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是否为"异国尧舜"?

按: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抱怨华盛顿被中国人抬到“异国尧舜”般神活高度(见9月23日中国新闻网和凤凰网),然而正文却没读出个所以然。真实的华盛顿品格如何?是否值得中国人敬仰?在此发布笔者1995年刊发的一篇演义性文章,原题“乔治.华盛顿”,以交由读者公论。转引须注明出处。

如果人们不能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理性便一无所用,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沉默将卷土重来,就像羔羊之于屠夫。——乔治·华盛顿

在美国西部的南达科他州,有一座雄伟的山峰屹立在那里,那就是著名的拉什莫尔山。这座山的出名之处,不在于山势的险峻或拥有出众的海拔高度,而是因为它上面雕有四座巧夺天工、体积巨大的花岗岩头像,他们分别是美国历史上四位最伟大的总统。其中,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尤为突出,他身列最前沿,气势恢宏,目光如剑,若有所思,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熠熠生辉。

富家少年初长成

1732年2月22日,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威斯特摩兰县布里奇斯溪的一个农场之中。他的北美第一代祖先是约翰·华盛顿。1657年,25岁的约翰离开家乡英格兰,跨过遥远的大西洋,踏上北美这块希望之地。在风光秀丽的弗吉尼亚,约翰有幸结识了种植园主撒尼尔·波普的女儿安妮。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秦晋之好。更令约翰高兴的是,安妮还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一一700英亩的膏腴之地和80英镑的贷款。从此约翰一家便在这里生息繁衍,奋力开拓。他购置了波托马克河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的肥沃土地,从而将自己的地产整理得有点像模像样了。到1668年,他已摇身一变为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了,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华盛顿家族的经济基础就在这时奠定下来。后来,他出任过地方法官,担任过教区委员,还以上校身份平息过印第安人的骚扰,镇压过纳撒尼尔·培根领导的起义。华盛顿家族的军人气质也许就从此时生成吧。

此后,华盛顿家族就主要靠从事土地投机、垦殖、贸易、面粉加工等行业而兴旺。到乔治的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约翰之孙)这一代,他们又交了好运,奥古斯丁在自己的住地发现了铁矿,从而为这个家族添上了冶铁业这一行当。后来奥古斯丁专心经营种植园,规模越来越大。奥古斯丁中年丧妻,续弦是玛丽·鲍尔,即华盛顿之母。二人一个长得体魄魁伟,一个显得娴静文雅。华盛顿本人英姿非凡,得乎二人之功。

华盛顿是他们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早晨10点钟左右,小生命在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里呱呱坠地。那座老屋依势建筑在一块向阳坡地上,遥遥望去,波托马克河粼粼波光依稀可见。如今这个老屋已荡然无存,只有野花丛中掩映着的一块标明华盛顿出生地点的石碑,仍在默默地诉说着这个故事。

乔治出生后不久,父亲因煤业之故迁居斯塔福德县的弗雷农庄。这里的房子与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风格相似,也是坐落在一块高地上,下面是一块绿茵茵的草地,这是小乔治的游戏场所。拉帕哈诺克河从草地旁边静静流过,更使此地的风光增色不少。可惜的是,这里的房子现在也不见踪影了,只留下一些破砖残瓦,供人发思古之幽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乔治有了五个弟弟妹妹。但兄弟姊妹中同乔治关系最亲密,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其异母长兄劳伦斯。奥古斯丁将劳伦斯视为未来的接班人,故将其送到英国攻读学业。

1740年,劳伦斯从英国学成归来,不久便加入了英国海军,开赴加勒比海参加与西班牙的战斗。这种经历使劳伦斯既有教养,又富有男子汉气概,文韬武略都让乔治羡慕不已,因而将劳伦斯奉为行动之楷模。每当劳伦斯鸿雁传书,绘声绘色地描述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小乔治总是激动地倾听父亲念出的一字一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哥哥所接受的教育相比,小乔治就不行了。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进行的。父亲威严而有学识,时常教诲小乔治;母亲性格刚烈有些固执,对小乔治形成自强自立的信念也许有一定影响。他的急躁脾气和威严气派也许是他们遗传给他的。18世纪弗吉尼亚人所必须有的道德、风度和必要的知识,主要是从其双亲及劳伦斯那里得来的。乔治接受的正式教育不多。当他刚通人事的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当地的一个“老式学堂”,虽然是当地最好的,但条件极为简陋。乔治11岁的时候,又被母亲送往一座好一点的学校。但在15岁之前,华盛顿并不经常上学,田野、河边和树林也许是他最好的课堂。游泳、跑步、拳击、掷铁圈等体育活动,他十分喜爱,体格非常强健,他的两只大手需要特别大的手套,两只脚需穿特大号的鞋子,两眼沉着坚定,“像公牛凝视着一片牧草”。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他学习一丝不苟,作业工工整整,对数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13岁以前就能将各类商业、法律文件,各类票据抄写得规规矩矩。这种认真态度,对他以后处理军机要务、管理庄园等都有莫大的裨益。最能体现他这种认真精神的莫过于他对“待人接物行为准则”的刻板遵守了,那是他13岁做抄写练习用的字帖。现摘录其中几条来看:

“不要谴责、申斥或谩骂别人。”

“与人交往,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

“说话时不要用手指着你所谈到的人,也不要与你交谈的人凑得太近。”

“和上级有分歧时,不要争辩。要以谦逊的态度向对方陈述你的意见。”

“不要探听别人的事。看到别人私下谈话,应当回避。”

成年后,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遵循着这些守则做的,有点像老派的英国绅士。他对书本有种敬慕之情,但他不喜欢抽象思辨,他看书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的处世哲学和知识更多地来源于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及其自身经验。美国前六位总统中,唯有他没上过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锻炼出了强健的体格,培养出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但在坚毅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埋藏着被克制着的丰富感情。他喜欢跳舞,周旋于女人之间,富有罗曼谛克情趣,但因性格腼腆等因素,社交并不成功。15岁那年,他就萌生了一段朦胧的浪漫感情。一位被他称为“低地美人”的姑娘闯入了他的心。内心的缠绵之情不得排遣,使他抑郁寡欢。虽说身边有不少女性青睐年青的乔治,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能释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提及:“目前我住在爵士府邸,一位十分可人的年青女士也寄寓该处。我在这里,心无牵挂,日子本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我经常与她作伴,而且无法避免,这就重新点燃了我从前那种对你们‘低地美人’的激情,真是火上加油,更使我心神不定。要是我能深居独处,不与青年妇女接触,把我那纯洁而烦人的感情埋葬于永久忘却的坟墓之中,我可以多少减少我的烦恼。我敢肯定,这是我减轻痛苦的唯一验方或良药……”乔治成年后,在情场上也是频频失意,这使乔治更不苟言笑了,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乔治将内心的火热感情进行了冷却处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事业方面去了。

孜孜以求立功名

乔治11岁那年,不幸突然降临。父亲暴病而死,年仅49岁。华盛顿失去了被父亲栽培的机会。

奥古斯丁为儿女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其中有10000英亩的土地和49名奴隶。劳伦斯继承了遗产中的最大一份,即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另一异母兄小奥古斯丁得到了威斯特摩兰县的老家;拉帕哈诺克河畔的地产,即弗雷农场归了乔治之母,而她表示欲在身后传给乔治,这块地产比劳伦斯的那块小得多。

失去父亲的庇护,乔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奋斗了。为了获得土地、财富和声望,华盛顿很早就下了决心,这也是当时每个富家子弟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口有人评价年青时的他“对财富的欲望贪得无厌,有时还好争吵”,即使后来有了相当的地位后,他“仍会坚持索取应该给他的每一个铜板”。母亲也为他的前途筹划过。她曾想到在英国海军里为乔治谋个一官半职,但后来又变了卦,原因是她的英国异母兄弟约瑟夫回信说,作为一个年青的殖民地无名小卒,很难期望在英国人手下得到提拔,还不如当一名普通的水手,而普通的水手如同牛马,也不值得去谋取。本来乔治已整装待发,欲步劳伦斯之后尘,但母亲的决定给他浇上了一瓢冷水。

另一个机会又来了。1747年,劳伦斯之妻的一位亲戚费尔法克斯勋爵来到了弗吉尼亚,打算丈量蓝岭以西拥有的大片土地。华盛顿本人对土地丈量跃跃欲试,很希望到谜一般的西部闯荡闯荡;失恋的痛苦也许是他急欲外出“深居独处”的一个深层原因;母亲脾气很坏,他也不愿呆在她身旁。他欣然接受了勋爵的邀请,作为测量队的助手,于次年3月出发了,当时年仅16岁。这是他独立生活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似乎感到机会之神在召唤着他。

西部测量生活非常艰苦。白天,他涉溪过涧,翻山越岭,行走于印第安人出没的丛林和草地,夜宿帐篷和篝火旁,谁离火近谁就认为是一种幸福。狂风暴雨时来侵扰,叮人的虫子也会不请自来。但这种生活锻炼了华盛顿的意志,加深了他对弗吉尼亚大自然的热爱,培养子对大西部的兴趣,学会了在荒野中生存的本领。连续三年的测量不仅使其工于测量的名声传播于乡间,也使其钱袋充实起来。1750年10月16日,他买进453英亩土地,25日购入550英亩,当年年底又置办了456英亩。这样,主要靠自身努力,19岁的乔治便在西部拥有了1459英亩的地产,乔治为此十分自豪和满意。

当乔治因测量土地云起龙骧之时,劳伦斯却因肺病而一蹶不振。敬重哥哥的华盛顿放弃了宝贵的测量机会,亲自陪同哥哥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进行疗养。他一生中也就这一次离开过北美土地。在那里,华盛顿不幸染上了天花,结果在脸上留下了永久的麻点。这对其日后的爱情经历有无影响就不得而知了。劳伦斯留下休养,华盛顿单身起程回国。不久,他深爱上一位名叫贝特西·芳特勒萝伊的16岁姑娘,可她一直拒绝华盛顿的请求,这真愁坏了乔治。尽管乔治请求其父劝其女儿“发发慈悲”,但仍无济于事,终成南柯一梦。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帮助他在爱情上顺遂取胜。

1752年,劳伦斯英年早逝。他在遗嘱中写明,若他的独生女儿萨拉死后无嗣,就由乔治来继承弗农山庄的产业。不久萨拉也死了,嫂子也改嫁他人。乔治乘机租用弗农山庄,后来取得了全部主权,成为弗农山庄的真正主人。乔治靠时运凭空获得了一大笔财产,成为弗吉尼亚一个大种植园主。他的土地增加到5000英亩以上,牛马成群,还拥有近49个黑奴和少量白人契约奴。庞大的财富为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七年战争露头角

劳伦斯之死不仅给华盛顿留下了巨额财富,还使他步入了军旅生涯。

劳伦斯生前曾担任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团副官的职务,这位军人兄长在乔治心目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能够步长兄之后尘,建立军功,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在劳伦斯养病之时,他就给丁威迪总督上书,希望能担任弗吉尼亚北峡地区的民团副官。劳伦斯死后,又要求接替劳伦斯的职位。结果总督恩准,1753年2月2日,华盛顿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弗吉尼亚南区民团少校副官。当时这位年仅2l岁、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在军事知识上并不比其部下多懂多少。从土地测量员到民团副官的命运转折,使华盛顿的视野从关注自然界转向人际关系和政治风云,他本人也逐渐被卷入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的漩涡。

18世纪50年代,英、法对北美的争夺日趋激烈。1753年秋,丁威迪总督发现有必要警告法国人,使其中止对英属俄亥俄河流域殖民地的侵犯活动。华盛顿感到这是千载难逢、一显身手的机会,“决定抓住不放”。丁威迪正为此事愁眉苦脸,原来他派去提交抗议信的两名军官,到了洛格斯顿便知难而退,华盛顿的毛遂自荐使其转忧为喜,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1753年10月31日,华盛顿身着印第安人猎装,带领六人骑马出发了。路上天气寒冷,风雪断道,且随时有与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遭遇的危险。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前往伊利湖畔的法军驻地柏夫堡,递交了通牒,并带回了回信,往返路程近千里,历时两个半月。有次为了逃命,他不得不从木排上跳进汹涌的河流,差点“葬身鱼腹”,幸亏在冰块中抓住一块木头,才游上一个小岛。还有一次因战马过度疲劳,他不得不徒步行走了几百英里。他在旅行报告中写道:“整个旅途中,无日不雨雪交加,无日不寒冷彻骨。”

1754年1月16日,华盛顿不辱使命,将法方信件交给丁威迪。他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总督将报告印行,在伦敦的两个刊物上转载。华盛顿因而名声大振,成为“弗吉尼亚初升的朝日”。

丁威迪决定派远征军,前往俄亥俄岔口地区的要塞。在华盛顿的一再请缨下,22岁的华盛顿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团中校,带领一支小分队前去阻止法国人的推进。华盛顿大喜过望,再三表示,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这次提升”。1754年5月27日,他的分队在宾夕法尼亚南部与一支法军侦察兵发生遭遇。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俘虏法军21名,击毙12名,而自己只损失1人。这个事件引发了七年战争。这是华盛顿指挥的第一次战役,初战告捷使他欣喜若狂。三天后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听到子弹飕飕飞过,真的,那种声音确实有些悦耳”。法军尝到苦头后,秘密调动部队,积聚足够的力量,准备给华盛顿致命一击。此时的华盛顿已接任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并被提拔为上校,负责350英里的漫长战线。他预测到法军会伺机反扑,故在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乌尼翁镇附近修筑了工事,因其困难,故称“困苦堡”。负责守卫的英王嫡系部队“独立连”由麦凯指挥,虽然其军衔低于华盛顿,但在调动过程中,不但不愿听命于华盛顿的指挥,相反却企图指挥华盛顿,故在法军进逼的情况下,行动迟缓,没能援助华盛顿。7月3日,几百名法军和印第安人包围了该要塞。虽拼死抵抗,华盛顿仍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他和400名士兵被迫挂起白旗,签署了“投降协定”。

这次失败对华盛顿的信心虽是个沉重打击,但当时的舆论宣传却使其变成一位新闻人物。法国指责华盛顿的侵略,弗吉尼亚则将其赞为英雄,其事迹飘洋过海,甚至轰动英国宫廷,大西洋两岸都注意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困苦堡之败后,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取消正规军和殖民地军队在指挥上的混乱,下令将弗吉尼亚民团分散成各连队,取消高于上尉军衔的军职,各连队均由正规军的上尉指挥。这项对殖民地有歧视色彩的法令使雄心勃勃的华盛顿非常气愤,一怒之下辞职还乡。

1755年5月5日,英法战争升级。英国决定派出三支远征军到北美与法国角逐。其中由少将爱德华·布雷多克指挥的远征军来到弗吉尼亚。眷恋沙场的华盛顿萌发归队之意。在布雷多克的邀请下,华盛顿担任上校副官。布雷多克曾在皇家禁卫军任职四十多年,非常迷信禁卫军那套训练,不愿接受灵活战术。华盛顿提醒说,要警惕印第安人的伏击,可是英军依然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列队开向法军阵地。7月9日,法军和印第安人设下埋伏,在一片喊杀声中向英军扑来。英军四散溃逃,布雷多克也受了致命伤。华盛顿沉着应战,尽管集合部队像企图“阻止野兽逃跑”或“阻挡流水”那样困难,他还是指挥队伍且战且退。华盛顿表现得异常勇敢,威望大为提高。他后来写道:“由于上帝全能的意旨,我得到近乎神奇的保佑;四颗子弹穿过我的外衣,两匹坐骑被击毙,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而我却安然无恙,平安脱险!”

