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温源宁
气话
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
气质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五四时期，风云激荡，新旧杂陈，尤其是在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校园里面常常是一边有人宣扬新文化，另一边却有人极力呼吁维护旧传统，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其中就有这么一位身材高挑，体型干瘪，脸庞消瘦，鼻梁高耸，眼睛深蓝，封建儒生般的半百老叟，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整日穿梭于红楼内外。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面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让人感到既讨厌又可笑，其形象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极不和谐。这副遗老模样的老头究系何人？他就是清末民初享有鼎鼎大名的怪人辜鸿铭。
负笈欧陆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五四”前后，辜鸿铭时常把这样一段话挂在嘴边：
“辜”字在古代汉语里有三种意思：一是“罪”；一是“分裂肢体的一种酷刑”，还指“辜负”、“对不住”。三种意思均糟糕透顶。另据《元和姓纂》等书记载，百家姓中的“辜”姓，正是由其祖先“被辜自悔”而来，类似的姓还有救氏、赫氏、谴氏，等等。
辜鸿铭说出上述一番话，倒不是自贬祖先乃负罪之人，而是另有他意。因为他祖先自康熙初年便从福建同安移居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已渐渐淡忘了自己的祖籍。而辜鸿铭所言“被辜自悔”，其实就是以自己未能出身于中华本土为憾。
然而，辜鸿铭并没有在这个南洋小岛呆多长时间，1867年，年仅10岁的小鸿铭便跟随其义父英国人布朗远赴苏格兰接受西式教育。在中国留学史上，象辜鸿铭这样出国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相匹者，恐怕唯有容闳一人。此经历给辜鸿铭一生平添了几分颇值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在欧洲的十几年里，辜鸿铭废寝忘食地吸收西学，他先后在英国、德国、法国读书。其间还到过意、比、奥等国游历，肚子里装了不少西方的书和知识。更出色的是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国语言，尤其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点头称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可以同英国的大文豪卡莱尔、阿诺德相媲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年少出洋，在檀香山学得一口好英语。他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他没说，有人猜是他自喻，有人则说指王宠惠，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鸿铭誉为第一，由此亦可见辜英语造诣之高。辜获得过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欧洲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理、工、神学科博士学位共计十三个，堪称“博士学位证书收藏家”。
辜鸿铭的留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那个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人来到异地，往往受人鄙视，遭受不公正待遇。每当辜鸿
铭走在街上，就会有人无所顾忌地跟着他叫喊：“中国佬，猪尾巴，蠢猪！”面对这种羞辱性的挑衅，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借助智慧进行反击。他留学德国的时候，就曾小试牛刀，露过一手。有一次，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为旅途疲劳，闭着眼睛在那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新上来两、三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品头论足，很是缺乏教养。辜氏先是装作听不懂，没加理睬，然后不动声色地拿起面前的一张德文报纸，若无其事地倒看起来。那几个洋小子延颈一瞅，一个个乐得五官挪位，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摇头撇嘴：
瞧这个装模作样冒土气的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还蛮像那么回事地看得来劲！他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
洋小子们欺侮辜氏不懂德文，忘乎所以地放声大肆哗笑。就连旁边坐着的几位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听不过耳，几乎忍不住要挺身加以干涉了。这时候，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那张似张非张的嘴巴，冷不防像快速嗑瓜子一般地，突然流出一连串字正腔圆，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德语：
你们德国的文字真是太简单了。若不是倒着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甭说这种通俗的玩艺，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那部《浮士德》，我也能倒着跟你们念个一字不差。
末了，他还用最典雅的德语，大段引诵歌德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他人。羞得那几个洋小子面红耳赤，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之大吉了。
作为一名华人，虽然身在海外，但他依然对祖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巴黎大学留学的时候，辜鸿铭向一位老教授请教学问。言谈之间，老教授对《易经》赞不绝口，并对辜鸿铭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懂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仅是一些只光片影，不能领会《易经》的精髓所在，但我已感到其哲学理论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还得钻研本国学术。”老教授的这番话更是坚定了他关注祖国文化的决心。从此之后，辜鸿铭乐此不疲地“泡”在各地的图书馆中，如饥似渴般地去寻觅、翻阅欧洲所藏的中国经典著作。另外，辜鸿铭还每逢阴历冬至，必在自己的房间里备下酒馔，邀祭祖先，以寄托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完头、祭拜完毕之后，笑嘻嘻地揶揄他说：“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的祭品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的鲜花香味的时候吧。”