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荷塘月色》中“妻”这一形象在文中仅提及两次：一处为开篇“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的哼着眠歌”，一处为结尾“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解读文章时，人们往往将“妻”这一形象忽略。余光中先生谈《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时也说，“作者是一个丈夫，父亲。这位丈夫赏月不带太太，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用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殊不知，正是文中被人们忽略的“妻”这一形象，浇铸成了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心绪。
首先，妻子的身体状况令朱自清颇为焦虑。《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10日，此时朱自清的妻子武钟谦又怀上了第五个孩子，而且武钟谦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给亡妇》）
其次，妻子及自己对远在扬州的两个孩子的牵挂，更加重了朱自清内心的“不宁静”。1927年1月，朱自清接妻子儿女来北京，在途经上海时把两个孩子丢下，由朱自清母亲带往扬州老家，朱自清携妻子并一儿一女回北京。分别时，“他（指长子阿九）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但由于生活所迫，朱自清始终未能接两个孩子来京。7月10日，正值暑假，“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阿九的话此时肯定萦绕在朱自清夫妇的耳边。接还是不接？如果去接，可是两个孩子，已让朱自清夫妇感到照料不周，身心俱疲了；
不去接，朱自清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敏感的心灵让他无法不顾及妻子与孩子的内心：“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儿女》）《荷塘月色》结尾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在这句话中包含了一层很重的对身在扬州的两个儿女的思念，更包含了朱自清的无奈、愧疚与酸楚。
另外，1927年“四·一二”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许多进步作家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革命队伍里来，或者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等人。身边朋友的所做使朱自清先生感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的隔膜了”（《那里走》）。虽然朱自清先生最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他也意识到“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那里走》）但究竟往哪里走呢？他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所以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之中了。
这种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不知何去何从的处境对他本已“颇不宁静”的心绪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
“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
读《朱自清传》，我们不难体会，朱自清的这位妻子，堪称贤妻良母，她在家庭生活中给予了朱自清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无法真正了解朱自清的内心世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回来时“妻已睡熟好久了”，她体味不到朱自清那“颇不宁静”的心绪，她也不可能成为朱自清的知音。因此，《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是与苏轼《秋声赋》中“垂头而睡”的童子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假之以抒孤独之情的。面对人生的迷茫，朱自清只能自己抗争，自己挣扎，“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 挣扎而没有出路，痛苦的内心渴望得到拯救，但与之朝夕相处的
妻子是无法缓解其内心痛苦的，更不可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于是激起了朱自清内心中对身处江南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思念，而此时他的很多朋友都身处政治漩涡，这种处境使朱自清的思念中又平添了一份焦虑。
1927年1月，朱自清回白马湖将家眷接至北京，路经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那天晚上，他的好朋友叶圣陶前来看他。此时的叶圣陶正积极地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活动中，写了著名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他打破了夜里九点就寝的惯例，一边撰稿一边编排，有时会奋战一个通宵。二十二天里，叶圣陶以笔名“秉丞”先后发表九篇文章。“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叶圣陶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得咬牙切齿，他把国民党的党证撕得粉碎，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叶圣陶的所做于他本人是勇敢的，决绝的，但于朱自清却是担忧的，是惦念的。作者对朋友的惦念并非始于“四·一二”，只不过此时更加强烈，以至于夜不能寐了。1927年6月23日，他又写了一首《前人更漏子》：
锦衾寒，鸳枕腻，红烛摇摇欲醉。微雨暗，小风喧，纸窗花又残。携手处，江头路，知否几番凝伫！一夜夜，一更更，思量梦不成。 9月27日，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
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
究其实，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意蕴又是何等丰富：对妻
