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教案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一、生平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末年,谢氏为士家大族,同当时的王、袁、萧等三大家族并列为士族冠冕,而他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其祖父谢玄为东晋一代名将,谢玄自幼聪慧过人,与堂兄谢朗一起,都为谢安所器重。谢玄又被谢安称为谢家宝树(《滕王阁序》中“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这里谢家宝树指的就是谢玄。平日谢玄酷爱钓鱼,每每钓鱼大有收获,则做成腌鱼送给亲友,《全晋文》收入他十篇文字中,竟然有四篇都与钓鱼有关。

而奠定谢氏在南朝绝对地位的是有名的“淝水之战”,以谢安、谢玄为首,几乎倾谢氏一族之力保住了南朝的基业。当时北方前秦最为强大,前秦苻坚四处用兵,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多次侵扰晋国边境。于是朝廷商议要挑选一位能够防御北方的良将。当时谢安便推荐了谢玄。谢玄上任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他鉴于当时晋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招募勇士,组成“北府兵”。他所招募的人多是从北方逃来的农民,他们这些人背井离乡、历尽磨难,有北上抗敌、重返故乡的强烈愿望。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训练,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最终以五千兵力大败前秦十万兵力,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谢玄一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瑍是谢灵运的父亲,但是谢瑍生性迟钝,而谢灵运自小就聪慧异常,所以谢玄曾经对亲友感叹:“怎么会生下谢瑍这样的儿子,而谢瑍又怎么会有谢灵运这样的儿子呢。”当时由于家族子孙凋零,难得有谢灵运这样的人才,(当时风尚“恐儿童不易成长,使拜和尚为师,或送入寺院养育。)所以谢灵运在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往钱塘杜治处抚养,直到15岁才回家,谢灵运的乳名叫“客儿”。

由于从小便得到格外青睐和照顾,这对谢灵运一生性格的养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谢灵运从小显露才华,所以张扬又目空一切,他恃才傲物,还曾经说过“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因此还喜欢品评人物,但以往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去不复返了,如此的名士作派尤其显得不合时宜。致使后来遭人嫉恨,被诬陷致死。他与会稽太守孟顗谈论佛学时评价孟 “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孟顗(yi三声)大为恼怒,就向朝廷奏其谋反。

再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早在西晋时代,世族豪门并起。司马氏政权一直为门阀政治所左右。皇权在与士族豪门的力量对比中,始终处在弱势。晋室南渡初期,司马氏仍然不得不借助南渡贵族的力量、拉拢当地豪门共同巩固东晋的政权。但随着政局日趋平稳,皇族与豪门的政治主导权之争也渐渐显露出来。

反观谢氏家族,虽然曾一度军功显赫,身居高位,但历来以名门自傲、风流自赏,对于政治权力并不十分热衷。谢氏家族要逐渐退出政治漩涡,但与此相反,面对内忧外患、连年征战,使刘裕这样一批出身低微的军官,得以凭借武力壮大势力、迅速攀上高位,取代了以往士族豪门的地位,把持朝中大权。

公元420年也就是在谢灵运36岁的时候,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政权,他建立政权之后便提拔寒门庶族,以此来强化自身势力。而刘裕对于那些累世身居东晋高位的贵族豪门子弟则采取了拉拢与抑制的两面政策。拉拢,一方面借助己经在政治生活中盘根错节的豪门影响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吸收其中能为刘宋政权效力的优秀人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豪门贵族,让他们心存幻想,不致反抗过激惹出事端;抑制,则表现在对那些并不能完全归心的贵族子弟,将他们安置于清闲的位置,削弱他们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并且,通过将同族子弟散置于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而将其分化为不同派别,借以削弱豪门的势力。谢灵运及其谢氏同辈一生的出处遭遇,实际都操纵于刘宋政权的股掌之间。谢氏家族的后辈,为了力保前辈曾经取得的社会地位,面对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纷纷投入对权力的争夺。

谢灵运同他的叔辈、兄弟一样,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与挑战。而18岁就承袭康

乐公的爵位,从小被家族奉为掌上明珠的谢灵运,只能比其他谢氏子弟背负更多的责任,更加渴望光大谢氏荣耀。和前辈的淡泊相比,从小就显露才华的他,更加自负,张扬着目空一切的傲人之气。

最初,谢灵运希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重振家族往日荣耀。为此,他做过三次努力。 第一次是追随刘毅。

谢灵运21岁时入仕,第二年便转入刘毅帐下任记事参军。直到刘毅被刘裕击败自缢身亡,这期间谢灵运追随刘毅共7年,因为谢灵运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似乎也没有受到重用。

第二次是交好庐陵王刘义真

离开刘毅后的谢灵运匆忙返回建康,投奔刘裕。他在途经庐山时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此时慧远大师已年近八旬,谢灵运只有27岁。在庐山,大师对小谢进行了一番点拨:若有高逸之心,何搅于俗世?于俗世中傲然,哪比得这山中一草一石?谢灵运怅然若失。只是他心有所不甘,以他的家族背景和自身的才华,怎能无为?在后来的日子,谢灵运转入刘裕阵营,为其世子刘义符的幕僚,并一度前往彭城劳军,慰问刘裕。这时候他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于骨子里他是看不起这些出身微寒的武夫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让自己于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延续谢家的荣耀,还必须依靠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年,桓温幕中的那些名士,可以指着桓的鼻子戏谑而亲切地称:“老贼!”但现在不行了,在新枭雄刘裕面前你再这样叫一个试试?弄不死你!但他在刘义符处任职时,与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交好,刘义真是太子刘义符争夺王位的最大威胁,身为太子从官的谢灵运自然引起了朝廷权臣的不安。此时的谢灵运己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刘义真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谢灵运也被外放出守永嘉,谢灵运的这一次努力也宣告失败。政治上的失意,却导致了六朝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诞生。晋时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奇山异水,秀甲东南,美好的风景激发了谢写诗的欲望,居然一发而不可收。在永嘉的日子里,谢灵运无为而治,作为一郡太守,天天游荡于山水间,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称为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在永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

第三次是应文帝召入朝。

谢灵运42岁,如果说前两次入仕对谢灵运来说是主动的,这一次则是被动的。文帝两次征召才勉强入朝,但是这次也与谢灵运的期望相去甚远,因此他依旧旅行不辍,让皇帝几十天几十天地见不着面,而他又不向皇帝请假。这事就有点过了。最后,被大臣弹劾去官。谢灵运再次东归会稽,游心更甚,动不动地就带着仆从数百人,漫游荒野,翻山越岭。一次,他带数百人,伐木开路,从始宁南山砍伐树木,历时数天, 行程几百里, 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地界。当地官员以为来了贼人,严阵以待,结果发现是谢灵运的旅行团。谢灵运的做法让会稽太守孟顗甚为头疼,而谢灵运也颇为轻视孟顗,有一次他曾对信奉佛教的孟太守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灵运后!”孟太守听完差点没气死。又有一天,谢灵运正与一干人在会稽的千秋亭饮酒,想起这些年的境遇,已变成老谢的他不禁百感交集,酒喝高处,裸体狂呼。此时,孟太守正路过,便派人劝说:你们小点声好不好?这一下子激怒了谢灵运:“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嘴,我在这儿喊,关你什么事”当时孟太守没说什么,只是脸色有点发紫,但回去后便向建康发去密报,给谢灵运网络了一堆罪名。为此,谢灵运只好亲赴宋文帝那解释。命运的传奇就在于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而之所以环环相扣,于本质上还是性格使然。皇帝不想让谢再回会稽了,便授予他临川内史的新官职,让其前往

江西。到了临川后,谢灵运遨游依旧,于是再次被弹劾,可能是闹大了,有司还欲将其逮捕,谢灵运激动之下有反抗的举动,终于被擒,流放广州,后以“谋逆罪”处斩。

可见作为昔日贵族子弟的谢灵运,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定位既急切又迷茫。而终其一生,他都处在这种寻找的焦虑中,而其山水诗的成就,也正是这种寻找与焦虑的体现。