辜之回答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不过，欧洲所藏中国图书毕竟有限，况且整日奔波于各国图书馆之间，实在是费时费钱费力，绝非长久之计。1878年，辜鸿铭决定结束留学生涯，返回家乡工作。也许是天假之缘，就在一次外出途径新加坡时，辜鸿铭巧遇中西通才马建忠（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1879年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帮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马氏学贯中西，不仅旧学基础扎实，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字），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长谈三日。在辜面前，马建忠狂侃中国文化，旁征博引，神采奕奕，这令辜鸿铭大开眼界，心驰神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谈话，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极大，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呆在家乡过悠哉悠哉的舒适生活，而应当去国内“恶补”传统文化。直到晚年，他还意犹未尽似的回忆这段往事：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 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辨和改穿中国衣服。
自此，辜
鸿铭打点行囊，踏上了“返祖归宗”的道路。
栖身红楼
辛亥首义，改朝换代，效命于清廷的辜鸿铭也只得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披着那条代表愚忠的辫子躲入租界当中，过着寓公生活。
1917年，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因爱惜辜鸿铭的语言天赋，于是延聘辜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然而，栖身全国最高学府之后，辜鸿铭依旧是本性难移，隔三岔五的就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闻来。
上课的第一天，他拖了一条大辫子，用红丝线系上，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到了教室后，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全班同学听后，都认为第一、二章都容易对付，第三章有点儿困难，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可是，不久同学们却发现这位文化怪杰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有一次，他讲授《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字误写成“宴”字。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他很是窘迫，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说：“中国汉字真讨厌， 晏 与 宴 不过是把 日 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字义就大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
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
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还有一次，在课堂上，辜鸿铭将英文“Anarchy”译为“无王”，“Anarchist”译为“无王党”。本来希腊文“arche”是“政府”的意思，日本人译“Anarchist”为“无政府主义者”，很确切，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但辜鸿铭却偏偏按照自己独特的尊王观念加以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中国现在无王，所以人人都是 Anarchist ”。
并且辜还把这种尊王情绪带到教员会议上，一次他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
当五四运动来临时，虽然辜是保皇党，却要和蔡元培同进退。他的理由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曰：“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一次，他戴着一副大墨镜，拖着一条辫子，正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恰好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过来。那个英国教授见他见他那副怪模样，忍不住用手指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那老头子是谁？”校役贴近他的耳朵，恭敬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仿佛在取笑他那举世无双的辫子。
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外国文学时，他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对方应付不了，他才偏下头，让眼光从墨晶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那位英国教授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老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俨然是时代骄子，万人追捧的明星。而辜鸿铭由于力持文化保守的立场，自然看不惯胡适的所作所为，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揭对方语言底子
薄弱的底牌，以期打击对手的气焰，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 通俗英语 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以粗俗鄙陋的 留学生英语 ，叫嚷什么 文学革命 ，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 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自然也毫不示弱，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辜鸿铭的言行举止并非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在此之后的一次宴会上，胡适偶遇辜鸿铭，恰好他随身带着这份报纸，就把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看过之后，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大声说：“密斯忒胡，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向我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即回答说：“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生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大半年后，两人再度见面。胡适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啊？”辜鸿铭正色回答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来跟你计较？”于是，一场“辫子风波”消弭于无形。
