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李醒民
［摘要］科学史而今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本文围绕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科学史的
价值或功能、科学思想史、科学编史学、科学史观等相关论题展开论述，并直抒己见。
［关键词］
［作者］科学史 科学思想史 科学编史学 科学史观李醒民（１９４５—），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社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在原有的基础上，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显著的拓展，尤其是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筚路蓝缕、别开生面。在建制化方面，不少大学都设立了科学史系科和研究生站点，开设各种专业课、选修课，并将这些课程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科学史这一学科而今俨然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就科学史本身而言，还存在诸多需要澄清和明了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学人对此至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1978年读研究生始，我就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并选取“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为硕士论文题目。在80年代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专门就科学史写过多篇文章。我的多部著作或以科学史为题材，或与科学史密切相关——尽管它们属于科学哲学范畴。近些年，在研究科学文化和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过程中，我又搜集到一些相关资料。现在，我拟就与科学史有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
翻开东西方的辞书，我们可以大体得知对科学史的界定：“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
〔1〕科学史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史，主要分析自然科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述”；
〔2〕显然，这两个代表性定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科学理论产生的思想源流和社会背景”。
义多少带有一点辉格史学〔3〕的色彩，相当表面化，没有揭示科学史的深厚内涵和远大目标。〔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721页。
〔2〕
〔3〕伊东俊太郎等编：《科学技术史词典》，樊洪业等编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所谓“辉格史学”(Whig 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做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做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一书中扩展了辉格史学的意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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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也给科学史下过一般性的定义：“如果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者看做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系统化的这样一种知识，那么科学史就是对这种知识发展的描述
〔4〕尽管如此，他在探究科学史的深邃底蕴方面却下过一番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他把科学和说明。”
史视为思想和文明史，并把科学史与人类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他说：
〔5〕科学的历史在其广义的形式下，也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是任何哲学必不可少的基础。
萨顿对此作出具体解释：“科学史不仅仅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我们关于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增长；它不仅是扩大光明的历史，而且是缩小黑暗的历史。它可以被想象成关于反对有意或无意的差错、反对迷信和精神罪行的那种永无止境的斗争的历史。它也是思想宽容和思想自由不
〔6〕断增长的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
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他还表明，科学史、特别是医学史并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取代。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恢复人的个性，而不是计数其科学赘疣。发现可能是重要的，但个性更是无比
〔7〕重要的。
萨顿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是他的同代或后代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按照荷兰科学史家胡伊卡斯的观点，科学史至少具有三个独立的目标：“科学史为科学的批判性自我检验提供材料：它使我们认识到获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提高对这些东西的鉴赏力。它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证明自然科学何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的一部分。总有一些科学家不满足
〔8〕費于知道理论的内容，他们还想知道理论的起源，而且将发现这是理智上和美学上的一种享受。”
耶阿本德的论述详尽入理：
科学史并非仅仅由事实和从事实引出的结论构成。它还包含思想，对事实的解释，各种解释相冲突而造成的问题、错误，如此等等。更细致地加以分析，我们甚至发现，科学根本不晓得“赤裸裸的事实”，而只知道，进入我们知识的“事实”已被以某种方式看待，因此这些“事实”本质上是思想的东西。既然如此，科学史就将像它所包含的思想那样复杂、混沌、充满错误和引人入胜。相反，只要稍事灌输思想，就将产生很大力量，致使科学史变得比较简单、比较齐一、比较
〔9〕“客观”，而且比较易于用严格的一成不变的规则加以处理。
其实，迪昂早在1904年为他人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就认为历史服务于各种观念的展开，更不必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参见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泽，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10—711页。
〔4〕
〔5〕
〔6〕
〔7〕
〔8〕
〔9〕萨顿：《科学的历史》，刘仲林译，《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4辑，第29—42页。萨顿著：《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9—30、18页。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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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伟大的观念——这种伟大的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就像它在世界中具体而生动
〔10〕地发展一样揭示它自己”。
使人感兴趣的是，萨顿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而把科学史与人类的理想、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科学史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
〔11〕科学史也是“人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
〔12〕按照萨顿的观点，类统一性的历史，是它的崇高目标的历史，是它的逐步实践的历史”。“整个人
类的共同理想之一，是热爱真理，对真理的无私追求，可以不论愿望、不计后果。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是理性主义与迷信（不是宗教）斗争的历史，是人类追求真理并逐渐接近
〔13〕在肯定“科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对人类历史真理的历史，是人类与错误和无理性作斗争的历史”。
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之后，他抚躬自问：人类是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圆圈上，像在地狱的圆圈上，团团转吗？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欺诈、虚荣和伪善之外，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所看到的光明是比黑暗还要坏的、虚假的光明吗？人们是否能够分辨出在遥远的地方那条有着真实的光明而不使人误入歧途的道路吗？如果我们的过去不只是毫无目的挣扎，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是注定要向什么地方去吗？如果是，又是注定要向什么地方去呢？〔14〕
由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引发的这些问题根本无需作答，我们也多少心中有数；或者更确切地讲，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彻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是，作为有好奇心、有理性的人类，我们对无知或知之不多又难以心安理得，总是想在自己的实践——科学史研究是实践之一——中多少理出一些头绪来，科学史自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卡西尔也许更深入一层，他一直追寻到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它们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他进而把历史学定位于理解人类的生命力：
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却属于一个不同的更高的秩序。在这里，我们也要规定各种事件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当着要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时，我们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编年史顺序上的一切事实，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一般的框架和轮廓，但是我们不会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新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
〔15〕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
〔10〕P. Duhem，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 Lyon,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377-378.
〔11〕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2〕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158页。
〔13〕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148页。
〔14〕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5—6页。
〔15〕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237、233页。译文中的个别术语有改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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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史的价值或功能
我曾经就科学史的价值或功能写过两篇短文。在第一篇，我罗列了科学史的五种社会功能：有助于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有助于使人们获得思想启迪，能发挥有效的教育作用，对其他理论研究
〔16〕在第二篇，工作有重大意义，具有人道主义价值。我论述了迪昂关于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的观点，
〔17〕在这里，我拟把这个问指出科学史具有认知价值、方法价值、教学价值、平衡价值和人文价值。
题加以拓展和深化。
其一，科学史有助于科学研究和教学。马赫认为，历史研究是新观点的重要源泉，历史能够提供了解科学进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以促进科学发展提供视野。一门科学的历史描述是对该题材最透彻的探究，并导致最深刻的洞察。对科学的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的传统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不仅能使我们加强对现在科学的了解，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对自然界的探索，应该立足于专门的第一流的“由科学历史发展知识组成的”教育，以便“借助于历史来研究难题和认识难题，并从理论观点上冷静地思考难题”。
〔18〕彭加勒也说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他进而断言：“（科学的）启发方式只有一种——学习历史！”
〔19〕费耶阿本德一言以蔽之：言：“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一
门科学的历史成为这门科学本身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对于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
〔20〕伊利英和卡林金于给予这门科学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包含的各个理论以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列举得更为具体：
科学史激励研究工作（提供原素论、进化论等模型、研究纲领）；它包含知识动力学的综合的全景，从而加速对科学内部的透视和可能性的知觉（何处、如何、到哪里、为什么和赞同什么）；由于积累了到达知识的道路、分析对象的形式和模式的信息，实现了教育的功能。科学史的所有这些
〔21〕方面促进了对所研究对象的恰当的认知重构，该研究使它成为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萨顿则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历史批判的目的不只是使学科更为精确，还要使科学达到秩序和清晰，使科学简化。……科学史对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不停地起净化作用。科学史可以使它们深化，而这肯定是使它们简化的最好方法。……如果一个科学家不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分支的历史，就
〔22〕由此可见，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史对于提出问题、洞没有资格说对该学科有深刻和完备的知识。”
察疑点、解决难题、简化理论、扩大视野、深化认识、了解现状、预见未来、把握科学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大有裨益。当然，科学史本身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下面详论）。怪不得马赫在谈及科学史对于科学研究的巨大作用时，顺势引申，发出振聋发聩的历史性之音：“让我们不要放弃历史〔16〕李醒民：《科学史的社会功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41—142页。
〔17〕李醒民：《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迪昂的观点》，《民主与科学》1997年第4期，第26—27页。李醒民著：《迪昂》，（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45—450页。
〔18〕E. Mach, History an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ter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U.S.A., 1991, pp.15-16. 李醒民著：《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9—240、265—266页。
〔19〕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0〕费耶阿本德著：《反对方法》，第166页。
〔21〕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Publishers, 1988, p.13.
〔22〕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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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指引之手。历史已经造就了一切；历史能够改变一切。让我们从历史中期待一切……”
关于科学史的教育功能，彭加勒提出：“教师应该使儿童走他的祖先走过的路；要更快些，但不
〔24〕迪昂指出，物理学教学，不可能以纯粹逻辑要越站。为此，科学史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向导。”
〔25〕的方式进行，必须通过历史为每一个基本假设辩护，必须在逻辑要求和学生的智力需要之间妥协。
萨顿讲得十分直白：
按历史叙述的教科书对于教授特别有用，能使他们把课程讲得更为明白、更为直观。口头讲授比书面讲义更灵活一些，更容易做简短的历史插话。
他接着更为详尽地论述科学史对学生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向学生详细追溯一项发现的全部历史，向学生指明在发明的道路上经常出现的各种困难，以及他们怎样战胜它们，避开它们，最后又怎样趋近于那未达到的目标，——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适于启发学生的批判精神、检验学生的才能了。此外，这种历史性的入门教育，可以医治青年学生认为他们自己是科学的开端这种可悲的坏毛病。他还特别强调优秀的科学家传记的巨大教育意义：它们把青年人青春时期的想象引导至最好的方向。批判的、笃实的传记对于人类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英雄们一砖一瓦地建造科学大厦，他们经受多少痛苦和斗争，表现出多大的坚韧不拔？这些事情，如果青年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不是会以更大的勇气和热忱工作么？不是会对科学怀有更多的尊敬么？不是会更加渴望进行某些不谋私利的研究工作么？或者至少，如果他们看到科学事业在接踵而来的困难中完成，并曾分享欢乐与陶醉，不是会更好地评价全部科学事业的伟大与壮丽么？〔26〕
其二，科学史有利于学术和文化建设。科学史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事业，是一种亚文化。伊利英和卡林金径直表明：“科学史是科学第一，历史第二的部分。把历史—科学活动仅仅视为局限于追求、加工和系统化科学的过去的事实的档案和考古学的活动，则是错误的。历史—科学活动首先是一种
〔27〕科学史对于其他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也肯定是有所帮助有学问的活动，它形成研究的一部分。”
的。这从科学史与其他学术领域或文化分支的密切关系和双向互动中，更从科学史自身的学术地位和文化意义上，即可略见一斑。弗兰西斯・培根有言：“世界史里没有科学史，正像独眼巨人普莱费
〔28〕萨顿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史是唯一能莫斯没有眼睛一样。”
〔29〕他甚至把科学史视为文明的主线：够确切地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知识的创造与美的创造不
〔30〕他还以科学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正是科学史应该成为文明主线的原因所在。”
的革命性力量为根据，论证科学史应该是文明史的焦点：
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23〕E. Mach, History an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U.S.A., 1991, p.18.
〔24〕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第83页。
〔25〕迪昂著：《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3页。
〔26〕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5页。
〔27〕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Publishers, 1988, p.13.