布雷多克出征失利后,弗吉尼亚西部险情大增。丁威迪提出重新启用华盛顿,恢复他的上校军衔,担任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华盛顿起初拒绝受命,后来总督再三请求,他便答应了。此后他便率领着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守卫着长达350英里的战线。他制订严明的军纪,对散漫、不像样的新兵加以训练,调解内部争端,以保持纪律。同时进行垦殖以获得给养,为部下提供医疗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同弗吉尼亚上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这段时间磨砺了他在严酷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的生存本领。

但是这项职责排除了他在此后主要战役中担任指挥的可能性,那些战役都是在英国军官指挥下进行的。华盛顿对乏味的防卫任务感到无可奈何。1758年,他曾对接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这样说:“至于卑职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则卑职当早已升迁。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诚恳和度量,当不致徒作空言。”但升迁之事似乎遥遥无期。这恐怕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前途的看法很悲观,他认为“前景布满阴霾,看不出任何光明的迹象”。

携妇将雏归弗农

1758年,正当华盛顿为保卫弗吉尼亚西部边境过着“放逐”生活的时候,一位年轻美貌的妇女闯入了他的生活,她就是26岁的寡妇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她虽然身材不高,但娇态迷人,一双灰褐色的眼睛含情脉脉,秀发蓬松柔美,“带有南方妇女那种迷人、坦率、可爱的风度”。

华盛顿是在行军途中结识马撤的。二人不久便海誓山盟,订下终身。看来华盛顿对她十分满意。华盛顿需要金钱和威望,而马撤需要为她的两个孩子和大片庄园寻求一个监护人。华盛顿行军途中,还不忘温存地写信给马撒:“自从我们誓结同心之日起,我的思念一直萦回在你的身边,你好像就是另一个‘我’。”但与此同时,昔日爱情的伤逝也一直缠绕着他的思绪;就是在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这些记忆,我只想忘记,直到有朝一日我可以重温旧梦。但是痛苦的经验啊,它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证明了我早就有的见解:命运之神控制着我们的行动,再强的人力也无法抗拒。”

也许是在此时,他和邻居的妻子萨利·费尔法克斯太太有了些风流韵事。身材窈窕、工于心计的萨利比华盛顿大两岁,常与华盛顿玩牌、跳舞,名声不佳。容易上勾的华盛顿被弄得魂不附体,热情急剧高涨。但与华盛顿喜结良缘的并不是萨利。9月,他在给萨利的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用这种方式向你倾吐我对你的爱,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我之所欢究竟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最终“无法抗拒”地选择了马撒。

1759年1月6日,华盛顿和马撒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此时,英法之争已告一段落,华盛顿已辞去职务,退出军界。蜜月后不久,他们—家搬回弗农山庄。

马撒的到来,使华盛顿的家产激增。马撒的前夫卡斯蒂斯是个大种植园主,他因病去世后,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大宗财产,其中包括1.7000英亩土地和300名奴隶。华盛顿原有土地5000英亩左右,奴隶49名,现在一下子成了拥有22000英亩土地和349名奴隶的弗吉尼亚太种植园主。把这么大的家产管理好,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但华盛顿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决心把它变成弗吉尼亚第一流的种植园。

华盛顿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他总是将庄园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自己生火,在烛光下读书或写信,早餐后骑马到各农场巡视。有时与黑奴们干些零活。他要求每个人“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干好”,为此经常责备“懒汉”,并花费了大量管理费用。他倡导清除当时风行的耗竭地力的做法,致力于提高土地收益。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谷物轮种,培育新品种,仅小麦一项他就试种了12种以上。他还倡导新农具和化肥试验,改良牲畜。他扩大了波托马克河的渔场,开办了磨坊。将生产出的鱼、小麦、面粉运往西印度群岛,并从那里运回外国商品和货币,维持着他的庞大家业。

他兴趣广泛,赛马、射击、赛船、垂钓、看戏、玩牌、斗鸡,无所不通。他特别喜欢打猎,仅1768年,就外出猎狐49次。由于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又乐善好施,广结四方豪杰,因此弗农山庄经常宾客盈门。据说在1775年前的七年中,就接待了两千多位客人。对于卡斯蒂斯夫人的两个子女,他视若掌上明珠,忠实地履行着父亲的责任。

但好景不长,变幻莫测的时局,又打破了弗农山庄的宁静,把华盛顿卷入了时代的激流之中。

风云突变居不易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了北美的霸权,同时也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 制与掠夺。按照英国航海法的规定,殖民地货物须输往英国及其殖民地; 美洲殖民地所购欧洲货物,须由英国中转,由英船运输;各殖民地间贸易须交关税;各殖民地制成品如同英国货物发生竞争,则须受限制乃至禁止,华盛顿在多种场合曾抱怨其烟草须销往英国,且被英国代理商以极低价格出售。他认为在重量和保险税方面课税太重,而英货又质次价高,样式落后,都是“我们祖父用过的式样”。他不得不削减了烟草生产,让其奴隶生产一些商品,表现出对重商主义限制措施的愤愤不平。

但对华盛顿打击最大的是西部土地的丧失。本来,在英法交战时,英国鼓励在俄亥俄地区垦殖,以作为从法国人手中获取土地的筹码。丁威迪曾于1754年答应给边防军提供20万英亩土地,华盛顿对其很感兴趣。到1773年7月时,他已在沿俄亥俄附近搞到了2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经济利益与西部密切联系起来。然而坏消息终于从天而降。1774年,英国颁布了魁北克条例,其中规定:英国将弗吉尼亚与它声称拥有的俄亥俄北部分开来,并将其并入魁北克皇家省。这个行动触动了华盛顿的切身利益。次年5月,弗吉尼亚总督约翰·马瑞取消了华盛顿对那里的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华盛顿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就丧失殆尽。

华盛顿自身的命运和北美的政治风云是息息相关的。华盛顿的遭遇也使他对英国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他自称的“良臣顺民”发展到走上反英的道路,二者真是相差甚远!

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出版的一切印刷品都须贴上半便士到20先令的印花税。这不仅侵犯了殖民地议会的立法权,也使各阶层都遭到盘剥。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印花税斗争。他们组织了“自由之子”社,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砸毁税务局,焚烧印花税票。与当时激进民主派相比,华盛顿的态度是稳健的、温和的,他心里虽反对印花税,但对骚乱又感不安;对英国既有不满,又不愿割舍同英国的联系。而英国一计不成,又生新招,于1767年11月推出“汤森法案”,规定英国向北美输出的商品须交纳重税;波士顿海关直属财政部;解散纽约议会。殖民地又骚动起来。华盛顿也发誓不买这些东西,“只有纸例外”,其思想正向积极方面转化。在给梅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敌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武器……应该是最好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北美的革命风暴已迫近了,并准备着为祖国服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支持抵制英货计划。

形势果然越来越紧迫。1770年3月5日,英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射击,酿成了“波士顿惨案”。为了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了除茶叶税以外的全部汤森税。但觉醒的北美人民又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回敬,以表明对英国企图保留的“一丁点儿”的征税权的反抗。这又引发了英国的大规模报复。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五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有:封锁波土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取消殖民地的司法权;俄亥俄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土地都归魁北克。其中的魁北克条例使华盛顿的大片土地化为乌有。这五项法令不仅没有压服殖民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一盘散沙的各殖民地反英运动聚合一起,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华盛顿也沉不住气了,开始慷慨陈词,愤怒谴责英国在北美推行的暴政,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他与亲英的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被这个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垮了。在弗吉尼亚议会上,他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发誓:“我要自己出钱,带领1000名战士,带头前去援助波士顿!”他的这一壮举,使与会代表感动不已,并因此推选他为弗吉尼亚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七位代表之一。

临危受命大将风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集中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人把它说成是“自从希腊罗马以来,最有道德的时代中的一次最享盛誉的政治家的集会”。华盛顿乘此机会,广泛结识各方有识之士,使代表们加深了对他的良好印象。帕特里克·亨利认为他是会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其思想和这次大陆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大会主要搞了个请愿书,而他也认为首先争取的不是独立,殖民地“馨香祷祝的是获得自由,以恢复在宪法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避免内部纷争引起的一切恐怖”,如果大不列颠把事做得太绝,殖民地将被迫不惜以武力反抗,“洒更多的血”。

大陆会议结束后,华盛顿便投入到招兵买马、训练民团的紧张工作中,弗农山庄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里。“我们的战刀既已出鞘,就决不能让敌人耻笑!”

长期积聚的干柴终于碰到了火星。1775年4月19日,英军与殖民地民团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了武装冲突,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武装抗英斗争全面展开。在枪炮声的伴奏之中,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的独立宫召开。华盛顿身着戎装,参加了会议。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也参加了会议,给大会增色不少。大会明确提出了联合行动的目标,并且成立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下令成立大陆军,征集兵员,筹集军火,发行钞票等等。这样,大陆军总司令的人选问题便出现了。

当时的情况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对此抱有企望;康涅狄格的普特南也是适当人选,只是年龄偏大,已57岁;弗吉尼亚的查尔斯·李出身于英国正规部队,知名度远远超过华盛顿;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上已进了军事委员会。在会议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是马萨诸塞的领袖人物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他们都认为,司令最好由弗吉尼亚人来出任,这对于搞好南北关系有利,而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殖民地,影响也很大。他们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在会上,约翰·亚当斯起来发言。他先是列举了这个重要人选的严格条件,接着又声情并茂地说,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在其他地方,就在大家当中。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的才能和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他就是弗吉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汉考克一听,“脸色骤变”,而华盛顿赶忙退到图书室中,沉思半晌。这个提议得到普遍赞成。

在这次人选问题上,华盛顿并没有主动谋求这个近在眼前的职位,他是以其威望、人品等个人条件及形势得到这项殊荣的。当时大陆会议内部比较复杂。以萨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里查德·亨利·杰伊为首的主战派,赞同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联法抗英,宣布独立,必要时以商业利益争取法国援助;温和派以本杰明·哈里森和罗伯特·莫里斯为代表,希望强有力的战争行动能迫使英国退让,达成一个有利于北美的协议,独立只是作为最后的杀手锏;第三派为调和派,以约翰·迪金森为主,主张实行防御措施,并希望在英格兰的亲美派能帮忙讲和,能保障北美的征税权就相当不错了,不大情愿脱离英帝国。华盛顿同意主战派和温和派关于使用进攻性行动的观点,故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而调和派和温和派都是财主,他们都相信本是大种植园主的华盛顿大权在握后,不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剥夺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品德高尚的华盛顿成了一个能在精神上将他们统率到一起的人物。他因此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

事情有点出乎华盛顿的意外。在发言时,他一再表示自己“难以胜任”,但为了祖国利益,仍愿意“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他还表示不接受任何薪饷,不想“从中牟利”。对于这个殊荣,一般人也许会欣喜若狂,但他却没有任何惊喜反应。相反,他的心情却是相当复杂,既有对未来的忧虑,也有对家庭的眷恋。这种矛盾心情可从他给妻子的告别信中看出:“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意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是,尽管有犹豫和彷徨,他还是以北美人民的自由事业为主,当仁不让、毫不推卸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他立下遗嘱,交给了妻子,“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接到委任状的第二天,他便策马奔向前线。对于华盛顿的这个行动,约翰·亚当斯赞曰:“……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

驰骋疆场真豪杰

1775年7月3日,华盛顿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城司令部里接过指挥权,立即起程视察波士顿民兵据点。摆在面前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因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拥有举世无双的海军。波士顿城中的11000名英军,曾在欧洲参加过许多战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豪将军的卫队拥有三座浮动炮群,一艘有20门炮的军舰停泊在港口。相形之下,包围波士顿的北美民兵虽有15000名左右,除了共有的爱国感情,基本上是群乌合之众,漫无秩序、凌乱不堪的状态难以想象,士兵来去无常,衣衫褴褛,装备甚差。这15000人分属四支部队,来自四个殖民地,各自为战,指挥难以统一,这样一支队伍很·难发动一场进攻战。华盛顿深感失望,为此决定大力整顿军队。他进行了重新编制,制订·了严明的纪律,同时呼吁大陆会议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资待遇,筹集军火,招募兵员。一段时间后,大陆军的面貌有了可喜的变化。到1776年1月的严寒季节,华盛顿又搞到了43门大炮和16门臼炮及其他军需晶,进攻条件逐渐成熟了。3月,大陆军发动佯攻,借敌军混乱之际,神速地将大炮拖运到道切斯特高地上,居高临下,发动猛烈轰击。英军反攻不成,被迫于17日狼狈逃出波士顿。围困英军长达一个多月以后,北美终于取得了开战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在这段危险的战争初期,很需要用信心鼓舞士气,否则革命事业有夭折之危。

在包围波士顿之时,也是华盛顿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之时。他从开始认定的为“自由”而战,已发展到为殖民地的独立而战。1775年8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有关叛乱的皇家令,给华盛顿扣上“叛乱”的帽子,威胁将对他处以“应该的刑罚”。华盛顿当然不认为他是叛乱分子。在他给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的信中,他要求被俘的北美官兵应被视作战俘,而不应该视为罪犯,因罪犯一词是与叛乱行动相连的。华盛顿以此宣布了这场冲突的实质乃两个分离的政权之间的战争,他将英国与联合殖民地放在了同等的位置。由此可见,华盛顿的独立思想萌发得是比较早的。10月份时,他已得出结论,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殖民地必须宣布独立。在围困波士顿的同时,他还派兵在8—12月间向加拿大发动了一次远征,邀请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加入到13个殖民地行列,以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邦”。这也是他将北美视为一体的表现。11月初,为肃清隐患,华盛顿还发起了一场逮捕、拘留托利党的运动。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是英王室的代理人,所以这个行动更触犯了大英帝国的尊严。他还向法国开放北美港口,鼓动各地实施意味着独立的其他措施,这都说明了他已站在时代前列。到1776年2月10日,华盛顿更明确表明了他的独立立场,“我们已决心与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国家一刀两断。”从以上过程来看,华盛顿独立思想及其实践方面不比任何人差。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776年7月4日得到肯定,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联合殖民地与大英帝国脱离关系。

《独立宣言》发表后没几天,英军舰队便源源向纽约开来,总兵力达34000人。来势凶猛。华盛顿早就估计到这一点,故在4月份即进驻目的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尽管如此,大陆军还是犯了兵家之忌。大陆军将一半的队伍,约8000人部署在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上。在许多将领的眼里,布鲁克林高地如同波士顿的多切斯特高地,守住它就可万无一失。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失策的。军队集中在此,目标暴露,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东河的英舰可毫不费力地切断他们的退路,围困时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8月22日晨,英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压倒优势前后夹击,大陆军寡不敌众,损失严重,死200人,近1000人被俘。庆幸的是,29日,长岛大雾迷漫,华盛顿乘机冒险突围,终于死里逃生。

对长岛惨败,华盛顿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向大陆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避免总攻行动,或者去冒风险,除非是不得已。即使是不得不冒风险,我们也绝不能被牵制进去。”随后的几年中,他面对占优势的英军,采取的都是避其锋芒,在退却中夹杂着出奇不意的进攻这种稳妥战略。他还不断地呼吁大陆会议建立常备军,以避免军队的“瓦解”。这种颇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出自他从鲜血中得来的惨痛教训。

继长岛之败,华盛顿又接着经历了一系列较小的失败:基普斯湾,9月15日;哈勒姆高地,9月16日;白原,10月28日;华盛顿堡,11月16日。失败原因有多种,但华盛顿的权力受大陆会议制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战争初期,大陆会议害怕一个强有力的将军会建立军事独裁,故保留了最高的权威。华盛顿虽强调军队须拥有必要的自由,但也同意军权受制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在军事行动中顺从大陆会议的指令,即使与其军事判断不同亦如此。长岛之败,在某种程度上即跟大陆会议要求固守纽约酌命令有关,这说明军事自由还不够。9月10日,大陆会议开了绿灯,决定由华盛顿全权处理纽约问题。随后华盛顿便决定实施防御战略,撤出纽约,这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个别将领仍消极行事。鉴于事态的恶化,12月12日,大陆会议又再次作出决定,授予华盛顿指挥战争的全权。对此,华盛顿认为非常有必要,“急症要求用急药,我也愿真诚地宣布,我毫无追逐权力的欲望”。尽管有了全权,华盛顿还是对大陆会议保持了最高的尊敬。在紧急状态下,他行使自己的权威,但仍报告大陆会议,若大陆会议不赞同,下次他便不再重复;如果大陆会议不置可否,对他来说即意味着默认。华盛顿采取行动时非常谨慎,与大陆会议的关系一直没发生大的冲突。

纽约受挫以后,华盛顿挥师西撤,退入新泽西。英军尾随而至。大陆军刚刚渡过特拉华河,英军也到达了东岸。由于华盛顿带走了所有的渡船,故使英军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大陆军走出他们的视野。此时大陆军疲惫不堪,人数锐减,许多人开了小差,到12月只剩下5000人了,大多数人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在革命事业危急关头,华盛顿两次出其不意的奇袭,使大陆军官兵精神为之一振,挽救了颓局。