怪人怪癖
既然是怪才，自然少不了逸闻怪癖。细细想来，辜鸿铭身上的怪癖实在多得无法统计，大概可以讲三天三夜。笔者于此也只好择其要者，挂一漏万了。
辜鸿铭最著名的怪癖便是留辫子。身为人师，辜鸿铭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因此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更为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个仆人，名唤刘二，也是一个坚持留辫不剪者。来辜家拜访的人，常常要把他错当主人。此事不久也传为笑谈。人们感慨时过境迁，辜氏竟还能找到这样两个同类，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悦目的小环境。
人们看见这主仆二人公然地招摇过市，自然议论纷纷。辜鸿铭偶尔也听到这些议论，但他常常视如过耳之风，不屑搭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切齿骂一句：“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或用汉语骂一句“猴子猴孙！”当看到那些剪了辫子，然后又带上帽子的人时，他还会主动直不愣登地、莫名其妙地骂上一声：“沐猴而冠！”
有胆大一些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爱护，劝说辜鸿铭剪掉辫子。这时候，他便怒目而视，予以毫不留情地斥责：“你以为剪掉辫子，穿上洋装，就够摩登吗？！”气得学生欲言又止，无可奈何。
有洋人颇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像外交官一样，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洋人尴尬万分，无言以对。
1920年，“辫帅”张勋过生日，辜鸿铭特地赠他一副寿联：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对方不要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给张勋则另有深意。有一次，胡适和辜鸿铭刚好同时出现在一个宴会上。辜鸿铭与胡适谈起此联，并问胡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 傲霜枝 自然是你们的辫子啦， 擎雨盖 又是什么意
思呢？”辜鸿铭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辜鸿铭另一个天下皆知的癖好便是喜好女人缠足。据说他必须闻女人的臭脚气味才能写出文章来。当时中国女子流行缠小脚，脚越小越美。裹脚布除非十天半月才会松开，松开一次，那种臭味令人掩鼻而逃。然而，辜鸿铭就喜欢那种臭味。
他写文章时，总是要他的小脚太太脱了裹脚布，坐在身边，一边写文章，一边闻着那种臭味。写得高兴时，他右手写文章，左手还摸着小脚。据说，他的许多好文章，都是在这种场合下完成的。他曾说：“女子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瘦、小、尖、弯、软、正、香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
一次，他到一个高姓的学生家里去，给他开门倒茶是一个年方十六七岁的小丫头。那丫头生得虽谈不上漂亮，倒也还清秀娇小。大约是有五六天没洗脚了，一股辜氏再熟悉不过的浓浓的“异香”扑鼻而来，美得他一连几天对丫头赞不绝口。
那位高姓学生见老师如此喜爱这个丫头，以为他有心讨去做姨太太，就主动提出将她送给辜氏。辜氏也欣然接受，还表示要把小丫头的身价还给学生。
到了小丫头临行的那一天，那位高姓学生少不了要有一番叮嘱，诸如“到辜先生家会享清福”啦，你须好好收拾一下，洗洗干净之类。其实，这些话即使不说，小姑娘又焉能不办？等到梳洗打扮，一切收拾妥当，高姓学生便将丫头送往辜家。辜氏一见丫头到来，喜不自胜；他一言不发，先将丫头拉到卧房，请她将脚伸过来，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鼻子凑上前去。一嗅之下，脸色突变，糟了，往日那股“异香”竟不翼而飞，消失殆尽。他不禁大失所望，兴味索然。
“把丫头带回去吧！”前后不过几分钟，辜鸿铭就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走出卧房。
那小丫头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委屈之下，暗忖是脚臭尚未洗尽？那位高姓学生也被弄得莫名其妙，百思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错特错，全在洗脚也。
同许多古代风流名士一样，辜鸿铭有着狎妓的嗜好，并且经常是刚在北大上完课，立马就抬腿往八大胡同走，由此引发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民国以后，辜鸿铭虽然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但对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有一天，他参加完会议，散会后收到300块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费”。他心知这是袁世凯的收买手段，就立刻拿着这笔钱去逛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个妓院里，让妓女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而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直到300块大洋散光之后，他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有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Ting，第一次可报“吴廷”，第二次可报“廷武”，第三次可说是浙江方言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六百元了。
作为社会名流，自然有人来运动辜鸿铭。一天，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政客来找辜鸿铭卖票。辜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那人说：“谁不认识你老人家？只要您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辜说：“人家买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辜说：“四百块，少一毛钱都不行，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那人还想还价，辜鸿铭勃然大怒，立马大喊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时请您务必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那人果然把四百块钞票和选举入场券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
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艺名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的工夫，四百块钱全花光了，辜鸿铭甚是尽兴，这才回到北京。
