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式向Y村派驻拆迁工作组，是在四月的第一天。 我与小左一组，分包一个叫作王守德的人。 拆迁工作组设在Y村村委。我和小左趁着暮色找到了王守德的家。大门敞开，正房的门紧闭。敲门，无人应答。我们退出，站在门外等，却见窗口有人影在晃动，仔细辨认，是一个老人在做家务，我挥手示意，她漠然。我频频挥手，她终于朝我摆了摆手，拒不开门。 第一次入户，吃了闭门羹。 打电话联系镇上的包片干部。包片干部说：“其实，那户人家挺好的，不至于不让进门吧？”
二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左就进村了。村头，有小贩在摆摊，卖油条和茶蛋。一片安静。这个村庄，仍然在安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命运。 路经大槐树，我下了车。大槐树是Y村的象征。我在大槐树前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开。 十年前，Y村是K城的边界。十年过去了，K城早已突破这个边界，向西浩浩荡荡地蔓延而去。Y村成为城中村，家家户户做起了生意，特别是渔家乐，不声不响就有了口碑，收入也不错。每到吃饭时间，小小村庄就停满各式各样来自城里的车。 决定Y村整体搬迁，是一年以前的事情。起初由镇政府牵头，入户调查、丈量、确权，做完这些基础工作，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到了签约环节，村人抵触情绪很大，眼见项目开工日期一天天逼近，土地却没有腾出来。政府只好成立工作组。 王守德家的大门，紧锁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王守德下班，我和小左才跟随进家。他在附近的汽车厂干清洁工，早晨上班前特意把老伴反锁在家里，怕被我们打搅。 “八年前村边修路拆迁，俺家听话，早早就签了，结果吃了大亏。你们工作组的话，是不能轻信的。”王守德说。 “能哭的孩子多吃奶。上次拆迁吃亏了，这次我们不会再上你们的当。”王守德的老伴说。 我并不谈房子拆迁，而是直接从村民待遇说起。我已从包片干部那里了解到，村民待遇是这个家庭的痛。我没有饶舌，我想帮他们一把。 王守德是外来户。1989年，王守德从邻县举家搬迁到Y村，花了两万一千块钱，在村里买下现在的这套住宅。1992年，他又在村里给儿子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四间大瓦房。十二年后，政府要在Y村的村边修路，他儿子的房子需要动迁，在K城最早的安置小区海云小区换到两套楼房。一晃八年过去了。当年修路拆迁时，王守德是第一户签字的，当晚就有人来到他家，指责他这么快就妥协当起叛徒，影响了全村人的利益。后来，折腾了两三年的时间，村边的那条路才修好。 最让王守德难过的是，自从举家搬迁到Y村，村里的一切号召他都积极响应，集资款和提留都及时缴纳，但是基本的村民待遇，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都与他家无缘。政府年终走访慰问的名单里，没有他家；村里预防鼠疫发放灭鼠药，没有他家；近年村里的地下水污染了，村委向每家每户发放桶装水，也没有他家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家是外来户。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个村里居住二十多年，他们仍然不肯接纳我们，还把我们当成外人。不给个说法，我是不会同意拆迁的。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以后怎样得有个说法，我不想我的儿子我的孙子继续受村里的歧视。我们是外来户，不管哪个村，都是国家的村啊。”王守德的老伴说。 我想告诉她，她的顾虑是多余的。拆迁之后，村庄将不复存在，村人住进楼房以后，相互之间将会越来越淡漠，谁也无暇在意别人的生活。 欲言又止。我终于没有说。 走出王守德的家，小左觉得压力挺重。我安慰他说，别急，慢慢来，老百姓不可能一下子就同意签约的。 不可能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中午传来消息，工作组入村的第二天就有一户签约，是公安局分包的。这是谁也不曾预料到的。Y村的“抱团”传统，人尽皆知。没有经过任何抗衡，这么快这么轻易就破题了，有些不可思议。有人说，公安局的优势是没法比的，没准拆迁户有什么把柄落在公安手里呢。马上有人接上了话茬：“在公安队伍强大的理论攻势下，百姓很快就同意签约拆房了。” 他特意将“强大的理论攻势”几个词语说得抑扬顿挫。 公安局率先签约之后，大家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就像一辆车，突然被逼进快车道，在一种惯性中狂奔。第二天，又有三户签约。这个消息，被冠以“喜讯”的标题发到每个人的手机短信上。 “签了吗？”走在村里，相互遇到了，都问着同样的话。 “马上你就收到喜讯短信了。”对方答，一副玩笑口吻。
三
清明节。村人在街头议论。 “工作组清明节都不回老家扫墓，看来是真豁上了。” “这些人，为了钱连祖宗都不顾了。” 在很多老百姓看来，工作组进村，而且这么卖力，都是为了赚钱。 农村百姓起床早，早晨七点就扎堆打听和议论拆迁的事。工作组要求所有参与拆迁的人员必须七点之前就要赶到村里，监督和制约这种扎堆行为。 一个老太太，不停地眨巴眼睛，好像这个世界的光线太刺眼，又好像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她努力地适应，却总也无法适应。她像是要辨清眼前的事物，又像是在逃避什么。眨眼老太在街上走，像一阵风一样轻轻飘过。 王守德的村民待遇问题，我沟通协调了两天，无果。从村委到镇政府，找了一圈的人，没有一人能给个明确答复的。村委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粗暴，王守德是外来户，这次能分到安置楼房就已经捡了大便宜，还想要村民福利待遇，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 我不忍心直接告诉王守德，只好暂时搁置，避而不谈。王守德的老伴问起这事，我就语焉不详地告诉她，已经报到工作组那里了，领导会把很多问题集中到一起研究和答复，再等几天吧。王守德的老伴叹息一声，不再追问。 初见王守德的儿子，是在一天中午。他下班回家，坐在炕上吃饭。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我记下了他的单位名字，以及他妻子的单位。他在附近一家汽车配套厂做仓库保管。工作组的经验，要摸清外围线索，善于从外围突破。前几天，工作组领导曾在会上擎着一张纸，向大家推广公安局的拆迁经验。公安局针对分包的每一个拆迁户，都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图，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用各种线条链接起来，像作战地图一样被标示在一张纸上。在这个链条中，总会有突破口的。 这才几天的光景，村里就不平静了。小车涌进村子，停满了村里几乎所有可以停车的空隙。工作组下发紧急通知，所有公车必须停在村外，纪委将统一检查。 王守德的老伴把孙子从幼儿园接了回来。小家伙胖嘟嘟的，看到我和小左两个陌生人，也不介意，趴到小饭桌上埋头吃饭。 我说，这个小左叔叔是电脑专家。曾听王守德的老伴说过，她的孙子平时在家里特喜欢玩电脑。 小家伙马上来了精神，转过身来，问：你知道植物大战僵尸吗？你知道愤怒的小鸟吗？你知道小鳄鱼爱洗澡吗？他一口气问了好几个“你知道吗”，我一个也不知道。 小左说，你教我玩吧。 小家伙更来了精神，站起身来，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了一通，全是关于电脑游戏的。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二十多年了，这个村还把我们当成外人，一直在歧视我们。”每天见到我和小左，王守德的老伴总要重复这句话。 她对被歧视的抱怨，以及由此而生的对尊严的看重，我理解，但并不确信。我总觉得她对尊严的抗争，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谈条件的一个托辞。所有这一切的最终指向，应该是利益。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判断并不准确。我为我的有色眼镜而羞愧。这是一家善良的人。他们的淳朴和善良让我感动。 王守德家的院子里，盖了西厢和南厢。从航拍图上看，只有西厢，南厢是后来加盖的，航拍图上没有显示，这意味着南厢不能置换楼房。王守德说，南厢翻建前，是一个养鸡棚，左邻右舍都知道的，航拍图上没有显示，这明显不对。 十年前K城扩区时，老百姓考虑到面临拆迁，家家户户都忙着在院里搭建房屋。政府下发文件明令禁止，同时也进行了航拍，作为日后拆迁安置的依据。 王守德坚持认为是航拍图出现了失误。他站在院子里，指着墙壁上的旧痕，向我描述当年养鸡棚的方位和模样。 不管事实是怎样的，我都想为他争取。 村民待遇没法落实，我想在补偿面积上为他多争取一点。眼下这是能够抓得住的利益，实实在在的利益。对老百姓，不能总是给空头允诺。 工作组并不认可，很轻易就否定了我的努力。 “同样的政策，在别人那里好用，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好用了。”王守德问。 已经签约的村民，分到了多大的安置房，随时张贴在工作组门前的公示榜上。有个醉汉，正在指着公示榜上的数字不停地傻笑。他不说话，只是用手比划着公示榜上的数字，夸张地笑。 王守德病了，一直咳嗽。他没能上班，去附近的诊所打点滴，一直得到晚饭的时候才能回来。 小左说，我们过去陪着大叔说说话，聊聊天。 王守德的老伴说，求求你们，别去闹腾老头子了，他一大把年纪了，让他清净一会吧。 我让小左去超市买了两桶蜂蜜。工作组有纪律，不允许随意给拆迁户钱和物，怕引起攀比，不利于整体局面的掌控。我想，个人花钱看望病号，这是人之常情，组织上是不会怪罪的。我没有想到，王守德见到蜂蜜，当即有些恼怒，他说：“你们这一套，对我不管用。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守德如此愤怒。他下了逐客令，让我和小左把蜂蜜带走，否则他要把蜂蜜送到工作组，交给组织处置。 我和小左备感尴尬，进退两难。王守德的老伴叹息一声，说：“蜂蜜先放我们家吧，这两个孩子也不容易。” 王守德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让整个房屋显得安静和温馨。 窗玻璃上贴满了“福”字。我留意到，这个家里到处贴满了“福”字。有一天，在闲聊的间隙里，我暗暗数了一下，贴在房屋不同位置的“福”字居然有五十多个。第二天重新数，发觉漏数了十多个。 王守德的老伴说，俺提的几个问题，你们工作组一个也没给解决，难道就该俺这样的老实人倒霉吗？ 我说：“政策面前，人人平等。” 王守德的老伴说：“前年村里迁坟，政策定的是一个坟一万块钱。听话的人一万块钱就迁了，不听话的人，政府给三万块也不迁。到现在，还有好几户没迁的，给多少钱人家也不迁。” 我不再言语。我不知道该怎样劝说和安慰这对老人。 王守德说，不是饼大饼小的问题，是饼怎么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并不识字的老人，说出了人间至理。 在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王守德的老伴曾经说过她对这次拆迁的想法。她说，如果楼房提前盖好了，让我们直接搬上去也好。现在房子还没有影儿，让我们自己找地方躲迁三四年，我已经是六十四岁的人了，这次搬出这个村子，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淌下了眼泪。她对三年以后迁居楼房的梦想，不抱有丝毫的希望。她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知道，我的任何劝说都是虚伪的。
四