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既有闲雅、雍容、宁静、怡然的一面,又时时刻刻流露出张扬、躁动、傲然的一面,呈现出多重矛盾错综复杂的特点。与当时的玄言诗人相比,他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的怀抱,其山水诗也呈现出与玄言诗迥然不同的风貌。

以上是谢灵运的生平经历,这对他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此外谢灵运还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颇深。

二、谢灵运受儒、道、佛的影响

1、儒家思想

晋末宋初,儒家思想虽然己经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流,但它依然凭借早已根深蒂固 的传统观念而如影随行般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力量,在魏晋时期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塑造由显性的影响转为隐性的影响。竹林七贤中最右名的嵇康,他虽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人也狂放任性,但是骨子里却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教导儿子要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以正统名教的思想教育他,所以嵇康当初与山涛决裂写了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死前又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嵇康后来被司马氏所杀,但他的儿子却因为保护司马氏的傻皇帝被乱箭射死。嵇康虽然表面披着道家的外衣,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塑成无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说到谢氏家族也早有儒学传统,虽然自西晋使玄风日盛,但谢氏几代人依然不失儒家高尚之风,谢氏家族长期以来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己经在谢灵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是谢灵运心中化不开的情结,也是他的人生理想。在《述 祖德诗》一诗中,谢灵运在赞颂谢氏前辈的不世之勋和高蹈超迈的情怀中,寄予了个人 的理想。在诗的前半部分,他写道:“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 氛”。在谢灵运看来,不受世间的污秽所沾染,拥有救济天下的胸怀,才是一个通达事理、高尚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情操。所以他几次入仕,但是都未达成他“济世”的理想,而被贬永嘉对他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开始恣意山水,创作出了大量的山水诗。

儒家思想外化于谢灵运山水诗中,其核心便是对“诗言志”的传统的继承。由于诗人的志向始终得不到施展,因此,“言志”一方面表现为对世俗世界污浊的厌弃和自身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另一方面转化为无法化解的伤感和悲愁。

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谢灵运山水诗中,世俗世界的险恶,往往同激流险滩联系在一起。其二,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饱含着伤感和悲愁的情绪。诗人投入山水的怀抱,正是由于自然之美全然可以同世俗的污浊隔绝开来,在自然中,诗人是自己身体与心灵的主宰,这对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身心的解放,令山水总能在诗人的笔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儒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自然山水的怀抱定为“独善”之所,是儒家所认同的选择之一。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和各位弟子的对话,孔子最赞同的是曾点的观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yi),风乎舞雩(yu),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这句“吾与点也”,包含了赞同、欣赏、羡慕、感慨等等极为复杂的情感。

纵观谢灵运山水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精神、情 感的层面,而在刘宋时代风行于世的玄学和佛教思潮,则在丰富山水诗的艺术表现力方

面给予了谢灵运更多的滋养。

2、玄学思想

魏晋玄学的核心是“有无之辩”和“言意之辨”,“有无之辩”探讨世界万物的起源,老、庄认为,“有”自“无”中而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说“无”是无限,为“有”之根本;“有”是具体,终有所限。魏晋玄学最初承袭了老、庄“贵无”的思想,所以玄言诗表现的都是些概括抽象的哲理。而到了向秀、郭象,以“崇有”立论。更为推崇“物”的本身,认为“道”即是“物”的“自然”状态,“道”即在“物”中。只有通过自然山水才能体会“道”的真谛,因此在诗歌中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重视,山水景物逐渐成为诗人关注的主体。

玄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将这种抽象概括的理性思维加入到诗歌中,就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诗歌意蕴。谢灵运的山水诗,深受这样的玄学思维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山水诗创作中,是将诗人的个体情感融入到对世界变化、自然流转的理性思考。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清淡诗歌风格。

3、佛学思想

东汉明帝之前,佛教便己传入中国。刘大杰先生根据《魏略·西戎传》等资料,认为佛教入中国更可上溯至西汉末汉哀帝时期。佛教传入初起,曾依附于道家,魏晋时代,玄学逐渐摆脱道教而获得独立,佛教亦离道家而与玄学相辅而行。谢灵运所处的晋末宋初,佛学正从依附玄学而进入到与玄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大有超越之势。相对于玄学作为上层贵族谈论的话题,佛教的传播则更为世俗化,正因为如此在它初入中土之际,一方面不得不借助玄学的某些与佛法相类似的观点而作理论上的立足与推广;另一方面,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以个人自我的完善与解脱为宗旨,而大乘佛教以普渡众生为目标,以芸芸众生为感化的对象,在中国宣扬的是大乘佛教,所以必须考虑到普通人的实际理解能力。因此,相对于深邃的佛理而言,形象的展示对众生的吸引而入门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佛经中就有大量形象化的描写。注重形象的塑造(而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佛教雕塑迅速发展,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先后建成,其中的壁画、佛像无不形象生动、雕画细致。)

另一方面,谢灵运与当时著名的慧远和尚交好,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中国佛教一共有八大教派,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及净土宗,而慧远是净土宗的创始人,净土宗有三个主要流派,其中,慧远主要取“观想念佛”之法,主张静坐入定,专信思念佛的相貌及所居佛土。也是注重形象性的一种体现。所以谢灵运以精致的笔法写山水自然真貌,所形成的谢灵运山水诗尚“巧似”的风格,其根源在于佛教思想的影响。 当我们仔细考辨谢灵运山水诗的思想源头时,不难发现,正是儒家思想的塑造形 成了其“骨”,玄学思维的熏染成就了其“韵”,佛教观念的点化赋予了其“形”。

前代艺术形式对谢灵运的影响

楚辞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忧愁幽思而作”的精神内涵上。出于对现实的忧愤以及在努力寻求自身定位过程中遭遇的迷茫和焦虑,屈原的生平际遇和楚辞所表达出的感伤格调,对谢灵运而言最容易产生共鸣。

其实两汉时代,在儒家思想的统摄下,加之文学尚未成为自觉,人们对屈原及其《离骚》 的体认,多集中在对其遭遇的同情和对其高尚品格的赞颂等方面。及至两晋以后,情况 才发生了变化。陆云在《九憨》序中道: 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古及今,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以其情而玩其辞”,意味着人们对屈原、《离骚》乃至楚辞的体会,逐渐从社会伦理的评判转入对其情感表达方式、审美观念的探求。谢灵运自身的思想虽然同屈原乱世忧国的思虑不同,但他仍然将自身与屈原并列,正是要借用《离

骚》中的百转忧愁,叙写自身无限惆怅的感伤情绪。

第二,就情感表达方式而言,谢灵运借鉴了屈原诗歌中迂回而非直抒胸臆的表现方式。 屈原的情感表达是通过山川景物、香草美人的比德来实现的。应当指出的是,在楚辞中,尽管情感的表达大多是通过比兴和象征等手法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充沛的情感奔泻。然而,经过两晋玄风清谈的涤荡,谢灵运诗作中,部分地借鉴了屈原诗作中曲折委婉的诗歌情韵,而其情感的表达更为遥深。

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山水是同人世相对照而存在的。以山水的清美对应世俗的污浊,以纵情山水的超迈,掩饰内心世界的压抑。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感伤情绪,往往隐藏在清丽脱俗山水描摹背后,总是以对故乡的眷恋以及自身的病患情结来实现的。这种实际源自平生志向得不到施展而造成的内心苦闷,同屈原作品中的忧愤情感是一脉相承的。但后者的情感是张扬、外向的,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趋向潜藏、内敛,故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被指为“酷不入情”。其实,这正是谢灵运所处的时代风尚加诸文学的印记。

第三,继承了楚辞在刻画山水方面的文学经验。

由于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模式,因而在描写景物方面,有了更加从容的空间,其表现力也随之大为增加。魏晋以来,追求文学意义上的华美文风,已经成为文坛主流。

第四,楚辞对山水景物摄取的整体性把握,实开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先声。可见,楚辞的“艳”、“丽”在六朝己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谢灵运能在山水诗创作中别开生面,正是继承了楚辞以来刻山的学验。

