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仓山区，有一个小山包，名叫长安山，是福建师大的圣山。山上长满了相思树。那树们青翠欲滴。也就使长安山显得丰满圆润，让师大学子突发奇思妙想，把山比拟成少妇的乳房。精致地别在师大这美丽的校园最适宜的地方。其实，我们这些师大的学子。何尝不是吸吮着母校师大的乳汁，渐次成长的呢？每个从长安山走出来的师大人，都愿意做一棵长安山的相思树。时光暗转，一路骊歌。长安山的一草一木，都值得珍惜：而四年的长安山生活，点点滴滴，都足资回想。 一 我们师大中文系77级是1978年春季入学的，开学伊始，就挖了两个星期的地洞，期间。还穿插了郊游、练歌和“被摸底”等内容。我所在的三班，成员结构复杂，来自八闽大地的农村、工厂、军营、学校、知青点，民教队伍等等。不一而足。班长洪辉煌是泉州人，有时会身穿棕色的渔民服，让人觉得他既沧桑又草根。阅历本身就是一个金钱难买的资本，洪班长的模样和服饰符号，带给我的是草丛将会飞出金凤凰的信息。我们挖的是防空地道，地道就在我们中文系宿舍楼右侧的山凹处，往东南方向走一个小斜坡，就是师大的第一膳团。我们早晨一起身，就得做广播体操，做操地点就在那个小斜坡中的一个平台上，平台下就是物理系大楼前的篮球场。小斜坡旁，栽有夹竹桃树，树中矗立着一根电线杆，一个有线广播的喇叭就吊在电线杆上。我们每天的作息安排，有一半就是听从这广播的——可听每天福州的天气预报，可听“每周一歌”，可听重要的新闻广播。 我们三班的男同学，住在三楼的三个寝室里。每组各住一个寝室，一个寝室住八个人。我们的301寝室里，住着王聪深、陈国英、刘义兴、蔡天敏、黄升、陈青蔚、林富明和郑秉成（以年龄排序），同小组的，还有洪碧玲和林玲两位女同学。挖防空洞的劳动，具体讲，有挖土、铲土、载土三项，我干的是载土的活儿，拉的是中型的板车，一人在前面驾辕，两人在后面推，把拉的土倒在小斜坡平台旁的一个沟坎里，那里也堆砌着燃烧后的煤渣子。大家都有劳动的底子，不在乎累与不累：而穿着大抵是那年月常见的青绿色，尤以绿军装为多。两星期后，大家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对脾气的，也就迅速完成了小阵营的排列组合。在一个新集体里，重新开始了酸甜苦辣的品尝。 洪班长头大，大家就叫他洪大头。下午的好阳光洒下来，洪大头在宿舍的廊道上教我们唱《西沙，可爱的家乡》，他教一句，我们跟一句。想不到貌似农夫的洪大头，还颇有文艺细胞，教唱得有模有样的。 正式进入紧张的学业前，系里头对我们77级进行了“摸底测试”，叫大家写一篇《起点》的作文。我写了自己在厦门黄厝大队当知青时的感受，写了要以考上大学为起点，好好学习，热爱写作等杂七杂八的内容。不过，写完后，也没有优秀文章的荟萃，让人觉得扫兴。当然。那时的刻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正值一些电影老片复映，越剧王文娟的《红楼梦》电影走俏一时。班上就组织人员刻写《红楼梦》里的唱词，林富明自然首当其冲，日夜兼刻。而第二组的吴晓玲，最擅长画画，她于是绘就一幅贾宝玉和林黛玉合看《西厢记》的画面，作为这一小纸册唱词的封面。我们三班同学就赶时油印，并且在第一膳团的入口处吆喝叫卖，也着实赚了一些小钱。 当时，在各膳团大门口叫卖的，还有“校园每周一歌”的歌纸，一张1分钱。叫卖的时间一般是星期一的中午，可用钢蹦或者菜票买。买来后大家就在宿舍里吼唱一番，此时正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我们就唱起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着不远处从夹竹桃的那个喇叭传来的乐曲，踩着宿舍里的木地板，富有节奏地唱了起来。“……蓝天佩朵云彩在胸膛，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几个浑厚的男中音搅拌在一起，冲出木格窗，冲向夹竹桃，冲向相思树林，飘散在长安山上。 大家上大学，都带着理想和奋斗目标。有些人已经做出了实绩。像我班第一组的张扬钦同学，和第四班的谢小建同学，已经在《福建日报》的“武夷山下”发表了诗作，令人刮目相看。而第一班的陈一舟同学，可谓正蓄势待发、喷薄欲出，他已然成为老师的“助教”，上课前由他板书一些资料在黑板上，字字整齐美丽。据说，他正在撰写论文，大有前程一片锦绣的味道。相聚几个多月后，师大中文系77级120多个人的面影，逐渐显露峥嵘：每个人的鼻息性情，也让人知道了一鳞半爪。