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开始兑现他在总统大选之前的承诺,要求财政部长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计划以修改《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的规定,为废除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的监管体系,从而放松对金融行业监管铺路。这让多年以来一直呼吁改革该法案,认为其过于束缚金融业的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等人感到非常高兴,而同样呼吁金融改革的美国纽交所前副总裁乔治·乌杜则认为这是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市场也会面临巨大的波动。
为什么贝兰克梵、戴蒙与乌杜都呼吁金融改革反而意见相左呢?笔者在后者的新书《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中找到了答案: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身份和利益关切点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于金融改革的格局观、问题域和方法论迥异。乌杜曾经从事学术、法律及经济学研究,是理想主义的监管者,代表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益,他希望系统改革的是金融业对其服务初心的背叛,特朗普大而化之的金融监管宽松有可能是背叛的再现。而贝兰克梵、戴蒙是实用主义的金融家,代表了金融企业的局部利益,他们希望改革的正是金融业所受的束缚,以便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显然,在金融现实之外,金融改革本身也成为了市场与监管体系互相博弈的战场。
在当今世界,金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团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确保它的运行所遵循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肇始于对于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沦为了众多数量惊人的金融创新的实验对象,不但可能会令他们自己与家庭变得债台高筑,有时甚至会让他们倾家荡产。乌杜提到他见过的最离谱的情况是有人居然把房屋贷款利率和LIBOR6个月期利率挂钩。他不禁反问道:美国买房的普通老百姓谁知道什么是“伦敦银行同业拆解利率”?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估计或至少猜测一下LIBOR相关的风险,或者了解当银行间彼此失去信任,这一利率会达到多么可怕的高度吗?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背叛始于银行业欺诈消费者,并未打算到此为止,直到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当面对危机时,这些银行唯一的自救方案就是采取一致行动:向其监管方美国货币监理局诉苦。至于银行各种各样的新规定和附加费用,人们的感受就是不胜其烦,这除了让银行和顾客间的信任赤字越拉越大外别无他用。为了不再重蹈金融背叛导致新的金融危机,乌杜提出了12个方面的改革目标,包括停止欺诈消费者、规范薪酬制度、让董事会真正负起责任、重整监管部门、制约金融创新、重归透明简单、确保资本诚信、给评级机构戴上紧箍咒、重新界定金融风险、监督资本市场中的对冲基金、让咨询顾问言而有信、全球监管机构协调一体化等。
通篇让人思索回味的是,乌杜对于监管既爱又恨的那种感觉。他指出,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对监管体系缺陷的暴露,这并非是说监管部门失职造成了这一切,而是监管体系辜负了市场各方对其普遍抱有的通过某种调控,来预先规避危机或至少缓解危机的期望。同时,也很难去判断监管的变化对下一次危机的积极效果,原因在于相关改革均假定危机会重现且性质相同,然而危机从不相同。为了实施有效监管,就需要构建对具体业务进行监督的相应制度框架,且其监督对象不能仅限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机构。各个监管部门与政府就其政治独立性问题而产生的冲突,未来如何解决不仅对恢复资本市场信心至关重要,而且也是金融业能否对投资者和大众重建自身诚信的关键所在。他特别强调,最有成效的措施出自央行的原因正是因其独立性,要让人们对金融重拾信心,重申这一独立性方针十分必要。
不难发现,乌杜在审视问题时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尤其注意到当前现实的复杂性和改革优先次序对于未来愿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内在联系,更可以体会到贯穿本书的主线是因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以及金融对经济的背叛而产生的深深失望,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特朗普金融改革的态度了。不过,美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是后现代金融业的问题,今后类似问题难免可能还会遇到。从这个角度说,乌杜是欧美金融业的了望者和批判者,同时也是新兴市场金融业的关注者和推动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开始兑现他在总统大选之前的承诺,要求财政部长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计划以修改《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的规定,为废除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的监管体系,从而放松对金融行业监管铺路。这让多年以来一直呼吁改革该法案,认为其过于束缚金融业的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等人感到非常高兴,而同样呼吁金融改革的美国纽交所前副总裁乔治·乌杜则认为这是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市场也会面临巨大的波动。
为什么贝兰克梵、戴蒙与乌杜都呼吁金融改革反而意见相左呢?笔者在后者的新书《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中找到了答案: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身份和利益关切点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于金融改革的格局观、问题域和方法论迥异。乌杜曾经从事学术、法律及经济学研究,是理想主义的监管者,代表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益,他希望系统改革的是金融业对其服务初心的背叛,特朗普大而化之的金融监管宽松有可能是背叛的再现。而贝兰克梵、戴蒙是实用主义的金融家,代表了金融企业的局部利益,他们希望改革的正是金融业所受的束缚,以便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显然,在金融现实之外,金融改革本身也成为了市场与监管体系互相博弈的战场。
在当今世界,金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团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确保它的运行所遵循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肇始于对于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沦为了众多数量惊人的金融创新的实验对象,不但可能会令他们自己与家庭变得债台高筑,有时甚至会让他们倾家荡产。乌杜提到他见过的最离谱的情况是有人居然把房屋贷款利率和LIBOR6个月期利率挂钩。他不禁反问道:美国买房的普通老百姓谁知道什么是“伦敦银行同业拆解利率”?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估计或至少猜测一下LIBOR相关的风险,或者了解当银行间彼此失去信任,这一利率会达到多么可怕的高度吗?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背叛始于银行业欺诈消费者,并未打算到此为止,直到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当面对危机时,这些银行唯一的自救方案就是采取一致行动:向其监管方美国货币监理局诉苦。至于银行各种各样的新规定和附加费用,人们的感受就是不胜其烦,这除了让银行和顾客间的信任赤字越拉越大外别无他用。为了不再重蹈金融背叛导致新的金融危机,乌杜提出了12个方面的改革目标,包括停止欺诈消费者、规范薪酬制度、让董事会真正负起责任、重整监管部门、制约金融创新、重归透明简单、确保资本诚信、给评级机构戴上紧箍咒、重新界定金融风险、监督资本市场中的对冲基金、让咨询顾问言而有信、全球监管机构协调一体化等。
通篇让人思索回味的是,乌杜对于监管既爱又恨的那种感觉。他指出,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对监管体系缺陷的暴露,这并非是说监管部门失职造成了这一切,而是监管体系辜负了市场各方对其普遍抱有的通过某种调控,来预先规避危机或至少缓解危机的期望。同时,也很难去判断监管的变化对下一次危机的积极效果,原因在于相关改革均假定危机会重现且性质相同,然而危机从不相同。为了实施有效监管,就需要构建对具体业务进行监督的相应制度框架,且其监督对象不能仅限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机构。各个监管部门与政府就其政治独立性问题而产生的冲突,未来如何解决不仅对恢复资本市场信心至关重要,而且也是金融业能否对投资者和大众重建自身诚信的关键所在。他特别强调,最有成效的措施出自央行的原因正是因其独立性,要让人们对金融重拾信心,重申这一独立性方针十分必要。
不难发现,乌杜在审视问题时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尤其注意到当前现实的复杂性和改革优先次序对于未来愿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内在联系,更可以体会到贯穿本书的主线是因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以及金融对经济的背叛而产生的深深失望,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特朗普金融改革的态度了。不过,美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是后现代金融业的问题,今后类似问题难免可能还会遇到。从这个角度说,乌杜是欧美金融业的了望者和批判者,同时也是新兴市场金融业的关注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