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褚静涛
台湾研究 2000年09期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时约有几十万台胞滞留在日本、东南亚、祖国大陆等地，其中大多数是被日本征召参加侵略战争的，也有极少人是外出谋生的。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回到家乡，又面临着饥饿、失业的威胁，后来纷纷参加“二二八事变”。由于资料的零散、战乱时统计的缺失，理清这一问题困难较大。笔者不惴浅陋，查阅了海峡两岸已出版的档案、回忆录等史料，试图就台湾光复后台胞返籍的经过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滞外台胞的人数与分布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驻台日军正规军一般不征用台籍人员。1898年开始强迫征召台胞从事军务劳动，第一次共80人（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79页。）。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后，开始征召台胞充当军夫、军医、翻译等，陆续随军前往祖国大陆参战。最先成立的称作“铁锹战士”的“台湾农业义勇团”1000人，于1938年4月25 日前往上海大场镇农场（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83页。）。由台湾随军前往大陆的翻译先前多是岛内的医生、律师及公司职员、教师，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有的台胞原本住在祖国大陆，战争爆发后便于当地成为日军的翻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2 月开始在台湾实行“志愿兵制度”；1943年7月公布“海军特别志愿兵令”；1945年2月开始在台湾征兵（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98页。）。据不完全统计， 参加日军的台胞主要包括：陆军南方派遣军夫30891人、农业团1969人、高砂族义勇队1134人， 分赴南洋群岛及澳洲北部日军各野战部队服劳役；另随日军至祖国大陆南方的有1962人，至菲律宾234人；海军南方派遣军夫7039人，从事海洋训练、 粮食生产、卫生、建筑等。后来，日军又以“高砂义勇队”为名征召台湾原住民青年约3600人充当炮灰（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87、292、295页。）。
台湾光复首任行政长官陈仪曾派原日军联络部安藤部长就日据时期征召台胞的数目与分布进行调查，据报：“前被日军所征集服役之本省人民，在荷属东印度1813人、菲律宾群岛12090人、 新几内亚附近各岛12316人、南洋群岛6666人、婆罗洲174人、南海5514人、新加坡361 人、缅甸135人、爪哇1195人、马尼亚231人、南东群岛1859人、苏门答腊1200人、西贡28人、暹罗77人、香港651人、日本东京1093人、 佐世保军港387人、横须贺1386人、长崎3093人、千岛89人、九州753人，共计66271 人”（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 页、222—223页。）。
另据日本厚生省于1948年4月公布的数字， 台胞被征召参战战死的军人2146人、军属（含军夫）28158人，共30304 人。 等待返籍的军人78287人、军属98592人，共176879人（注：陈翠莲著：《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99页。）。至1977年，为弄清台胞在二次大战中确切的死亡人数及身份，台湾有关方面派人赴东京，在“靖国神社便花了两个月时间整理战死的台籍日本兵名册”，将“3 万多名台籍日本兵战死者的名册拿回台湾”（注：《林招治女士访问记录》，蔡慧玉编著《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第453页。）。
关于日据时期滞外台胞的准确数目，台湾总督府并未留下完整的统计资料，加上数万台胞在战争中死去，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弄清。根据各方面的统计数字，笔者估计在二战期间，大约有30万台胞被日军强迫征去参战，约有10万人战死或病死，到1945年10月亟待返籍的台胞约有20万人。
二、国民党政府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处理台胞返籍的措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滞留在祖国大陆、日本、 东南亚等地的台胞即向国民党政府呼吁，要求设法使他们尽早返回家乡。1945年10 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致电麦克阿瑟：“中国政府仍未光复台湾，行政长官一行人等虽于10月5日行抵台湾， 但对于接受回籍台民之种种准备，届时未能就绪，在中国政府对接受回籍台民之准备案已就绪一事未能发出通告以前，希望勿遣送任何台民回籍”。麦克阿瑟随即表示，“在未接到台湾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回籍台民之通告以前，台湾籍人民将不被遣送返台”（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43—44页。）。