此时，级刊《蓓蕾》和每个班级的班刊，也都纷纷出笼。长安山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也把我的着力点放在写作上。级刊《蓓蕾》也就常有我的小作发表，而所获得的报酬，就是一张去省军区大礼堂看的电影票，时价是两角，可买一碗鱼丸汤。 那时，每逢夜晚九时许，从附近的程埔头就来了一个卖鱼丸汤的中年男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上搁着一个炉子，来到我们的宿舍楼前吆喝着。我们纷纷从图书馆或者教室里撤退下来，肚子即使不饥而被他一叫唤，也就馋虫纷纷跃起，直叫“进食”。你只需花两角钱，就可买来撒有葱花的鱼丸汤。那鱼丸细腻香甜，汤头的味道也特别好，真是百吃不厌。 二 师大的夜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片灯火通明，座无虚席，我们在这里抢占位置攻读。我常借阅的有《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外国中短篇小说选》、《建国以来散文特写选》等。这是在四楼看的，需要坐长板凳，一坐就是老半天。而在底层一楼，浏览的是开架的报刊杂志，阅读状态具有半消遣的味道。而新鲜出炉的期刊，像《人民文学》啦，《小说月报》啦，《诗刊》啦，广东的《作品》啦，天津的《新港》啦。是被固定在一个斜面的漆有绛红色面板的桌位上，那位置只容一人看，也就必须去抢占。我去时常掖着一本笔记簿，看到有意思的就抄下来。如此的勤勉。都是为了将来的蓄势待发！那时的读书风气，应该是师大最好的黄金时期。 不过，我发现那些已经有些“学养”的老三届。不是很喜欢跑图书馆，他们更在意在某个方面下功夫，不像我们浑天满地地乱撞乱闯。我在当时入学的同窗中。年龄处于中间，不高不低的。我看到了77级二班的胡福宝同学，有时就提着板凳，到长安山下的树荫里、草丛中阅读，他是校广播站站长。考上大学前在闽西龙岩。曾是厦门知青，和我很投缘。在餐桌上，两人交谈甚欢。于是，我得了榜样，有时也就掖着一本书，钻进长安山麓的茂密中…… 遇到周末，寝室安静下来，王聪深、郑秉成回福州闹市内的老家去了：陈青蔚是本校著名教授陈祥耀的公子，也去他老爸住所那里盘桓：最爱四处溜达的黄升，其母亲就是本校中文系办公室的人员，他爱云游广结缘。黄升爱辩，和我们这些辈份差不多的同学争辩，总是不服输的，我爱说他是个“常有理”。黄升是可爱的，很会助人为乐，我刚来师大时，他就带我去仓山的一家大商店里买一些生活用品。他夸奖我毛笔字写得好，很会赞扬人，也很会找乐子。他买来一大堆的黑白纽扣，作为围棋的棋子，还画了一张围棋的棋盘纸，就和大家酣斗起来。黄升还是我们寝室的消息灵通人士。每次回来，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布”他的新发现，看完《庐山恋》他赞不绝口，张瑜的美啦，庐山的美啦。在他的啧啧声中，大有“不看亏死了”的味道。有一次，他刚回到寝室就叹道：“这黄河浪一去香港果然不一样，文笔了得。”原来，他刚看完《故乡的榕树》，就被优美的文章征服了，又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我们。 在大学期间，我们77级同学被视为最具学究相，而这一代表非汪毅夫莫属，故此，大家称他为汪夫子。汪夫子常穿一套绿色的邮递员制服，戴一副深度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这从他眼睑下那一小片抖动温暖笑意的肌肉可以看出。我和他同属厦门人。第一次和他认识，是在校园物理楼北侧那一片高大的银桦树下。那儿摆着一溜双杠，每逢下午五点左右。不少同学就会来此甩几下。他穿着背心，甩甩停停的，在边上休息时，和杠友说说笑笑。态度很温和。我总觉得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特别的亲和力的气息。 汪天子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年级的学习专栏上，有一次刊登了好几个大都是老三届同学的小论文，汪夫子的《鲁迅文章中的正话反说》也在其中，起码让我佩服得不得了。陈一舟、马重奇、谢季祥、林丽拿等人，都有小论文登出，他们的学养令人钦佩。 三 1979年秋季，又一届新生入学。这届79级，老家伙自然很少了，大都是年轻的面孔。我写了一首《含泪的微笑》刊登在《蓓蕾》的壁刊上。这首诗还受到了大家的夸奖。