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赫南·赫尔普（Elhanan Helpma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以色列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代表著包括《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经济增长之谜》等。笔者近日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就相关问题与赫尔普曼教授进行了交流，下面是根据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经赫尔普曼教授授权同意发表。全文共计2500字。
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扩大。这一扩大有多少是因为全球化、多少是因为国内因素？
答：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文献回顾。还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基于情绪讨论问题，也可以基于证据讨论问题。目前的证据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但是效果并不是大得不得了。很难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我估计25%-30%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归咎于贸易。
有很多研究试图发现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对工资收入的差距。所有近期研究新发现的那些机制都证明影响是存在的，但从数量上来说都很小。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这些新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新的影响机制相当复杂，而且超越了新古典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该效应能解释20%左右的收入差距，但总体上这些新机制的量化影响非常小。
在收入的高端，工资差距的扩大更多，在收入的低端反之。在美国，由于没有及时调整，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对于低收入群体产生了一些影响，工会影响力的下降也带来了一定影响。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对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不过，技术进步的量化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是一种相关关系。在那些研发投入比率高的或是技术进步影响更大的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大，但我们不能肯定其具体的量化影响到底是多少，但应该比贸易的影响大。当然，全球化本身也会影响技术进步，但我们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问：为什么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吗？
答：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一个新现象。我并没有一个答案。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预测短期波动是很难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大面积出现，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贸易增速的放缓归咎于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预期是存在的。比如说，英国的脱欧还有美国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证据并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幸的是，政治家实行的政策往往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很难说特朗普会不会实施贸易主义政策，因为他不可预测。但在美国国会，对本国劳工的支持会上升，对国际贸易的支持会下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三国国家元首见证下 于1992年正式签署
问：在美国大选前，有400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批评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如果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能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吗？
答：认为废除NAFTA能给美国带来好处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其实该协定对美国的影响没那么大，对于墨西哥的影响确实很大。想跟人们解释清楚这一点很难，因为看到进口增加和国内工人受损很容易，但看到因为进口而带来的更便宜的产品价格并不容易。最近《经济学季刊》出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其估算证明消费品价格的长期下降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好处最大。此外，原材料也更便宜了，这会带来其他产业的扩张，并导致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上升，但这一点还没有人估算。而且，更便宜的原材料可以促进出口，因为生产成本下降了。所以，美国虽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原材料，但可以把制成品卖给欧洲和南美，这会创造就业。我们不能片面地看待经济并因此片面地下结论。
问：我们能否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全球化的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
答：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补偿机制，但用的不够。在美国，有一个对因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重新培训的项目。政府不是没做这件事，但是规模太小，而且项目资金不足。我们需要给这个项目投入更多资金，帮助这些工人重新获得培训。而且该项目还存在很多浪费，安妮·克鲁格曾经估算，通过该项目培训一个工人的费用超过了这个工人重新上岗的工资。这些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问：您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利益集团的书，前面您也说过政治家决策往往并不是基于证据，那么您认为民主制度和自由贸易相容吗？
答：只相容到一定程度。每个民主政体都有利益集团，但每个专制政体也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一直都存在，他们导致结果偏向于那些更有权力的群体，而且有时候带来极高的经济成本。多数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选民在选代表的时候，他们把选票捆绑在一系列政策上，如收入、税收、枪支管理、教育等等，不是只关注贸易政策。多数时候，贸易政策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时候，在一些因进口竞争而受损较大的地区，贸易会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因此，选民选的是综合的政策，总体上这一制度运作的很好。也许我们没有世界上最好的枪支管理政策或是最好的教育政策，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理性地达成妥协，而不是是否最有效率。民主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看看历史吧，二战后关贸总协定创立时的签署国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因此，民主国家是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由贸易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是可以接受的。
问：大国和小国之间，哪一个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哪一个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
答：小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大国可以影响自身的贸易条件。如果你从自由贸易状态走向自主自足状态，肯定是在大国更好。然而，所有的模拟都显示，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于大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对于那些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加拿大、比利时而言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国家觉得没有国际贸易能干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没有取得什么好结果。而20世纪70年代成功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是依靠国际市场发展起来的。
问：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制度和变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
答：它们不是外生的，但也取决于你说的时间维度，如果你为未来五年做计划，那么制度是外生的，但如果你想的是未来50年，制度就不是外生的了，因为制度会发生变化，政治、经济和制度之间会相互影响。问题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以英国脱欧为例，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如果英国能成功实施的话。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欧盟的逐步东扩以及权力集中于布鲁塞尔的方式使得制度发生变迁，导致很多英国人认为脱欧会使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但确实包含了制度的变迁。
