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是两晋文坛成就最高的作家。在诗歌、散文、辞赋的创作上别开生面，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用最纯朴自然的语言表现了最宁静醇美的田园风光和高远拔俗的意境。
关键词：田园诗；陶渊明；自由；平淡；清新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泊邈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本诗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本诗的鉴赏即可领略陶渊明田园诗的风采一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南山”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泛指在南边的山，特指秦岭山，具体来说指的是秦岭山的终南段。历史上因为秦岭山脉位于唐代长安都城以南，故称为南山。“南山”在众多诗词中的，多指宏大、久远，如“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又如“寿比南山”等。而在此诗中又有暗喻朝廷的意思。“草盛豆苗稀”，“盛”与“稀”的对比实则是朝廷的奸臣当道与忠良难存。这两句平淡至极，像似闲谈，却亲切入题。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草盛豆苗稀就得理，所以一早就下地了，又是一句平淡的纪实。细品“理荒秽”三字，喻“草”为“荒秽”，作者心中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陶渊明看来，这些荒草像极了社会中的黑暗、不公、尔虞我诈。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不是每个人都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坚守着自己的宁静，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做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上枝头，干完了一天的活，带着充实的成就感，凉风习习，肩扛锄头，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优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峡”“长”“沾”一连串的形容词，表现了诗人深陷田园生活，忘情世外，悠然自乐。诗人既表达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全诗的语言朴素、平淡，自然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但又清新怡然、富于情趣，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受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然而为官的十三年，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故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临死时，他在给自己写的《拟挽歌辞三首》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陶渊明的诗中蕴藉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因此，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得”。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参考文献：
[1]王瑶.陶渊明集[M].人民出版社，1983.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修订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
摘 要：陶渊明是两晋文坛成就最高的作家。在诗歌、散文、辞赋的创作上别开生面，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用最纯朴自然的语言表现了最宁静醇美的田园风光和高远拔俗的意境。
关键词：田园诗；陶渊明；自由；平淡；清新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泊邈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本诗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本诗的鉴赏即可领略陶渊明田园诗的风采一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南山”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泛指在南边的山，特指秦岭山，具体来说指的是秦岭山的终南段。历史上因为秦岭山脉位于唐代长安都城以南，故称为南山。“南山”在众多诗词中的，多指宏大、久远，如“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又如“寿比南山”等。而在此诗中又有暗喻朝廷的意思。“草盛豆苗稀”，“盛”与“稀”的对比实则是朝廷的奸臣当道与忠良难存。这两句平淡至极，像似闲谈，却亲切入题。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草盛豆苗稀就得理，所以一早就下地了，又是一句平淡的纪实。细品“理荒秽”三字，喻“草”为“荒秽”，作者心中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陶渊明看来，这些荒草像极了社会中的黑暗、不公、尔虞我诈。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不是每个人都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坚守着自己的宁静，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做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上枝头，干完了一天的活，带着充实的成就感，凉风习习，肩扛锄头，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优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峡”“长”“沾”一连串的形容词，表现了诗人深陷田园生活，忘情世外，悠然自乐。诗人既表达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全诗的语言朴素、平淡，自然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但又清新怡然、富于情趣，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受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然而为官的十三年，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故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临死时，他在给自己写的《拟挽歌辞三首》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陶渊明的诗中蕴藉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因此，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得”。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参考文献：
[1]王瑶.陶渊明集[M].人民出版社，1983.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修订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