就在英军等待河水封冻以便渡河之时,在12月25日的暴风之夜,华盛顿率部重新渡过冰块翻滚的特拉华河,给驻扎在特伦顿的麻痹大意的英军来了个漂亮的回马枪,击毙敌人22人,俘虏948人,而大陆军只死了两人,伤5人。部队稍事休整以后,1777年1月3日,又立即长途急行军,对普林斯顿的比较疲弱的英军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突袭,毙敌百人以上,俘获300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将英军阻止在纽约附近,使华盛顿在新泽西中部站稳了脚跟。这两次战役,也是华盛顿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胜利,他的名字从此之后威震欧美,并巩固了他在北美的政治、军事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胜利之后,华盛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边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一边研究敌军的动向。华盛顿揣测英军可能由纽约出发从陆路攻打费城,但英军却利用他们的海军优势,绕过华盛顿的防区,在费城以南登陆,期望占领费城并摧毁华盛顿军。华盛顿摸不清敌人的意图,结果9月11日在布兰得温河被英军一举突破,损失1100人,英军也死伤六百余人。这样,通向费城的大门被打开了,威廉·豪将军挥师进占费城。10月4日,华盛顿又向驻在费城附近的日尔曼顿的英军再来一次“特伦顿”式的奇袭。开始时英军阵脚大乱,但因大雾迷漫,敌我难分,引起误射,英军乘机反攻,大陆军被迫撤退。这次血战,使英军损失535人,大陆军死673人。这两次战役,虽然损失很大,但大陆军在进攻中显示出了令人生畏的作战能力。华盛顿牵制住了英军主力,使其龟缩费城,不能抽身支援北方身陷重围的柏高英将军。结果是华盛顿的副将盖茨将军施展威风,迫使柏高英五千余众于lO月份在萨拉托加向大陆军缴械投降。因而,华盛顿在客观上支援了萨拉托加大捷。他对这次战役还有另一贡献,即他于1775年9月向加拿大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虽然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它使大陆军能够接近纽约北部,特别是张伯伦湖,这使得柏高英在那里遇到了层层障碍,贻误了战机。

萨拉托加大捷使美国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此事又节外生枝。盖茨将军的辉煌战绩,使得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显得黯然失色。在军界和政界的高级领导人中,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批人秘密商议,企图以盖茨取代华盛顿。这件事沸沸扬扬,虽然没有得逞,但搅得华盛顿非常烦恼,心神不宁。与此同时,驻扎在伏吉谷过冬的华盛顿部队也面临窘境。几千名士兵在寒风呼啸、条件极端恶劣的山谷中饱受饥饿冻馁之苦。几年后华盛顿还这样回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尚未失传的历史书籍中,找不出一支军队像我们这支部队遭受着这种闻所未闻的艰苦环境。……那些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没有鞋子,赤脚行军,从他们脚上滴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粮食,他们穿过云雾,踏过积雪……”面对这种困境,华盛顿一方面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发动随军牧师做士兵的思想工作,亲自深入士兵之间宣传鼓动,还散发潘恩的《美国危机》小册子,以坚定他们的爱国信念。他还聘请普鲁士军事专家施托伊本男爵进行训练。经过这番整顿,饱受磨难的华盛顿部队已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的劲旅。华盛顿和他的部下和衷共济,团结一致,渡过了又一场危机。华盛顿在此期间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1778年春,北美革命事业露出了曙光。在经过了一阵观察、犹豫之后,特别是听到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后,法国决定公开与北美结盟,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北美,同时派出远征舰队。英国的另一个敌人西班牙也于6月21日向英国宣战。北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费城的英军担心被围,于6月18日匆忙率部撤走,越过新泽西,向纽约方向进发。华盛顿乘机攻击英军,追至蒙默思,但他的副手查尔斯·李将军恃能自傲,不服从命令,因而功亏一篑。华盛顿原来命令向敌军进攻,由于李将军指挥混乱,最后只好撤退。为此,华盛顿气得火冒三丈。军事法庭判李有罪,中止其指挥权一年。

从1778年夏到1781年夏,华盛顿与英军处于拉锯式的对峙状态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这又是几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南部重镇查尔斯顿失陷,盖茨同康华里在坎登的决战失利,南线连连失败;大陆会议四分五裂;萨拉托加战役的猛将阿诺德将军叛逃;军中怨声载道,缺吃少穿,兵变再起。华盛顿抱怨:“简而言之,这场战争既没有物质的保障,也没有组织的保障,而是靠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各式各样的应急措施勉强支撑着。”军队情况非常糟糕,再加上法国援军还没有完全到达,华盛顿不敢发动大举进攻。

决战时机终于盼来了。1780年7月,罗尚博统率6000名法军驻新港,置于华盛顿的统率之下;1781年,德格拉斯也率领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来美,8月30日,开进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范河河口,切断了南部战场上英将康华里与北部战场上英将克林顿的联系。华盛顿一方面制造假象,佯攻纽约,实则声东击西,火速南下,与法军配合。9月8日,美法两军在离约克敦仅12英里的威廉斯堡会合,并以一万七千余人的兵力,将约克敦的英将康华里团团围住。约克敦地处约克河河口,康华里退守约克敦本想伺机从海上逃跑,如今作茧自缚,陆上有美法联军,海上有切萨皮克湾的法国舰队。10月14日,美,法联军发起总攻,康华里招架不住,又逃跑不成,被迫于19日率部下7000人向华盛顿投降。华盛顿赢得了他戎马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胜利。这一胜利决定了美国人民的命运。美国人民欢声雷动,兴高采烈。消息传到英国,诺斯勋爵垂头丧气,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由自主仰天长叹:“上帝呵!一切都完了!”由于约克敦的这次重创,加上六年多的战争导致的厌倦情绪,迫使伦敦的鹰派内阁于1782年3月辞职,成立了一个愿意在美国独立的基础上寻求和平的内阁,并最终于1783年1月20日与北美在巴黎签订了正式和约。:

漫漫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了,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出生入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成功地团结住了一支时刻都有陷入瓦解地步的大陆军,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使北美独立事业的航船避开了触礁的危险。在战略上,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他坚持了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转入进攻战略;在战术上,则以奇袭著称。这些都闪烁着他的军事思想的光辉。

功成身退亦英雄

战争行动虽在约克敦结束了,但军队却滋长了骚动情绪。由于普遍认为和平已胜利在望,部队官兵不愿继续作出新的牺牲,他们对艰苦的条件越来越不满。各州在提供经费方面经常拖延,乃至刚刚成立的松散的邦联政府无所作为,对官兵的薪饷许诺不能兑现,军中粮草匮乏现象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各州在提供兵员定额方面的行动也形同蜗牛爬行,现役军人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整。和平的到来还使部分官兵产生危机感,即一个没有多大权威的邦联政府会轻易地把他们打发回家,从而身无分文地流落社会。军队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强化了他们要求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愿望。当时,因战争胜利,华盛顿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老百姓把他当作神明和救星来崇拜,集中在军界的一批拥护君主政体的势力借此时机蠢蠢欲动,企图将华盛顿推向国王的宝座。

1782年5月,曾在米夫林堡担任过指挥的老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不寻常的长信。此人过去习惯于同华盛顿拉关系,曾热心地为部队的利益请命。这次,他将军队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都归咎于现存政体,指责共和政体与国家的繁荣是不相容的,鼓动华盛顿在陆军支持下夺权,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他分辩说,有人糊涂地将专制和君主制度相联系,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可以先给君主政体的首脑一个温和的称号,“一旦其他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也许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显然,这是一封推举华盛顿作国王的“劝进书”。如果是一个利欲心强的人看了,也许会沾沾自喜,但这同华盛顿的品格水火不容。他一面为尼古拉保密,一面断然拒绝,他正气凛然地告诫尼古拉:“如果你对你的祖国、对你本人和你的子孙还关心的话,或者对我还尊重的话,你应该把这些想法从心中排除净尽,从今以后,无论你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要提出同样性质的意见。”,

l783年春,事态更恶化了。一封未署名的告军官书在私下散发,指责邦联议会和邦联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匮乏、疾病和伤疤”,煽动私自召开军事会议,向邦联议会讨回他们的“公道”。一些军官也发出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华盛顿不跟着干,就由别人取而代之。社会上惯于看风使舵的一些人也乘机活动,希望让邦联政府对军队“加深印象”。一股政治浊流在翻滚。华盛顿惊悉这个消息,决定先发制人。3月15日,华盛顿在军官会议上作了一篇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说,劝告军官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和浴血奋战争取来的自由,尊重邦联议会采取的和平行动解决问题。演说中间,他停顿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在重新戴上时请求原谅,并且感慨地说,在服役当中,他的头发变白了,现在又发现视力也不行了。军宫们非常感动,郑重表示:“美国军队的军官们,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是出于对祖国最纯洁的爱、出于对人类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烈感情而参战的,现在虽有痛苦和危险,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以致玷污他们以鲜血和忠减服务所争得的荣誉和荣耀。”一场风波被平息了。华盛顿对军官们表示非常钦佩:“假如没有这一天,世人决不能看到人性竟达到这种地步。”此后,华盛顿频频向邦联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邦联议会终于作出反应,给予官兵五年的全部薪饷。经过反思,华盛顿从这件事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人们不能在事关最重要后果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理性便一无所用,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沉默将卷土重来,就像羔羊之于屠夫。”

华盛顿一方面对君主制表示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邦联政府软弱无能、州权强大的松散状态表示忧虑。他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决定对目前的“危机”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6月8日,他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福祉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第一,各州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第二,在偿还战争债款和履行契约时,须使公众受到公正待遇;第三,将联邦各地的民兵建立在统一、正规和有效的基础上以保障和平;第四,在人民中倡导亲切气氛,克服地方偏见。华盛顿的这些建议,闪烁着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必要性问题上,后来得到了验证。

1783年10月,邦联议会决定解散大陆军。12月4日,英国舰队从纽约港启航回国;当日,华盛顿在该城弗伦斯饭店辞行,与他亲密的军官和可爱的士兵洒泪挥别。12月23日,华盛顿来到安那波利斯,出席了为他安排的欢送会。华盛顿站起来,开始宣读已准备好的演说词:“我们的祖国已经获得独立,我们的伟大事业终于实现了。我谨向议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同时,请求批准我辞去八年前议会托给我的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然后将委任状交给议会主席。第二天,即圣诞节前夕,华盛顿终于满怀喜悦地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家乡,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他的这种在祖国危急之时挺身而出,大功告成之后又毫无所求、解甲归田的精神,一直为世人大书特书。古罗马英雄辛辛那托斯将军原为农民,后一跃成为执政官,于16天破敌后又隐退。所以英国诗人热情地把华盛顿与辛辛那托斯相提并论,以赞扬他的崇高品德。比起他身前的军事独裁人物克伦威尔及其身后用刺刀从地上捡起皇冠的拿破仑,给予华盛顿这样崇高的褒奖,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经过战争时期的劳顿,回到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如释重负,倍感平静生活的温馨。1784年春,在给拉斐特及其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亲爱的侯爵,我最终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公民。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的浓荫之下,没有军营的嘈杂声和公共生活中的繁忙的情景,我正以宁静的欢乐自慰。这种快慰,对于一个始终追逐名誉的军人;对于日夜寝食不安地策划阴谋谋取私利,甚至毁灭别国的政治家;……对于经常留意君主的脸色企求博得一个慈爱笑容的朝臣,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的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河流顺流直下,乃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地。”

这样,华盛顿又恢复了他的种植园主生活,只是多了另一番心境。他自己种树、养花、饲马、打猎,甚至养了不少活蹦乱跳的小鹿,经常穿着普通衣服,像农夫那样在田间劳动,继续实验他的轮种方法。华盛顿专心致志地管着他的大庄园。与此同时,弗农山庄也恢复了宾客如云的场面,除了老友前来叙旧,一些仰慕华盛顿的客人也纷至沓来,大批书信也似雪片般地飞至弗农山庄,因而华盛顿还须花费大量时间接待来客,“我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的,我不想改变。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的,凡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前去的人包括不少画家,争相要求为他画像,最后华盛顿不得不应付应付。据说,在作画过程中,开始时他显得很不耐烦,后来勉强听从,最后端坐不动了,“比辕马入套更加驯服”。

领导制宪再出山

华盛顿本来打算谢绝一切公务,安心过他的种植园主生活,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却越来越忧心于国事。依《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政府被各种问题所困扰,它既无能力保持美国商人在海外受到尊重,保卫边疆免受英国皮货商和印第安人的侵犯,也不足以防止各州之间在经济方面互相拆台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内部意见之分歧,与邻国之不睦,对我们来说,不但会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损于我们民族的声望和在欧洲列强心目中的地位。”基于这种危机感,他施加自己的影响,调解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就波托马克河航行权的争端,并同政界要人协商,酝酿修改《邦联条例》。但是,这种“不良后果”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786年9月23日,马萨诸塞发生了以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领导的起义。他们不堪忍受长期以来如同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最后揭竿而起。在华盛顿看来,起义的爆发验证了他对邦联政府权力弱小的疑虑,即症结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乃至对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处理自如。

谢斯起义威胁到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阶级的利益,忧虑不安的统治阶级终于在邦联政府的弱点方面达成了共识。1787年5月,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众望所归的华盛顿被一致推选为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团长。尽管华盛顿面露难色,心中犹豫,他还是最终接受了推选,“冒着失去名誉的危险”,作为代表出席制宪会议。

5月25日大会开幕那一天,代表们又一致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推选为会议主席。

制宪会议由55名代表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于利益不同、观点分歧的12个州。从一开始,费城会议就犹如驶入波涛汹涌的海洋的一叶扁舟,时刻充满着舟翻人亡的危险。对于华盛顿来说,指导会议召开并不比打一场约克敦战役轻松。在整个炎热的夏天,代表们拥挤在关闭着窗户的会议室中,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掀起一场场辩论风暴。鉴于地位的特殊,华盛顿从未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但由于他一直在场,大会的持续进行便有了充分的保障。他在休会期间,频繁地与代表们接触沟通,时而聚餐,时而用茶,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能力。他以其克制态度、威望和组织才能确保了大会的正常进行,至少免除了破裂的危险。最后,大会终于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一直提心吊胆的富兰克林博士也放下了心。当代表们在这部宪法的大字文本上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凝视着主席座位后边背景上画的太阳,对自己身边的代表说:“在会议时期,我对会议的结果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忧心忡忡。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主席身后的太阳,分辨不出那轮红日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山。现在我终于高兴地明白了,这是一轮喷薄东升的旭日,而不是一轮冉冉西下的落日。”

使华盛顿感到宽慰的是,这部宪法与其一贯的主张相一致。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它规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这既不同于各州主权与中央政权并立的邦联制,也不同于地方完全依附于中央的单一制,这符合华盛顿关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又能防止其退化为专制政权的思想。从国家最高权力结构来看,新宪法规定是三权分立的共和国。三权分立学说本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思鸠的理论设想,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将这种设计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新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三者各司其职,并互相制衡,以钳制任何一权独大,也不会轻易地为任何党派所控制,从而扼制出现暴政的危险,这就确认了每一个集团都有发挥影响的余地,都能“在事关最重要后果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设计因而与华盛顿的经验相协调。当然,宪法也有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有产阶级警惕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而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的另一面,故宪法只给予人民有限的民主权利,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也有对此加以设防的考虑。

9月17日,制宪会议闭幕,华盛顿如释重负,对宪法的定稿大喜过望。他在给拉斐特的信中说:“你也知道,代表们来自许多州,各有各的习惯、情况和偏见,可是,他们却团结起来,制订出一个没有多少人能提出有充分根据的异议的全国性政府体制。在我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一个重大优点。”

怀着这种满意的心情,华盛顿第二天就踏上了归程,又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华盛顿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宪法是否批准的最后结果。围绕宪法批准问题,各州展开的激烈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华盛顿非常关注双方的较量,但他没有公开参加这次辩论,也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只是在私下场合同他的朋友们和政界要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新宪法的优点。他在该阶段所写的信件,对于指导正在形成中的联邦党起了巨大作用,间接地壮大了拥护宪法通过的这一派的声势。

1788年6月28日,新罕布什尔州作为第九个州批准新宪法,终于达到了宪法通过所要达到的法定州数。消息传来,华盛顿喜上眉梢,虔诚地感谢上苍:“在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混乱和苦难正在迅速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各州先是召开了代表大会,然后分别采取最适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最后通过了代表大会提出的体制,从而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安宁和幸福奠定了持久的基础。我们可以怀着虔诚、喜悦的感激心情,从这些玄妙神秘的事件中,找到上天冥冥中的意志。”如今新的体制既已形成,华盛顿满可放心地退隐园林,不问繁杂的时务了。

众望所归任总统

然而,新宪法一经批准,国人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享有盛誉的华盛顿,期望他出任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态度温和的华盛顿成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1789年2月4日,第一届选举团在纽约投票。计票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华盛顿被一致推选为总统。面对公众寄予的厚望,华盛顿心情沉重,甚至感到“将有罪犯走向刑场之感”。尽管如此,他仍表示将“下定决心,别无他顾,竭尽全力为民效力,以期能在适当时机尽早解除这一职务,使我能再一次隐退,以便在惊涛骇浪之后,度过平静的晚年,一享天伦之乐”。

4月30日,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在纽约隆重举行。华盛顿站在华尔街联邦大厦的阳台上,正式宣誓就职。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礼炮齐鸣。没等欢呼声平息,华盛顿就回到参议院的议事厅,神情“沉重得近乎忧伤”。他接着向聚集在那里的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可声音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见,手上的稿子似乎不胜负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有时还将手指插进裤袋,然后又掏出来……