那人听说辜鸿铭返京，马上赶到辜宅，大骂辜鸿铭无信义。辜鸿铭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见辜鸿铭拿着棍子要打人，真的乖乖地逃走了。
辜鸿铭又是一位一夫多妻制的坚定拥护者，还专门为自己的纳妾主张精心打造了一套歪理。有一次，他会见两位来访的美国女士，不知怎的，谈论起中国的“妾”来。他说，这“妾”字，就是“立女”的意思，这“立女”就是“靠手”，用西语说，就是“elbow rest”，是专门供男人疲倦时作扶手用的工具。
两位美国女士是女权主义者，怎能同意这种解释？当即反问道：“如此说来，女子疲倦了又何尝不可以拿男人作扶手，女子为什么不可以多夫呢？”
辜鸿铭随即便说：“断断不可！你一定见过一只茶壶要配四只茶杯，但是，哪里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只茶壶的呢？”对方无言以对。
另有一次，在北平六国饭店的宴会上，一位德国的贵妇人问辜鸿铭：“你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么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
他摇着头说：“不可！于礼有悖，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有违。”
那德国妇人正要说话，他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用汽车？”
对方以为他有问题提出，便答：“我坐的是汽车。”
辜鸿铭马上说道：“可不是嘛！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
话未说完，举座哄堂大笑。
不过，辜鸿铭这种所谓“茶壶”与“茶杯”、“打气筒”与“轮胎”的比喻纯属诡辩，同样的比喻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陆小曼和诗人徐志摩结婚后，她担心徐郎多情不专，在外拈花惹草，曾娇嗔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呢！”
于是乎，一幅有关陆、徐的漫画立马上了报纸，上面画的是“牙刷”和“茶壶”。
不过，辜鸿铭虽主张纳妾，但又绝非薄情寡义之人。他的日本妻子贞子去世后，辜痛楚不堪。他曾写下一首情深意切的悼亡诗，表达他无限的凄楚悲哀之情。诗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可见夫妻二人感情之深挚。
另外，辜鸿铭还有一个很具特色的毛病：即爱骂名人，不管此人是国学泰斗还是西学重镇，只要不合己意，他统统骂之而后快，而且对方来头越大，辜老爷子就骂得越起劲。民初一天，辜鸿铭、林纾、严复三人同去参加宴会，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酒酣耳热之后，辜鸿铭突然大发怪论：
“如果我有权在手，必要杀两人以谢天下。”
有人问他是哪两人，他回答道：“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
严复假装没听见。林纾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这两个人如有什么开罪阁下之处，还望阁下念同乡之谊，手下留情才好！”
不料辜鸿铭却勃然变色道：
“严又陵所译的《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译《茶花女》，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两人，天下安得太平。”原来，他不能原谅的，乃是严复和林纾破坏传统文明所犯的“罪过”。
面对辜鸿铭的谩骂，严、林二人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20世纪20年代，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国内学人纷纷大加赞赏，将泰氏奉若神明，梁启超甚至恭维他说中国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与梁启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鸿铭则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来华不久，泰戈尔便登门拜访辜鸿铭。
辜氏非但没给泰氏好脸看，反而对他的文学、哲学、宗教主张大加非难。他说:
泰戈尔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过于华丽了，文章若是过于华丽，反而会失去力量
泰戈尔博士的著作中，也蕴藏着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经》，没资格讲演“惟精惟一”那种最高神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诗集吧，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
泰戈尔刚欲进行辩解，辜鸿铭不等他张嘴，又大声说道：
泰戈尔博士还是不要到中国来讲学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鸿铭这一番好似连珠炮的奚落下，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搞得很不痛快。
那么辜鸿铭缘何如此之“怪”？怪就是异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表，不合世俗常人的逻辑。温源宁先生曾这样概括辜鸿铭的“怪”：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这种概括很聪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却还没有抓住辜氏之“怪”的核心。在世人眼中，辜鸿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点，是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其实仔细想来，辜的诸多矛盾举动并非无法解释，从其一生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答案。虽然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然而辜鸿铭体内毕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所吸引，就会义无反顾地去了解它、维护它。倘若有人对传统文化表示不敬，辜鸿铭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击。但由于辜鸿铭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极端，于是在处理国学与西学的问题上，往往情感战胜理智，无论国粹还是国渣，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便是皇帝、太监、辫子、立妾、缠足此等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糟粕，都不许外人加以评点。谁若是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后果便是辜鸿铭的一顿酣畅淋漓的痛骂。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肺病发作，撒手人寰，世间又少了一根男辫子。《大公报》简讯中写道：“他（辜鸿铭）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而时隔4个多月，据9月16日《申报》统计，截至当时，在北京各色人等中（包括郊区），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气象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温源宁