我写道： 鸽鹧呜叫的早春二月 我蹀躞走来，脚步悄悄 赢弱的母亲收留了我 把我揽在她的怀抱 我躺在长安山的桃树下 有位牧童向我走来 看着我胸前的校徽，眼中 跳跃着十分羡慕的火苗 我向着山上冲去 脸上挂着含泪的微笑 如今，在这肃杀的秋风里 又迎来了新一代的天骄 看着他们年轻英俊的脸庞 我真想上前为他们祝福祈祷 但我不敢，确实不敢 我只好摸摸脸上的皱纹 静静地退到一角 脸上露出含泪的微笑。 我的这首短诗，以一个老生作为视角，写了这代人的既幸运又苦涩的滋味，获得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有人算过，我们77级，共汇聚着十二届的学生，那可是整整的一打呀，年龄差距也达到16岁，这个硕大的空间，必须用多少的辛酸泪水来充填呢？ 读中文系的学子，大都有想当作家的梦，我们也都很钦羡那些会写小说的新秀，年级里有好几个人在此方面努力着。一班的戴冠青和范希健、四班的何棉山。同寝室的陈国英。已是小说写手。我看到范希健为写小说而十分勤勉，他端着一杯茶，跑到物理系大楼一层的梯形教室里。躲在靠后侧的僻角处。一写就是老半天。不久，《福建文学》就刊出他的小说《萍水相逢》，那文笔甚为优美，获得了1979年年度该刊的小说奖。范希健总是会制造轰动效果，演《约会》，写《萍水相逢》，着实风风光光了一大把。他的笔名叫“西涧”，很诗意，让我想起了唐诗《滁州西涧》。生活充满闲散的诗意，追求一种大自在。且能在文学上矗立起略显峥嵘的小境界。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向往？而这。在范希健身上，依然竖立起了卓然的标杆。 1980年，对于师大中文系而言，发生了一件绝对是可载入系史的大事，这就是孙绍振发表了重型炸弹——《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先来宿舍报告消息的是陈青蔚，接着是黄升。然后文坛上是程代熙一派与谢冕一派的论战，我们乐得充当看客和闲谈者，大家自然站队就站在自己的老师一边，也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感到骄傲与自豪。大家爱称孙绍振为“老孙头”，他的眼神既聪慧又狡黠，身上既有儒雅之气，又有几分猴气，白皙的脸上常挂着笑，从薄薄的嘴唇里，滔滔不绝地溜出一串串幽默的话语来，像是酸甜到极致的葡萄。我听他的课，看他在《诗探索》上发表的论文，对他的口才、理论素养和学术高度，都极为钦佩。这回又拜读了他的“崛起”，更是五体投地。在我看来，福建师大有“三驾马车”，这就是孙绍振、李万钧、穆克宏。李万钧老师经常在夜晚开讲座，连外系的同学都来听，尤以女同学居多。有一次，他讲起自己上大学时的往事说：“我快毕业时，没有女朋友就到处碰。我们学校斜对面是某医学院，那些女生穿的衣服一身洁白，像神仙一样，我们崇拜得要命，连一同乘坐公共汽车时气都不敢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希望你们在座的能出几对亚当与夏娃，但找不到也不要紧——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你可以到社会找。对不对？我们那个年段也不过三四对而已，对不对？”据说，李万钧老师出门是骑着自行车，他翩翩而来翩翩而去的，既低调又勤勉。 当时，年级里已有三四对情侣浮出水面，着实为中文系的浪漫赚了些分。转瞬之间，1981年的春节蹀躞走来，我为了省去旅途的奔波和想体验在福州过春节的味道，就没回老家过年。想不到，一班的姚锦和同学也和我一样留守。除夕那天，夜幕刚落。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们拿着学校发给的餐券，高高兴兴地来到膳团。各自领了一份年夜饭。然后，我们一起回到姚锦和的306室宿舍（我住301）。将便当盒和几个菜盆在桌上一摆，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光，开始了“围炉”。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都是口拙舌笨、不善言谈。先把白果填进肚子后，就开始碰杯喝红葡萄酒，互相祝愿来年交上好运。当时，我们已读完大三，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学业。大家最关心的，除了毕业后的去向外，就是个人的婚姻大事了。我时年26，锦和25。俩人互相兜底。