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提出的。他在分析多种政治和军事决策时，发现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群体思维，即在群体成员想保持一致的愿望超过了评估所有可能的行动计划的动机时，所采用的谨慎的思维方式。群体成员经常会遇到这种谨慎的决策方式，追求一致压倒了个人的敏锐判断。贾尼斯认为当高度相似或具有一致性的群体无法全面考虑反对意见时，当他们为了和谐相处压制冲突时，或当群体成员没有全面地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时，就容易产生群体思维。① 群体思维与群体规范有关，从众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不能做出客观的评估。在这个群体里，认为追求思想一致比现实地评价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更为重要，同时认为保持群体统一、创造和谐气氛有特殊的意义，并把这一目的置于首位，而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多选方案，使决策质量受到影响。 虚拟的网络世界是一个群体，每位网民都是群体中的成员，在每个网络舆论事件的发生、发展中，网民几乎都从一个松散群体发展到围观群体，再到群体围攻，最终形成了“弱民”与政府对立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思维起着巨大的作用。 由于关系限制而盲目追求一致性 在群体中的成员们都试图和睦相处，丹尼斯・古伦指出群体很容易受到关系限制，就是说群体成员因为害怕承担被群体排斥的风险而不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②极少数成员会把自己的疑问和反对意见最小化，最终群体的成员通过这种心理暗示达到意见上的一致性。 2010年10月16日，河北大学新区两女生被撞一死一伤，肇事者称“我爸是李刚”，立即引发众怒，随后遭到人肉搜索，其父被爆是河北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天涯上一位叫河大义工的网友发帖：“惊！！！河北大学富二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新区女生，‘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引来了近70万人次的点击。随后网友们由愤怒变为冷嘲热讽。猫扑网最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一时间，不仅“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等诗句风靡网络，而且《我爸叫李刚》的歌曲被迅速转载。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网民自觉地对权力阶层的抗议和愤怒。但是，这样的尺度把握应该是理性的。在网络群体中，网民在“李刚门”事件中明显地表露出了由于关系限制而盲目寻求一致性，忽略了理性因素。网民情绪激愤，一味地指责肇事者，在其身份上大做文章。 许多讨论此案的帖子均冠以“官二代肇事”、“嚣张”、“人肉”的字样，讨论帖中极少见到对肇事者的温和评价。肇事者李启铭就读的河北传媒学院的辅导员为他辩护说，李启铭于2008年进入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持与播音（专科）专业学习了两年，2010年6月从学校毕业。“内向、低调、不张扬”。同时，辅导员希望媒体能够客观地报道李启铭。随后，辅导员也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这不仅让人们想起了“杭州飙车案”的主角胡斌，胡斌出庭的时候被网友质疑是其替身出庭。胡斌女友发表了为其辩解的帖子，竟然也遭到网友“人肉”。在“李刚门”事件发生一周后，李启铭的亲友开始为其出面辩解，称李启铭当时是吓坏了，只是对保安人员说了一句“我爸是李刚”，是想向保安人员求助，而并非网友盛传的那样。 在类似的网络舆论事件中，只要涉及到“官二代”、“富二代”与普通百姓的事件，一定会引发民众的私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对立，网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每位网民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事件时，总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弱势群体，并会产生感同身受的身份认同，进而形成群体凝聚力。网民们千夫所指，恶语相向，对于相反的意见进行压倒式的反驳，最终网络舆论势如破竹，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封闭式思考方式下的刻板印象 在网民对某一事件采取统一的态度和意见时，不自觉地会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思考环境。它会忽略这个群体之外任何群体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容易对其他成员产生刻板成见印象。“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③ 互联网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威望和影响力。比如2010年12月30日，北京朝阳区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在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表示，自己的廉租房房租价格是每月77元。郭家房租因为听上去实在太便宜而被网民广泛质疑，有网帖甚至称：郭春平真实身份为北京市公务员，工作单位是朝阳区交警大队。进而引发网民对其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说郭春平“不是困难户”、“母女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郭家高价转租廉租房”等言论在网上迅速流传。 在网民的群体惯性思维中，北京这样高房价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月租为77元的廉租户，肯定是媒体串通政府造假。封闭式的思考环境为网民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个质疑的帖子发出后，大家群起而攻之，声讨这个身为“公务员”却要“撒谎”的廉租户。时隔一周后，郭春平现身辟谣，并向记者出示了自己的失业金领取证。几天后一些论坛出现“77元廉租房续：造谣者道歉了”的帖子，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散布谣言者的网名一样，道歉者自称名为“刘欣”，是南方某市公务员，他在道歉信中对发布的不真实帖子，向廉租户郭春平道歉。至此，这场由网民自导的一场舆论风波就此收场。由此可以窥见，当身处网络群体中的网民对某一舆论事件形成了固有的刻板成见后，会按照预先的设想对当事人进行定义，并对事件进行预见。我们要警惕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网络暴力。 非理性的情绪感染导致事件升级 如今社会已经进入“麦克风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新兴媒体。④网络有其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另一方面，网络信息交流亦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的倾向，一旦流言形成便广泛扩散且极易形成群体效应――“网络江湖”。在网络“口水效应”的推动下，网络谣言常常直接引发和间接推动着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封锁消息，传统媒体有时集体失声，或者虽有报道，但谨小慎微、语焉不详，而且发布的有限信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在群体思维的主导下，非理性情绪在网民中传播，有关事件的各种真假报道和良莠评论便在网络中“铺天盖地”：一些激情性的帖子通过反复转贴在网上迅速扩散；一些煽动性言论由点到面、由小到大，很快就会形成“蝴蝶效应”。