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 歌乐山上枪声不断，烈焰腾空。 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里。这起血案，史称“11・27”大屠杀。 可谓奇迹的是，在近乎100%的死亡概率中，居然出现了10%的幸存者。在此次大屠杀中，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有35人在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此后，在相关重庆集中营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有了一个专用名词：“脱险志士”。在这35名脱险志士中，有19名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杨钦典此前多次受到他的老乡、中共党员陈然的教育，还早就听说罗广斌的大哥是重庆国军兵团司令官，心里很敬佩。经罗广斌的劝说，非常惧怕善恶因果报应的杨钦典，在最后关头终于下决心放人。这样，罗广斌和难友们挣脱了死亡的阴影，盼来了黎明的曙光。 “五朵金花”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被安排在“重庆市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组织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刘德彬（大屠杀当日，从渣滓洞的死人堆中爬出脱险）。当时接受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将三百多位遇难者的材料整理好，作为烈士评定的参考依据和重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组织抽调杨益言（罗广斌在渣滓洞时的难友，后被营救出狱）来帮助他俩工作。终于赶在追悼会期间，如期编印出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20万字，其中收录了罗广斌赶写的《血染白公馆》、刘德彬赶写的《火烧渣滓洞》等文。 不久，罗广斌、刘德彬、 杨益言三人被分配到共青团重庆市委，罗广斌还担任青联副主席一职。从1950年7月始，在罗广斌的提议主持下，由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们首先写出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作品一面世，大受欢迎。众多读者来信表示：热切盼望读到更多的真实故事。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三人根本没有时间继续进行创作。 到了1956年秋，罗广斌等正式向重庆市委写报告，希望批准给予他们三人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期。报告得到批准，三人开始第二次合作，一起住进了南温泉公园红楼。三人夜以继日，马不停蹄，7个月后，三人脸庞瘦黑一圈，终于将长篇纪实文学《禁锢的世界》赶了出来。 1957年2月，他们将书稿的前18章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些篇章在《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先行连载，《中国青年报》刊出的《小萝卜头》《江姐在狱中》受到读者的热烈喜爱。可惜的是，那时已调到工会系统工作的刘德彬被扣上了“工团主义”的帽子，在“反右”斗争中被认定犯有“严重右倾”，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劳动。 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专程来重庆，约请罗广斌他们将《禁锢的世界》修改写作成《红岩》时，虽经罗广斌多方说情，最终也没能让刘德彬出来参与合作，这让罗广斌深感遗憾。后来拿到《红岩》的稿费时，罗广斌、杨益言没有忘记他们的战友加难友刘德彬，他们将其中一部分稿费拿出来购买纪念品和家具，分成三份三人均分；另一部分用于资助烈士遗孤；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 罗广斌、杨益言发表在1963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创作谈文章中还专门提到：“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时，刘德彬同志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 《红岩》出版后，虽说有人指出小说的背景有失真实，如中美技术合作所本是中美两国在抗战中为抗日而建立，在抗战胜利后便已撤销，后来的集中营和后来的大屠杀均与美国人无关系等等。但这样的杂音很快被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红岩》获得巨大成功，被誉为“党史小说”、红色小说，“五朵金花”之一。 但是，罗广斌自己的命运却不太好。在《红岩》出版前，他也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任副场长。后来，他回到市文联担任领导工作，除了将杨益言调来之外，坚持要求把刘德彬也调到了市文联。