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龙山文化以山东章丘的龙山镇遗址而命名，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并对辽东半岛有所影响。碳 １４ 测定的许多数据，集中显示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２４００ 年—前 ２０００ 年之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后演变成夏代的东夷文化，即考古界定名的岳石文化。
黄河下游的典型龙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２０ 世纪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也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系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海岱地区农业经济，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粟作农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采集和渔猎仍是许多氏族部落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大量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翻挖土地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不但种类多，制作也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栖霞杨家圈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粟的遗存，也有稻的遗存，说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粟作农业基础上，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比较发达的酿酒技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饮酒器具大量、普遍地存在。鬶可盛酒温酒，各类杯子可做饮酒器。已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高柄杯，主要是为饮酒制作的。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与相应的畜牧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中国古代的主要家畜家禽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从各地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分析，饲养的家畜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狗，再次是牛羊，马和鸡的数量都很少。猪既是人们食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各部落的公共墓地中，都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家庭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潍县鲁家口遗址发现可以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骸标本 ３１５ 件，其中猪骨占 ６４％。猪的形象作为工艺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题材得到广泛地应用，已渗透到氏族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羊的饲养数量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养狗是当时各氏族流行的风气。
以养猪为主的饲养业，在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快的发展，既可以为长期定居的人们提供肉食，也可以提供毛皮制成衣物，还可以为人们驱使，丰富了氏族的物质生活，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饲养业的发达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其自身的繁盛兴旺，将狩猎经济挤到了更为次要的地位。
虽然采集和渔猎经济已退居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之后，但仍是氏族成员不可缺少的劳动。海岱地区的优越自然条件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可食植物和水生动物。从事采集活动，既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有经验的老人与妇女儿童都可以经常从事。许多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化的果核；荏平尚庄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都有成堆的蚌壳、螺蛳壳，兽家口遗址则发现大量蛤壳，可知采集活动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另外，各遗址普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镞、骨镞、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说明狩猎经济是继续存在的。主要的狩猎对象是鹿、獐、四不象、獾、貉等。在少数地区，如胶东的滨海一带山地，也存在一些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龙山文化时期在手工业生产领域里社会分工的规模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陶、石器和玉器加工、冶铸铜器、纺织及建筑业都比大汶口文化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制陶业是海岱经济区内成就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专门从事陶器制作的工匠们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使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手工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各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表现出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和明显的实用性。当时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快轮制陶技术，包括在快速运转的陶轮上拉坯成型和修整定型两个方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制作出来的陶器外型规整，厚薄均匀，棱角分明，纹饰简洁流畅，显得十分优美典雅。制作薄如蛋壳的黑陶，必须选用反复淘洗过的细泥，从而使器物光洁明亮。一些陶鬶则选用高岭土为原料，烧成后多是白色或桔黄色。许多圈足器、三足器和较复杂的平底器，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的方法。全部陶器的火候都比较高，尤其是白陶，一般达到 １０００℃以上。从事制陶的工匠们在封窑、渗炭和掌握火候的各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巧，可能已脱离了氏族家庭的小规模生产状态，而是以较大的群体方式，经过内部严格分工来完成的。海岱地区的陶器，种类繁多，型式复杂，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最。有炊煮用的鼎、■、鬶、鬲、箅、箅子；饮食用的盆、豆、碗、盘、杯、匙；盛储用的瓮、缸、罐、大盆、壶、簋、尊、盒、圈足盘、带足（三足或圈足）盆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器盖、工具和装饰品。陶器上的附件也很多，配置的也十分美观合理，表现出陶工的杰出思维水平和操作能力。
快轮制陶工业的兴起，需要制陶人员的长期固定，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项专业技术很强的劳动。于是，制陶业就逐渐由氏族中妇女和老人们的共同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了。在这种背景下，掌握陶器生产技术的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扩大生产，使大批陶器成为家族的私有劳动产品。为了生活所需，他们用陶器与其他家族或氏族、部落交换各种物品，一部分陶器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交换进一步增加了有特殊技艺的家族的财富，当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一些有非凡技艺的制陶工匠，遂成为在氏族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不仅有很多个人的财富，而且拥有供其驱使调遣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产生了。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石器、玉器制造业比大汶口文化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石器发现很多，据观察研究，大致都经过选择石料、打制成坯、琢制成型、磨制成器等工序，部分石器还要钻孔。人们根据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的不同用途，选择纹理和硬度不同的石料，采取部分磨光和全部磨光两种方法加工。石器的种类主要有：横断面椭圆形而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横断面长方形而平面呈梯形的石锛，长条形单面刃石凿，尖头拱背的石镰，略呈长方形的双孔石刀，扁薄的长方形或梯形石铲等。此外，还有种类和数量都很多的石镞、少量的石镢、石矛、石杵和细石器。大批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显示了石器制造业的发达。
