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汉字类化现象

  摘要:类化是使得汉字体系更加完善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括意符类化、声符类化和环境类化。类化有助于汉字的识记和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类化;意符;声符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前言   汉字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战国文字、小篆直至楷书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复杂而又规律的过程中,汉字的符号属性越来越明显,而原来的随意的图画属性则越来越弱直至消失。汉字的演变始终遵循着经济性和准确性两个原则。本着经济性的原则,汉字的体形构造总体上日趋简化;本着准确性的原则,很多汉字的形体构造个体上又趋于繁化。不管是简化还是繁化,都使得汉字的体系更加合理化、整齐化。使得汉字体系愈加完善途径有多种,类化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   二、概念界定   “类化”一词,最早是语言学中的概念,是语言发展演变规律中的一种方式,也称为“类推作用”。它指的是在某种规则模式影响下,语法和词汇形式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结果,即促使一些语言成分跟另外一些语言成分协调一致的作用。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汉字学的研究,或者说发现汉字的构字法及构字的演化历程中也存在类化的现象的是王力,他在《汉字的形态及其构字音读的类化法》一文中指出,汉字中有不少于语言学中类化法相似的类化情况。其后,赵诚、刘钊、李国英、周秀红、毛远明等诸位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1]   类化,即汉字的构字部件在音、义两方面呈现出的归类集中化得特点。汉字的类化现象分为广义的类化和狭义的类化,广义的类化指的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偏旁作为意符或音符与某一意义相关或读音相同相近的一群汉字相关联;即一群在意义或读音上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部件固定的类化集中由某一个或几个偏旁来表示。如:有关花草一类的字多以“�”为偏旁;有关树木一类的字多以“木”为偏旁;有关水一类的字多以“氵”或“灬”为偏旁;有关冰一类的字多以“冫”为偏旁。狭义的类化,指的是混合或统一偏旁的现象。如:“明”本从“月”、“肘”本从“肉”、“服”本从“周”,现在它们统一都从“月”,这无疑使得汉字的认读和书写都更加简便;而有些类化则使汉字的书写变得更加复杂,如“凤凰”本作“凤皇”,但是这也使得“皇”字的字义更加具体和准确。[2]本文的讨论范围为广义上的类化现象。   三、现象分类   汉字的广义上的类化现象包括义和音两个方面。   (一) 意符类化   以形示义为汉字造字的基本理念,即借用意符(类符)来标示和建构所记之词的类意义,建立汉字的类联系。类化即使汉字以形示义的重要手段。[3]由于汉字的观物取象,其形态各异,笔画字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然后文字的发展需要的是固定的字形,即字形与字义要有稳定的对等关系。所以形态不同的意符在共同意义指向的制约下,会选择相同意符使之逐渐趋于统一。实现手段主要有两种:增加意符、改换已有的意符。“祭”本来写作“”,即“”,象手持鲜血淋淋之肉形,表示持肉祭祀,后期加“示’,旁做意符,成为了从示声的形声字。“祀”:“巳”(“”),为“子”(“”)的变形,古代祭祀时以小儿为神主,所以引申有祭祀义,后来“巳”字借为地支字,故加“示”旁分化出“祀”字以区别。“”:“告”(“”)本义为告诉、报告,引申为告祭,加“示”旁造“”字。“祝”:“兄”(“”)象人跪祷之形,后加“示”旁作“”。[4]在最初造字时,这几个字并没有共同的构字成分,但是在表意字向形声字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意符的类化功能,使这些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表示祭祀意类的“示”旁做意符。以类相从,现在这几个字的字义都与祭祀有关。   在庞大的汉字体系中,有很多表示的意义很相近的意符,通常它们的形体也很相近。比如战国文字,文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字,各国都有不同的写法,还有俗字等,这就形成了“异体字”。而这种意义上的异体意符终要顺应汉字发展的潮流,朝着统一类化发展。某些不常用的意符终被那些常用的形近意符所取代,即改换意符。如:意符“”(“”),意义为兵器,与甲骨文中更为常见的表示兵器的意符“戈”(“”)意义相近。于是在金文中,从“”的字就逐渐类化为从“戈”,与其它从“戈”的字成为一组与兵器相关的符号系统。   (二) 声符类化   上古时代的先民观物取象、形象写词,以图画创造了汉字的雏形,这些图画文字在使用中愈加符号化,直至定型为象形文字,如:“土”字写作“”,“水”写作“”等。智慧的先民们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指事字和会意字。指事字,如:“上”字写作“”,“下”字写作“”等。会意字,如:“保”写作“”,“孕”写作“”等。但是,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仅能记录有具象性的事物,而无法记录无形可象的实词和表现语法组织关系的虚词。所以随着汉字的发展,出现了假借字,如:把“女”假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汝”。甲骨文中有百分之二十多都是假借字。庞大的假借字群体也就造成了大量一体多用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产生的混乱势必为文字的识记和交流造成阻碍。