气话
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
气质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五四时期，风云激荡，新旧杂陈，尤其是在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校园里面常常是一边有人宣扬新文化，另一边却有人极力呼吁维护旧传统，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其中就有这么一位身材高挑，体型干瘪，脸庞消瘦，鼻梁高耸，眼睛深蓝，封建儒生般的半百老叟，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整日穿梭于红楼内外。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面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让人感到既讨厌又可笑，其形象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极不和谐。这副遗老模样的老头究系何人？他就是清末民初享有鼎鼎大名的怪人辜鸿铭。
负笈欧陆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五四”前后，辜鸿铭时常把这样一段话挂在嘴边：
“辜”字在古代汉语里有三种意思：一是“罪”；一是“分裂肢体的一种酷刑”，还指“辜负”、“对不住”。三种意思均糟糕透顶。另据《元和姓纂》等书记载，百家姓中的“辜”姓，正是由其祖先“被辜自悔”而来，类似的姓还有救氏、赫氏、谴氏，等等。
辜鸿铭说出上述一番话，倒不是自贬祖先乃负罪之人，而是另有他意。因为他祖先自康熙初年便从福建同安移居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已渐渐淡忘了自己的祖籍。而辜鸿铭所言“被辜自悔”，其实就是以自己未能出身于中华本土为憾。
然而，辜鸿铭并没有在这个南洋小岛呆多长时间，1867年，年仅10岁的小鸿铭便跟随其义父英国人布朗远赴苏格兰接受西式教育。在中国留学史上，象辜鸿铭这样出国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相匹者，恐怕唯有容闳一人。此经历给辜鸿铭一生平添了几分颇值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在欧洲的十几年里，辜鸿铭废寝忘食地吸收西学，他先后在英国、德国、法国读书。其间还到过意、比、奥等国游历，肚子里装了不少西方的书和知识。更出色的是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国语言，尤其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点头称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可以同英国的大文豪卡莱尔、阿诺德相媲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年少出洋，在檀香山学得一口好英语。他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他没说，有人猜是他自喻，有人则说指王宠惠，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鸿铭誉为第一，由此亦可见辜英语造诣之高。辜获得过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欧洲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理、工、神学科博士学位共计十三个，堪称“博士学位证书收藏家”。
辜鸿铭的留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那个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人来到异地，往往受人鄙视，遭受不公正待遇。每当辜鸿
铭走在街上，就会有人无所顾忌地跟着他叫喊：“中国佬，猪尾巴，蠢猪！”面对这种羞辱性的挑衅，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借助智慧进行反击。他留学德国的时候，就曾小试牛刀，露过一手。有一次，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为旅途疲劳，闭着眼睛在那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新上来两、三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品头论足，很是缺乏教养。辜氏先是装作听不懂，没加理睬，然后不动声色地拿起面前的一张德文报纸，若无其事地倒看起来。那几个洋小子延颈一瞅，一个个乐得五官挪位，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摇头撇嘴：
瞧这个装模作样冒土气的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还蛮像那么回事地看得来劲！他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
洋小子们欺侮辜氏不懂德文，忘乎所以地放声大肆哗笑。就连旁边坐着的几位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听不过耳，几乎忍不住要挺身加以干涉了。这时候，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那张似张非张的嘴巴，冷不防像快速嗑瓜子一般地，突然流出一连串字正腔圆，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德语：
你们德国的文字真是太简单了。若不是倒着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甭说这种通俗的玩艺，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那部《浮士德》，我也能倒着跟你们念个一字不差。
末了，他还用最典雅的德语，大段引诵歌德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他人。羞得那几个洋小子面红耳赤，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之大吉了。
作为一名华人，虽然身在海外，但他依然对祖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巴黎大学留学的时候，辜鸿铭向一位老教授请教学问。言谈之间，老教授对《易经》赞不绝口，并对辜鸿铭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懂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仅是一些只光片影，不能领会《易经》的精髓所在，但我已感到其哲学理论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还得钻研本国学术。”老教授的这番话更是坚定了他关注祖国文化的决心。从此之后，辜鸿铭乐此不疲地“泡”在各地的图书馆中，如饥似渴般地去寻觅、翻阅欧洲所藏的中国经典著作。另外，辜鸿铭还每逢阴历冬至，必在自己的房间里备下酒馔，邀祭祖先，以寄托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完头、祭拜完毕之后，笑嘻嘻地揶揄他说：“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的祭品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的鲜花香味的时候吧。”