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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1500-1800年间,西欧经济就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这使得该区域到19世纪初时就相对东欧和亚洲地区富裕得多。学者们把这一增长差异称为“第一次大分流”(First Great Divergence)。考虑到这样的持续增长发生在工业化之前的时期,所以尤为难能可贵。然而,已有研究对于欧洲为什么在16世纪就开始崛起、为什么会在此时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难以达成一致。Acemoglu、Johnson和 Robinson于2005年发表在AER上合著论文“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探讨了欧洲这一时期崛起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文章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历史数据来说话。首先,作者使用1300-1850年欧洲各国的城市化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发现一个典型化事实:1500年后,西欧相对东欧经历了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即东西欧出现了“第一次大分流”。接着,作者把西欧国家再进行分类,其中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归为大西洋贸易者—他们能够进入大西洋与新世界、亚洲和非洲国家进行贸易,结果发现西欧的增长主要是来自大西洋贸易者的增长。为了证实上述经验发现的可靠性,作者收集了1300-1850年欧洲国家面板数据进行计量估计。在控制了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文中估计了西欧国家虚拟变量与1600年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发现该系数估计为正且显著。这表明西欧与东欧的经济增长自1600年后存在着分流。在上述模型基础上,作者加入了大西洋贸易者与时间虚拟变量乘积,发现西欧国家交叉项系数不再显著,而大西洋贸易者交叉项系数自1600年后显著为正。这表明西欧的经济增长可用大西洋贸易者来解释,即“第一次大分流”与大西洋贸易者密切相关,证实了描述统计的结论。随后,作者也对关于欧洲崛起的其他流行理论进行了验证,如新教的影响、战争、罗马帝国的遗产、地理位置等,结果不支持这些竞争性假说。
虽然前文的实证结果不能排除大西洋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对西欧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但作者认为西欧的经济增长主要与大西洋贸易引发的制度变迁导致的间接效应有关。那些初始制度为非集权专制、且能进入大西洋的国家,其商人阶层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而壮大,使得他们能够对君主施压,争取到了能够保护产权的政治体制,如英国和荷兰。而像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于法国这些高度集权国家,大西洋贸易被君主及其同盟所垄断,阻碍了商人阶级的崛起,因而无法形成对王权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文中对上述初始制度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上述的制度变迁假说。总体而言,本文的发现揭示了欧洲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归功于那些能够进入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发展。大西洋贸易除了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外,也引发了其制度变迁。在那些初始制度对王权施加了更多约束的国家中,大西洋贸易强化了商人集团的权力,推动了他们变迁制度从而更好地对产权实施保护。这种变迁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由于本文研究的这一时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夕,因而其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工业革命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洞见。
文章来源: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5, No. 3 (Jun., 2005), pp. 546-579.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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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0-1800年间,西欧经济就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这使得该区域到19世纪初时就相对东欧和亚洲地区富裕得多。学者们把这一增长差异称为“第一次大分流”(First Great Divergence)。考虑到这样的持续增长发生在工业化之前的时期,所以尤为难能可贵。然而,已有研究对于欧洲为什么在16世纪就开始崛起、为什么会在此时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难以达成一致。Acemoglu、Johnson和 Robinson于2005年发表在AER上合著论文“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探讨了欧洲这一时期崛起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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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文的实证结果不能排除大西洋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对西欧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但作者认为西欧的经济增长主要与大西洋贸易引发的制度变迁导致的间接效应有关。那些初始制度为非集权专制、且能进入大西洋的国家,其商人阶层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而壮大,使得他们能够对君主施压,争取到了能够保护产权的政治体制,如英国和荷兰。而像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于法国这些高度集权国家,大西洋贸易被君主及其同盟所垄断,阻碍了商人阶级的崛起,因而无法形成对王权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文中对上述初始制度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上述的制度变迁假说。总体而言,本文的发现揭示了欧洲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归功于那些能够进入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发展。大西洋贸易除了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外,也引发了其制度变迁。在那些初始制度对王权施加了更多约束的国家中,大西洋贸易强化了商人集团的权力,推动了他们变迁制度从而更好地对产权实施保护。这种变迁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由于本文研究的这一时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夕,因而其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工业革命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洞见。
文章来源: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5, No. 3 (Jun., 2005), pp. 54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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