的确,华盛顿所面临的挑战,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担忧。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动乱,美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宪法只是个概貌,联邦政府羽毛未丰;国库空虚,债务累累;美国还是个弱小的农业国,陆海军名不副实,而周围却是怀有敌意、虎视眈眈的君主强国。华盛顿必须解决这些当务之急。

挑选合适的内阁成员,建立和健全行政部门,这是华盛顿就职后的第一要务。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惯例,即总统有权挑选和任命行政官员;若不称职,可不经参议院同意即撤换他们。他的目标是把“第一流人物”网罗进政府,但又注意维持各方面的关系,以保持必要的平衡。他挑选了四个人组成了他的第一届内阁。国务卿职务给了47岁的自由派人士托马斯·杰斐逊;财政部长职务委任了才华出众、年仅33岁的保守派人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仪表堂堂的自由派埃德蒙·伦道夫被委以总检察长职位。这样,内阁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既有南方人,又有北方人,使各地区、各集团的利益都能在政府中得到反映。华盛顿能够从各方吸取建议,但这种安排也埋下了以后内阁中纷争不息的种子。

健全司法体系也是华盛顿任职后的一项重要目标。在华盛顿的指导下,一个联邦法院体系因9月24日的《法院法》的出台而诞生了。它规定有13个司法辖区,每区都有一个联邦法官指导下的辖区法院。这些司法辖区又划分为三个巡回区,巡回法院可听取辖区法院的上诉。这个司法体系也设立了一个最高法院,其中有一名首席法官和五名副法官作为司法事务的最终仲裁人(只有弹劾案除外)。

华盛顿在任命首席法官时,仔细推敲,最后给予了纽约州的约翰·杰伊。杰伊思维老到,作风稳健,对于建立一个持久的司法体系来说,也许是最佳人选。华盛顿领导设计的这个司法体系是相当完美的,它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在解决完政府结构的基本问题后,华盛顿便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具有联邦主义色彩的计划。在内阁中,他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仔细衡量得失。一旦他做出决定,便总是以坚韧不拔的努力付诸执行。对于内政问题,他特别倚重精明能干、谙熟经济事务的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来说,汉密尔顿是个非常可靠的助手,能弥补华盛顿之不足。汉密尔顿设计出计划,制订出细节,并提供无可辩驳的论据,再交华盛顿定夺。这些计划虽然遭到强有力的反对,但在华盛顿的干预之下,绝大多数付诸实施。这些计划包括:

“充分支持公共信用”计划。早在1783年,华盛顿便阐述了偿还债务的问题。在他上任之初,邦联政府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国债高达7500万美元的烂摊子,在华盛顿看来,尽管数目庞大,也须如数偿还;如果各州拒绝承担债务,联邦将面临解体之危,因此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汉密尔顿更将偿债信誉形容成“获得自由的代价”,故制订出“充分支持公共信用”计划。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国会于1790年2月22日通过。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偿还公私债务,并以进口税和国内货物税作为偿债的担保。各州的债务亦由联邦政府承担。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国家的信用和威望。此后,公债流通活跃,加速了当时的资本积累过程。

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1790年12月14日,汉密尔顿又提出颇有争议的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在众议院引起轩然大波,但最后仍得以通过。次年2月,经华盛顿签署后生效。根据此法,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合众国银行。该银行主要由私人来控制,它有权发行纸币,并以此来清偿债务和纳税。全国性银行系统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国家信用,稳定了货币制度,活跃了,国民经济。此外,为繁荣国内工业和加强管理,还通过了以下法律:关税法(1789年)、吨税法(1789年)和护照税法(1791年),这使政府有了宽裕的收入;铸币法(1792年),授予政府铸造金银标准货币的权力;专利法(1791年),鼓励私人发明,等等。公共信用、银行、货币和税制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国家昌盛所必需的基础。

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华盛顿就显得果断练达多了,有时没向杰斐逊打招呼便拍板了。这是他的特长所在。在外交目标上,华盛顿一直致力于保持国家的和平,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纷争之中,以免使这个新兴的联邦共和国遭到损失。早在任职之前,他就有这样的洞察之言:“我希望美国将能游离欧洲政治和战争的迷宫之外。”为此,他调整了同西欧列强的关系,缓和了同英国的对立情绪,派遣莫里斯使英,以便加快在俄亥俄河谷的拓殖活动,并同英国加强商务联系。但是与法国的关系,却因1789年7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复杂化了。法国革命导致英法关系紧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华盛顿不得不决定1778年的法美同盟条约是否还有效。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亲英派坚持已失去效力,理由是这个条约是由已经瓦解的路易十四政府签订的;以杰斐逊为首的亲法派对法国革命抱有高度的热情,他们质问,作为一个在危亡之时拯救过美国自由事业的盟友,美国能够冷漠地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华盛顿最终接受了杰斐逊的观点,认为条约仍然有效,因为那是与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国家签订的,美国应遵循国际法。即使如此,华盛顿仍避免卷入二者的纷争之中,他一方面赞扬法美友谊,另一方面却告诫人们警惕“对法兰西的过度信任”,试图将外交行动游刃于英法两国的对立之外。这种态度终于导致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发布了中立宣言。

然而,在华盛顿进行着各方面指导的同时,内阁中的分歧也越来越扩大了。汉密尔顿重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杰斐逊则为农场主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摇旗呐喊;汉密尔顿希望强化中央权力,甚至有偏爱君主制度的倾向,杰斐逊则希望地方分权,厌恶暴政和珍惜自由;汉密尔顿憧憬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杰斐逊则眷恋一个宁静的农业社会;汉密尔顿务实,外交上偏向英国这个工业强国,杰斐逊则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圣哲,声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对法国大革命抱有高度的同情心。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两人的歧见也不断升级,他们“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天天打架”,并在报纸上互相攻击,汉密尔顿捍卫他所谓的“不言而喻”的宪法权力,杰斐逊则攻击他“用钞票装饰他们的安乐窝”。华盛顿非常赏识这两个人,但也深为他们之间的分歧而苦恼,他担心这两方的势力会“使联邦土崩瓦解”,故苦口婆心地调解他们的分歧,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他努力使他们的争斗“关在内阁里面”,以免动摇政府大厦。还好,正当两派对立之时,新的大选即将采临了,华盛顿又萌发了隐退之念,希望告老返乡,摆脱政务的烦扰,重享葡萄架下的那份温馨和清静。

二任隐退堪名世

华盛顿意欲引退,无奈各方仍强烈希望华盛顿继任,连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这两个对头,在这个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汉密尔顿认为,引退将是“目前降临于祖国的最大不幸”,杰斐逊则说:“有你在,南北两方就不会分裂”。经过思想斗争,华盛顿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终于战胜了引退之念,同意参加选举,结果又得到了100%的选举人投票。1793年3月4日,华盛顿在费城宣誓就职。这次就职演说仅用135个字便完成了,创下了历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短记录。

华盛顿第二个任期开始之时,美国正进入多事之秋。内阁的分歧已扩至政府之外,国内已出现了两个初具规模的政党,其中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创立了联邦党,杰斐逊和他的战友则建立了民主共和党。两党互相攻讦,甚至连华盛顿都受到含沙射影的攻击。不久,这场党争因英法开战而加剧了。由于害怕欧洲势如猛兽的战争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华盛顿于4月22日签署了没有冠以中立名称的“中立宣言”。宣言宣布,美国同法国、英国均保持和平关系,禁止美国公民将作战物资运往交战国。宣言实际上确立了对待英、法的等距离外交方针,表明了华盛顿在外交处理上的冷静判断力。但是这个政策惹恼了亲法的民主共和党,他们断言,“罪恶的宫相”汉密尔顿已控制了行政系统,忠诚的盟友被抛之一边,正义的事业受到背叛。汉密尔顿则毫不相让,针锋相对地揭穿他们革命言辞伪装下的“野心”。华盛顿被这些党争弄得身心疲惫,那些指向他本人的批评更是刺伤了他的自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没有处理完中立宣言引起的危机,华盛顿又开始对美英关系大伤脑筋。当时英国在北美拥有六万多人,其中有1000人尚未撤出美国领土,保有六个据点,并不断挑动印第安人在边境闹事,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外,英国坚持认为,美国作为中立国,无权与自己的敌人法国进行战时贸易,故对美国的商船滥加扣押,引起了美国商人的愤怒。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也推波助澜,要求采取有可能引发英美战争的报复措施。为避免两国的争端,华盛顿派遣约翰·杰伊带领一个使团到达伦敦。1794年11月,双方达成《杰伊条约》。条约规定,英国应于1796年撤出西北各据点;英国对非法缉拿的美国船只予以赔偿;70吨以下的美国商船可驶往西印度群岛,但以禁止美国将棉花、食糖和糖浆运往他国为条件;美国于1802年清偿独立前所欠英国债务;美国在商业上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等等。

条约公布之后,反响强烈,举国哗然。亲法派谴责它向英国过于示好,商人责备其待遇不公,种植园主对债务大发牢骚。尽管华盛顿也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条款,他仍然在上面签了字。他坚持认为,条约不但可以保持英美间的正常贸易,维持财政收入,还可避免战争、确保和平。

围绕《杰伊条约》问题,党派之间的争斗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反对势力在众议院通过议案,企图使众议院得到在条约批准方面的确认权。华盛顿断然拒绝,并重申了总统的权力范围。他的这种做法,确立了总统在外交中掌握大权的惯例,强化了总统权力。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华盛顿虽在《杰伊条约》上满足了英国人的胃口,但在同西班牙的关系上却占了便宜。当时西班牙时运骞乖,国际处境不利,害怕英美一起对付自己,故同美国签订了《平克尼条约》,规定开放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允许美国商品储存于新奥尔良,并将北纬3l度线作为其殖民地佛罗里达同美国的边界。西班牙曾长期控制着密西西比河的河口,阻止美国农产品出口,并宣称对北纬3l度线以北亚祖条形地带有所有权。这项条约无疑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华盛顿因而巩固了美国的南部边疆。

在西部边疆,美国的处境也改善了。前去镇压印第安人骚扰的两支部队曾大败而归,华盛顿又派遣了安瑟尼·维恩将军再次征讨,并于1794年在今托莱多重创印第安人,迫使其放弃了在俄亥俄的几乎全部土地。华盛顿用武力打开了西部的通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丁一个新州。这次举动,显示了华盛顿对西部拓殖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甚至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都丝毫未减弱。1796年,他批准了有关西部土地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自宾夕法尼亚西部边界开始丈量国有土地,每36平方英里为一镇区,若干镇区连为一郡,若干郡区又合为一州。每一镇区将土地划为36段,然后分段出售。这一法令后采稍经修改,确立了西部土地开发的模式。自此,西进洪流由小而大,拓荒者们胼手胝足,奋力开拓,通过几代,人努力,终于用汗水将西部大陆的荒原改造成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兴旺发达之地。

在平息印安第安人骚乱的同时,华盛顿也用铁的手腕制服了国内的农民起义。前者表明了他的种族偏见,后者则为他的阶级地位作了次注释。那是在1794年闷热的夏天,宾夕法尼亚酿制威士忌酒的农民又像谢斯起义那样,发动了另一次起义,反对政府向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他们赶跑了税吏,捣毁了那些乖乖交税的农民的酿酒工具,俘虏了当地的卫兵,阻止法院审判,到处发泄着他们心中的怒火。华盛顿听到后为之一惊,随即采取行动,召集了13000名民兵,用武力镇压他所谓的“暴动”,强制恢复了法律和秩序。这次行动虽加强了政府的威慑力,但使华盛顿在民主派和平民中的威望下降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也加剧了争吵。,

尽管如此,到华盛顿任期届满之时,他的主要工作目标仍都达到了,他奠定了新政府的雏形,确立了一些必要的先例;避免了同欧洲列强的战争,保障了和平;维持住了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稳定了国家的收入和公共信誉;为西部的开发铺就了路石;保住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秩序。华盛顿对此还比较满意,但繁琐和紧张的长期政治生活,也使他感到身心疲惫,党派政治更使他精神不振,甚至感到痛心。他自己也感到年事已高,不如早日过个清静的日子,他决定不再寻求第三次任职。他的这个决定又给美国人增添了一个有口皆碑的惯例。在当时君主专制风行的世界上,华盛顿的二任引退行动显得尤为可贵。

1796年9月17日,《美国每日新闻报》发表了华盛顿的《告别辞》,向他的同胞提出了谆谆教诲。他告诫大家,要珍惜得之不易的联邦,尊重宪法和各项法律,服从选举结果,支持公共信用,摒弃党派偏见,弘扬宗教和道德。他还宣称,美欧具有不同的利益,不要感情用事地同外国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避开与任何外国永久结盟是我们的一项颠扑不破的政策”。

这篇告别辞乃有感而发,情真意切,为内政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方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其独立外交政策,长期为美国统治者所遵循,成为他们行动的“指路星辰”。

1797年3月4日,新总统约翰·亚当斯举行就职典礼。在庄严的气氛中,华盛顿郑重地将权力移交给亚当斯,并热情地向亚当斯表示祝贺。那一天,众议院会议厅的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欢呼的人群一直跟随他走到他的寓所。华盛顿感慨万千,脸上闪耀着安宁慈祥的光辉,银发在风中飘动。在门口,他慢慢转过身来,脸上显出严肃的、几乎是悲哀的表情,眼里噙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势表达了他的感情:感谢你们,祝福你们……

鞠躬尽瘁至始终

向亚当斯移交权力后不几日,华盛顿即携家属回到弗农山庄。自此,华盛顿息影政坛,专心于他的家庭生活和农庄建设。华盛顿如同得到解脱一般,怡然于那份田园情趣和家庭温暖之中。其夫人也是“像蜜蜂一样忙碌,似蟋蟀那般快乐”。这段日子他们过得相当舒适。

然而,政局的动荡又打破了他的宁静。1798年7月,法美关系严重恶化,美国终止了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举国上下,反法情绪高涨,霎时间,美国似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火。在这个紧张时刻,亚当斯总统又请求华盛顿接受指挥。年近七旬的华盛顿得知后,虽然顾虑重重,但仍表示,为了祖国利益,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费城一家报纸这样赞扬他的行动:“美国人啊,感激他的深情。对于一个饱经风霜和满载荣誉的人,一个如此渴求在芒特弗农的宁静中终其一生却再次出山经受议事苦虑与战争劳累的人,一个曾如此光荣地为国争得自由的人,怎样感激都不为过。”不过到了1799年,法美危机消散,华盛顿又得以卸下他的军装。

1799年的冬天,严寒降临到弗吉尼亚。华盛顿照常巡视庄园,闲时与人聊聊天,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12月12日,在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华盛顿不顾天气恶劣,仍骑马外出察看,在风雪中走了15英里。那天晚上,他醒来后感到身上发冷,喉咙疼痛,呼吸困难,但还是不愿让夫人起床去叫仆人帮忙,怕她得感冒,就这样忍痛挨到天亮,病情加剧了。医生采取了放血疗法,但于事无补。晚上10点钟左右,华盛顿到了垂危之际,他平静地躺在床上,左手搭在右手腕上数着脉搏,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远处,波托马克河的流水在呜咽翻滚。

一连数月,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

英国海峡舰队降半旗致哀。

法国陆军军旗挂上了黑纱。

华盛顿是个不平凡的美国人,尤其是他在缔造共和国过程中所起的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作用,无愧于后人所称的“国父”尊号。人们对他的赞誉之词举不胜举。亨利·李将华盛顿誉为“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寥寥数语,勾画出华盛顿的伟大形象。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夫人艾比格尔则对其品格有独到见解:“他从不失之轻率,对自己的才能总是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他拥有权力,具有广泛影响,但他只在为了国家利益时才使用这种权力和影响……如果我们纵观他的一生,历史将不会产生一个可与他相匹敌的人物。” 托马斯·杰斐逊的评价尤为耐人寻味:“总的来说,他是个完美的人。虽然在某些方面似乎平淡无奇,但没有一点是卑劣的。这样一位靠自己的品德和时运而崛起的伟大人物,确实是亘古未有的;在名垂青史的许多英雄之中,他应是毫无愧色地占有一席之地的。”

是的,华盛顿将永远屹立在拉什莫尔山,永远活在美国人民及钦慕他的外国人民心中。

参考书目:

1.大卫·C.惠特尼著:《美国总统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威廉·德格雷戈里著:《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曹德谦著:《乔治·华盛顿》,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6、7期。

5.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华盛顿·欧文著:《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7.《美国百科全书》英文版华盛顿条。

8.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美国历届总统小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9.陈宝琪、李健编译:《美国总统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