此外汉赋、曹植、陆机的创作都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三、山水诗的发展

有关最早的山水诗的界定现在存在很多争论,山水诗写作或许并不起自谢灵运。有论者认为,曹操的《观沧海》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山水诗,这本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也将《观沧海》定为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而东晋庚阐等人的部分诗作也被很多学者作为山水诗的源头。但谢灵运却是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其现存诗近百首,其中38首可称得上是较为完整的山水诗。山水诗在晋宋时代勃然而兴,其功首推谢灵运,则是没有异议的。

如果给山水诗下定义的话,山水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山水诗所涉及的外延是很有限的,只有那些以自然山水为描写对象,着意追求山水的形态意趣的作品才能被划入其中,而偶尔信笔点及山水景象或以人造山水、田园风光为描写对象的,将山水作为主题情感及普遍义理的陪衬与象征的,均不属于此类。

广义山水诗泛指一切涉及自然景象的作品,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和结局出现,只要有自然景象包括日月星辰、虫鱼鸟兽存在,都可看作山水作品。

我们从一开始的山水入诗开始探究,看一下真正的完整的山水诗的形成。

早在《诗经》中就有大量描写山水的诗句,如“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河水清且沦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这里涉及的自然景物众多,包括山川草木、风霜雨露、虫鱼鸟兽,它们绝大多数出现在每章的开端。是诗人在抒写人生感慨、社会忧愤、为了营造某种气氛或情绪,为了牵引出诗歌的主旨,将自然景物作为遣兴抒怀的媒介。即后世人们所概括的“比兴”,还没有被作为正面描写的对象予以精心细致的刻画,也就是说山水本身的面貌形态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到了屈原的《离骚》依然承袭这种传统,只是由于作者自身的经历更加富有悲剧性色彩,以及骚体诗歌的篇幅的影响,对山水的描写略有增加,透过山水所表达的感情较之前的文学创作也更加的浓烈,但是山水依然是以客体的身份,未被作者加以重视,并且成为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山水诗歌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到了汉代,由于赋的兴盛,作者在诗歌创作中不自觉的吸取了赋体写作的特点,讲求辞藻和对偶,这样就增加了对山水的描写,同时诗歌作品中描写山水自然的细致程度也增强了,对景物有简笔性的描写,但是缘于“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的理念,景与情的交融相汇仍然是诗歌创作的壶奥,山水自然本身的描写始终没有进入全面和直接的阶段。这种对山水抒情化的描写一直持续到建安时代。

建安开启了魏晋乱世,从诗歌创作上依然继承前代的艺术风格,但是在诗歌体裁和表现的题材上都有所开拓。由于社会的动荡,上层统治者忧叹人生苦短,无法建功立业的苦闷之情,而下层文人则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进而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重新定义,开始探求人的内心世界,发掘出一系列的人生哲学。显而易见,这时的文人更关注的是自身发展,而对周围的景物则甚少关心,加之战乱,民生凋敝,现实的残酷对文人审美需求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从三曹到七子,他们的作品也以感时伤怀居多,诗歌中虽有景物描写,但无论是秋风萧瑟,草木凋枯的凄切景象,还是月光朗照,清川流波的氤氲景象,都不是诗歌独立吟咏的对象,而是为了抒发主人公内心的忧凄与悲哀之情而存在的映射物。曹操的《观沧海》、《苦寒行》,曹丕《芙蓉池作》,王粲《从军行》等等,都是个中佳作。并不是对山水本身的关注,而是通过景物的四季转换表达出对时令、节运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人生苦短,及早建功立业的感叹。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比前人更加注意对自然景象的观察与体会,只不过他们把自然景象的这种时间属性反映在主体的心灵感受中,而没有直接用自然景象来显示。到了西晋,随着玄学的发展,文人开始了关注这种自然景象,山水也开始远离抒情言志的轨道,走上了另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西晋诗人继承了建安诗人对自然景象时间意义的观察与感受,再加上司马氏阴谋篡权,对反对他的文人进行迫害,一大批的人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隐逸的生活以保全性命,这就完全淡化了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之心,这时创作的诗歌作品含蓄内敛。同时,儒家思想在当时地位的下降,也致使道家玄学思想兴盛,饮酒清谈成为文人的主要活动,文人更直接的接触自然,在山水中反观自身,普遍希望从天体运行,气候变化中获得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性认识。玄言诗在这时一度兴盛,在这些诗作中充斥了大量有关山水景物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并不是对山水景物物象的描画,而是从景物中抽象出共性的特点,这时的山水具有了很强的理性象征意义。用以进行哲理思辨的工具。所以要形成真正的山水诗,必须使山水独立出来,成为诗人创作的主题。玄言诗的出现逐渐使诗人开始真正关注山水本身,

到了东晋,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于南渡之后。文人发现了江南水乡的绮靡风光,这就使他们自然而然的开始关注山水。另一方面,在老庄的道家思想中,由于山水草木等自然景物没有人所表现的言语、机心等,本来就是自然之道的最完美体现和最充分证明。进入自然世界不仅可以味道,还可以适性,引起了人们由寄情于景向“以玄对山水”的转变。玄言诗人不注重景物的形式之美,而是沉浸于由山水欣赏与玄理体悟所获得的那种心境。这时自然山水是形而上之道的具象体现。

随着山水寓道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只要描写了山水本身,就已经是体现了大道。于是谈玄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地从诗中隐退,而山水形象逐渐跃居重要的地位,并开始走上纯粹描写山水的创作之途。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世的王士祯认为中国山水诗的出现以谢灵运为标志,近人朱自清则称他为“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划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谢灵运山水诗吸收了东晋玄言诗以山川景象来反映自然之理的创作思想,他自己就曾视山水为“性之所适”,但与兰亭诗等直接以山水证道不同,谢灵运更多的是通过自然物象来感觉宇宙的生机与节律,并且以人生的遭际和世事的艰舛为观览山水的起点。所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总是以理句来结篇,而且还常常带有较浓的玄意。历来有人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还有“玄言的尾巴”,这从侧面反映了玄言诗曾经对山水诗的推动作用。

四、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

“自然”与“雕琢”相结合

对于自然与雕琢的评论不一,

鲍照评价谢灵运的诗歌:‘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显然,在鲍照眼中,谢诗源自自然的清新风格,鲍照之语成为后人评价谢氏诗风的一个典范。如钟嵘在《诗品》中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这里的颜是指颜延之。基本延续了鲍照的说法。因为在历代诗论中,对“自然”的评价远远高于“雕琢”,因此,最杰出的诗人风格往往被冠之以“自然’,如世人评价李白,其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几乎是从对谢氏的评价中脱胎而来。

但也有不少人对谢诗“自然”之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谢灵运同陶渊明相比较:“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这里严羽评价谢灵运使用了“精工”的评价,而与陶渊明的“自然”相对,似乎已有将谢诗类为“雕琢”一派的含义。

其实,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有赖“雕琢”之功,不必讳言。谢灵运所处的文学时代:玄言诗统治文坛。无论是《诗经》中的朴素自然、《古诗十九首》中的真情流露,还是楚辞所带来的华美文风、曹植诗歌的华茂词彩,都被玄言诗所阻断。因此,谢灵运山水诗对山川景物的“雕琢”,实际上是对文学精神的一次重拾。是对秦汉诗歌传统的继承。虽然在后人看来,“雕琢”似乎与“匠气”同列,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谢灵运山水诗的“雕琢”是对自然的一种细致的拟态,需要诗人精到的眼光和丰富的文采,不仅如此,诗人又在“拟态”的过程中,加入自身的主观色彩,使山水景物呈现出源自现实的真实而又不同于现实真实的独特面貌。可见,“雕琢”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一大长处。

谢诗中体现的“自然”,有双重的含义。

一方面,谢灵运山水诗真实地呈现了自然的风貌,这和诗人的“雕琢”之功密不可分。雕琢而不伤神、不伤气、不伤情,正是谢诗雕琢的妙处。

另一方面,诗人也有看似不事雕琢脱口而出的句子,真切自然。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