⑤ 实际上，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民“政治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可以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成为群体性事件信息来源的主渠道。但是，如果官方舆论出现“选择性失语”或“绝对性失语”，网络谣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替代性选择。由于网络具有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特点，匿名传播成为常态，角色重塑以及角色的多重扮演，完全解除甚至摧毁了人们生活中的“现实身份”。 在“网络制服”的隐身作用下，网络传播者容易脱离社会现实，出现暂时摆脱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束缚的现象。诸多挑战网络文明的不道德行为，诸如传播虚假信息、炮制谣言、人身攻击等现象便可使真实信息的传播加速走向异化。在这样网络失范的情况下，群体中的网民更容易受到非理性情绪的感染，进而加剧情绪化倾向，最终导致了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为公共事件，甚至会引发为现实中的暴力事件。 比如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事后调查发现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部分与那位女学生素不相识。他们参与其中可能是出于路见不平的英雄主义冲动，但更主要的是借机发泄其不满情绪。起初，这种发泄还属于个体行为，但随着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四处流传，个人情绪迅速发酵为群体行为。网络上散播的“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2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的说法，激怒了网民的情绪。在这种扭曲传播的情况下，再加上早已陷入信任危机的当地政府部门，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升级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就不足为奇了。 在网络传播中，群体思维在一些网络舆论事件中也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难事件中，正是网络的传播，让人们第一时间了解灾情，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也有网友自发成立团体赶赴灾区救援等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网络的凝聚力。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其负面作用。如果网络传播被放大、谣言滋生，群体性思考代替理性思考，盲从地跟随大流，造成激愤的网络情绪，就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更不是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应有的网络舆论环境。 注释： ①②【美】理查德・韦斯特著，林恩・H・特纳、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新华网， ④陈潭 黄金：《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J]，《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⑤《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原因研究述要》，《现代科技》，l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提出的。他在分析多种政治和军事决策时，发现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群体思维，即在群体成员想保持一致的愿望超过了评估所有可能的行动计划的动机时，所采用的谨慎的思维方式。群体成员经常会遇到这种谨慎的决策方式，追求一致压倒了个人的敏锐判断。贾尼斯认为当高度相似或具有一致性的群体无法全面考虑反对意见时，当他们为了和谐相处压制冲突时，或当群体成员没有全面地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时，就容易产生群体思维。① 群体思维与群体规范有关，从众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不能做出客观的评估。在这个群体里，认为追求思想一致比现实地评价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更为重要，同时认为保持群体统一、创造和谐气氛有特殊的意义，并把这一目的置于首位，而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多选方案，使决策质量受到影响。 虚拟的网络世界是一个群体，每位网民都是群体中的成员，在每个网络舆论事件的发生、发展中，网民几乎都从一个松散群体发展到围观群体，再到群体围攻，最终形成了“弱民”与政府对立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思维起着巨大的作用。 由于关系限制而盲目追求一致性 在群体中的成员们都试图和睦相处，丹尼斯・古伦指出群体很容易受到关系限制，就是说群体成员因为害怕承担被群体排斥的风险而不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②极少数成员会把自己的疑问和反对意见最小化，最终群体的成员通过这种心理暗示达到意见上的一致性。 2010年10月16日，河北大学新区两女生被撞一死一伤，肇事者称“我爸是李刚”，立即引发众怒，随后遭到人肉搜索，其父被爆是河北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天涯上一位叫河大义工的网友发帖：“惊！！！河北大学富二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新区女生，‘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引来了近70万人次的点击。随后网友们由愤怒变为冷嘲热讽。猫扑网最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一时间，不仅“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等诗句风靡网络，而且《我爸叫李刚》的歌曲被迅速转载。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网民自觉地对权力阶层的抗议和愤怒。但是，这样的尺度把握应该是理性的。在网络群体中，网民在“李刚门”事件中明显地表露出了由于关系限制而盲目寻求一致性，忽略了理性因素。网民情绪激愤，一味地指责肇事者，在其身份上大做文章。 许多讨论此案的帖子均冠以“官二代肇事”、“嚣张”、“人肉”的字样，讨论帖中极少见到对肇事者的温和评价。肇事者李启铭就读的河北传媒学院的辅导员为他辩护说，李启铭于2008年进入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持与播音（专科）专业学习了两年，2010年6月从学校毕业。“内向、低调、不张扬”。同时，辅导员希望媒体能够客观地报道李启铭。随后，辅导员也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这不仅让人们想起了“杭州飙车案”的主角胡斌，胡斌出庭的时候被网友质疑是其替身出庭。胡斌女友发表了为其辩解的帖子，竟然也遭到网友“人肉”。在“李刚门”事件发生一周后，李启铭的亲友开始为其出面辩解，称李启铭当时是吓坏了，只是对保安人员说了一句“我爸是李刚”，是想向保安人员求助，而并非网友盛传的那样。 