在石器加工的过程中，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了认识玉石并加工玉器的经验。日照两城镇曾出土过成坑的玉器或半成品玉材，说明玉器加工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一时期曾发现两面刻有纤细的兽面花纹的玉斧、穿孔玉铲、鸟形和鸟头形玉器，以及多种精巧瑰丽的小件玉饰品。不过，总的看来玉器制造的范围还比较狭小，制成品还仅限于少量礼器和装饰品，其发展水平不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早期那样进步。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制骨业的发展十分突出，骨、角、牙、蚌器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骨器多半是用动物的长骨经过劈削、截锯、切割、刮削、打磨等工序制成，种类以锥、镞、笄、针为最多，其它还有铲、镰、刀、凿、鱼镖、鱼钩、匕、钻等工具和一些装饰品；角器多为鹿角经加工磨制产生，主要是锥、钻类；牙器原料多采自獐牙和野猪獠牙，数量不多，见于锥类和钩形器；蚌器的数量非常丰富，这是因为蚌类来源较多，加工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荏平尚庄遗址发现蚌器近百件，超过了石器和骨器的比例。当时的蚌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铲、刀、镰、镞、锥等，装饰品包括环、玦和穿孔蚌片。此外，有的遗址还发现蚌匙等生活用具。
海岱地区的纺织业，在龙山文化阶段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不仅陶、石纺轮普遍有所发现，而且形制也更多了。在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仅有两件纺轮，而龙山文化堆积中则出土了 ４２ 件；兽家口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出土两件纺轮，均系废陶片改制而成，到龙山时期则发现 ２５件之多；姚官庄遗址出土龙山文化纺轮 ５０ 多件；尹家城遗址超过了 １００ 件。其它遗址也都有较多发现。另外，在许多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明显超过大汶口文化的产品。
根据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已经出现了冶铜业。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黄铜锥，很可能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冶炼得到的。在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的龙山文化地层中，也分别发现过铜块和铜渣。虽然上述发现尚属少见，并且缺乏当地冶炼、铸造的确凿证据，但根据陶器制造技术和演变脉络，专家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冶铜技术是应该肯定的。
海岱经济区，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成为远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各部落大都过着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家畜家禽饲养业日益发达，手工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进步十分显著，一些部门已发展到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程度，出现了商品交换的萌芽。在私有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已为青铜文化敞开了大门。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龙山文化以山东章丘的龙山镇遗址而命名，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并对辽东半岛有所影响。碳 １４ 测定的许多数据，集中显示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２４００ 年—前 ２０００ 年之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后演变成夏代的东夷文化，即考古界定名的岳石文化。
黄河下游的典型龙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２０ 世纪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也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系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海岱地区农业经济，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粟作农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采集和渔猎仍是许多氏族部落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大量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翻挖土地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不但种类多，制作也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栖霞杨家圈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粟的遗存，也有稻的遗存，说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粟作农业基础上，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比较发达的酿酒技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饮酒器具大量、普遍地存在。鬶可盛酒温酒，各类杯子可做饮酒器。已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高柄杯，主要是为饮酒制作的。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与相应的畜牧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中国古代的主要家畜家禽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从各地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分析，饲养的家畜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狗，再次是牛羊，马和鸡的数量都很少。猪既是人们食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各部落的公共墓地中，都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家庭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潍县鲁家口遗址发现可以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骸标本 ３１５ 件，其中猪骨占 ６４％。猪的形象作为工艺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题材得到广泛地应用，已渗透到氏族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羊的饲养数量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养狗是当时各氏族流行的风气。
以养猪为主的饲养业，在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快的发展，既可以为长期定居的人们提供肉食，也可以提供毛皮制成衣物，还可以为人们驱使，丰富了氏族的物质生活，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饲养业的发达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其自身的繁盛兴旺，将狩猎经济挤到了更为次要的地位。
