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化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当时中原的魏、韩，西方的秦，西南的巴蜀，南方的吴、楚和东方的齐鲁等诸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风韵。赵文化在长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统一文化面貌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据《史记》所载，自赵祖造父以下七世传至叔带，因周幽王无道，叔带离周入晋，“始建赵氏于晋国”。赵氏成为“三晋”之一。因此，赵文化自然是由母体晋文化增殖裂变而形成，应属中原的华夏文化。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赵国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等条件的反射和影响，它与北方少数族以及其它外来文化不断地发生冲突、融合与交流，使赵文化的构成带有明显的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族文化的二重性特征。
其一，赵文化特点的形成首先来自地理环境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当时的区域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北四大经济区。其中，自今辽宁绥中县海滨，向西南过北京和太原之北至今山西河津县龙门山，是西周时期的一条农牧业区分界线。此线以南的三个经济区为农耕区域，以北的地区为畜牧业区域。有的学者曾将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说战国时期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为“中原文化圈”；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方的部族则为“北方文化圈”。根据这样的划分，赵国地域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地区，即以邯郸为中心，包括今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内地和以今蔚县为中心，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在赵武灵王以前，这一格局至少是这样。赵惠文王以后，代地虽然也实行了郡县制，但代地仍然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赵国在内地与边地、自然条件与政区制度上的不同，决定了赵国内地文化同边地文化的差异。
其二，赵文化特点的形成还来自两种文化的融合。自西周以来，赵氏有着不断与少数族通婚的历史。就地域而言，赵国的内地长期属于华夏族活动范围；在赵国的西北部代地，则是少数族长期活动的区域。代地原是少数族所建立的代国，其居民无疑属北狄族系统，而赵武灵王时向西北拓展的地区属游牧族的胡族之乡更是自不待言。赵惠文王时灭掉的中山国也是少数族地区。就整个赵国的疆域而言，少数族活动的地区在面积上要远远大于华夏族活动范围。因此，赵文化又反映了华夏文化同胡族文化的激烈冲突与融合。
总之，赵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它对赵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意识形态、文化面貌以及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推动赵国走上了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的道路，充分显示了多元文化较之单一文化的明显优越性。
(二)
前述已经指出，赵国在地理上恰恰处于中原文化圈和北方文化圈的结合部，在军事上又是“四战之国”，处在周围诸侯势力和少数族的包围之中。赵国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取得发展与进步，就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赵文化的开拓、尚贤与合和精神。也正是这种文化锐气，保证了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东方强国地位。
赵国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受到了历代史家的称颂。无论是赵简子的“铸刑鼎”、“扩亩制”、“奖军功”，还是武灵王的“穿胡服”、“习骑射”，都是赵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赵简子、赵襄子父子可以说是赵国的实际开创者和改革的先导。简子执政以后，实行政治改革，推行以律治国。赵简子在出征汝滨时“铸刑鼎”，把治国的法律条文以刑鼎铭示。在经济上调整剥削量，减轻百姓负担。孙武在《吴问》篇中就说到了在列国中，以赵国的亩制为最大，且公家又不加税收，使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既“富民”又“固国”。由此，孙武推测将来晋国的天下要归赵。在军事上，实行了奖励军功，释放奴隶措施。由此鼓舞了士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是震动诸侯的重大事件。他立志图强，力排众议，勇敢地打破深深囿于“圣贤之道”的中原传统衣冠和战术制度，而取效北方游牧族的军事战术优点，下令文武百官易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壮大了国力，使赵国迅速扭转了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挨打局面。继而攻灭了中山，打败了林胡、楼烦，在北方筑长城，东起无穷之门，西至阴山高阙塞，使赵国在战国中后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赵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保证了赵国“东击北进”战略的成功。赵氏早期，其势力主要在晋东南一带。赵简子时期，赵氏的中心在晋阳，此时赵氏的势力已发展到了晋国北部地区。赵国“东击北进”战略就是从赵简子时创立的。他率军伐卫，攻占邯郸，实现了向东发展的目的。为了避免同东南魏、韩势力的冲突，又进一步采取了北进战略。赵敬侯时，赵迁都邯郸，占据富庶地区，兴兵伐魏击齐，攻击北部的中山国，从根本上巩固以邯郸为中心的战略地区。到赵武灵王时，大力推行北进战略，攘中山，略胡地，攻占了云中、九原、雁门等地，扩地至阴山脚下。至此，赵国取得了“东击北进”战略的成功，使赵国的疆域达到了全盛阶段。