如上所言的“雕琢”和“自然”往往在谢灵运山水诗中杂揉并陈,从诗歌的发展来看,谢诗是“自然”的,这一方面反映在其描摹景物的用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其所描摹的景物也是现实的,这既不同于汉大赋的夸张藻饰,也不同于玄言诗的概念化写景风格。论者以为“雕琢’,大多集中在他对具体景物的细部刻画上,尚“巧似”而在遣词造句上力求生新,这样就不免富博繁密,过分用力,有失浑融一体的诗境。这一方面是诗人的风格所致。另一方面,谢灵运山水诗尚处在山水诗的发韧阶段,山水诗的表现技巧还在进一步摸索中,从后世成熟山水诗来看,好的山水诗作品往往不是对景物描摹有多么细致、象形,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景物整体的把握,对因景物而形成的诗歌意境的提升。

就如同对于陶谢诗的品评,并不是单纯的在“雕琢”与“自然”上有上下优劣之分,而是集中于诗之是否有“韵”与“趣”。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陶诗读来流畅生动,更加便于读者理解。陶诗是在不加藻饰的朴素中体现韵味,但并不意味着陶诗没有经过诗人锤炼,而锤炼本身也是雕琢的一种;谢诗是在细致的描摹中体现韵味。而这种“韵”是需要读者参与体味的,对韵的体味,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由于陶诗是写意的,必然简明疏阔,因而扩其包含的韵味对读者的感染是直接的,能立刻给读者以可以感知却不易言说的妙处;而谢诗是写实的,必然繁富尽相,诗的韵味需要景物的形象来传达,在玩味之前,读者首先要有能力进入到谢诗所营造的诗中自然去,但谢诗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和生

字,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因此,如果不能进入到谢诗的自然之境中,就会有“隔”的感觉,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审美概念,如果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就会给读者造成隔膜。但是一旦突破了这一障碍,谢氏的用典便会为读者打开通向更加广阔空间的大门,读者所感受的,便不仅仅是谢诗本身带来的韵味,而可能是《诗经》、楚辞乃至《老》、《庄》、《易》等前代思想、文化带来的无穷魅力。

景理情相交融

如前所述,多重思想观念和文学继承使得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景物描写带有强烈的 “尚巧似”的倾向。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景物往往是如实景般陈列展开的,具有明显的空间感;同时,由于诗歌是时间的艺术,这意味着,诗人一方面必须在时间的诗中尽力拓展空间,另一方面还需要用时间将空间表现出来,同时,还需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中,加入诗人的主观情感,完成对山水诗的塑造。

从宏观上看,谢灵运山水诗的布局大体是由不同景物的片段组成的,并力求体现其空间的方位感;在串连上,则往往是用游览的踪迹而连缀的,所谓移步而换景,这赋予其诗以时间的流动感;而无论是作者对景物的片段描写,还是其游览的踪迹,都是以作者的情感为统摄并贯注其中的。

从微观上看,在诗人写景的各个片段,诗人运用的透视方法、布局方法等,凸现出的是景物的空间感;在细节描写的过程中,诗人对景物外在的流转变化描摹中,关注的是时间对景色造成的影响;在景物内在的生趣点染、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感受以及各种变化对人心志的微妙作用等方面,则是诗人的情感在起主导作用。

此处分析一首诗,

《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yòu),浥露馥芳荪。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彭蠡湖,即今江西鄱阳湖。湖口即江州(今江西九江)口,为彭蠡与长江交接处。

这篇诗作于公元431年(元嘉八年)晚春,是诗人由京城建康赴临川(治今江西南昌)内史任途中所作。这之前前,会稽太守孟顗诬陷灵运在浙江聚众图谋不轨,谢灵运赴京自诉,总算文帝“见谅”,留他在京。一年后外放江西,其实含有驱虎离山,断其根本之意。灵运对这种明用暗放的手段心中是了然的。先此二度归隐,已使他悲愤难已,这次又遭贬谪,自然比以往更添怨恨,所以从离开石首城起,所作《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诸作中,他均以遭谗流放的屈原自比,一旦进入彭蠡湖口,心潮更与风涛同起伏,总揽入湖三百三十里景物,抒发幽愤之情。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二句突兀而起,立一诗总纲。这里“倦”、“难”二字伏下了贯穿始终的主脉。诗人对日复一日的水行客宿已经厌倦,何以厌倦?因为风潮难于一一具

说;意思就是未来变幻不定,凶险难测。看来这是说的此行观感,推而广之,则又是对多年旅程颠沛的总结;深而究之,更为宦海风波在诗人心中投下的阴影。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承上句“难具论” 这里描写彭蠡凶险的水势:波涛奔流,时而遇到洲岛,,又冲撞到岸崖之上,崩水浪奔流,传达出诗人烦扰起伏的不平心声。

五、六句笔势陡转,忽开清景,说沿途,有时乘月夜游,湿露而行,聆听那哀怨的猿啼,赏玩那芳草的浓香;“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是描写白天的景色,只见近处晚春秀野,碧绿无际,远处苍岩高峙,白云朵朵,似同屯聚在峰顶上一般。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日日夜夜,朝朝昏昏,他感慨万千,再也不耐静思默想。他攀登悬崖,登上了浔阳城旁庐山之东的石镜山;牵萝扳叶,穿过四十里夹路青松,进入了湖中三百三十里的松门山顶。这里作者登高远望,企望能解答他心中的疑难,东去江流能启迪他纷乱的理智。然而三江九派,先哲的记载,都已经难以追寻。郭景纯的《江赋》曾说长江“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又说江神所居“金精玉英填其里,瑶珠怪石琗其表”。然而现在,灵物异人固已惜其珍藏,秘其精魂;金膏、水碧都是道家的仙药,温润水玉,更早已灭其明光,辍其流温。“天地闭,贤人隐”,对于这颠颠倒倒,是非莫明的一切,诗人再也“倦”于寻究,于是他奏起了愤懑哀怨的《千里别鹤》古琴曲。“黄鹤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是到了永作归隐决计的时候了,但是心中的一点情愫又不能够真正泯去。心潮催动着他紧拔快弹,企望让琴音来一洗烦襟。突然断弦一声,万籁俱寂,唯有那无尽愁思在江天回荡。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①。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②。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③。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④。 芰荷迭映蔚⑤,蒲稗相因依⑥。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⑦。 虑澹物自轻⑧,意惬理无违⑨。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⑩。[1

①昏旦:傍晚和清晨。清晖:指山光水色。

②娱人:使人喜悦。憺(dàn淡):安闲舒适。这二句出于屈原《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分忘归”,意思是说山光水色使诗人心旷神怡,以致乐而忘返。 ③入舟句:是说乘舟渡湖时天色已晚。

④林壑:树林和山谷。敛:收拢、聚集。暝色:暮色。霏:云飞貌。这二句是说森林山谷之间到处是一片暮色,飞动的云霞已经不见了。

⑤芰(jì技):菱。这句是说湖中芰荷绿叶繁盛互相映照着。

⑥蒲稗(bài败):菖蒲和稗草。这句是说水边菖蒲和稗草很茂密,交杂生长在一起。 ⑦披拂:用手拨开草木。偃(yǎn掩):仰卧。扉(fēi非):门。“愉悦”句是说:愉快地偃息在东轩之内。

⑧澹(dàn淡):同“淡”。这句是说个人得失的考虑淡薄了,自然就会把一切都看得很轻。

⑨意惬(qiè窃):心满意足。理:指养生的道理。这句是说内心感到满足,就不违背养生之道。

⑩摄生客:探求养生之道的人。此道:指上面“虑澹”、“意惬”二句所讲的道理。 写了作者一天从早到晚的游览行迹,景与理相结合。

五、对后世的影响

一个时代的文学承担着万个时代的使命,谢灵运以其山水诗的创作实绩完成了中国 诗歌的一次重要的转折,为其后的山水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走向盛唐的巅峰奠定了最 初的基础。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一、生平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末年,谢氏为士家大族,同当时的王、袁、萧等三大家族并列为士族冠冕,而他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其祖父谢玄为东晋一代名将,谢玄自幼聪慧过人,与堂兄谢朗一起,都为谢安所器重。谢玄又被谢安称为谢家宝树(《滕王阁序》中“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这里谢家宝树指的就是谢玄。平日谢玄酷爱钓鱼,每每钓鱼大有收获,则做成腌鱼送给亲友,《全晋文》收入他十篇文字中,竟然有四篇都与钓鱼有关。

