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来源探秘
黄运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安等秧等处，出土了大量商周文物，文物中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在一些陶器中，还有一些类似甲骨文的符号，有好几座墓穴还修成了船型，内置压仓石，一次出土那么多商周文物，在岭南地区还是首次发现，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新一轮有关传说中的骆越古国的研究，中共武鸣县委，县政府编印出版了《中国壮乡.武鸣骆越文化丛书》，县政协也编印了一套《武鸣文化遗产荟萃》上下册，这两套丛书均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次商周文物的出土，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不少文物只有王室成员才能拥有。围绕这些文物的来源，史学届和考古界各抒己见。有的认为的壮族先民所制造，属本土产品，但我认为，武鸣，乃至广西都没有玉矿，那么多玉器从何而来？第二种认为，这是商王赠送给骆越国王的礼物。这也不可能，理由是：（一）送礼只能送一两件，而出土的玉器则数以千计，不可能送那么多；（二）送礼不可能送兵器，而出土的大量兵器从何而来？第三种学者则持谨慎态度。这一态度以覃圣敏先生为代表。覃先生在《“特掘”、广西商周文化和骆越古都》一文中说；“武鸣县马头镇全曾村庙口屯原有一座“大明山神祠”，已毁坏，但仍见到唐代的柱础。可见该庙历史的悠久。据好几位老人说，庙中原供奉有商纣王和妲己。
怪了，我走了大半个中国，还从没有见过或听过供奉商纣王和
妲己的庙呢？没想到在这里听到了！
为什么要供奉商纣王和妲己呢？老人们说古时候有“天书”规定的……。这种传说当然不的信使，但其中的否有一点历史的脚印或蛛丝马迹呢？…..这不能不让我深思…..商代从汤王到最后的纣王，中间经盘庚迁殷，前后共传30个王。其中有不少很有作为，为什么不供奉那些有作为名声好的王，为什么要供奉这个暴君亡国之王呢？其中必有某种特殊的，我们尚未知晓的原因。如果把这个问题与马头发现的铜卤与壮族民间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就可能找到谜底。（见《武鸣文化遗产荟萃》（下卷）612、613页，武鸣县政协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前两年，我曾断断续续阅读过这两套丛书的文章。发现一些观点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写了一些挑刺性的文章寄给了县政协和县文化局（因相关专家住址我不清楚，所以没寄给）。为了寻找“蜘蛛马迹”，我再次翻阅一些相关文章。
“蜘蛛马迹”终于被我发现。在苏华清和杜逢祖两先生合写的《骆越古都发现及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和探析》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据黄全安研究官员介绍，多年前，在马头有一个地名，壮语叫“哈定”，许多汉族人，不会壮话，把地名读不清。“哈定”就是官员们休息的地方，“哈”就是官的意思，元龙坡也叫“那哈”。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定”不是官员休息的地方，而是官员或官府取水的地方。在武鸣有不少山塘水库都叫做“定”。如马头的暮定水库，县城的定罗水库，里建的定标水库，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而且都是在“定”的地方建
起来的。在辞书里，正确的写法是“汀”，这个字，壮、汉读音相同，意思也完全相同，国内一些地方也以“汀”（厅）来命名的，如北京的官厅水库，湖北的汀泗桥，福建长汀市的汀江等。由于他们对“定”含义的误解，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在壮、汉的词汇中，是否还有称呼相同的词语？为此，我开始梳理一些最基本的名词在汉、壮称谓上的异同，同时试着以壮话去解读我国一些古史。