〔28〕林德赛著：《科学与文化》，方祖同译，（台北）协志工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章。
〔29〕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页。
〔30〕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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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强大而有力，以至于成为革命性的力量。随着对世界和我们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也在改变。我们达到的高度越高，我们的眼界也就越宽广。它无疑是人类经验中所出现的一种
〔31〕最重大的改变；文明史应该以此为焦点。
其三，科学史有益于启思扬善。法国史学家富勒说过：“历史能使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既没有皱纹又没有白发的老人；使他既富有年事已高所持有的经验，却没有那个年龄所带来的疾病或不便之处。而且，它不仅能使人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还能使人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做出
〔32〕不用说，这一就历史而言的论断适合科学史。迪昂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发表了经合理的推测。”
典性的言论：“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和皮朗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物理学家的精神时时偏执于某一个极端，历史研究借助合适的矫正来纠正他。为了确定历史对物理学家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那里借用帕斯卡的下述言论：‘当他吹嘘他自己时，我贬低他；当他低估他时，我赞扬他。’历史于是使他维持在完美的平衡状态，他在这样的状态中才能健
〔33〕全地判断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萨顿针对科学史的这一作用讲得面面俱到：“科学史知识的更加深刻化以及更大的普及将会有助于新的‘人文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历史，如果从一种真正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将会开拓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同情心；将会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将会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
〔34〕他尤其注重科学史对于人性和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理解。”“科学的历史将教导人们应该真诚，
〔35〕并且还教导人们应该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能看做是智
慧和人文主义的来源，而且可以看做是我们良心的校准器：它帮助我们不自鸣得意，不骄傲自大，不
〔36〕他通过急于求成，但却保持信心和希望，并且为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工作。”
把科学史和科学两相对照，使科学史的启思扬善功能更加彰明较著：
科学本身不能教会我们宽容和仁爱，但是科学的历史（例如在１４世纪）可以为我们归纳出它们之所以是必要的证据。……没有宽容和慈善精神，我们的文明，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都是非常不稳固的。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真的能教会我们什么吗？”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回答。历史至少教会了一件事情，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容忍不但是有罪的，也是愚蠢的。
这一切，是由科学史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诚如萨顿揭示的：“科学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善良愿望的历史，即使在那些除科学研究以外不存在善良愿望的时代。科学的历史又是一部和平努力的历史，即使在战争主宰一切的时代。总有一天，这一点将会比今天有更多的人认识——不仅被科学家，也被律师、政治家、宣传家，甚至教育家认识。到那个时候，这样的历史会被认为是国际生活及和平与正义的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人类探求真理的历史也是人类探求和平的历史。在没有正义和真理的
〔37〕地方就不会有和平。”“一定的地理知识可以改变人们在空间上的地方观念，也就是教给他们懂得
〔31〕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20页。
〔32〕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47页。
〔33〕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54, p. 270.〔34〕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9页。
〔35〕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9页。
〔36〕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46页。
〔37〕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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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本市、本国的事物并不一定要比别的地方的事物都好；同样地，历史知识则是改变人们对于时间的狭隘观念的唯一途径，也就是使人们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中的事物并不一定要比过去的或今后的事物都好。”甚至错误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
〔38〕教训——萨顿就持有这种观点。
科学史的启思扬善功能是诸多学者的共识。林德伯格认为，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与周围更广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人类对科学所涉及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研究，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除非我们对其他历史选择有某种程度的熟悉，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在当今世界日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最精辟不过地
〔39〕库恩的一番议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不了解生下来以前的事，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
论值得人们仔细玩味：
我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不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的方法的标准哲学说明中所明说的。我不胜惊讶地发现，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
〔40〕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
贝尔纳则说明科学社会史（科学外史）对于明智的应用科学——当然包括使科学为善——的重要性：“科学在铸造世界的未来上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经不成问题。为了明智地运用科学，就科学
〔41〕同社会的关联来研究科学史依然是有价值的。”
其四，历史即是方法。方法对于人的思维和行事的意义毋庸置疑，科学方法更是获取科学真理和统一科学的利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历史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历史方法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发现过去有关的事实、事件和态度的趋势，通过划分思想和行为发展的界限，把见解用
〔42〕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径直把科学史视为一种好方法。迪昂也十分重在各种社会问题的素材之中。”
视“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他甚至作出下述论断：“给出物理学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对物理学调动的智力过程的批判稳定而持久地与逐渐进化的阐明联系在一起，通过这
〔43〕样的逐渐进化，演绎完成了理论，并用它构造出观察所揭示的定律的更精确、更有序的表达。”
萨顿断然肯定：“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或方法仿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的主见言简意赅：“历史仅仅是一种方法——不是目的！”“历史是一种指南，是一种索引，没有它，从新的观点进行综合和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还具体地论述道：〔38〕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1、39页。萨顿是这样讲的：“必须回忆那些曾经阻碍历史进程的倒退、突然停顿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错误的历史特别有用：首先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真理的进步，还能帮助我们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错误。最后，因为科学上的错误具有一种相对的性质，今天的真理或许要被重新考虑，如果不完全错，至少也是很不完全的；而谁又知道昨天的错误明天会不会变成近似的真理呢？”
〔39〕林德伯格著：《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xiii页。
〔40〕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41〕贝尔纳著：《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xiv页。
〔42〕戈什著：《科学方法讲座》，李醒民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3页。
〔43〕P.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54,pp.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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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那些既熟悉现代科学趋势也了解古代科学流派的人写作的科学史尤其如此。旧的科学发现的顺序向科学家提示类似的联系，使他们能够做出新的发现。已经废弃不用的方法，巧妙地改进以后，可以重新有效。懂得了这一点，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位现代伟大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走得更远，他甚至这样说：“科学史只不过是一种研究方
〔44〕法。”
三、何谓科学思想史？
所谓科学思想史，顾名思义，是研究科学思想进化的历史。这样的科学思想进化可以是整个科学思想的进化，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思想的进化，一个科学概念、假设、实验、定律、命题、理论等的进化，一种科学方法、研究纲领或范式的进化，自然观、科学观的进化，科学家思想的进化，科学思想与广泛的社会背景、尤其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与进化。在我发表的科学史论著中，尽管也有史实考证的文章，但绝大多数是属于科学思想史范畴的，比如《激动人心的年代》和《论狭义相对论
〔45〕等即是。的创立》
大概因为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所以人的历史与自然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历史充满活跃的思想。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人的文明史其实是思想史。科学史当然也是如此：很难设想，一部科学史论著自始至终没有思想的痕迹。前已述及，迪昂早有先见之明：伟大的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历史事件之下穿越。梅尔茨对此有敏锐的洞察：
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领域。只有当事实和事件不再互不相连，只有当它们在我们看来按照某种设计和目的联系在一起时，把我们带回到某个原始的原因或者向前引到某个确定的终点时，我们才能从历史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获得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在外部时间下面的或者与之相伴随的隐蔽的动机、欲望和活力也是如此，在我们能够把握和记载它们之前，先使得它们取得联系，使它们处于某种秩序和连贯之中。隐蔽的思想元素是这样的东西，它使事实和事件可以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并加以评论，它成为它们的基础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它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复现而展示给我们。思想，只有思想，作为活动的原则或事后沉思的媒介，能够安排、联结并组合孤立的东西，推动停滞的东西，推进驻留的东西。拿掉了思想，单调就变成秩序。
不仅如此，梅尔茨就思想史——科学史当然包括在内——还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引起深思。他认为，思想以两种方式成为历史学家极感兴趣而又非常重要的题材。对于自然界或人类生活的每一变化，我们都可以发问：它对思想世界产生什么后果？它给人的心智、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智带来什么增益或减损、什么进步？它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观念积累，加深我们的洞见，开拓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协调吗？一句话，它提高我们的兴趣吗？它使我们的内心生活更广阔、更完满吗？对人类事务的每一变化，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进一步的问题：思想这种内心生活在这〔44〕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3、52、40、39页。
〔45〕李醒民著：《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醒民著：《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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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化中起什么作用？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划清了思想史家的任务。梅尔茨对“思想”的理解和界定是宽泛的：“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欲望、冲动、感情和想象构成的大区域，而我们应当承认，它们全部在灵魂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生活中起重大作用。”按照最普泛的精神，“思想”这个语词可用来标示一切现代志向的共同目标和努力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具有真理性和价值的东西。这种思想的历史将成为对“思想”本身的一个定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梅尔茨注意到：
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仔细研究本世纪三种主要欧洲语言在词汇和文体上经历的变化，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新的观念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语词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它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不仅追溯欧洲思想总积累的成长，而且还追溯到个别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迁移。最后，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这三个民族中每一个的个别思想隐藏在什么特异词语和什么冷僻角落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从这三种语言中的一种移译成另一种，不管是散文，还是抒情的、哲理的或叙事的诗歌，他都将感到，必须洞幽入微地探究一个语词或一个短语所包含的意义或隐含的思想；他将由此发现不同语言的异
〔46〕同之处以及它们表达的思想。
事实上，皮尔逊在此前就特别强调“化石”法在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神奇作用：历史学家应
〔47〕库恩在20世该像博物学家一样，必须由化石建构过去，这些化石存在于语言和其他东西之中。
纪80年代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发展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他用“词典”或“词汇表”代替“范式”概念，指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新词语的引入和词典结构的变革，也
〔48〕我也通过研究表明：科学革命是科学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词
〔49〕典”的重新编纂，导致科学革命的科学发明实质上是“语言游戏”。
当代科学哲学家劳丹对科学思想史有深邃思考。他不满意思想史学术研究忽略推动以往伟大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问题：思想史家往往把自己的功能主要看成是表达一个思想家或思想家集团对于一组密切相关的问题所持信念的有机联系；但是这一工作即使做得出色，也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思想体系不仅仅是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它们确是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们同时也是解决那些重大问题的一种努力。认为不必不断地识别推动概念体系得以产生的问题就能撰写出概念体系的历史，这是对认识活动本性的极大曲解，也是思想史不断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也不满意思想编史学家对其目的的认识极端模糊不清：思想史的目的是注释，它的基本方法是经典的精细分析法。思想史家的主要工作是弄清历史上的人物说过些什么（就思想史家所能了解到的而言）和想过些什么。这种思想史只不过是注释史，因为它的目的直接就是解释性的。注释史的目的在于按照思想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提供一门思想的自然史。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然史一样，它为自己所定的目标主要是描述。它旨在记载各种信念产生的时间次序，就像描述地质学旨在记载地球表面的变化次序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立志写出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想史即说明史。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不仅〔46〕梅尔茨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6、30—31、19—20页。
〔47〕李醒民：《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编史学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354—369页。
〔48〕李醒民：《库恩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第19—26页。
〔49〕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4期，第11—19页。该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论文集》（新亚学术集刊第10期），1993年版，第18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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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伟大思想家”说过的话，而且要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思想注释史与思想说明史之间的关系正如同年代学与通史之间的关系，或如同一门描述性科学与其相应的说明性科学之间的关系。以说明为己任的科学史家必须对时间的次序有清楚的了解，但他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年代学。事实上，他寻求揭示深藏在时间背后的原因，对这些时间次序作出说明。同样，思想史家——如果他不仅仅是一个年代学家的话——必须准备超越注释史。他必须准备提出并回答如下之类的问题：某个思想家在某个时候为什么信奉某些信仰？某个思想体系为什么恰恰在其时其地得到修正？一种思想传统或思想运动是如何从另一种之中产生出来的。他的结论是：
思想史的基本材料是信念以及信念的改变和修正。思想史要称得上是说明性的，它的目的就必须是说明历史人物信念的兴衰。仅仅记载这些信念是什么信念，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这是注释史的目的，显然不能给我们以说明。思想史若要成为说明性的，就必须做出有说明力的历史论证，以表明某一信念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被接受、修正或拒斥。
劳丹进而探讨思想史中广泛缺乏说明性内容的原因。他猜想，在思想史的流行方法和预设中，使思想史未能成为说明性的，至少存在两个困难：一个就是思想史家迄今所使用的分析单位，另一个是任何说明历史人物信念的努力都会遇到的困难。关于前者，即是说思想史的主要探讨方法还只是对一种或多种相关思想的长期演变过程进行追本溯源式的讨论。这种方法忽视了各种思想是相互有关、相互联系的事实。只有看到一种思想在一个更大的、自身也不断经历修正的概念框架中的地位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才能获得说明。因此，为了说明一种特殊而具体的思想的变化，一般必须要找到比这个概念更大的一个单位。至于什么样的说明项才算是合适的说明项？劳丹的解释是：我们如果接受通常的说明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思想史上，那就可以说，任何合适的说明项都必须同时包括某些普遍陈述（“定律”）和某些关于初始条件的陈述。我们应该能从这两组陈述共同推出一个能阐明我们所要说明的信念境况的命题。如果暂时接受这一模型，我们思想史中的说明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什么样的定律和初始条件才够得上对信念做出说明？于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如果信奉社会（或心理）决定论的说法，坚信一切信念均是由信念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心理状态引起的（因此可根据它们获得说明），那么就需要有把具体类型的社会境况X与具体类型的信念a（即那些出现在被说明项中的信念）关联起来的定律。初始条件则（希望能）是这样一种断言：某个信仰者Z处于X境况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出Z接受信念a。但思想史家极少提出这种说明，这毫不奇怪，因为大多数思想史家并不赞同信念的境况决定论，因而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明所乞求的‘定律’的真理性。”不过：
人们更经常求助的第二种方式可称之为信念的合理说明。我们在这里明显或隐含地假定某些合理信念的规则或定律，然后将之应用到特殊的信念境况上。一个历史学家（例如）可以认为，培根之所以不相信迷信的巫术，是因为没有证据的支持（这一历史学家的普遍性说明定律假定“理性的历史人物只接受得到正面证据支持的信念”）。
由说明性思想史的内涵和编史困难，劳丹进一步提出“纵向”思想史与“横向”思想史的概念。他表示，哲学和历史学新近取得的成果强调，必须放弃探讨思想史的传统的“纵向的”方法或单位思想方法。诸如迪昂、奎因、汉森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面对经验的是整个思想体系。构成这些更大复合体的个别概念、特殊命题并不能——实际上确实不能——孤立存在，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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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应将概念孤立出来加以评介。由于这些更大的体系（我称之为“研究传统”）任何时候都可用做有效的接受（或拒斥）单位，因此思想史家就他要说明思想的兴衰来说，必须将这些研究传统当做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更为“横向的”方法，而不是人们通常看到的“纵向的”方法。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短的历史片段中，考察同时代的一些研究传统中的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劳丹的观点，“纵向”思想史和“横向”思想史还在另一方面有所不同。人们有时（甚至普遍）认为，思想史的中心任务是阐明某些“伟大思想家”对给定题目的看法。这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绝非是思想史理论家最重要的工作。历史学家固然应该重视思想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形成过程，但对这些思想被接受的过程至少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产生某种思想的人的意图和内部思想过程基本上（常常完全）与这一思想在合适的思想界中被接受的过程无关。换言之，如果我们把着重点放在研究传统的演化之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应该给予研究传统被解释和被修正的过程
〔50〕以更多的注意，而给予研究传统的产生过程以较少的注意。
四、科学编史学：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
关于编史学（historiography），《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学院词典》是如下解释的：其一意指历史著作，尤指立足于批判性地审查原始资料，从权威的材料中选择可列举的项目，并把这些综合到将接受批判方法的检验的叙述中去的历史著作，或指历史著述的原则、理论和沿革；其二意指历史著
〔51〕顺理成章，科学编史学当然是关于科学的历史的编史学。它具有不同作的成品，即历史的本文。
的体裁（编年史、思想史、通史、学科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等），运用不同的方法，显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风格。但是，不管怎样：
科学编史学必须恪守史实，它应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科学史家既要广泛搜集历史资料，考察历史遗迹，认真研读、甄别、考辨史料，尽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客观的描述；同时，也要对史实仔细分析、深入思考、恰当诠释、合理想象，梳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辨认其中的前因后果，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顾史实而虚构妄言固不足取，仅仅罗列史料而毫无理性关联也是重大缺憾。理想的科学编史学应该兼顾二者，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编史学有两个表面看来彼此抵牾、实则需要相互补偏救弊的研究传统——客观主义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正如有学人描绘的，传统的科学编史学的基本观点是“客观主义”。治史必须“如实直书”，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和个人好恶。因此，传统的编史学是以年为经，以年事为内容的编年体。这种科学编史学主要是重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给过去的事件过程一个真实精确的描述。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并不诠释和评价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收集和证实过去的事实，然后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文字不偏不倚地加以叙述。实际上，这是一种记载学的工作方式。记载学的内容映照它的对象，映照越切，接近目标的程度也越高。这种体裁是最早采用的史学编撰体裁，为后世有效地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这种科学编史观，科学哲学界也有人叫它“归纳主义”的编史观。尽管传统客观主义编史学在科学编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受到理性主义编史学的巨大冲击。〔50〕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4—175、180、177—178、180—181、178—179、179—180页。
〔51〕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Springfield,Massachusetts, U. S. 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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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编史学是编史学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理性主义编史学提出，科学史是诠释史，科学史的诠释一定是合理性的诠释，科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方法论规则为科学历史提供理性的评价
〔52〕和重建。
客观主义传统的最大特色和可取之处就在于它的客观性：要求史料尽可能确凿，史实尽可能客观。这种长处和优点表现在许多史学家的言论和行动中。神学家托马斯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引用历史资料是很翔实的，总是承认“本来样子”的事物，从不“打算使它们适应自己对这些事物
〔53〕甫斯特尔就如何利用文本发出告诫——“我们要求它十分公正无私地讲话，这是所下的定义”。
历史的贞洁！”迪昂受此启发，提出“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的命题：为了识别或揭示历史的真理，精神要精确地遵循与揭示实验真理相同的路线。在文本面前，历史学家应该像检察官面对证人一样。他就文献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事后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断，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他所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它们所具有的涵义吗？〔54〕
后人库恩也明确表示，要忠于史实，并沉浸在当时的与境体验和理解史料。他在1987年一篇有名的讲演中，强调恢复历史，即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为此，他提出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描绘过去（portraying the past），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他说：“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
〔55〕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客观主义传统在坚持和看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却固守所谓的中性事实，否认理性和思想的涉入。要知道，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尚无中性事实，在作为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科学史中，就更无中性史实可言了。这是因为，在科学编史学中，史实是有所选择的，而选择本身是负荷价值的；史实也是要被理解和诠释的，不同的史学家在认识上肯定是有分歧的；史实的编排和叙述框架本身就是史学家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即使是同一史实，不同时代的史学家的诠释也会染上时代的色彩或打上时代的烙印。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著述，概莫能外。在这里，理性主义传统自然有其合法的地位。科林伍德言之有理：“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精神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精神事实。”两者的不同之处在：“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现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52〕黄小寒著：《“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53〕弗里曼特勒著：《信仰的时代》，程志民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54〕P. Duhem，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Salle Illinois, U. S. A., 1981, pp. 41-43.
