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07日 09:20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在去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表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更加严格。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分析说：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改革顺应民意，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转变；文章强调，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
一句“史上最严格公务车改革”的论断，煞是引人瞩目，并让人浮想联翩。诚然，相比以往车改，此次车改在某些方面确实挺严格，比如，“对省部级干部公车配备的标准排气量和购置税都比过去严格，对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的编制也比过去严格，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要下降……”但是，有了这些细节，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史上最严格？
当然，“史上最严格”毕竟只是一种冠称，与其说公众关注这种不落俗套的表述，不如说公众更关心史上最严格的车改能否落到实处？否则，即便最严格又能如何，一切必然沦为水花舞月，令人徒唤奈何，甚至更加失望。以房地产调控为例，去年4月中旬以来，相关部门出台密集政策，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有好事者惊呼这是“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但吊诡的是，所谓的“史上最严厉”遭遇了软抵抗，效果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连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也表示，“房价会有所下降，但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显然，判断一项改革能否受到老百姓欢迎，不仅在于在制度设计上是不是史上最严格，或者最严厉，更在于在实施中是不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有没有呈现出预期的实效，换言之，最严格车改虽然令人期待，但关键应付诸实践，并精准达到预期效果。就此而言，欲使最严格车改最大程度地释放威力，笔者认为需配套最严密的措施，需要最严厉的手段。
其一，准确公开公务车数量。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已经明确表示，会把全国公车的详细数量和需要减少的数量公布。准确公布公车的详细数量，意义不容小觑，正如新华社文章所称，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不公布数量就不知道该裁减多少公车，不明晰公车支出费用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车改。
其二，强化公众监督，公众监督并能见效。如果说公开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层面，那么还原公众的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同样重要。当前公车使用一直存有“三三制”现象——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媒体曾报道，某大学开学，门口出现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情况，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对此，有网友揶揄道：“公车扎堆，有司法、公安、检察、环境监测、国土执法、卫生监督、防汛指挥……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是市里部门开大会呢。”至于公车特权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为防公车“私奔”，不少部门殚精竭虑，比如一再出台禁令，给公车贴上“公务标识”，甚至给公车装上GPS实时监测行踪。实际上，再高明的技术也抵不上老百姓的眼睛，只要放开让老百姓监督和举报，公车私用现象就无所遁逃。问题是，老百姓举报了，相关部门会否惩罚，近年来公车私用被曝光的不少，但有多少官员被问责？
其三，从编制更严密的财政预算入手。不少单位领导一再换车，消费惊人，再加上养车的费用更是畸高，可谓不差钱，如果从源头上束紧了钱袋子，也就能遏制了公车消费的冲动。经济学家焦建国认为，要让各级各地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我国的预算一般比较粗、笼统，不够明确，而且预算的约束性不大，不够了再追加，随意性较大，故此叫预算软约束或无约束。预算要很细，很明确。斯言诚哉！许多时候，预算编制过于粗线条，再加上花钱时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别说公车耗费过度，就是在其他方面浪费，又何奇之有？
公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再加上“再锋利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刀把”，公车改革因触动既得者的利益，会在落实中难度更大。但是公车改革不能再拖了，更不能失败。“拉鱼的不着急，背鱼篓的干着急”，最严格车改需要最严厉手段，唯有如此，老百姓才能不着急。（王石川）
2011年01月07日 09:20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在去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表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更加严格。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分析说：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改革顺应民意，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转变；文章强调，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
一句“史上最严格公务车改革”的论断，煞是引人瞩目，并让人浮想联翩。诚然，相比以往车改，此次车改在某些方面确实挺严格，比如，“对省部级干部公车配备的标准排气量和购置税都比过去严格，对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的编制也比过去严格，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要下降……”但是，有了这些细节，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史上最严格？
当然，“史上最严格”毕竟只是一种冠称，与其说公众关注这种不落俗套的表述，不如说公众更关心史上最严格的车改能否落到实处？否则，即便最严格又能如何，一切必然沦为水花舞月，令人徒唤奈何，甚至更加失望。以房地产调控为例，去年4月中旬以来，相关部门出台密集政策，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有好事者惊呼这是“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但吊诡的是，所谓的“史上最严厉”遭遇了软抵抗，效果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连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也表示，“房价会有所下降，但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显然，判断一项改革能否受到老百姓欢迎，不仅在于在制度设计上是不是史上最严格，或者最严厉，更在于在实施中是不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有没有呈现出预期的实效，换言之，最严格车改虽然令人期待，但关键应付诸实践，并精准达到预期效果。就此而言，欲使最严格车改最大程度地释放威力，笔者认为需配套最严密的措施，需要最严厉的手段。
其一，准确公开公务车数量。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已经明确表示，会把全国公车的详细数量和需要减少的数量公布。准确公布公车的详细数量，意义不容小觑，正如新华社文章所称，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不公布数量就不知道该裁减多少公车，不明晰公车支出费用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车改。
其二，强化公众监督，公众监督并能见效。如果说公开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层面，那么还原公众的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同样重要。当前公车使用一直存有“三三制”现象——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媒体曾报道，某大学开学，门口出现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情况，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对此，有网友揶揄道：“公车扎堆，有司法、公安、检察、环境监测、国土执法、卫生监督、防汛指挥……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是市里部门开大会呢。”至于公车特权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为防公车“私奔”，不少部门殚精竭虑，比如一再出台禁令，给公车贴上“公务标识”，甚至给公车装上GPS实时监测行踪。实际上，再高明的技术也抵不上老百姓的眼睛，只要放开让老百姓监督和举报，公车私用现象就无所遁逃。问题是，老百姓举报了，相关部门会否惩罚，近年来公车私用被曝光的不少，但有多少官员被问责？
其三，从编制更严密的财政预算入手。不少单位领导一再换车，消费惊人，再加上养车的费用更是畸高，可谓不差钱，如果从源头上束紧了钱袋子，也就能遏制了公车消费的冲动。经济学家焦建国认为，要让各级各地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我国的预算一般比较粗、笼统，不够明确，而且预算的约束性不大，不够了再追加，随意性较大，故此叫预算软约束或无约束。预算要很细，很明确。斯言诚哉！许多时候，预算编制过于粗线条，再加上花钱时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别说公车耗费过度，就是在其他方面浪费，又何奇之有？
公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再加上“再锋利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刀把”，公车改革因触动既得者的利益，会在落实中难度更大。但是公车改革不能再拖了，更不能失败。“拉鱼的不着急，背鱼篓的干着急”，最严格车改需要最严厉手段，唯有如此，老百姓才能不着急。（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