王守德的老伴开始对我和小左讲述她的家族史，那是一个遥远的关于迁徙的故事。半个多世纪之前，那年她六岁，她的家族从诸城出走，一路乞讨，不知该要流落何方。一个山区的远房亲戚接纳了她们。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山区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村人大多开始种植苹果树的时候，她的丈夫，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却对农药有着强烈的过敏，他家又开始向山外迁徙，最终落户Y村。他们当时并没有料到，在山区之外，城市化浪潮有一天将会席卷一切。 “你们这个家族是幸运的，从农村走出来，搭上了城市化这班车。”我说。 “怎么说呢？”王守德的老伴不再说下去。 “老家的人都羡慕你们吧？”我问。 “老家的人羡慕我们能分到楼房，他们不知道我们一家人这些年遭的罪，受的委屈。”她说，像在讲述别人的事情。 晚上，在王守德家喝起了酒。酒是他的老伴自酿的葡萄酒，口感很好，是我从来没有喝过的味道。我说好酒，王守德的老伴就很高兴，一转身又从隔壁提来两瓶，摆到小饭桌上。她向我和小左详细描述了整个酿酒工艺。我连喝几杯，不觉间就有些醉意，浑身开始发冷。我坐在炕沿，看着王守德和小左继续喝。王守德的老伴不声不响地去烧起了炉子，房间里很快就泛起一片暖意。 我和小左坐下来吃饭，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让王守德和他的老伴特别高兴。他不停地念叨：“你们不嫌弃我们家的饭，没拿我们当外人，这真好，这真好。” 喝了酒的王守德，话也开始多起来。他聊到了村边修路拆迁的时候，镇上请村里的一个抗拆户喝酒，因为多喝了几杯，那人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摔坏了大脑，从此瘫痪在床。“他做梦都想着多争几个平米的楼房，现在给他几栋楼都没啥意义了。”王守德说。 “是啊，一件原本幸福的事情，何苦非要搞得这样不愉快呢。”我举起一杯酒，与王守德干杯。 王守德说，我们左邻右舍结成了联盟，谁如果签约，谁就是叛徒。 我对他说，别信那些，看起来你们是一条心，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转变就在一夜之间。 王守德已经喝得醉眼朦胧了。他不停地给我和小左倒酒，说着对不起。他的老伴在旁边解释，我才听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我和小左第一天来他家吃了闭门羹的事，我已经淡忘了，他却一直记在心里，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 我理解他，他们。 他们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 在单位的调度会上，我谈到了在王守德家喝葡萄酒的事情。同事提醒我，据说这个家族有肝炎遗传病。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我和小左走到王守德门口，想到他的泡茶倒水，想到他的盛情难却，我示意小左回去打开车门，拿出两瓶矿泉水。我把矿泉水的瓶盖拧开，然后拿在手中，开始敲门。 从王守德家出来，遇到了眨眼老太。她的左手腕上拴着一个小型收音机，右手插在布兜里，正在街上溜达。收音机发出奇异的声音，正在播放关于钓鱼岛的消息，在Y村的大街上一路蔓延下去。她从工作组门前大摇大摆地走过，收音机一路高歌，路人纷纷侧目，工作组二楼的窗口也同时探出几个脑袋，想要看个究竟。她见到我，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远远地伸出两只手过来跟我握手，收音机在她的手腕上晃悠，播出的声音一片嘈杂，谁也无法辨认究竟是些什么内容了。我略有迟疑，伸出一只手，与她握手。是一双粗糙的结满了茧的手，握在手中，像握了一截皲裂的老树皮。她说你好啊，我说你也好啊。她说到我家吃饺子吧。我说好啊。她说拜拜，然后向我敬了个礼。我说拜拜，也向她敬礼，站在原地不动。身边传来哄笑声。老太太受了鼓励一般，热情地邀请路边的每一个人到她家里吃饺子。大家都笑而不语，她也不介意，踏着收录机的嘈杂声一路走开。 农业局的小王说，眨眼老太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精明着呢，到现在也没让工作组进家门。 王守德的老伴告诉我，眨眼老太整天听收音机，其实她一点也听不懂，她心眼不够用，不认钱，买东西也不会讨价还价，你说几块就几块，她经常赊账，但她赊的账早晚肯定都会还的，是个挺有信誉的人。
五
村人与工作组对峙僵持一个周以后，人心开始松动，签约工作掀起一个小高潮。 王守德的房子，我额外争取了3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航拍图上有一处阴影，王守德坚持说当初是一个养鸡棚，工作组则认为是个厕所。正是航拍图上的这个阴影，成为推进签约的突破口。我把这块争取到的利益告诉王守德，老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谢意。 早晨九点，我陪王守德向工作组走去，他手里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这是签约的必备证件。 遇到了熟人，问：要签了吗？ 签吧。他说，语气是零度的。 签约现场，王守德的手机不停地响起。他接通了，走到门外，简短说了几句，重新回到签约桌前。他拿起笔，刚要签字，手机又响，他再一次走到门外，很快就回到了签约桌前，满脸的怒气。手机依旧在不折不挠地响，他不再理会，低头签字。 在拆迁安置合同上签完了字，王守德缓缓地站起身，我和小左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暗自舒了一口气。 送王守德回家，他的儿子坐在炕沿上，见到我们，面有愠色。 “不是说好了不签，不是说好了再等一等吗？”他的儿子问。 “你懂什么！早签晚签早晚都得签。”王守德有些恼怒。 我和小左见状，赶紧退了出来。 王守德分到的是62平方米和105平方米的两套安置房，比他儿子的预期少了10平方米。 在路的拐弯处，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拆迁户，握着我的手说了半天的话。当他松开手的时候，我迅速撤回自己的手，插进布兜里，生怕被他再次握起。 他满脸酒气。他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几天前，我与同事在他的家里，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针织绣，都夸他的妻子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同事坐在他的家里喝茶聊天。我坐不住，就在他的庭院里与朋友通电话。聊完电话，仰头看天，整个院子只有井口大小的一片天空，我突然有了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狭小的院落里盖满了房屋。他说，这些屋子一年可收租金五万多块，一拆迁，都没了。 他很快就签约，并且拆房了。对这次拆迁工作，很支持也很配合。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房子拆了，他在搬迁之后，居然跑到工作组大闹一场。而且，他对警察动了手，把警察鼻梁上的眼镜一巴掌打飞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拘留二十天。 都是酒惹的祸。村人说。 我觉得将原因归咎于酒醉，有些简单。或许，他心里有个隐秘的结，一直拒绝公开，拒绝解开。 别人都觉得不可理喻。我愿试着理解他。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有些东西，是无法排遣无法舒解的，我在他紧握我的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从村委出来，直接向王守德家走去。他的门前散落了一些建筑垃圾，抬头看，才知胡同前面的那户房顶，有人在揭瓦。进了院，王守德的老伴正在做饭，看到我们，眼圈顿时红了，说，房子签字了，你们还来干什么？我解释说，来看看您老人家。王守德去诊所打吊瓶了，他一直患着感冒，昨天签约后，咳嗽得更加厉害。 王守德签约，我的分包任务完成了第一步。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甚至连最起码的兴致都没有。只觉得身心疲惫。 从第一天开始，十几天过去了。恍若一梦。梦醒时分，我不知道，我是从现实走了出来，还是刚刚走进现实？我所面对的，是一份内部通报，简洁的公文里，有我的名字，也有王守德的名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拆迁户与分包责任人的关系。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因为我的所谓努力，促成了王守德对拆迁的签约，我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成为这样简单的因果逻辑。我更多看到的，是王守德的善良，以及他老伴的凄苦无奈的眼神。他们不知道，明天将要面对怎样的岁月，甚至，他们并不确信，度过了今天，是否还有一个叫作“明天”的日子？ 明天，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明天的到来只在一夜之间，容不下一个美好的梦。 王守德签约后，虽然我的内心更加沉重，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份沉重里已经卸除了那些因为所谓责任而产生的焦虑与压力，我的拆迁分包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Y村，我的此后的工作角色，将从责任人转为协助者。我可以旁观别人的工作，可以扮演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
六
大型挖掘机进村了。轰隆隆的声音，深沉、浑厚，地面有些颤抖。这个庞然大物，扭动着笨拙的身体，在村子狭窄的街道上轰隆隆地前进，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相比而言，此前在村里作业的两台小型挖掘机太单薄了，面对一座待拆的房屋，像春蚕噬啃桑叶一样，一点点地消灭目标，效率太低。工作组抽调大型挖掘机进村，铁臂挥舞之处，房屋应声倒塌，烟尘砰然而起。 最先倒掉的，是村边的一排建筑。我知道，那是Y村的农家大院和农家书屋，是村民活动的场所。每年上级拨款购买图书，然后派发到各个乡镇各个村。我曾随同观摩团来到这个村里观摩，有个大学生村官在负责这块工作，她陪同我们参观，介绍情况，农家书屋整整有条，完全参照了图书馆的管理规范。据说，那个大学生村官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调到一个更为重要的行政岗位。在一片废墟中，我看到“农家书屋”的牌子被埋在断瓦残垣之中。我走过去，想要抽出来，却没有。我用手机拍了照片。小左不理解，这有什么值得拍的？ 拆房前，先得租房躲迁。村人都不愿走远，都想就近租房。村北面安置小区的房租，像插了翅膀一样，一下子上涨一半多。我和小左找到小区物业公司，两个人在看电视，头都不抬，问：是来租房子的吧？没房。 我坐了下来，闲聊。才知，眼前的这两个物业人员，都是Y村的人。她们在这里的物业公司工作，自己也没有租到合适的房子，房源奇缺，一房难求。 我说：“多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可以看电视。” 对方苦笑：“一个月才1000块钱的工资，天天累得慌，这才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让你们碰见了。” 办公室刘主任的群发短信又来了，这次不是“喜讯”，是一个紧急通知：请各单位筛选有传谣、串联、扰乱拆迁秩序的重点人重点户，并提供事由、线索等情况，今晚八时前报工作组。 关于村里的租赁和经营业户，由公安出面统一清理，为的是杜绝安全隐患。这样做，还可以帮分包户解决租赁合同尚未到期的违约难题。我征求了一下王守德老伴的意见，她说不用，她都已经跟院子里的三个租赁户提前谈好了，月底之前一定搬走，搬走就拆房。 她从一个抽屉里捧出一个纸盒，从纸盒里拿出一叠缴纳提留的单据，这是我昨天跟她要的。我想以此作为证据，向村委争取王守德家的村民待遇。一个人如果尽了责任，也该享受相应的义务。她把单据递给我，又从纸盒里拿出一叠老房契，说王守德让问一下，你搞写作，这些老材料或许用得上。我接了过来，是他们在老家居住时的祖宅房契，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泛黄的纸张，像在诉说一个家族的故事。小左在一旁说，再过一百年，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古董，可以变卖一百万。我说，值多少钱并不重要，情义无价。 简单翻看一下那叠提留收据，自1989年以来，所有的账目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缴款收据逐年排列，一直持续到村里土地被征用的那年。这意味着，这个从山区迁来的家庭，在Y村尽到了该尽的责任，但是相关的权利呢？当全村都发放灭鼠药预防鼠疫的时候，这户人家居然被剔除出来，连平等分发一包灭鼠药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拆迁工作组的门上有块透明的窗玻璃，窗玻璃上糊了一张《人民日报》，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的照片，被贴在门上方的玻璃上。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也看不见外面，一张报纸隔开了两个世界。 暮色中，大家站在村委前，说一些话，有的与拆迁有关，有的与拆迁无关。工作组的人带着两个油漆工，在往墙上粉刷标语。红色的油漆，三下五除二就刷到了墙上。那人说，刷标语是个技术活，按面积付酬。 眨眼老太弓着腰正在推小车，小车上是捆扎齐整的柴禾。 我问：搬这些东西干啥？ “烧炕，做饭。俺老头子有病，多备点干柴留着冬天烧炕，暖和。”眨眼老太一边往家里搬柴禾，一边说。她显然忘记了，房子即将要被拆掉，她的这个冬天，以及此后更为漫长的日子，将会在别处度过。 不愿将拆迁比作一场战斗。然而这确实是一场战斗。没有硝烟的战斗。需要战略，也讲究战术。身心疲惫。一整天下来，回家后甚至没有力气吃饭，倒在床上就酣然入睡。一夜无梦。 外地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在搞“拆迁工作”，我认真地强调拆迁是一项“工作”。集体无意识，“我”仅仅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我的抗争或缺失，对整个事态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而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在政策的弹性限度内，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让我稍感心安的。