用人尚贤，是赵文化精神的突出反映。赵氏先祖简子、襄子，在选立继后问题上，敢于打破嫡传血缘的传统观念，而且在选拔国家官吏上更是注重选贤任能。赵襄子本“翟婢”所生，因他深谋远虑，与简子同样怀有兼并代国的志向，故赵简子“废太子伯鲁，而以毋血卩(襄子)为太子”。赵襄子果然在简子死后不久，便兴兵平代地，实现了攘代北进的战略意图。赵简子为了推行改革，重用董安于、尹铎、史黯等一大批文臣武将，保证了改革的成功。赵烈侯也是注重人才的明君。荀欣提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赵烈侯委任他为“中尉”；徐越提出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委任他为“内史”；牛畜提出行以仁义，约于王道，赵烈侯委任他为“师”。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选用一大批人才的事实更是自不待言。赵惠文王继位之后，收拾残局，选贤任能，起用了名将乐毅为相国，拜身经百战的廉颇为将军，授舍人出身而誓死不辱国命的蔺相如为上卿，委智勇双全、理财有方的赵奢为将，西却强秦，东破强齐，堪为一代中兴名王。赵国历代实行的用人尚贤路线，是赵国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合和精神也是赵文化的鲜明特点。这样讲，不是说赵国内部没有矛盾斗争，而是社会上崇尚一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思想境界。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不赘。公元前207年发生的阏与之战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一年，赵国与秦国为交换被秦占领的蔺、离石、祁三地，与秦国发生冲突。秦国派兵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在是否救援阏与的问题上，赵国内部意见不一。廉颇、乐乘等人认为，阏与道远险狭，难以相救；赵奢则认为，阏与道远险狭，好比两鼠在穴中相斗，勇猛者获胜。赵惠文王采纳了赵奢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廉颇等人积极帮助。结果，赵军在赵奢的率领下，采取正确的战术，在阏与大破秦军。这次战役不久，秦国又发兵进攻几(今大名县东南)。廉颇在大家的支持下，率赵军再次打败秦军。正由于赵国在一个时期内真正做到将相、将将合和，团结御侮，不仅“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而且“尝抑强齐”，使赵国一度出现了“国赋大平，民富而府训实”的局面。
(三)
赵文化的开拓进取、用人尚贤以及合和精神，不仅对我国先秦以来社会历史的演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统一面貌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继承和发扬赵文化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赵文化最闪亮的光辉点在于，勇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给传统而古老的华夏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导致了战国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正在向着纵深领域发展，需要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要借鉴和继承赵文化的用人尚贤精神。赵国之所以能勃发兴盛，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选拔了一批治国人才。最近，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人才战略”，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我们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认真汲取历史经验，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
第三，要注意总结赵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仅赵国的历史发展，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是一部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历史，合和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多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尽快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共同心愿。
赵文化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当时中原的魏、韩，西方的秦，西南的巴蜀，南方的吴、楚和东方的齐鲁等诸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风韵。赵文化在长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统一文化面貌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据《史记》所载，自赵祖造父以下七世传至叔带，因周幽王无道，叔带离周入晋，“始建赵氏于晋国”。赵氏成为“三晋”之一。因此，赵文化自然是由母体晋文化增殖裂变而形成，应属中原的华夏文化。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赵国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等条件的反射和影响，它与北方少数族以及其它外来文化不断地发生冲突、融合与交流，使赵文化的构成带有明显的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族文化的二重性特征。
其一，赵文化特点的形成首先来自地理环境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当时的区域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北四大经济区。其中，自今辽宁绥中县海滨，向西南过北京和太原之北至今山西河津县龙门山，是西周时期的一条农牧业区分界线。此线以南的三个经济区为农耕区域，以北的地区为畜牧业区域。有的学者曾将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说战国时期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为“中原文化圈”；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方的部族则为“北方文化圈”。根据这样的划分，赵国地域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地区，即以邯郸为中心，包括今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内地和以今蔚县为中心，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在赵武灵王以前，这一格局至少是这样。赵惠文王以后，代地虽然也实行了郡县制，但代地仍然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赵国在内地与边地、自然条件与政区制度上的不同，决定了赵国内地文化同边地文化的差异。
其二，赵文化特点的形成还来自两种文化的融合。自西周以来，赵氏有着不断与少数族通婚的历史。就地域而言，赵国的内地长期属于华夏族活动范围；在赵国的西北部代地，则是少数族长期活动的区域。代地原是少数族所建立的代国，其居民无疑属北狄族系统，而赵武灵王时向西北拓展的地区属游牧族的胡族之乡更是自不待言。赵惠文王时灭掉的中山国也是少数族地区。就整个赵国的疆域而言，少数族活动的地区在面积上要远远大于华夏族活动范围。因此，赵文化又反映了华夏文化同胡族文化的激烈冲突与融合。
总之，赵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它对赵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意识形态、文化面貌以及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推动赵国走上了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的道路，充分显示了多元文化较之单一文化的明显优越性。
(二)