辜之回答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不过，欧洲所藏中国图书毕竟有限，况且整日奔波于各国图书馆之间，实在是费时费钱费力，绝非长久之计。1878年，辜鸿铭决定结束留学生涯，返回家乡工作。也许是天假之缘，就在一次外出途径新加坡时，辜鸿铭巧遇中西通才马建忠（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1879年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帮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马氏学贯中西，不仅旧学基础扎实，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字），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长谈三日。在辜面前，马建忠狂侃中国文化，旁征博引，神采奕奕，这令辜鸿铭大开眼界，心驰神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谈话，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极大，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呆在家乡过悠哉悠哉的舒适生活，而应当去国内“恶补”传统文化。直到晚年，他还意犹未尽似的回忆这段往事：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 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辨和改穿中国衣服。
自此，辜
鸿铭打点行囊，踏上了“返祖归宗”的道路。
栖身红楼
辛亥首义，改朝换代，效命于清廷的辜鸿铭也只得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披着那条代表愚忠的辫子躲入租界当中，过着寓公生活。
1917年，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因爱惜辜鸿铭的语言天赋，于是延聘辜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然而，栖身全国最高学府之后，辜鸿铭依旧是本性难移，隔三岔五的就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闻来。
上课的第一天，他拖了一条大辫子，用红丝线系上，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到了教室后，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全班同学听后，都认为第一、二章都容易对付，第三章有点儿困难，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可是，不久同学们却发现这位文化怪杰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有一次，他讲授《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字误写成“宴”字。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他很是窘迫，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说：“中国汉字真讨厌， 晏 与 宴 不过是把 日 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字义就大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
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
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还有一次，在课堂上，辜鸿铭将英文“Anarchy”译为“无王”，“Anarchist”译为“无王党”。本来希腊文“arche”是“政府”的意思，日本人译“Anarchist”为“无政府主义者”，很确切，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但辜鸿铭却偏偏按照自己独特的尊王观念加以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中国现在无王，所以人人都是 Anarchist ”。
并且辜还把这种尊王情绪带到教员会议上，一次他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
当五四运动来临时，虽然辜是保皇党，却要和蔡元培同进退。他的理由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曰：“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一次，他戴着一副大墨镜，拖着一条辫子，正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恰好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过来。那个英国教授见他见他那副怪模样，忍不住用手指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那老头子是谁？”校役贴近他的耳朵，恭敬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仿佛在取笑他那举世无双的辫子。
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外国文学时，他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对方应付不了，他才偏下头，让眼光从墨晶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那位英国教授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老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俨然是时代骄子，万人追捧的明星。而辜鸿铭由于力持文化保守的立场，自然看不惯胡适的所作所为，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揭对方语言底子
薄弱的底牌，以期打击对手的气焰，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 通俗英语 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以粗俗鄙陋的 留学生英语 ，叫嚷什么 文学革命 ，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 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自然也毫不示弱，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辜鸿铭的言行举止并非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在此之后的一次宴会上，胡适偶遇辜鸿铭，恰好他随身带着这份报纸，就把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看过之后，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大声说：“密斯忒胡，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向我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即回答说：“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生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大半年后，两人再度见面。胡适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啊？”辜鸿铭正色回答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来跟你计较？”于是，一场“辫子风波”消弭于无形。