不觉相视一笑：同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时，在年级浮上水面的三四对，锦和他们班也占一对。306室也算是“花”开之地了。每逢看到他们，虽说也谈不上什么羡慕，但总觉得自己必须加快这方面的人生步伐。 远处，校园外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庄，传来了霹雳啪响的鞭炮声。我起身来到窗外，想看看校园四周的夜景。这时，搁在窗台上的一个提篮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有一次我从306室门前走过。看到这篮子坠在窗台前上下抖动着。我问：“你们好像在和住在上面四楼的女同学传递什么信息？”锦和说：“大都是传些吃的，什么水果，蜜饯，饼干之类的……”“那你们不就白吃人家的了？”“没有。有时候，我们也在晚自习后买来鱼丸让她们吊上去。大家觉得用这个篮子作媒介，坠上坠下的，很有意思。”我说：“也许这样传上传下的。会再传出一对来。”锦和听后笑了笑，并不作声。 此时，我们都很想喝点汤，希望卖鱼丸的能于除夕之夜前来叫卖。果然，九时许，他来了，顶着严寒。挑着冒着热气的担子，一路吆喝着，在空旷的长安山下显得极为回肠荡气的。我们马上又尝到了那飘着葱花的鱼丸汤的香味…… 四 由于我的勤勉，中文系《蓓蕾》编委会，奖给我一本笔记簿，扉页上写着：“赠给投稿积极分子蔡天明”。我看那字是一班的黄文书同学写的，就立即指出，我叫“蔡天敏”，而不是“蔡天明”。他连连致歉后。马上改了过来。也许这“敏”字太过女性化，再加上有的人前后鼻音分不清，也就把我的名字叫错了。 一天傍晚，从膳团的小斜坡下来，甘玉莲同学（一班。老三届）招呼我“天上的公民。”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叫唤着什么，还以为他的呼唤，跟我的诗作《含泪的微笑》有什么关联，因为他是《蓓蕾》的编委，稿子都须他过目。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也是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我说：“你说错了，我的名字是天敏，敏捷的敏，不是人民的民。我们年段有些同学往往把我的‘敏’字误为‘明’字或‘民’字，这都是闹笑话的。”接着。我说自己的名字不好，像女人名，又说甘玉莲的名字好，好就好在这个姓上，玉莲前面有个甘字，太美了，要是换成我的姓，那就韵味大失。他笑了笑，连说极是。还举了姓和名搭配的好姓名，像叶长青啦。黄菊啦。杨帆啦。等等。 1981年的秋冬两季，是我们写毕业论文和最后的考试阶段。我为了写《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这篇论文，整日跑图书馆查阅资料：又掖着一张塑料薄膜，来到长安山的草丛堆里，系统地看了冯梦龙编攥的白话小说。长安山并没有奇峰异石，奇花异卉。她只不过是方圆500多亩的师大校园里凸起的一个小山包，山上长满了相思树。我就是在长安山下。完成了论文写作的：长安山，已然成为师大学子攀登文化山峦的一种符号。 1982年1月17日的夜晚，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像一群躁动的蜜蜂，在十几个宿舍间快乐穿梭。他们手上都拿着那本《学友录》，逢人就邀着留写最后的毕业赠言。轮到范希健的时候，他这样为我写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搞混了你的名字，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在淳朴可亲的面容后面，你的名字就是善良和聪敏。祝你好运！” 我知道，我就像长安山的一棵相思树一样平常。我怀念这四年的生活。她就像朱自清的荷塘、徐志摩的云彩，戴望舒的雨巷一样：并且我相信，以如此艳丽的意象，自然会矗立在中文系77级每位同学的心坎上！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有120多棵相思树，矗立在长安山下，摇曳成师大校园的一片秀丽之景。随着岁月的淹留。如灯焰的跳跃明灭。几位往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远逝仙乡，令人扼腕叹息。当我们向人生的暮色走去，更应珍惜这四年的同窗友情，曾经的你和我，就相聚在这片相思树林里，枕着长安山，做着绮丽的梦。 【责任编辑 苏惠真】