〔55〕T.S. 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amorial Lectures,1987.Typ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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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
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此心知肚明。劳丹说得好：“问题不仅是哲学假定已经影响了历史著作，而是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历史（与科学一样）是毫无中性资料可言的，并且对任何一个历史
〔57〕拉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对科学中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先已具有的哲学概念的影响。”
卡托斯断定：“科学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他郑重宣示：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拉卡托斯甚至多少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
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尽管他戏称这是一个
〔58〕库恩在这“现在已经陈旧的玩笑”，但是他自己依然“喜爱”这种说法，并且“已经得到证明”。
方面也有敏锐的见解。他批评某些人对科学史的误解——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原著，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以描述——时说：“谁也不会相信历史只是年表，只是按发生次序排列的事实集成。多数人会承认，它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
〔59〕而它下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
当代诠释学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合理性给出有理有据的说明。正如梅茨格（H.Metzger）详细表述的，科学史家面对文献就像科学家面对自然现象一样：科学家对科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诠释，科学史家也对科学文献进行不同的诠释。科学史是科学史家的某种建构，一种科学史必然预设一种在先的概念和观念，在揭示科学家思想的同时，科学史家必然嵌入自己的主观思想。纯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建构是绝对不可能的。科学史家的主观要素、个人立场是历史诠释的构成成分，主观性不可能与客观性相分离，诠释总是带有一种意义筹划接触一个文本，这种偏见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科学史不可能从单一的观点，即纯粹当代科学的角度写成。可靠的科学史能够从无数可能的观点写成。撰写科学史所需要的预设是科学史家的知识理论，科学史家的认识论指导他对科学史实作出诠释，在科学史实的几种可能的诠释中作出选择。在科学史中，理解的结构是诠释学循环的，科学文本的诠释依赖于一种认识论的偏见，一般知识观又以历史研究本身为基础。因此，有些科学史家指出，梅茨格提出一种符合伽达默尔诠释学精神的科学编史学理论，在科学史领域纠正和补充了伽达
〔60〕当然，这样的诠释或解释决不意味着要发现或发明自然科学那样的原理和定默尔诠释学的立场。
律，运用“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型”说明以往和预测未来——历史的理性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赋予历史以理性的同时，我们务必把握好分寸。克拉夫言之成理：
尽管历史事实不具有人们认为它们所具有的真实性、主体间性，但是它们当然也不是史学家的随意建构物。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把历史置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幻想、猜测或痴心妄想的基础之上，这一点特别重要。但是在史学中，赋予事实的地位则存在差异。对于实证主〔56〕科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ix页。
〔57〕劳丹著：《进步极其问题》，第164页。
〔58〕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6、191页。〔59〕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ii、14页。
〔60〕施雁飞著：《科学解释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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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史学家来说，事实是神圣的，不能篡改；而历史作品通常总是倾向于仅仅揭示事实细节。与此相反，大多数现代史学家认为，精确地揭示事实本身并无价值。例如卡尔就表达了这种看法：“没有事实的史学家无根据而且轻浮；没有史学家的事实无生命而且无意义。……吹捧一位史学家的精确，就如同吹捧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物中使用了干燥适度的木材或者和得很好的混凝土一
〔61〕样。这是他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他的基本职责。”
于是，正像利莱（S. Lilley）指出的：所有历史研究必须经历两个阶段。首先，编撰事件——重要的是在一种描述意义上准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当编撰足够的事件后，进入第二阶段，现在的
〔62〕拉卡托斯也坚持，在撰写问题是在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达到理解为什么事件是这么发生的。
一个历史上的案例研究时，应该采取下述步骤：做出合理重建；尝试将合理重建同实际的历史进行
〔63〕劳丹强调，必须在史实比较，并对合理重建的缺乏历史真实性和实际历史缺乏合理性作出批评。
和合理性之间保持平衡。他一方面认为，历史事件合理性的评价是科学思想史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他也坚持我们对于其合理性作出评价的应是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某种想象之物。我们必须严格认真地探讨历史人物的真实信念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合理信念。他反对为了进行哲学评价或获得哲学教训而发明历史人物，制造历史信仰。哲学家如果想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必须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仆人——至少是讨论真实的事例和真实的信念。历史学家如果要为其工作找出相关的哲学模型，
〔64〕我对科学编史学的进路曾经发表过如下评论：这个模型就必须能够说明合理性本身的演化性。
必须在历史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涉入之间，在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知道，作为主体间可检验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人类的理性和个人的品味（ｔａｓｔｅ）的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某种弱化了的规律性模式的承认。问题在于，要谨防过分地偏执于某一极端。我们既摈弃“剪刀加糨糊”的编史学——杂乱堆积未加选择和鉴别的资料；也反对“鸽子笼的历史学”——或凭空臆想构造洋洋自得的概念框架，或故弄玄虚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前一种编史学是怕费气力的偷懒，后一
〔65〕种编史学是自命不凡的装蒜。
不用说，这样的两极张力也应该在史实与合理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得以体现。我们要极力抵制科林伍德命名的两种窳劣的历史学：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即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不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当这种历史学家对抄录别人的陈述已经厌倦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它们。于是，他们便创造一种〔61〕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第47页。
〔62〕黄小寒著：《“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第202页。
〔63〕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73页。
〔64〕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第165—166页。
〔65〕李醒民著：《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3期，第64—71页。在这里，我愿意附上哈贝马斯的一段议论：“尽管精神科学通过理解去把握它的事实，尽管精神科学对于发现普通的规律并不怎么关心，然而精神科学和经验—分析的科学却有共同的方法意识：用理论观点去描述结构化的实在。历史主义已经成为精神科学的实证主义。”参见哈贝马斯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我在论文中对历史主义有所界定和论述。编史学中的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归纳主义属于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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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笼体系，把他们的学问置入其中。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便以惊人的驯服性
〔66〕被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强行纳入其中。
与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科学编史学进路密切相关的一个论题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问题。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著名格言，概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他想用这句话说明，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他的具体回答和做法是：（1）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2）借助于（经验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3）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
〔67〕由此可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双向互动的：互相补充，彼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
此促进，珠联璧合。关于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作用，库恩发表过中肯的见解：
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关心时间中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有效展望，这给予历史以特殊优越性。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方法。至于科学史家需要科学哲学，库恩觉得其理由一目了然。哲学像科学知识一样，是他们的基本工具。直到17世纪末科学还大部分是哲学。这些学科分化以后仍然继续相互作用，也往往带来重大成果。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的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主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科学史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职权范围。尽管库恩并不认为现有的科学哲学对科学史家有多么重要，但是却深信，如果在准备科学哲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衬托作用，就会改进这种现状。库恩讲的科学史，是指科学内史（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化的核心部分），而不是科学外史（强调科学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科学教育、制度以及道义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演变模式）。他讲的科学哲学，既不是逐渐融入应用逻辑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至少不能肯定是论述某种流行理论含义的部分，这种理论专以解决诸如因果性或时空等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为目的。毋宁说，他指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东西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科学
〔68〕劳丹具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必须涉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
体地阐明：“科学哲学在两个重大方面依赖于科学史。第一，科学哲学旨在阐明隐含在我们对于HOS1（实际的科学史）的某些事例的直觉之中的合理性标准。第二，对任何哲学模型的鉴定都需要对HOS2（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作）详加研究，以便对这一模型可否应用于PI（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事
〔69〕例做出评价。”
在这里，需要警惕的是，低劣的科学哲学或芜劣的科学史不仅不会补益于对方，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诚如米特尔斯特拉斯告诫的：由教条和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66〕科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第292，298—299页。
〔67〕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41页。
〔68〕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13、10—11、12页。
〔69〕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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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70〕科学哲学同时要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的是，通过对科学史中的一手资料的详细研究，来取代那些华而不实的空
〔71〕中楼阁。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这就是产生哲学问题的资料。”
五、几种有趣的科学史“观”
由于科学史家或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对历史本身的基本看法不同，或者所立足的根本立场、所持有的研究传统或编史纲领、所假定的预设或前提、所采用的说明或诠释模式不同，于是形成形形色色的科学史“观”。我们前面涉及的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史学观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目的论、因果论、进化论对历史的看法。目的论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倡的，认为历史有自己的终极目的。这一观点与因果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将来即假定的终极目的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与确定现在与过去的。无论历史怎么变化，变化的最终目的是不会变的。欧洲中世纪指导人们生活的，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将来必然发生的“末日审判”，人生即是着眼于这一时刻的人生，所有的历史均是这一时刻的前奏，均是这一历史目的的“前”历史。这是目的论历史观的直接表现。因果论的历史观表明，如果能准确全面地描写某物在现在某个时刻的某个状态，便可根据因果规律还原出此物过去的任何一个状态，并且准确计算出将来必然发生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预测将来与还原过去是同一个模式。原则上，过去与将来完全相似，因为从现在出发既可以说明过去亦可以预测未来。未来亦不会带来完全崭新的东西，因为变化的规律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规律。按照这一看法，我们似乎可以根据我们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建设未来。人类可以促使历史进步。这一思想与因果观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进化论导致的模式与上面两种看法完全不同，因为它只能采取“回头看”的方式，说明“现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种类是怎样来的，以及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存在过的种类“现在”为什么没有了，这是“突变—选择模式”与因果模式的最大不同。由于突变的产生是突然的，因而未来亦变成一个无法准确预料的未知数。依照进化模式，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对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个“倾向性”的预测：永远是“也许会如此如此”。多种同时并存的可能性将来也许都会实现，当然现状也许会持续下去，但也可能中断。
与因果模式相比，进化模式的解释能力弱一点，因为它只能从现在出发解释过去；但在说明与建构多元领域与多元方向方面，它又比因果论强。如同在生物学中那样，承认“突变”与“选择”这一概念，便可以更好地解释与理解那些用目的论或者因果论无法解释的历史过程。进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它可以解释事物及事件的独特单一性与个性，同时又强调单一事物与事件的不可重复性。这种形式的进化模式与现代人的历史观完全相符，亦与诠释理论、人们对诠释理论的兴趣以及由诠释理论导致的解释理论相吻合。两者即进化模式与诠释理论，均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与解释“理解”的手段。不仅如此，进化模式还说明了，为了理解我们自己，我们除了依赖自己的过去，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进化模式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发展”概念取代了对世界历史发展终极目的的信仰，亦取代了我们通过相信因果论而产生的认为自己可以促进历史“进步”的观念。“发展”这个概念与“目的”及“进步”不同，它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多头神，既可能被理解为〔7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71〕费耶阿本德著：《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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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幸运”，亦可被看成“危险”。
在以上三种科学观中，波塞尔看中的是进化论模式，因为它避免了目的论和因果论的极端观点，涵盖性和包容性较大。不用说，像这样的科学史观或历史观还可以举出不少。不管怎样，在各种科学史观或历史观中，我们还是采取一种“多元张力”的透视比较恰当：尽量汲取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优点，扬弃它们的短处和缺点，使它们互补起来，而不是墨守于一隅。
接着，我们转而论及科学内部史（内史）与外部史（外史）。库恩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两分法：“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的最新对立面。这样把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对于“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这个问题，库恩的回答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在革新家用他们的发现或发明改变科学的前进方向之前，他要熟悉当时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所显示的固有传统。历史学家与这些革新家打交道，应当尽力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认识到科学家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出名，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怎样成为他的问题的。认识到一项历史发现很少就是后来教科书归于发现者的那一项，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他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在这一重新构造的过程中，科学史家应当特别注意科学家的明显错误，这并不是为了错误本身，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揭示科学家所记录的结果或现代科学仍然保留的论证过程。”至于外部史，就是试图把科学放在一种文化关系中，以加深对科学发展及其影响的了解。它采取三种特有的形式：最古老的是研究科学建制；思想史家常常考虑科学对于西方思想各方面的影响；对建制和思想的关心，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某一地理区域的科学的研究，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按照库恩的观点，“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实际上它们只有一个从另一