10.伍德罗·威尔逊著:《乔治·华盛顿》,纽约1896年版。

11.吉尔贝·希纳尔著:《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按: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抱怨华盛顿被中国人抬到“异国尧舜”般神活高度(见9月23日中国新闻网和凤凰网),然而正文却没读出个所以然。真实的华盛顿品格如何?是否值得中国人敬仰?在此发布笔者1995年刊发的一篇演义性文章,原题“乔治.华盛顿”,以交由读者公论。转引须注明出处。

如果人们不能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理性便一无所用,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沉默将卷土重来,就像羔羊之于屠夫。——乔治·华盛顿

在美国西部的南达科他州,有一座雄伟的山峰屹立在那里,那就是著名的拉什莫尔山。这座山的出名之处,不在于山势的险峻或拥有出众的海拔高度,而是因为它上面雕有四座巧夺天工、体积巨大的花岗岩头像,他们分别是美国历史上四位最伟大的总统。其中,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尤为突出,他身列最前沿,气势恢宏,目光如剑,若有所思,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熠熠生辉。

富家少年初长成

1732年2月22日,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威斯特摩兰县布里奇斯溪的一个农场之中。他的北美第一代祖先是约翰·华盛顿。1657年,25岁的约翰离开家乡英格兰,跨过遥远的大西洋,踏上北美这块希望之地。在风光秀丽的弗吉尼亚,约翰有幸结识了种植园主撒尼尔·波普的女儿安妮。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秦晋之好。更令约翰高兴的是,安妮还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一一700英亩的膏腴之地和80英镑的贷款。从此约翰一家便在这里生息繁衍,奋力开拓。他购置了波托马克河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的肥沃土地,从而将自己的地产整理得有点像模像样了。到1668年,他已摇身一变为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了,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华盛顿家族的经济基础就在这时奠定下来。后来,他出任过地方法官,担任过教区委员,还以上校身份平息过印第安人的骚扰,镇压过纳撒尼尔·培根领导的起义。华盛顿家族的军人气质也许就从此时生成吧。

此后,华盛顿家族就主要靠从事土地投机、垦殖、贸易、面粉加工等行业而兴旺。到乔治的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约翰之孙)这一代,他们又交了好运,奥古斯丁在自己的住地发现了铁矿,从而为这个家族添上了冶铁业这一行当。后来奥古斯丁专心经营种植园,规模越来越大。奥古斯丁中年丧妻,续弦是玛丽·鲍尔,即华盛顿之母。二人一个长得体魄魁伟,一个显得娴静文雅。华盛顿本人英姿非凡,得乎二人之功。

华盛顿是他们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早晨10点钟左右,小生命在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里呱呱坠地。那座老屋依势建筑在一块向阳坡地上,遥遥望去,波托马克河粼粼波光依稀可见。如今这个老屋已荡然无存,只有野花丛中掩映着的一块标明华盛顿出生地点的石碑,仍在默默地诉说着这个故事。

乔治出生后不久,父亲因煤业之故迁居斯塔福德县的弗雷农庄。这里的房子与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风格相似,也是坐落在一块高地上,下面是一块绿茵茵的草地,这是小乔治的游戏场所。拉帕哈诺克河从草地旁边静静流过,更使此地的风光增色不少。可惜的是,这里的房子现在也不见踪影了,只留下一些破砖残瓦,供人发思古之幽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乔治有了五个弟弟妹妹。但兄弟姊妹中同乔治关系最亲密,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其异母长兄劳伦斯。奥古斯丁将劳伦斯视为未来的接班人,故将其送到英国攻读学业。

1740年,劳伦斯从英国学成归来,不久便加入了英国海军,开赴加勒比海参加与西班牙的战斗。这种经历使劳伦斯既有教养,又富有男子汉气概,文韬武略都让乔治羡慕不已,因而将劳伦斯奉为行动之楷模。每当劳伦斯鸿雁传书,绘声绘色地描述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小乔治总是激动地倾听父亲念出的一字一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哥哥所接受的教育相比,小乔治就不行了。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进行的。父亲威严而有学识,时常教诲小乔治;母亲性格刚烈有些固执,对小乔治形成自强自立的信念也许有一定影响。他的急躁脾气和威严气派也许是他们遗传给他的。18世纪弗吉尼亚人所必须有的道德、风度和必要的知识,主要是从其双亲及劳伦斯那里得来的。乔治接受的正式教育不多。当他刚通人事的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当地的一个“老式学堂”,虽然是当地最好的,但条件极为简陋。乔治11岁的时候,又被母亲送往一座好一点的学校。但在15岁之前,华盛顿并不经常上学,田野、河边和树林也许是他最好的课堂。游泳、跑步、拳击、掷铁圈等体育活动,他十分喜爱,体格非常强健,他的两只大手需要特别大的手套,两只脚需穿特大号的鞋子,两眼沉着坚定,“像公牛凝视着一片牧草”。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他学习一丝不苟,作业工工整整,对数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13岁以前就能将各类商业、法律文件,各类票据抄写得规规矩矩。这种认真态度,对他以后处理军机要务、管理庄园等都有莫大的裨益。最能体现他这种认真精神的莫过于他对“待人接物行为准则”的刻板遵守了,那是他13岁做抄写练习用的字帖。现摘录其中几条来看:

“不要谴责、申斥或谩骂别人。”

“与人交往,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

“说话时不要用手指着你所谈到的人,也不要与你交谈的人凑得太近。”

“和上级有分歧时,不要争辩。要以谦逊的态度向对方陈述你的意见。”

“不要探听别人的事。看到别人私下谈话,应当回避。”

成年后,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遵循着这些守则做的,有点像老派的英国绅士。他对书本有种敬慕之情,但他不喜欢抽象思辨,他看书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的处世哲学和知识更多地来源于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及其自身经验。美国前六位总统中,唯有他没上过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锻炼出了强健的体格,培养出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但在坚毅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埋藏着被克制着的丰富感情。他喜欢跳舞,周旋于女人之间,富有罗曼谛克情趣,但因性格腼腆等因素,社交并不成功。15岁那年,他就萌生了一段朦胧的浪漫感情。一位被他称为“低地美人”的姑娘闯入了他的心。内心的缠绵之情不得排遣,使他抑郁寡欢。虽说身边有不少女性青睐年青的乔治,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能释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提及:“目前我住在爵士府邸,一位十分可人的年青女士也寄寓该处。我在这里,心无牵挂,日子本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我经常与她作伴,而且无法避免,这就重新点燃了我从前那种对你们‘低地美人’的激情,真是火上加油,更使我心神不定。要是我能深居独处,不与青年妇女接触,把我那纯洁而烦人的感情埋葬于永久忘却的坟墓之中,我可以多少减少我的烦恼。我敢肯定,这是我减轻痛苦的唯一验方或良药……”乔治成年后,在情场上也是频频失意,这使乔治更不苟言笑了,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乔治将内心的火热感情进行了冷却处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事业方面去了。

孜孜以求立功名

乔治11岁那年,不幸突然降临。父亲暴病而死,年仅49岁。华盛顿失去了被父亲栽培的机会。

奥古斯丁为儿女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其中有10000英亩的土地和49名奴隶。劳伦斯继承了遗产中的最大一份,即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另一异母兄小奥古斯丁得到了威斯特摩兰县的老家;拉帕哈诺克河畔的地产,即弗雷农场归了乔治之母,而她表示欲在身后传给乔治,这块地产比劳伦斯的那块小得多。

失去父亲的庇护,乔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奋斗了。为了获得土地、财富和声望,华盛顿很早就下了决心,这也是当时每个富家子弟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口有人评价年青时的他“对财富的欲望贪得无厌,有时还好争吵”,即使后来有了相当的地位后,他“仍会坚持索取应该给他的每一个铜板”。母亲也为他的前途筹划过。她曾想到在英国海军里为乔治谋个一官半职,但后来又变了卦,原因是她的英国异母兄弟约瑟夫回信说,作为一个年青的殖民地无名小卒,很难期望在英国人手下得到提拔,还不如当一名普通的水手,而普通的水手如同牛马,也不值得去谋取。本来乔治已整装待发,欲步劳伦斯之后尘,但母亲的决定给他浇上了一瓢冷水。

另一个机会又来了。1747年,劳伦斯之妻的一位亲戚费尔法克斯勋爵来到了弗吉尼亚,打算丈量蓝岭以西拥有的大片土地。华盛顿本人对土地丈量跃跃欲试,很希望到谜一般的西部闯荡闯荡;失恋的痛苦也许是他急欲外出“深居独处”的一个深层原因;母亲脾气很坏,他也不愿呆在她身旁。他欣然接受了勋爵的邀请,作为测量队的助手,于次年3月出发了,当时年仅16岁。这是他独立生活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似乎感到机会之神在召唤着他。

西部测量生活非常艰苦。白天,他涉溪过涧,翻山越岭,行走于印第安人出没的丛林和草地,夜宿帐篷和篝火旁,谁离火近谁就认为是一种幸福。狂风暴雨时来侵扰,叮人的虫子也会不请自来。但这种生活锻炼了华盛顿的意志,加深了他对弗吉尼亚大自然的热爱,培养子对大西部的兴趣,学会了在荒野中生存的本领。连续三年的测量不仅使其工于测量的名声传播于乡间,也使其钱袋充实起来。1750年10月16日,他买进453英亩土地,25日购入550英亩,当年年底又置办了456英亩。这样,主要靠自身努力,19岁的乔治便在西部拥有了1459英亩的地产,乔治为此十分自豪和满意。

当乔治因测量土地云起龙骧之时,劳伦斯却因肺病而一蹶不振。敬重哥哥的华盛顿放弃了宝贵的测量机会,亲自陪同哥哥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进行疗养。他一生中也就这一次离开过北美土地。在那里,华盛顿不幸染上了天花,结果在脸上留下了永久的麻点。这对其日后的爱情经历有无影响就不得而知了。劳伦斯留下休养,华盛顿单身起程回国。不久,他深爱上一位名叫贝特西·芳特勒萝伊的16岁姑娘,可她一直拒绝华盛顿的请求,这真愁坏了乔治。尽管乔治请求其父劝其女儿“发发慈悲”,但仍无济于事,终成南柯一梦。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帮助他在爱情上顺遂取胜。

1752年,劳伦斯英年早逝。他在遗嘱中写明,若他的独生女儿萨拉死后无嗣,就由乔治来继承弗农山庄的产业。不久萨拉也死了,嫂子也改嫁他人。乔治乘机租用弗农山庄,后来取得了全部主权,成为弗农山庄的真正主人。乔治靠时运凭空获得了一大笔财产,成为弗吉尼亚一个大种植园主。他的土地增加到5000英亩以上,牛马成群,还拥有近49个黑奴和少量白人契约奴。庞大的财富为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七年战争露头角

劳伦斯之死不仅给华盛顿留下了巨额财富,还使他步入了军旅生涯。

劳伦斯生前曾担任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团副官的职务,这位军人兄长在乔治心目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能够步长兄之后尘,建立军功,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在劳伦斯养病之时,他就给丁威迪总督上书,希望能担任弗吉尼亚北峡地区的民团副官。劳伦斯死后,又要求接替劳伦斯的职位。结果总督恩准,1753年2月2日,华盛顿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弗吉尼亚南区民团少校副官。当时这位年仅2l岁、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在军事知识上并不比其部下多懂多少。从土地测量员到民团副官的命运转折,使华盛顿的视野从关注自然界转向人际关系和政治风云,他本人也逐渐被卷入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的漩涡。

18世纪50年代,英、法对北美的争夺日趋激烈。1753年秋,丁威迪总督发现有必要警告法国人,使其中止对英属俄亥俄河流域殖民地的侵犯活动。华盛顿感到这是千载难逢、一显身手的机会,“决定抓住不放”。丁威迪正为此事愁眉苦脸,原来他派去提交抗议信的两名军官,到了洛格斯顿便知难而退,华盛顿的毛遂自荐使其转忧为喜,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1753年10月31日,华盛顿身着印第安人猎装,带领六人骑马出发了。路上天气寒冷,风雪断道,且随时有与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遭遇的危险。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前往伊利湖畔的法军驻地柏夫堡,递交了通牒,并带回了回信,往返路程近千里,历时两个半月。有次为了逃命,他不得不从木排上跳进汹涌的河流,差点“葬身鱼腹”,幸亏在冰块中抓住一块木头,才游上一个小岛。还有一次因战马过度疲劳,他不得不徒步行走了几百英里。他在旅行报告中写道:“整个旅途中,无日不雨雪交加,无日不寒冷彻骨。”

1754年1月16日,华盛顿不辱使命,将法方信件交给丁威迪。他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总督将报告印行,在伦敦的两个刊物上转载。华盛顿因而名声大振,成为“弗吉尼亚初升的朝日”。

丁威迪决定派远征军,前往俄亥俄岔口地区的要塞。在华盛顿的一再请缨下,22岁的华盛顿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团中校,带领一支小分队前去阻止法国人的推进。华盛顿大喜过望,再三表示,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这次提升”。1754年5月27日,他的分队在宾夕法尼亚南部与一支法军侦察兵发生遭遇。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俘虏法军21名,击毙12名,而自己只损失1人。这个事件引发了七年战争。这是华盛顿指挥的第一次战役,初战告捷使他欣喜若狂。三天后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听到子弹飕飕飞过,真的,那种声音确实有些悦耳”。法军尝到苦头后,秘密调动部队,积聚足够的力量,准备给华盛顿致命一击。此时的华盛顿已接任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并被提拔为上校,负责350英里的漫长战线。他预测到法军会伺机反扑,故在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乌尼翁镇附近修筑了工事,因其困难,故称“困苦堡”。负责守卫的英王嫡系部队“独立连”由麦凯指挥,虽然其军衔低于华盛顿,但在调动过程中,不但不愿听命于华盛顿的指挥,相反却企图指挥华盛顿,故在法军进逼的情况下,行动迟缓,没能援助华盛顿。7月3日,几百名法军和印第安人包围了该要塞。虽拼死抵抗,华盛顿仍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他和400名士兵被迫挂起白旗,签署了“投降协定”。

这次失败对华盛顿的信心虽是个沉重打击,但当时的舆论宣传却使其变成一位新闻人物。法国指责华盛顿的侵略,弗吉尼亚则将其赞为英雄,其事迹飘洋过海,甚至轰动英国宫廷,大西洋两岸都注意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困苦堡之败后,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取消正规军和殖民地军队在指挥上的混乱,下令将弗吉尼亚民团分散成各连队,取消高于上尉军衔的军职,各连队均由正规军的上尉指挥。这项对殖民地有歧视色彩的法令使雄心勃勃的华盛顿非常气愤,一怒之下辞职还乡。

1755年5月5日,英法战争升级。英国决定派出三支远征军到北美与法国角逐。其中由少将爱德华·布雷多克指挥的远征军来到弗吉尼亚。眷恋沙场的华盛顿萌发归队之意。在布雷多克的邀请下,华盛顿担任上校副官。布雷多克曾在皇家禁卫军任职四十多年,非常迷信禁卫军那套训练,不愿接受灵活战术。华盛顿提醒说,要警惕印第安人的伏击,可是英军依然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列队开向法军阵地。7月9日,法军和印第安人设下埋伏,在一片喊杀声中向英军扑来。英军四散溃逃,布雷多克也受了致命伤。华盛顿沉着应战,尽管集合部队像企图“阻止野兽逃跑”或“阻挡流水”那样困难,他还是指挥队伍且战且退。华盛顿表现得异常勇敢,威望大为提高。他后来写道:“由于上帝全能的意旨,我得到近乎神奇的保佑;四颗子弹穿过我的外衣,两匹坐骑被击毙,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而我却安然无恙,平安脱险!”