在福州仓山区，有一个小山包，名叫长安山，是福建师大的圣山。山上长满了相思树。那树们青翠欲滴。也就使长安山显得丰满圆润，让师大学子突发奇思妙想，把山比拟成少妇的乳房。精致地别在师大这美丽的校园最适宜的地方。其实，我们这些师大的学子。何尝不是吸吮着母校师大的乳汁，渐次成长的呢？每个从长安山走出来的师大人，都愿意做一棵长安山的相思树。时光暗转，一路骊歌。长安山的一草一木，都值得珍惜：而四年的长安山生活，点点滴滴，都足资回想。 一 我们师大中文系77级是1978年春季入学的，开学伊始，就挖了两个星期的地洞，期间。还穿插了郊游、练歌和“被摸底”等内容。我所在的三班，成员结构复杂，来自八闽大地的农村、工厂、军营、学校、知青点，民教队伍等等。不一而足。班长洪辉煌是泉州人，有时会身穿棕色的渔民服，让人觉得他既沧桑又草根。阅历本身就是一个金钱难买的资本，洪班长的模样和服饰符号，带给我的是草丛将会飞出金凤凰的信息。我们挖的是防空地道，地道就在我们中文系宿舍楼右侧的山凹处，往东南方向走一个小斜坡，就是师大的第一膳团。我们早晨一起身，就得做广播体操，做操地点就在那个小斜坡中的一个平台上，平台下就是物理系大楼前的篮球场。小斜坡旁，栽有夹竹桃树，树中矗立着一根电线杆，一个有线广播的喇叭就吊在电线杆上。我们每天的作息安排，有一半就是听从这广播的——可听每天福州的天气预报，可听“每周一歌”，可听重要的新闻广播。 我们三班的男同学，住在三楼的三个寝室里。每组各住一个寝室，一个寝室住八个人。我们的301寝室里，住着王聪深、陈国英、刘义兴、蔡天敏、黄升、陈青蔚、林富明和郑秉成（以年龄排序），同小组的，还有洪碧玲和林玲两位女同学。挖防空洞的劳动，具体讲，有挖土、铲土、载土三项，我干的是载土的活儿，拉的是中型的板车，一人在前面驾辕，两人在后面推，把拉的土倒在小斜坡平台旁的一个沟坎里，那里也堆砌着燃烧后的煤渣子。大家都有劳动的底子，不在乎累与不累：而穿着大抵是那年月常见的青绿色，尤以绿军装为多。两星期后，大家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对脾气的，也就迅速完成了小阵营的排列组合。在一个新集体里，重新开始了酸甜苦辣的品尝。 洪班长头大，大家就叫他洪大头。下午的好阳光洒下来，洪大头在宿舍的廊道上教我们唱《西沙，可爱的家乡》，他教一句，我们跟一句。想不到貌似农夫的洪大头，还颇有文艺细胞，教唱得有模有样的。 正式进入紧张的学业前，系里头对我们77级进行了“摸底测试”，叫大家写一篇《起点》的作文。我写了自己在厦门黄厝大队当知青时的感受，写了要以考上大学为起点，好好学习，热爱写作等杂七杂八的内容。不过，写完后，也没有优秀文章的荟萃，让人觉得扫兴。当然。那时的刻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正值一些电影老片复映，越剧王文娟的《红楼梦》电影走俏一时。班上就组织人员刻写《红楼梦》里的唱词，林富明自然首当其冲，日夜兼刻。而第二组的吴晓玲，最擅长画画，她于是绘就一幅贾宝玉和林黛玉合看《西厢记》的画面，作为这一小纸册唱词的封面。我们三班同学就赶时油印，并且在第一膳团的入口处吆喝叫卖，也着实赚了一些小钱。 当时，在各膳团大门口叫卖的，还有“校园每周一歌”的歌纸，一张1分钱。叫卖的时间一般是星期一的中午，可用钢蹦或者菜票买。买来后大家就在宿舍里吼唱一番，此时正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我们就唱起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着不远处从夹竹桃的那个喇叭传来的乐曲，踩着宿舍里的木地板，富有节奏地唱了起来。“……蓝天佩朵云彩在胸膛，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几个浑厚的男中音搅拌在一起，冲出木格窗，冲向夹竹桃，冲向相思树林，飘散在长安山上。 大家上大学，都带着理想和奋斗目标。有些人已经做出了实绩。像我班第一组的张扬钦同学，和第四班的谢小建同学，已经在《福建日报》的“武夷山下”发表了诗作，令人刮目相看。而第一班的陈一舟同学，可谓正蓄势待发、喷薄欲出，他已然成为老师的“助教”，上课前由他板书一些资料在黑板上，字字整齐美丽。据说，他正在撰写论文，大有前程一片锦绣的味道。相聚几个多月后，师大中文系77级120多个人的面影，逐渐显露峥嵘：每个人的鼻息性情，也让人知道了一鳞半爪。此时，级刊《蓓蕾》和每个班级的班刊，也都纷纷出笼。