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辉
云梦学刊 2011年09期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1)03-0016-04
学术论争是学术活跃、学术民主的表象，是学术进步的阶梯。论争始于质疑和诘难，始于对既有学术成果的重审及对其存在问题的发现与探究，显然，这是学术研究得以推进的必要路径。那么，为什么说写在学术论争之“后”呢？“后”字有两个向度的含义，一是时间、次序上的后，比如一场学术论争偃旗息鼓之后；一是空间上的后，是指观察者站在论争现场之后，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会有一个较为平静的心态。这里的论争之“后”是指后者。近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展开了两次比较集中的论争。一次围绕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展开，一次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观展开。“审美意识形态”论论争始于2005年下半年，余波延宕至今；“实践存在论”美学观的论争始于2009年年中，当前讨论正日益深入。这两次论争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我国的当下特点和境遇，准确把握、深入认识、勇于面对这些特点和境遇，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奠定一个重新出发的基础，这是这两次论争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趋势
上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文本的多向度诠释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常态。但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趋势成为一个明确的指标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一个表象是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转变：开始大家主流的声音多是“西马非马”，少有可取之处；后来是“西马”虽“非马”，但却多有可取、可资借鉴之处；最后发展到“西马”才是“马”，才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途。这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西方一些理论主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接轨”。比如在最近的理论论争中，“实践存在论”美学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还有一个表象是形式主义地或实用主义地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命题，即有的学者在论著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使用的概念，但在对此概念的具体阐释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价值观取向，概念在这样的文本中成为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在这方面，一些学者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就是一例。
我国文论界近来展开的这两次学术论争都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论争双方大都把“自己的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反方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作为论争的重要聚焦点。他们都称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符合经典作家文本原旨的。这一令人玩味的现象生动地表明了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界的处境，即在包括文艺学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日益多元了。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本体论观点、意识形态观点等都有着比较错综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实践涵盖着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单纯的意识活动甚至无意识活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整个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并非所有生活都是实践的”，那些脱离了社会实际的“抽象的思维”以及虚妄的感觉和无意识等所谓“纯粹个体性的冲动”，都不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的内容。对于马克思的“本体论”，有学者主张“实践本体论”，有的主张“物质本体论”，有的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如何看待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不同学者那里，见解大有不同，甚至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有学者把它理解成一个整一的概念，即对ideology的汉译；有的则是从汉语词组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与“形态”的组合，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意识的形态”，把“审美意识形态”理解为“审美意识的形态”。而这样有着明显分歧的观点，却都自称是合乎经典文本原旨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论争中已经有学者指责其他学者在制造“两个马克思”；也有学者指出，有的观点是在制造“两个马克思主义”，其实，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研究状况看，这已不是“两个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而是“多个马克思”、“多个马克思主义”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多向度诠释马克思的发展趋势已相当明晰。在我看来，马克思诠释的多向度处境在学术研究范围内可能是个好事情，如果把握好尺度的话，它或许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学派的形成，经过一个阶段的讨论争鸣之后，再找到大家一致认同的马克思。那么这个新的一致认同的马克思就是一个更高的、更丰富的马克思了。当然，马克思诠释的多向度处境也要求我们对之加以引导，对那些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严重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阐释倾向加以明辨，揭示其虚假性和非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能够走在科学或比较科学的道路上。
二、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难度
总体上看，目前在文艺理论界进行真正的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相当困难的。这直接导因于一些学者对于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偏见。通过这两次论争，我感觉，就当前学术界的实际情况看，缺乏的不是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或“发展”的学术观点，而是不同观点彼此间的批评和交流。可是，当前仍有些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包括一些一直主张“对话理论”、“交往理论”和“主体间性理论”的学者，一看到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就以为是要搞什么“运动”了，或是又要打什么“政治棍子”了。这些学者可能对“文革”话语仍心有余悸，但这样去理解当下的文艺批评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无疑就会显得既缺乏对我们这个时代语境的真切理解，也缺乏对自己所持学术观点的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意识形态，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在当今学术领域，它将更多地发挥其作为科学或学术的功能，而非仅仅政治的功能。