同年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北正式建立，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1月，国民政府颁布《处理在日军服务之台人办法五项》，规定：“对集中之台湾人应迅速进行调查工作，凡属良善者，愿在中国内地居住或愿回台湾，均应听其自由，但大部分以送其返台，交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安置为原则；台湾人由各地集中地返台湾，应以集中输送为原则，并应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员前来登记及输送工作。”（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1044页。）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此规定作为处理滞外台胞的一项基本政策，处理台胞的返籍工作。
其时几十万滞留它乡的台胞生活无着，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急需返乡，眼看着日军战俘、日侨陆续返日，他们情何以堪？。他们设法与岛内的父老乡亲取得联系，叙述离乡的惨状。滞外台胞的亲属纷纷上书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强烈要求陈仪采取紧急措施，尽早运送台胞返籍。1946年1月，台胞向国民党中执会送上《台湾现状报告书》， 紧急呼吁：“海内外台胞救济刻不容缓，爱民乃治台要着，现在旅外台胞，计有30万人，其中在日本有十数万人，南洋有5、6万人，国内各地有7.5万人，颠沛流离，急待救济，送回台湾”（注：《台湾现状报告书》，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555—556页。）。5月，台湾省参议会提出动议， “请行政长官公署迅行设法使海外台胞回籍，在未回前并设法救济其生活”（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7页。）。
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举，行政长官公署根本拿不出足够的人力、船只、资金来负责运送滞留在祖国大陆、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台胞，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只有勉为其难。1946年1月7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查台湾同胞，旅居外地者，为数甚多，现以地方光复，纷纷归省，兹为便利各归省台胞起见，不论港口或经过所在地各该县市政府，应视实际需要，事前与港口运输司令部驻在地警察及交通机关取得联系，妥为接待”（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6页。）。2月，陈仪电告蒋介石，请麦克阿瑟将军关注滞留各地的台胞，“通令分别集中，予以优待，并迅速设法遣送回省，藉振台胞倾向祖国情绪。”（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 页。）
虽然台湾已经回归中国，但台胞的国籍并不明确，盟军在遣返台胞过程中经常发生视台胞为日俘、日侨的事情，严重伤害了滞留在外的台胞的情感。1946年1月12日， “行政院”颁发《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页。）。
在盟军的帮助及岛内外各界的努力下，滞留在外的台胞陆续返台。1946年5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前一阶段运返台胞的工作作了总结：“查本省旅外台胞现已归回者计59255人（包括日本19725人，南洋群岛14329人，本国各地15947人，澳州5025人，关岛561人，新几内亚1125人， 香港2543人），尚未归回台胞除已设法请盟方派轮遣送外，……并先后派本省黄达平带法币320万元赴厦门，赵德馨赴平津， 黄镇中带法币1500万赴广琼等处办理接运及救济事宜。”（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7页。）
滞留东南亚的台胞在请求返台时，英国、荷兰殖民者以其国籍不明，待与日本政府协商后再行解决为名设置障碍，致使大批台胞有家难归。台胞及其家属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设法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1946年6月22日，“行政院”又公布《在外台侨处理办法》， 规定：“台侨自1945年10月25日起，即恢复为中华民国国籍，应由外交部分电各驻外使馆，请各该驻在国政府查照，并转知其各属地当局。恢复中国国籍之在外台侨，其法律地位与待遇，应与一般华侨完全相同。”（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页。）