七
午夜，我和同事从Y村撤离，去到烧烤屋，喝了些酒。我说：“实践证明，老实人确实是吃亏的。” 同事说，其实Y村的老百姓，谁也没有吃亏，他们心底都应该有一笔账，都是捡了大便宜的人。 他们开始笑话我的多愁善感。 小左问，我们辛苦工作一辈子，能攒下两套楼房吗？我们天天上班，每月工资几乎都用来还房贷了。Y村的老百姓房子一拆，就是两套楼房，还有很大数目的一笔补偿款，这叫公平吗？ 我愕然。那一刻，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坚持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天，挤时间去理发，把头发剪得很短很短。每一根头发都让我感到沉重。工作组的人说，理发了，看来拆迁任务快完成了，没啥压力了。 我说，理个发，是想重新做人。 去王守德家商量搬家的事情。搬了家，才可能拆房子。拆了房子，才算完成任务。王守德的老伴气色好了许多，脸上有了笑意。家里的老家具几乎都卖掉了，摆放那张老桌子和椅子的地方，都空了出来。有人想收购他的老式大衣柜，谈好价钱100块钱，结果将大衣柜挪动了位置的时候，小贩又反悔说只给80块钱。王守德的老伴很生气，就没有卖给他。老人向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有些生气，觉得那个小贩说话不算数。听着老人絮絮叨叨，我心里不是滋味。房子里的所有物品，老人家都在按照市场规则买卖。而房子，却没有买卖和自主的余地。 有个小贩开价1000块钱，想收购王守德的那把老椅子。他坚持不卖。他在上面坐了大半辈子，他说搬到楼上以后，还想继续坐下去。那把椅子，是梨木镂花的，已经磨得锃亮。 桌上摆有一把茶壶，王守德的老伴说，那是她娘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至少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一直摆在桌上，从来不曾使用过。壶盖有点残缺，碰掉了一块瓷。王守德说，这壶的盖子碰残了，不值钱了。老伴在旁边说，多少钱也不卖。 小左随声附和：“对，不能卖。” 看着王守德正在认真又忙碌地变卖家中物品，我动了恻隐之心，递给他三百块钱，说想买两盆花，你把想要处理的花，随便卖给我两盆就成。他看出我是故意想帮他点什么，有些不好意思。他指着两盆最大的桔子，说就那两盆吧，反正往楼上搬也不方便。 我把两盆桔子搬进办公室。狭窄的办公室里增添了一抹绿意。我坐在电脑前，总觉得那两盆桔子像是王守德的眼睛，他在注视着我，追问着我。我在他的注视和追问下，几近崩溃。我把两盆桔子搬到阳台上，搬到我的视域之外，这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搬家公司迟到了。我是夜猫子型的，早晨素来是要睡懒觉的。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天还不亮。匆匆地洗漱，去到小区门口，小左已经开车在那里等候我了。我们在薄薄的晨曦中赶到Y村，一切都是安静的。把车停在小学门口，小左电话联系搬家公司，直到半个小时后，他们才开着集装箱车轰隆隆地驶了过来。 村后与小学之间全是垃圾，流浪狗和流浪猫在垃圾堆里，无所事事的样子。胡同口堆满残砖断瓦，搬家公司的车只好远远地停在小学门口。 王守德的院子里堆满了打包的物品。他的儿子、儿媳妇、老伴，还有他，都在忙碌着，看得出，这家人一夜没睡，紧张地把家中物什整理、分类、打包。王守德在满院杂乱的物品中穿行，眼神明亮，看不出这是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 王守德东墙边的一棵樱桃树，开着素洁的小花。葡萄藤已经被移走了。他的孙子正在树下玩耍，用小铲固执地挖着树下的泥土，满脸快乐的样子。 王守德的平房上，一排摆放齐整的泡沫箱全都盛有泥土，里面栽种了韭菜和葱。这个失去土地的人，他在利用所有可能的地方，栽种庄稼和蔬菜。 车子周边渐渐地热闹起来。今天是集日。昨天商谈搬家的时候，王守德的老伴说过，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我当时还想，村子已经拆得乱七八糟，谁还会来赶集？ 我的想法是错误的。集市并不热闹，但也说不上萧条。废墟旁边，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在人群中走动，在一个卖盗版的打折书摊前逗留了很久。 搬家公司搬了整整一个上午，拉了两车家具，第三车拉的是一些柴禾，用来烧火做饭的柴禾。昨天，王守德的老伴还试探地与我商量，想把院子里的柴禾搬给她老家的亲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小左说，搬一车柴禾，得付三百块的搬家费。买一车柴禾才几个钱啊，还不如直接把搬家费给王守德，柴禾就别搬别折腾了。 我说，这是两码事，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丢弃在了这里，老人会惦念的。 王守德的家总算搬空了。他的老伴提出，想在这栋房子里再住最后一晚。她说，我还得用这里的大锅蒸些馒头呢，到了楼上，什么也不方便了。 王守德的老伴坚持要住最后一晚。 我同意了。
八
一脚踏进王守德家，我看到的，比我想到的更糟糕。他的老伴正在抹眼泪，看到我进门就哭出声音来，边哭边说，这个房子坚决不拆，死也要死在这里。 王守德把我拽到院子里，悄声告诉我，因为打算今天搬走，昨晚老伴到邻居家里告别，无意间听到了邻居的补偿结果，同样的房子，他们都不往外掏钱，有的还往家里领钱，老伴的内心不平衡，觉得三年后拿楼房钥匙的时候还得掏出一万七千块钱太冤屈了，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怎么劝也不行。王守德一脸的凄楚与无奈。 我回到屋里，对王守德的老伴说：“如果别人与你家的房子一样，拿到了比你家高的补偿，我一定会替你家做主的。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别人有的，你一定也有。我宁肯完不成工作任务，也不能让你们两个老人这么伤心难过。” 我鼓励王守德说出那个多拿了补偿的人的名字，以便到工作组去核实。他拒绝提供名字，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说别人的不好。 我去工作组查阅合同。王守德的安置合同已经转到建设、财政部门审核去了。我甚至想，是否还有机会给他争取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帮他把一万七千块钱抹去。我找了工作组的一个朋友，他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天真？你怎么能想到改合同呢？这简直是比天还大的笑话。”他缓和了一下口吻，又说：“等拆迁结束了，找个时间带点礼品去看看老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这种性格，都不适合搞拆迁工作。” 拆迁办的人深有感触地教训我：“以后要记着，这都是教训，在拆迁问题上千万不能心软，签约、搬家、拆房，整个流程要一环扣一环，不能停，只要一松劲，就可能有变数和麻烦。” 折腾了半天，像在铜墙铁壁里转了一圈，看不到丝毫的缺口，没有任何的可能。只能坚持“原判”。 去王守德家，两脚像灌了铅。我反复地问自己，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吗？ 我把我到工作组的折腾过程，坦诚地告诉了王守德。他说，你们也不容易，你们先回去吧，我把窗户的铁栏杆，还有屋顶的梁木卖掉，就搬走。 我问：能卖多少钱？ 王守德说：现在卖不上价钱了，昨天有个收破烂的人说，给五十块钱。卖得太晚，已经卖不上价钱了。 我问：想卖多少钱？ 王守德不再言语，他看了一眼他的老伴。我问他的老伴：“您觉得卖多少钱才能满意？” 王守德的老伴犹豫了片刻，试探地说：“起码应该卖到五百块钱吧。”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邻居家卖了一千块，你卖得太低了。”我这才留意到，王守德的儿子一直坐在对面门槛上。 我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说：这个房子的窗栏和房梁，我来替你卖，按照你满意的价格，钱你先拿着。 王守德退后一步，连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我把钱放到他的手上，就转身走开了。 这栋老式房子，除了房顶的木梁和窗户铁栏，所有能卖钱的东西都卖空了。我只是想以这个借口给老人一点额外的补偿，让他们内心安慰一些，也让他们不好意思再拖延下去，早点搬离这栋房子。房子一日不拆，我的工作任务就悬置在半空。挖掘机在胡同口等候了半天，有些不耐烦地开到了别处。从王守德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读懂了我的心思。他说，你先回去吧，傍晚的时候等我电话。 同事发来短信：王守德的房子开拆了吗？ 我回复：再等等吧，再给老人一点时间。 短信很快又来了：你的弱点又犯了。该同情的时候同情，不该同情的时候坚决不能同情。 我不再回复。我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温和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 我把单位的商务车调到了村口待命，然后安排小左协调拆房子的工作人员待命。我也在待命。只要王守德的电话打过来，说可以离开了，商务车就会立即拉他全家离村，然后工作人员迅速拆房，避免再有反复。 下午四点五十分，我的手机响了，是王守德的电话。他说他们要走了，他的儿子开车来接他们。我说我马上赶过去见个面。他说不用了，你们可以拆房了。我匆匆赶过去，恰巧在胡同口遇到王守德的老伴，她拄着拐杖，正抹着眼泪向外走。王守德与我握手，告别，示意我不要再送，免得他的老伴难受。他们一家人走了。我站在他的房前，久久不敢移步。我不敢走入他的房屋，我知道在这两个老人走出家门以后，只要我的脚步迈入半步，都会成为我一生的噩梦。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守德的老伴又走了回来。她步履蹒跚，像是一步一个天涯。 我说，拆房子时您就不要留在现场了。 她眼圈红了。 她进了屋里，在每个房间逗留片刻。她走出来，又重新走了进去。她吃力地弯腰，拿起一把笤帚开始扫地，她扫得很认真，不放过一点的碎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终于打扫完了。她走出屋来，说，你们拆吧。我忍住眼泪，她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天色已晚，工作人员因为马上就要下班，想把这栋房子留待明天早晨再拆。他们把提前开好的《拆房确认证明》递给我，我只需把这张纸交到工作组，我的拆迁任务就算彻底完成。 我用力地捏着那张纸，好像担心它会随风而去。我说：“不能拖到明天。两个老人从来没有住过楼房，今晚他们到了租住的楼房，如果住不适应，明天早晨再哭着搬回来，那可就麻烦大了。无论如何，今晚必须把房子拆掉，以免后患。” 工作人员说，那你们自己可以先把房顶的瓦揭掉，把窗玻璃砸掉，只要没法再住，就OK了。 小左说，这个简单，我自己动手。 我试图制止小左。但是他已经进去了。很快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它们响在我的心头，尖锐得让人窒息。 小左很快就出来了，身上落了一层灰。他脸上有一种痛快感。我说：“工作人员砸房子，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流程作业。我们的工作，是说服老百姓同意签字，如果我们自己动手砸房子，那是作恶。” 小左不言。 同事发来短信：祝贺砸完。我勉强回了四个字：如释重负。 其实，此刻的我，心如磐石。