在21世纪的今天，学术界的“政治棍子”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即便有谁真的拿出来挥舞一番，大概也很难再吓到人。所以，我想，学术界应当正确理解“批评”二字，尤其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想到学术界缺少了批判精神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们理想的学术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这其中必然要蕴含一种批判精神。批评或批判，当然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然而，当前“好处说好，甚至坏处也说好”的批评并不鲜见，我们缺少的是“坏处说坏”的批评或批判。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于其强烈的求真意识和批判意识，无疑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的一种典型模式。但由于那种“友好型”交往状态的长期持续，以至于几乎成为一种批评习惯，所以不少学者对“坏处说坏”的批评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于是就常常出现“一点就跳，一碰就闹”的情况，不能以正确的理性的态度看待“坏处说坏”的批评，更不用说虚心接受批评或接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了。批评与反批评，可以说是深化理论探讨的必要过程，相对正确的判断往往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交互辩驳中诞生的。而双方要想从中有所收获，就必须抱着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对待对方观点的态度，如果只是非理性的义气之争，那么就不可能从对方真正学到什么。批评与反批评对其而言也就失去了学理上的意义。
苏汶在《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一文中评价关于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论争时，说过这样的话：在论争中“可以找到许多重要的，宝贵的，而且的确是对各方面都有利的结论；这些结论便是这次论争的最实际的意义”。他举出了那次讨论得出的三点共识：“第一，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第二，左翼方面的狭窄的排斥异己的观念是被纠正了。”“第三，武器文学的理论是被修正到更正确的方面了。”苏汶总结道：“以上三点，大体地说，可以称是左翼文坛因这次论争而得到的，无疑是更进步、更正确、更切实的观点。在以前，对这些观点虽然并不绝对不理解，但至少是模模糊糊地理解着；而尤其是在应用的时候，则更完全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幸而左翼文坛并不固执；尤其是何丹仁先生那样的勇于替过去认错的精神和态度，更使问题得到愉快的结束。”[1]当年的这种学术辩论风气，无疑是令人追思和怀念的。这些前辈学者的做法，或可给今天身处学术论争旋涡的学者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风度和气度对待批评有所启发。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
以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有种粗线条的倾向：重论断，不重论证；重结论，不重过程；重本质，不重形式。现在虽有所改观，但精致化的程度尚远为不够。随着人们理论思维的发展和眼界的拓展，今天的诠释比以往可能更要求逻辑的严谨、论据的扎实、视域的开阔、分析的细密、形式的精致。因此在诠释上必须戒除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叙述，尤其是戒除那些主观的想当然的判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也是最彻底的文艺学说，但在今天这个语境中，尤其对于文艺理论的诠释来说，只“彻底”还不够，它还要求诠释中介环节的生动、丰富和耐人寻味，要求我们的诠释必须走向精致化。诠释问题，最终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诠释的精致化，最终是思维方式的精致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走向精致化要戒除定性思维的倾向。每一观点都有其发生的复杂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有其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待它们不能简单定性，不能简单判定其正确或错误，不能简单判定其是或否马克思主义的。戒除定性思维，不是要取消定性，而是要求人们在作出判断前，要对对象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对其做细致审慎的剖析。甚至我们可以不给对象定性，而只是在学术的“解剖台”上打开它，展览给人们观看和鉴别。定性思维的一个缺陷是会在陈述中省略许多中间环节，而直接切入本质；或者不计枝节，只抓住能揭示本质的现象进行探讨。这样无疑有很多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的好处，但也往往容易忽略对象的丰富性和其他可能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精致化还要求建构起阐释和分析的微观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传统模式常常是宏观模式，是文艺理论上的宏大叙事，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屋建瓴的特质相适应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明显优势，在此方面其他理论和批评模式是难望其项背的。精致化并不排斥宏观模式，而是要求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微观实证模式的探索，使宏观模式能够落到实处，从而改善宏观理论易流于空洞化的弊端。比如，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刻把握宏观语境或大语境之外，加强微观语境或小语境的探究。微观语境或小语境，这里是指“文本内部的语境，也就是文本自身的术语、概念、命题所结构而成的语境”[2](P7)。加强小语境的探究就是要细读文本，细读文本的文化意蕴，从微观的层面去把握其细微差别和真切含义，并与宏观模式下的阐释和结论相对比、印证，达到融汇综合的、更高层面的科学理解，这是做到“精致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之必要
论争和批评有一个逻辑上的前提，即双方对彼此观点的理解或诠释，以及双方对同一个探讨对象(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或文艺意识形态论)的理解或诠释。争执往往起于双方间的误读或对同一研究对象理解与诠释上的分歧。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个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在今天又成为一个问题，就在于由于社会语境和研究者知识结构与立场的迁移而对其有了更多向度的诠释。正因此，我在去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诠释学的设想。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我们必须确立一些必要的规则和依据，以保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诠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诚然，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学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其丰富性和更多可能性。但是，这种丰富性和可能性的获得与发展必须要以科学性诠释为前提，要以符合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保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和保障，这个发展可能就会成为对其进行拆解和扭曲的一个借口。