三、滞外台胞返籍与遭遇的困难
滞留在外的台胞人数难以统计，且其返籍所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下面仅举其几地为例：
1.日本
1945年12月，美军遣送滞日台胞三批，共2850人，抵达基隆。12月14日，东京丸之内台湾同乡会电告陈仪：“我们台湾同胞7万， 总要速回故乡，不然，因饥寒死者，恐怕续出，敬请与麦克阿瑟总司令商洽适妥办法，急速救助。”由于船只奇缺，遣送十分困难。关于台胞的身份问题，何应钦与美方商量后，告知陈仪“关于在日台民及其它华侨接运事项，案奉联合国最高统帅部训令，略以华侨返国之程序”。陈仪派人与美方交涉，要求“送运台侨仍照过去责令日方供给交通食宿之便利，并放宽携带行李重量之限制”，最终得到美方的同意。但在台湾日军战俘及日侨已基本返日后，至1946年12月，仍有“台侨千余集中佐世保候船十余日，食物即将告罄，天寒，病者日多，情势严重，务请迅饬台南号或它船携带食粮赴日接运。”陈仪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文后，也无计可施。
2.东南亚
滞留在东南亚一带的台胞多被英军集中到新加坡集中看管。经过“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交涉，英方于1946年3月遣送900人，4 月遣送850人。至8月仍被拘留之台侨人数如下： 原居马来西亚者143人； 由印遣星者216人；由爪哇遣星者785人；由苏门答腊遣星者133人； 由缅遣星者124人，共1401人，除其中约100人可能获得居留外，“其余全部将于日内遣返台湾”。
3.祖国大陆
（1）平、津、沪地区
1946年初，蒋介石电告陈仪：“中去岁莅北平时，据台湾旅平同乡会呈请设法遣送台胞返籍参加建设工作，经分饬北平行营及交通部平津特派员遵照办理在案。兹据北平行营李主任电复，略称关于居平津台胞志愿返台者约千人，请转电长官派员设法遣送”。因蒋介石调兵遣将忙于打内战，征用了大量船只，“据云近来军运频繁，船只不敷供应，嘱暂展缓”，严重阻碍了运送台胞的工作。经多方努力，陈仪决定“先设法将平津台胞分批搭乘来沪，再行转运台湾”。当时滞留在塘沽一地的台胞达11380人先后取道上海再改搭轮返台。
（2）广州、香港地区
1945年12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电请广东、香港有关方面，救济前被日本军部派遣广东、香港、南洋各地服务的卫生工作人员。1946年1月，滞留在广州的台胞计6703人，还有台籍官兵集训总队1900 人及东莞县台籍青年队、儿玉队572人。2月，广州台湾同乡会向陈仪请求：“惟旅粤台胞约有4万余人，百状至惨，敬恳迅派船只输送还台， 并电汇巨款以资救济”。3月6日，蒋介石下令：“居留粤省之台胞刻饬张主任设法遣送回台，若有回台后不能维持生活者，希予设法安置。”陈仪通过“国民政府”请求港英政府帮助遣返在广州的台胞，但港英政府以困难为由不肯施以援手。至5月，“寄旅粤台胞4万余人，已返台者2 万余，现尚有24000余，内包括集训营1888名、海南岛16000人。现在粤者多系军工贫民，赤贫如洗，生活无着，穗救济分署曾两度救济，杯水车薪无补于事，现台胞饥残病疫死亡相继，情势惨重”，有关人员“恳请长官公署速派轮来粤遣送台胞返台”。 负责接送台胞的沙班轮在4、5、6月3次运约6000人返台，但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另据计被日军征往香港的台籍士兵33人、军眷389人、侨民1744 人，共计2166人，于1945年12月29日，由香港当局全部送回台湾。
四、返籍台胞与“二二八事变”
1945年12月至1946年底，近20万台胞分批分期先后返台。他们多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战后初期失业率颇高的城市找到工作。其时还有一大批自火烧岛、台东等地释放，或原住在福州、厦门等地返台的流氓浪人，无业待济。这样一大群为数惊人的无业游民，生活相当困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回忆：“这时（1946年12月），在战争中被日本征往马来亚、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地服兵役的台湾青年，已有5 万多人先后遣送回来。火烧岛上拘留的1万多人，也开释回台。他们的归还， 曾引起了社会上一阵骚动。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救济；他们感觉锐敏，容易冲动，可惜政府当时没有予以适当的辅导安置”。