子的牵挂，对为生计所迫而无法团聚的远在扬州的孩子的思念，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混乱的国家政局的正义感与责任心，对身处政治漩涡的远方朋友的牵挂。而所有这些复杂的心绪正是源自《荷塘月色》中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妻”这一角色，“妻”恰恰是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到底惦着江南”的根由。读《荷塘月色》，只有读懂这些，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朱自清先生的人格魅力。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荷塘月色》中“妻”这一形象在文中仅提及两次：一处为开篇“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的哼着眠歌”，一处为结尾“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解读文章时，人们往往将“妻”这一形象忽略。余光中先生谈《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时也说，“作者是一个丈夫，父亲。这位丈夫赏月不带太太，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用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殊不知，正是文中被人们忽略的“妻”这一形象，浇铸成了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心绪。
首先，妻子的身体状况令朱自清颇为焦虑。《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10日，此时朱自清的妻子武钟谦又怀上了第五个孩子，而且武钟谦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给亡妇》）
其次，妻子及自己对远在扬州的两个孩子的牵挂，更加重了朱自清内心的“不宁静”。1927年1月，朱自清接妻子儿女来北京，在途经上海时把两个孩子丢下，由朱自清母亲带往扬州老家，朱自清携妻子并一儿一女回北京。分别时，“他（指长子阿九）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但由于生活所迫，朱自清始终未能接两个孩子来京。7月10日，正值暑假，“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阿九的话此时肯定萦绕在朱自清夫妇的耳边。接还是不接？如果去接，可是两个孩子，已让朱自清夫妇感到照料不周，身心俱疲了；
不去接，朱自清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敏感的心灵让他无法不顾及妻子与孩子的内心：“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儿女》）《荷塘月色》结尾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在这句话中包含了一层很重的对身在扬州的两个儿女的思念，更包含了朱自清的无奈、愧疚与酸楚。
另外，1927年“四·一二”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许多进步作家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革命队伍里来，或者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等人。身边朋友的所做使朱自清先生感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的隔膜了”（《那里走》）。虽然朱自清先生最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他也意识到“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那里走》）但究竟往哪里走呢？他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所以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之中了。
这种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不知何去何从的处境对他本已“颇不宁静”的心绪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
“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
读《朱自清传》，我们不难体会，朱自清的这位妻子，堪称贤妻良母，她在家庭生活中给予了朱自清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无法真正了解朱自清的内心世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回来时“妻已睡熟好久了”，她体味不到朱自清那“颇不宁静”的心绪，她也不可能成为朱自清的知音。因此，《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是与苏轼《秋声赋》中“垂头而睡”的童子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假之以抒孤独之情的。面对人生的迷茫，朱自清只能自己抗争，自己挣扎，“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 挣扎而没有出路，痛苦的内心渴望得到拯救，但与之朝夕相处的
妻子是无法缓解其内心痛苦的，更不可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于是激起了朱自清内心中对身处江南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思念，而此时他的很多朋友都身处政治漩涡，这种处境使朱自清的思念中又平添了一份焦虑。
1927年1月，朱自清回白马湖将家眷接至北京，路经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那天晚上，他的好朋友叶圣陶前来看他。此时的叶圣陶正积极地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活动中，写了著名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他打破了夜里九点就寝的惯例，一边撰稿一边编排，有时会奋战一个通宵。二十二天里，叶圣陶以笔名“秉丞”先后发表九篇文章。“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叶圣陶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得咬牙切齿，他把国民党的党证撕得粉碎，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叶圣陶的所做于他本人是勇敢的，决绝的，但于朱自清却是担忧的，是惦念的。作者对朋友的惦念并非始于“四·一二”，只不过此时更加强烈，以至于夜不能寐了。1927年6月23日，他又写了一首《前人更漏子》：
锦衾寒，鸳枕腻，红烛摇摇欲醉。微雨暗，小风喧，纸窗花又残。携手处，江头路，知否几番凝伫！一夜夜，一更更，思量梦不成。 9月27日，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
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
究其实，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意蕴又是何等丰富：对妻
子的牵挂，对为生计所迫而无法团聚的远在扬州的孩子的思念，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混乱的国家政局的正义感与责任心，对身处政治漩涡的远方朋友的牵挂。而所有这些复杂的心绪正是源自《荷塘月色》中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妻”这一角色，“妻”恰恰是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到底惦着江南”的根由。读《荷塘月色》，只有读懂这些，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朱自清先生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