〔73〕由此看来：个引申出来，才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库恩的“两分法”是从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角度划分的，而不是按研究方法划分的，尽管他分别称其为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倒是爱因斯坦的“两分法”——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外部的或有文献证明的历史——才是依研究方法划分的，二者分别采用的是直觉方法和考证方法。后
〔74〕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非常富有启发性，尽管它充满危险。
尽管内部史和外部史应该互补并收取相得益彰之效，但是内部史毕竟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且也是可以适当进行理性重组或逻辑重建的领域。拉卡托斯对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看法别具只眼：“对每一种方法论来说，规范的—内部的东西与经验的—外部的东西之间的重要分界各不相同。内部编史理论与外部编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历史学家对问题的选择。但外部史的某些最关键的问题只能根据自己的方法论来阐明；如此定义，内部史便是首要的，而外部史只是次要的。实际上，鉴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史的自主性，外部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他还明确表示：“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72〕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4—226页。
〔73〕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108—109、111—113、118页。
〔74〕李醒民：《评库恩的科学史观》，《大自然探索》1991年第2期，第119—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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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
〔75〕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展的逻辑来说明。”
下面，我们涉及和思考一下对待历史文本或史实的妥帖态度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深入过去的与境设身处地地同情和移情，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和本真；站在现在的视角合理适度地观照和诠释，认真探求历史的智慧和灵气。关于前者，罗素的一段经典性的议论深中肯綮：
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意，直到有可能知道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可以相信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有两件事情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和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是真的，而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种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域；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
〔76〕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罗素虽然是针对哲学家研究讲的，但是它完全适合于属于科学史范畴的科学家研究，也适用于一般科学史研究。这就是，必须对研究对象或历史文本抱一种假设的同意、同情或移情态度，恰当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无独有偶，库恩在1947年夏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时，实实在在地亲身体验了这个过程。他发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伟大的智慧人物一谈到运动问题，说的全是昏话。原来，他是身处牛顿力学的知识背景阅读的。当他转换到当时的语境重新阅读文本时，情况为之一变：亚里士多德讲得头头是道，其各种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此后，库恩寻求一种最好的和最易于理解的阅读方式，就成了他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这个教训使他也懂得了应当这样阅读历史上其他科学家的著作：第一，阅读一本原著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原著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为了使学生也能吸收这些教训，他提出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原著中的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一种答案，有些段落虽然讲得通了，但是你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库恩从中看到一种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不宜把这种方式说成是知识的增加或者
〔77〕库恩只是错误的逐步改正，而是“另一种思路”。他的结论是：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
提及巴特菲尔德转换角色以移情的妙论：“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75〕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41—142、163页。
〔76〕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页。
〔77〕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iv—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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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荷兰科学史家胡伊卡斯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故事。”
为了公正地做出判断，史学家必须以同情的理解去看待先人们的思想、观察和实验：他必须拥有足够强的想象力，“忘记”他正在研究的那个时期之后为人所知的东西。同时，为了被现代读者所理解，为了让历史真正地有点生气，而不是单纯具有古物收藏的趣味，他必须能够使早期的
〔79〕观点面对现实的观点。
关于后者，即使早期的观点面对现实的观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普罗克特在肯定历史哲学依然是中心的概念——历史理解的传统目标之一是对过去的同情和鉴定（这是维科的历史科学的观念）——的同时，也断然表明，理解并不是历史的唯一目标，否则会陷入古董收藏主义（antiquarianism）的危险。撰写历史的意图不再是产生过去，而是把某种东西添加给它。他对下述状况强烈不满：历史只对过去讲话而不对现在讲话，这种历史研究是“为历史而追求历史”，几乎不、或几乎不关注把研
〔80〕雷斯蒂沃径直指出，历史被看做是在我们现在能够环视究的问题与当代的问题或利益联系起来。
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蓄水池；这些东西不是过去的事物，而是现在的事物，不是尊重的事物，而
〔81〕难怪诸多历史学家注重史学研究中主体意识的作用，是审视、玩弄、抛弃、开拓、改造的事物。
甚至断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用现代视角观照和诠释的历史。在这里，历史主义方法论大师多罗伊森从两个角度说明历史“当代性”的意义：“第一，只有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仍旧遗留到当代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甚或了解这些事情；第二，直接完全地理解过去即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面对的是一些偶然遗留下来的材料。理解历史是有限度的，一是因为遗
〔82〕基彻在评论和批评“行动者范畴留的资料文献的原因，二是因为我们亦受到我们时代的影响。”
（actor categories）”与历史写作的主张时，把分寸掌握得恰如其分：
放弃我们当前的信念，常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参与者，这里我们把自己置于“内部者”来理解参与者的问题。然而，在其他情形中，为了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的“困境”，运用当前的知识从“外部”去理解，是历史理解的最好方式。我们不能说哪种方法具有优势，常常是两种方法的结合，才
〔83〕能给予历史学家的图腾以准确的说明。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直觉和想象力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像在科学中一样，直觉和想象力在科学史或历史研究中也须臾不可或缺。卡西尔曾引用布克哈特的言论：“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他赞同这位文艺复兴大师关于历史与诗一样需〔78〕L.G.巴伯著：《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79〕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第115页。
〔80〕R. N. Proctor, 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 12—13. 他哀叹：“同情和批判的谨慎结合由于20世纪历史和哲学的分离造成了困难。哲学（主要在它的主流形式中）探索永恒之真，历史探索永久变化。结果在两个学科中是实质性程度的琐碎：在历史中，经由衰落和古董收藏主义；在哲学中，经由冗长乏味地着魅于逻辑形式和分析精确性。”
〔81〕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Press, 1994, p. 213.
〔82〕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第181页。
〔83〕基彻著：《为科学论辩护》，见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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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要想象力的观点，进而提出编史学既不能墨守实在，也不能凭空想象而虚构。“伟大的历史学家避免这两种极端。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他们是特殊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和调查者；但是他们并不缺乏‘诗人的精神’。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和诗歌乃
〔84〕爱因斯坦对撰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写科学史的看法别出机杼：有一种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需的，尤其是要重新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时更是如此。直觉的历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尽管它
〔85〕我也曾经这样写道：充满危险。
历史不是腐朽的或干瘪的僵尸，也不是供人把玩的老古董。它要出智慧，它要有灵气。要知道，
〔86〕理性潜入编史学，历史便迸发出智慧和魅力；直觉融进编史学，历史便充盈着灵气与活力。
在结束本文时，我愿意附加两个话题，以飨读者——也许这不会被误解为画蛇添足。其一是梅尔茨对“历史”的机智见解：“变化不居并不一定构成历史。运动和变化可能会像绝对静止一样单调，如果它们仅仅没完没了地周而复始，如果整个运动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比开端更重要或更好。但是，更重要和更好这两个词意味着由一个思维着的旁观者在做比较，他赋予一个事物比另一个事物更重要的价值，为此根据某些理想的标准做判断，而这些标准不是在自然界客体或过程本身之中。也许一个机械的和无心智的变化系列能够产生无穷尽的数，或者无数种类的形式。但是，只有当一到多的过渡和形式多样性的产生能为思维着的心智理解，仅当这些过程的结果事关
〔87〕重要，仅当这些结果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仅当可以记录下某种得失，这个过程才称得起是历史。”
其二是我对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纲领或方法论的原则性看法：
在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中，实证维是坚实的根基，它展现科学史的“本我”（ｉｄ）；理性维是“思想的芦苇”，它揭示科学史的“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直觉维是内心的透视，它洞见科学史的“自我”（ｅｇｏ）；与境维是必要的烘染，它除了作为“绿叶”对“三朵红花”起陪衬作用外，还能拓展科学史的铺陈，加深对科学史的“本心”的领悟和脉搏的把握。在“四维空时”中重构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例如，史料不用说极其重要，但是史学论著又不能停留在材料的堆砌上，必须给其注入另外三个维度的因子。不过，理性决不能妄加僭越，凌驾于实证资料之上而天马行空，建构空中楼阁式的历史或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以自欺欺人。直觉在事前不应无视史料的提示，在事后不能抛开理性的审查。直觉应该弥补理性之不足，理
〔88〕性必须警惕直觉的危险。与境维确实能锦上添花，然而要防止它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
（责任编辑张灵）
〔84〕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59、262页。
〔85〕《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22页。
〔86〕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
〔87〕梅尔茨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4页。
〔88〕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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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UPL No.2
A Bimonthly March2011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Leg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Trail of the Case of Infringement of MichelinTrademarksSunYouhai/
Republic of China.5Senior justics, vic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People’s
Abstract: Both a trademark and an enterprise name have the function to distinguish commoditiessources. Since their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re conducted by different offices, conflicts of exculsiverights occur frequently between trademarks and enterprise’s registrated name. And the protection scope ofwell-known trademarks may expand to different or dissimilar commodities or services. This paper proposesthat in the trail of the case and on the prerequisite of well-known trademark confirmation, according to theprinciple of protecting prior rights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People’s Court should ascertain thatthe later action of enterprises actually take up the reputation of commodity built up for many years by thewell-known trademark, which is indeed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So the later enterprise should take thecivil liability such as discontinuing the application.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Li Xingmin/Profess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4
Abstract: Now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as become a famous scho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nt,purpose, function and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 science historical outlook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to start discussion and speak up willingly.
Huang Guangjin/On the View of How Religion Affected Law in Law and Religion34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Law and Religion has greatly influenced domestic academia af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Chinese. Undeniably, Christianity culture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western constitutionality.Bu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stern constitutionality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Christianity culture, whichis a culture preference.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dern legal system is result of strugglebetween monarchical power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Legal concept of freedom and liberty is adapt to newlyemerging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From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 people choose to obey the legal rules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satisfy wants in a way which can be tolerated by others not for that they thinklaw has holiness in itself.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of Customary Law of Wildlife Protection inthe Southwest Minority of China40Li Yu/Doctoral candidate 2009, Law Schoo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ina.
Abstract: The Liu-pan Mountain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re rich in wildlife resources.However, the illegal acts of destruction of wildlife resources are still rampant. Law is the most coercive powerof the means of protection. Researching on the local legislations about wildlife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Ningxia,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only way to maintain thelocal species diversity is improving the habitat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consumer behavior regulation systemin Liu-pan Mountains,building the wildlife resources file system and the resources protection fund system.