怪人怪癖
既然是怪才，自然少不了逸闻怪癖。细细想来，辜鸿铭身上的怪癖实在多得无法统计，大概可以讲三天三夜。笔者于此也只好择其要者，挂一漏万了。
辜鸿铭最著名的怪癖便是留辫子。身为人师，辜鸿铭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因此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更为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个仆人，名唤刘二，也是一个坚持留辫不剪者。来辜家拜访的人，常常要把他错当主人。此事不久也传为笑谈。人们感慨时过境迁，辜氏竟还能找到这样两个同类，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悦目的小环境。
人们看见这主仆二人公然地招摇过市，自然议论纷纷。辜鸿铭偶尔也听到这些议论，但他常常视如过耳之风，不屑搭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切齿骂一句：“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或用汉语骂一句“猴子猴孙！”当看到那些剪了辫子，然后又带上帽子的人时，他还会主动直不愣登地、莫名其妙地骂上一声：“沐猴而冠！”
有胆大一些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爱护，劝说辜鸿铭剪掉辫子。这时候，他便怒目而视，予以毫不留情地斥责：“你以为剪掉辫子，穿上洋装，就够摩登吗？！”气得学生欲言又止，无可奈何。
有洋人颇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像外交官一样，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洋人尴尬万分，无言以对。
1920年，“辫帅”张勋过生日，辜鸿铭特地赠他一副寿联：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对方不要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给张勋则另有深意。有一次，胡适和辜鸿铭刚好同时出现在一个宴会上。辜鸿铭与胡适谈起此联，并问胡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 傲霜枝 自然是你们的辫子啦， 擎雨盖 又是什么意
思呢？”辜鸿铭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辜鸿铭另一个天下皆知的癖好便是喜好女人缠足。据说他必须闻女人的臭脚气味才能写出文章来。当时中国女子流行缠小脚，脚越小越美。裹脚布除非十天半月才会松开，松开一次，那种臭味令人掩鼻而逃。然而，辜鸿铭就喜欢那种臭味。
他写文章时，总是要他的小脚太太脱了裹脚布，坐在身边，一边写文章，一边闻着那种臭味。写得高兴时，他右手写文章，左手还摸着小脚。据说，他的许多好文章，都是在这种场合下完成的。他曾说：“女子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瘦、小、尖、弯、软、正、香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
一次，他到一个高姓的学生家里去，给他开门倒茶是一个年方十六七岁的小丫头。那丫头生得虽谈不上漂亮，倒也还清秀娇小。大约是有五六天没洗脚了，一股辜氏再熟悉不过的浓浓的“异香”扑鼻而来，美得他一连几天对丫头赞不绝口。
那位高姓学生见老师如此喜爱这个丫头，以为他有心讨去做姨太太，就主动提出将她送给辜氏。辜氏也欣然接受，还表示要把小丫头的身价还给学生。
到了小丫头临行的那一天，那位高姓学生少不了要有一番叮嘱，诸如“到辜先生家会享清福”啦，你须好好收拾一下，洗洗干净之类。其实，这些话即使不说，小姑娘又焉能不办？等到梳洗打扮，一切收拾妥当，高姓学生便将丫头送往辜家。辜氏一见丫头到来，喜不自胜；他一言不发，先将丫头拉到卧房，请她将脚伸过来，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鼻子凑上前去。一嗅之下，脸色突变，糟了，往日那股“异香”竟不翼而飞，消失殆尽。他不禁大失所望，兴味索然。
“把丫头带回去吧！”前后不过几分钟，辜鸿铭就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走出卧房。
那小丫头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委屈之下，暗忖是脚臭尚未洗尽？那位高姓学生也被弄得莫名其妙，百思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错特错，全在洗脚也。
同许多古代风流名士一样，辜鸿铭有着狎妓的嗜好，并且经常是刚在北大上完课，立马就抬腿往八大胡同走，由此引发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民国以后，辜鸿铭虽然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但对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有一天，他参加完会议，散会后收到300块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费”。他心知这是袁世凯的收买手段，就立刻拿着这笔钱去逛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个妓院里，让妓女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而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直到300块大洋散光之后，他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有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Ting，第一次可报“吴廷”，第二次可报“廷武”，第三次可说是浙江方言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六百元了。
作为社会名流，自然有人来运动辜鸿铭。一天，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政客来找辜鸿铭卖票。辜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那人说：“谁不认识你老人家？只要您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辜说：“人家买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辜说：“四百块，少一毛钱都不行，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那人还想还价，辜鸿铭勃然大怒，立马大喊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时请您务必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那人果然把四百块钞票和选举入场券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
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艺名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的工夫，四百块钱全花光了，辜鸿铭甚是尽兴，这才回到北京。