经初步梳理，我陆续发现不少古的汉字壮汉读音基本相同，意思相同或相去不远，只是时过境迁，某些古汉字汉族人不用了、淡忘了，壮族人却始终坚持原来的称呼。经初步梳理，我得如下的感知：
（一）壮汉原来是一家；（二）壮汉同操一种语言（我称之为华夏语言，时间从逐鹿之战到牧野之战）；（三）汉字初创阶段是以华夏语音为基础的，这种语言壮族群众还在使用；（四）商纣王并没有自焚身亡，而是带着他的臣民从海路抵达珠江口再沿西江北上到达广西武鸣县境，在马头镇落脚；（五）壮族先民不是广西土著居民，而是随商纣王逃到广西的中原人。
下面是我初步梳理的情况：
一、先从历史人物谈起
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下面就谈几位有名的历史人物。
1、蚩尤。在壮语里，“蚩尤”就是“我们”的意思。当蚩尤部落首领召开动员大会是时，一定会号召：“蚩尤”（我们）勇往直前，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部落平时讲话也是“蚩尤”不停，所以，人们就称这个部落为“蚩尤”部落。
2、 大禹。禹所在时代，人名均为简单的一个字，如尧、舜、启、
桀等。禹为何有两个字的名字呢？这得好好研究了。
（1）中国古代，从黄帝到溥仪，都没有那个帝王称为大王，在《史记》里，禹就是禹，没有冠以“大”字。为什么？原来，在壮语里“大”的语音是指河流，而不是形容词，“大禹”是指某条河流是禹带领群众开挖出来的，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那些河流称为“大禹”。这种情况在历史并不少见，黄浦江（又称申江）是为了纪念春申君黄竭，苏州的胥江是为纪念伍子胥，广西的柳江是为纪念柳宗元，河西走廊至新疆的柳林被称为“左公柳”是为纪念左宗棠…….另外，在历史上，我国也有以地名当作人名称呼的习惯，如李鸿章被称为“合肥”，因他是安徽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因他的长沙板仓人，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杨板仓，为此，后人也很有可能把本属河流名称的“大禹”被张冠李戴当作人名等进教科书去了。
（2）弄清了“大禹”一词的来历，就可以讲清两点：其一，从用词结构看，把“大”（河流）放在前面，“禹”（人名）放在后面，符合壮语用词规律，如猪肉称“肉猪”、大树称“树大”。说明在当时的群众是讲壮话的。其二，就禹治水一说，国内外均有微词，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工具非常落后，人又少，不可能治水。我认为，对大江大河，禹的治不了的。但是，要知道，在原始时代，黄河中下游肯定是遍地沼泽，一下雨就内涝，不宜居，不宜耕。但这种地势平缓，水不深，只要挖一条一两米深的渠道就可以把水排出去。禹治水工程就属于这一类，也叫小流域治理吧。
3、伊尹。
伊尹原是有莘国的一个奴隶，长得又矮又小，但很有才干。商汤知道后，遂向有莘国国君的女儿求婚，并要求把伊尹作为奴隶陪嫁过来。有莘国国君答应了商汤的要求。商汤得到伊尹后，立即拜他为首相。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消灭了夏朝。商汤死后，他又辅佐了商代前期的四个商王，成为五朝元老，为商朝的长治久安作出巨大个贡献，成为我国古代第一名相。在翟文明，于海娣倆先生主编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世界上下五千年（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第10页对伊尹有这样的描写：“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是歌颂伊尹担任”阿衡“官职辅佐商王功绩的”。
