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仁格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两大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1472—1529），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儒家四圣孔子、孟子、朱熹和王守仁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儒家4大圣人。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
明代著名理学家娄谅
王守仁十八岁时参加拜谒过著名理学家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而劳思致疾。从此，王守仁对程朱理学“格物以穷理”的知识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守仁格竹
西方人所说的科学，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格物致知”，简称“格致”，即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朱熹“理气论”把理当成是本原，所以要研究“理”，研究的方式是格物。守仁格竹的失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对后世影响甚大的阳明心学，抛弃了格物，而是用内观的方式来研究理；二是近代西学东渐，国人在了解到西方自然科学之后，觉得西人的“格致”之法好啊，普通人用数学的方法就可以格致，而中国的大师“格”一个竹子没“格”出来，人还给劳思致疾了。守仁格竹的失败，直接在理论层次助推了20世纪初“崇洋媚外”思潮的产生！
民国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严复（1854—1921）《救亡决论》：“前明姚江王伯安 ，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
宇宙真理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格致的方法是不同的。西方自然科学始祖勒内·笛卡尔（1596-1650）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数学可以算是人类发展至今解决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形而下领域的“格致”问题最为有效的语言和工具。而且重点在于普通人就可以掌握。
法国发行的纪念笛卡尔诞生400周年的邮票
用数学的方法只能研究人为力的范畴，是无法研究清楚自然力的。比方说，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一根草，一根草之中的蛋白质分子发现有几十万、乃至于上百万之多，越研究越复杂。就像是一个圆一样，认识清楚的是园内的部分，认识不清楚的是圆外的部分，圆越大，不知道的东西就越多。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形而上领域的“格致”，作者另有文章论述。
陆王心学属于唯心论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颐
元代以及明初以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和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一派的理学。朱熹的“理气论”颠覆了从人文始祖伏羲氏一画开天、创立先天八卦，开启华夏族群原生文明，一脉相承6000多年的哲学本体论“通天下一气耳”，使中国哲学在宇宙万物本原问题上迷失了，理成了本原，程朱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
王阳明及其弟子雕塑
格竹失败使王阳明认识到格物无法求得“礼”，就继承宋代陆九渊所强调的——“心即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内观心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被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一代宗师
阳明心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zhì，1527～1602），徐阶（1503～1583），张居正（1525～1582），唐顺之（1507-1560）等。
推行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庄子“通天下一气耳”是物质与精神合二为一、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心物一元论”；朱熹的“理气论”把宇宙本原归为“理”，属于唯心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认同了朱熹的“理气论”，但陆王心学追求“理”的方式与程朱理学不同，理学“格物以穷理”，心学则是由内观自己的内心来求理“心即理”，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四句教有两句半是伪命题
王阳明四句教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之本体，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是天道——天地大自然元气场的运行之道，心之本体在未发之际是无善无恶的；当人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有了善与恶的差别；良知就是用来甄别善与恶的；格物——推究事物运行机制的一切学问，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
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
“无善无恶”是一种空无或者虚无状态，只有在宇宙原点之前的混沌状态，宇宙秩序还没有形成，既没有元气，也没有阴阳，那个时候一切都是虚无的，才符合“无善无恶”的标准。所谓的“无”的状态，只能出现在宇宙原点之前的混沌时期。一旦到了宇宙原点之后，元气和阴阳同时诞生了，宇宙秩序已成，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无”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有”的状态。既然已经进入了有的阶段，就有阴阳了，就有善恶了，何来“心之体”会“无善无恶”之说？这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无”与“有”吗？
四书之一的儒家经典《中庸》
《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未“发”，并不等于说“喜怒哀乐”未“有”，未发是“有”而未发，并不是“无”而发不了。“意之动”是“心之体”将自己原本就有的善恶给发出来了，并不是“意之动”造出了“心之体”原本没有的“善恶”，然后再给发出来。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心之体”与生俱来就没有善恶，后来的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王阳明不仅缺乏源头处的智慧，而且逻辑上的辩证关系也不是很经得起推敲。
西方哲学之父苏格拉底
“知善知恶是良知”，王阳明提出“良知”的理念，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成为明朝中后期学术的精髓。就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理念而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所说的“德行即知识”哲学命题大有相似之处。苏格拉底把“德行”与“知识”统一，认为“无知是罪恶之源”，人之所以会作恶，是因为无知，避免罪恶的方法当然就是——“致良知”了。这种知识论的理念显然忽视了人性，人做不做恶，并不是由依据其有没有知识，或者说是认识到还是认识不到自己将要做的事是“恶”还是“善”而决定的，人类的选择一般依据的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四句教中的这句话有半句是不对的。
“善”与“恶”是阴阳共体的，“为善去恶”的方式本身违背了宇宙秩序阴阳律。“为善去恶是格物”，怎么能够“格”出真理来呢？
战国时期道家大师庄周