九
全村只剩下20户没有签约的了。签约后已经拆除房屋的，超过半数以上。工作组决定成立20个拆迁突击队，重新分包尚未签约的拆迁户。 我和小左又拥有了另外的一个身份：突击队员。同事开玩笑称呼我们是“敢死队员”。 这次分包的是王评理，此前是农业局的分包户，一直没有签约。 我留意到了拆迁户的态度，他们由最初的抵制、警惕，到勉强的信任，以及签约时的懵懂与感激，隔开一段不长也不短的时日，他们开始滋生怨恨，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怨恨。或许，他们渐渐地明白，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眼睛看清楚了一些什么。有些事情，终究是会被看清楚的。当他们看清楚了现实的时候，将不会再有机会看到我们，那时的我们回到了机关办公楼里，门口有严格的保安。 眼前的问题是，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这是更大的问题。 站在工作组前面的街上，阳光炽烈。风卷着尘土从村西的街头一直贯穿到村东的街尾。行人纷纷背转了身，谁也不愿直面这劲烈的沙尘。阳光夹在沙尘中，像细碎的刀锋，不知会割破什么。我知道，它一定割破了什么。我感到一丝彻骨的疼痛。 房子拆得很快，超过我的预想。 Y村弥漫着一股浊气。一些旧年的尘埃，从倒塌的房屋里释放出来，在村庄上空自由地悬浮着。它们通过呼吸，进入我的肠胃，让我感到不适。 孙进跃的房子也拆掉了。他是我的同事温处长的分包户。工作组进村半个月，孙进跃拒不开口说话。等到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又全是不中听的话。孙进跃已经七十岁了，耳朵聋，需要大声地喊话，他才能听到。他说话的嗓门很大，加上有愤慨情绪，声音听起来像是敲锣打鼓。他一直在念叨，这个社会算是烂掉了，他发誓要跟这个社会一起烂掉。 温处长说那户人家反复无常，真无耻。 我愕然。我说：“即使他真的无耻，我也愿意理解，并且原谅他。因为，在这世上，有比他更无耻的一类人。” 同事批评我说，你又动感情了，这是你的弱点。 我承认，这是我的弱点。 在攻坚阶段，我曾经客串过一次，某天下午去了孙进跃的家。他的老伴看到来了新面孔，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她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不公正待遇，现在剩下房子这个最后的抓手了，等把房子拆了，我们一辈子的冤屈都没处诉了。” 但她始终没有谈到具体的冤屈。她只是在哭，不停地哭。 我一直觉得，孙进跃是有故事的人。我对他的故事充满好奇，并且期望有机会能走进他的故事，了解他的故事，写下他的故事。那天之后，我忙于履行突击队的角色任务，再也没有顾得上去拜访他。只是三五天的光景，就传来他的拆房消息。这意味着，他已经搬离了Y村。 没有再次见到孙进跃，我深以为憾。我甚至觉得，他是不够坚强的。他看起来有着刚强的外表，想不到内心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他看上去的刚强，与他态度逆转的迅速，让我有些失望。 温处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工作组拆除孙进跃邻居房子的情景，当时房屋倒塌的巨大声响，孙进跃以为工作组是在动手强拆他的房子，三步并作两步从房屋里逃窜出来，满脸的惊恐。 温处长讲述这个情景的时候，脸上充满胜利者的表情。 眨眼老太的房子，是由她的女儿从青岛回来签约的。当天下午，眨眼老太的女儿就带她离开了Y村。没有人送行，村里的人大多都已搬走了。她们搭乘的是搬家公司的一辆车，拉了几件老家具，眨眼老太偏要抱走一小捆柴禾，她爬上车，坐在柴禾上，就再也不肯下车，不停地催着司机上路。车子在村庄的废墟间穿行，眨眼老太目不斜视，仰脸看天，不停地跟天空摇手说拜拜。
十
感谢小左，他在后来的讲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对王守德的愧疚。 王守德房子拆掉的第二天，小左开车拉他去镇上领取躲迁费。领了钱，王守德提出要回村里看一看。小左很纠结，王守德的房子已经拆成一片废墟，他不忍心让老人回去，那该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一幕。然而没有。王守德走向曾经的家，走向那栋已经倒塌的房子，他首先关注到的，是两个捡破烂的人，他们正在艰难地从废墟中砸取几根铁筋。王守德一声怒喝，制止了他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收破烂的人付给他20块钱，他才允许他们继续在废墟中捡破烂。 小左补充说：“其实在你付给王守德那1000块钱之前，他已经把房子里所有可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包括木梁和窗栏。他在欺骗你。你是被算计了。” 我无语，有些失望，我本以为，面对被拆掉的房子，他会落泪，他会无语，他会不忍再看。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很平静，他很认真地跟捡破烂的人讨价还价，并且收取了20块钱。 他的表现，伤害了我的想象。我一直在想象农民。他们活在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现实里。 王守德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现实不公，没有谁能够真正真心地帮助他，永远地帮助他。谁也无权苛责他。我想。 太多的苦难消解在忍耐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终将继续。他只能直面自己的生活。
十一
约见钉子户王评理。作为突击队队员，我和小左开始行动起来。距离工作组收尾，只剩下最后的五天时间。 王评理门前左侧种有两棵樱桃，正开着洁白的花。门的右侧堆满柴禾，细细的葡萄藤被剪成同等长度，捆扎齐整地码在一起。东邻的房子已拆，一片凌乱。农业局的人说，东邻拆房时误拆了王评理家的几片瓦，他坚持说是工作组故意干的，要上访，双方争吵起来。农业局只好请人给他家的屋脊重新镶嵌了几片瓦，瓦是从别人家拆倒的房子里拣来的旧瓦。水泥是新的，在阳光和废墟的衬托下，像是一个新鲜的伤口。 有个妇人在门前洗衣服。我问，您是这家的主人吗？ 她并不抬头，说不是，是后面的住户。一边说着，一边开骂：“我们还没有搬走，就断水。别惹恼了我们。” 王评理喝了酒，他堵在门口，大声地对我和小左说：“只要我的家庭成员和房产出现任何意外，工作组都要负责任。这两天我就去公安局先备个案。” 我解释说，老人家多虑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吼：“对你们，我——不——相——信！” 王评理接到我的电话后，把妻子支走。我和小左到了他家，其实是很老实的一个老人，与昨天判若两人。他今年七十六岁，羊毛衫扎在腰带里，裤子纽扣一颗掉了，一颗忘记了系，满脸无辜又无奈的样子。他说，因为这个房子，自己都抑郁了。我听村人谈过他的患病，村人不懂得什么抑郁病，他们说他是得了脑病，也有人说是得了神经病。他曾经住过三个月的院。在王评理家的桌子上，我看到数盒治疗抑郁的药，旁边是他妻子治疗心脏的药。农业局的人曾经向我描述过他的妻子见到工作组人员当场晕倒的情景，脸色煞白，双手抽搐。王评理奔过来，一边嚎哭“作孽啊，作孽啊”，一边快速地给妻子喂下几粒白药片，等她不再抽搐渐渐地苏醒了，才扶起她一步步向家里挪去。 这是拆迁后遗症。八年前，村边修路拆迁的时候，他的妻子曾经用身体阻挡挖掘机，当场晕倒，住了院。此后，只要谈及拆迁，她就心有余悸，见到拆迁工作人员，就会当场晕倒。农业局的人说，他们已经亲见她晕倒了四次，再也不敢直接去他家里，每次都是事先给王评理打电话，让他把妻子支走，然后他们才肯出现。这户的特殊情况，农业局向工作组做了专题汇报，他们担心哪一天不慎闹出人命，先沟通一下，让工作组心中有数。 此刻，我和小左坐在王评理家里，商谈房子拆迁事宜。他现有两套房子，南屋本来租给了附近工厂的年轻人，因为村子整体拆迁，他们已被中止租赁合同，提前搬走了。王评理满脸惋惜，一年损失三万块钱的房租呐。 他说，一辈子在村里建了三栋房子，全是从牙缝里省钱建的。八年前拆了一栋，剩下的这两栋，可以分到四套安置楼房，给两个女儿各一套，再给孙女一套，剩下的一套自己住。 我们免除了客套话，直接进入算账程序，他现有的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面积，符合置换楼房条件的厢房面积，等等，一直算到让他明白，他现有的两栋住宅可以分到几套楼房，面积分别有多大？ 他问：这是最高的面积？ 我答：这是政策规定的。 “政策之外你们还能多给多少？” “政策是刚性的，不能突破。” “政策在别人那里都是活的，怎么到了我这里就成死的了？” 打电话给王评理，他接了电话，低声说：“老伴在家里，我出去跟你们谈。” 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抱了四个小板凳，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酒气。他说，心里难受，中午喝了一两酒。 我和小左到了他的南屋院子里，他把抱在怀里的小板凳分发给我们。大家团团坐定，王评理不停地搓手，不时地用两手捂住脑袋，像在接受审讯一样。 这个无辜无奈无措的人。我怕自己的哪句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伤口。 这个空空的院落，租户丢弃的鞋袜之类，被堆积在墙根底下。后面的那栋他正在居住的房子，一些不易搬走的物品也基本卖完了。看得出，他做好了搬迁的准备。 “我老实了一辈子，不想做钉子户。是你们一步步把我逼成了钉子户。”他说，语速极慢。 王评理对村边修路强拆耿耿于怀。八年过去了，强拆的那一幕，在他的妻子身上留下了后遗症。 他抖抖索索地从兜里摸出几片药，吞下，说，我们全家都毁在房子上，老伴得了后遗症，我也抑郁了。 交谈中，我试图引导他“认命”，但是我失败了。这个坐在那里浑身瑟缩发抖的老人，他始终不肯认命。 小左举了一些网上流传的关于钉子户的例子，比如学生被赶回家，比如子女工作被辞退，比如生意被停止。我轻描淡写地预测了一下王评理将来可能面临的处境，两套民房搁置在巨大的建筑工地里，每天轰隆隆的施工声响，人是无法在那里待下去的。 王评理听到学生被赶回家的事例，开始激动起来，他问：“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怎么办？耽误了孩子谁负责？” 我们不接话。 他说，我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做。
十二
王评理签约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一言难尽。 一群流浪狗，灰头土脸的样子，可爱，又可怜。房子拆了，主人躲迁到了楼里，这些狗再也无家可归。 在他的脚底下，一只小狗温顺地躺在那里。他说，小狗知道在拆房子，它什么都懂，已经好几天不肯进食了。 那个钉子户在村头开办的商店，仍在源源不断地进货。在商店门前，厂家的配货车辆，与隔壁的挖掘机和废墟，形成一种深度反差。我说：“看来他准备把这个钉子户当到底了。可是，村里人都搬走了，还有谁来商店买东西呢？” 同事笑了，说：“他现在仍然进货，明摆着是想让工作组包赔损失。” 那个被称为钉子户的人家，房顶上插了一面红旗，正在迎风猎猎飘扬。 下午进村的时候，路经大槐树。我下了车。 大槐树，你会理解我么？ 大槐树，你看到了什么？我总想跟你说些什么，然而我又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所看到的一定比我更多。关于这个村庄的消逝，我是参与者和亲历者，也是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不知道，Y村的人会怎样向后人讲述他们的村庄？ 王月鹏，作家，现居山东烟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怀着怕和爱》、《远行之树》。