在类似的网络舆论事件中，只要涉及到“官二代”、“富二代”与普通百姓的事件，一定会引发民众的私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对立，网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每位网民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事件时，总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弱势群体，并会产生感同身受的身份认同，进而形成群体凝聚力。网民们千夫所指，恶语相向，对于相反的意见进行压倒式的反驳，最终网络舆论势如破竹，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封闭式思考方式下的刻板印象 在网民对某一事件采取统一的态度和意见时，不自觉地会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思考环境。它会忽略这个群体之外任何群体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容易对其他成员产生刻板成见印象。“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③ 互联网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威望和影响力。比如2010年12月30日，北京朝阳区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在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表示，自己的廉租房房租价格是每月77元。郭家房租因为听上去实在太便宜而被网民广泛质疑，有网帖甚至称：郭春平真实身份为北京市公务员，工作单位是朝阳区交警大队。进而引发网民对其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说郭春平“不是困难户”、“母女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郭家高价转租廉租房”等言论在网上迅速流传。 在网民的群体惯性思维中，北京这样高房价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月租为77元的廉租户，肯定是媒体串通政府造假。封闭式的思考环境为网民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个质疑的帖子发出后，大家群起而攻之，声讨这个身为“公务员”却要“撒谎”的廉租户。时隔一周后，郭春平现身辟谣，并向记者出示了自己的失业金领取证。几天后一些论坛出现“77元廉租房续：造谣者道歉了”的帖子，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散布谣言者的网名一样，道歉者自称名为“刘欣”，是南方某市公务员，他在道歉信中对发布的不真实帖子，向廉租户郭春平道歉。至此，这场由网民自导的一场舆论风波就此收场。由此可以窥见，当身处网络群体中的网民对某一舆论事件形成了固有的刻板成见后，会按照预先的设想对当事人进行定义，并对事件进行预见。我们要警惕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网络暴力。 非理性的情绪感染导致事件升级 如今社会已经进入“麦克风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新兴媒体。④网络有其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另一方面，网络信息交流亦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的倾向，一旦流言形成便广泛扩散且极易形成群体效应――“网络江湖”。在网络“口水效应”的推动下，网络谣言常常直接引发和间接推动着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封锁消息，传统媒体有时集体失声，或者虽有报道，但谨小慎微、语焉不详，而且发布的有限信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在群体思维的主导下，非理性情绪在网民中传播，有关事件的各种真假报道和良莠评论便在网络中“铺天盖地”：一些激情性的帖子通过反复转贴在网上迅速扩散；一些煽动性言论由点到面、由小到大，很快就会形成“蝴蝶效应”。⑤ 实际上，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民“政治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可以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成为群体性事件信息来源的主渠道。但是，如果官方舆论出现“选择性失语”或“绝对性失语”，网络谣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替代性选择。由于网络具有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特点，匿名传播成为常态，角色重塑以及角色的多重扮演，完全解除甚至摧毁了人们生活中的“现实身份”。 在“网络制服”的隐身作用下，网络传播者容易脱离社会现实，出现暂时摆脱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束缚的现象。诸多挑战网络文明的不道德行为，诸如传播虚假信息、炮制谣言、人身攻击等现象便可使真实信息的传播加速走向异化。在这样网络失范的情况下，群体中的网民更容易受到非理性情绪的感染，进而加剧情绪化倾向，最终导致了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为公共事件，甚至会引发为现实中的暴力事件。 比如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事后调查发现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部分与那位女学生素不相识。他们参与其中可能是出于路见不平的英雄主义冲动，但更主要的是借机发泄其不满情绪。起初，这种发泄还属于个体行为，但随着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四处流传，个人情绪迅速发酵为群体行为。网络上散播的“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2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的说法，激怒了网民的情绪。在这种扭曲传播的情况下，再加上早已陷入信任危机的当地政府部门，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升级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就不足为奇了。 在网络传播中，群体思维在一些网络舆论事件中也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难事件中，正是网络的传播，让人们第一时间了解灾情，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也有网友自发成立团体赶赴灾区救援等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网络的凝聚力。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其负面作用。如果网络传播被放大、谣言滋生，群体性思考代替理性思考，盲从地跟随大流，造成激愤的网络情绪，就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更不是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应有的网络舆论环境。 注释： ①②【美】理查德・韦斯特著，林恩・H・特纳、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新华网， ④陈潭 黄金：《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J]，《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⑤《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原因研究述要》，《现代科技》，l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