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罗广斌在主持创作《红岩》之前，还写了一份给党组织的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是根据狱中同志讨论整理而成，而且是在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的第25天。罗广斌把报告交给了组织，完成了狱友们的郑重委托。因种种缘故，这份报告被定性为绝密材料，尘封达57年。 面对鲜花簇簇、好评如潮的《红岩》，成都的老作家马识途比所有的人更替罗广斌高兴。他以兄长之心、同志之情、同道之谊寄书重庆，要罗广斌老弟不要过分沉溺在一本书的成功之中，勉励他要继续学习创作，争取更大的光荣。 “最大的叛徒” 谁能预料，更大的罡风黑雨骤临了。 “文革”一开始，罗广斌便遭受冲击，身陷绝境。从此，他的噩梦再也没有醒过来。 时在青海卫生学校读书的罗广文（罗广斌的大哥）的大女儿罗佑群说，《红岩》第一次出版后，她也收到了一部幺叔（指罗广斌）亲手签名送的《红岩》，却没有张扬，因为父亲罗广文一贯教育说，凡事不得张扬。结果，幸好没有张扬，否则在“文革”期间就会被牵扯上了。 最大的英雄，被说成是最大的叛徒。罗广斌被打成“重庆的三家村”头目，遭迫害坠楼而死。那年他45岁。 在罗广斌坠楼的同时，在成都也遭造反派监禁的马识途，一天在被提审时，对方问他与重庆有何串联，叫马识途大惑不解。那个小头目说，你在重庆的死党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随即丢了一张造反派小报《惊雷》让他自己看。 马识途猛地抓起那张小报，死盯那张“死有余辜”照片，几乎昏厥。他强忍割心割肺之痛，费力地读完了全文，死盯细看照片，他的心底泣血、不断地呼喊着：“死不瞑目啊！” 马识途脸庞、手脚愈发麻木了，几乎近于瘫痪，眼睛像散了瞳一样。外面的世界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此刻，他的身心内外一起被炸得粉碎，血肉模糊，魂魄俱散。 不知怎样煎熬到造反派将自己放掉，马识途回到凌乱的家中，暂时离开革命风暴中心，闭门闭窗闭眼呆坐了半晌，于混沌黑暗之中痛吟七绝一首，然后铺开宣纸濡墨书写：雾里忽传噩耗来，红岩今又血花开。文昭日月谁能掩？我为斯民哭英才…… 笔者在采写时，罗佑群回忆：“幺叔的死，太可惜了，人到中年呀。真的，不然，他后来不晓得要写出多少作品。幺叔死后，当时形势严峻，婶婶和堂弟妹们无处安身。婶婶胡蜀兴还带着堂弟妹们跑到青海来躲藏了一段时间……” 然而，历史归于历史。在红岩英烈殉难57周年之际，2006年12月7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专门报道了红岩档案解密，引述了罗广斌代表红岩烈士撰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八条意见，其中一条为：“警惕领导干部腐败。”这是迟到了57年的解密。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 歌乐山上枪声不断，烈焰腾空。 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里。这起血案，史称“11・27”大屠杀。 可谓奇迹的是，在近乎100%的死亡概率中，居然出现了10%的幸存者。在此次大屠杀中，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有35人在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此后，在相关重庆集中营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有了一个专用名词：“脱险志士”。在这35名脱险志士中，有19名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杨钦典此前多次受到他的老乡、中共党员陈然的教育，还早就听说罗广斌的大哥是重庆国军兵团司令官，心里很敬佩。经罗广斌的劝说，非常惧怕善恶因果报应的杨钦典，在最后关头终于下决心放人。这样，罗广斌和难友们挣脱了死亡的阴影，盼来了黎明的曙光。 “五朵金花”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被安排在“重庆市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组织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刘德彬（大屠杀当日，从渣滓洞的死人堆中爬出脱险）。当时接受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将三百多位遇难者的材料整理好，作为烈士评定的参考依据和重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组织抽调杨益言（罗广斌在渣滓洞时的难友，后被营救出狱）来帮助他俩工作。终于赶在追悼会期间，如期编印出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20万字，其中收录了罗广斌赶写的《血染白公馆》、刘德彬赶写的《火烧渣滓洞》等文。 不久，罗广斌、刘德彬、 杨益言三人被分配到共青团重庆市委，罗广斌还担任青联副主席一职。从1950年7月始，在罗广斌的提议主持下，由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们首先写出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作品一面世，大受欢迎。众多读者来信表示：热切盼望读到更多的真实故事。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三人根本没有时间继续进行创作。 