一
正式向Y村派驻拆迁工作组，是在四月的第一天。 我与小左一组，分包一个叫作王守德的人。 拆迁工作组设在Y村村委。我和小左趁着暮色找到了王守德的家。大门敞开，正房的门紧闭。敲门，无人应答。我们退出，站在门外等，却见窗口有人影在晃动，仔细辨认，是一个老人在做家务，我挥手示意，她漠然。我频频挥手，她终于朝我摆了摆手，拒不开门。 第一次入户，吃了闭门羹。 打电话联系镇上的包片干部。包片干部说：“其实，那户人家挺好的，不至于不让进门吧？”
二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左就进村了。村头，有小贩在摆摊，卖油条和茶蛋。一片安静。这个村庄，仍然在安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命运。 路经大槐树，我下了车。大槐树是Y村的象征。我在大槐树前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开。 十年前，Y村是K城的边界。十年过去了，K城早已突破这个边界，向西浩浩荡荡地蔓延而去。Y村成为城中村，家家户户做起了生意，特别是渔家乐，不声不响就有了口碑，收入也不错。每到吃饭时间，小小村庄就停满各式各样来自城里的车。 决定Y村整体搬迁，是一年以前的事情。起初由镇政府牵头，入户调查、丈量、确权，做完这些基础工作，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到了签约环节，村人抵触情绪很大，眼见项目开工日期一天天逼近，土地却没有腾出来。政府只好成立工作组。 王守德家的大门，紧锁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王守德下班，我和小左才跟随进家。他在附近的汽车厂干清洁工，早晨上班前特意把老伴反锁在家里，怕被我们打搅。 “八年前村边修路拆迁，俺家听话，早早就签了，结果吃了大亏。你们工作组的话，是不能轻信的。”王守德说。 “能哭的孩子多吃奶。上次拆迁吃亏了，这次我们不会再上你们的当。”王守德的老伴说。 我并不谈房子拆迁，而是直接从村民待遇说起。我已从包片干部那里了解到，村民待遇是这个家庭的痛。我没有饶舌，我想帮他们一把。 王守德是外来户。1989年，王守德从邻县举家搬迁到Y村，花了两万一千块钱，在村里买下现在的这套住宅。1992年，他又在村里给儿子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四间大瓦房。十二年后，政府要在Y村的村边修路，他儿子的房子需要动迁，在K城最早的安置小区海云小区换到两套楼房。一晃八年过去了。当年修路拆迁时，王守德是第一户签字的，当晚就有人来到他家，指责他这么快就妥协当起叛徒，影响了全村人的利益。后来，折腾了两三年的时间，村边的那条路才修好。 最让王守德难过的是，自从举家搬迁到Y村，村里的一切号召他都积极响应，集资款和提留都及时缴纳，但是基本的村民待遇，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都与他家无缘。政府年终走访慰问的名单里，没有他家；村里预防鼠疫发放灭鼠药，没有他家；近年村里的地下水污染了，村委向每家每户发放桶装水，也没有他家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家是外来户。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个村里居住二十多年，他们仍然不肯接纳我们，还把我们当成外人。不给个说法，我是不会同意拆迁的。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以后怎样得有个说法，我不想我的儿子我的孙子继续受村里的歧视。我们是外来户，不管哪个村，都是国家的村啊。”王守德的老伴说。 我想告诉她，她的顾虑是多余的。拆迁之后，村庄将不复存在，村人住进楼房以后，相互之间将会越来越淡漠，谁也无暇在意别人的生活。 欲言又止。我终于没有说。 走出王守德的家，小左觉得压力挺重。我安慰他说，别急，慢慢来，老百姓不可能一下子就同意签约的。 不可能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中午传来消息，工作组入村的第二天就有一户签约，是公安局分包的。这是谁也不曾预料到的。Y村的“抱团”传统，人尽皆知。没有经过任何抗衡，这么快这么轻易就破题了，有些不可思议。有人说，公安局的优势是没法比的，没准拆迁户有什么把柄落在公安手里呢。马上有人接上了话茬：“在公安队伍强大的理论攻势下，百姓很快就同意签约拆房了。” 他特意将“强大的理论攻势”几个词语说得抑扬顿挫。 公安局率先签约之后，大家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就像一辆车，突然被逼进快车道，在一种惯性中狂奔。第二天，又有三户签约。这个消息，被冠以“喜讯”的标题发到每个人的手机短信上。 “签了吗？”走在村里，相互遇到了，都问着同样的话。 “马上你就收到喜讯短信了。”对方答，一副玩笑口吻。
三
清明节。村人在街头议论。 “工作组清明节都不回老家扫墓，看来是真豁上了。” “这些人，为了钱连祖宗都不顾了。” 在很多老百姓看来，工作组进村，而且这么卖力，都是为了赚钱。 农村百姓起床早，早晨七点就扎堆打听和议论拆迁的事。工作组要求所有参与拆迁的人员必须七点之前就要赶到村里，监督和制约这种扎堆行为。 一个老太太，不停地眨巴眼睛，好像这个世界的光线太刺眼，又好像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她努力地适应，却总也无法适应。她像是要辨清眼前的事物，又像是在逃避什么。眨眼老太在街上走，像一阵风一样轻轻飘过。 王守德的村民待遇问题，我沟通协调了两天，无果。从村委到镇政府，找了一圈的人，没有一人能给个明确答复的。村委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粗暴，王守德是外来户，这次能分到安置楼房就已经捡了大便宜，还想要村民福利待遇，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 我不忍心直接告诉王守德，只好暂时搁置，避而不谈。王守德的老伴问起这事，我就语焉不详地告诉她，已经报到工作组那里了，领导会把很多问题集中到一起研究和答复，再等几天吧。王守德的老伴叹息一声，不再追问。 初见王守德的儿子，是在一天中午。他下班回家，坐在炕上吃饭。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我记下了他的单位名字，以及他妻子的单位。他在附近一家汽车配套厂做仓库保管。工作组的经验，要摸清外围线索，善于从外围突破。前几天，工作组领导曾在会上擎着一张纸，向大家推广公安局的拆迁经验。公安局针对分包的每一个拆迁户，都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图，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用各种线条链接起来，像作战地图一样被标示在一张纸上。在这个链条中，总会有突破口的。 这才几天的光景，村里就不平静了。小车涌进村子，停满了村里几乎所有可以停车的空隙。工作组下发紧急通知，所有公车必须停在村外，纪委将统一检查。 王守德的老伴把孙子从幼儿园接了回来。小家伙胖嘟嘟的，看到我和小左两个陌生人，也不介意，趴到小饭桌上埋头吃饭。 我说，这个小左叔叔是电脑专家。曾听王守德的老伴说过，她的孙子平时在家里特喜欢玩电脑。 小家伙马上来了精神，转过身来，问：你知道植物大战僵尸吗？你知道愤怒的小鸟吗？你知道小鳄鱼爱洗澡吗？他一口气问了好几个“你知道吗”，我一个也不知道。 小左说，你教我玩吧。 小家伙更来了精神，站起身来，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了一通，全是关于电脑游戏的。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二十多年了，这个村还把我们当成外人，一直在歧视我们。”每天见到我和小左，王守德的老伴总要重复这句话。 她对被歧视的抱怨，以及由此而生的对尊严的看重，我理解，但并不确信。我总觉得她对尊严的抗争，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谈条件的一个托辞。所有这一切的最终指向，应该是利益。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判断并不准确。我为我的有色眼镜而羞愧。这是一家善良的人。他们的淳朴和善良让我感动。 王守德家的院子里，盖了西厢和南厢。从航拍图上看，只有西厢，南厢是后来加盖的，航拍图上没有显示，这意味着南厢不能置换楼房。王守德说，南厢翻建前，是一个养鸡棚，左邻右舍都知道的，航拍图上没有显示，这明显不对。 十年前K城扩区时，老百姓考虑到面临拆迁，家家户户都忙着在院里搭建房屋。政府下发文件明令禁止，同时也进行了航拍，作为日后拆迁安置的依据。 王守德坚持认为是航拍图出现了失误。他站在院子里，指着墙壁上的旧痕，向我描述当年养鸡棚的方位和模样。 不管事实是怎样的，我都想为他争取。 村民待遇没法落实，我想在补偿面积上为他多争取一点。眼下这是能够抓得住的利益，实实在在的利益。对老百姓，不能总是给空头允诺。 工作组并不认可，很轻易就否定了我的努力。 “同样的政策，在别人那里好用，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好用了。”王守德问。 已经签约的村民，分到了多大的安置房，随时张贴在工作组门前的公示榜上。有个醉汉，正在指着公示榜上的数字不停地傻笑。他不说话，只是用手比划着公示榜上的数字，夸张地笑。 王守德病了，一直咳嗽。他没能上班，去附近的诊所打点滴，一直得到晚饭的时候才能回来。 小左说，我们过去陪着大叔说说话，聊聊天。 王守德的老伴说，求求你们，别去闹腾老头子了，他一大把年纪了，让他清净一会吧。 我让小左去超市买了两桶蜂蜜。工作组有纪律，不允许随意给拆迁户钱和物，怕引起攀比，不利于整体局面的掌控。我想，个人花钱看望病号，这是人之常情，组织上是不会怪罪的。我没有想到，王守德见到蜂蜜，当即有些恼怒，他说：“你们这一套，对我不管用。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守德如此愤怒。他下了逐客令，让我和小左把蜂蜜带走，否则他要把蜂蜜送到工作组，交给组织处置。 我和小左备感尴尬，进退两难。王守德的老伴叹息一声，说：“蜂蜜先放我们家吧，这两个孩子也不容易。” 王守德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让整个房屋显得安静和温馨。 窗玻璃上贴满了“福”字。我留意到，这个家里到处贴满了“福”字。有一天，在闲聊的间隙里，我暗暗数了一下，贴在房屋不同位置的“福”字居然有五十多个。第二天重新数，发觉漏数了十多个。 王守德的老伴说，俺提的几个问题，你们工作组一个也没给解决，难道就该俺这样的老实人倒霉吗？ 我说：“政策面前，人人平等。” 王守德的老伴说：“前年村里迁坟，政策定的是一个坟一万块钱。听话的人一万块钱就迁了，不听话的人，政府给三万块也不迁。到现在，还有好几户没迁的，给多少钱人家也不迁。” 我不再言语。我不知道该怎样劝说和安慰这对老人。 王守德说，不是饼大饼小的问题，是饼怎么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并不识字的老人，说出了人间至理。 在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王守德的老伴曾经说过她对这次拆迁的想法。她说，如果楼房提前盖好了，让我们直接搬上去也好。现在房子还没有影儿，让我们自己找地方躲迁三四年，我已经是六十四岁的人了，这次搬出这个村子，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淌下了眼泪。她对三年以后迁居楼房的梦想，不抱有丝毫的希望。她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知道，我的任何劝说都是虚伪的。
四
