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关键词】 近代诗歌; 文言古诗; 白话新诗; 诗歌语言和形式
一
早在明代, 诗歌语言和形式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就已经初步显露。每种语言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与 社会 变化互相 影响 ,互相促进——这就是社会语言学的共变论。语言学家陈原曾这样论述:“语言是一个变数, 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 互相制约, 互相变化, 这就是共变。“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 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
伐发生变化, 那么, 这共变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汉民族社会生活、汉语这两个“变数”也都是不断变化着的。
汉语的语音从复杂不断趋向简化。上古汉语音的声母、韵腹、韵尾都非常丰富, 到了8世纪, 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 到了14世纪的中原音韵, 语音又比8世纪的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以上。语音简化带来大量同音词。于是“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 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王力《汉语史稿》) 另外, 社会生活、社会思想的不断 发展 ,也与词汇的新陈代谢相伴而生。由此可知, 同中古汉语相比, 明代的实际语言系统已发生巨大变化:语音简化了, 复音词增加了, 词汇更新了, 日常用语早已面目全非。白话小说、戏曲的大量产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诗文所用语言符号系统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语言符号被人为地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 保持相对稳定。文言原地踏步, 日常生活语言不断前行, 随着 历史 的推进, 两者的距离 自然 越来越远, 文言成为逐渐死去的语言符号。 与语言变革紧密相联而又同等重要的, 是诗歌的形式 问题 。到了明代, 诗歌的形式探索陷于停顿, 再也没有出现新诗体。先后垄断明代诗坛的前、后七子都主张“诗必盛唐”, 学习 、模仿唐代诗歌的模式。他们学得很到家, 句法、格律、韵脚、对仗等一招一式都刻意模仿, 但结果只是造出许多膺品, 而全无唐代诗歌的勃勃生气。由此可见,
五、七言古今体在明代已失去了活力。它的可感性、陌生化功能都已非常微弱, 诗已陷入困境。以新的诗体取代这种旧的诗体, 已成为诗歌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诗的形式创新由于诗的语言面临变革而显得更为必然。按 现代 语言学的观点, 语言不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媒介, 而是一种基本结构, 具有组织新话语的能力, 并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诗的语言的变革要求, 更增强了诗歌形式更新的必要性。
清代的诗歌基本上同明代相似, 因循旧套, 没有多少创新精神。以模仿为能事的人不用说, 就是有才气的诗人, 对文言古诗这种形式也是充满信心。如赵翼曾写过一首很豪迈的诗:“李杜诗篇众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没有疑问, 他是仍要以五、七言古今体来领一代风骚的, 清代诗人很多, 诗也很多, 反映的生活面也很广泛, 但却没有多少 艺术 上的精品, 正是语言和形式过于陈旧的结果。
二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 这场改新运动重新燃起诗歌变革的烽火。怀着 时代 特有的危机意识, 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 则诗命殆将绝。”“诗之境界, 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故今日不作诗则已, 若作诗, 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
在这次重要的改良运动中, 诗歌的语言符号是一个强烈的兴趣中心。进步诗人们专注、思考、探索着这个问题。沉睡已久的语言问题的苏醒, 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正如美国 哲学 家莫里斯指出的:“符号 研究 兴趣最高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的时期”(《放开的自我》) 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 中国 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事物、新思潮不断涌入, 新词语、新概念也随之大量输入, 王国维曾说:“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 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论新学语之输人》) 。大量新词汇的产生加速了汉语自身的变化, 文言与社会实际语言相差更大。在新的活跃的语言系统中, 文言符号显得更陈旧, 其交际功能愈见微弱, 变革的要求因此空前强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梁启超等人方能把注意力转向语言问题。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语言意识觉醒。当时改良派诗人的创作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谭嗣同、夏曾佑的语言追求, 他们的特点是以大量新出现的词语入诗。由于处于变革时期, 新的符号系统还没有确立, 他们所用的新词语往往不具有明晰性和广泛性。