因而便产生了“以类附声”、“形声相益”的造字法,即主要采用有区别字义的形象特征为意符(类符)加在一组现有的表意字(也有少数形声字)上使之类化成为新字,用增强字的类符义的手段重建字词之间的意义联系,来继承和强化汉字的表意性。戴震:“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3]如:“戚”,本义指一种斧钺类的兵器,“戚”在古书中常假借为悲戚的“戚”,这个意义后来加类化符号“心”写成“”。[5]很多形声字的声符都是类化而来的。如:“飘”字、“漂”字、“嫖”字、“瓢”字、“缥”字和“瞟”字六个字同用一个声符“票”。   (三) 、环境类化   有些汉字多出现在某个固定的词语中,会受其前后汉字的影响进而字形上被其类化,即环境类化。这种类化现象只是是偶然的和小范围的。虽然它是由于受文字所记录的词的意义的感染而添加或改换意符,但是其使用范围只局限于该词表示的某一个义项中。最典型的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类化现象是连绵词。大多数绵联词是从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它们在古书上常常表现为字无定形、一词多形,而后世往往趋向于偏旁的一致性。如:“逶迤”一词,在古文中有“委蛇、委佗、逶迤、倭迟、逶夷、委移、逶移、逶蛇、�蛇、逶�、威迟”等多种写法。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环境类化现象:“凤凰”本作“凤皇”,“皇”字受“凤”字字形偏旁的影响,被其类化为“凰”。   四、作用影响   一种文字从产生到成熟势必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字逐渐的符号化、系统化。某个义项最终将会相对固定用某个意符来表示,某个读音也会相对固定用某个声符来表示。这方面,汉字的类化功不可没。汉字经过系统的类化,愈加准确生动的记录了中华文化,汉字的类化现象类化大大促进了汉字的简化,某一个类化偏旁的简化,往往意味着以这个偏旁为构字单位的众多的字都得到简化;而且这样的简化,使新旧字的形体有着整齐的对应关系。这大大帮助了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李小希.纳西东巴文形声字意符类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 杜帆.从甲骨到小篆[D].青岛:青岛大学.2011   [3] 郭爱平.从“糸”字汇的类化看中国古代汉字文化[J].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1―42   [5] 张海媚.类化字产生的理据及其影响[J].安阳: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作者简介:张秀娟(1989-),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古文字方向研究生。

  摘要:类化是使得汉字体系更加完善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括意符类化、声符类化和环境类化。类化有助于汉字的识记和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类化;意符;声符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前言   汉字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战国文字、小篆直至楷书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复杂而又规律的过程中,汉字的符号属性越来越明显,而原来的随意的图画属性则越来越弱直至消失。汉字的演变始终遵循着经济性和准确性两个原则。本着经济性的原则,汉字的体形构造总体上日趋简化;本着准确性的原则,很多汉字的形体构造个体上又趋于繁化。不管是简化还是繁化,都使得汉字的体系更加合理化、整齐化。使得汉字体系愈加完善途径有多种,类化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   二、概念界定   “类化”一词,最早是语言学中的概念,是语言发展演变规律中的一种方式,也称为“类推作用”。它指的是在某种规则模式影响下,语法和词汇形式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结果,即促使一些语言成分跟另外一些语言成分协调一致的作用。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汉字学的研究,或者说发现汉字的构字法及构字的演化历程中也存在类化的现象的是王力,他在《汉字的形态及其构字音读的类化法》一文中指出,汉字中有不少于语言学中类化法相似的类化情况。其后,赵诚、刘钊、李国英、周秀红、毛远明等诸位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1]   类化,即汉字的构字部件在音、义两方面呈现出的归类集中化得特点。汉字的类化现象分为广义的类化和狭义的类化,广义的类化指的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偏旁作为意符或音符与某一意义相关或读音相同相近的一群汉字相关联;即一群在意义或读音上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部件固定的类化集中由某一个或几个偏旁来表示。如:有关花草一类的字多以“�”为偏旁;有关树木一类的字多以“木”为偏旁;有关水一类的字多以“氵”或“灬”为偏旁;有关冰一类的字多以“冫”为偏旁。狭义的类化,指的是混合或统一偏旁的现象。如:“明”本从“月”、“肘”本从“肉”、“服”本从“周”,现在它们统一都从“月”,这无疑使得汉字的认读和书写都更加简便;而有些类化则使汉字的书写变得更加复杂,如“凤凰”本作“凤皇”,但是这也使得“皇”字的字义更加具体和准确。[2]本文的讨论范围为广义上的类化现象。   三、现象分类   汉字的广义上的类化现象包括义和音两个方面。   (一) 意符类化   以形示义为汉字造字的基本理念,即借用意符(类符)来标示和建构所记之词的类意义,建立汉字的类联系。类化即使汉字以形示义的重要手段。[3]由于汉字的观物取象,其形态各异,笔画字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然后文字的发展需要的是固定的字形,即字形与字义要有稳定的对等关系。所以形态不同的意符在共同意义指向的制约下,会选择相同意符使之逐渐趋于统一。实现手段主要有两种:增加意符、改换已有的意符。“祭”本来写作“”,即“”,象手持鲜血淋淋之肉形,表示持肉祭祀,后期加“示’,旁做意符,成为了从示声的形声字。“祀”:“巳”(“”),为“子”(“”)的变形,古代祭祀时以小儿为神主,所以引申有祭祀义,后来“巳”字借为地支字,故加“示”旁分化出“祀”字以区别。“”:“告”(“”)本义为告诉、报告,引申为告祭,加“示”旁造“”字。“祝”:“兄”(“”)象人跪祷之形,后加“示”旁作“”。[4]在最初造字时,这几个字并没有共同的构字成分,但是在表意字向形声字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意符的类化功能,使这些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表示祭祀意类的“示”旁做意符。以类相从,现在这几个字的字义都与祭祀有关。   在庞大的汉字体系中,有很多表示的意义很相近的意符,通常它们的形体也很相近。比如战国文字,文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字,各国都有不同的写法,还有俗字等,这就形成了“异体字”。而这种意义上的异体意符终要顺应汉字发展的潮流,朝着统一类化发展。某些不常用的意符终被那些常用的形近意符所取代,即改换意符。如:意符“”(“”),意义为兵器,与甲骨文中更为常见的表示兵器的意符“戈”(“”)意义相近。于是在金文中,从“”的字就逐渐类化为从“戈”,与其它从“戈”的字成为一组与兵器相关的符号系统。   (二) 声符类化   上古时代的先民观物取象、形象写词,以图画创造了汉字的雏形,这些图画文字在使用中愈加符号化,直至定型为象形文字,如:“土”字写作“”,“水”写作“”等。智慧的先民们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指事字和会意字。指事字,如:“上”字写作“”,“下”字写作“”等。会意字,如:“保”写作“”,“孕”写作“”等。但是,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仅能记录有具象性的事物,而无法记录无形可象的实词和表现语法组织关系的虚词。所以随着汉字的发展,出现了假借字,如:把“女”假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汝”。甲骨文中有百分之二十多都是假借字。庞大的假借字群体也就造成了大量一体多用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产生的混乱势必为文字的识记和交流造成阻碍。因而便产生了“以类附声”、“形声相益”的造字法,即主要采用有区别字义的形象特征为意符(类符)加在一组现有的表意字(也有少数形声字)上使之类化成为新字,用增强字的类符义的手段重建字词之间的意义联系,来继承和强化汉字的表意性。戴震:“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3]如:“戚”,本义指一种斧钺类的兵器,“戚”在古书中常假借为悲戚的“戚”,这个意义后来加类化符号“心”写成“”。[5]很多形声字的声符都是类化而来的。如:“飘”字、“漂”字、“嫖”字、“瓢”字、“缥”字和“瞟”字六个字同用一个声符“票”。   (三) 、环境类化   有些汉字多出现在某个固定的词语中,会受其前后汉字的影响进而字形上被其类化,即环境类化。这种类化现象只是是偶然的和小范围的。虽然它是由于受文字所记录的词的意义的感染而添加或改换意符,但是其使用范围只局限于该词表示的某一个义项中。最典型的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类化现象是连绵词。大多数绵联词是从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它们在古书上常常表现为字无定形、一词多形,而后世往往趋向于偏旁的一致性。如:“逶迤”一词,在古文中有“委蛇、委佗、逶迤、倭迟、逶夷、委移、逶移、逶蛇、�蛇、逶�、威迟”等多种写法。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环境类化现象:“凤凰”本作“凤皇”,“皇”字受“凤”字字形偏旁的影响,被其类化为“凰”。   四、作用影响   一种文字从产生到成熟势必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字逐渐的符号化、系统化。某个义项最终将会相对固定用某个意符来表示,某个读音也会相对固定用某个声符来表示。这方面,汉字的类化功不可没。汉字经过系统的类化,愈加准确生动的记录了中华文化,汉字的类化现象类化大大促进了汉字的简化,某一个类化偏旁的简化,往往意味着以这个偏旁为构字单位的众多的字都得到简化;而且这样的简化,使新旧字的形体有着整齐的对应关系。这大大帮助了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李小希.纳西东巴文形声字意符类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 杜帆.从甲骨到小篆[D].青岛:青岛大学.2011   [3] 郭爱平.从“糸”字汇的类化看中国古代汉字文化[J].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1―42   [5] 张海媚.类化字产生的理据及其影响[J].安阳: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作者简介:张秀娟(1989-),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古文字方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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