长安山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也把我的着力点放在写作上。级刊《蓓蕾》也就常有我的小作发表，而所获得的报酬，就是一张去省军区大礼堂看的电影票，时价是两角，可买一碗鱼丸汤。 那时，每逢夜晚九时许，从附近的程埔头就来了一个卖鱼丸汤的中年男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上搁着一个炉子，来到我们的宿舍楼前吆喝着。我们纷纷从图书馆或者教室里撤退下来，肚子即使不饥而被他一叫唤，也就馋虫纷纷跃起，直叫“进食”。你只需花两角钱，就可买来撒有葱花的鱼丸汤。那鱼丸细腻香甜，汤头的味道也特别好，真是百吃不厌。 二 师大的夜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片灯火通明，座无虚席，我们在这里抢占位置攻读。我常借阅的有《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外国中短篇小说选》、《建国以来散文特写选》等。这是在四楼看的，需要坐长板凳，一坐就是老半天。而在底层一楼，浏览的是开架的报刊杂志，阅读状态具有半消遣的味道。而新鲜出炉的期刊，像《人民文学》啦，《小说月报》啦，《诗刊》啦，广东的《作品》啦，天津的《新港》啦。是被固定在一个斜面的漆有绛红色面板的桌位上，那位置只容一人看，也就必须去抢占。我去时常掖着一本笔记簿，看到有意思的就抄下来。如此的勤勉。都是为了将来的蓄势待发！那时的读书风气，应该是师大最好的黄金时期。 不过，我发现那些已经有些“学养”的老三届。不是很喜欢跑图书馆，他们更在意在某个方面下功夫，不像我们浑天满地地乱撞乱闯。我在当时入学的同窗中。年龄处于中间，不高不低的。我看到了77级二班的胡福宝同学，有时就提着板凳，到长安山下的树荫里、草丛中阅读，他是校广播站站长。考上大学前在闽西龙岩。曾是厦门知青，和我很投缘。在餐桌上，两人交谈甚欢。于是，我得了榜样，有时也就掖着一本书，钻进长安山麓的茂密中…… 遇到周末，寝室安静下来，王聪深、郑秉成回福州闹市内的老家去了：陈青蔚是本校著名教授陈祥耀的公子，也去他老爸住所那里盘桓：最爱四处溜达的黄升，其母亲就是本校中文系办公室的人员，他爱云游广结缘。黄升爱辩，和我们这些辈份差不多的同学争辩，总是不服输的，我爱说他是个“常有理”。黄升是可爱的，很会助人为乐，我刚来师大时，他就带我去仓山的一家大商店里买一些生活用品。他夸奖我毛笔字写得好，很会赞扬人，也很会找乐子。他买来一大堆的黑白纽扣，作为围棋的棋子，还画了一张围棋的棋盘纸，就和大家酣斗起来。黄升还是我们寝室的消息灵通人士。每次回来，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布”他的新发现，看完《庐山恋》他赞不绝口，张瑜的美啦，庐山的美啦。在他的啧啧声中，大有“不看亏死了”的味道。有一次，他刚回到寝室就叹道：“这黄河浪一去香港果然不一样，文笔了得。”原来，他刚看完《故乡的榕树》，就被优美的文章征服了，又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我们。 在大学期间，我们77级同学被视为最具学究相，而这一代表非汪毅夫莫属，故此，大家称他为汪夫子。汪夫子常穿一套绿色的邮递员制服，戴一副深度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这从他眼睑下那一小片抖动温暖笑意的肌肉可以看出。我和他同属厦门人。第一次和他认识，是在校园物理楼北侧那一片高大的银桦树下。那儿摆着一溜双杠，每逢下午五点左右。不少同学就会来此甩几下。他穿着背心，甩甩停停的，在边上休息时，和杠友说说笑笑。态度很温和。我总觉得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特别的亲和力的气息。 汪天子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年级的学习专栏上，有一次刊登了好几个大都是老三届同学的小论文，汪夫子的《鲁迅文章中的正话反说》也在其中，起码让我佩服得不得了。陈一舟、马重奇、谢季祥、林丽拿等人，都有小论文登出，他们的学养令人钦佩。 三 1979年秋季，又一届新生入学。这届79级，老家伙自然很少了，大都是年轻的面孔。我写了一首《含泪的微笑》刊登在《蓓蕾》的壁刊上。这首诗还受到了大家的夸奖。