台湾光复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仪推行的高度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生机，导致生产萎缩，民怨沸腾。国民党官僚在接收过程中疯狂搜刮、掠夺台胞的财富，贪污成风，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加之大批日籍技术人员迅速撤离，导致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失业问题严重。1946年台湾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陈仪却将岛内的米糖调往大陆供应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然发生米荒，民不聊生。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但台币仍然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为了打内战，蒋介石又将驻防的军队改调华北，导致台湾防务的极端空虚。至1947 年2 月， 仅有5000官兵驻防台湾，而且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随着广大台胞与以陈仪为首的大陆官僚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武装军警在市内检查非专卖香烟， 拘捕小贩，并开枪击杀平民二人，激起群众向长官公署请愿，造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反对以陈仪为首的大陆官僚集团腐败统治的斗争很快席卷全岛。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建设高度自治，提早实施省长及县市长民选，取消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反对专卖贸易政策，各机关尽量录用本省人”。各地的返籍台胞纷纷参加争取台湾民主自治的斗争，台籍日军退伍军人成为攻击官署、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
在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忠义服务队”，“白成枝曾登记在日军服役之海陆军人员得1900余人”。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由返籍台胞组成的组织。这些退伍军人的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副队长，携带日本军刀，攻击行政机关及宪兵。在台北县，海南岛返台的退伍军人等在淡水戏院开会，声援台北的行动。在桃园，800 余名海外退伍军人与学生等，组织队伍，进行抗争。在新竹，陈慕山、林金钗等人召集海外退伍军人等约五六百人，组织“自卫队”、“决死队”，进行抗争。在台中，返台的海南岛“青年义勇奉公队”队员成立各种不同名称、人数不等的治安组织，担任队长的也都是曾经以志愿兵被派往东南亚一带作战的退伍军人，“为此次事件主要策动分子”。在彰化，民众组织了自卫队，多是海外归来的退伍军人。“毕业于日本航空学校的林才寿组织了“青年自卫队”。此外，还有嘉义、台甫、花莲等地海外退伍军人、军属及民众也纷纷揭竿而起，拿起武器，成立多种组织，奋起反抗。
这群受过军事训练、有实战经验，战后遣返回台，却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据“中统局”3 月6日给蒋介石电文称， “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
事实上，返籍台胞并非都主动参加“二二八事变”。有许多地区的退伍军人是被地方官署相邀出面，希望借重其经验以维护地方治安，例如北港、员林的地方士绅号召退伍军人组成“保安队”。曾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尉、二战末期被派往海南岛作战的吴振武在台中士绅林献堂等人建议下，出面组织了“治安维持队”。
3月8日，蒋介石调集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登陆， 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二八”惨案。参加斗争的返籍台胞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人员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便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死伤无数。“军统局”在总结时称，“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关于返籍台胞为何要参加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统治，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国民党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监察委员何汉文认为：“所谓海外归侨，包含之分子亦甚为复杂。一为原在日军服役之台籍青年军人，以自海南岛及南洋各地遣送回省者最多，人数约为十万人。此等人因受日人之熏陶甚久，为日本军阀之鹰犬（在海南岛时无恶不作，故投降时海南岛同胞不免有乘机加以惩戒者）。渠等返台以后，大都无正当职业，流浪各地，恢复其流氓生活。对于国人，深怀仇视，一旦有事，乃首先参加，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亦最为积极”（注：《台湾现状报告书》，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643页。）。事后， “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认为：“海南岛及南洋各地之台湾退役壮丁约5万人，事先政府不速为设法，听其流离失所年余不能回家， 甚至有饥饿而死者，引起此辈人巨大之怨恨。回台以后，长官公署对其生活苦痛不加注意，亦未能事先防范致成为暴动”（注：《台湾暴动事件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档案史料》，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784页。）。