前述已经指出，赵国在地理上恰恰处于中原文化圈和北方文化圈的结合部，在军事上又是“四战之国”，处在周围诸侯势力和少数族的包围之中。赵国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取得发展与进步，就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赵文化的开拓、尚贤与合和精神。也正是这种文化锐气，保证了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东方强国地位。
赵国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受到了历代史家的称颂。无论是赵简子的“铸刑鼎”、“扩亩制”、“奖军功”，还是武灵王的“穿胡服”、“习骑射”，都是赵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赵简子、赵襄子父子可以说是赵国的实际开创者和改革的先导。简子执政以后，实行政治改革，推行以律治国。赵简子在出征汝滨时“铸刑鼎”，把治国的法律条文以刑鼎铭示。在经济上调整剥削量，减轻百姓负担。孙武在《吴问》篇中就说到了在列国中，以赵国的亩制为最大，且公家又不加税收，使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既“富民”又“固国”。由此，孙武推测将来晋国的天下要归赵。在军事上，实行了奖励军功，释放奴隶措施。由此鼓舞了士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是震动诸侯的重大事件。他立志图强，力排众议，勇敢地打破深深囿于“圣贤之道”的中原传统衣冠和战术制度，而取效北方游牧族的军事战术优点，下令文武百官易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壮大了国力，使赵国迅速扭转了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挨打局面。继而攻灭了中山，打败了林胡、楼烦，在北方筑长城，东起无穷之门，西至阴山高阙塞，使赵国在战国中后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赵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保证了赵国“东击北进”战略的成功。赵氏早期，其势力主要在晋东南一带。赵简子时期，赵氏的中心在晋阳，此时赵氏的势力已发展到了晋国北部地区。赵国“东击北进”战略就是从赵简子时创立的。他率军伐卫，攻占邯郸，实现了向东发展的目的。为了避免同东南魏、韩势力的冲突，又进一步采取了北进战略。赵敬侯时，赵迁都邯郸，占据富庶地区，兴兵伐魏击齐，攻击北部的中山国，从根本上巩固以邯郸为中心的战略地区。到赵武灵王时，大力推行北进战略，攘中山，略胡地，攻占了云中、九原、雁门等地，扩地至阴山脚下。至此，赵国取得了“东击北进”战略的成功，使赵国的疆域达到了全盛阶段。
用人尚贤，是赵文化精神的突出反映。赵氏先祖简子、襄子，在选立继后问题上，敢于打破嫡传血缘的传统观念，而且在选拔国家官吏上更是注重选贤任能。赵襄子本“翟婢”所生，因他深谋远虑，与简子同样怀有兼并代国的志向，故赵简子“废太子伯鲁，而以毋血卩(襄子)为太子”。赵襄子果然在简子死后不久，便兴兵平代地，实现了攘代北进的战略意图。赵简子为了推行改革，重用董安于、尹铎、史黯等一大批文臣武将，保证了改革的成功。赵烈侯也是注重人才的明君。荀欣提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赵烈侯委任他为“中尉”；徐越提出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委任他为“内史”；牛畜提出行以仁义，约于王道，赵烈侯委任他为“师”。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选用一大批人才的事实更是自不待言。赵惠文王继位之后，收拾残局，选贤任能，起用了名将乐毅为相国，拜身经百战的廉颇为将军，授舍人出身而誓死不辱国命的蔺相如为上卿，委智勇双全、理财有方的赵奢为将，西却强秦，东破强齐，堪为一代中兴名王。赵国历代实行的用人尚贤路线，是赵国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合和精神也是赵文化的鲜明特点。这样讲，不是说赵国内部没有矛盾斗争，而是社会上崇尚一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思想境界。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不赘。公元前207年发生的阏与之战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一年，赵国与秦国为交换被秦占领的蔺、离石、祁三地，与秦国发生冲突。秦国派兵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在是否救援阏与的问题上，赵国内部意见不一。廉颇、乐乘等人认为，阏与道远险狭，难以相救；赵奢则认为，阏与道远险狭，好比两鼠在穴中相斗，勇猛者获胜。赵惠文王采纳了赵奢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廉颇等人积极帮助。结果，赵军在赵奢的率领下，采取正确的战术，在阏与大破秦军。这次战役不久，秦国又发兵进攻几(今大名县东南)。廉颇在大家的支持下，率赵军再次打败秦军。正由于赵国在一个时期内真正做到将相、将将合和，团结御侮，不仅“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而且“尝抑强齐”，使赵国一度出现了“国赋大平，民富而府训实”的局面。
(三)
赵文化的开拓进取、用人尚贤以及合和精神，不仅对我国先秦以来社会历史的演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统一面貌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继承和发扬赵文化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赵文化最闪亮的光辉点在于，勇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给传统而古老的华夏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导致了战国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正在向着纵深领域发展，需要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要借鉴和继承赵文化的用人尚贤精神。赵国之所以能勃发兴盛，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选拔了一批治国人才。最近，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人才战略”，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我们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认真汲取历史经验，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
第三，要注意总结赵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仅赵国的历史发展，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是一部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历史，合和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多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尽快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