读，将《诗经-蒹葭》和萨福《他不只是英雄》两首诗分别喻为“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和“色彩浓烈的油画”，以此说明萨福诗是对爱情上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反映，《蒹葭》则突破了爱情范畴，蕴含了理想之不可得的人生境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综而观之，学界有关萨福的研究大致始于上世纪末，近十年则呈逐步增加趋势。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充分利用了萨福诗在1980年代被较完整翻译进入中文语境的便利条件，也说明萨福在进入国人视野百年后持续的生命力。但较之西方从口头文学传统、性别研究、女子教育、修辞学等维度展开，将萨福置于较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语境加以深度阐释，国内的萨福研究尚显寂寞，期待更具创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