Trend and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rom the Case of Saipem v.Bangladesh48
Dean of the School of Law,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honorary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Hague).Wang Guiguo/
Abstract: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n be detectedfrom the practice of dispute settlement, especially the arbitration practices of the ICSID. Saipem v. Bangladeshwhich was decided by the ICSID in 2009 is a case in point. This case will, among other things, have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jurisdictionissues, determination of“foreign investor”and“investmen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as well as the decision-making by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of the host state. To some extent,・158・
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李醒民
［摘要］科学史而今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本文围绕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科学史的
价值或功能、科学思想史、科学编史学、科学史观等相关论题展开论述，并直抒己见。
［关键词］
［作者］科学史 科学思想史 科学编史学 科学史观李醒民（１９４５—），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社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在原有的基础上，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显著的拓展，尤其是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筚路蓝缕、别开生面。在建制化方面，不少大学都设立了科学史系科和研究生站点，开设各种专业课、选修课，并将这些课程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科学史这一学科而今俨然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就科学史本身而言，还存在诸多需要澄清和明了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学人对此至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1978年读研究生始，我就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并选取“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为硕士论文题目。在80年代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专门就科学史写过多篇文章。我的多部著作或以科学史为题材，或与科学史密切相关——尽管它们属于科学哲学范畴。近些年，在研究科学文化和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过程中，我又搜集到一些相关资料。现在，我拟就与科学史有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
翻开东西方的辞书，我们可以大体得知对科学史的界定：“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
〔1〕科学史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史，主要分析自然科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述”；
〔2〕显然，这两个代表性定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科学理论产生的思想源流和社会背景”。
义多少带有一点辉格史学〔3〕的色彩，相当表面化，没有揭示科学史的深厚内涵和远大目标。〔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721页。
〔2〕
〔3〕伊东俊太郎等编：《科学技术史词典》，樊洪业等编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所谓“辉格史学”(Whig 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做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做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一书中扩展了辉格史学的意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14・
・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也给科学史下过一般性的定义：“如果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者看做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系统化的这样一种知识，那么科学史就是对这种知识发展的描述
〔4〕尽管如此，他在探究科学史的深邃底蕴方面却下过一番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他把科学和说明。”
史视为思想和文明史，并把科学史与人类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他说：
〔5〕科学的历史在其广义的形式下，也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是任何哲学必不可少的基础。
萨顿对此作出具体解释：“科学史不仅仅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我们关于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增长；它不仅是扩大光明的历史，而且是缩小黑暗的历史。它可以被想象成关于反对有意或无意的差错、反对迷信和精神罪行的那种永无止境的斗争的历史。它也是思想宽容和思想自由不
〔6〕断增长的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
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他还表明，科学史、特别是医学史并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取代。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恢复人的个性，而不是计数其科学赘疣。发现可能是重要的，但个性更是无比
〔7〕重要的。
萨顿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是他的同代或后代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按照荷兰科学史家胡伊卡斯的观点，科学史至少具有三个独立的目标：“科学史为科学的批判性自我检验提供材料：它使我们认识到获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提高对这些东西的鉴赏力。它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证明自然科学何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的一部分。总有一些科学家不满足
〔8〕費于知道理论的内容，他们还想知道理论的起源，而且将发现这是理智上和美学上的一种享受。”
耶阿本德的论述详尽入理：
科学史并非仅仅由事实和从事实引出的结论构成。它还包含思想，对事实的解释，各种解释相冲突而造成的问题、错误，如此等等。更细致地加以分析，我们甚至发现，科学根本不晓得“赤裸裸的事实”，而只知道，进入我们知识的“事实”已被以某种方式看待，因此这些“事实”本质上是思想的东西。既然如此，科学史就将像它所包含的思想那样复杂、混沌、充满错误和引人入胜。相反，只要稍事灌输思想，就将产生很大力量，致使科学史变得比较简单、比较齐一、比较
〔9〕“客观”，而且比较易于用严格的一成不变的规则加以处理。
其实，迪昂早在1904年为他人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就认为历史服务于各种观念的展开，更不必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参见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泽，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10—711页。
〔4〕
〔5〕
〔6〕
〔7〕
〔8〕
〔9〕萨顿：《科学的历史》，刘仲林译，《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4辑，第29—42页。萨顿著：《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9—30、18页。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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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２期）
说伟大的观念——这种伟大的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就像它在世界中具体而生动
〔10〕地发展一样揭示它自己”。
使人感兴趣的是，萨顿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而把科学史与人类的理想、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科学史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
〔11〕科学史也是“人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
〔12〕按照萨顿的观点，类统一性的历史，是它的崇高目标的历史，是它的逐步实践的历史”。“整个人
类的共同理想之一，是热爱真理，对真理的无私追求，可以不论愿望、不计后果。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是理性主义与迷信（不是宗教）斗争的历史，是人类追求真理并逐渐接近
〔13〕在肯定“科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对人类历史真理的历史，是人类与错误和无理性作斗争的历史”。
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之后，他抚躬自问：人类是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圆圈上，像在地狱的圆圈上，团团转吗？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欺诈、虚荣和伪善之外，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所看到的光明是比黑暗还要坏的、虚假的光明吗？人们是否能够分辨出在遥远的地方那条有着真实的光明而不使人误入歧途的道路吗？如果我们的过去不只是毫无目的挣扎，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是注定要向什么地方去吗？如果是，又是注定要向什么地方去呢？〔14〕
由科学史的内涵和目的引发的这些问题根本无需作答，我们也多少心中有数；或者更确切地讲，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彻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是，作为有好奇心、有理性的人类，我们对无知或知之不多又难以心安理得，总是想在自己的实践——科学史研究是实践之一——中多少理出一些头绪来，科学史自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卡西尔也许更深入一层，他一直追寻到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它们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他进而把历史学定位于理解人类的生命力：
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却属于一个不同的更高的秩序。在这里，我们也要规定各种事件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当着要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时，我们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编年史顺序上的一切事实，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一般的框架和轮廓，但是我们不会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新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
〔15〕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
〔10〕P. Duhem，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 Lyon,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377-378.
〔11〕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2〕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158页。
〔13〕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148页。
〔14〕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5—6页。
〔15〕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237、233页。译文中的个别术语有改动。・16・
・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二、科学史的价值或功能
我曾经就科学史的价值或功能写过两篇短文。在第一篇，我罗列了科学史的五种社会功能：有助于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有助于使人们获得思想启迪，能发挥有效的教育作用，对其他理论研究
〔16〕在第二篇，工作有重大意义，具有人道主义价值。我论述了迪昂关于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的观点，
〔17〕在这里，我拟把这个问指出科学史具有认知价值、方法价值、教学价值、平衡价值和人文价值。
题加以拓展和深化。
其一，科学史有助于科学研究和教学。马赫认为，历史研究是新观点的重要源泉，历史能够提供了解科学进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以促进科学发展提供视野。一门科学的历史描述是对该题材最透彻的探究，并导致最深刻的洞察。对科学的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的传统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不仅能使我们加强对现在科学的了解，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对自然界的探索，应该立足于专门的第一流的“由科学历史发展知识组成的”教育，以便“借助于历史来研究难题和认识难题，并从理论观点上冷静地思考难题”。
〔18〕彭加勒也说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他进而断言：“（科学的）启发方式只有一种——学习历史！”
〔19〕费耶阿本德一言以蔽之：言：“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一
门科学的历史成为这门科学本身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对于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
〔20〕伊利英和卡林金于给予这门科学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包含的各个理论以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列举得更为具体：
科学史激励研究工作（提供原素论、进化论等模型、研究纲领）；它包含知识动力学的综合的全景，从而加速对科学内部的透视和可能性的知觉（何处、如何、到哪里、为什么和赞同什么）；由于积累了到达知识的道路、分析对象的形式和模式的信息，实现了教育的功能。科学史的所有这些
〔21〕方面促进了对所研究对象的恰当的认知重构，该研究使它成为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萨顿则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历史批判的目的不只是使学科更为精确，还要使科学达到秩序和清晰，使科学简化。……科学史对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不停地起净化作用。科学史可以使它们深化，而这肯定是使它们简化的最好方法。……如果一个科学家不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分支的历史，就
〔22〕由此可见，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史对于提出问题、洞没有资格说对该学科有深刻和完备的知识。”
察疑点、解决难题、简化理论、扩大视野、深化认识、了解现状、预见未来、把握科学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大有裨益。当然，科学史本身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下面详论）。怪不得马赫在谈及科学史对于科学研究的巨大作用时，顺势引申，发出振聋发聩的历史性之音：“让我们不要放弃历史〔16〕李醒民：《科学史的社会功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41—142页。
〔17〕李醒民：《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迪昂的观点》，《民主与科学》1997年第4期，第26—27页。李醒民著：《迪昂》，（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45—450页。
〔18〕E. Mach, History an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ter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U.S.A., 1991, pp.15-16. 李醒民著：《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9—240、265—266页。
〔19〕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0〕费耶阿本德著：《反对方法》，第166页。
〔21〕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Publishers, 1988, p.13.
〔22〕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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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指引之手。历史已经造就了一切；历史能够改变一切。让我们从历史中期待一切……”
关于科学史的教育功能，彭加勒提出：“教师应该使儿童走他的祖先走过的路；要更快些，但不
〔24〕迪昂指出，物理学教学，不可能以纯粹逻辑要越站。为此，科学史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向导。”
〔25〕的方式进行，必须通过历史为每一个基本假设辩护，必须在逻辑要求和学生的智力需要之间妥协。
萨顿讲得十分直白：
按历史叙述的教科书对于教授特别有用，能使他们把课程讲得更为明白、更为直观。口头讲授比书面讲义更灵活一些，更容易做简短的历史插话。
他接着更为详尽地论述科学史对学生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向学生详细追溯一项发现的全部历史，向学生指明在发明的道路上经常出现的各种困难，以及他们怎样战胜它们，避开它们，最后又怎样趋近于那未达到的目标，——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适于启发学生的批判精神、检验学生的才能了。此外，这种历史性的入门教育，可以医治青年学生认为他们自己是科学的开端这种可悲的坏毛病。他还特别强调优秀的科学家传记的巨大教育意义：它们把青年人青春时期的想象引导至最好的方向。批判的、笃实的传记对于人类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英雄们一砖一瓦地建造科学大厦，他们经受多少痛苦和斗争，表现出多大的坚韧不拔？这些事情，如果青年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不是会以更大的勇气和热忱工作么？不是会对科学怀有更多的尊敬么？不是会更加渴望进行某些不谋私利的研究工作么？或者至少，如果他们看到科学事业在接踵而来的困难中完成，并曾分享欢乐与陶醉，不是会更好地评价全部科学事业的伟大与壮丽么？〔26〕
其二，科学史有利于学术和文化建设。科学史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事业，是一种亚文化。伊利英和卡林金径直表明：“科学史是科学第一，历史第二的部分。把历史—科学活动仅仅视为局限于追求、加工和系统化科学的过去的事实的档案和考古学的活动，则是错误的。历史—科学活动首先是一种
〔27〕科学史对于其他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也肯定是有所帮助有学问的活动，它形成研究的一部分。”
的。这从科学史与其他学术领域或文化分支的密切关系和双向互动中，更从科学史自身的学术地位和文化意义上，即可略见一斑。弗兰西斯・培根有言：“世界史里没有科学史，正像独眼巨人普莱费
〔28〕萨顿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史是唯一能莫斯没有眼睛一样。”
〔29〕他甚至把科学史视为文明的主线：够确切地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知识的创造与美的创造不
〔30〕他还以科学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正是科学史应该成为文明主线的原因所在。”
的革命性力量为根据，论证科学史应该是文明史的焦点：
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23〕E. Mach, History an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U.S.A., 1991, p.18.
〔24〕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第83页。
〔25〕迪昂著：《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3页。
〔26〕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5页。
〔27〕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Publishers, 1988, p.13.