从庄子“通天下一气耳！”的角度来看，朱熹的“理”也罢，王阳明的“心”也罢，均属于精神智慧范畴，是没办法独自存在的。“理”与“心”必须要依托于物质范畴的“气”，由“气”来承载才得以存在。理气一体、心物一元，才是天地大道，才是宇宙真理！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守仁格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两大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1472—1529），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儒家四圣孔子、孟子、朱熹和王守仁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儒家4大圣人。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
明代著名理学家娄谅
王守仁十八岁时参加拜谒过著名理学家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而劳思致疾。从此，王守仁对程朱理学“格物以穷理”的知识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守仁格竹
西方人所说的科学，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格物致知”，简称“格致”，即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朱熹“理气论”把理当成是本原，所以要研究“理”，研究的方式是格物。守仁格竹的失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对后世影响甚大的阳明心学，抛弃了格物，而是用内观的方式来研究理；二是近代西学东渐，国人在了解到西方自然科学之后，觉得西人的“格致”之法好啊，普通人用数学的方法就可以格致，而中国的大师“格”一个竹子没“格”出来，人还给劳思致疾了。守仁格竹的失败，直接在理论层次助推了20世纪初“崇洋媚外”思潮的产生！
民国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严复（1854—1921）《救亡决论》：“前明姚江王伯安 ，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
宇宙真理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格致的方法是不同的。西方自然科学始祖勒内·笛卡尔（1596-1650）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数学可以算是人类发展至今解决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形而下领域的“格致”问题最为有效的语言和工具。而且重点在于普通人就可以掌握。
法国发行的纪念笛卡尔诞生400周年的邮票
用数学的方法只能研究人为力的范畴，是无法研究清楚自然力的。比方说，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一根草，一根草之中的蛋白质分子发现有几十万、乃至于上百万之多，越研究越复杂。就像是一个圆一样，认识清楚的是园内的部分，认识不清楚的是圆外的部分，圆越大，不知道的东西就越多。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形而上领域的“格致”，作者另有文章论述。
陆王心学属于唯心论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颐
元代以及明初以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和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一派的理学。朱熹的“理气论”颠覆了从人文始祖伏羲氏一画开天、创立先天八卦，开启华夏族群原生文明，一脉相承6000多年的哲学本体论“通天下一气耳”，使中国哲学在宇宙万物本原问题上迷失了，理成了本原，程朱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
王阳明及其弟子雕塑
格竹失败使王阳明认识到格物无法求得“礼”，就继承宋代陆九渊所强调的——“心即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内观心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被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一代宗师
阳明心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zhì，1527～1602），徐阶（1503～1583），张居正（1525～1582），唐顺之（1507-1560）等。
推行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庄子“通天下一气耳”是物质与精神合二为一、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心物一元论”；朱熹的“理气论”把宇宙本原归为“理”，属于唯心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认同了朱熹的“理气论”，但陆王心学追求“理”的方式与程朱理学不同，理学“格物以穷理”，心学则是由内观自己的内心来求理“心即理”，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四句教有两句半是伪命题
王阳明四句教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之本体，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是天道——天地大自然元气场的运行之道，心之本体在未发之际是无善无恶的；当人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有了善与恶的差别；良知就是用来甄别善与恶的；格物——推究事物运行机制的一切学问，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
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
“无善无恶”是一种空无或者虚无状态，只有在宇宙原点之前的混沌状态，宇宙秩序还没有形成，既没有元气，也没有阴阳，那个时候一切都是虚无的，才符合“无善无恶”的标准。所谓的“无”的状态，只能出现在宇宙原点之前的混沌时期。一旦到了宇宙原点之后，元气和阴阳同时诞生了，宇宙秩序已成，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无”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有”的状态。既然已经进入了有的阶段，就有阴阳了，就有善恶了，何来“心之体”会“无善无恶”之说？这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无”与“有”吗？
四书之一的儒家经典《中庸》
《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未“发”，并不等于说“喜怒哀乐”未“有”，未发是“有”而未发，并不是“无”而发不了。“意之动”是“心之体”将自己原本就有的善恶给发出来了，并不是“意之动”造出了“心之体”原本没有的“善恶”，然后再给发出来。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心之体”与生俱来就没有善恶，后来的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王阳明不仅缺乏源头处的智慧，而且逻辑上的辩证关系也不是很经得起推敲。
西方哲学之父苏格拉底
“知善知恶是良知”，王阳明提出“良知”的理念，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成为明朝中后期学术的精髓。就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理念而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所说的“德行即知识”哲学命题大有相似之处。苏格拉底把“德行”与“知识”统一，认为“无知是罪恶之源”，人之所以会作恶，是因为无知，避免罪恶的方法当然就是——“致良知”了。这种知识论的理念显然忽视了人性，人做不做恶，并不是由依据其有没有知识，或者说是认识到还是认识不到自己将要做的事是“恶”还是“善”而决定的，人类的选择一般依据的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四句教中的这句话有半句是不对的。
“善”与“恶”是阴阳共体的，“为善去恶”的方式本身违背了宇宙秩序阴阳律。“为善去恶是格物”，怎么能够“格”出真理来呢？
战国时期道家大师庄周
从庄子“通天下一气耳！”的角度来看，朱熹的“理”也罢，王阳明的“心”也罢，均属于精神智慧范畴，是没办法独自存在的。“理”与“心”必须要依托于物质范畴的“气”，由“气”来承载才得以存在。理气一体、心物一元，才是天地大道，才是宇宙真理！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