虽然采集和渔猎经济已退居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之后，但仍是氏族成员不可缺少的劳动。海岱地区的优越自然条件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可食植物和水生动物。从事采集活动，既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有经验的老人与妇女儿童都可以经常从事。许多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化的果核；荏平尚庄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都有成堆的蚌壳、螺蛳壳，兽家口遗址则发现大量蛤壳，可知采集活动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另外，各遗址普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镞、骨镞、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说明狩猎经济是继续存在的。主要的狩猎对象是鹿、獐、四不象、獾、貉等。在少数地区，如胶东的滨海一带山地，也存在一些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龙山文化时期在手工业生产领域里社会分工的规模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陶、石器和玉器加工、冶铸铜器、纺织及建筑业都比大汶口文化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制陶业是海岱经济区内成就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专门从事陶器制作的工匠们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使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手工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各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表现出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和明显的实用性。当时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快轮制陶技术，包括在快速运转的陶轮上拉坯成型和修整定型两个方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制作出来的陶器外型规整，厚薄均匀，棱角分明，纹饰简洁流畅，显得十分优美典雅。制作薄如蛋壳的黑陶，必须选用反复淘洗过的细泥，从而使器物光洁明亮。一些陶鬶则选用高岭土为原料，烧成后多是白色或桔黄色。许多圈足器、三足器和较复杂的平底器，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的方法。全部陶器的火候都比较高，尤其是白陶，一般达到 １０００℃以上。从事制陶的工匠们在封窑、渗炭和掌握火候的各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巧，可能已脱离了氏族家庭的小规模生产状态，而是以较大的群体方式，经过内部严格分工来完成的。海岱地区的陶器，种类繁多，型式复杂，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最。有炊煮用的鼎、■、鬶、鬲、箅、箅子；饮食用的盆、豆、碗、盘、杯、匙；盛储用的瓮、缸、罐、大盆、壶、簋、尊、盒、圈足盘、带足（三足或圈足）盆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器盖、工具和装饰品。陶器上的附件也很多，配置的也十分美观合理，表现出陶工的杰出思维水平和操作能力。
快轮制陶工业的兴起，需要制陶人员的长期固定，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项专业技术很强的劳动。于是，制陶业就逐渐由氏族中妇女和老人们的共同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了。在这种背景下，掌握陶器生产技术的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扩大生产，使大批陶器成为家族的私有劳动产品。为了生活所需，他们用陶器与其他家族或氏族、部落交换各种物品，一部分陶器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交换进一步增加了有特殊技艺的家族的财富，当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一些有非凡技艺的制陶工匠，遂成为在氏族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不仅有很多个人的财富，而且拥有供其驱使调遣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产生了。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石器、玉器制造业比大汶口文化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石器发现很多，据观察研究，大致都经过选择石料、打制成坯、琢制成型、磨制成器等工序，部分石器还要钻孔。人们根据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的不同用途，选择纹理和硬度不同的石料，采取部分磨光和全部磨光两种方法加工。石器的种类主要有：横断面椭圆形而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横断面长方形而平面呈梯形的石锛，长条形单面刃石凿，尖头拱背的石镰，略呈长方形的双孔石刀，扁薄的长方形或梯形石铲等。此外，还有种类和数量都很多的石镞、少量的石镢、石矛、石杵和细石器。大批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显示了石器制造业的发达。
在石器加工的过程中，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了认识玉石并加工玉器的经验。日照两城镇曾出土过成坑的玉器或半成品玉材，说明玉器加工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一时期曾发现两面刻有纤细的兽面花纹的玉斧、穿孔玉铲、鸟形和鸟头形玉器，以及多种精巧瑰丽的小件玉饰品。不过，总的看来玉器制造的范围还比较狭小，制成品还仅限于少量礼器和装饰品，其发展水平不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早期那样进步。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制骨业的发展十分突出，骨、角、牙、蚌器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骨器多半是用动物的长骨经过劈削、截锯、切割、刮削、打磨等工序制成，种类以锥、镞、笄、针为最多，其它还有铲、镰、刀、凿、鱼镖、鱼钩、匕、钻等工具和一些装饰品；角器多为鹿角经加工磨制产生，主要是锥、钻类；牙器原料多采自獐牙和野猪獠牙，数量不多，见于锥类和钩形器；蚌器的数量非常丰富，这是因为蚌类来源较多，加工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荏平尚庄遗址发现蚌器近百件，超过了石器和骨器的比例。当时的蚌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铲、刀、镰、镞、锥等，装饰品包括环、玦和穿孔蚌片。此外，有的遗址还发现蚌匙等生活用具。
海岱地区的纺织业，在龙山文化阶段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不仅陶、石纺轮普遍有所发现，而且形制也更多了。在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仅有两件纺轮，而龙山文化堆积中则出土了 ４２ 件；兽家口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出土两件纺轮，均系废陶片改制而成，到龙山时期则发现 ２５件之多；姚官庄遗址出土龙山文化纺轮 ５０ 多件；尹家城遗址超过了 １００ 件。其它遗址也都有较多发现。另外，在许多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明显超过大汶口文化的产品。
根据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已经出现了冶铜业。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黄铜锥，很可能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冶炼得到的。在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的龙山文化地层中，也分别发现过铜块和铜渣。虽然上述发现尚属少见，并且缺乏当地冶炼、铸造的确凿证据，但根据陶器制造技术和演变脉络，专家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冶铜技术是应该肯定的。
海岱经济区，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成为远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各部落大都过着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家畜家禽饲养业日益发达，手工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进步十分显著，一些部门已发展到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程度，出现了商品交换的萌芽。在私有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已为青铜文化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