〔28〕林德赛著：《科学与文化》，方祖同译，（台北）协志工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章。
〔29〕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页。
〔30〕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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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强大而有力，以至于成为革命性的力量。随着对世界和我们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也在改变。我们达到的高度越高，我们的眼界也就越宽广。它无疑是人类经验中所出现的一种
〔31〕最重大的改变；文明史应该以此为焦点。
其三，科学史有益于启思扬善。法国史学家富勒说过：“历史能使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既没有皱纹又没有白发的老人；使他既富有年事已高所持有的经验，却没有那个年龄所带来的疾病或不便之处。而且，它不仅能使人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还能使人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做出
〔32〕不用说，这一就历史而言的论断适合科学史。迪昂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发表了经合理的推测。”
典性的言论：“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和皮朗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物理学家的精神时时偏执于某一个极端，历史研究借助合适的矫正来纠正他。为了确定历史对物理学家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那里借用帕斯卡的下述言论：‘当他吹嘘他自己时，我贬低他；当他低估他时，我赞扬他。’历史于是使他维持在完美的平衡状态，他在这样的状态中才能健
〔33〕全地判断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萨顿针对科学史的这一作用讲得面面俱到：“科学史知识的更加深刻化以及更大的普及将会有助于新的‘人文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历史，如果从一种真正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将会开拓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同情心；将会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将会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
〔34〕他尤其注重科学史对于人性和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理解。”“科学的历史将教导人们应该真诚，
〔35〕并且还教导人们应该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能看做是智
慧和人文主义的来源，而且可以看做是我们良心的校准器：它帮助我们不自鸣得意，不骄傲自大，不
〔36〕他通过急于求成，但却保持信心和希望，并且为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工作。”
把科学史和科学两相对照，使科学史的启思扬善功能更加彰明较著：
科学本身不能教会我们宽容和仁爱，但是科学的历史（例如在１４世纪）可以为我们归纳出它们之所以是必要的证据。……没有宽容和慈善精神，我们的文明，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都是非常不稳固的。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真的能教会我们什么吗？”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回答。历史至少教会了一件事情，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容忍不但是有罪的，也是愚蠢的。
这一切，是由科学史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诚如萨顿揭示的：“科学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善良愿望的历史，即使在那些除科学研究以外不存在善良愿望的时代。科学的历史又是一部和平努力的历史，即使在战争主宰一切的时代。总有一天，这一点将会比今天有更多的人认识——不仅被科学家，也被律师、政治家、宣传家，甚至教育家认识。到那个时候，这样的历史会被认为是国际生活及和平与正义的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人类探求真理的历史也是人类探求和平的历史。在没有正义和真理的
〔37〕地方就不会有和平。”“一定的地理知识可以改变人们在空间上的地方观念，也就是教给他们懂得
〔31〕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20页。
〔32〕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47页。
〔33〕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54, p. 270.〔34〕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49页。
〔35〕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9页。
〔36〕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46页。
〔37〕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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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本市、本国的事物并不一定要比别的地方的事物都好；同样地，历史知识则是改变人们对于时间的狭隘观念的唯一途径，也就是使人们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中的事物并不一定要比过去的或今后的事物都好。”甚至错误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
〔38〕教训——萨顿就持有这种观点。
科学史的启思扬善功能是诸多学者的共识。林德伯格认为，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与周围更广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人类对科学所涉及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研究，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除非我们对其他历史选择有某种程度的熟悉，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在当今世界日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最精辟不过地
〔39〕库恩的一番议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不了解生下来以前的事，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
论值得人们仔细玩味：
我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不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的方法的标准哲学说明中所明说的。我不胜惊讶地发现，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
〔40〕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
贝尔纳则说明科学社会史（科学外史）对于明智的应用科学——当然包括使科学为善——的重要性：“科学在铸造世界的未来上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经不成问题。为了明智地运用科学，就科学
〔41〕同社会的关联来研究科学史依然是有价值的。”
其四，历史即是方法。方法对于人的思维和行事的意义毋庸置疑，科学方法更是获取科学真理和统一科学的利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历史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历史方法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发现过去有关的事实、事件和态度的趋势，通过划分思想和行为发展的界限，把见解用
〔42〕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径直把科学史视为一种好方法。迪昂也十分重在各种社会问题的素材之中。”
视“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他甚至作出下述论断：“给出物理学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对物理学调动的智力过程的批判稳定而持久地与逐渐进化的阐明联系在一起，通过这
〔43〕样的逐渐进化，演绎完成了理论，并用它构造出观察所揭示的定律的更精确、更有序的表达。”
萨顿断然肯定：“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或方法仿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的主见言简意赅：“历史仅仅是一种方法——不是目的！”“历史是一种指南，是一种索引，没有它，从新的观点进行综合和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还具体地论述道：〔38〕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1、39页。萨顿是这样讲的：“必须回忆那些曾经阻碍历史进程的倒退、突然停顿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错误的历史特别有用：首先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真理的进步，还能帮助我们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错误。最后，因为科学上的错误具有一种相对的性质，今天的真理或许要被重新考虑，如果不完全错，至少也是很不完全的；而谁又知道昨天的错误明天会不会变成近似的真理呢？”
〔39〕林德伯格著：《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xiii页。
〔40〕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41〕贝尔纳著：《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xiv页。
〔42〕戈什著：《科学方法讲座》，李醒民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3页。
〔43〕P.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54,pp.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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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那些既熟悉现代科学趋势也了解古代科学流派的人写作的科学史尤其如此。旧的科学发现的顺序向科学家提示类似的联系，使他们能够做出新的发现。已经废弃不用的方法，巧妙地改进以后，可以重新有效。懂得了这一点，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位现代伟大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走得更远，他甚至这样说：“科学史只不过是一种研究方
〔44〕法。”
三、何谓科学思想史？
所谓科学思想史，顾名思义，是研究科学思想进化的历史。这样的科学思想进化可以是整个科学思想的进化，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思想的进化，一个科学概念、假设、实验、定律、命题、理论等的进化，一种科学方法、研究纲领或范式的进化，自然观、科学观的进化，科学家思想的进化，科学思想与广泛的社会背景、尤其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与进化。在我发表的科学史论著中，尽管也有史实考证的文章，但绝大多数是属于科学思想史范畴的，比如《激动人心的年代》和《论狭义相对论
〔45〕等即是。的创立》
大概因为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所以人的历史与自然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历史充满活跃的思想。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人的文明史其实是思想史。科学史当然也是如此：很难设想，一部科学史论著自始至终没有思想的痕迹。前已述及，迪昂早有先见之明：伟大的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历史事件之下穿越。梅尔茨对此有敏锐的洞察：
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领域。只有当事实和事件不再互不相连，只有当它们在我们看来按照某种设计和目的联系在一起时，把我们带回到某个原始的原因或者向前引到某个确定的终点时，我们才能从历史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获得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在外部时间下面的或者与之相伴随的隐蔽的动机、欲望和活力也是如此，在我们能够把握和记载它们之前，先使得它们取得联系，使它们处于某种秩序和连贯之中。隐蔽的思想元素是这样的东西，它使事实和事件可以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并加以评论，它成为它们的基础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它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复现而展示给我们。思想，只有思想，作为活动的原则或事后沉思的媒介，能够安排、联结并组合孤立的东西，推动停滞的东西，推进驻留的东西。拿掉了思想，单调就变成秩序。
不仅如此，梅尔茨就思想史——科学史当然包括在内——还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引起深思。他认为，思想以两种方式成为历史学家极感兴趣而又非常重要的题材。对于自然界或人类生活的每一变化，我们都可以发问：它对思想世界产生什么后果？它给人的心智、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智带来什么增益或减损、什么进步？它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观念积累，加深我们的洞见，开拓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协调吗？一句话，它提高我们的兴趣吗？它使我们的内心生活更广阔、更完满吗？对人类事务的每一变化，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进一步的问题：思想这种内心生活在这〔44〕萨顿著：《科学的生命》，第23、52、40、39页。
〔45〕李醒民著：《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醒民著：《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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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化中起什么作用？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划清了思想史家的任务。梅尔茨对“思想”的理解和界定是宽泛的：“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欲望、冲动、感情和想象构成的大区域，而我们应当承认，它们全部在灵魂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生活中起重大作用。”按照最普泛的精神，“思想”这个语词可用来标示一切现代志向的共同目标和努力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具有真理性和价值的东西。这种思想的历史将成为对“思想”本身的一个定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梅尔茨注意到：
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仔细研究本世纪三种主要欧洲语言在词汇和文体上经历的变化，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新的观念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语词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它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不仅追溯欧洲思想总积累的成长，而且还追溯到个别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迁移。最后，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这三个民族中每一个的个别思想隐藏在什么特异词语和什么冷僻角落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从这三种语言中的一种移译成另一种，不管是散文，还是抒情的、哲理的或叙事的诗歌，他都将感到，必须洞幽入微地探究一个语词或一个短语所包含的意义或隐含的思想；他将由此发现不同语言的异
〔46〕同之处以及它们表达的思想。
事实上，皮尔逊在此前就特别强调“化石”法在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神奇作用：历史学家应
〔47〕库恩在20世该像博物学家一样，必须由化石建构过去，这些化石存在于语言和其他东西之中。
纪80年代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发展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他用“词典”或“词汇表”代替“范式”概念，指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新词语的引入和词典结构的变革，也
〔48〕我也通过研究表明：科学革命是科学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词
〔49〕典”的重新编纂，导致科学革命的科学发明实质上是“语言游戏”。
当代科学哲学家劳丹对科学思想史有深邃思考。他不满意思想史学术研究忽略推动以往伟大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问题：思想史家往往把自己的功能主要看成是表达一个思想家或思想家集团对于一组密切相关的问题所持信念的有机联系；但是这一工作即使做得出色，也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思想体系不仅仅是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它们确是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们同时也是解决那些重大问题的一种努力。认为不必不断地识别推动概念体系得以产生的问题就能撰写出概念体系的历史，这是对认识活动本性的极大曲解，也是思想史不断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也不满意思想编史学家对其目的的认识极端模糊不清：思想史的目的是注释，它的基本方法是经典的精细分析法。思想史家的主要工作是弄清历史上的人物说过些什么（就思想史家所能了解到的而言）和想过些什么。这种思想史只不过是注释史，因为它的目的直接就是解释性的。注释史的目的在于按照思想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提供一门思想的自然史。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然史一样，它为自己所定的目标主要是描述。它旨在记载各种信念产生的时间次序，就像描述地质学旨在记载地球表面的变化次序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立志写出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想史即说明史。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不仅〔46〕梅尔茨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6、30—31、19—20页。
〔47〕李醒民：《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编史学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354—369页。
〔48〕李醒民：《库恩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第19—26页。
〔49〕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4期，第11—19页。该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论文集》（新亚学术集刊第10期），1993年版，第18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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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伟大思想家”说过的话，而且要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思想注释史与思想说明史之间的关系正如同年代学与通史之间的关系，或如同一门描述性科学与其相应的说明性科学之间的关系。以说明为己任的科学史家必须对时间的次序有清楚的了解，但他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年代学。事实上，他寻求揭示深藏在时间背后的原因，对这些时间次序作出说明。同样，思想史家——如果他不仅仅是一个年代学家的话——必须准备超越注释史。他必须准备提出并回答如下之类的问题：某个思想家在某个时候为什么信奉某些信仰？某个思想体系为什么恰恰在其时其地得到修正？一种思想传统或思想运动是如何从另一种之中产生出来的。他的结论是：
思想史的基本材料是信念以及信念的改变和修正。思想史要称得上是说明性的，它的目的就必须是说明历史人物信念的兴衰。仅仅记载这些信念是什么信念，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这是注释史的目的，显然不能给我们以说明。思想史若要成为说明性的，就必须做出有说明力的历史论证，以表明某一信念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被接受、修正或拒斥。
劳丹进而探讨思想史中广泛缺乏说明性内容的原因。他猜想，在思想史的流行方法和预设中，使思想史未能成为说明性的，至少存在两个困难：一个就是思想史家迄今所使用的分析单位，另一个是任何说明历史人物信念的努力都会遇到的困难。关于前者，即是说思想史的主要探讨方法还只是对一种或多种相关思想的长期演变过程进行追本溯源式的讨论。这种方法忽视了各种思想是相互有关、相互联系的事实。只有看到一种思想在一个更大的、自身也不断经历修正的概念框架中的地位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才能获得说明。因此，为了说明一种特殊而具体的思想的变化，一般必须要找到比这个概念更大的一个单位。至于什么样的说明项才算是合适的说明项？劳丹的解释是：我们如果接受通常的说明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思想史上，那就可以说，任何合适的说明项都必须同时包括某些普遍陈述（“定律”）和某些关于初始条件的陈述。我们应该能从这两组陈述共同推出一个能阐明我们所要说明的信念境况的命题。如果暂时接受这一模型，我们思想史中的说明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什么样的定律和初始条件才够得上对信念做出说明？于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如果信奉社会（或心理）决定论的说法，坚信一切信念均是由信念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心理状态引起的（因此可根据它们获得说明），那么就需要有把具体类型的社会境况X与具体类型的信念a（即那些出现在被说明项中的信念）关联起来的定律。初始条件则（希望能）是这样一种断言：某个信仰者Z处于X境况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出Z接受信念a。但思想史家极少提出这种说明，这毫不奇怪，因为大多数思想史家并不赞同信念的境况决定论，因而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明所乞求的‘定律’的真理性。”不过：
人们更经常求助的第二种方式可称之为信念的合理说明。我们在这里明显或隐含地假定某些合理信念的规则或定律，然后将之应用到特殊的信念境况上。一个历史学家（例如）可以认为，培根之所以不相信迷信的巫术，是因为没有证据的支持（这一历史学家的普遍性说明定律假定“理性的历史人物只接受得到正面证据支持的信念”）。
由说明性思想史的内涵和编史困难，劳丹进一步提出“纵向”思想史与“横向”思想史的概念。他表示，哲学和历史学新近取得的成果强调，必须放弃探讨思想史的传统的“纵向的”方法或单位思想方法。诸如迪昂、奎因、汉森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面对经验的是整个思想体系。构成这些更大复合体的个别概念、特殊命题并不能——实际上确实不能——孤立存在，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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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应将概念孤立出来加以评介。由于这些更大的体系（我称之为“研究传统”）任何时候都可用做有效的接受（或拒斥）单位，因此思想史家就他要说明思想的兴衰来说，必须将这些研究传统当做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更为“横向的”方法，而不是人们通常看到的“纵向的”方法。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短的历史片段中，考察同时代的一些研究传统中的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劳丹的观点，“纵向”思想史和“横向”思想史还在另一方面有所不同。人们有时（甚至普遍）认为，思想史的中心任务是阐明某些“伟大思想家”对给定题目的看法。这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绝非是思想史理论家最重要的工作。历史学家固然应该重视思想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形成过程，但对这些思想被接受的过程至少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产生某种思想的人的意图和内部思想过程基本上（常常完全）与这一思想在合适的思想界中被接受的过程无关。换言之，如果我们把着重点放在研究传统的演化之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应该给予研究传统被解释和被修正的过程
〔50〕以更多的注意，而给予研究传统的产生过程以较少的注意。
四、科学编史学：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
关于编史学（historiography），《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学院词典》是如下解释的：其一意指历史著作，尤指立足于批判性地审查原始资料，从权威的材料中选择可列举的项目，并把这些综合到将接受批判方法的检验的叙述中去的历史著作，或指历史著述的原则、理论和沿革；其二意指历史著
〔51〕顺理成章，科学编史学当然是关于科学的历史的编史学。它具有不同作的成品，即历史的本文。
的体裁（编年史、思想史、通史、学科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等），运用不同的方法，显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风格。但是，不管怎样：
科学编史学必须恪守史实，它应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科学史家既要广泛搜集历史资料，考察历史遗迹，认真研读、甄别、考辨史料，尽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客观的描述；同时，也要对史实仔细分析、深入思考、恰当诠释、合理想象，梳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辨认其中的前因后果，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顾史实而虚构妄言固不足取，仅仅罗列史料而毫无理性关联也是重大缺憾。理想的科学编史学应该兼顾二者，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编史学有两个表面看来彼此抵牾、实则需要相互补偏救弊的研究传统——客观主义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正如有学人描绘的，传统的科学编史学的基本观点是“客观主义”。治史必须“如实直书”，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和个人好恶。因此，传统的编史学是以年为经，以年事为内容的编年体。这种科学编史学主要是重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给过去的事件过程一个真实精确的描述。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并不诠释和评价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收集和证实过去的事实，然后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文字不偏不倚地加以叙述。实际上，这是一种记载学的工作方式。记载学的内容映照它的对象，映照越切，接近目标的程度也越高。这种体裁是最早采用的史学编撰体裁，为后世有效地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这种科学编史观，科学哲学界也有人叫它“归纳主义”的编史观。尽管传统客观主义编史学在科学编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受到理性主义编史学的巨大冲击。〔50〕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4—175、180、177—178、180—181、178—179、179—180页。
〔51〕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Springfield,Massachusetts, U. S. 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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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理性主义编史学是编史学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理性主义编史学提出，科学史是诠释史，科学史的诠释一定是合理性的诠释，科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方法论规则为科学历史提供理性的评价
〔52〕和重建。
客观主义传统的最大特色和可取之处就在于它的客观性：要求史料尽可能确凿，史实尽可能客观。这种长处和优点表现在许多史学家的言论和行动中。神学家托马斯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引用历史资料是很翔实的，总是承认“本来样子”的事物，从不“打算使它们适应自己对这些事物
〔53〕甫斯特尔就如何利用文本发出告诫——“我们要求它十分公正无私地讲话，这是所下的定义”。
历史的贞洁！”迪昂受此启发，提出“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的命题：为了识别或揭示历史的真理，精神要精确地遵循与揭示实验真理相同的路线。在文本面前，历史学家应该像检察官面对证人一样。他就文献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事后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断，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他所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它们所具有的涵义吗？〔54〕
后人库恩也明确表示，要忠于史实，并沉浸在当时的与境体验和理解史料。他在1987年一篇有名的讲演中，强调恢复历史，即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为此，他提出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描绘过去（portraying the past），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他说：“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
〔55〕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客观主义传统在坚持和看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却固守所谓的中性事实，否认理性和思想的涉入。要知道，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尚无中性事实，在作为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科学史中，就更无中性史实可言了。这是因为，在科学编史学中，史实是有所选择的，而选择本身是负荷价值的；史实也是要被理解和诠释的，不同的史学家在认识上肯定是有分歧的；史实的编排和叙述框架本身就是史学家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即使是同一史实，不同时代的史学家的诠释也会染上时代的色彩或打上时代的烙印。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著述，概莫能外。在这里，理性主义传统自然有其合法的地位。科林伍德言之有理：“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精神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精神事实。”两者的不同之处在：“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现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52〕黄小寒著：《“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53〕弗里曼特勒著：《信仰的时代》，程志民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54〕P. Duhem，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Salle Illinois, U. S. A., 1981, pp. 41-43.