而奠定谢氏在南朝绝对地位的是有名的“淝水之战”,以谢安、谢玄为首,几乎倾谢氏一族之力保住了南朝的基业。当时北方前秦最为强大,前秦苻坚四处用兵,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多次侵扰晋国边境。于是朝廷商议要挑选一位能够防御北方的良将。当时谢安便推荐了谢玄。谢玄上任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他鉴于当时晋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招募勇士,组成“北府兵”。他所招募的人多是从北方逃来的农民,他们这些人背井离乡、历尽磨难,有北上抗敌、重返故乡的强烈愿望。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训练,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最终以五千兵力大败前秦十万兵力,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谢玄一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瑍是谢灵运的父亲,但是谢瑍生性迟钝,而谢灵运自小就聪慧异常,所以谢玄曾经对亲友感叹:“怎么会生下谢瑍这样的儿子,而谢瑍又怎么会有谢灵运这样的儿子呢。”当时由于家族子孙凋零,难得有谢灵运这样的人才,(当时风尚“恐儿童不易成长,使拜和尚为师,或送入寺院养育。)所以谢灵运在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往钱塘杜治处抚养,直到15岁才回家,谢灵运的乳名叫“客儿”。

由于从小便得到格外青睐和照顾,这对谢灵运一生性格的养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谢灵运从小显露才华,所以张扬又目空一切,他恃才傲物,还曾经说过“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因此还喜欢品评人物,但以往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去不复返了,如此的名士作派尤其显得不合时宜。致使后来遭人嫉恨,被诬陷致死。他与会稽太守孟顗谈论佛学时评价孟 “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孟顗(yi三声)大为恼怒,就向朝廷奏其谋反。

再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早在西晋时代,世族豪门并起。司马氏政权一直为门阀政治所左右。皇权在与士族豪门的力量对比中,始终处在弱势。晋室南渡初期,司马氏仍然不得不借助南渡贵族的力量、拉拢当地豪门共同巩固东晋的政权。但随着政局日趋平稳,皇族与豪门的政治主导权之争也渐渐显露出来。

反观谢氏家族,虽然曾一度军功显赫,身居高位,但历来以名门自傲、风流自赏,对于政治权力并不十分热衷。谢氏家族要逐渐退出政治漩涡,但与此相反,面对内忧外患、连年征战,使刘裕这样一批出身低微的军官,得以凭借武力壮大势力、迅速攀上高位,取代了以往士族豪门的地位,把持朝中大权。

公元420年也就是在谢灵运36岁的时候,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政权,他建立政权之后便提拔寒门庶族,以此来强化自身势力。而刘裕对于那些累世身居东晋高位的贵族豪门子弟则采取了拉拢与抑制的两面政策。拉拢,一方面借助己经在政治生活中盘根错节的豪门影响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吸收其中能为刘宋政权效力的优秀人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豪门贵族,让他们心存幻想,不致反抗过激惹出事端;抑制,则表现在对那些并不能完全归心的贵族子弟,将他们安置于清闲的位置,削弱他们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并且,通过将同族子弟散置于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而将其分化为不同派别,借以削弱豪门的势力。谢灵运及其谢氏同辈一生的出处遭遇,实际都操纵于刘宋政权的股掌之间。谢氏家族的后辈,为了力保前辈曾经取得的社会地位,面对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纷纷投入对权力的争夺。

谢灵运同他的叔辈、兄弟一样,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与挑战。而18岁就承袭康

乐公的爵位,从小被家族奉为掌上明珠的谢灵运,只能比其他谢氏子弟背负更多的责任,更加渴望光大谢氏荣耀。和前辈的淡泊相比,从小就显露才华的他,更加自负,张扬着目空一切的傲人之气。

最初,谢灵运希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重振家族往日荣耀。为此,他做过三次努力。 第一次是追随刘毅。

谢灵运21岁时入仕,第二年便转入刘毅帐下任记事参军。直到刘毅被刘裕击败自缢身亡,这期间谢灵运追随刘毅共7年,因为谢灵运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似乎也没有受到重用。

第二次是交好庐陵王刘义真

离开刘毅后的谢灵运匆忙返回建康,投奔刘裕。他在途经庐山时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此时慧远大师已年近八旬,谢灵运只有27岁。在庐山,大师对小谢进行了一番点拨:若有高逸之心,何搅于俗世?于俗世中傲然,哪比得这山中一草一石?谢灵运怅然若失。只是他心有所不甘,以他的家族背景和自身的才华,怎能无为?在后来的日子,谢灵运转入刘裕阵营,为其世子刘义符的幕僚,并一度前往彭城劳军,慰问刘裕。这时候他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于骨子里他是看不起这些出身微寒的武夫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让自己于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延续谢家的荣耀,还必须依靠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年,桓温幕中的那些名士,可以指着桓的鼻子戏谑而亲切地称:“老贼!”但现在不行了,在新枭雄刘裕面前你再这样叫一个试试?弄不死你!但他在刘义符处任职时,与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交好,刘义真是太子刘义符争夺王位的最大威胁,身为太子从官的谢灵运自然引起了朝廷权臣的不安。此时的谢灵运己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刘义真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谢灵运也被外放出守永嘉,谢灵运的这一次努力也宣告失败。政治上的失意,却导致了六朝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诞生。晋时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奇山异水,秀甲东南,美好的风景激发了谢写诗的欲望,居然一发而不可收。在永嘉的日子里,谢灵运无为而治,作为一郡太守,天天游荡于山水间,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称为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在永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

第三次是应文帝召入朝。

谢灵运42岁,如果说前两次入仕对谢灵运来说是主动的,这一次则是被动的。文帝两次征召才勉强入朝,但是这次也与谢灵运的期望相去甚远,因此他依旧旅行不辍,让皇帝几十天几十天地见不着面,而他又不向皇帝请假。这事就有点过了。最后,被大臣弹劾去官。谢灵运再次东归会稽,游心更甚,动不动地就带着仆从数百人,漫游荒野,翻山越岭。一次,他带数百人,伐木开路,从始宁南山砍伐树木,历时数天, 行程几百里, 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地界。当地官员以为来了贼人,严阵以待,结果发现是谢灵运的旅行团。谢灵运的做法让会稽太守孟顗甚为头疼,而谢灵运也颇为轻视孟顗,有一次他曾对信奉佛教的孟太守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灵运后!”孟太守听完差点没气死。又有一天,谢灵运正与一干人在会稽的千秋亭饮酒,想起这些年的境遇,已变成老谢的他不禁百感交集,酒喝高处,裸体狂呼。此时,孟太守正路过,便派人劝说:你们小点声好不好?这一下子激怒了谢灵运:“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嘴,我在这儿喊,关你什么事”当时孟太守没说什么,只是脸色有点发紫,但回去后便向建康发去密报,给谢灵运网络了一堆罪名。为此,谢灵运只好亲赴宋文帝那解释。命运的传奇就在于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而之所以环环相扣,于本质上还是性格使然。皇帝不想让谢再回会稽了,便授予他临川内史的新官职,让其前往

江西。到了临川后,谢灵运遨游依旧,于是再次被弹劾,可能是闹大了,有司还欲将其逮捕,谢灵运激动之下有反抗的举动,终于被擒,流放广州,后以“谋逆罪”处斩。

可见作为昔日贵族子弟的谢灵运,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定位既急切又迷茫。而终其一生,他都处在这种寻找的焦虑中,而其山水诗的成就,也正是这种寻找与焦虑的体现。