我写道： 鸽鹧呜叫的早春二月 我蹀躞走来，脚步悄悄 赢弱的母亲收留了我 把我揽在她的怀抱 我躺在长安山的桃树下 有位牧童向我走来 看着我胸前的校徽，眼中 跳跃着十分羡慕的火苗 我向着山上冲去 脸上挂着含泪的微笑 如今，在这肃杀的秋风里 又迎来了新一代的天骄 看着他们年轻英俊的脸庞 我真想上前为他们祝福祈祷 但我不敢，确实不敢 我只好摸摸脸上的皱纹 静静地退到一角 脸上露出含泪的微笑。 我的这首短诗，以一个老生作为视角，写了这代人的既幸运又苦涩的滋味，获得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有人算过，我们77级，共汇聚着十二届的学生，那可是整整的一打呀，年龄差距也达到16岁，这个硕大的空间，必须用多少的辛酸泪水来充填呢？ 读中文系的学子，大都有想当作家的梦，我们也都很钦羡那些会写小说的新秀，年级里有好几个人在此方面努力着。一班的戴冠青和范希健、四班的何棉山。同寝室的陈国英。已是小说写手。我看到范希健为写小说而十分勤勉，他端着一杯茶，跑到物理系大楼一层的梯形教室里。躲在靠后侧的僻角处。一写就是老半天。不久，《福建文学》就刊出他的小说《萍水相逢》，那文笔甚为优美，获得了1979年年度该刊的小说奖。范希健总是会制造轰动效果，演《约会》，写《萍水相逢》，着实风风光光了一大把。他的笔名叫“西涧”，很诗意，让我想起了唐诗《滁州西涧》。生活充满闲散的诗意，追求一种大自在。且能在文学上矗立起略显峥嵘的小境界。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向往？而这。在范希健身上，依然竖立起了卓然的标杆。 1980年，对于师大中文系而言，发生了一件绝对是可载入系史的大事，这就是孙绍振发表了重型炸弹——《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先来宿舍报告消息的是陈青蔚，接着是黄升。然后文坛上是程代熙一派与谢冕一派的论战，我们乐得充当看客和闲谈者，大家自然站队就站在自己的老师一边，也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感到骄傲与自豪。大家爱称孙绍振为“老孙头”，他的眼神既聪慧又狡黠，身上既有儒雅之气，又有几分猴气，白皙的脸上常挂着笑，从薄薄的嘴唇里，滔滔不绝地溜出一串串幽默的话语来，像是酸甜到极致的葡萄。我听他的课，看他在《诗探索》上发表的论文，对他的口才、理论素养和学术高度，都极为钦佩。这回又拜读了他的“崛起”，更是五体投地。在我看来，福建师大有“三驾马车”，这就是孙绍振、李万钧、穆克宏。李万钧老师经常在夜晚开讲座，连外系的同学都来听，尤以女同学居多。有一次，他讲起自己上大学时的往事说：“我快毕业时，没有女朋友就到处碰。我们学校斜对面是某医学院，那些女生穿的衣服一身洁白，像神仙一样，我们崇拜得要命，连一同乘坐公共汽车时气都不敢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希望你们在座的能出几对亚当与夏娃，但找不到也不要紧——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你可以到社会找。对不对？我们那个年段也不过三四对而已，对不对？”据说，李万钧老师出门是骑着自行车，他翩翩而来翩翩而去的，既低调又勤勉。 当时，年级里已有三四对情侣浮出水面，着实为中文系的浪漫赚了些分。转瞬之间，1981年的春节蹀躞走来，我为了省去旅途的奔波和想体验在福州过春节的味道，就没回老家过年。想不到，一班的姚锦和同学也和我一样留守。除夕那天，夜幕刚落。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们拿着学校发给的餐券，高高兴兴地来到膳团。各自领了一份年夜饭。然后，我们一起回到姚锦和的306室宿舍（我住301）。将便当盒和几个菜盆在桌上一摆，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光，开始了“围炉”。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都是口拙舌笨、不善言谈。先把白果填进肚子后，就开始碰杯喝红葡萄酒，互相祝愿来年交上好运。当时，我们已读完大三，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学业。大家最关心的，除了毕业后的去向外，就是个人的婚姻大事了。我时年26，锦和25。俩人互相兜底。不觉相视一笑：同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时，在年级浮上水面的三四对，锦和他们班也占一对。