实际上，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解释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是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分不开的：由于对经典著作中概念及观点的不同理解而引发的理论论争；德语马恩全集第2版(MEGA2)的陆续出版；中文新版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的出版，以及中文新版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的陆续推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益深入；西方“马克思学”影响的扩散；“回到马克思”话题(或思潮)的升温；西方解释学(或诠释学、阐释学)理论在我国学界的深度传播和发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更关注文本解读，更关注语境，更关注解释学要素对于经典著作研究的意义。进入21世纪后，更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概念，并力图建构起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这样的解释学语境已经给马列文论经典文本研究带来了很大变化，它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释读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推进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以确立起其基本的解释理论、解释逻辑和解释原则。[3]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的建构，不只是文本本身的诠释问题，还有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往往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方面。当我们阐释文本时，不能忽视经典作家渗透进文本中的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以这两次文艺理论论争中涉及的概念为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也好，实践也好，都不是抽象的一般性范畴，而是具体的历史性范畴，其涵义中鲜明地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取向。比如实践范畴，当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时候，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理论体系进行科学剖析的方法论。所以，这个实践不是抽象的、一般的。那些“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显然只是能够“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东西，而并非实践本身。[4](P60)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张者，却由此出发，认为人类所有的意识甚至无意识都是实践，将其抽象化、一般化了，将其所指泛化了。该学者显然只是从文本出发，而忽视了解读马克思的更为根本的方面，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偏颇的了。
理论体系往往是以属于理论家本人的文本为依据的，然而，实际上，它并非专属于理论家个人。黑格尔就曾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5](P12)马克思也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6](P220)。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人文社会科学专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所呈现出来的个性化特征，它也不是单属于某位学者个体的，而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反映。理论上的论争，既是理论家思想分歧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内在矛盾纠结的反映。当今时代，由于经济领域各种成分的共生共存、竞争消长，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呈现多元态势，各种不同倾向的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已是客观事实，交流和碰撞必将成为常态。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定范围内的分歧也难以避免。我想，这样的时势，对于深化学术研究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只要参与论争的各方、各位，能有“真理为王”的怀抱，少一些个人意气，多一些学术关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在这样的认真、严肃的学术讨论与反思之后，相信会有与其高度、深度和广度相匹配的新的面貌和气象。
作者介绍：马建辉(1970-)，男，河北平乡人，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北京 100080
作者：马建辉
云梦学刊 2011年09期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1)03-0016-04
学术论争是学术活跃、学术民主的表象，是学术进步的阶梯。论争始于质疑和诘难，始于对既有学术成果的重审及对其存在问题的发现与探究，显然，这是学术研究得以推进的必要路径。那么，为什么说写在学术论争之“后”呢？“后”字有两个向度的含义，一是时间、次序上的后，比如一场学术论争偃旗息鼓之后；一是空间上的后，是指观察者站在论争现场之后，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会有一个较为平静的心态。这里的论争之“后”是指后者。近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展开了两次比较集中的论争。一次围绕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展开，一次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观展开。“审美意识形态”论论争始于2005年下半年，余波延宕至今；“实践存在论”美学观的论争始于2009年年中，当前讨论正日益深入。这两次论争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我国的当下特点和境遇，准确把握、深入认识、勇于面对这些特点和境遇，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奠定一个重新出发的基础，这是这两次论争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趋势
上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文本的多向度诠释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常态。但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趋势成为一个明确的指标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一个表象是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转变：开始大家主流的声音多是“西马非马”，少有可取之处；后来是“西马”虽“非马”，但却多有可取、可资借鉴之处；最后发展到“西马”才是“马”，才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途。这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西方一些理论主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接轨”。比如在最近的理论论争中，“实践存在论”美学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还有一个表象是形式主义地或实用主义地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命题，即有的学者在论著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使用的概念，但在对此概念的具体阐释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价值观取向，概念在这样的文本中成为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在这方面，一些学者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就是一例。