至二战结束时，约有20万台胞滞留在大陆、日本、东南亚等地，饥寒交迫，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所导致的悲惨结果。“国民政府”本应尽早设法帮助台胞返籍，但蒋介石却忙于独裁统治和打内战，漠视广大滞外台胞的生命财产。陈仪在处理台胞返籍问题上未能善尽其责。数万台胞回到岛内又面临着失业、饥饿的威胁。于是他们纷纷参加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争取台湾民主自治的运动，成为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顾广大台胞的安危，在对待台胞返籍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久拖不决，严重滞后，这是促成了“二二八事变”的爆发的原因之一。正如亲身经历“二二八事变”的唐贤龙所指出的：“快到投降的前两年，台湾的壮丁，几乎已被征调到饱和点。据记者不完全的统计，日本在战争期间，共计征调台湾人去当兵者，约有30余万人，除了有十几万台湾人，已早作了日本炮灰外，其余的20余万人，在日本投降以后，便都作了临时的‘日俘’。……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放了这么一个‘大炸弹’不去想法解决，却老是在公文政治上兜圈子，让他们自生自灭，不闻不问，致到台湾事件爆发时，他们竟成了骚动的主角，这真是一个最大的失策”（注：唐贤龙撰：《台湾事变内幕记》，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第33—34页。）。
作者介绍：褚静涛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褚静涛
台湾研究 2000年09期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时约有几十万台胞滞留在日本、东南亚、祖国大陆等地，其中大多数是被日本征召参加侵略战争的，也有极少人是外出谋生的。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回到家乡，又面临着饥饿、失业的威胁，后来纷纷参加“二二八事变”。由于资料的零散、战乱时统计的缺失，理清这一问题困难较大。笔者不惴浅陋，查阅了海峡两岸已出版的档案、回忆录等史料，试图就台湾光复后台胞返籍的经过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滞外台胞的人数与分布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驻台日军正规军一般不征用台籍人员。1898年开始强迫征召台胞从事军务劳动，第一次共80人（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79页。）。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后，开始征召台胞充当军夫、军医、翻译等，陆续随军前往祖国大陆参战。最先成立的称作“铁锹战士”的“台湾农业义勇团”1000人，于1938年4月25 日前往上海大场镇农场（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83页。）。由台湾随军前往大陆的翻译先前多是岛内的医生、律师及公司职员、教师，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有的台胞原本住在祖国大陆，战争爆发后便于当地成为日军的翻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2 月开始在台湾实行“志愿兵制度”；1943年7月公布“海军特别志愿兵令”；1945年2月开始在台湾征兵（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98页。）。据不完全统计， 参加日军的台胞主要包括：陆军南方派遣军夫30891人、农业团1969人、高砂族义勇队1134人， 分赴南洋群岛及澳洲北部日军各野战部队服劳役；另随日军至祖国大陆南方的有1962人，至菲律宾234人；海军南方派遣军夫7039人，从事海洋训练、 粮食生产、卫生、建筑等。后来，日军又以“高砂义勇队”为名征召台湾原住民青年约3600人充当炮灰（注：刘风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287、292、295页。）。