〔55〕T.S. 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amorial Lectures,1987.Typ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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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
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此心知肚明。劳丹说得好：“问题不仅是哲学假定已经影响了历史著作，而是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历史（与科学一样）是毫无中性资料可言的，并且对任何一个历史
〔57〕拉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对科学中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先已具有的哲学概念的影响。”
卡托斯断定：“科学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他郑重宣示：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拉卡托斯甚至多少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
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尽管他戏称这是一个
〔58〕库恩在这“现在已经陈旧的玩笑”，但是他自己依然“喜爱”这种说法，并且“已经得到证明”。
方面也有敏锐的见解。他批评某些人对科学史的误解——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原著，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以描述——时说：“谁也不会相信历史只是年表，只是按发生次序排列的事实集成。多数人会承认，它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
〔59〕而它下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
当代诠释学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合理性给出有理有据的说明。正如梅茨格（H.Metzger）详细表述的，科学史家面对文献就像科学家面对自然现象一样：科学家对科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诠释，科学史家也对科学文献进行不同的诠释。科学史是科学史家的某种建构，一种科学史必然预设一种在先的概念和观念，在揭示科学家思想的同时，科学史家必然嵌入自己的主观思想。纯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建构是绝对不可能的。科学史家的主观要素、个人立场是历史诠释的构成成分，主观性不可能与客观性相分离，诠释总是带有一种意义筹划接触一个文本，这种偏见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科学史不可能从单一的观点，即纯粹当代科学的角度写成。可靠的科学史能够从无数可能的观点写成。撰写科学史所需要的预设是科学史家的知识理论，科学史家的认识论指导他对科学史实作出诠释，在科学史实的几种可能的诠释中作出选择。在科学史中，理解的结构是诠释学循环的，科学文本的诠释依赖于一种认识论的偏见，一般知识观又以历史研究本身为基础。因此，有些科学史家指出，梅茨格提出一种符合伽达默尔诠释学精神的科学编史学理论，在科学史领域纠正和补充了伽达
〔60〕当然，这样的诠释或解释决不意味着要发现或发明自然科学那样的原理和定默尔诠释学的立场。
律，运用“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型”说明以往和预测未来——历史的理性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赋予历史以理性的同时，我们务必把握好分寸。克拉夫言之成理：
尽管历史事实不具有人们认为它们所具有的真实性、主体间性，但是它们当然也不是史学家的随意建构物。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把历史置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幻想、猜测或痴心妄想的基础之上，这一点特别重要。但是在史学中，赋予事实的地位则存在差异。对于实证主〔56〕科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ix页。
〔57〕劳丹著：《进步极其问题》，第164页。
〔58〕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6、191页。〔59〕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ii、14页。
〔60〕施雁飞著：《科学解释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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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史学家来说，事实是神圣的，不能篡改；而历史作品通常总是倾向于仅仅揭示事实细节。与此相反，大多数现代史学家认为，精确地揭示事实本身并无价值。例如卡尔就表达了这种看法：“没有事实的史学家无根据而且轻浮；没有史学家的事实无生命而且无意义。……吹捧一位史学家的精确，就如同吹捧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物中使用了干燥适度的木材或者和得很好的混凝土一
〔61〕样。这是他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他的基本职责。”
于是，正像利莱（S. Lilley）指出的：所有历史研究必须经历两个阶段。首先，编撰事件——重要的是在一种描述意义上准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当编撰足够的事件后，进入第二阶段，现在的
〔62〕拉卡托斯也坚持，在撰写问题是在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达到理解为什么事件是这么发生的。
一个历史上的案例研究时，应该采取下述步骤：做出合理重建；尝试将合理重建同实际的历史进行
〔63〕劳丹强调，必须在史实比较，并对合理重建的缺乏历史真实性和实际历史缺乏合理性作出批评。
和合理性之间保持平衡。他一方面认为，历史事件合理性的评价是科学思想史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他也坚持我们对于其合理性作出评价的应是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某种想象之物。我们必须严格认真地探讨历史人物的真实信念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合理信念。他反对为了进行哲学评价或获得哲学教训而发明历史人物，制造历史信仰。哲学家如果想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必须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仆人——至少是讨论真实的事例和真实的信念。历史学家如果要为其工作找出相关的哲学模型，
〔64〕我对科学编史学的进路曾经发表过如下评论：这个模型就必须能够说明合理性本身的演化性。
必须在历史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涉入之间，在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知道，作为主体间可检验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人类的理性和个人的品味（ｔａｓｔｅ）的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某种弱化了的规律性模式的承认。问题在于，要谨防过分地偏执于某一极端。我们既摈弃“剪刀加糨糊”的编史学——杂乱堆积未加选择和鉴别的资料；也反对“鸽子笼的历史学”——或凭空臆想构造洋洋自得的概念框架，或故弄玄虚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前一种编史学是怕费气力的偷懒，后一
〔65〕种编史学是自命不凡的装蒜。
不用说，这样的两极张力也应该在史实与合理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得以体现。我们要极力抵制科林伍德命名的两种窳劣的历史学：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即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不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当这种历史学家对抄录别人的陈述已经厌倦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它们。于是，他们便创造一种〔61〕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第47页。
〔62〕黄小寒著：《“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第202页。
〔63〕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73页。
〔64〕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第165—166页。
〔65〕李醒民著：《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3期，第64—71页。在这里，我愿意附上哈贝马斯的一段议论：“尽管精神科学通过理解去把握它的事实，尽管精神科学对于发现普通的规律并不怎么关心，然而精神科学和经验—分析的科学却有共同的方法意识：用理论观点去描述结构化的实在。历史主义已经成为精神科学的实证主义。”参见哈贝马斯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我在论文中对历史主义有所界定和论述。编史学中的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归纳主义属于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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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笼体系，把他们的学问置入其中。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便以惊人的驯服性
〔66〕被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强行纳入其中。
与在史实与合理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科学编史学进路密切相关的一个论题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问题。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著名格言，概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他想用这句话说明，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他的具体回答和做法是：（1）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2）借助于（经验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3）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
〔67〕由此可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双向互动的：互相补充，彼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
此促进，珠联璧合。关于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作用，库恩发表过中肯的见解：
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关心时间中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有效展望，这给予历史以特殊优越性。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方法。至于科学史家需要科学哲学，库恩觉得其理由一目了然。哲学像科学知识一样，是他们的基本工具。直到17世纪末科学还大部分是哲学。这些学科分化以后仍然继续相互作用，也往往带来重大成果。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的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主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科学史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职权范围。尽管库恩并不认为现有的科学哲学对科学史家有多么重要，但是却深信，如果在准备科学哲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衬托作用，就会改进这种现状。库恩讲的科学史，是指科学内史（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化的核心部分），而不是科学外史（强调科学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科学教育、制度以及道义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演变模式）。他讲的科学哲学，既不是逐渐融入应用逻辑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至少不能肯定是论述某种流行理论含义的部分，这种理论专以解决诸如因果性或时空等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为目的。毋宁说，他指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东西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科学
〔68〕劳丹具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必须涉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
体地阐明：“科学哲学在两个重大方面依赖于科学史。第一，科学哲学旨在阐明隐含在我们对于HOS1（实际的科学史）的某些事例的直觉之中的合理性标准。第二，对任何哲学模型的鉴定都需要对HOS2（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作）详加研究，以便对这一模型可否应用于PI（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事
〔69〕例做出评价。”
在这里，需要警惕的是，低劣的科学哲学或芜劣的科学史不仅不会补益于对方，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诚如米特尔斯特拉斯告诫的：由教条和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66〕科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第292，298—299页。
〔67〕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41页。
〔68〕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13、10—11、12页。
〔69〕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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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科学哲学同时要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的是，通过对科学史中的一手资料的详细研究，来取代那些华而不实的空
〔71〕中楼阁。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这就是产生哲学问题的资料。”
五、几种有趣的科学史“观”
由于科学史家或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对历史本身的基本看法不同，或者所立足的根本立场、所持有的研究传统或编史纲领、所假定的预设或前提、所采用的说明或诠释模式不同，于是形成形形色色的科学史“观”。我们前面涉及的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史学观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目的论、因果论、进化论对历史的看法。目的论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倡的，认为历史有自己的终极目的。这一观点与因果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将来即假定的终极目的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与确定现在与过去的。无论历史怎么变化，变化的最终目的是不会变的。欧洲中世纪指导人们生活的，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将来必然发生的“末日审判”，人生即是着眼于这一时刻的人生，所有的历史均是这一时刻的前奏，均是这一历史目的的“前”历史。这是目的论历史观的直接表现。因果论的历史观表明，如果能准确全面地描写某物在现在某个时刻的某个状态，便可根据因果规律还原出此物过去的任何一个状态，并且准确计算出将来必然发生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预测将来与还原过去是同一个模式。原则上，过去与将来完全相似，因为从现在出发既可以说明过去亦可以预测未来。未来亦不会带来完全崭新的东西，因为变化的规律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规律。按照这一看法，我们似乎可以根据我们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建设未来。人类可以促使历史进步。这一思想与因果观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进化论导致的模式与上面两种看法完全不同，因为它只能采取“回头看”的方式，说明“现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种类是怎样来的，以及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存在过的种类“现在”为什么没有了，这是“突变—选择模式”与因果模式的最大不同。由于突变的产生是突然的，因而未来亦变成一个无法准确预料的未知数。依照进化模式，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对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个“倾向性”的预测：永远是“也许会如此如此”。多种同时并存的可能性将来也许都会实现，当然现状也许会持续下去，但也可能中断。
与因果模式相比，进化模式的解释能力弱一点，因为它只能从现在出发解释过去；但在说明与建构多元领域与多元方向方面，它又比因果论强。如同在生物学中那样，承认“突变”与“选择”这一概念，便可以更好地解释与理解那些用目的论或者因果论无法解释的历史过程。进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它可以解释事物及事件的独特单一性与个性，同时又强调单一事物与事件的不可重复性。这种形式的进化模式与现代人的历史观完全相符，亦与诠释理论、人们对诠释理论的兴趣以及由诠释理论导致的解释理论相吻合。两者即进化模式与诠释理论，均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与解释“理解”的手段。不仅如此，进化模式还说明了，为了理解我们自己，我们除了依赖自己的过去，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进化模式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发展”概念取代了对世界历史发展终极目的的信仰，亦取代了我们通过相信因果论而产生的认为自己可以促进历史“进步”的观念。“发展”这个概念与“目的”及“进步”不同，它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多头神，既可能被理解为〔7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71〕费耶阿本德著：《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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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幸运”，亦可被看成“危险”。
在以上三种科学观中，波塞尔看中的是进化论模式，因为它避免了目的论和因果论的极端观点，涵盖性和包容性较大。不用说，像这样的科学史观或历史观还可以举出不少。不管怎样，在各种科学史观或历史观中，我们还是采取一种“多元张力”的透视比较恰当：尽量汲取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优点，扬弃它们的短处和缺点，使它们互补起来，而不是墨守于一隅。
接着，我们转而论及科学内部史（内史）与外部史（外史）。库恩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两分法：“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的最新对立面。这样把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对于“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这个问题，库恩的回答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在革新家用他们的发现或发明改变科学的前进方向之前，他要熟悉当时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所显示的固有传统。历史学家与这些革新家打交道，应当尽力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认识到科学家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出名，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怎样成为他的问题的。认识到一项历史发现很少就是后来教科书归于发现者的那一项，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他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在这一重新构造的过程中，科学史家应当特别注意科学家的明显错误，这并不是为了错误本身，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揭示科学家所记录的结果或现代科学仍然保留的论证过程。”至于外部史，就是试图把科学放在一种文化关系中，以加深对科学发展及其影响的了解。它采取三种特有的形式：最古老的是研究科学建制；思想史家常常考虑科学对于西方思想各方面的影响；对建制和思想的关心，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某一地理区域的科学的研究，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按照库恩的观点，“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实际上它们只有一个从另一
〔73〕由此看来：个引申出来，才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库恩的“两分法”是从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角度划分的，而不是按研究方法划分的，尽管他分别称其为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倒是爱因斯坦的“两分法”——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外部的或有文献证明的历史——才是依研究方法划分的，二者分别采用的是直觉方法和考证方法。后