王守德的老伴开始对我和小左讲述她的家族史，那是一个遥远的关于迁徙的故事。半个多世纪之前，那年她六岁，她的家族从诸城出走，一路乞讨，不知该要流落何方。一个山区的远房亲戚接纳了她们。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山区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村人大多开始种植苹果树的时候，她的丈夫，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却对农药有着强烈的过敏，他家又开始向山外迁徙，最终落户Y村。他们当时并没有料到，在山区之外，城市化浪潮有一天将会席卷一切。 “你们这个家族是幸运的，从农村走出来，搭上了城市化这班车。”我说。 “怎么说呢？”王守德的老伴不再说下去。 “老家的人都羡慕你们吧？”我问。 “老家的人羡慕我们能分到楼房，他们不知道我们一家人这些年遭的罪，受的委屈。”她说，像在讲述别人的事情。 晚上，在王守德家喝起了酒。酒是他的老伴自酿的葡萄酒，口感很好，是我从来没有喝过的味道。我说好酒，王守德的老伴就很高兴，一转身又从隔壁提来两瓶，摆到小饭桌上。她向我和小左详细描述了整个酿酒工艺。我连喝几杯，不觉间就有些醉意，浑身开始发冷。我坐在炕沿，看着王守德和小左继续喝。王守德的老伴不声不响地去烧起了炉子，房间里很快就泛起一片暖意。 我和小左坐下来吃饭，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让王守德和他的老伴特别高兴。他不停地念叨：“你们不嫌弃我们家的饭，没拿我们当外人，这真好，这真好。” 喝了酒的王守德，话也开始多起来。他聊到了村边修路拆迁的时候，镇上请村里的一个抗拆户喝酒，因为多喝了几杯，那人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摔坏了大脑，从此瘫痪在床。“他做梦都想着多争几个平米的楼房，现在给他几栋楼都没啥意义了。”王守德说。 “是啊，一件原本幸福的事情，何苦非要搞得这样不愉快呢。”我举起一杯酒，与王守德干杯。 王守德说，我们左邻右舍结成了联盟，谁如果签约，谁就是叛徒。 我对他说，别信那些，看起来你们是一条心，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转变就在一夜之间。 王守德已经喝得醉眼朦胧了。他不停地给我和小左倒酒，说着对不起。他的老伴在旁边解释，我才听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我和小左第一天来他家吃了闭门羹的事，我已经淡忘了，他却一直记在心里，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 我理解他，他们。 他们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 在单位的调度会上，我谈到了在王守德家喝葡萄酒的事情。同事提醒我，据说这个家族有肝炎遗传病。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我和小左走到王守德门口，想到他的泡茶倒水，想到他的盛情难却，我示意小左回去打开车门，拿出两瓶矿泉水。我把矿泉水的瓶盖拧开，然后拿在手中，开始敲门。 从王守德家出来，遇到了眨眼老太。她的左手腕上拴着一个小型收音机，右手插在布兜里，正在街上溜达。收音机发出奇异的声音，正在播放关于钓鱼岛的消息，在Y村的大街上一路蔓延下去。她从工作组门前大摇大摆地走过，收音机一路高歌，路人纷纷侧目，工作组二楼的窗口也同时探出几个脑袋，想要看个究竟。她见到我，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远远地伸出两只手过来跟我握手，收音机在她的手腕上晃悠，播出的声音一片嘈杂，谁也无法辨认究竟是些什么内容了。我略有迟疑，伸出一只手，与她握手。是一双粗糙的结满了茧的手，握在手中，像握了一截皲裂的老树皮。她说你好啊，我说你也好啊。她说到我家吃饺子吧。我说好啊。她说拜拜，然后向我敬了个礼。我说拜拜，也向她敬礼，站在原地不动。身边传来哄笑声。老太太受了鼓励一般，热情地邀请路边的每一个人到她家里吃饺子。大家都笑而不语，她也不介意，踏着收录机的嘈杂声一路走开。 农业局的小王说，眨眼老太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精明着呢，到现在也没让工作组进家门。 王守德的老伴告诉我，眨眼老太整天听收音机，其实她一点也听不懂，她心眼不够用，不认钱，买东西也不会讨价还价，你说几块就几块，她经常赊账，但她赊的账早晚肯定都会还的，是个挺有信誉的人。
五
村人与工作组对峙僵持一个周以后，人心开始松动，签约工作掀起一个小高潮。 王守德的房子，我额外争取了3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航拍图上有一处阴影，王守德坚持说当初是一个养鸡棚，工作组则认为是个厕所。正是航拍图上的这个阴影，成为推进签约的突破口。我把这块争取到的利益告诉王守德，老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谢意。 早晨九点，我陪王守德向工作组走去，他手里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这是签约的必备证件。 遇到了熟人，问：要签了吗？ 签吧。他说，语气是零度的。 签约现场，王守德的手机不停地响起。他接通了，走到门外，简短说了几句，重新回到签约桌前。他拿起笔，刚要签字，手机又响，他再一次走到门外，很快就回到了签约桌前，满脸的怒气。手机依旧在不折不挠地响，他不再理会，低头签字。 在拆迁安置合同上签完了字，王守德缓缓地站起身，我和小左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暗自舒了一口气。 送王守德回家，他的儿子坐在炕沿上，见到我们，面有愠色。 “不是说好了不签，不是说好了再等一等吗？”他的儿子问。 “你懂什么！早签晚签早晚都得签。”王守德有些恼怒。 我和小左见状，赶紧退了出来。 王守德分到的是62平方米和105平方米的两套安置房，比他儿子的预期少了10平方米。 在路的拐弯处，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拆迁户，握着我的手说了半天的话。当他松开手的时候，我迅速撤回自己的手，插进布兜里，生怕被他再次握起。 他满脸酒气。他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几天前，我与同事在他的家里，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针织绣，都夸他的妻子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同事坐在他的家里喝茶聊天。我坐不住，就在他的庭院里与朋友通电话。聊完电话，仰头看天，整个院子只有井口大小的一片天空，我突然有了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狭小的院落里盖满了房屋。他说，这些屋子一年可收租金五万多块，一拆迁，都没了。 他很快就签约，并且拆房了。对这次拆迁工作，很支持也很配合。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房子拆了，他在搬迁之后，居然跑到工作组大闹一场。而且，他对警察动了手，把警察鼻梁上的眼镜一巴掌打飞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拘留二十天。 都是酒惹的祸。村人说。 我觉得将原因归咎于酒醉，有些简单。或许，他心里有个隐秘的结，一直拒绝公开，拒绝解开。 别人都觉得不可理喻。我愿试着理解他。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有些东西，是无法排遣无法舒解的，我在他紧握我的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从村委出来，直接向王守德家走去。他的门前散落了一些建筑垃圾，抬头看，才知胡同前面的那户房顶，有人在揭瓦。进了院，王守德的老伴正在做饭，看到我们，眼圈顿时红了，说，房子签字了，你们还来干什么？我解释说，来看看您老人家。王守德去诊所打吊瓶了，他一直患着感冒，昨天签约后，咳嗽得更加厉害。 王守德签约，我的分包任务完成了第一步。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甚至连最起码的兴致都没有。只觉得身心疲惫。 从第一天开始，十几天过去了。恍若一梦。梦醒时分，我不知道，我是从现实走了出来，还是刚刚走进现实？我所面对的，是一份内部通报，简洁的公文里，有我的名字，也有王守德的名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拆迁户与分包责任人的关系。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因为我的所谓努力，促成了王守德对拆迁的签约，我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成为这样简单的因果逻辑。我更多看到的，是王守德的善良，以及他老伴的凄苦无奈的眼神。他们不知道，明天将要面对怎样的岁月，甚至，他们并不确信，度过了今天，是否还有一个叫作“明天”的日子？ 明天，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明天的到来只在一夜之间，容不下一个美好的梦。 王守德签约后，虽然我的内心更加沉重，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份沉重里已经卸除了那些因为所谓责任而产生的焦虑与压力，我的拆迁分包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Y村，我的此后的工作角色，将从责任人转为协助者。我可以旁观别人的工作，可以扮演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
六
大型挖掘机进村了。轰隆隆的声音，深沉、浑厚，地面有些颤抖。这个庞然大物，扭动着笨拙的身体，在村子狭窄的街道上轰隆隆地前进，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相比而言，此前在村里作业的两台小型挖掘机太单薄了，面对一座待拆的房屋，像春蚕噬啃桑叶一样，一点点地消灭目标，效率太低。工作组抽调大型挖掘机进村，铁臂挥舞之处，房屋应声倒塌，烟尘砰然而起。 最先倒掉的，是村边的一排建筑。我知道，那是Y村的农家大院和农家书屋，是村民活动的场所。每年上级拨款购买图书，然后派发到各个乡镇各个村。我曾随同观摩团来到这个村里观摩，有个大学生村官在负责这块工作，她陪同我们参观，介绍情况，农家书屋整整有条，完全参照了图书馆的管理规范。据说，那个大学生村官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调到一个更为重要的行政岗位。在一片废墟中，我看到“农家书屋”的牌子被埋在断瓦残垣之中。我走过去，想要抽出来，却没有。我用手机拍了照片。小左不理解，这有什么值得拍的？ 拆房前，先得租房躲迁。村人都不愿走远，都想就近租房。村北面安置小区的房租，像插了翅膀一样，一下子上涨一半多。我和小左找到小区物业公司，两个人在看电视，头都不抬，问：是来租房子的吧？没房。 我坐了下来，闲聊。才知，眼前的这两个物业人员，都是Y村的人。她们在这里的物业公司工作，自己也没有租到合适的房子，房源奇缺，一房难求。 我说：“多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可以看电视。” 对方苦笑：“一个月才1000块钱的工资，天天累得慌，这才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让你们碰见了。” 办公室刘主任的群发短信又来了，这次不是“喜讯”，是一个紧急通知：请各单位筛选有传谣、串联、扰乱拆迁秩序的重点人重点户，并提供事由、线索等情况，今晚八时前报工作组。 关于村里的租赁和经营业户，由公安出面统一清理，为的是杜绝安全隐患。这样做，还可以帮分包户解决租赁合同尚未到期的违约难题。我征求了一下王守德老伴的意见，她说不用，她都已经跟院子里的三个租赁户提前谈好了，月底之前一定搬走，搬走就拆房。 她从一个抽屉里捧出一个纸盒，从纸盒里拿出一叠缴纳提留的单据，这是我昨天跟她要的。我想以此作为证据，向村委争取王守德家的村民待遇。一个人如果尽了责任，也该享受相应的义务。她把单据递给我，又从纸盒里拿出一叠老房契，说王守德让问一下，你搞写作，这些老材料或许用得上。我接了过来，是他们在老家居住时的祖宅房契，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泛黄的纸张，像在诉说一个家族的故事。小左在一旁说，再过一百年，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古董，可以变卖一百万。我说，值多少钱并不重要，情义无价。 简单翻看一下那叠提留收据，自1989年以来，所有的账目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缴款收据逐年排列，一直持续到村里土地被征用的那年。这意味着，这个从山区迁来的家庭，在Y村尽到了该尽的责任，但是相关的权利呢？当全村都发放灭鼠药预防鼠疫的时候，这户人家居然被剔除出来，连平等分发一包灭鼠药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拆迁工作组的门上有块透明的窗玻璃，窗玻璃上糊了一张《人民日报》，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的照片，被贴在门上方的玻璃上。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也看不见外面，一张报纸隔开了两个世界。 暮色中，大家站在村委前，说一些话，有的与拆迁有关，有的与拆迁无关。工作组的人带着两个油漆工，在往墙上粉刷标语。红色的油漆，三下五除二就刷到了墙上。那人说，刷标语是个技术活，按面积付酬。 眨眼老太弓着腰正在推小车，小车上是捆扎齐整的柴禾。 我问：搬这些东西干啥？ “烧炕，做饭。俺老头子有病，多备点干柴留着冬天烧炕，暖和。”眨眼老太一边往家里搬柴禾，一边说。她显然忘记了，房子即将要被拆掉，她的这个冬天，以及此后更为漫长的日子，将会在别处度过。 不愿将拆迁比作一场战斗。然而这确实是一场战斗。没有硝烟的战斗。需要战略，也讲究战术。身心疲惫。一整天下来，回家后甚至没有力气吃饭，倒在床上就酣然入睡。一夜无梦。 外地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在搞“拆迁工作”，我认真地强调拆迁是一项“工作”。集体无意识，“我”仅仅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我的抗争或缺失，对整个事态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而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在政策的弹性限度内，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让我稍感心安的。
