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区拍摄的8名婴儿。新华社发
由于养儿子的经济成本增高，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农村父母第一次与城市工薪阶层的父母们站在了一起 ——当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时，他们更希望要一个女儿。
作者：李呐，双瑞（中国特稿社）
31岁的刘敏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身边刚出生的儿子，欢喜中有一丝失落：到底是没能凑成一个“好”字。
4年前大儿子的出生给家在北京的刘敏带来了巨大欢乐。为了全心全意地照看儿子，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放弃了某保险公司年薪20多万元的法务工作。
2015年，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刘敏和刚刚创建了自己的空调代理公司的丈夫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她说：“就是想要一个女儿，尽管要第二个孩子，肯定会更辛苦，生活压力也会更大。”
事与愿违，第二个孩子还是儿子，儿女双全的愿望破灭的同时，刘敏也被“养儿成本高”的焦虑所困扰。她说，对要女儿的“执念”，多少有些“挑战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朋友开玩笑问我‘生了两个儿子是在炫富吗’？一想到将来两个儿子上学、结婚、买房，我可笑不出来。单是买房一项，按照目前北京的房价算，至少需要五六百万，甚至上千万。”
1985年在海南一个小县城出生的刘敏，是父母的第四个女儿，乳名“招娣”。 娣与弟同音，招娣意味着“招弟”，因为“爸妈特别想要一个男孩儿”。
刘敏2岁时，家里终于迎来了第五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弟弟出生时，家里请了所有亲戚邻居来吃酒席，放了一整天的鞭炮。在老家人的传统观念里，只有男孩儿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刘敏爸爸跑运输赚的钱，都交了超生罚款，生活过得捉襟见肘。有时候，她和三个姐姐“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
为了预防人口数量过快增涨，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资源不足的矛盾恶化，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开始推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在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这项政策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作为农业大国，不少农村家庭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传统的影响，宁愿贫困，甚至违法，也要生男孩。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的就是一对夫妇辗转中国各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躲避计生检查，只为了生一个男孩的故事。跟刘敏父母一样，一些家庭因为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迅速攀升，从1982年的107（以女性为100），升到了2004年的121.18。尽管2009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仍高出103-107的正常值上限。
性别比失衡导致了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的适龄男性婚配难题。2016年初，常驻人口大省河南爆出了“天价彩礼”的新闻，适婚女性的缺失造成男方为婚姻支付的聘礼水涨船高。
河南兰考县一名村干部说，七八年前，村民娶媳妇的彩礼要“万里挑一”，即包一万零一元的红包，而现在要“万紫千红”，就是包一万张紫色的五元钞票、一千张红色的百元钞票，算下来是15万元。不到十年时间，彩礼涨了10多倍。“很多家庭辛苦打工多年，攒下的钱仅仅够盖房子，彩礼、宴请、购买家电的钱只能东拼西凑地借，娶个媳妇就背一身债，男孩多的家庭经济负担就更重。”
由于养儿子的经济成本增高，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农村父母第一次与城市工薪阶层的父母们站在了一起 ——当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时，他们更希望要一个女儿。
在河南郑州市区，几名孩子在上学途中。新华社记者王颂 摄
在河南固始县段集镇柳林村，已经有一个儿子的王有最近和妻子商量，准备再要一个女儿。他说，身边的同龄人大都希望儿女双全，不像老一辈迷信多子多福。
王有去年开始做农村淘宝合伙人，在网上销售“笨”鸡蛋、苦菜等当地特产，经济条件相对宽裕。他坦承，现在结婚彩礼太重，自己还没考虑将来儿子结婚的问题，“谁知道二十年后是什么风俗？说不定女孩不要彩礼了呢。”
在北京某私立妇产医院，萱萱和丈夫正在等候孕前体检。他们已经有一个2岁的女儿。为了备孕二胎，萱萱从年初开始在网上搜罗各种偏方，比如把丈夫常喝的碳酸饮料换成苏打水，据说可以帮助调节身体的酸碱环境，怀上男孩儿的几率会更大。萱萱说：“如果还是女孩儿，只要健康我也会生下来，但之前总要努力试一试。”
同在这家医院，建筑设计师王源正带着3岁的儿子陪妻子进行6个月的产检。在妻子怀孕1个多月时，王源把妻子的血液样本寄到香港一家医疗机构，检测判定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会是女儿。“当前社会，男女在上学、就业方面越来越平等了。但感情上，对父母来说，女儿似乎会更贴心。”
早在2003年，中国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了《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明令禁止所有非医学需要的选择胎儿性别行为。
但今天不少父母千方百计想知道胎儿的性别。为王源妻子进行检查的医生表示，在私立医院做产检的很多父母，都通过各种渠道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有些也不如预期，不过大部分父母还是会选择留下孩子”。
2014年，河南等“全面二孩政策”先行先试的地区开展过打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专项行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要求，如果持二孩生育证的夫妇为选男女终止妊娠，二孩证将被取消。
今年2月，一家浏览量过千万的大陆母婴网站做过一份调查——二胎性别不是自己想要的，会有妈妈选择流产吗？参加调查的1000多名母亲中，超过90%的母亲表示“来什么是什么”，不到10%的母亲表示“必须儿女双全”。
北京的Saja（化名）女士家2岁半的儿子唐唐凝视着刚出生3天的妹妹小花。CICPHOTO总汇摄
不过，对农村和小城镇的祖父母而言，孙子似乎比孙女更让他们满足。刘敏的婆婆专程从湖南湘潭老家来北京，照顾她和刚出生的孙子。老人家虽然嘴上顺着儿媳妇感慨“现在养儿不易，男伢子花费多”，但她抱着小孙子，眼角眉梢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骄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图为在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区拍摄的8名婴儿。新华社发
