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全大局 人所共知，彭德怀自1959年被罢官以后，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的清王朝庄园里住了六年。这也许是无意的巧合。挂甲屯这个庄名，是杨六郎北征辽邦时在此挂甲休息过，因而得名，1959年秋后，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此种菜挖泥，也可谓挂甲归田了。 但是，彭总没有被遗忘。象他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可能被人忘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请他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同志一见彭总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同志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名誉!彭总的名誉，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损害。在庐山会议通过有关彭德怀的决议时，毛主席曾询问彭总的想法，彭总向主席讲了三条保证: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如今，六年过去了，彭总做到了三条保证。在挂甲屯吴家花园，他博大的胸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冷暖。谁家有困难，彭总就出现在面前。他坚持劳动，种试验田，拔草除虫，挖泥积肥，整治菜地；还经常自己用搓衣板洗衣服…… 毛主席沉浸在思索中，对彭总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象是预见到什么，毛主席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1959年秋，彭总从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迁往挂甲屯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领受的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既然解甲归田，元帅服不是成了装饰品了吗? 党的决定，彭总向来是服从的。虽然受命于困难之时，他顾全大局，只身赴川，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跑了20多个县市、15个厂矿企业，走遍从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视察了边远地区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一天也闲不住啊!这位军事统帅，想安下心来在经济建设上钻进去…… 被“揪”回京 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横扫”之风平地而起。 林彪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是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议；王力、关锋一哄而起。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冬天，区区戚本禹的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剥夺闻名于世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人身自由! 这是有案可查的。戚本禹1979年底在押期间写的笔供承认:“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立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可能尽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主席。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因此，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江青、康生之流正在窥伺方向，戚本禹、关锋了解主子的意图，也正在想方设法要把威震敌胆的元帅整倒、搞垮。 小爬虫们 说戚本禹、关锋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小爬虫，是贴切的。在陷害彭德怀的丑剧中，戚本禹、关锋张牙舞爪，爬在前头。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多么难得的一份反面教材啊!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 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延安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为朱德、邓小平吹嘘)。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他的坚毅冷峻 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得牙痒痒地，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酷暑难熬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修饰和添加，让14年前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 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 一片忧国忧民心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总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放下。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总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批斗会”上的回敬 浊浪排空，方显出英雄本色。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姚文元发表了颠倒黑白的《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要彭总写认罪的读后感。彭总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笔给姚文元写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多么辛辣的讥刺!多么有力的回敬! 林彪、江青一伙狂怒了。 他们利用黄永胜控制彭德怀专案组的权力，要把这位“一生戎马无暇日”的元帅置于死地。 在黄永胜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此件在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 满纸的谎言啊!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彭大将军的业绩不是墨写的谎言所能掩盖的! 狠毒的迫害啊!从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刻加入党、领导了永留史册的平江起义，以及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战役和战斗的彭总，是不可能从人民的心上被“开除”掉、被“剥夺”掉的! 最后岁月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诊断为直肠癌。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还在想为人民尽一点义务。他打了腹稿，准备总结军事思想，把他经历的军事生涯加以提炼、概括。 他关心国防科研，一再惦念:“我们的国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国主义打。” 他坚持学习与思考，在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作了眉批:“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 他对亲属说:“我这个病，治不好，可以作为医学解剖，研究癌症，最后为人民尽一点力。” 1974年夏，彭总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彭总还体贴着别人。他唯恐经常来狱中探望的他的侄女受到株连，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字迹，说明彭梅魁所以在他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是因为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候大不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疼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彭总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于自己的生命，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一再发出内心的呼喊:“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他深知有奸臣、坏蛋潜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出“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并一再用隐晦的语句对他的侄女彭刚、彭梅魁说:“你们要记住啊!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彭德怀同志含恨去世，终年7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却被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凶犯们迫害致死。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名字，盖在他遗体上的白单上写着“王川”。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彭总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骨灰 1962年，彭德怀同志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住地偷偷运到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押运者奉命告诉当时四川省委的某两个负责人，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总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 这风雨如磐、天低云暗的岁月，人们不应该忘却。 永垂青史 彭德怀同志生前要求而无法实现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公正的审判，在他去世之后四年多和五年多，终于作出了。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作为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热爱人民、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共产主义战士，彭德怀同志将永垂史册。 石穿!石穿!彭德怀一生怀抱着的穿石的恒心，终于滴水而石穿了。经过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人民终于打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顽石，公审了这一伙罪犯。 一生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你可以安息了! (摘自《新观察》1982年第7期)