布雷多克出征失利后,弗吉尼亚西部险情大增。丁威迪提出重新启用华盛顿,恢复他的上校军衔,担任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华盛顿起初拒绝受命,后来总督再三请求,他便答应了。此后他便率领着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守卫着长达350英里的战线。他制订严明的军纪,对散漫、不像样的新兵加以训练,调解内部争端,以保持纪律。同时进行垦殖以获得给养,为部下提供医疗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同弗吉尼亚上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这段时间磨砺了他在严酷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的生存本领。

但是这项职责排除了他在此后主要战役中担任指挥的可能性,那些战役都是在英国军官指挥下进行的。华盛顿对乏味的防卫任务感到无可奈何。1758年,他曾对接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这样说:“至于卑职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则卑职当早已升迁。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诚恳和度量,当不致徒作空言。”但升迁之事似乎遥遥无期。这恐怕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前途的看法很悲观,他认为“前景布满阴霾,看不出任何光明的迹象”。

携妇将雏归弗农

1758年,正当华盛顿为保卫弗吉尼亚西部边境过着“放逐”生活的时候,一位年轻美貌的妇女闯入了他的生活,她就是26岁的寡妇马撒·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她虽然身材不高,但娇态迷人,一双灰褐色的眼睛含情脉脉,秀发蓬松柔美,“带有南方妇女那种迷人、坦率、可爱的风度”。

华盛顿是在行军途中结识马撤的。二人不久便海誓山盟,订下终身。看来华盛顿对她十分满意。华盛顿需要金钱和威望,而马撤需要为她的两个孩子和大片庄园寻求一个监护人。华盛顿行军途中,还不忘温存地写信给马撒:“自从我们誓结同心之日起,我的思念一直萦回在你的身边,你好像就是另一个‘我’。”但与此同时,昔日爱情的伤逝也一直缠绕着他的思绪;就是在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这些记忆,我只想忘记,直到有朝一日我可以重温旧梦。但是痛苦的经验啊,它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证明了我早就有的见解:命运之神控制着我们的行动,再强的人力也无法抗拒。”

也许是在此时,他和邻居的妻子萨利·费尔法克斯太太有了些风流韵事。身材窈窕、工于心计的萨利比华盛顿大两岁,常与华盛顿玩牌、跳舞,名声不佳。容易上勾的华盛顿被弄得魂不附体,热情急剧高涨。但与华盛顿喜结良缘的并不是萨利。9月,他在给萨利的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用这种方式向你倾吐我对你的爱,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我之所欢究竟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最终“无法抗拒”地选择了马撒。

1759年1月6日,华盛顿和马撒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此时,英法之争已告一段落,华盛顿已辞去职务,退出军界。蜜月后不久,他们—家搬回弗农山庄。

马撒的到来,使华盛顿的家产激增。马撒的前夫卡斯蒂斯是个大种植园主,他因病去世后,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大宗财产,其中包括1.7000英亩土地和300名奴隶。华盛顿原有土地5000英亩左右,奴隶49名,现在一下子成了拥有22000英亩土地和349名奴隶的弗吉尼亚太种植园主。把这么大的家产管理好,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但华盛顿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决心把它变成弗吉尼亚第一流的种植园。

华盛顿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他总是将庄园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自己生火,在烛光下读书或写信,早餐后骑马到各农场巡视。有时与黑奴们干些零活。他要求每个人“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干好”,为此经常责备“懒汉”,并花费了大量管理费用。他倡导清除当时风行的耗竭地力的做法,致力于提高土地收益。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谷物轮种,培育新品种,仅小麦一项他就试种了12种以上。他还倡导新农具和化肥试验,改良牲畜。他扩大了波托马克河的渔场,开办了磨坊。将生产出的鱼、小麦、面粉运往西印度群岛,并从那里运回外国商品和货币,维持着他的庞大家业。

他兴趣广泛,赛马、射击、赛船、垂钓、看戏、玩牌、斗鸡,无所不通。他特别喜欢打猎,仅1768年,就外出猎狐49次。由于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又乐善好施,广结四方豪杰,因此弗农山庄经常宾客盈门。据说在1775年前的七年中,就接待了两千多位客人。对于卡斯蒂斯夫人的两个子女,他视若掌上明珠,忠实地履行着父亲的责任。

但好景不长,变幻莫测的时局,又打破了弗农山庄的宁静,把华盛顿卷入了时代的激流之中。

风云突变居不易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了北美的霸权,同时也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 制与掠夺。按照英国航海法的规定,殖民地货物须输往英国及其殖民地; 美洲殖民地所购欧洲货物,须由英国中转,由英船运输;各殖民地间贸易须交关税;各殖民地制成品如同英国货物发生竞争,则须受限制乃至禁止,华盛顿在多种场合曾抱怨其烟草须销往英国,且被英国代理商以极低价格出售。他认为在重量和保险税方面课税太重,而英货又质次价高,样式落后,都是“我们祖父用过的式样”。他不得不削减了烟草生产,让其奴隶生产一些商品,表现出对重商主义限制措施的愤愤不平。

但对华盛顿打击最大的是西部土地的丧失。本来,在英法交战时,英国鼓励在俄亥俄地区垦殖,以作为从法国人手中获取土地的筹码。丁威迪曾于1754年答应给边防军提供20万英亩土地,华盛顿对其很感兴趣。到1773年7月时,他已在沿俄亥俄附近搞到了2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经济利益与西部密切联系起来。然而坏消息终于从天而降。1774年,英国颁布了魁北克条例,其中规定:英国将弗吉尼亚与它声称拥有的俄亥俄北部分开来,并将其并入魁北克皇家省。这个行动触动了华盛顿的切身利益。次年5月,弗吉尼亚总督约翰·马瑞取消了华盛顿对那里的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华盛顿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就丧失殆尽。

华盛顿自身的命运和北美的政治风云是息息相关的。华盛顿的遭遇也使他对英国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他自称的“良臣顺民”发展到走上反英的道路,二者真是相差甚远!

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出版的一切印刷品都须贴上半便士到20先令的印花税。这不仅侵犯了殖民地议会的立法权,也使各阶层都遭到盘剥。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印花税斗争。他们组织了“自由之子”社,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砸毁税务局,焚烧印花税票。与当时激进民主派相比,华盛顿的态度是稳健的、温和的,他心里虽反对印花税,但对骚乱又感不安;对英国既有不满,又不愿割舍同英国的联系。而英国一计不成,又生新招,于1767年11月推出“汤森法案”,规定英国向北美输出的商品须交纳重税;波士顿海关直属财政部;解散纽约议会。殖民地又骚动起来。华盛顿也发誓不买这些东西,“只有纸例外”,其思想正向积极方面转化。在给梅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敌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武器……应该是最好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北美的革命风暴已迫近了,并准备着为祖国服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支持抵制英货计划。

形势果然越来越紧迫。1770年3月5日,英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射击,酿成了“波士顿惨案”。为了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了除茶叶税以外的全部汤森税。但觉醒的北美人民又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回敬,以表明对英国企图保留的“一丁点儿”的征税权的反抗。这又引发了英国的大规模报复。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五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有:封锁波土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取消殖民地的司法权;俄亥俄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土地都归魁北克。其中的魁北克条例使华盛顿的大片土地化为乌有。这五项法令不仅没有压服殖民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一盘散沙的各殖民地反英运动聚合一起,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华盛顿也沉不住气了,开始慷慨陈词,愤怒谴责英国在北美推行的暴政,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他与亲英的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被这个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垮了。在弗吉尼亚议会上,他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发誓:“我要自己出钱,带领1000名战士,带头前去援助波士顿!”他的这一壮举,使与会代表感动不已,并因此推选他为弗吉尼亚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七位代表之一。

临危受命大将风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集中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人把它说成是“自从希腊罗马以来,最有道德的时代中的一次最享盛誉的政治家的集会”。华盛顿乘此机会,广泛结识各方有识之士,使代表们加深了对他的良好印象。帕特里克·亨利认为他是会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其思想和这次大陆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大会主要搞了个请愿书,而他也认为首先争取的不是独立,殖民地“馨香祷祝的是获得自由,以恢复在宪法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避免内部纷争引起的一切恐怖”,如果大不列颠把事做得太绝,殖民地将被迫不惜以武力反抗,“洒更多的血”。

大陆会议结束后,华盛顿便投入到招兵买马、训练民团的紧张工作中,弗农山庄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里。“我们的战刀既已出鞘,就决不能让敌人耻笑!”

长期积聚的干柴终于碰到了火星。1775年4月19日,英军与殖民地民团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了武装冲突,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武装抗英斗争全面展开。在枪炮声的伴奏之中,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的独立宫召开。华盛顿身着戎装,参加了会议。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也参加了会议,给大会增色不少。大会明确提出了联合行动的目标,并且成立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下令成立大陆军,征集兵员,筹集军火,发行钞票等等。这样,大陆军总司令的人选问题便出现了。

当时的情况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对此抱有企望;康涅狄格的普特南也是适当人选,只是年龄偏大,已57岁;弗吉尼亚的查尔斯·李出身于英国正规部队,知名度远远超过华盛顿;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上已进了军事委员会。在会议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是马萨诸塞的领袖人物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他们都认为,司令最好由弗吉尼亚人来出任,这对于搞好南北关系有利,而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殖民地,影响也很大。他们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在会上,约翰·亚当斯起来发言。他先是列举了这个重要人选的严格条件,接着又声情并茂地说,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在其他地方,就在大家当中。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的才能和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他就是弗吉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汉考克一听,“脸色骤变”,而华盛顿赶忙退到图书室中,沉思半晌。这个提议得到普遍赞成。

在这次人选问题上,华盛顿并没有主动谋求这个近在眼前的职位,他是以其威望、人品等个人条件及形势得到这项殊荣的。当时大陆会议内部比较复杂。以萨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里查德·亨利·杰伊为首的主战派,赞同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联法抗英,宣布独立,必要时以商业利益争取法国援助;温和派以本杰明·哈里森和罗伯特·莫里斯为代表,希望强有力的战争行动能迫使英国退让,达成一个有利于北美的协议,独立只是作为最后的杀手锏;第三派为调和派,以约翰·迪金森为主,主张实行防御措施,并希望在英格兰的亲美派能帮忙讲和,能保障北美的征税权就相当不错了,不大情愿脱离英帝国。华盛顿同意主战派和温和派关于使用进攻性行动的观点,故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而调和派和温和派都是财主,他们都相信本是大种植园主的华盛顿大权在握后,不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剥夺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品德高尚的华盛顿成了一个能在精神上将他们统率到一起的人物。他因此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

事情有点出乎华盛顿的意外。在发言时,他一再表示自己“难以胜任”,但为了祖国利益,仍愿意“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他还表示不接受任何薪饷,不想“从中牟利”。对于这个殊荣,一般人也许会欣喜若狂,但他却没有任何惊喜反应。相反,他的心情却是相当复杂,既有对未来的忧虑,也有对家庭的眷恋。这种矛盾心情可从他给妻子的告别信中看出:“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意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是,尽管有犹豫和彷徨,他还是以北美人民的自由事业为主,当仁不让、毫不推卸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他立下遗嘱,交给了妻子,“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接到委任状的第二天,他便策马奔向前线。对于华盛顿的这个行动,约翰·亚当斯赞曰:“……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

驰骋疆场真豪杰

1775年7月3日,华盛顿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城司令部里接过指挥权,立即起程视察波士顿民兵据点。摆在面前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因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拥有举世无双的海军。波士顿城中的11000名英军,曾在欧洲参加过许多战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豪将军的卫队拥有三座浮动炮群,一艘有20门炮的军舰停泊在港口。相形之下,包围波士顿的北美民兵虽有15000名左右,除了共有的爱国感情,基本上是群乌合之众,漫无秩序、凌乱不堪的状态难以想象,士兵来去无常,衣衫褴褛,装备甚差。这15000人分属四支部队,来自四个殖民地,各自为战,指挥难以统一,这样一支队伍很·难发动一场进攻战。华盛顿深感失望,为此决定大力整顿军队。他进行了重新编制,制订·了严明的纪律,同时呼吁大陆会议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资待遇,筹集军火,招募兵员。一段时间后,大陆军的面貌有了可喜的变化。到1776年1月的严寒季节,华盛顿又搞到了43门大炮和16门臼炮及其他军需晶,进攻条件逐渐成熟了。3月,大陆军发动佯攻,借敌军混乱之际,神速地将大炮拖运到道切斯特高地上,居高临下,发动猛烈轰击。英军反攻不成,被迫于17日狼狈逃出波士顿。围困英军长达一个多月以后,北美终于取得了开战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在这段危险的战争初期,很需要用信心鼓舞士气,否则革命事业有夭折之危。

在包围波士顿之时,也是华盛顿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之时。他从开始认定的为“自由”而战,已发展到为殖民地的独立而战。1775年8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有关叛乱的皇家令,给华盛顿扣上“叛乱”的帽子,威胁将对他处以“应该的刑罚”。华盛顿当然不认为他是叛乱分子。在他给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的信中,他要求被俘的北美官兵应被视作战俘,而不应该视为罪犯,因罪犯一词是与叛乱行动相连的。华盛顿以此宣布了这场冲突的实质乃两个分离的政权之间的战争,他将英国与联合殖民地放在了同等的位置。由此可见,华盛顿的独立思想萌发得是比较早的。10月份时,他已得出结论,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殖民地必须宣布独立。在围困波士顿的同时,他还派兵在8—12月间向加拿大发动了一次远征,邀请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加入到13个殖民地行列,以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邦”。这也是他将北美视为一体的表现。11月初,为肃清隐患,华盛顿还发起了一场逮捕、拘留托利党的运动。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是英王室的代理人,所以这个行动更触犯了大英帝国的尊严。他还向法国开放北美港口,鼓动各地实施意味着独立的其他措施,这都说明了他已站在时代前列。到1776年2月10日,华盛顿更明确表明了他的独立立场,“我们已决心与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国家一刀两断。”从以上过程来看,华盛顿独立思想及其实践方面不比任何人差。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776年7月4日得到肯定,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联合殖民地与大英帝国脱离关系。

《独立宣言》发表后没几天,英军舰队便源源向纽约开来,总兵力达34000人。来势凶猛。华盛顿早就估计到这一点,故在4月份即进驻目的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尽管如此,大陆军还是犯了兵家之忌。大陆军将一半的队伍,约8000人部署在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上。在许多将领的眼里,布鲁克林高地如同波士顿的多切斯特高地,守住它就可万无一失。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失策的。军队集中在此,目标暴露,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东河的英舰可毫不费力地切断他们的退路,围困时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8月22日晨,英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压倒优势前后夹击,大陆军寡不敌众,损失严重,死200人,近1000人被俘。庆幸的是,29日,长岛大雾迷漫,华盛顿乘机冒险突围,终于死里逃生。

对长岛惨败,华盛顿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向大陆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避免总攻行动,或者去冒风险,除非是不得已。即使是不得不冒风险,我们也绝不能被牵制进去。”随后的几年中,他面对占优势的英军,采取的都是避其锋芒,在退却中夹杂着出奇不意的进攻这种稳妥战略。他还不断地呼吁大陆会议建立常备军,以避免军队的“瓦解”。这种颇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出自他从鲜血中得来的惨痛教训。

继长岛之败,华盛顿又接着经历了一系列较小的失败:基普斯湾,9月15日;哈勒姆高地,9月16日;白原,10月28日;华盛顿堡,11月16日。失败原因有多种,但华盛顿的权力受大陆会议制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战争初期,大陆会议害怕一个强有力的将军会建立军事独裁,故保留了最高的权威。华盛顿虽强调军队须拥有必要的自由,但也同意军权受制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在军事行动中顺从大陆会议的指令,即使与其军事判断不同亦如此。长岛之败,在某种程度上即跟大陆会议要求固守纽约酌命令有关,这说明军事自由还不够。9月10日,大陆会议开了绿灯,决定由华盛顿全权处理纽约问题。随后华盛顿便决定实施防御战略,撤出纽约,这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个别将领仍消极行事。鉴于事态的恶化,12月12日,大陆会议又再次作出决定,授予华盛顿指挥战争的全权。对此,华盛顿认为非常有必要,“急症要求用急药,我也愿真诚地宣布,我毫无追逐权力的欲望”。尽管有了全权,华盛顿还是对大陆会议保持了最高的尊敬。在紧急状态下,他行使自己的权威,但仍报告大陆会议,若大陆会议不赞同,下次他便不再重复;如果大陆会议不置可否,对他来说即意味着默认。华盛顿采取行动时非常谨慎,与大陆会议的关系一直没发生大的冲突。

纽约受挫以后,华盛顿挥师西撤,退入新泽西。英军尾随而至。大陆军刚刚渡过特拉华河,英军也到达了东岸。由于华盛顿带走了所有的渡船,故使英军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大陆军走出他们的视野。此时大陆军疲惫不堪,人数锐减,许多人开了小差,到12月只剩下5000人了,大多数人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在革命事业危急关头,华盛顿两次出其不意的奇袭,使大陆军官兵精神为之一振,挽救了颓局。