我国文论界近来展开的这两次学术论争都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论争双方大都把“自己的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反方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作为论争的重要聚焦点。他们都称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符合经典作家文本原旨的。这一令人玩味的现象生动地表明了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界的处境，即在包括文艺学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日益多元了。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本体论观点、意识形态观点等都有着比较错综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实践涵盖着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单纯的意识活动甚至无意识活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整个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并非所有生活都是实践的”，那些脱离了社会实际的“抽象的思维”以及虚妄的感觉和无意识等所谓“纯粹个体性的冲动”，都不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的内容。对于马克思的“本体论”，有学者主张“实践本体论”，有的主张“物质本体论”，有的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如何看待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不同学者那里，见解大有不同，甚至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有学者把它理解成一个整一的概念，即对ideology的汉译；有的则是从汉语词组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与“形态”的组合，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意识的形态”，把“审美意识形态”理解为“审美意识的形态”。而这样有着明显分歧的观点，却都自称是合乎经典文本原旨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论争中已经有学者指责其他学者在制造“两个马克思”；也有学者指出，有的观点是在制造“两个马克思主义”，其实，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研究状况看，这已不是“两个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而是“多个马克思”、“多个马克思主义”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多向度诠释马克思的发展趋势已相当明晰。在我看来，马克思诠释的多向度处境在学术研究范围内可能是个好事情，如果把握好尺度的话，它或许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学派的形成，经过一个阶段的讨论争鸣之后，再找到大家一致认同的马克思。那么这个新的一致认同的马克思就是一个更高的、更丰富的马克思了。当然，马克思诠释的多向度处境也要求我们对之加以引导，对那些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严重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阐释倾向加以明辨，揭示其虚假性和非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能够走在科学或比较科学的道路上。
二、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难度
总体上看，目前在文艺理论界进行真正的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相当困难的。这直接导因于一些学者对于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偏见。通过这两次论争，我感觉，就当前学术界的实际情况看，缺乏的不是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或“发展”的学术观点，而是不同观点彼此间的批评和交流。可是，当前仍有些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包括一些一直主张“对话理论”、“交往理论”和“主体间性理论”的学者，一看到批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就以为是要搞什么“运动”了，或是又要打什么“政治棍子”了。这些学者可能对“文革”话语仍心有余悸，但这样去理解当下的文艺批评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无疑就会显得既缺乏对我们这个时代语境的真切理解，也缺乏对自己所持学术观点的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意识形态，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在当今学术领域，它将更多地发挥其作为科学或学术的功能，而非仅仅政治的功能。在21世纪的今天，学术界的“政治棍子”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即便有谁真的拿出来挥舞一番，大概也很难再吓到人。所以，我想，学术界应当正确理解“批评”二字，尤其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想到学术界缺少了批判精神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们理想的学术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这其中必然要蕴含一种批判精神。批评或批判，当然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然而，当前“好处说好，甚至坏处也说好”的批评并不鲜见，我们缺少的是“坏处说坏”的批评或批判。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于其强烈的求真意识和批判意识，无疑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的一种典型模式。但由于那种“友好型”交往状态的长期持续，以至于几乎成为一种批评习惯，所以不少学者对“坏处说坏”的批评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于是就常常出现“一点就跳，一碰就闹”的情况，不能以正确的理性的态度看待“坏处说坏”的批评，更不用说虚心接受批评或接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了。批评与反批评，可以说是深化理论探讨的必要过程，相对正确的判断往往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交互辩驳中诞生的。而双方要想从中有所收获，就必须抱着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对待对方观点的态度，如果只是非理性的义气之争，那么就不可能从对方真正学到什么。批评与反批评对其而言也就失去了学理上的意义。
苏汶在《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一文中评价关于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论争时，说过这样的话：在论争中“可以找到许多重要的，宝贵的，而且的确是对各方面都有利的结论；这些结论便是这次论争的最实际的意义”。他举出了那次讨论得出的三点共识：“第一，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第二，左翼方面的狭窄的排斥异己的观念是被纠正了。”“第三，武器文学的理论是被修正到更正确的方面了。”苏汶总结道：“以上三点，大体地说，可以称是左翼文坛因这次论争而得到的，无疑是更进步、更正确、更切实的观点。在以前，对这些观点虽然并不绝对不理解，但至少是模模糊糊地理解着；而尤其是在应用的时候，则更完全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幸而左翼文坛并不固执；尤其是何丹仁先生那样的勇于替过去认错的精神和态度，更使问题得到愉快的结束。”[1]当年的这种学术辩论风气，无疑是令人追思和怀念的。这些前辈学者的做法，或可给今天身处学术论争旋涡的学者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风度和气度对待批评有所启发。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