七
午夜，我和同事从Y村撤离，去到烧烤屋，喝了些酒。我说：“实践证明，老实人确实是吃亏的。” 同事说，其实Y村的老百姓，谁也没有吃亏，他们心底都应该有一笔账，都是捡了大便宜的人。 他们开始笑话我的多愁善感。 小左问，我们辛苦工作一辈子，能攒下两套楼房吗？我们天天上班，每月工资几乎都用来还房贷了。Y村的老百姓房子一拆，就是两套楼房，还有很大数目的一笔补偿款，这叫公平吗？ 我愕然。那一刻，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坚持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天，挤时间去理发，把头发剪得很短很短。每一根头发都让我感到沉重。工作组的人说，理发了，看来拆迁任务快完成了，没啥压力了。 我说，理个发，是想重新做人。 去王守德家商量搬家的事情。搬了家，才可能拆房子。拆了房子，才算完成任务。王守德的老伴气色好了许多，脸上有了笑意。家里的老家具几乎都卖掉了，摆放那张老桌子和椅子的地方，都空了出来。有人想收购他的老式大衣柜，谈好价钱100块钱，结果将大衣柜挪动了位置的时候，小贩又反悔说只给80块钱。王守德的老伴很生气，就没有卖给他。老人向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有些生气，觉得那个小贩说话不算数。听着老人絮絮叨叨，我心里不是滋味。房子里的所有物品，老人家都在按照市场规则买卖。而房子，却没有买卖和自主的余地。 有个小贩开价1000块钱，想收购王守德的那把老椅子。他坚持不卖。他在上面坐了大半辈子，他说搬到楼上以后，还想继续坐下去。那把椅子，是梨木镂花的，已经磨得锃亮。 桌上摆有一把茶壶，王守德的老伴说，那是她娘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至少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一直摆在桌上，从来不曾使用过。壶盖有点残缺，碰掉了一块瓷。王守德说，这壶的盖子碰残了，不值钱了。老伴在旁边说，多少钱也不卖。 小左随声附和：“对，不能卖。” 看着王守德正在认真又忙碌地变卖家中物品，我动了恻隐之心，递给他三百块钱，说想买两盆花，你把想要处理的花，随便卖给我两盆就成。他看出我是故意想帮他点什么，有些不好意思。他指着两盆最大的桔子，说就那两盆吧，反正往楼上搬也不方便。 我把两盆桔子搬进办公室。狭窄的办公室里增添了一抹绿意。我坐在电脑前，总觉得那两盆桔子像是王守德的眼睛，他在注视着我，追问着我。我在他的注视和追问下，几近崩溃。我把两盆桔子搬到阳台上，搬到我的视域之外，这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搬家公司迟到了。我是夜猫子型的，早晨素来是要睡懒觉的。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天还不亮。匆匆地洗漱，去到小区门口，小左已经开车在那里等候我了。我们在薄薄的晨曦中赶到Y村，一切都是安静的。把车停在小学门口，小左电话联系搬家公司，直到半个小时后，他们才开着集装箱车轰隆隆地驶了过来。 村后与小学之间全是垃圾，流浪狗和流浪猫在垃圾堆里，无所事事的样子。胡同口堆满残砖断瓦，搬家公司的车只好远远地停在小学门口。 王守德的院子里堆满了打包的物品。他的儿子、儿媳妇、老伴，还有他，都在忙碌着，看得出，这家人一夜没睡，紧张地把家中物什整理、分类、打包。王守德在满院杂乱的物品中穿行，眼神明亮，看不出这是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 王守德东墙边的一棵樱桃树，开着素洁的小花。葡萄藤已经被移走了。他的孙子正在树下玩耍，用小铲固执地挖着树下的泥土，满脸快乐的样子。 王守德的平房上，一排摆放齐整的泡沫箱全都盛有泥土，里面栽种了韭菜和葱。这个失去土地的人，他在利用所有可能的地方，栽种庄稼和蔬菜。 车子周边渐渐地热闹起来。今天是集日。昨天商谈搬家的时候，王守德的老伴说过，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我当时还想，村子已经拆得乱七八糟，谁还会来赶集？ 我的想法是错误的。集市并不热闹，但也说不上萧条。废墟旁边，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在人群中走动，在一个卖盗版的打折书摊前逗留了很久。 搬家公司搬了整整一个上午，拉了两车家具，第三车拉的是一些柴禾，用来烧火做饭的柴禾。昨天，王守德的老伴还试探地与我商量，想把院子里的柴禾搬给她老家的亲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小左说，搬一车柴禾，得付三百块的搬家费。买一车柴禾才几个钱啊，还不如直接把搬家费给王守德，柴禾就别搬别折腾了。 我说，这是两码事，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丢弃在了这里，老人会惦念的。 王守德的家总算搬空了。他的老伴提出，想在这栋房子里再住最后一晚。她说，我还得用这里的大锅蒸些馒头呢，到了楼上，什么也不方便了。 王守德的老伴坚持要住最后一晚。 我同意了。
八
一脚踏进王守德家，我看到的，比我想到的更糟糕。他的老伴正在抹眼泪，看到我进门就哭出声音来，边哭边说，这个房子坚决不拆，死也要死在这里。 王守德把我拽到院子里，悄声告诉我，因为打算今天搬走，昨晚老伴到邻居家里告别，无意间听到了邻居的补偿结果，同样的房子，他们都不往外掏钱，有的还往家里领钱，老伴的内心不平衡，觉得三年后拿楼房钥匙的时候还得掏出一万七千块钱太冤屈了，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怎么劝也不行。王守德一脸的凄楚与无奈。 我回到屋里，对王守德的老伴说：“如果别人与你家的房子一样，拿到了比你家高的补偿，我一定会替你家做主的。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别人有的，你一定也有。我宁肯完不成工作任务，也不能让你们两个老人这么伤心难过。” 我鼓励王守德说出那个多拿了补偿的人的名字，以便到工作组去核实。他拒绝提供名字，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说别人的不好。 我去工作组查阅合同。王守德的安置合同已经转到建设、财政部门审核去了。我甚至想，是否还有机会给他争取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帮他把一万七千块钱抹去。我找了工作组的一个朋友，他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天真？你怎么能想到改合同呢？这简直是比天还大的笑话。”他缓和了一下口吻，又说：“等拆迁结束了，找个时间带点礼品去看看老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这种性格，都不适合搞拆迁工作。” 拆迁办的人深有感触地教训我：“以后要记着，这都是教训，在拆迁问题上千万不能心软，签约、搬家、拆房，整个流程要一环扣一环，不能停，只要一松劲，就可能有变数和麻烦。” 折腾了半天，像在铜墙铁壁里转了一圈，看不到丝毫的缺口，没有任何的可能。只能坚持“原判”。 去王守德家，两脚像灌了铅。我反复地问自己，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吗？ 我把我到工作组的折腾过程，坦诚地告诉了王守德。他说，你们也不容易，你们先回去吧，我把窗户的铁栏杆，还有屋顶的梁木卖掉，就搬走。 我问：能卖多少钱？ 王守德说：现在卖不上价钱了，昨天有个收破烂的人说，给五十块钱。卖得太晚，已经卖不上价钱了。 我问：想卖多少钱？ 王守德不再言语，他看了一眼他的老伴。我问他的老伴：“您觉得卖多少钱才能满意？” 王守德的老伴犹豫了片刻，试探地说：“起码应该卖到五百块钱吧。”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邻居家卖了一千块，你卖得太低了。”我这才留意到，王守德的儿子一直坐在对面门槛上。 我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说：这个房子的窗栏和房梁，我来替你卖，按照你满意的价格，钱你先拿着。 王守德退后一步，连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我把钱放到他的手上，就转身走开了。 这栋老式房子，除了房顶的木梁和窗户铁栏，所有能卖钱的东西都卖空了。我只是想以这个借口给老人一点额外的补偿，让他们内心安慰一些，也让他们不好意思再拖延下去，早点搬离这栋房子。房子一日不拆，我的工作任务就悬置在半空。挖掘机在胡同口等候了半天，有些不耐烦地开到了别处。从王守德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读懂了我的心思。他说，你先回去吧，傍晚的时候等我电话。 同事发来短信：王守德的房子开拆了吗？ 我回复：再等等吧，再给老人一点时间。 短信很快又来了：你的弱点又犯了。该同情的时候同情，不该同情的时候坚决不能同情。 我不再回复。我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温和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 我把单位的商务车调到了村口待命，然后安排小左协调拆房子的工作人员待命。我也在待命。只要王守德的电话打过来，说可以离开了，商务车就会立即拉他全家离村，然后工作人员迅速拆房，避免再有反复。 下午四点五十分，我的手机响了，是王守德的电话。他说他们要走了，他的儿子开车来接他们。我说我马上赶过去见个面。他说不用了，你们可以拆房了。我匆匆赶过去，恰巧在胡同口遇到王守德的老伴，她拄着拐杖，正抹着眼泪向外走。王守德与我握手，告别，示意我不要再送，免得他的老伴难受。他们一家人走了。我站在他的房前，久久不敢移步。我不敢走入他的房屋，我知道在这两个老人走出家门以后，只要我的脚步迈入半步，都会成为我一生的噩梦。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守德的老伴又走了回来。她步履蹒跚，像是一步一个天涯。 我说，拆房子时您就不要留在现场了。 她眼圈红了。 她进了屋里，在每个房间逗留片刻。她走出来，又重新走了进去。她吃力地弯腰，拿起一把笤帚开始扫地，她扫得很认真，不放过一点的碎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终于打扫完了。她走出屋来，说，你们拆吧。我忍住眼泪，她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天色已晚，工作人员因为马上就要下班，想把这栋房子留待明天早晨再拆。他们把提前开好的《拆房确认证明》递给我，我只需把这张纸交到工作组，我的拆迁任务就算彻底完成。 我用力地捏着那张纸，好像担心它会随风而去。我说：“不能拖到明天。两个老人从来没有住过楼房，今晚他们到了租住的楼房，如果住不适应，明天早晨再哭着搬回来，那可就麻烦大了。无论如何，今晚必须把房子拆掉，以免后患。” 工作人员说，那你们自己可以先把房顶的瓦揭掉，把窗玻璃砸掉，只要没法再住，就OK了。 小左说，这个简单，我自己动手。 我试图制止小左。但是他已经进去了。很快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它们响在我的心头，尖锐得让人窒息。 小左很快就出来了，身上落了一层灰。他脸上有一种痛快感。我说：“工作人员砸房子，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流程作业。我们的工作，是说服老百姓同意签字，如果我们自己动手砸房子，那是作恶。” 小左不言。 同事发来短信：祝贺砸完。我勉强回了四个字：如释重负。 其实，此刻的我，心如磐石。