在这里，“阿衡”是什么官没说清楚。在武鸣壮话（按壮文实施方案规定，武鸣壮话为壮文的标准音）里，“阿衡”应读为“哈宏”，“哈”的官，“宏”是大。译成汉语就是大官，作为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官够大的了，这是一。其二，把官（哈）放在前面，的（宏）放在后面 ，大官称为“官大”，符合壮话用词规律；其三，这是一首歌颂宰相的歌词，用语理所当然是有商朝的国语（或称通用语），可见，当今的壮语就是当时是国语；其四，再次证明“大禹”是指河流，而不是人，“宏”即是大，当时作为形容词的“大”尚未登场亮相。
4、妲己。
妲己这个名字是壮族女子名字，一般没有争议。在秦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之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第108页有这样一段描述：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席狐狸精”妲己或许觉得委屈，窦娥之冤尚有关汉卿来替她昭雪，但这顶“狐狸精”的帽子不知苏妲己戴到什么时候了。
在这里我想说两点：
（一）在商代还没有姓氏，即使到了春秋时代，孔子的父亲也不姓孔，秦始皇的儿子，一个叫扶苏，一个叫胡亥，也没有姓。那为什么叫她苏妲己呢？原来，在壮话里，“苏”是善良的意思。苏妲己就是“善良的妲己”。
（二）在骆越古国研究中，众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骆越古国的国王是一位美丽、善良、勤劳的女王。作为骆越文化的核心，龙母故事流传甚广，到处有龙母庙，其数量远远超过孔庙。这个故事的原型显然是妲己，在故事中被尊为龙母，到处受人崇拜，母仪天下三千年，世间唯有苏妲己！
二、壮族族称和商朝名称的由来，
壮族，古时写作僮族，宋朝已出现这个族称。由于“僮”是个生僻字，不少人都°作“童”字，且“僮”字含有贬义，周总理发现后才改作“壮”字。
为什么称为壮族？原来，在壮族社会里，除了农业外，其他各行各业都加一个“商”字，如卖米粉的称“商粉”，杀猪的称“商夺”，泥水匠称“商栏”，卖酒的称“商娄”，医师称“商医”…….。“商”是什么意思？原来“商”是对新产业从业人员的尊称，相当于现在“老板”、“师傅”、“先生”那样的称呼吧。在商代，各种手工业和商业已
相当发达，商朝人是否也这样称呼虽不很清楚，而壮族族称的来由则与此密切相关。在壮语中，商、壮都同音，都读“上、尚”。而且与商朝名称很吻合，商朝的得名也许是一样吧！
三、对一些原始汉字的梳理。
1、栏。壮族称房子为“栏”。现在到南宁、桂林买房子了，也还称买“栏”。在古代，中原地区也称那些茅草房为“栏”，一些古代诗词也不时提到“栏”，如“凭栏”。现在中原地区也把牛住的地方称“牛栏”。后来有了秦砖汉瓦，人住的地方逐步改称房、屋。“栏”被遗忘了。
2、枓。古人盖茅草房时，用树木枝条编成门，这种柴门称为“枓”。后来有了秦砖汉瓦，门口改用木板做成，这种用木板做的门，也逐步改称门了，不叫“枓”了。虽然如此，秦始皇在广西兴安县修灵渠时，为了调节水位，在渠道上设置了一种开关，称为“斗门”，又斗又门。后来在大型水利上的开关，又不称斗门了，改称船闸，闸门等等。但在小型水利方面还有不少称为斗门的。这是对水门而言。而在社会中门的功能扩展得到广阔无边，除房门外，宗教有门派，科学有分门别类，天有天门，地有地门，国有国门，机器有阀门， 足球有气门，人有命门，脑有窍门……。在壮语中，从古至今只有一个“枓”。
3、宏。在壮语里，“宏”就是大。如：“南宁下雨大大的”就说成“南宁下雨宏宏的”，不懂的人会说：“怎么南宁下起红雨来啦”？又比如：“那块旧黑板不够宏”，不懂的人一定会说：“天下哪有又黑又红的黑板”？“宏”是原始的，后又衍生出大，伟等汉字，壮族还
是固守宏字，所以汉人不懂。
4、广。广读音壮汉相同，但在汉字里，又衍生出大、宽、阔等字，与广字配合使用，大大拓宽了广字的功能。
5、鲁。在壮语里，船称为鲁。在马头镇有个地方称为“古鲁”。这里的“古”字应读作“果”，因为壮族民间讲故事也称为“讲果”。另一方面，在壮语里“果”和“束”都是绑的意思。“古鲁”那地方，古代应是渡口，马头的得名也应此而来。