顾全大局 人所共知，彭德怀自1959年被罢官以后，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的清王朝庄园里住了六年。这也许是无意的巧合。挂甲屯这个庄名，是杨六郎北征辽邦时在此挂甲休息过，因而得名，1959年秋后，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此种菜挖泥，也可谓挂甲归田了。 但是，彭总没有被遗忘。象他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可能被人忘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请他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同志一见彭总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同志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名誉!彭总的名誉，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损害。在庐山会议通过有关彭德怀的决议时，毛主席曾询问彭总的想法，彭总向主席讲了三条保证: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如今，六年过去了，彭总做到了三条保证。在挂甲屯吴家花园，他博大的胸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冷暖。谁家有困难，彭总就出现在面前。他坚持劳动，种试验田，拔草除虫，挖泥积肥，整治菜地；还经常自己用搓衣板洗衣服…… 毛主席沉浸在思索中，对彭总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象是预见到什么，毛主席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1959年秋，彭总从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迁往挂甲屯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领受的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既然解甲归田，元帅服不是成了装饰品了吗? 党的决定，彭总向来是服从的。虽然受命于困难之时，他顾全大局，只身赴川，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跑了20多个县市、15个厂矿企业，走遍从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视察了边远地区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一天也闲不住啊!这位军事统帅，想安下心来在经济建设上钻进去…… 被“揪”回京 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横扫”之风平地而起。 林彪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是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议；王力、关锋一哄而起。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冬天，区区戚本禹的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剥夺闻名于世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人身自由! 这是有案可查的。戚本禹1979年底在押期间写的笔供承认:“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立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可能尽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主席。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因此，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江青、康生之流正在窥伺方向，戚本禹、关锋了解主子的意图，也正在想方设法要把威震敌胆的元帅整倒、搞垮。 小爬虫们 说戚本禹、关锋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小爬虫，是贴切的。在陷害彭德怀的丑剧中，戚本禹、关锋张牙舞爪，爬在前头。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多么难得的一份反面教材啊!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 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延安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为朱德、邓小平吹嘘)。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他的坚毅冷峻 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得牙痒痒地，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酷暑难熬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修饰和添加，让14年前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 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 一片忧国忧民心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总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放下。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总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批斗会”上的回敬 浊浪排空，方显出英雄本色。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姚文元发表了颠倒黑白的《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要彭总写认罪的读后感。彭总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笔给姚文元写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多么辛辣的讥刺!多么有力的回敬! 林彪、江青一伙狂怒了。 他们利用黄永胜控制彭德怀专案组的权力，要把这位“一生戎马无暇日”的元帅置于死地。 在黄永胜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此件在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 满纸的谎言啊!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彭大将军的业绩不是墨写的谎言所能掩盖的! 狠毒的迫害啊!从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刻加入党、领导了永留史册的平江起义，以及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战役和战斗的彭总，是不可能从人民的心上被“开除”掉、被“剥夺”掉的! 最后岁月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诊断为直肠癌。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还在想为人民尽一点义务。他打了腹稿，准备总结军事思想，把他经历的军事生涯加以提炼、概括。 他关心国防科研，一再惦念:“我们的国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国主义打。” 他坚持学习与思考，在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作了眉批:“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 他对亲属说:“我这个病，治不好，可以作为医学解剖，研究癌症，最后为人民尽一点力。” 1974年夏，彭总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彭总还体贴着别人。他唯恐经常来狱中探望的他的侄女受到株连，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字迹，说明彭梅魁所以在他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是因为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候大不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疼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彭总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于自己的生命，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一再发出内心的呼喊:“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他深知有奸臣、坏蛋潜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出“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并一再用隐晦的语句对他的侄女彭刚、彭梅魁说:“你们要记住啊!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彭德怀同志含恨去世，终年7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却被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凶犯们迫害致死。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名字，盖在他遗体上的白单上写着“王川”。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彭总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骨灰 1962年，彭德怀同志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住地偷偷运到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押运者奉命告诉当时四川省委的某两个负责人，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总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 这风雨如磐、天低云暗的岁月，人们不应该忘却。 永垂青史 彭德怀同志生前要求而无法实现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公正的审判，在他去世之后四年多和五年多，终于作出了。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作为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热爱人民、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共产主义战士，彭德怀同志将永垂史册。 石穿!石穿!彭德怀一生怀抱着的穿石的恒心，终于滴水而石穿了。经过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人民终于打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顽石，公审了这一伙罪犯。 一生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你可以安息了! (摘自《新观察》198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