九
全村只剩下20户没有签约的了。签约后已经拆除房屋的，超过半数以上。工作组决定成立20个拆迁突击队，重新分包尚未签约的拆迁户。 我和小左又拥有了另外的一个身份：突击队员。同事开玩笑称呼我们是“敢死队员”。 这次分包的是王评理，此前是农业局的分包户，一直没有签约。 我留意到了拆迁户的态度，他们由最初的抵制、警惕，到勉强的信任，以及签约时的懵懂与感激，隔开一段不长也不短的时日，他们开始滋生怨恨，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怨恨。或许，他们渐渐地明白，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眼睛看清楚了一些什么。有些事情，终究是会被看清楚的。当他们看清楚了现实的时候，将不会再有机会看到我们，那时的我们回到了机关办公楼里，门口有严格的保安。 眼前的问题是，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这是更大的问题。 站在工作组前面的街上，阳光炽烈。风卷着尘土从村西的街头一直贯穿到村东的街尾。行人纷纷背转了身，谁也不愿直面这劲烈的沙尘。阳光夹在沙尘中，像细碎的刀锋，不知会割破什么。我知道，它一定割破了什么。我感到一丝彻骨的疼痛。 房子拆得很快，超过我的预想。 Y村弥漫着一股浊气。一些旧年的尘埃，从倒塌的房屋里释放出来，在村庄上空自由地悬浮着。它们通过呼吸，进入我的肠胃，让我感到不适。 孙进跃的房子也拆掉了。他是我的同事温处长的分包户。工作组进村半个月，孙进跃拒不开口说话。等到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又全是不中听的话。孙进跃已经七十岁了，耳朵聋，需要大声地喊话，他才能听到。他说话的嗓门很大，加上有愤慨情绪，声音听起来像是敲锣打鼓。他一直在念叨，这个社会算是烂掉了，他发誓要跟这个社会一起烂掉。 温处长说那户人家反复无常，真无耻。 我愕然。我说：“即使他真的无耻，我也愿意理解，并且原谅他。因为，在这世上，有比他更无耻的一类人。” 同事批评我说，你又动感情了，这是你的弱点。 我承认，这是我的弱点。 在攻坚阶段，我曾经客串过一次，某天下午去了孙进跃的家。他的老伴看到来了新面孔，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她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不公正待遇，现在剩下房子这个最后的抓手了，等把房子拆了，我们一辈子的冤屈都没处诉了。” 但她始终没有谈到具体的冤屈。她只是在哭，不停地哭。 我一直觉得，孙进跃是有故事的人。我对他的故事充满好奇，并且期望有机会能走进他的故事，了解他的故事，写下他的故事。那天之后，我忙于履行突击队的角色任务，再也没有顾得上去拜访他。只是三五天的光景，就传来他的拆房消息。这意味着，他已经搬离了Y村。 没有再次见到孙进跃，我深以为憾。我甚至觉得，他是不够坚强的。他看起来有着刚强的外表，想不到内心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他看上去的刚强，与他态度逆转的迅速，让我有些失望。 温处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工作组拆除孙进跃邻居房子的情景，当时房屋倒塌的巨大声响，孙进跃以为工作组是在动手强拆他的房子，三步并作两步从房屋里逃窜出来，满脸的惊恐。 温处长讲述这个情景的时候，脸上充满胜利者的表情。 眨眼老太的房子，是由她的女儿从青岛回来签约的。当天下午，眨眼老太的女儿就带她离开了Y村。没有人送行，村里的人大多都已搬走了。她们搭乘的是搬家公司的一辆车，拉了几件老家具，眨眼老太偏要抱走一小捆柴禾，她爬上车，坐在柴禾上，就再也不肯下车，不停地催着司机上路。车子在村庄的废墟间穿行，眨眼老太目不斜视，仰脸看天，不停地跟天空摇手说拜拜。
十
感谢小左，他在后来的讲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对王守德的愧疚。 王守德房子拆掉的第二天，小左开车拉他去镇上领取躲迁费。领了钱，王守德提出要回村里看一看。小左很纠结，王守德的房子已经拆成一片废墟，他不忍心让老人回去，那该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一幕。然而没有。王守德走向曾经的家，走向那栋已经倒塌的房子，他首先关注到的，是两个捡破烂的人，他们正在艰难地从废墟中砸取几根铁筋。王守德一声怒喝，制止了他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收破烂的人付给他20块钱，他才允许他们继续在废墟中捡破烂。 小左补充说：“其实在你付给王守德那1000块钱之前，他已经把房子里所有可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包括木梁和窗栏。他在欺骗你。你是被算计了。” 我无语，有些失望，我本以为，面对被拆掉的房子，他会落泪，他会无语，他会不忍再看。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很平静，他很认真地跟捡破烂的人讨价还价，并且收取了20块钱。 他的表现，伤害了我的想象。我一直在想象农民。他们活在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现实里。 王守德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现实不公，没有谁能够真正真心地帮助他，永远地帮助他。谁也无权苛责他。我想。 太多的苦难消解在忍耐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终将继续。他只能直面自己的生活。
十一
约见钉子户王评理。作为突击队队员，我和小左开始行动起来。距离工作组收尾，只剩下最后的五天时间。 王评理门前左侧种有两棵樱桃，正开着洁白的花。门的右侧堆满柴禾，细细的葡萄藤被剪成同等长度，捆扎齐整地码在一起。东邻的房子已拆，一片凌乱。农业局的人说，东邻拆房时误拆了王评理家的几片瓦，他坚持说是工作组故意干的，要上访，双方争吵起来。农业局只好请人给他家的屋脊重新镶嵌了几片瓦，瓦是从别人家拆倒的房子里拣来的旧瓦。水泥是新的，在阳光和废墟的衬托下，像是一个新鲜的伤口。 有个妇人在门前洗衣服。我问，您是这家的主人吗？ 她并不抬头，说不是，是后面的住户。一边说着，一边开骂：“我们还没有搬走，就断水。别惹恼了我们。” 王评理喝了酒，他堵在门口，大声地对我和小左说：“只要我的家庭成员和房产出现任何意外，工作组都要负责任。这两天我就去公安局先备个案。” 我解释说，老人家多虑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吼：“对你们，我——不——相——信！” 王评理接到我的电话后，把妻子支走。我和小左到了他家，其实是很老实的一个老人，与昨天判若两人。他今年七十六岁，羊毛衫扎在腰带里，裤子纽扣一颗掉了，一颗忘记了系，满脸无辜又无奈的样子。他说，因为这个房子，自己都抑郁了。我听村人谈过他的患病，村人不懂得什么抑郁病，他们说他是得了脑病，也有人说是得了神经病。他曾经住过三个月的院。在王评理家的桌子上，我看到数盒治疗抑郁的药，旁边是他妻子治疗心脏的药。农业局的人曾经向我描述过他的妻子见到工作组人员当场晕倒的情景，脸色煞白，双手抽搐。王评理奔过来，一边嚎哭“作孽啊，作孽啊”，一边快速地给妻子喂下几粒白药片，等她不再抽搐渐渐地苏醒了，才扶起她一步步向家里挪去。 这是拆迁后遗症。八年前，村边修路拆迁的时候，他的妻子曾经用身体阻挡挖掘机，当场晕倒，住了院。此后，只要谈及拆迁，她就心有余悸，见到拆迁工作人员，就会当场晕倒。农业局的人说，他们已经亲见她晕倒了四次，再也不敢直接去他家里，每次都是事先给王评理打电话，让他把妻子支走，然后他们才肯出现。这户的特殊情况，农业局向工作组做了专题汇报，他们担心哪一天不慎闹出人命，先沟通一下，让工作组心中有数。 此刻，我和小左坐在王评理家里，商谈房子拆迁事宜。他现有两套房子，南屋本来租给了附近工厂的年轻人，因为村子整体拆迁，他们已被中止租赁合同，提前搬走了。王评理满脸惋惜，一年损失三万块钱的房租呐。 他说，一辈子在村里建了三栋房子，全是从牙缝里省钱建的。八年前拆了一栋，剩下的这两栋，可以分到四套安置楼房，给两个女儿各一套，再给孙女一套，剩下的一套自己住。 我们免除了客套话，直接进入算账程序，他现有的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面积，符合置换楼房条件的厢房面积，等等，一直算到让他明白，他现有的两栋住宅可以分到几套楼房，面积分别有多大？ 他问：这是最高的面积？ 我答：这是政策规定的。 “政策之外你们还能多给多少？” “政策是刚性的，不能突破。” “政策在别人那里都是活的，怎么到了我这里就成死的了？” 打电话给王评理，他接了电话，低声说：“老伴在家里，我出去跟你们谈。” 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抱了四个小板凳，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酒气。他说，心里难受，中午喝了一两酒。 我和小左到了他的南屋院子里，他把抱在怀里的小板凳分发给我们。大家团团坐定，王评理不停地搓手，不时地用两手捂住脑袋，像在接受审讯一样。 这个无辜无奈无措的人。我怕自己的哪句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伤口。 这个空空的院落，租户丢弃的鞋袜之类，被堆积在墙根底下。后面的那栋他正在居住的房子，一些不易搬走的物品也基本卖完了。看得出，他做好了搬迁的准备。 “我老实了一辈子，不想做钉子户。是你们一步步把我逼成了钉子户。”他说，语速极慢。 王评理对村边修路强拆耿耿于怀。八年过去了，强拆的那一幕，在他的妻子身上留下了后遗症。 他抖抖索索地从兜里摸出几片药，吞下，说，我们全家都毁在房子上，老伴得了后遗症，我也抑郁了。 交谈中，我试图引导他“认命”，但是我失败了。这个坐在那里浑身瑟缩发抖的老人，他始终不肯认命。 小左举了一些网上流传的关于钉子户的例子，比如学生被赶回家，比如子女工作被辞退，比如生意被停止。我轻描淡写地预测了一下王评理将来可能面临的处境，两套民房搁置在巨大的建筑工地里，每天轰隆隆的施工声响，人是无法在那里待下去的。 王评理听到学生被赶回家的事例，开始激动起来，他问：“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怎么办？耽误了孩子谁负责？” 我们不接话。 他说，我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做。
十二
王评理签约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一言难尽。 一群流浪狗，灰头土脸的样子，可爱，又可怜。房子拆了，主人躲迁到了楼里，这些狗再也无家可归。 在他的脚底下，一只小狗温顺地躺在那里。他说，小狗知道在拆房子，它什么都懂，已经好几天不肯进食了。 那个钉子户在村头开办的商店，仍在源源不断地进货。在商店门前，厂家的配货车辆，与隔壁的挖掘机和废墟，形成一种深度反差。我说：“看来他准备把这个钉子户当到底了。可是，村里人都搬走了，还有谁来商店买东西呢？” 同事笑了，说：“他现在仍然进货，明摆着是想让工作组包赔损失。” 那个被称为钉子户的人家，房顶上插了一面红旗，正在迎风猎猎飘扬。 下午进村的时候，路经大槐树。我下了车。 大槐树，你会理解我么？ 大槐树，你看到了什么？我总想跟你说些什么，然而我又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所看到的一定比我更多。关于这个村庄的消逝，我是参与者和亲历者，也是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不知道，Y村的人会怎样向后人讲述他们的村庄？ 王月鹏，作家，现居山东烟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怀着怕和爱》、《远行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