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既有闲雅、雍容、宁静、怡然的一面,又时时刻刻流露出张扬、躁动、傲然的一面,呈现出多重矛盾错综复杂的特点。与当时的玄言诗人相比,他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的怀抱,其山水诗也呈现出与玄言诗迥然不同的风貌。

以上是谢灵运的生平经历,这对他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此外谢灵运还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颇深。

二、谢灵运受儒、道、佛的影响

1、儒家思想

晋末宋初,儒家思想虽然己经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流,但它依然凭借早已根深蒂固 的传统观念而如影随行般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力量,在魏晋时期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塑造由显性的影响转为隐性的影响。竹林七贤中最右名的嵇康,他虽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人也狂放任性,但是骨子里却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教导儿子要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以正统名教的思想教育他,所以嵇康当初与山涛决裂写了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死前又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嵇康后来被司马氏所杀,但他的儿子却因为保护司马氏的傻皇帝被乱箭射死。嵇康虽然表面披着道家的外衣,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塑成无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说到谢氏家族也早有儒学传统,虽然自西晋使玄风日盛,但谢氏几代人依然不失儒家高尚之风,谢氏家族长期以来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己经在谢灵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是谢灵运心中化不开的情结,也是他的人生理想。在《述 祖德诗》一诗中,谢灵运在赞颂谢氏前辈的不世之勋和高蹈超迈的情怀中,寄予了个人 的理想。在诗的前半部分,他写道:“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 氛”。在谢灵运看来,不受世间的污秽所沾染,拥有救济天下的胸怀,才是一个通达事理、高尚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情操。所以他几次入仕,但是都未达成他“济世”的理想,而被贬永嘉对他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开始恣意山水,创作出了大量的山水诗。

儒家思想外化于谢灵运山水诗中,其核心便是对“诗言志”的传统的继承。由于诗人的志向始终得不到施展,因此,“言志”一方面表现为对世俗世界污浊的厌弃和自身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另一方面转化为无法化解的伤感和悲愁。

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谢灵运山水诗中,世俗世界的险恶,往往同激流险滩联系在一起。其二,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饱含着伤感和悲愁的情绪。诗人投入山水的怀抱,正是由于自然之美全然可以同世俗的污浊隔绝开来,在自然中,诗人是自己身体与心灵的主宰,这对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身心的解放,令山水总能在诗人的笔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儒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自然山水的怀抱定为“独善”之所,是儒家所认同的选择之一。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和各位弟子的对话,孔子最赞同的是曾点的观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yi),风乎舞雩(yu),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这句“吾与点也”,包含了赞同、欣赏、羡慕、感慨等等极为复杂的情感。

纵观谢灵运山水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精神、情 感的层面,而在刘宋时代风行于世的玄学和佛教思潮,则在丰富山水诗的艺术表现力方

面给予了谢灵运更多的滋养。

2、玄学思想

魏晋玄学的核心是“有无之辩”和“言意之辨”,“有无之辩”探讨世界万物的起源,老、庄认为,“有”自“无”中而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说“无”是无限,为“有”之根本;“有”是具体,终有所限。魏晋玄学最初承袭了老、庄“贵无”的思想,所以玄言诗表现的都是些概括抽象的哲理。而到了向秀、郭象,以“崇有”立论。更为推崇“物”的本身,认为“道”即是“物”的“自然”状态,“道”即在“物”中。只有通过自然山水才能体会“道”的真谛,因此在诗歌中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重视,山水景物逐渐成为诗人关注的主体。

玄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将这种抽象概括的理性思维加入到诗歌中,就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诗歌意蕴。谢灵运的山水诗,深受这样的玄学思维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山水诗创作中,是将诗人的个体情感融入到对世界变化、自然流转的理性思考。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清淡诗歌风格。

3、佛学思想

东汉明帝之前,佛教便己传入中国。刘大杰先生根据《魏略·西戎传》等资料,认为佛教入中国更可上溯至西汉末汉哀帝时期。佛教传入初起,曾依附于道家,魏晋时代,玄学逐渐摆脱道教而获得独立,佛教亦离道家而与玄学相辅而行。谢灵运所处的晋末宋初,佛学正从依附玄学而进入到与玄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大有超越之势。相对于玄学作为上层贵族谈论的话题,佛教的传播则更为世俗化,正因为如此在它初入中土之际,一方面不得不借助玄学的某些与佛法相类似的观点而作理论上的立足与推广;另一方面,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以个人自我的完善与解脱为宗旨,而大乘佛教以普渡众生为目标,以芸芸众生为感化的对象,在中国宣扬的是大乘佛教,所以必须考虑到普通人的实际理解能力。因此,相对于深邃的佛理而言,形象的展示对众生的吸引而入门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佛经中就有大量形象化的描写。注重形象的塑造(而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佛教雕塑迅速发展,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先后建成,其中的壁画、佛像无不形象生动、雕画细致。)

另一方面,谢灵运与当时著名的慧远和尚交好,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中国佛教一共有八大教派,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及净土宗,而慧远是净土宗的创始人,净土宗有三个主要流派,其中,慧远主要取“观想念佛”之法,主张静坐入定,专信思念佛的相貌及所居佛土。也是注重形象性的一种体现。所以谢灵运以精致的笔法写山水自然真貌,所形成的谢灵运山水诗尚“巧似”的风格,其根源在于佛教思想的影响。 当我们仔细考辨谢灵运山水诗的思想源头时,不难发现,正是儒家思想的塑造形 成了其“骨”,玄学思维的熏染成就了其“韵”,佛教观念的点化赋予了其“形”。

前代艺术形式对谢灵运的影响

楚辞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忧愁幽思而作”的精神内涵上。出于对现实的忧愤以及在努力寻求自身定位过程中遭遇的迷茫和焦虑,屈原的生平际遇和楚辞所表达出的感伤格调,对谢灵运而言最容易产生共鸣。

其实两汉时代,在儒家思想的统摄下,加之文学尚未成为自觉,人们对屈原及其《离骚》 的体认,多集中在对其遭遇的同情和对其高尚品格的赞颂等方面。及至两晋以后,情况 才发生了变化。陆云在《九憨》序中道: 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古及今,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以其情而玩其辞”,意味着人们对屈原、《离骚》乃至楚辞的体会,逐渐从社会伦理的评判转入对其情感表达方式、审美观念的探求。谢灵运自身的思想虽然同屈原乱世忧国的思虑不同,但他仍然将自身与屈原并列,正是要借用《离

骚》中的百转忧愁,叙写自身无限惆怅的感伤情绪。

第二,就情感表达方式而言,谢灵运借鉴了屈原诗歌中迂回而非直抒胸臆的表现方式。 屈原的情感表达是通过山川景物、香草美人的比德来实现的。应当指出的是,在楚辞中,尽管情感的表达大多是通过比兴和象征等手法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充沛的情感奔泻。然而,经过两晋玄风清谈的涤荡,谢灵运诗作中,部分地借鉴了屈原诗作中曲折委婉的诗歌情韵,而其情感的表达更为遥深。

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山水是同人世相对照而存在的。以山水的清美对应世俗的污浊,以纵情山水的超迈,掩饰内心世界的压抑。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感伤情绪,往往隐藏在清丽脱俗山水描摹背后,总是以对故乡的眷恋以及自身的病患情结来实现的。这种实际源自平生志向得不到施展而造成的内心苦闷,同屈原作品中的忧愤情感是一脉相承的。但后者的情感是张扬、外向的,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趋向潜藏、内敛,故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被指为“酷不入情”。其实,这正是谢灵运所处的时代风尚加诸文学的印记。

第三,继承了楚辞在刻画山水方面的文学经验。

由于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模式,因而在描写景物方面,有了更加从容的空间,其表现力也随之大为增加。魏晋以来,追求文学意义上的华美文风,已经成为文坛主流。

第四,楚辞对山水景物摄取的整体性把握,实开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先声。可见,楚辞的“艳”、“丽”在六朝己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谢灵运能在山水诗创作中别开生面,正是继承了楚辞以来刻山的学验。