由于养儿子的经济成本增高，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农村父母第一次与城市工薪阶层的父母们站在了一起 ——当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时，他们更希望要一个女儿。
作者：李呐，双瑞（中国特稿社）
31岁的刘敏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身边刚出生的儿子，欢喜中有一丝失落：到底是没能凑成一个“好”字。
4年前大儿子的出生给家在北京的刘敏带来了巨大欢乐。为了全心全意地照看儿子，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放弃了某保险公司年薪20多万元的法务工作。
2015年，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刘敏和刚刚创建了自己的空调代理公司的丈夫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她说：“就是想要一个女儿，尽管要第二个孩子，肯定会更辛苦，生活压力也会更大。”
事与愿违，第二个孩子还是儿子，儿女双全的愿望破灭的同时，刘敏也被“养儿成本高”的焦虑所困扰。她说，对要女儿的“执念”，多少有些“挑战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朋友开玩笑问我‘生了两个儿子是在炫富吗’？一想到将来两个儿子上学、结婚、买房，我可笑不出来。单是买房一项，按照目前北京的房价算，至少需要五六百万，甚至上千万。”
1985年在海南一个小县城出生的刘敏，是父母的第四个女儿，乳名“招娣”。 娣与弟同音，招娣意味着“招弟”，因为“爸妈特别想要一个男孩儿”。
刘敏2岁时，家里终于迎来了第五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弟弟出生时，家里请了所有亲戚邻居来吃酒席，放了一整天的鞭炮。在老家人的传统观念里，只有男孩儿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刘敏爸爸跑运输赚的钱，都交了超生罚款，生活过得捉襟见肘。有时候，她和三个姐姐“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
为了预防人口数量过快增涨，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资源不足的矛盾恶化，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开始推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在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这项政策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作为农业大国，不少农村家庭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传统的影响，宁愿贫困，甚至违法，也要生男孩。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的就是一对夫妇辗转中国各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躲避计生检查，只为了生一个男孩的故事。跟刘敏父母一样，一些家庭因为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迅速攀升，从1982年的107（以女性为100），升到了2004年的121.18。尽管2009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仍高出103-107的正常值上限。
性别比失衡导致了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的适龄男性婚配难题。2016年初，常驻人口大省河南爆出了“天价彩礼”的新闻，适婚女性的缺失造成男方为婚姻支付的聘礼水涨船高。
河南兰考县一名村干部说，七八年前，村民娶媳妇的彩礼要“万里挑一”，即包一万零一元的红包，而现在要“万紫千红”，就是包一万张紫色的五元钞票、一千张红色的百元钞票，算下来是15万元。不到十年时间，彩礼涨了10多倍。“很多家庭辛苦打工多年，攒下的钱仅仅够盖房子，彩礼、宴请、购买家电的钱只能东拼西凑地借，娶个媳妇就背一身债，男孩多的家庭经济负担就更重。”
由于养儿子的经济成本增高，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农村父母第一次与城市工薪阶层的父母们站在了一起 ——当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时，他们更希望要一个女儿。
在河南郑州市区，几名孩子在上学途中。新华社记者王颂 摄
在河南固始县段集镇柳林村，已经有一个儿子的王有最近和妻子商量，准备再要一个女儿。他说，身边的同龄人大都希望儿女双全，不像老一辈迷信多子多福。
王有去年开始做农村淘宝合伙人，在网上销售“笨”鸡蛋、苦菜等当地特产，经济条件相对宽裕。他坦承，现在结婚彩礼太重，自己还没考虑将来儿子结婚的问题，“谁知道二十年后是什么风俗？说不定女孩不要彩礼了呢。”
在北京某私立妇产医院，萱萱和丈夫正在等候孕前体检。他们已经有一个2岁的女儿。为了备孕二胎，萱萱从年初开始在网上搜罗各种偏方，比如把丈夫常喝的碳酸饮料换成苏打水，据说可以帮助调节身体的酸碱环境，怀上男孩儿的几率会更大。萱萱说：“如果还是女孩儿，只要健康我也会生下来，但之前总要努力试一试。”
同在这家医院，建筑设计师王源正带着3岁的儿子陪妻子进行6个月的产检。在妻子怀孕1个多月时，王源把妻子的血液样本寄到香港一家医疗机构，检测判定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会是女儿。“当前社会，男女在上学、就业方面越来越平等了。但感情上，对父母来说，女儿似乎会更贴心。”
早在2003年，中国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了《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明令禁止所有非医学需要的选择胎儿性别行为。
但今天不少父母千方百计想知道胎儿的性别。为王源妻子进行检查的医生表示，在私立医院做产检的很多父母，都通过各种渠道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有些也不如预期，不过大部分父母还是会选择留下孩子”。
2014年，河南等“全面二孩政策”先行先试的地区开展过打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专项行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要求，如果持二孩生育证的夫妇为选男女终止妊娠，二孩证将被取消。
今年2月，一家浏览量过千万的大陆母婴网站做过一份调查——二胎性别不是自己想要的，会有妈妈选择流产吗？参加调查的1000多名母亲中，超过90%的母亲表示“来什么是什么”，不到10%的母亲表示“必须儿女双全”。
北京的Saja（化名）女士家2岁半的儿子唐唐凝视着刚出生3天的妹妹小花。CICPHOTO总汇摄
不过，对农村和小城镇的祖父母而言，孙子似乎比孙女更让他们满足。刘敏的婆婆专程从湖南湘潭老家来北京，照顾她和刚出生的孙子。老人家虽然嘴上顺着儿媳妇感慨“现在养儿不易，男伢子花费多”，但她抱着小孙子，眼角眉梢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骄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