【 内容 提要】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关键词】 近代诗歌; 文言古诗; 白话新诗; 诗歌语言和形式
一
早在明代, 诗歌语言和形式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就已经初步显露。每种语言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与 社会 变化互相 影响 ,互相促进——这就是社会语言学的共变论。语言学家陈原曾这样论述:“语言是一个变数, 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 互相制约, 互相变化, 这就是共变。“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 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
伐发生变化, 那么, 这共变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汉民族社会生活、汉语这两个“变数”也都是不断变化着的。
汉语的语音从复杂不断趋向简化。上古汉语音的声母、韵腹、韵尾都非常丰富, 到了8世纪, 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 到了14世纪的中原音韵, 语音又比8世纪的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以上。语音简化带来大量同音词。于是“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 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王力《汉语史稿》) 另外, 社会生活、社会思想的不断 发展 ,也与词汇的新陈代谢相伴而生。由此可知, 同中古汉语相比, 明代的实际语言系统已发生巨大变化:语音简化了, 复音词增加了, 词汇更新了, 日常用语早已面目全非。白话小说、戏曲的大量产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诗文所用语言符号系统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语言符号被人为地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 保持相对稳定。文言原地踏步, 日常生活语言不断前行, 随着 历史 的推进, 两者的距离 自然 越来越远, 文言成为逐渐死去的语言符号。 与语言变革紧密相联而又同等重要的, 是诗歌的形式 问题 。到了明代, 诗歌的形式探索陷于停顿, 再也没有出现新诗体。先后垄断明代诗坛的前、后七子都主张“诗必盛唐”, 学习 、模仿唐代诗歌的模式。他们学得很到家, 句法、格律、韵脚、对仗等一招一式都刻意模仿, 但结果只是造出许多膺品, 而全无唐代诗歌的勃勃生气。由此可见,
五、七言古今体在明代已失去了活力。它的可感性、陌生化功能都已非常微弱, 诗已陷入困境。以新的诗体取代这种旧的诗体, 已成为诗歌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诗的形式创新由于诗的语言面临变革而显得更为必然。按 现代 语言学的观点, 语言不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媒介, 而是一种基本结构, 具有组织新话语的能力, 并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诗的语言的变革要求, 更增强了诗歌形式更新的必要性。
清代的诗歌基本上同明代相似, 因循旧套, 没有多少创新精神。以模仿为能事的人不用说, 就是有才气的诗人, 对文言古诗这种形式也是充满信心。如赵翼曾写过一首很豪迈的诗:“李杜诗篇众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没有疑问, 他是仍要以五、七言古今体来领一代风骚的, 清代诗人很多, 诗也很多, 反映的生活面也很广泛, 但却没有多少 艺术 上的精品, 正是语言和形式过于陈旧的结果。
二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 这场改新运动重新燃起诗歌变革的烽火。怀着 时代 特有的危机意识, 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 则诗命殆将绝。”“诗之境界, 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故今日不作诗则已, 若作诗, 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
在这次重要的改良运动中, 诗歌的语言符号是一个强烈的兴趣中心。进步诗人们专注、思考、探索着这个问题。沉睡已久的语言问题的苏醒, 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正如美国 哲学 家莫里斯指出的:“符号 研究 兴趣最高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的时期”(《放开的自我》) 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 中国 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事物、新思潮不断涌入, 新词语、新概念也随之大量输入, 王国维曾说:“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 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论新学语之输人》) 。大量新词汇的产生加速了汉语自身的变化, 文言与社会实际语言相差更大。在新的活跃的语言系统中, 文言符号显得更陈旧, 其交际功能愈见微弱, 变革的要求因此空前强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梁启超等人方能把注意力转向语言问题。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语言意识觉醒。当时改良派诗人的创作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谭嗣同、夏曾佑的语言追求, 他们的特点是以大量新出现的词语入诗。由于处于变革时期, 新的符号系统还没有确立, 他们所用的新词语往往不具有明晰性和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