从字形来看，鲁字两头小，中间大，是船形，是形象文字。在商代，山东南部可能因河网纵横，“打鱼杀家”的故事是在那里，水泊梁上名不虚传，正因如此，那里造船和水运发达，故称鲁国。在往后的历史里，划船也称摇橹，所以，在古代，水上运输工具称为鲁，称为船的是往后的事。除此以外，古代称船为鲁的还可以从辞书里找到根据，新华字典（10版）310页对鲁的繁体字有不同写法：橹、㯭、艪、艣，很明显，作为划船工具的橹字是木字旁，作为船的艪字则为舟字边。为什么这样写？可能是当时船字还没有问世，船字出世后，人们就喜新厌旧，把艪打入冷宫了。这是其一。其二，新华字典635页对“舳”字的表达也可看出：【舳舻】：“船为和船头，也指首尾相接的船只”。壮话的读音为“束鲁”，“束”为绑，“鲁”为船，合起来就是绑船，意思很明白。
除上面几个外，在梳理中还发现下面一些壮汉读音相同，意思大体一样的文字：鳏（丈夫）娅（妻子）、婶、嫂、裆、摆、层、帮、坌（灰尘）、缆、粘、随便、帽、顺便、够不够、台、凳、鎸、碗、
罐、床、斧、葱、蒜、艾等等。
从以上情况看，壮汉民族同属华夏民族，壮汉文化都是孕育于华夏母腹中，壮汉语言同时脱胎于商代母腹，汉字初创阶段，是以商代语音（即现在的壮语）为基础，上面这些同音同义文字就是胎记。脱胎以后，中原地区先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故在语言文字方面与母语越走越远，以至于三千年后互不相识。据一些专家说，汉字由初创到现在，累积已有四万多个，新华字典收录的只有一万多个，而常用字只有几千个，其余均已打入冷宫而偏安西南一隅的壮民，虽也带来了华夏语言，却因与世隔绝三千年，与中原交流甚少，语言基本没有走样，实在有点遗憾，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两千万壮族人民却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留声机，把华夏语言留存至今。
由于有了壮汉语言与文字的吻合，以及当地老人的说法，大量出土文物互相印证，现在可以认定：壮族先民来自中原。
壮族来源探秘
黄运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安等秧等处，出土了大量商周文物，文物中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在一些陶器中，还有一些类似甲骨文的符号，有好几座墓穴还修成了船型，内置压仓石，一次出土那么多商周文物，在岭南地区还是首次发现，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新一轮有关传说中的骆越古国的研究，中共武鸣县委，县政府编印出版了《中国壮乡.武鸣骆越文化丛书》，县政协也编印了一套《武鸣文化遗产荟萃》上下册，这两套丛书均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次商周文物的出土，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不少文物只有王室成员才能拥有。围绕这些文物的来源，史学届和考古界各抒己见。有的认为的壮族先民所制造，属本土产品，但我认为，武鸣，乃至广西都没有玉矿，那么多玉器从何而来？第二种认为，这是商王赠送给骆越国王的礼物。这也不可能，理由是：（一）送礼只能送一两件，而出土的玉器则数以千计，不可能送那么多；（二）送礼不可能送兵器，而出土的大量兵器从何而来？第三种学者则持谨慎态度。这一态度以覃圣敏先生为代表。覃先生在《“特掘”、广西商周文化和骆越古都》一文中说；“武鸣县马头镇全曾村庙口屯原有一座“大明山神祠”，已毁坏，但仍见到唐代的柱础。可见该庙历史的悠久。据好几位老人说，庙中原供奉有商纣王和妲己。
怪了，我走了大半个中国，还从没有见过或听过供奉商纣王和
妲己的庙呢？没想到在这里听到了！
