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曾深得“渔盐之利”与“舟楫之便”，但近现代以来却饱受海洋之屈辱，陷于战略困境与尴尬境地。导致我国海洋困境的原因复杂，其中，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其客观原因，海洋与海权意识淡薄是其主观原因。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培育海洋意识，制定海洋大战略，大力加强海权建设，充分认识“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之道理。 关键词 海洋战略困境 历史回顾 未来应对 海洋覆盖着地球70%左右的面积，蕴藏着地球至少65%以上的自然资源，是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最重要的能源与矿产的来源。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来看，海洋至关重要，可以说，“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中国虽是一个海陆交汇的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6000多个岛屿，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陆权比较强势，海权相对弱势。从战略视角来看，中国海洋战略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困境。因此，中国人对海洋的感情非常复杂，既爱又恨。从历史来看，海洋曾经带给中国人财富和荣耀，也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和屈辱，而从现实与未来来看，则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搁浅的巨龙：历史视角 中国以龙自诩，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称，龙本应属于海洋，但却搁浅于黄土高坡。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也曾拥有成为海洋大国的诸多文化基因。且不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中就有先人航海的遗迹；也不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殷商文化遗存中就有马来半岛的海贝、象牙、鲸鱼骨等；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的海战，就比西方海权史中著名的古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早若干年；秦汉时期就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西至印度、斯里兰卡，东到朝鲜、日本，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远洋商船云集，贸易商人富甲一方，同时也为唐、宋王朝贡献了巨额赋税；明初的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5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播撒中国皇帝的浩荡皇恩。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乍舌，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半个世纪。《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所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 然而，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中国辉煌的航海文明基因却遭到了陆权文化的粗暴摧残而中道夭折。以明、清两朝的“海禁”为代表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绑缚住了中华巨龙，使之陷于搁浅的困境，拱手把广阔的海洋让予了西方列强，而全然不知自身已陷于危险的境地。就在东方的中华巨龙开始搁浅之时，西方世界却借助海洋开始迅速崛起。可以说，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崛起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借助海洋、发挥海权效应的进程。从15世纪西方航海大发现开始，靠着一艘艘满载着金银、香料的帆船，葡萄牙、西班牙一度称雄世界。继之而起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经济军事复合体，以海洋为舞台，以“商舰”（武装的商船）为载体，把17世纪变成了“荷兰世纪”。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凭借其世界第一的海军实力，海外贸易到哪里，海军就到哪里，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长达两个世纪。同样，我们的东邻日本，也是在近代摆脱“海禁”的枷锁后，依赖海洋快速崛起。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发布《御笔书》，宣称要以武力来“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战略。1872年设立海军节，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击败中国北洋水师，1904年击败俄国海军，终以海洋之利跻身西方列强之列。 闭关锁国300年，中国人对海洋生疏了，而凭借海洋之利兴起的西方，则开始叩击搁浅巨龙之国门。没有了海权的庇护，中国人原以为可作为御敌之天然长城的海洋，就成为了西方入侵中国的捷径。中国近代的耻辱史就是从海洋开始的，中国的国门也是从海洋方向被西方列强打开的。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落后与长期忽视海洋有密切关系。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其流动性和多变性让西方显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国文明则属于大陆文明，如同长寿的“仁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但也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因此，西方兴起了，东方落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西方的海洋文明不断扩张、最终统治世界的历史。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体国家，既有海洋性又有大陆性，但相对来说大陆性要更强一些，陆权在中国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中国历史来看，多数情况是代表强大陆权的北方统一了南方，而少有代表海权的南方北上一统中国的情况出现。有人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程，就是代表大陆性（或陆权）的秦国征服了代表海洋性（海权）的齐国和楚国的过程，中国从此进入了以陆权为主导的时代。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强调御敌于陆界之外的重要陆权标志。实际上，今天的中国陆权思想依然占据很重要位置，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周边邻国友好关系的建设，无论是“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还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都非常重视我国陆上周边各国的关系，目前我国已基本上与周边陆上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伙伴关系（阿富汗是最近建立的一个）；另外，“上合组织”也是当前中国陆权优先的一个体现。 尴尬的大国：现实维度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海洋之苦的中国终于站起来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971年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包括海权）的普遍认可。6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老旧中国的闭关锁国、忽视海洋的落后局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海洋问题上，中国依然没能很好地摆脱战略困境，依然是一个尴尬的大国。这种尴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客观实力地位来看，中国应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小国，对海洋问题发言权小，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称。二是海洋权益（含海洋国土）争端频发，任何国家似乎都敢欺负中国、挑衅中国，中国似乎总陷于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这种尴尬困境的形成，主要有外部客观方面的因素与内部主观方面的原因。