306室也算是“花”开之地了。每逢看到他们，虽说也谈不上什么羡慕，但总觉得自己必须加快这方面的人生步伐。 远处，校园外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庄，传来了霹雳啪响的鞭炮声。我起身来到窗外，想看看校园四周的夜景。这时，搁在窗台上的一个提篮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有一次我从306室门前走过。看到这篮子坠在窗台前上下抖动着。我问：“你们好像在和住在上面四楼的女同学传递什么信息？”锦和说：“大都是传些吃的，什么水果，蜜饯，饼干之类的……”“那你们不就白吃人家的了？”“没有。有时候，我们也在晚自习后买来鱼丸让她们吊上去。大家觉得用这个篮子作媒介，坠上坠下的，很有意思。”我说：“也许这样传上传下的。会再传出一对来。”锦和听后笑了笑，并不作声。 此时，我们都很想喝点汤，希望卖鱼丸的能于除夕之夜前来叫卖。果然，九时许，他来了，顶着严寒。挑着冒着热气的担子，一路吆喝着，在空旷的长安山下显得极为回肠荡气的。我们马上又尝到了那飘着葱花的鱼丸汤的香味…… 四 由于我的勤勉，中文系《蓓蕾》编委会，奖给我一本笔记簿，扉页上写着：“赠给投稿积极分子蔡天明”。我看那字是一班的黄文书同学写的，就立即指出，我叫“蔡天敏”，而不是“蔡天明”。他连连致歉后。马上改了过来。也许这“敏”字太过女性化，再加上有的人前后鼻音分不清，也就把我的名字叫错了。 一天傍晚，从膳团的小斜坡下来，甘玉莲同学（一班。老三届）招呼我“天上的公民。”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叫唤着什么，还以为他的呼唤，跟我的诗作《含泪的微笑》有什么关联，因为他是《蓓蕾》的编委，稿子都须他过目。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也是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我说：“你说错了，我的名字是天敏，敏捷的敏，不是人民的民。我们年段有些同学往往把我的‘敏’字误为‘明’字或‘民’字，这都是闹笑话的。”接着。我说自己的名字不好，像女人名，又说甘玉莲的名字好，好就好在这个姓上，玉莲前面有个甘字，太美了，要是换成我的姓，那就韵味大失。他笑了笑，连说极是。还举了姓和名搭配的好姓名，像叶长青啦。黄菊啦。杨帆啦。等等。 1981年的秋冬两季，是我们写毕业论文和最后的考试阶段。我为了写《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这篇论文，整日跑图书馆查阅资料：又掖着一张塑料薄膜，来到长安山的草丛堆里，系统地看了冯梦龙编攥的白话小说。长安山并没有奇峰异石，奇花异卉。她只不过是方圆500多亩的师大校园里凸起的一个小山包，山上长满了相思树。我就是在长安山下。完成了论文写作的：长安山，已然成为师大学子攀登文化山峦的一种符号。 1982年1月17日的夜晚，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像一群躁动的蜜蜂，在十几个宿舍间快乐穿梭。他们手上都拿着那本《学友录》，逢人就邀着留写最后的毕业赠言。轮到范希健的时候，他这样为我写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搞混了你的名字，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在淳朴可亲的面容后面，你的名字就是善良和聪敏。祝你好运！” 我知道，我就像长安山的一棵相思树一样平常。我怀念这四年的生活。她就像朱自清的荷塘、徐志摩的云彩，戴望舒的雨巷一样：并且我相信，以如此艳丽的意象，自然会矗立在中文系77级每位同学的心坎上！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有120多棵相思树，矗立在长安山下，摇曳成师大校园的一片秀丽之景。随着岁月的淹留。如灯焰的跳跃明灭。几位往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远逝仙乡，令人扼腕叹息。当我们向人生的暮色走去，更应珍惜这四年的同窗友情，曾经的你和我，就相聚在这片相思树林里，枕着长安山，做着绮丽的梦。 【责任编辑 苏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