此外汉赋、曹植、陆机的创作都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三、山水诗的发展

有关最早的山水诗的界定现在存在很多争论,山水诗写作或许并不起自谢灵运。有论者认为,曹操的《观沧海》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山水诗,这本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也将《观沧海》定为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而东晋庚阐等人的部分诗作也被很多学者作为山水诗的源头。但谢灵运却是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其现存诗近百首,其中38首可称得上是较为完整的山水诗。山水诗在晋宋时代勃然而兴,其功首推谢灵运,则是没有异议的。

如果给山水诗下定义的话,山水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山水诗所涉及的外延是很有限的,只有那些以自然山水为描写对象,着意追求山水的形态意趣的作品才能被划入其中,而偶尔信笔点及山水景象或以人造山水、田园风光为描写对象的,将山水作为主题情感及普遍义理的陪衬与象征的,均不属于此类。

广义山水诗泛指一切涉及自然景象的作品,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和结局出现,只要有自然景象包括日月星辰、虫鱼鸟兽存在,都可看作山水作品。

我们从一开始的山水入诗开始探究,看一下真正的完整的山水诗的形成。

早在《诗经》中就有大量描写山水的诗句,如“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河水清且沦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这里涉及的自然景物众多,包括山川草木、风霜雨露、虫鱼鸟兽,它们绝大多数出现在每章的开端。是诗人在抒写人生感慨、社会忧愤、为了营造某种气氛或情绪,为了牵引出诗歌的主旨,将自然景物作为遣兴抒怀的媒介。即后世人们所概括的“比兴”,还没有被作为正面描写的对象予以精心细致的刻画,也就是说山水本身的面貌形态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到了屈原的《离骚》依然承袭这种传统,只是由于作者自身的经历更加富有悲剧性色彩,以及骚体诗歌的篇幅的影响,对山水的描写略有增加,透过山水所表达的感情较之前的文学创作也更加的浓烈,但是山水依然是以客体的身份,未被作者加以重视,并且成为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山水诗歌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到了汉代,由于赋的兴盛,作者在诗歌创作中不自觉的吸取了赋体写作的特点,讲求辞藻和对偶,这样就增加了对山水的描写,同时诗歌作品中描写山水自然的细致程度也增强了,对景物有简笔性的描写,但是缘于“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的理念,景与情的交融相汇仍然是诗歌创作的壶奥,山水自然本身的描写始终没有进入全面和直接的阶段。这种对山水抒情化的描写一直持续到建安时代。

建安开启了魏晋乱世,从诗歌创作上依然继承前代的艺术风格,但是在诗歌体裁和表现的题材上都有所开拓。由于社会的动荡,上层统治者忧叹人生苦短,无法建功立业的苦闷之情,而下层文人则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进而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重新定义,开始探求人的内心世界,发掘出一系列的人生哲学。显而易见,这时的文人更关注的是自身发展,而对周围的景物则甚少关心,加之战乱,民生凋敝,现实的残酷对文人审美需求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从三曹到七子,他们的作品也以感时伤怀居多,诗歌中虽有景物描写,但无论是秋风萧瑟,草木凋枯的凄切景象,还是月光朗照,清川流波的氤氲景象,都不是诗歌独立吟咏的对象,而是为了抒发主人公内心的忧凄与悲哀之情而存在的映射物。曹操的《观沧海》、《苦寒行》,曹丕《芙蓉池作》,王粲《从军行》等等,都是个中佳作。并不是对山水本身的关注,而是通过景物的四季转换表达出对时令、节运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人生苦短,及早建功立业的感叹。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比前人更加注意对自然景象的观察与体会,只不过他们把自然景象的这种时间属性反映在主体的心灵感受中,而没有直接用自然景象来显示。到了西晋,随着玄学的发展,文人开始了关注这种自然景象,山水也开始远离抒情言志的轨道,走上了另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西晋诗人继承了建安诗人对自然景象时间意义的观察与感受,再加上司马氏阴谋篡权,对反对他的文人进行迫害,一大批的人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隐逸的生活以保全性命,这就完全淡化了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之心,这时创作的诗歌作品含蓄内敛。同时,儒家思想在当时地位的下降,也致使道家玄学思想兴盛,饮酒清谈成为文人的主要活动,文人更直接的接触自然,在山水中反观自身,普遍希望从天体运行,气候变化中获得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性认识。玄言诗在这时一度兴盛,在这些诗作中充斥了大量有关山水景物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并不是对山水景物物象的描画,而是从景物中抽象出共性的特点,这时的山水具有了很强的理性象征意义。用以进行哲理思辨的工具。所以要形成真正的山水诗,必须使山水独立出来,成为诗人创作的主题。玄言诗的出现逐渐使诗人开始真正关注山水本身,

到了东晋,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于南渡之后。文人发现了江南水乡的绮靡风光,这就使他们自然而然的开始关注山水。另一方面,在老庄的道家思想中,由于山水草木等自然景物没有人所表现的言语、机心等,本来就是自然之道的最完美体现和最充分证明。进入自然世界不仅可以味道,还可以适性,引起了人们由寄情于景向“以玄对山水”的转变。玄言诗人不注重景物的形式之美,而是沉浸于由山水欣赏与玄理体悟所获得的那种心境。这时自然山水是形而上之道的具象体现。

随着山水寓道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只要描写了山水本身,就已经是体现了大道。于是谈玄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地从诗中隐退,而山水形象逐渐跃居重要的地位,并开始走上纯粹描写山水的创作之途。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世的王士祯认为中国山水诗的出现以谢灵运为标志,近人朱自清则称他为“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划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谢灵运山水诗吸收了东晋玄言诗以山川景象来反映自然之理的创作思想,他自己就曾视山水为“性之所适”,但与兰亭诗等直接以山水证道不同,谢灵运更多的是通过自然物象来感觉宇宙的生机与节律,并且以人生的遭际和世事的艰舛为观览山水的起点。所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总是以理句来结篇,而且还常常带有较浓的玄意。历来有人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还有“玄言的尾巴”,这从侧面反映了玄言诗曾经对山水诗的推动作用。

四、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

“自然”与“雕琢”相结合

对于自然与雕琢的评论不一,

鲍照评价谢灵运的诗歌:‘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显然,在鲍照眼中,谢诗源自自然的清新风格,鲍照之语成为后人评价谢氏诗风的一个典范。如钟嵘在《诗品》中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这里的颜是指颜延之。基本延续了鲍照的说法。因为在历代诗论中,对“自然”的评价远远高于“雕琢”,因此,最杰出的诗人风格往往被冠之以“自然’,如世人评价李白,其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几乎是从对谢氏的评价中脱胎而来。

但也有不少人对谢诗“自然”之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谢灵运同陶渊明相比较:“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这里严羽评价谢灵运使用了“精工”的评价,而与陶渊明的“自然”相对,似乎已有将谢诗类为“雕琢”一派的含义。

其实,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有赖“雕琢”之功,不必讳言。谢灵运所处的文学时代:玄言诗统治文坛。无论是《诗经》中的朴素自然、《古诗十九首》中的真情流露,还是楚辞所带来的华美文风、曹植诗歌的华茂词彩,都被玄言诗所阻断。因此,谢灵运山水诗对山川景物的“雕琢”,实际上是对文学精神的一次重拾。是对秦汉诗歌传统的继承。虽然在后人看来,“雕琢”似乎与“匠气”同列,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谢灵运山水诗的“雕琢”是对自然的一种细致的拟态,需要诗人精到的眼光和丰富的文采,不仅如此,诗人又在“拟态”的过程中,加入自身的主观色彩,使山水景物呈现出源自现实的真实而又不同于现实真实的独特面貌。可见,“雕琢”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一大长处。

谢诗中体现的“自然”,有双重的含义。

一方面,谢灵运山水诗真实地呈现了自然的风貌,这和诗人的“雕琢”之功密不可分。雕琢而不伤神、不伤气、不伤情,正是谢诗雕琢的妙处。

另一方面,诗人也有看似不事雕琢脱口而出的句子,真切自然。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