摘要 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曾深得“渔盐之利”与“舟楫之便”，但近现代以来却饱受海洋之屈辱，陷于战略困境与尴尬境地。导致我国海洋困境的原因复杂，其中，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其客观原因，海洋与海权意识淡薄是其主观原因。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培育海洋意识，制定海洋大战略，大力加强海权建设，充分认识“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之道理。 关键词 海洋战略困境 历史回顾 未来应对 海洋覆盖着地球70%左右的面积，蕴藏着地球至少65%以上的自然资源，是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最重要的能源与矿产的来源。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来看，海洋至关重要，可以说，“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中国虽是一个海陆交汇的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6000多个岛屿，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陆权比较强势，海权相对弱势。从战略视角来看，中国海洋战略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困境。因此，中国人对海洋的感情非常复杂，既爱又恨。从历史来看，海洋曾经带给中国人财富和荣耀，也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和屈辱，而从现实与未来来看，则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搁浅的巨龙：历史视角 中国以龙自诩，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称，龙本应属于海洋，但却搁浅于黄土高坡。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也曾拥有成为海洋大国的诸多文化基因。且不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中就有先人航海的遗迹；也不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殷商文化遗存中就有马来半岛的海贝、象牙、鲸鱼骨等；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的海战，就比西方海权史中著名的古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早若干年；秦汉时期就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西至印度、斯里兰卡，东到朝鲜、日本，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远洋商船云集，贸易商人富甲一方，同时也为唐、宋王朝贡献了巨额赋税；明初的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5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播撒中国皇帝的浩荡皇恩。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乍舌，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半个世纪。《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所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 然而，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中国辉煌的航海文明基因却遭到了陆权文化的粗暴摧残而中道夭折。以明、清两朝的“海禁”为代表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绑缚住了中华巨龙，使之陷于搁浅的困境，拱手把广阔的海洋让予了西方列强，而全然不知自身已陷于危险的境地。就在东方的中华巨龙开始搁浅之时，西方世界却借助海洋开始迅速崛起。可以说，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崛起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借助海洋、发挥海权效应的进程。从15世纪西方航海大发现开始，靠着一艘艘满载着金银、香料的帆船，葡萄牙、西班牙一度称雄世界。继之而起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经济军事复合体，以海洋为舞台，以“商舰”（武装的商船）为载体，把17世纪变成了“荷兰世纪”。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凭借其世界第一的海军实力，海外贸易到哪里，海军就到哪里，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长达两个世纪。同样，我们的东邻日本，也是在近代摆脱“海禁”的枷锁后，依赖海洋快速崛起。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发布《御笔书》，宣称要以武力来“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战略。1872年设立海军节，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击败中国北洋水师，1904年击败俄国海军，终以海洋之利跻身西方列强之列。 闭关锁国300年，中国人对海洋生疏了，而凭借海洋之利兴起的西方，则开始叩击搁浅巨龙之国门。没有了海权的庇护，中国人原以为可作为御敌之天然长城的海洋，就成为了西方入侵中国的捷径。中国近代的耻辱史就是从海洋开始的，中国的国门也是从海洋方向被西方列强打开的。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落后与长期忽视海洋有密切关系。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其流动性和多变性让西方显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国文明则属于大陆文明，如同长寿的“仁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但也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因此，西方兴起了，东方落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西方的海洋文明不断扩张、最终统治世界的历史。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体国家，既有海洋性又有大陆性，但相对来说大陆性要更强一些，陆权在中国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中国历史来看，多数情况是代表强大陆权的北方统一了南方，而少有代表海权的南方北上一统中国的情况出现。有人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程，就是代表大陆性（或陆权）的秦国征服了代表海洋性（海权）的齐国和楚国的过程，中国从此进入了以陆权为主导的时代。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强调御敌于陆界之外的重要陆权标志。实际上，今天的中国陆权思想依然占据很重要位置，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周边邻国友好关系的建设，无论是“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还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都非常重视我国陆上周边各国的关系，目前我国已基本上与周边陆上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伙伴关系（阿富汗是最近建立的一个）；另外，“上合组织”也是当前中国陆权优先的一个体现。 尴尬的大国：现实维度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海洋之苦的中国终于站起来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971年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包括海权）的普遍认可。6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老旧中国的闭关锁国、忽视海洋的落后局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海洋问题上，中国依然没能很好地摆脱战略困境，依然是一个尴尬的大国。这种尴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客观实力地位来看，中国应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小国，对海洋问题发言权小，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称。二是海洋权益（含海洋国土）争端频发，任何国家似乎都敢欺负中国、挑衅中国，中国似乎总陷于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这种尴尬困境的形成，主要有外部客观方面的因素与内部主观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