到了1956年秋，罗广斌等正式向重庆市委写报告，希望批准给予他们三人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期。报告得到批准，三人开始第二次合作，一起住进了南温泉公园红楼。三人夜以继日，马不停蹄，7个月后，三人脸庞瘦黑一圈，终于将长篇纪实文学《禁锢的世界》赶了出来。 1957年2月，他们将书稿的前18章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些篇章在《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先行连载，《中国青年报》刊出的《小萝卜头》《江姐在狱中》受到读者的热烈喜爱。可惜的是，那时已调到工会系统工作的刘德彬被扣上了“工团主义”的帽子，在“反右”斗争中被认定犯有“严重右倾”，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劳动。 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专程来重庆，约请罗广斌他们将《禁锢的世界》修改写作成《红岩》时，虽经罗广斌多方说情，最终也没能让刘德彬出来参与合作，这让罗广斌深感遗憾。后来拿到《红岩》的稿费时，罗广斌、杨益言没有忘记他们的战友加难友刘德彬，他们将其中一部分稿费拿出来购买纪念品和家具，分成三份三人均分；另一部分用于资助烈士遗孤；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 罗广斌、杨益言发表在1963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创作谈文章中还专门提到：“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时，刘德彬同志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 《红岩》出版后，虽说有人指出小说的背景有失真实，如中美技术合作所本是中美两国在抗战中为抗日而建立，在抗战胜利后便已撤销，后来的集中营和后来的大屠杀均与美国人无关系等等。但这样的杂音很快被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红岩》获得巨大成功，被誉为“党史小说”、红色小说，“五朵金花”之一。 但是，罗广斌自己的命运却不太好。在《红岩》出版前，他也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任副场长。后来，他回到市文联担任领导工作，除了将杨益言调来之外，坚持要求把刘德彬也调到了市文联。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罗广斌在主持创作《红岩》之前，还写了一份给党组织的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是根据狱中同志讨论整理而成，而且是在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的第25天。罗广斌把报告交给了组织，完成了狱友们的郑重委托。因种种缘故，这份报告被定性为绝密材料，尘封达57年。 面对鲜花簇簇、好评如潮的《红岩》，成都的老作家马识途比所有的人更替罗广斌高兴。他以兄长之心、同志之情、同道之谊寄书重庆，要罗广斌老弟不要过分沉溺在一本书的成功之中，勉励他要继续学习创作，争取更大的光荣。 “最大的叛徒” 谁能预料，更大的罡风黑雨骤临了。 “文革”一开始，罗广斌便遭受冲击，身陷绝境。从此，他的噩梦再也没有醒过来。 时在青海卫生学校读书的罗广文（罗广斌的大哥）的大女儿罗佑群说，《红岩》第一次出版后，她也收到了一部幺叔（指罗广斌）亲手签名送的《红岩》，却没有张扬，因为父亲罗广文一贯教育说，凡事不得张扬。结果，幸好没有张扬，否则在“文革”期间就会被牵扯上了。 最大的英雄，被说成是最大的叛徒。罗广斌被打成“重庆的三家村”头目，遭迫害坠楼而死。那年他45岁。 在罗广斌坠楼的同时，在成都也遭造反派监禁的马识途，一天在被提审时，对方问他与重庆有何串联，叫马识途大惑不解。那个小头目说，你在重庆的死党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随即丢了一张造反派小报《惊雷》让他自己看。 马识途猛地抓起那张小报，死盯那张“死有余辜”照片，几乎昏厥。他强忍割心割肺之痛，费力地读完了全文，死盯细看照片，他的心底泣血、不断地呼喊着：“死不瞑目啊！” 马识途脸庞、手脚愈发麻木了，几乎近于瘫痪，眼睛像散了瞳一样。外面的世界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此刻，他的身心内外一起被炸得粉碎，血肉模糊，魂魄俱散。 不知怎样煎熬到造反派将自己放掉，马识途回到凌乱的家中，暂时离开革命风暴中心，闭门闭窗闭眼呆坐了半晌，于混沌黑暗之中痛吟七绝一首，然后铺开宣纸濡墨书写：雾里忽传噩耗来，红岩今又血花开。文昭日月谁能掩？我为斯民哭英才…… 笔者在采写时，罗佑群回忆：“幺叔的死，太可惜了，人到中年呀。真的，不然，他后来不晓得要写出多少作品。幺叔死后，当时形势严峻，婶婶和堂弟妹们无处安身。婶婶胡蜀兴还带着堂弟妹们跑到青海来躲藏了一段时间……” 然而，历史归于历史。在红岩英烈殉难57周年之际，2006年12月7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专门报道了红岩档案解密，引述了罗广斌代表红岩烈士撰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八条意见，其中一条为：“警惕领导干部腐败。”这是迟到了57年的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