那人听说辜鸿铭返京，马上赶到辜宅，大骂辜鸿铭无信义。辜鸿铭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见辜鸿铭拿着棍子要打人，真的乖乖地逃走了。
辜鸿铭又是一位一夫多妻制的坚定拥护者，还专门为自己的纳妾主张精心打造了一套歪理。有一次，他会见两位来访的美国女士，不知怎的，谈论起中国的“妾”来。他说，这“妾”字，就是“立女”的意思，这“立女”就是“靠手”，用西语说，就是“elbow rest”，是专门供男人疲倦时作扶手用的工具。
两位美国女士是女权主义者，怎能同意这种解释？当即反问道：“如此说来，女子疲倦了又何尝不可以拿男人作扶手，女子为什么不可以多夫呢？”
辜鸿铭随即便说：“断断不可！你一定见过一只茶壶要配四只茶杯，但是，哪里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只茶壶的呢？”对方无言以对。
另有一次，在北平六国饭店的宴会上，一位德国的贵妇人问辜鸿铭：“你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么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
他摇着头说：“不可！于礼有悖，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有违。”
那德国妇人正要说话，他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用汽车？”
对方以为他有问题提出，便答：“我坐的是汽车。”
辜鸿铭马上说道：“可不是嘛！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
话未说完，举座哄堂大笑。
不过，辜鸿铭这种所谓“茶壶”与“茶杯”、“打气筒”与“轮胎”的比喻纯属诡辩，同样的比喻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陆小曼和诗人徐志摩结婚后，她担心徐郎多情不专，在外拈花惹草，曾娇嗔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呢！”
于是乎，一幅有关陆、徐的漫画立马上了报纸，上面画的是“牙刷”和“茶壶”。
不过，辜鸿铭虽主张纳妾，但又绝非薄情寡义之人。他的日本妻子贞子去世后，辜痛楚不堪。他曾写下一首情深意切的悼亡诗，表达他无限的凄楚悲哀之情。诗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可见夫妻二人感情之深挚。
另外，辜鸿铭还有一个很具特色的毛病：即爱骂名人，不管此人是国学泰斗还是西学重镇，只要不合己意，他统统骂之而后快，而且对方来头越大，辜老爷子就骂得越起劲。民初一天，辜鸿铭、林纾、严复三人同去参加宴会，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酒酣耳热之后，辜鸿铭突然大发怪论：
“如果我有权在手，必要杀两人以谢天下。”
有人问他是哪两人，他回答道：“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
严复假装没听见。林纾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这两个人如有什么开罪阁下之处，还望阁下念同乡之谊，手下留情才好！”
不料辜鸿铭却勃然变色道：
“严又陵所译的《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译《茶花女》，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两人，天下安得太平。”原来，他不能原谅的，乃是严复和林纾破坏传统文明所犯的“罪过”。
面对辜鸿铭的谩骂，严、林二人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20世纪20年代，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国内学人纷纷大加赞赏，将泰氏奉若神明，梁启超甚至恭维他说中国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与梁启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鸿铭则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来华不久，泰戈尔便登门拜访辜鸿铭。
辜氏非但没给泰氏好脸看，反而对他的文学、哲学、宗教主张大加非难。他说:
泰戈尔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过于华丽了，文章若是过于华丽，反而会失去力量
泰戈尔博士的著作中，也蕴藏着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经》，没资格讲演“惟精惟一”那种最高神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诗集吧，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
泰戈尔刚欲进行辩解，辜鸿铭不等他张嘴，又大声说道：
泰戈尔博士还是不要到中国来讲学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鸿铭这一番好似连珠炮的奚落下，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搞得很不痛快。
那么辜鸿铭缘何如此之“怪”？怪就是异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表，不合世俗常人的逻辑。温源宁先生曾这样概括辜鸿铭的“怪”：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这种概括很聪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却还没有抓住辜氏之“怪”的核心。在世人眼中，辜鸿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点，是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其实仔细想来，辜的诸多矛盾举动并非无法解释，从其一生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答案。虽然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然而辜鸿铭体内毕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所吸引，就会义无反顾地去了解它、维护它。倘若有人对传统文化表示不敬，辜鸿铭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击。但由于辜鸿铭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极端，于是在处理国学与西学的问题上，往往情感战胜理智，无论国粹还是国渣，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便是皇帝、太监、辫子、立妾、缠足此等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糟粕，都不许外人加以评点。谁若是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后果便是辜鸿铭的一顿酣畅淋漓的痛骂。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肺病发作，撒手人寰，世间又少了一根男辫子。《大公报》简讯中写道：“他（辜鸿铭）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而时隔4个多月，据9月16日《申报》统计，截至当时，在北京各色人等中（包括郊区），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