提问者方晋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更多方晋北美访谈可点下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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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赫南·赫尔普（Elhanan Helpma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以色列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代表著包括《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经济增长之谜》等。笔者近日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就相关问题与赫尔普曼教授进行了交流，下面是根据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经赫尔普曼教授授权同意发表。全文共计2500字。
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扩大。这一扩大有多少是因为全球化、多少是因为国内因素？
答：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文献回顾。还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基于情绪讨论问题，也可以基于证据讨论问题。目前的证据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但是效果并不是大得不得了。很难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我估计25%-30%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归咎于贸易。
有很多研究试图发现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对工资收入的差距。所有近期研究新发现的那些机制都证明影响是存在的，但从数量上来说都很小。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这些新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新的影响机制相当复杂，而且超越了新古典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该效应能解释20%左右的收入差距，但总体上这些新机制的量化影响非常小。
在收入的高端，工资差距的扩大更多，在收入的低端反之。在美国，由于没有及时调整，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对于低收入群体产生了一些影响，工会影响力的下降也带来了一定影响。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对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不过，技术进步的量化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是一种相关关系。在那些研发投入比率高的或是技术进步影响更大的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大，但我们不能肯定其具体的量化影响到底是多少，但应该比贸易的影响大。当然，全球化本身也会影响技术进步，但我们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问：为什么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吗？
答：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一个新现象。我并没有一个答案。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预测短期波动是很难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大面积出现，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贸易增速的放缓归咎于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预期是存在的。比如说，英国的脱欧还有美国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证据并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幸的是，政治家实行的政策往往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很难说特朗普会不会实施贸易主义政策，因为他不可预测。但在美国国会，对本国劳工的支持会上升，对国际贸易的支持会下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三国国家元首见证下 于1992年正式签署
问：在美国大选前，有400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批评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如果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能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吗？
答：认为废除NAFTA能给美国带来好处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其实该协定对美国的影响没那么大，对于墨西哥的影响确实很大。想跟人们解释清楚这一点很难，因为看到进口增加和国内工人受损很容易，但看到因为进口而带来的更便宜的产品价格并不容易。最近《经济学季刊》出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其估算证明消费品价格的长期下降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好处最大。此外，原材料也更便宜了，这会带来其他产业的扩张，并导致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上升，但这一点还没有人估算。而且，更便宜的原材料可以促进出口，因为生产成本下降了。所以，美国虽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原材料，但可以把制成品卖给欧洲和南美，这会创造就业。我们不能片面地看待经济并因此片面地下结论。
问：我们能否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全球化的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
答：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补偿机制，但用的不够。在美国，有一个对因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重新培训的项目。政府不是没做这件事，但是规模太小，而且项目资金不足。我们需要给这个项目投入更多资金，帮助这些工人重新获得培训。而且该项目还存在很多浪费，安妮·克鲁格曾经估算，通过该项目培训一个工人的费用超过了这个工人重新上岗的工资。这些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问：您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利益集团的书，前面您也说过政治家决策往往并不是基于证据，那么您认为民主制度和自由贸易相容吗？
答：只相容到一定程度。每个民主政体都有利益集团，但每个专制政体也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一直都存在，他们导致结果偏向于那些更有权力的群体，而且有时候带来极高的经济成本。多数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选民在选代表的时候，他们把选票捆绑在一系列政策上，如收入、税收、枪支管理、教育等等，不是只关注贸易政策。多数时候，贸易政策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时候，在一些因进口竞争而受损较大的地区，贸易会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因此，选民选的是综合的政策，总体上这一制度运作的很好。也许我们没有世界上最好的枪支管理政策或是最好的教育政策，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理性地达成妥协，而不是是否最有效率。民主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看看历史吧，二战后关贸总协定创立时的签署国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因此，民主国家是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由贸易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是可以接受的。
问：大国和小国之间，哪一个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哪一个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
答：小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更大。大国可以影响自身的贸易条件。如果你从自由贸易状态走向自主自足状态，肯定是在大国更好。然而，所有的模拟都显示，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于大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对于那些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加拿大、比利时而言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国家觉得没有国际贸易能干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没有取得什么好结果。而20世纪70年代成功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是依靠国际市场发展起来的。
问：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制度和变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
答：它们不是外生的，但也取决于你说的时间维度，如果你为未来五年做计划，那么制度是外生的，但如果你想的是未来50年，制度就不是外生的了，因为制度会发生变化，政治、经济和制度之间会相互影响。问题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以英国脱欧为例，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如果英国能成功实施的话。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欧盟的逐步东扩以及权力集中于布鲁塞尔的方式使得制度发生变迁，导致很多英国人认为脱欧会使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但确实包含了制度的变迁。
提问者方晋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更多方晋北美访谈可点下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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