为什么要供奉商纣王和妲己呢？老人们说古时候有“天书”规定的……。这种传说当然不的信使，但其中的否有一点历史的脚印或蛛丝马迹呢？…..这不能不让我深思…..商代从汤王到最后的纣王，中间经盘庚迁殷，前后共传30个王。其中有不少很有作为，为什么不供奉那些有作为名声好的王，为什么要供奉这个暴君亡国之王呢？其中必有某种特殊的，我们尚未知晓的原因。如果把这个问题与马头发现的铜卤与壮族民间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就可能找到谜底。（见《武鸣文化遗产荟萃》（下卷）612、613页，武鸣县政协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前两年，我曾断断续续阅读过这两套丛书的文章。发现一些观点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写了一些挑刺性的文章寄给了县政协和县文化局（因相关专家住址我不清楚，所以没寄给）。为了寻找“蜘蛛马迹”，我再次翻阅一些相关文章。
“蜘蛛马迹”终于被我发现。在苏华清和杜逢祖两先生合写的《骆越古都发现及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和探析》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据黄全安研究官员介绍，多年前，在马头有一个地名，壮语叫“哈定”，许多汉族人，不会壮话，把地名读不清。“哈定”就是官员们休息的地方，“哈”就是官的意思，元龙坡也叫“那哈”。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定”不是官员休息的地方，而是官员或官府取水的地方。在武鸣有不少山塘水库都叫做“定”。如马头的暮定水库，县城的定罗水库，里建的定标水库，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而且都是在“定”的地方建
起来的。在辞书里，正确的写法是“汀”，这个字，壮、汉读音相同，意思也完全相同，国内一些地方也以“汀”（厅）来命名的，如北京的官厅水库，湖北的汀泗桥，福建长汀市的汀江等。由于他们对“定”含义的误解，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在壮、汉的词汇中，是否还有称呼相同的词语？为此，我开始梳理一些最基本的名词在汉、壮称谓上的异同，同时试着以壮话去解读我国一些古史。
经初步梳理，我陆续发现不少古的汉字壮汉读音基本相同，意思相同或相去不远，只是时过境迁，某些古汉字汉族人不用了、淡忘了，壮族人却始终坚持原来的称呼。经初步梳理，我得如下的感知：
（一）壮汉原来是一家；（二）壮汉同操一种语言（我称之为华夏语言，时间从逐鹿之战到牧野之战）；（三）汉字初创阶段是以华夏语音为基础的，这种语言壮族群众还在使用；（四）商纣王并没有自焚身亡，而是带着他的臣民从海路抵达珠江口再沿西江北上到达广西武鸣县境，在马头镇落脚；（五）壮族先民不是广西土著居民，而是随商纣王逃到广西的中原人。
下面是我初步梳理的情况：
一、先从历史人物谈起
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下面就谈几位有名的历史人物。
1、蚩尤。在壮语里，“蚩尤”就是“我们”的意思。当蚩尤部落首领召开动员大会是时，一定会号召：“蚩尤”（我们）勇往直前，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部落平时讲话也是“蚩尤”不停，所以，人们就称这个部落为“蚩尤”部落。
2、 大禹。禹所在时代，人名均为简单的一个字，如尧、舜、启、
桀等。禹为何有两个字的名字呢？这得好好研究了。
（1）中国古代，从黄帝到溥仪，都没有那个帝王称为大王，在《史记》里，禹就是禹，没有冠以“大”字。为什么？原来，在壮语里“大”的语音是指河流，而不是形容词，“大禹”是指某条河流是禹带领群众开挖出来的，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那些河流称为“大禹”。这种情况在历史并不少见，黄浦江（又称申江）是为了纪念春申君黄竭，苏州的胥江是为纪念伍子胥，广西的柳江是为纪念柳宗元，河西走廊至新疆的柳林被称为“左公柳”是为纪念左宗棠…….另外，在历史上，我国也有以地名当作人名称呼的习惯，如李鸿章被称为“合肥”，因他是安徽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因他的长沙板仓人，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杨板仓，为此，后人也很有可能把本属河流名称的“大禹”被张冠李戴当作人名等进教科书去了。