台湾光复首任行政长官陈仪曾派原日军联络部安藤部长就日据时期征召台胞的数目与分布进行调查，据报：“前被日军所征集服役之本省人民，在荷属东印度1813人、菲律宾群岛12090人、 新几内亚附近各岛12316人、南洋群岛6666人、婆罗洲174人、南海5514人、新加坡361 人、缅甸135人、爪哇1195人、马尼亚231人、南东群岛1859人、苏门答腊1200人、西贡28人、暹罗77人、香港651人、日本东京1093人、 佐世保军港387人、横须贺1386人、长崎3093人、千岛89人、九州753人，共计66271 人”（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 页、222—223页。）。
另据日本厚生省于1948年4月公布的数字， 台胞被征召参战战死的军人2146人、军属（含军夫）28158人，共30304 人。 等待返籍的军人78287人、军属98592人，共176879人（注：陈翠莲著：《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99页。）。至1977年，为弄清台胞在二次大战中确切的死亡人数及身份，台湾有关方面派人赴东京，在“靖国神社便花了两个月时间整理战死的台籍日本兵名册”，将“3 万多名台籍日本兵战死者的名册拿回台湾”（注：《林招治女士访问记录》，蔡慧玉编著《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第453页。）。
关于日据时期滞外台胞的准确数目，台湾总督府并未留下完整的统计资料，加上数万台胞在战争中死去，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弄清。根据各方面的统计数字，笔者估计在二战期间，大约有30万台胞被日军强迫征去参战，约有10万人战死或病死，到1945年10月亟待返籍的台胞约有20万人。
二、国民党政府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处理台胞返籍的措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滞留在祖国大陆、日本、 东南亚等地的台胞即向国民党政府呼吁，要求设法使他们尽早返回家乡。1945年10 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致电麦克阿瑟：“中国政府仍未光复台湾，行政长官一行人等虽于10月5日行抵台湾， 但对于接受回籍台民之种种准备，届时未能就绪，在中国政府对接受回籍台民之准备案已就绪一事未能发出通告以前，希望勿遣送任何台民回籍”。麦克阿瑟随即表示，“在未接到台湾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回籍台民之通告以前，台湾籍人民将不被遣送返台”（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43—44页。）。
同年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北正式建立，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1月，国民政府颁布《处理在日军服务之台人办法五项》，规定：“对集中之台湾人应迅速进行调查工作，凡属良善者，愿在中国内地居住或愿回台湾，均应听其自由，但大部分以送其返台，交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安置为原则；台湾人由各地集中地返台湾，应以集中输送为原则，并应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员前来登记及输送工作。”（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1044页。）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此规定作为处理滞外台胞的一项基本政策，处理台胞的返籍工作。
其时几十万滞留它乡的台胞生活无着，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急需返乡，眼看着日军战俘、日侨陆续返日，他们情何以堪？。他们设法与岛内的父老乡亲取得联系，叙述离乡的惨状。滞外台胞的亲属纷纷上书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强烈要求陈仪采取紧急措施，尽早运送台胞返籍。1946年1月，台胞向国民党中执会送上《台湾现状报告书》， 紧急呼吁：“海内外台胞救济刻不容缓，爱民乃治台要着，现在旅外台胞，计有30万人，其中在日本有十数万人，南洋有5、6万人，国内各地有7.5万人，颠沛流离，急待救济，送回台湾”（注：《台湾现状报告书》，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555—556页。）。5月，台湾省参议会提出动议， “请行政长官公署迅行设法使海外台胞回籍，在未回前并设法救济其生活”（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7页。）。
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举，行政长官公署根本拿不出足够的人力、船只、资金来负责运送滞留在祖国大陆、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台胞，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只有勉为其难。1946年1月7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查台湾同胞，旅居外地者，为数甚多，现以地方光复，纷纷归省，兹为便利各归省台胞起见，不论港口或经过所在地各该县市政府，应视实际需要，事前与港口运输司令部驻在地警察及交通机关取得联系，妥为接待”（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6页。）。2月，陈仪电告蒋介石，请麦克阿瑟将军关注滞留各地的台胞，“通令分别集中，予以优待，并迅速设法遣送回省，藉振台胞倾向祖国情绪。”（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 页。）