以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有种粗线条的倾向：重论断，不重论证；重结论，不重过程；重本质，不重形式。现在虽有所改观，但精致化的程度尚远为不够。随着人们理论思维的发展和眼界的拓展，今天的诠释比以往可能更要求逻辑的严谨、论据的扎实、视域的开阔、分析的细密、形式的精致。因此在诠释上必须戒除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叙述，尤其是戒除那些主观的想当然的判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也是最彻底的文艺学说，但在今天这个语境中，尤其对于文艺理论的诠释来说，只“彻底”还不够，它还要求诠释中介环节的生动、丰富和耐人寻味，要求我们的诠释必须走向精致化。诠释问题，最终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诠释的精致化，最终是思维方式的精致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走向精致化要戒除定性思维的倾向。每一观点都有其发生的复杂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有其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待它们不能简单定性，不能简单判定其正确或错误，不能简单判定其是或否马克思主义的。戒除定性思维，不是要取消定性，而是要求人们在作出判断前，要对对象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对其做细致审慎的剖析。甚至我们可以不给对象定性，而只是在学术的“解剖台”上打开它，展览给人们观看和鉴别。定性思维的一个缺陷是会在陈述中省略许多中间环节，而直接切入本质；或者不计枝节，只抓住能揭示本质的现象进行探讨。这样无疑有很多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的好处，但也往往容易忽略对象的丰富性和其他可能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精致化还要求建构起阐释和分析的微观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传统模式常常是宏观模式，是文艺理论上的宏大叙事，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屋建瓴的特质相适应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明显优势，在此方面其他理论和批评模式是难望其项背的。精致化并不排斥宏观模式，而是要求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微观实证模式的探索，使宏观模式能够落到实处，从而改善宏观理论易流于空洞化的弊端。比如，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刻把握宏观语境或大语境之外，加强微观语境或小语境的探究。微观语境或小语境，这里是指“文本内部的语境，也就是文本自身的术语、概念、命题所结构而成的语境”[2](P7)。加强小语境的探究就是要细读文本，细读文本的文化意蕴，从微观的层面去把握其细微差别和真切含义，并与宏观模式下的阐释和结论相对比、印证，达到融汇综合的、更高层面的科学理解，这是做到“精致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之必要
论争和批评有一个逻辑上的前提，即双方对彼此观点的理解或诠释，以及双方对同一个探讨对象(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或文艺意识形态论)的理解或诠释。争执往往起于双方间的误读或对同一研究对象理解与诠释上的分歧。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个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在今天又成为一个问题，就在于由于社会语境和研究者知识结构与立场的迁移而对其有了更多向度的诠释。正因此，我在去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诠释学的设想。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我们必须确立一些必要的规则和依据，以保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诠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诚然，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学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其丰富性和更多可能性。但是，这种丰富性和可能性的获得与发展必须要以科学性诠释为前提，要以符合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保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和保障，这个发展可能就会成为对其进行拆解和扭曲的一个借口。
实际上，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解释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是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分不开的：由于对经典著作中概念及观点的不同理解而引发的理论论争；德语马恩全集第2版(MEGA2)的陆续出版；中文新版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的出版，以及中文新版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的陆续推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益深入；西方“马克思学”影响的扩散；“回到马克思”话题(或思潮)的升温；西方解释学(或诠释学、阐释学)理论在我国学界的深度传播和发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更关注文本解读，更关注语境，更关注解释学要素对于经典著作研究的意义。进入21世纪后，更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概念，并力图建构起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这样的解释学语境已经给马列文论经典文本研究带来了很大变化，它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释读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推进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以确立起其基本的解释理论、解释逻辑和解释原则。[3]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的建构，不只是文本本身的诠释问题，还有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往往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方面。当我们阐释文本时，不能忽视经典作家渗透进文本中的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以这两次文艺理论论争中涉及的概念为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也好，实践也好，都不是抽象的一般性范畴，而是具体的历史性范畴，其涵义中鲜明地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取向。比如实践范畴，当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时候，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理论体系进行科学剖析的方法论。所以，这个实践不是抽象的、一般的。那些“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显然只是能够“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东西，而并非实践本身。[4](P60)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张者，却由此出发，认为人类所有的意识甚至无意识都是实践，将其抽象化、一般化了，将其所指泛化了。该学者显然只是从文本出发，而忽视了解读马克思的更为根本的方面，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偏颇的了。
理论体系往往是以属于理论家本人的文本为依据的，然而，实际上，它并非专属于理论家个人。黑格尔就曾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5](P12)马克思也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6](P220)。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人文社会科学专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所呈现出来的个性化特征，它也不是单属于某位学者个体的，而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反映。理论上的论争，既是理论家思想分歧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内在矛盾纠结的反映。当今时代，由于经济领域各种成分的共生共存、竞争消长，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呈现多元态势，各种不同倾向的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已是客观事实，交流和碰撞必将成为常态。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定范围内的分歧也难以避免。我想，这样的时势，对于深化学术研究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只要参与论争的各方、各位，能有“真理为王”的怀抱，少一些个人意气，多一些学术关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在这样的认真、严肃的学术讨论与反思之后，相信会有与其高度、深度和广度相匹配的新的面貌和气象。
作者介绍：马建辉(1970-)，男，河北平乡人，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