（2）弄清了“大禹”一词的来历，就可以讲清两点：其一，从用词结构看，把“大”（河流）放在前面，“禹”（人名）放在后面，符合壮语用词规律，如猪肉称“肉猪”、大树称“树大”。说明在当时的群众是讲壮话的。其二，就禹治水一说，国内外均有微词，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工具非常落后，人又少，不可能治水。我认为，对大江大河，禹的治不了的。但是，要知道，在原始时代，黄河中下游肯定是遍地沼泽，一下雨就内涝，不宜居，不宜耕。但这种地势平缓，水不深，只要挖一条一两米深的渠道就可以把水排出去。禹治水工程就属于这一类，也叫小流域治理吧。
3、伊尹。
伊尹原是有莘国的一个奴隶，长得又矮又小，但很有才干。商汤知道后，遂向有莘国国君的女儿求婚，并要求把伊尹作为奴隶陪嫁过来。有莘国国君答应了商汤的要求。商汤得到伊尹后，立即拜他为首相。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消灭了夏朝。商汤死后，他又辅佐了商代前期的四个商王，成为五朝元老，为商朝的长治久安作出巨大个贡献，成为我国古代第一名相。在翟文明，于海娣倆先生主编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世界上下五千年（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第10页对伊尹有这样的描写：“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是歌颂伊尹担任”阿衡“官职辅佐商王功绩的”。
在这里，“阿衡”是什么官没说清楚。在武鸣壮话（按壮文实施方案规定，武鸣壮话为壮文的标准音）里，“阿衡”应读为“哈宏”，“哈”的官，“宏”是大。译成汉语就是大官，作为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官够大的了，这是一。其二，把官（哈）放在前面，的（宏）放在后面 ，大官称为“官大”，符合壮话用词规律；其三，这是一首歌颂宰相的歌词，用语理所当然是有商朝的国语（或称通用语），可见，当今的壮语就是当时是国语；其四，再次证明“大禹”是指河流，而不是人，“宏”即是大，当时作为形容词的“大”尚未登场亮相。
4、妲己。
妲己这个名字是壮族女子名字，一般没有争议。在秦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之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第108页有这样一段描述：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席狐狸精”妲己或许觉得委屈，窦娥之冤尚有关汉卿来替她昭雪，但这顶“狐狸精”的帽子不知苏妲己戴到什么时候了。
在这里我想说两点：
（一）在商代还没有姓氏，即使到了春秋时代，孔子的父亲也不姓孔，秦始皇的儿子，一个叫扶苏，一个叫胡亥，也没有姓。那为什么叫她苏妲己呢？原来，在壮话里，“苏”是善良的意思。苏妲己就是“善良的妲己”。
（二）在骆越古国研究中，众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骆越古国的国王是一位美丽、善良、勤劳的女王。作为骆越文化的核心，龙母故事流传甚广，到处有龙母庙，其数量远远超过孔庙。这个故事的原型显然是妲己，在故事中被尊为龙母，到处受人崇拜，母仪天下三千年，世间唯有苏妲己！
二、壮族族称和商朝名称的由来，
壮族，古时写作僮族，宋朝已出现这个族称。由于“僮”是个生僻字，不少人都°作“童”字，且“僮”字含有贬义，周总理发现后才改作“壮”字。