〔74〕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非常富有启发性，尽管它充满危险。
尽管内部史和外部史应该互补并收取相得益彰之效，但是内部史毕竟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且也是可以适当进行理性重组或逻辑重建的领域。拉卡托斯对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看法别具只眼：“对每一种方法论来说，规范的—内部的东西与经验的—外部的东西之间的重要分界各不相同。内部编史理论与外部编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历史学家对问题的选择。但外部史的某些最关键的问题只能根据自己的方法论来阐明；如此定义，内部史便是首要的，而外部史只是次要的。实际上，鉴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史的自主性，外部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他还明确表示：“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72〕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4—226页。
〔73〕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108—109、111—113、118页。
〔74〕李醒民：《评库恩的科学史观》，《大自然探索》1991年第2期，第119—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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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的几个问题・
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
〔75〕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展的逻辑来说明。”
下面，我们涉及和思考一下对待历史文本或史实的妥帖态度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深入过去的与境设身处地地同情和移情，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和本真；站在现在的视角合理适度地观照和诠释，认真探求历史的智慧和灵气。关于前者，罗素的一段经典性的议论深中肯綮：
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意，直到有可能知道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可以相信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有两件事情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和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是真的，而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种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域；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
〔76〕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罗素虽然是针对哲学家研究讲的，但是它完全适合于属于科学史范畴的科学家研究，也适用于一般科学史研究。这就是，必须对研究对象或历史文本抱一种假设的同意、同情或移情态度，恰当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无独有偶，库恩在1947年夏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时，实实在在地亲身体验了这个过程。他发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伟大的智慧人物一谈到运动问题，说的全是昏话。原来，他是身处牛顿力学的知识背景阅读的。当他转换到当时的语境重新阅读文本时，情况为之一变：亚里士多德讲得头头是道，其各种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此后，库恩寻求一种最好的和最易于理解的阅读方式，就成了他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这个教训使他也懂得了应当这样阅读历史上其他科学家的著作：第一，阅读一本原著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原著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为了使学生也能吸收这些教训，他提出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原著中的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一种答案，有些段落虽然讲得通了，但是你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库恩从中看到一种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不宜把这种方式说成是知识的增加或者
〔77〕库恩只是错误的逐步改正，而是“另一种思路”。他的结论是：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
提及巴特菲尔德转换角色以移情的妙论：“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75〕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41—142、163页。
〔76〕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页。
〔77〕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iv—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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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２期）
〔78〕荷兰科学史家胡伊卡斯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故事。”
为了公正地做出判断，史学家必须以同情的理解去看待先人们的思想、观察和实验：他必须拥有足够强的想象力，“忘记”他正在研究的那个时期之后为人所知的东西。同时，为了被现代读者所理解，为了让历史真正地有点生气，而不是单纯具有古物收藏的趣味，他必须能够使早期的
〔79〕观点面对现实的观点。
关于后者，即使早期的观点面对现实的观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普罗克特在肯定历史哲学依然是中心的概念——历史理解的传统目标之一是对过去的同情和鉴定（这是维科的历史科学的观念）——的同时，也断然表明，理解并不是历史的唯一目标，否则会陷入古董收藏主义（antiquarianism）的危险。撰写历史的意图不再是产生过去，而是把某种东西添加给它。他对下述状况强烈不满：历史只对过去讲话而不对现在讲话，这种历史研究是“为历史而追求历史”，几乎不、或几乎不关注把研
〔80〕雷斯蒂沃径直指出，历史被看做是在我们现在能够环视究的问题与当代的问题或利益联系起来。
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蓄水池；这些东西不是过去的事物，而是现在的事物，不是尊重的事物，而
〔81〕难怪诸多历史学家注重史学研究中主体意识的作用，是审视、玩弄、抛弃、开拓、改造的事物。
甚至断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用现代视角观照和诠释的历史。在这里，历史主义方法论大师多罗伊森从两个角度说明历史“当代性”的意义：“第一，只有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仍旧遗留到当代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甚或了解这些事情；第二，直接完全地理解过去即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面对的是一些偶然遗留下来的材料。理解历史是有限度的，一是因为遗
〔82〕基彻在评论和批评“行动者范畴留的资料文献的原因，二是因为我们亦受到我们时代的影响。”
（actor categories）”与历史写作的主张时，把分寸掌握得恰如其分：
放弃我们当前的信念，常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参与者，这里我们把自己置于“内部者”来理解参与者的问题。然而，在其他情形中，为了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的“困境”，运用当前的知识从“外部”去理解，是历史理解的最好方式。我们不能说哪种方法具有优势，常常是两种方法的结合，才
〔83〕能给予历史学家的图腾以准确的说明。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直觉和想象力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像在科学中一样，直觉和想象力在科学史或历史研究中也须臾不可或缺。卡西尔曾引用布克哈特的言论：“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他赞同这位文艺复兴大师关于历史与诗一样需〔78〕L.G.巴伯著：《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79〕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第115页。
〔80〕R. N. Proctor, 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 12—13. 他哀叹：“同情和批判的谨慎结合由于20世纪历史和哲学的分离造成了困难。哲学（主要在它的主流形式中）探索永恒之真，历史探索永久变化。结果在两个学科中是实质性程度的琐碎：在历史中，经由衰落和古董收藏主义；在哲学中，经由冗长乏味地着魅于逻辑形式和分析精确性。”
〔81〕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Press, 1994, p. 213.
〔82〕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第181页。
〔83〕基彻著：《为科学论辩护》，见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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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象力的观点，进而提出编史学既不能墨守实在，也不能凭空想象而虚构。“伟大的历史学家避免这两种极端。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他们是特殊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和调查者；但是他们并不缺乏‘诗人的精神’。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和诗歌乃
〔84〕爱因斯坦对撰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写科学史的看法别出机杼：有一种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需的，尤其是要重新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时更是如此。直觉的历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尽管它
〔85〕我也曾经这样写道：充满危险。
历史不是腐朽的或干瘪的僵尸，也不是供人把玩的老古董。它要出智慧，它要有灵气。要知道，
〔86〕理性潜入编史学，历史便迸发出智慧和魅力；直觉融进编史学，历史便充盈着灵气与活力。
在结束本文时，我愿意附加两个话题，以飨读者——也许这不会被误解为画蛇添足。其一是梅尔茨对“历史”的机智见解：“变化不居并不一定构成历史。运动和变化可能会像绝对静止一样单调，如果它们仅仅没完没了地周而复始，如果整个运动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比开端更重要或更好。但是，更重要和更好这两个词意味着由一个思维着的旁观者在做比较，他赋予一个事物比另一个事物更重要的价值，为此根据某些理想的标准做判断，而这些标准不是在自然界客体或过程本身之中。也许一个机械的和无心智的变化系列能够产生无穷尽的数，或者无数种类的形式。但是，只有当一到多的过渡和形式多样性的产生能为思维着的心智理解，仅当这些过程的结果事关
〔87〕重要，仅当这些结果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仅当可以记录下某种得失，这个过程才称得起是历史。”
其二是我对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纲领或方法论的原则性看法：
在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中，实证维是坚实的根基，它展现科学史的“本我”（ｉｄ）；理性维是“思想的芦苇”，它揭示科学史的“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直觉维是内心的透视，它洞见科学史的“自我”（ｅｇｏ）；与境维是必要的烘染，它除了作为“绿叶”对“三朵红花”起陪衬作用外，还能拓展科学史的铺陈，加深对科学史的“本心”的领悟和脉搏的把握。在“四维空时”中重构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例如，史料不用说极其重要，但是史学论著又不能停留在材料的堆砌上，必须给其注入另外三个维度的因子。不过，理性决不能妄加僭越，凌驾于实证资料之上而天马行空，建构空中楼阁式的历史或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以自欺欺人。直觉在事前不应无视史料的提示，在事后不能抛开理性的审查。直觉应该弥补理性之不足，理
〔88〕性必须警惕直觉的危险。与境维确实能锦上添花，然而要防止它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
（责任编辑张灵）
〔84〕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59、262页。
〔85〕《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22页。
〔86〕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
〔87〕梅尔茨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4页。
〔88〕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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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UPL No.2
A Bimonthly March2011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Leg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Trail of the Case of Infringement of MichelinTrademarksSunYouhai/
Republic of China.5Senior justics, vic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People’s
Abstract: Both a trademark and an enterprise name have the function to distinguish commoditiessources. Since their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re conducted by different offices, conflicts of exculsiverights occur frequently between trademarks and enterprise’s registrated name. And the protection scope ofwell-known trademarks may expand to different or dissimilar commodities or services. This paper proposesthat in the trail of the case and on the prerequisite of well-known trademark confirmation, according to theprinciple of protecting prior rights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People’s Court should ascertain thatthe later action of enterprises actually take up the reputation of commodity built up for many years by thewell-known trademark, which is indeed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So the later enterprise should take thecivil liability such as discontinuing the application.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Li Xingmin/Profess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4
Abstract: Now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as become a famous scho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nt,purpose, function and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 science historical outlook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to start discussion and speak up willingly.
Huang Guangjin/On the View of How Religion Affected Law in Law and Religion34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Law and Religion has greatly influenced domestic academia af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Chinese. Undeniably, Christianity culture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western constitutionality.Bu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stern constitutionality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Christianity culture, whichis a culture preference.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dern legal system is result of strugglebetween monarchical power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Legal concept of freedom and liberty is adapt to newlyemerging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From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 people choose to obey the legal rules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satisfy wants in a way which can be tolerated by others not for that they thinklaw has holiness in itself.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of Customary Law of Wildlife Protection inthe Southwest Minority of China40Li Yu/Doctoral candidate 2009, Law Schoo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ina.
Abstract: The Liu-pan Mountain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re rich in wildlife resources.However, the illegal acts of destruction of wildlife resources are still rampant. Law is the most coercive powerof the means of protection. Researching on the local legislations about wildlife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Ningxia,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only way to maintain thelocal species diversity is improving the habitat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consumer behavior regulation systemin Liu-pan Mountains,building the wildlife resources file system and the resources protection fund system.
Trend and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rom the Case of Saipem v.Bangladesh48
Dean of the School of Law,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honorary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Hague).Wang Guiguo/
Abstract: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n be detectedfrom the practice of dispute settlement, especially the arbitration practices of the ICSID. Saipem v. Bangladeshwhich was decided by the ICSID in 2009 is a case in point. This case will, among other things, have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jurisdictionissues, determination of“foreign investor”and“investmen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as well as the decision-making by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of the host state. To some extent,・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