如上所言的“雕琢”和“自然”往往在谢灵运山水诗中杂揉并陈,从诗歌的发展来看,谢诗是“自然”的,这一方面反映在其描摹景物的用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其所描摹的景物也是现实的,这既不同于汉大赋的夸张藻饰,也不同于玄言诗的概念化写景风格。论者以为“雕琢’,大多集中在他对具体景物的细部刻画上,尚“巧似”而在遣词造句上力求生新,这样就不免富博繁密,过分用力,有失浑融一体的诗境。这一方面是诗人的风格所致。另一方面,谢灵运山水诗尚处在山水诗的发韧阶段,山水诗的表现技巧还在进一步摸索中,从后世成熟山水诗来看,好的山水诗作品往往不是对景物描摹有多么细致、象形,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景物整体的把握,对因景物而形成的诗歌意境的提升。

就如同对于陶谢诗的品评,并不是单纯的在“雕琢”与“自然”上有上下优劣之分,而是集中于诗之是否有“韵”与“趣”。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陶诗读来流畅生动,更加便于读者理解。陶诗是在不加藻饰的朴素中体现韵味,但并不意味着陶诗没有经过诗人锤炼,而锤炼本身也是雕琢的一种;谢诗是在细致的描摹中体现韵味。而这种“韵”是需要读者参与体味的,对韵的体味,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由于陶诗是写意的,必然简明疏阔,因而扩其包含的韵味对读者的感染是直接的,能立刻给读者以可以感知却不易言说的妙处;而谢诗是写实的,必然繁富尽相,诗的韵味需要景物的形象来传达,在玩味之前,读者首先要有能力进入到谢诗所营造的诗中自然去,但谢诗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和生

字,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因此,如果不能进入到谢诗的自然之境中,就会有“隔”的感觉,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审美概念,如果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就会给读者造成隔膜。但是一旦突破了这一障碍,谢氏的用典便会为读者打开通向更加广阔空间的大门,读者所感受的,便不仅仅是谢诗本身带来的韵味,而可能是《诗经》、楚辞乃至《老》、《庄》、《易》等前代思想、文化带来的无穷魅力。

景理情相交融

如前所述,多重思想观念和文学继承使得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景物描写带有强烈的 “尚巧似”的倾向。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景物往往是如实景般陈列展开的,具有明显的空间感;同时,由于诗歌是时间的艺术,这意味着,诗人一方面必须在时间的诗中尽力拓展空间,另一方面还需要用时间将空间表现出来,同时,还需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中,加入诗人的主观情感,完成对山水诗的塑造。

从宏观上看,谢灵运山水诗的布局大体是由不同景物的片段组成的,并力求体现其空间的方位感;在串连上,则往往是用游览的踪迹而连缀的,所谓移步而换景,这赋予其诗以时间的流动感;而无论是作者对景物的片段描写,还是其游览的踪迹,都是以作者的情感为统摄并贯注其中的。

从微观上看,在诗人写景的各个片段,诗人运用的透视方法、布局方法等,凸现出的是景物的空间感;在细节描写的过程中,诗人对景物外在的流转变化描摹中,关注的是时间对景色造成的影响;在景物内在的生趣点染、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感受以及各种变化对人心志的微妙作用等方面,则是诗人的情感在起主导作用。

此处分析一首诗,

《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yòu),浥露馥芳荪。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彭蠡湖,即今江西鄱阳湖。湖口即江州(今江西九江)口,为彭蠡与长江交接处。

这篇诗作于公元431年(元嘉八年)晚春,是诗人由京城建康赴临川(治今江西南昌)内史任途中所作。这之前前,会稽太守孟顗诬陷灵运在浙江聚众图谋不轨,谢灵运赴京自诉,总算文帝“见谅”,留他在京。一年后外放江西,其实含有驱虎离山,断其根本之意。灵运对这种明用暗放的手段心中是了然的。先此二度归隐,已使他悲愤难已,这次又遭贬谪,自然比以往更添怨恨,所以从离开石首城起,所作《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诸作中,他均以遭谗流放的屈原自比,一旦进入彭蠡湖口,心潮更与风涛同起伏,总揽入湖三百三十里景物,抒发幽愤之情。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二句突兀而起,立一诗总纲。这里“倦”、“难”二字伏下了贯穿始终的主脉。诗人对日复一日的水行客宿已经厌倦,何以厌倦?因为风潮难于一一具

说;意思就是未来变幻不定,凶险难测。看来这是说的此行观感,推而广之,则又是对多年旅程颠沛的总结;深而究之,更为宦海风波在诗人心中投下的阴影。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承上句“难具论” 这里描写彭蠡凶险的水势:波涛奔流,时而遇到洲岛,,又冲撞到岸崖之上,崩水浪奔流,传达出诗人烦扰起伏的不平心声。

五、六句笔势陡转,忽开清景,说沿途,有时乘月夜游,湿露而行,聆听那哀怨的猿啼,赏玩那芳草的浓香;“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是描写白天的景色,只见近处晚春秀野,碧绿无际,远处苍岩高峙,白云朵朵,似同屯聚在峰顶上一般。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日日夜夜,朝朝昏昏,他感慨万千,再也不耐静思默想。他攀登悬崖,登上了浔阳城旁庐山之东的石镜山;牵萝扳叶,穿过四十里夹路青松,进入了湖中三百三十里的松门山顶。这里作者登高远望,企望能解答他心中的疑难,东去江流能启迪他纷乱的理智。然而三江九派,先哲的记载,都已经难以追寻。郭景纯的《江赋》曾说长江“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又说江神所居“金精玉英填其里,瑶珠怪石琗其表”。然而现在,灵物异人固已惜其珍藏,秘其精魂;金膏、水碧都是道家的仙药,温润水玉,更早已灭其明光,辍其流温。“天地闭,贤人隐”,对于这颠颠倒倒,是非莫明的一切,诗人再也“倦”于寻究,于是他奏起了愤懑哀怨的《千里别鹤》古琴曲。“黄鹤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是到了永作归隐决计的时候了,但是心中的一点情愫又不能够真正泯去。心潮催动着他紧拔快弹,企望让琴音来一洗烦襟。突然断弦一声,万籁俱寂,唯有那无尽愁思在江天回荡。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①。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②。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③。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④。 芰荷迭映蔚⑤,蒲稗相因依⑥。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⑦。 虑澹物自轻⑧,意惬理无违⑨。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⑩。[1

①昏旦:傍晚和清晨。清晖:指山光水色。

②娱人:使人喜悦。憺(dàn淡):安闲舒适。这二句出于屈原《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分忘归”,意思是说山光水色使诗人心旷神怡,以致乐而忘返。 ③入舟句:是说乘舟渡湖时天色已晚。

④林壑:树林和山谷。敛:收拢、聚集。暝色:暮色。霏:云飞貌。这二句是说森林山谷之间到处是一片暮色,飞动的云霞已经不见了。

⑤芰(jì技):菱。这句是说湖中芰荷绿叶繁盛互相映照着。

⑥蒲稗(bài败):菖蒲和稗草。这句是说水边菖蒲和稗草很茂密,交杂生长在一起。 ⑦披拂:用手拨开草木。偃(yǎn掩):仰卧。扉(fēi非):门。“愉悦”句是说:愉快地偃息在东轩之内。

⑧澹(dàn淡):同“淡”。这句是说个人得失的考虑淡薄了,自然就会把一切都看得很轻。

⑨意惬(qiè窃):心满意足。理:指养生的道理。这句是说内心感到满足,就不违背养生之道。

⑩摄生客:探求养生之道的人。此道:指上面“虑澹”、“意惬”二句所讲的道理。 写了作者一天从早到晚的游览行迹,景与理相结合。

五、对后世的影响

一个时代的文学承担着万个时代的使命,谢灵运以其山水诗的创作实绩完成了中国 诗歌的一次重要的转折,为其后的山水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走向盛唐的巅峰奠定了最 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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