就在英军等待河水封冻以便渡河之时,在12月25日的暴风之夜,华盛顿率部重新渡过冰块翻滚的特拉华河,给驻扎在特伦顿的麻痹大意的英军来了个漂亮的回马枪,击毙敌人22人,俘虏948人,而大陆军只死了两人,伤5人。部队稍事休整以后,1777年1月3日,又立即长途急行军,对普林斯顿的比较疲弱的英军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突袭,毙敌百人以上,俘获300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将英军阻止在纽约附近,使华盛顿在新泽西中部站稳了脚跟。这两次战役,也是华盛顿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胜利,他的名字从此之后威震欧美,并巩固了他在北美的政治、军事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胜利之后,华盛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边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一边研究敌军的动向。华盛顿揣测英军可能由纽约出发从陆路攻打费城,但英军却利用他们的海军优势,绕过华盛顿的防区,在费城以南登陆,期望占领费城并摧毁华盛顿军。华盛顿摸不清敌人的意图,结果9月11日在布兰得温河被英军一举突破,损失1100人,英军也死伤六百余人。这样,通向费城的大门被打开了,威廉·豪将军挥师进占费城。10月4日,华盛顿又向驻在费城附近的日尔曼顿的英军再来一次“特伦顿”式的奇袭。开始时英军阵脚大乱,但因大雾迷漫,敌我难分,引起误射,英军乘机反攻,大陆军被迫撤退。这次血战,使英军损失535人,大陆军死673人。这两次战役,虽然损失很大,但大陆军在进攻中显示出了令人生畏的作战能力。华盛顿牵制住了英军主力,使其龟缩费城,不能抽身支援北方身陷重围的柏高英将军。结果是华盛顿的副将盖茨将军施展威风,迫使柏高英五千余众于lO月份在萨拉托加向大陆军缴械投降。因而,华盛顿在客观上支援了萨拉托加大捷。他对这次战役还有另一贡献,即他于1775年9月向加拿大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虽然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它使大陆军能够接近纽约北部,特别是张伯伦湖,这使得柏高英在那里遇到了层层障碍,贻误了战机。

萨拉托加大捷使美国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此事又节外生枝。盖茨将军的辉煌战绩,使得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显得黯然失色。在军界和政界的高级领导人中,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批人秘密商议,企图以盖茨取代华盛顿。这件事沸沸扬扬,虽然没有得逞,但搅得华盛顿非常烦恼,心神不宁。与此同时,驻扎在伏吉谷过冬的华盛顿部队也面临窘境。几千名士兵在寒风呼啸、条件极端恶劣的山谷中饱受饥饿冻馁之苦。几年后华盛顿还这样回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尚未失传的历史书籍中,找不出一支军队像我们这支部队遭受着这种闻所未闻的艰苦环境。……那些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没有鞋子,赤脚行军,从他们脚上滴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粮食,他们穿过云雾,踏过积雪……”面对这种困境,华盛顿一方面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发动随军牧师做士兵的思想工作,亲自深入士兵之间宣传鼓动,还散发潘恩的《美国危机》小册子,以坚定他们的爱国信念。他还聘请普鲁士军事专家施托伊本男爵进行训练。经过这番整顿,饱受磨难的华盛顿部队已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的劲旅。华盛顿和他的部下和衷共济,团结一致,渡过了又一场危机。华盛顿在此期间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1778年春,北美革命事业露出了曙光。在经过了一阵观察、犹豫之后,特别是听到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后,法国决定公开与北美结盟,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北美,同时派出远征舰队。英国的另一个敌人西班牙也于6月21日向英国宣战。北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费城的英军担心被围,于6月18日匆忙率部撤走,越过新泽西,向纽约方向进发。华盛顿乘机攻击英军,追至蒙默思,但他的副手查尔斯·李将军恃能自傲,不服从命令,因而功亏一篑。华盛顿原来命令向敌军进攻,由于李将军指挥混乱,最后只好撤退。为此,华盛顿气得火冒三丈。军事法庭判李有罪,中止其指挥权一年。

从1778年夏到1781年夏,华盛顿与英军处于拉锯式的对峙状态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这又是几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南部重镇查尔斯顿失陷,盖茨同康华里在坎登的决战失利,南线连连失败;大陆会议四分五裂;萨拉托加战役的猛将阿诺德将军叛逃;军中怨声载道,缺吃少穿,兵变再起。华盛顿抱怨:“简而言之,这场战争既没有物质的保障,也没有组织的保障,而是靠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各式各样的应急措施勉强支撑着。”军队情况非常糟糕,再加上法国援军还没有完全到达,华盛顿不敢发动大举进攻。

决战时机终于盼来了。1780年7月,罗尚博统率6000名法军驻新港,置于华盛顿的统率之下;1781年,德格拉斯也率领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来美,8月30日,开进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范河河口,切断了南部战场上英将康华里与北部战场上英将克林顿的联系。华盛顿一方面制造假象,佯攻纽约,实则声东击西,火速南下,与法军配合。9月8日,美法两军在离约克敦仅12英里的威廉斯堡会合,并以一万七千余人的兵力,将约克敦的英将康华里团团围住。约克敦地处约克河河口,康华里退守约克敦本想伺机从海上逃跑,如今作茧自缚,陆上有美法联军,海上有切萨皮克湾的法国舰队。10月14日,美,法联军发起总攻,康华里招架不住,又逃跑不成,被迫于19日率部下7000人向华盛顿投降。华盛顿赢得了他戎马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胜利。这一胜利决定了美国人民的命运。美国人民欢声雷动,兴高采烈。消息传到英国,诺斯勋爵垂头丧气,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由自主仰天长叹:“上帝呵!一切都完了!”由于约克敦的这次重创,加上六年多的战争导致的厌倦情绪,迫使伦敦的鹰派内阁于1782年3月辞职,成立了一个愿意在美国独立的基础上寻求和平的内阁,并最终于1783年1月20日与北美在巴黎签订了正式和约。:

漫漫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了,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出生入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成功地团结住了一支时刻都有陷入瓦解地步的大陆军,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使北美独立事业的航船避开了触礁的危险。在战略上,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他坚持了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转入进攻战略;在战术上,则以奇袭著称。这些都闪烁着他的军事思想的光辉。

功成身退亦英雄

战争行动虽在约克敦结束了,但军队却滋长了骚动情绪。由于普遍认为和平已胜利在望,部队官兵不愿继续作出新的牺牲,他们对艰苦的条件越来越不满。各州在提供经费方面经常拖延,乃至刚刚成立的松散的邦联政府无所作为,对官兵的薪饷许诺不能兑现,军中粮草匮乏现象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各州在提供兵员定额方面的行动也形同蜗牛爬行,现役军人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整。和平的到来还使部分官兵产生危机感,即一个没有多大权威的邦联政府会轻易地把他们打发回家,从而身无分文地流落社会。军队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强化了他们要求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愿望。当时,因战争胜利,华盛顿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老百姓把他当作神明和救星来崇拜,集中在军界的一批拥护君主政体的势力借此时机蠢蠢欲动,企图将华盛顿推向国王的宝座。

1782年5月,曾在米夫林堡担任过指挥的老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不寻常的长信。此人过去习惯于同华盛顿拉关系,曾热心地为部队的利益请命。这次,他将军队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都归咎于现存政体,指责共和政体与国家的繁荣是不相容的,鼓动华盛顿在陆军支持下夺权,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他分辩说,有人糊涂地将专制和君主制度相联系,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可以先给君主政体的首脑一个温和的称号,“一旦其他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也许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显然,这是一封推举华盛顿作国王的“劝进书”。如果是一个利欲心强的人看了,也许会沾沾自喜,但这同华盛顿的品格水火不容。他一面为尼古拉保密,一面断然拒绝,他正气凛然地告诫尼古拉:“如果你对你的祖国、对你本人和你的子孙还关心的话,或者对我还尊重的话,你应该把这些想法从心中排除净尽,从今以后,无论你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要提出同样性质的意见。”,

l783年春,事态更恶化了。一封未署名的告军官书在私下散发,指责邦联议会和邦联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匮乏、疾病和伤疤”,煽动私自召开军事会议,向邦联议会讨回他们的“公道”。一些军官也发出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华盛顿不跟着干,就由别人取而代之。社会上惯于看风使舵的一些人也乘机活动,希望让邦联政府对军队“加深印象”。一股政治浊流在翻滚。华盛顿惊悉这个消息,决定先发制人。3月15日,华盛顿在军官会议上作了一篇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说,劝告军官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和浴血奋战争取来的自由,尊重邦联议会采取的和平行动解决问题。演说中间,他停顿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在重新戴上时请求原谅,并且感慨地说,在服役当中,他的头发变白了,现在又发现视力也不行了。军宫们非常感动,郑重表示:“美国军队的军官们,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是出于对祖国最纯洁的爱、出于对人类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烈感情而参战的,现在虽有痛苦和危险,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以致玷污他们以鲜血和忠减服务所争得的荣誉和荣耀。”一场风波被平息了。华盛顿对军官们表示非常钦佩:“假如没有这一天,世人决不能看到人性竟达到这种地步。”此后,华盛顿频频向邦联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邦联议会终于作出反应,给予官兵五年的全部薪饷。经过反思,华盛顿从这件事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人们不能在事关最重要后果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理性便一无所用,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沉默将卷土重来,就像羔羊之于屠夫。”

华盛顿一方面对君主制表示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邦联政府软弱无能、州权强大的松散状态表示忧虑。他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决定对目前的“危机”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6月8日,他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福祉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第一,各州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第二,在偿还战争债款和履行契约时,须使公众受到公正待遇;第三,将联邦各地的民兵建立在统一、正规和有效的基础上以保障和平;第四,在人民中倡导亲切气氛,克服地方偏见。华盛顿的这些建议,闪烁着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必要性问题上,后来得到了验证。

1783年10月,邦联议会决定解散大陆军。12月4日,英国舰队从纽约港启航回国;当日,华盛顿在该城弗伦斯饭店辞行,与他亲密的军官和可爱的士兵洒泪挥别。12月23日,华盛顿来到安那波利斯,出席了为他安排的欢送会。华盛顿站起来,开始宣读已准备好的演说词:“我们的祖国已经获得独立,我们的伟大事业终于实现了。我谨向议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同时,请求批准我辞去八年前议会托给我的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然后将委任状交给议会主席。第二天,即圣诞节前夕,华盛顿终于满怀喜悦地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家乡,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他的这种在祖国危急之时挺身而出,大功告成之后又毫无所求、解甲归田的精神,一直为世人大书特书。古罗马英雄辛辛那托斯将军原为农民,后一跃成为执政官,于16天破敌后又隐退。所以英国诗人热情地把华盛顿与辛辛那托斯相提并论,以赞扬他的崇高品德。比起他身前的军事独裁人物克伦威尔及其身后用刺刀从地上捡起皇冠的拿破仑,给予华盛顿这样崇高的褒奖,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经过战争时期的劳顿,回到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如释重负,倍感平静生活的温馨。1784年春,在给拉斐特及其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亲爱的侯爵,我最终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公民。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的浓荫之下,没有军营的嘈杂声和公共生活中的繁忙的情景,我正以宁静的欢乐自慰。这种快慰,对于一个始终追逐名誉的军人;对于日夜寝食不安地策划阴谋谋取私利,甚至毁灭别国的政治家;……对于经常留意君主的脸色企求博得一个慈爱笑容的朝臣,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的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河流顺流直下,乃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地。”

这样,华盛顿又恢复了他的种植园主生活,只是多了另一番心境。他自己种树、养花、饲马、打猎,甚至养了不少活蹦乱跳的小鹿,经常穿着普通衣服,像农夫那样在田间劳动,继续实验他的轮种方法。华盛顿专心致志地管着他的大庄园。与此同时,弗农山庄也恢复了宾客如云的场面,除了老友前来叙旧,一些仰慕华盛顿的客人也纷至沓来,大批书信也似雪片般地飞至弗农山庄,因而华盛顿还须花费大量时间接待来客,“我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的,我不想改变。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的,凡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前去的人包括不少画家,争相要求为他画像,最后华盛顿不得不应付应付。据说,在作画过程中,开始时他显得很不耐烦,后来勉强听从,最后端坐不动了,“比辕马入套更加驯服”。

领导制宪再出山

华盛顿本来打算谢绝一切公务,安心过他的种植园主生活,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却越来越忧心于国事。依《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政府被各种问题所困扰,它既无能力保持美国商人在海外受到尊重,保卫边疆免受英国皮货商和印第安人的侵犯,也不足以防止各州之间在经济方面互相拆台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内部意见之分歧,与邻国之不睦,对我们来说,不但会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损于我们民族的声望和在欧洲列强心目中的地位。”基于这种危机感,他施加自己的影响,调解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就波托马克河航行权的争端,并同政界要人协商,酝酿修改《邦联条例》。但是,这种“不良后果”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786年9月23日,马萨诸塞发生了以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领导的起义。他们不堪忍受长期以来如同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最后揭竿而起。在华盛顿看来,起义的爆发验证了他对邦联政府权力弱小的疑虑,即症结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乃至对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处理自如。

谢斯起义威胁到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阶级的利益,忧虑不安的统治阶级终于在邦联政府的弱点方面达成了共识。1787年5月,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众望所归的华盛顿被一致推选为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团长。尽管华盛顿面露难色,心中犹豫,他还是最终接受了推选,“冒着失去名誉的危险”,作为代表出席制宪会议。

5月25日大会开幕那一天,代表们又一致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推选为会议主席。

制宪会议由55名代表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于利益不同、观点分歧的12个州。从一开始,费城会议就犹如驶入波涛汹涌的海洋的一叶扁舟,时刻充满着舟翻人亡的危险。对于华盛顿来说,指导会议召开并不比打一场约克敦战役轻松。在整个炎热的夏天,代表们拥挤在关闭着窗户的会议室中,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掀起一场场辩论风暴。鉴于地位的特殊,华盛顿从未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但由于他一直在场,大会的持续进行便有了充分的保障。他在休会期间,频繁地与代表们接触沟通,时而聚餐,时而用茶,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能力。他以其克制态度、威望和组织才能确保了大会的正常进行,至少免除了破裂的危险。最后,大会终于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一直提心吊胆的富兰克林博士也放下了心。当代表们在这部宪法的大字文本上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凝视着主席座位后边背景上画的太阳,对自己身边的代表说:“在会议时期,我对会议的结果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忧心忡忡。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主席身后的太阳,分辨不出那轮红日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山。现在我终于高兴地明白了,这是一轮喷薄东升的旭日,而不是一轮冉冉西下的落日。”

使华盛顿感到宽慰的是,这部宪法与其一贯的主张相一致。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它规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这既不同于各州主权与中央政权并立的邦联制,也不同于地方完全依附于中央的单一制,这符合华盛顿关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又能防止其退化为专制政权的思想。从国家最高权力结构来看,新宪法规定是三权分立的共和国。三权分立学说本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思鸠的理论设想,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将这种设计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新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三者各司其职,并互相制衡,以钳制任何一权独大,也不会轻易地为任何党派所控制,从而扼制出现暴政的危险,这就确认了每一个集团都有发挥影响的余地,都能“在事关最重要后果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设计因而与华盛顿的经验相协调。当然,宪法也有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有产阶级警惕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而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的另一面,故宪法只给予人民有限的民主权利,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也有对此加以设防的考虑。

9月17日,制宪会议闭幕,华盛顿如释重负,对宪法的定稿大喜过望。他在给拉斐特的信中说:“你也知道,代表们来自许多州,各有各的习惯、情况和偏见,可是,他们却团结起来,制订出一个没有多少人能提出有充分根据的异议的全国性政府体制。在我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一个重大优点。”

怀着这种满意的心情,华盛顿第二天就踏上了归程,又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华盛顿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宪法是否批准的最后结果。围绕宪法批准问题,各州展开的激烈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华盛顿非常关注双方的较量,但他没有公开参加这次辩论,也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只是在私下场合同他的朋友们和政界要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新宪法的优点。他在该阶段所写的信件,对于指导正在形成中的联邦党起了巨大作用,间接地壮大了拥护宪法通过的这一派的声势。

1788年6月28日,新罕布什尔州作为第九个州批准新宪法,终于达到了宪法通过所要达到的法定州数。消息传来,华盛顿喜上眉梢,虔诚地感谢上苍:“在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混乱和苦难正在迅速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各州先是召开了代表大会,然后分别采取最适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最后通过了代表大会提出的体制,从而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安宁和幸福奠定了持久的基础。我们可以怀着虔诚、喜悦的感激心情,从这些玄妙神秘的事件中,找到上天冥冥中的意志。”如今新的体制既已形成,华盛顿满可放心地退隐园林,不问繁杂的时务了。

众望所归任总统

然而,新宪法一经批准,国人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享有盛誉的华盛顿,期望他出任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态度温和的华盛顿成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1789年2月4日,第一届选举团在纽约投票。计票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华盛顿被一致推选为总统。面对公众寄予的厚望,华盛顿心情沉重,甚至感到“将有罪犯走向刑场之感”。尽管如此,他仍表示将“下定决心,别无他顾,竭尽全力为民效力,以期能在适当时机尽早解除这一职务,使我能再一次隐退,以便在惊涛骇浪之后,度过平静的晚年,一享天伦之乐”。

4月30日,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在纽约隆重举行。华盛顿站在华尔街联邦大厦的阳台上,正式宣誓就职。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礼炮齐鸣。没等欢呼声平息,华盛顿就回到参议院的议事厅,神情“沉重得近乎忧伤”。他接着向聚集在那里的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可声音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见,手上的稿子似乎不胜负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有时还将手指插进裤袋,然后又掏出来……