为什么称为壮族？原来，在壮族社会里，除了农业外，其他各行各业都加一个“商”字，如卖米粉的称“商粉”，杀猪的称“商夺”，泥水匠称“商栏”，卖酒的称“商娄”，医师称“商医”…….。“商”是什么意思？原来“商”是对新产业从业人员的尊称，相当于现在“老板”、“师傅”、“先生”那样的称呼吧。在商代，各种手工业和商业已
相当发达，商朝人是否也这样称呼虽不很清楚，而壮族族称的来由则与此密切相关。在壮语中，商、壮都同音，都读“上、尚”。而且与商朝名称很吻合，商朝的得名也许是一样吧！
三、对一些原始汉字的梳理。
1、栏。壮族称房子为“栏”。现在到南宁、桂林买房子了，也还称买“栏”。在古代，中原地区也称那些茅草房为“栏”，一些古代诗词也不时提到“栏”，如“凭栏”。现在中原地区也把牛住的地方称“牛栏”。后来有了秦砖汉瓦，人住的地方逐步改称房、屋。“栏”被遗忘了。
2、枓。古人盖茅草房时，用树木枝条编成门，这种柴门称为“枓”。后来有了秦砖汉瓦，门口改用木板做成，这种用木板做的门，也逐步改称门了，不叫“枓”了。虽然如此，秦始皇在广西兴安县修灵渠时，为了调节水位，在渠道上设置了一种开关，称为“斗门”，又斗又门。后来在大型水利上的开关，又不称斗门了，改称船闸，闸门等等。但在小型水利方面还有不少称为斗门的。这是对水门而言。而在社会中门的功能扩展得到广阔无边，除房门外，宗教有门派，科学有分门别类，天有天门，地有地门，国有国门，机器有阀门， 足球有气门，人有命门，脑有窍门……。在壮语中，从古至今只有一个“枓”。
3、宏。在壮语里，“宏”就是大。如：“南宁下雨大大的”就说成“南宁下雨宏宏的”，不懂的人会说：“怎么南宁下起红雨来啦”？又比如：“那块旧黑板不够宏”，不懂的人一定会说：“天下哪有又黑又红的黑板”？“宏”是原始的，后又衍生出大，伟等汉字，壮族还
是固守宏字，所以汉人不懂。
4、广。广读音壮汉相同，但在汉字里，又衍生出大、宽、阔等字，与广字配合使用，大大拓宽了广字的功能。
5、鲁。在壮语里，船称为鲁。在马头镇有个地方称为“古鲁”。这里的“古”字应读作“果”，因为壮族民间讲故事也称为“讲果”。另一方面，在壮语里“果”和“束”都是绑的意思。“古鲁”那地方，古代应是渡口，马头的得名也应此而来。
从字形来看，鲁字两头小，中间大，是船形，是形象文字。在商代，山东南部可能因河网纵横，“打鱼杀家”的故事是在那里，水泊梁上名不虚传，正因如此，那里造船和水运发达，故称鲁国。在往后的历史里，划船也称摇橹，所以，在古代，水上运输工具称为鲁，称为船的是往后的事。除此以外，古代称船为鲁的还可以从辞书里找到根据，新华字典（10版）310页对鲁的繁体字有不同写法：橹、㯭、艪、艣，很明显，作为划船工具的橹字是木字旁，作为船的艪字则为舟字边。为什么这样写？可能是当时船字还没有问世，船字出世后，人们就喜新厌旧，把艪打入冷宫了。这是其一。其二，新华字典635页对“舳”字的表达也可看出：【舳舻】：“船为和船头，也指首尾相接的船只”。壮话的读音为“束鲁”，“束”为绑，“鲁”为船，合起来就是绑船，意思很明白。
除上面几个外，在梳理中还发现下面一些壮汉读音相同，意思大体一样的文字：鳏（丈夫）娅（妻子）、婶、嫂、裆、摆、层、帮、坌（灰尘）、缆、粘、随便、帽、顺便、够不够、台、凳、鎸、碗、
罐、床、斧、葱、蒜、艾等等。
从以上情况看，壮汉民族同属华夏民族，壮汉文化都是孕育于华夏母腹中，壮汉语言同时脱胎于商代母腹，汉字初创阶段，是以商代语音（即现在的壮语）为基础，上面这些同音同义文字就是胎记。脱胎以后，中原地区先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故在语言文字方面与母语越走越远，以至于三千年后互不相识。据一些专家说，汉字由初创到现在，累积已有四万多个，新华字典收录的只有一万多个，而常用字只有几千个，其余均已打入冷宫而偏安西南一隅的壮民，虽也带来了华夏语言，却因与世隔绝三千年，与中原交流甚少，语言基本没有走样，实在有点遗憾，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两千万壮族人民却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留声机，把华夏语言留存至今。
由于有了壮汉语言与文字的吻合，以及当地老人的说法，大量出土文物互相印证，现在可以认定：壮族先民来自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