的确,华盛顿所面临的挑战,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担忧。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动乱,美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宪法只是个概貌,联邦政府羽毛未丰;国库空虚,债务累累;美国还是个弱小的农业国,陆海军名不副实,而周围却是怀有敌意、虎视眈眈的君主强国。华盛顿必须解决这些当务之急。

挑选合适的内阁成员,建立和健全行政部门,这是华盛顿就职后的第一要务。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惯例,即总统有权挑选和任命行政官员;若不称职,可不经参议院同意即撤换他们。他的目标是把“第一流人物”网罗进政府,但又注意维持各方面的关系,以保持必要的平衡。他挑选了四个人组成了他的第一届内阁。国务卿职务给了47岁的自由派人士托马斯·杰斐逊;财政部长职务委任了才华出众、年仅33岁的保守派人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仪表堂堂的自由派埃德蒙·伦道夫被委以总检察长职位。这样,内阁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既有南方人,又有北方人,使各地区、各集团的利益都能在政府中得到反映。华盛顿能够从各方吸取建议,但这种安排也埋下了以后内阁中纷争不息的种子。

健全司法体系也是华盛顿任职后的一项重要目标。在华盛顿的指导下,一个联邦法院体系因9月24日的《法院法》的出台而诞生了。它规定有13个司法辖区,每区都有一个联邦法官指导下的辖区法院。这些司法辖区又划分为三个巡回区,巡回法院可听取辖区法院的上诉。这个司法体系也设立了一个最高法院,其中有一名首席法官和五名副法官作为司法事务的最终仲裁人(只有弹劾案除外)。

华盛顿在任命首席法官时,仔细推敲,最后给予了纽约州的约翰·杰伊。杰伊思维老到,作风稳健,对于建立一个持久的司法体系来说,也许是最佳人选。华盛顿领导设计的这个司法体系是相当完美的,它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在解决完政府结构的基本问题后,华盛顿便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具有联邦主义色彩的计划。在内阁中,他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仔细衡量得失。一旦他做出决定,便总是以坚韧不拔的努力付诸执行。对于内政问题,他特别倚重精明能干、谙熟经济事务的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来说,汉密尔顿是个非常可靠的助手,能弥补华盛顿之不足。汉密尔顿设计出计划,制订出细节,并提供无可辩驳的论据,再交华盛顿定夺。这些计划虽然遭到强有力的反对,但在华盛顿的干预之下,绝大多数付诸实施。这些计划包括:

“充分支持公共信用”计划。早在1783年,华盛顿便阐述了偿还债务的问题。在他上任之初,邦联政府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国债高达7500万美元的烂摊子,在华盛顿看来,尽管数目庞大,也须如数偿还;如果各州拒绝承担债务,联邦将面临解体之危,因此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汉密尔顿更将偿债信誉形容成“获得自由的代价”,故制订出“充分支持公共信用”计划。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国会于1790年2月22日通过。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偿还公私债务,并以进口税和国内货物税作为偿债的担保。各州的债务亦由联邦政府承担。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国家的信用和威望。此后,公债流通活跃,加速了当时的资本积累过程。

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1790年12月14日,汉密尔顿又提出颇有争议的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在众议院引起轩然大波,但最后仍得以通过。次年2月,经华盛顿签署后生效。根据此法,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合众国银行。该银行主要由私人来控制,它有权发行纸币,并以此来清偿债务和纳税。全国性银行系统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国家信用,稳定了货币制度,活跃了,国民经济。此外,为繁荣国内工业和加强管理,还通过了以下法律:关税法(1789年)、吨税法(1789年)和护照税法(1791年),这使政府有了宽裕的收入;铸币法(1792年),授予政府铸造金银标准货币的权力;专利法(1791年),鼓励私人发明,等等。公共信用、银行、货币和税制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国家昌盛所必需的基础。

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华盛顿就显得果断练达多了,有时没向杰斐逊打招呼便拍板了。这是他的特长所在。在外交目标上,华盛顿一直致力于保持国家的和平,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纷争之中,以免使这个新兴的联邦共和国遭到损失。早在任职之前,他就有这样的洞察之言:“我希望美国将能游离欧洲政治和战争的迷宫之外。”为此,他调整了同西欧列强的关系,缓和了同英国的对立情绪,派遣莫里斯使英,以便加快在俄亥俄河谷的拓殖活动,并同英国加强商务联系。但是与法国的关系,却因1789年7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复杂化了。法国革命导致英法关系紧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华盛顿不得不决定1778年的法美同盟条约是否还有效。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亲英派坚持已失去效力,理由是这个条约是由已经瓦解的路易十四政府签订的;以杰斐逊为首的亲法派对法国革命抱有高度的热情,他们质问,作为一个在危亡之时拯救过美国自由事业的盟友,美国能够冷漠地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华盛顿最终接受了杰斐逊的观点,认为条约仍然有效,因为那是与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国家签订的,美国应遵循国际法。即使如此,华盛顿仍避免卷入二者的纷争之中,他一方面赞扬法美友谊,另一方面却告诫人们警惕“对法兰西的过度信任”,试图将外交行动游刃于英法两国的对立之外。这种态度终于导致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发布了中立宣言。

然而,在华盛顿进行着各方面指导的同时,内阁中的分歧也越来越扩大了。汉密尔顿重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杰斐逊则为农场主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摇旗呐喊;汉密尔顿希望强化中央权力,甚至有偏爱君主制度的倾向,杰斐逊则希望地方分权,厌恶暴政和珍惜自由;汉密尔顿憧憬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杰斐逊则眷恋一个宁静的农业社会;汉密尔顿务实,外交上偏向英国这个工业强国,杰斐逊则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圣哲,声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对法国大革命抱有高度的同情心。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两人的歧见也不断升级,他们“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天天打架”,并在报纸上互相攻击,汉密尔顿捍卫他所谓的“不言而喻”的宪法权力,杰斐逊则攻击他“用钞票装饰他们的安乐窝”。华盛顿非常赏识这两个人,但也深为他们之间的分歧而苦恼,他担心这两方的势力会“使联邦土崩瓦解”,故苦口婆心地调解他们的分歧,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他努力使他们的争斗“关在内阁里面”,以免动摇政府大厦。还好,正当两派对立之时,新的大选即将采临了,华盛顿又萌发了隐退之念,希望告老返乡,摆脱政务的烦扰,重享葡萄架下的那份温馨和清静。

二任隐退堪名世

华盛顿意欲引退,无奈各方仍强烈希望华盛顿继任,连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这两个对头,在这个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汉密尔顿认为,引退将是“目前降临于祖国的最大不幸”,杰斐逊则说:“有你在,南北两方就不会分裂”。经过思想斗争,华盛顿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终于战胜了引退之念,同意参加选举,结果又得到了100%的选举人投票。1793年3月4日,华盛顿在费城宣誓就职。这次就职演说仅用135个字便完成了,创下了历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短记录。

华盛顿第二个任期开始之时,美国正进入多事之秋。内阁的分歧已扩至政府之外,国内已出现了两个初具规模的政党,其中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创立了联邦党,杰斐逊和他的战友则建立了民主共和党。两党互相攻讦,甚至连华盛顿都受到含沙射影的攻击。不久,这场党争因英法开战而加剧了。由于害怕欧洲势如猛兽的战争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华盛顿于4月22日签署了没有冠以中立名称的“中立宣言”。宣言宣布,美国同法国、英国均保持和平关系,禁止美国公民将作战物资运往交战国。宣言实际上确立了对待英、法的等距离外交方针,表明了华盛顿在外交处理上的冷静判断力。但是这个政策惹恼了亲法的民主共和党,他们断言,“罪恶的宫相”汉密尔顿已控制了行政系统,忠诚的盟友被抛之一边,正义的事业受到背叛。汉密尔顿则毫不相让,针锋相对地揭穿他们革命言辞伪装下的“野心”。华盛顿被这些党争弄得身心疲惫,那些指向他本人的批评更是刺伤了他的自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没有处理完中立宣言引起的危机,华盛顿又开始对美英关系大伤脑筋。当时英国在北美拥有六万多人,其中有1000人尚未撤出美国领土,保有六个据点,并不断挑动印第安人在边境闹事,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外,英国坚持认为,美国作为中立国,无权与自己的敌人法国进行战时贸易,故对美国的商船滥加扣押,引起了美国商人的愤怒。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也推波助澜,要求采取有可能引发英美战争的报复措施。为避免两国的争端,华盛顿派遣约翰·杰伊带领一个使团到达伦敦。1794年11月,双方达成《杰伊条约》。条约规定,英国应于1796年撤出西北各据点;英国对非法缉拿的美国船只予以赔偿;70吨以下的美国商船可驶往西印度群岛,但以禁止美国将棉花、食糖和糖浆运往他国为条件;美国于1802年清偿独立前所欠英国债务;美国在商业上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等等。

条约公布之后,反响强烈,举国哗然。亲法派谴责它向英国过于示好,商人责备其待遇不公,种植园主对债务大发牢骚。尽管华盛顿也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条款,他仍然在上面签了字。他坚持认为,条约不但可以保持英美间的正常贸易,维持财政收入,还可避免战争、确保和平。

围绕《杰伊条约》问题,党派之间的争斗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反对势力在众议院通过议案,企图使众议院得到在条约批准方面的确认权。华盛顿断然拒绝,并重申了总统的权力范围。他的这种做法,确立了总统在外交中掌握大权的惯例,强化了总统权力。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华盛顿虽在《杰伊条约》上满足了英国人的胃口,但在同西班牙的关系上却占了便宜。当时西班牙时运骞乖,国际处境不利,害怕英美一起对付自己,故同美国签订了《平克尼条约》,规定开放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允许美国商品储存于新奥尔良,并将北纬3l度线作为其殖民地佛罗里达同美国的边界。西班牙曾长期控制着密西西比河的河口,阻止美国农产品出口,并宣称对北纬3l度线以北亚祖条形地带有所有权。这项条约无疑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华盛顿因而巩固了美国的南部边疆。

在西部边疆,美国的处境也改善了。前去镇压印第安人骚扰的两支部队曾大败而归,华盛顿又派遣了安瑟尼·维恩将军再次征讨,并于1794年在今托莱多重创印第安人,迫使其放弃了在俄亥俄的几乎全部土地。华盛顿用武力打开了西部的通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丁一个新州。这次举动,显示了华盛顿对西部拓殖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甚至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都丝毫未减弱。1796年,他批准了有关西部土地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自宾夕法尼亚西部边界开始丈量国有土地,每36平方英里为一镇区,若干镇区连为一郡,若干郡区又合为一州。每一镇区将土地划为36段,然后分段出售。这一法令后采稍经修改,确立了西部土地开发的模式。自此,西进洪流由小而大,拓荒者们胼手胝足,奋力开拓,通过几代,人努力,终于用汗水将西部大陆的荒原改造成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兴旺发达之地。

在平息印安第安人骚乱的同时,华盛顿也用铁的手腕制服了国内的农民起义。前者表明了他的种族偏见,后者则为他的阶级地位作了次注释。那是在1794年闷热的夏天,宾夕法尼亚酿制威士忌酒的农民又像谢斯起义那样,发动了另一次起义,反对政府向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他们赶跑了税吏,捣毁了那些乖乖交税的农民的酿酒工具,俘虏了当地的卫兵,阻止法院审判,到处发泄着他们心中的怒火。华盛顿听到后为之一惊,随即采取行动,召集了13000名民兵,用武力镇压他所谓的“暴动”,强制恢复了法律和秩序。这次行动虽加强了政府的威慑力,但使华盛顿在民主派和平民中的威望下降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也加剧了争吵。,

尽管如此,到华盛顿任期届满之时,他的主要工作目标仍都达到了,他奠定了新政府的雏形,确立了一些必要的先例;避免了同欧洲列强的战争,保障了和平;维持住了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稳定了国家的收入和公共信誉;为西部的开发铺就了路石;保住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秩序。华盛顿对此还比较满意,但繁琐和紧张的长期政治生活,也使他感到身心疲惫,党派政治更使他精神不振,甚至感到痛心。他自己也感到年事已高,不如早日过个清静的日子,他决定不再寻求第三次任职。他的这个决定又给美国人增添了一个有口皆碑的惯例。在当时君主专制风行的世界上,华盛顿的二任引退行动显得尤为可贵。

1796年9月17日,《美国每日新闻报》发表了华盛顿的《告别辞》,向他的同胞提出了谆谆教诲。他告诫大家,要珍惜得之不易的联邦,尊重宪法和各项法律,服从选举结果,支持公共信用,摒弃党派偏见,弘扬宗教和道德。他还宣称,美欧具有不同的利益,不要感情用事地同外国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避开与任何外国永久结盟是我们的一项颠扑不破的政策”。

这篇告别辞乃有感而发,情真意切,为内政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方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其独立外交政策,长期为美国统治者所遵循,成为他们行动的“指路星辰”。

1797年3月4日,新总统约翰·亚当斯举行就职典礼。在庄严的气氛中,华盛顿郑重地将权力移交给亚当斯,并热情地向亚当斯表示祝贺。那一天,众议院会议厅的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欢呼的人群一直跟随他走到他的寓所。华盛顿感慨万千,脸上闪耀着安宁慈祥的光辉,银发在风中飘动。在门口,他慢慢转过身来,脸上显出严肃的、几乎是悲哀的表情,眼里噙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势表达了他的感情:感谢你们,祝福你们……

鞠躬尽瘁至始终

向亚当斯移交权力后不几日,华盛顿即携家属回到弗农山庄。自此,华盛顿息影政坛,专心于他的家庭生活和农庄建设。华盛顿如同得到解脱一般,怡然于那份田园情趣和家庭温暖之中。其夫人也是“像蜜蜂一样忙碌,似蟋蟀那般快乐”。这段日子他们过得相当舒适。

然而,政局的动荡又打破了他的宁静。1798年7月,法美关系严重恶化,美国终止了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举国上下,反法情绪高涨,霎时间,美国似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火。在这个紧张时刻,亚当斯总统又请求华盛顿接受指挥。年近七旬的华盛顿得知后,虽然顾虑重重,但仍表示,为了祖国利益,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费城一家报纸这样赞扬他的行动:“美国人啊,感激他的深情。对于一个饱经风霜和满载荣誉的人,一个如此渴求在芒特弗农的宁静中终其一生却再次出山经受议事苦虑与战争劳累的人,一个曾如此光荣地为国争得自由的人,怎样感激都不为过。”不过到了1799年,法美危机消散,华盛顿又得以卸下他的军装。

1799年的冬天,严寒降临到弗吉尼亚。华盛顿照常巡视庄园,闲时与人聊聊天,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12月12日,在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华盛顿不顾天气恶劣,仍骑马外出察看,在风雪中走了15英里。那天晚上,他醒来后感到身上发冷,喉咙疼痛,呼吸困难,但还是不愿让夫人起床去叫仆人帮忙,怕她得感冒,就这样忍痛挨到天亮,病情加剧了。医生采取了放血疗法,但于事无补。晚上10点钟左右,华盛顿到了垂危之际,他平静地躺在床上,左手搭在右手腕上数着脉搏,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远处,波托马克河的流水在呜咽翻滚。

一连数月,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

英国海峡舰队降半旗致哀。

法国陆军军旗挂上了黑纱。

华盛顿是个不平凡的美国人,尤其是他在缔造共和国过程中所起的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作用,无愧于后人所称的“国父”尊号。人们对他的赞誉之词举不胜举。亨利·李将华盛顿誉为“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寥寥数语,勾画出华盛顿的伟大形象。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夫人艾比格尔则对其品格有独到见解:“他从不失之轻率,对自己的才能总是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他拥有权力,具有广泛影响,但他只在为了国家利益时才使用这种权力和影响……如果我们纵观他的一生,历史将不会产生一个可与他相匹敌的人物。” 托马斯·杰斐逊的评价尤为耐人寻味:“总的来说,他是个完美的人。虽然在某些方面似乎平淡无奇,但没有一点是卑劣的。这样一位靠自己的品德和时运而崛起的伟大人物,确实是亘古未有的;在名垂青史的许多英雄之中,他应是毫无愧色地占有一席之地的。”

是的,华盛顿将永远屹立在拉什莫尔山,永远活在美国人民及钦慕他的外国人民心中。

参考书目:

1.大卫·C.惠特尼著:《美国总统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威廉·德格雷戈里著:《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曹德谦著:《乔治·华盛顿》,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6、7期。

5.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华盛顿·欧文著:《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7.《美国百科全书》英文版华盛顿条。

8.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美国历届总统小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9.陈宝琪、李健编译:《美国总统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

10.伍德罗·威尔逊著:《乔治·华盛顿》,纽约1896年版。

11.吉尔贝·希纳尔著:《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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