虽然台湾已经回归中国，但台胞的国籍并不明确，盟军在遣返台胞过程中经常发生视台胞为日俘、日侨的事情，严重伤害了滞留在外的台胞的情感。1946年1月12日， “行政院”颁发《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页。）。
在盟军的帮助及岛内外各界的努力下，滞留在外的台胞陆续返台。1946年5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前一阶段运返台胞的工作作了总结：“查本省旅外台胞现已归回者计59255人（包括日本19725人，南洋群岛14329人，本国各地15947人，澳州5025人，关岛561人，新几内亚1125人， 香港2543人），尚未归回台胞除已设法请盟方派轮遣送外，……并先后派本省黄达平带法币320万元赴厦门，赵德馨赴平津， 黄镇中带法币1500万赴广琼等处办理接运及救济事宜。”（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朱汇森主编《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下），台北“国史馆”1990年，第937页。）
滞留东南亚的台胞在请求返台时，英国、荷兰殖民者以其国籍不明，待与日本政府协商后再行解决为名设置障碍，致使大批台胞有家难归。台胞及其家属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设法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1946年6月22日，“行政院”又公布《在外台侨处理办法》， 规定：“台侨自1945年10月25日起，即恢复为中华民国国籍，应由外交部分电各驻外使馆，请各该驻在国政府查照，并转知其各属地当局。恢复中国国籍之在外台侨，其法律地位与待遇，应与一般华侨完全相同。”（注：《何应钦呈蒋委员长请麦克阿瑟将军送台民回台电》，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第211—212页、222—223页。）
三、滞外台胞返籍与遭遇的困难
滞留在外的台胞人数难以统计，且其返籍所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下面仅举其几地为例：
1.日本
1945年12月，美军遣送滞日台胞三批，共2850人，抵达基隆。12月14日，东京丸之内台湾同乡会电告陈仪：“我们台湾同胞7万， 总要速回故乡，不然，因饥寒死者，恐怕续出，敬请与麦克阿瑟总司令商洽适妥办法，急速救助。”由于船只奇缺，遣送十分困难。关于台胞的身份问题，何应钦与美方商量后，告知陈仪“关于在日台民及其它华侨接运事项，案奉联合国最高统帅部训令，略以华侨返国之程序”。陈仪派人与美方交涉，要求“送运台侨仍照过去责令日方供给交通食宿之便利，并放宽携带行李重量之限制”，最终得到美方的同意。但在台湾日军战俘及日侨已基本返日后，至1946年12月，仍有“台侨千余集中佐世保候船十余日，食物即将告罄，天寒，病者日多，情势严重，务请迅饬台南号或它船携带食粮赴日接运。”陈仪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文后，也无计可施。
2.东南亚
滞留在东南亚一带的台胞多被英军集中到新加坡集中看管。经过“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交涉，英方于1946年3月遣送900人，4 月遣送850人。至8月仍被拘留之台侨人数如下： 原居马来西亚者143人； 由印遣星者216人；由爪哇遣星者785人；由苏门答腊遣星者133人； 由缅遣星者124人，共1401人，除其中约100人可能获得居留外，“其余全部将于日内遣返台湾”。
3.祖国大陆
（1）平、津、沪地区
1946年初，蒋介石电告陈仪：“中去岁莅北平时，据台湾旅平同乡会呈请设法遣送台胞返籍参加建设工作，经分饬北平行营及交通部平津特派员遵照办理在案。兹据北平行营李主任电复，略称关于居平津台胞志愿返台者约千人，请转电长官派员设法遣送”。因蒋介石调兵遣将忙于打内战，征用了大量船只，“据云近来军运频繁，船只不敷供应，嘱暂展缓”，严重阻碍了运送台胞的工作。经多方努力，陈仪决定“先设法将平津台胞分批搭乘来沪，再行转运台湾”。当时滞留在塘沽一地的台胞达11380人先后取道上海再改搭轮返台。
（2）广州、香港地区
1945年12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电请广东、香港有关方面，救济前被日本军部派遣广东、香港、南洋各地服务的卫生工作人员。1946年1月，滞留在广州的台胞计6703人，还有台籍官兵集训总队1900 人及东莞县台籍青年队、儿玉队572人。2月，广州台湾同乡会向陈仪请求：“惟旅粤台胞约有4万余人，百状至惨，敬恳迅派船只输送还台， 并电汇巨款以资救济”。3月6日，蒋介石下令：“居留粤省之台胞刻饬张主任设法遣送回台，若有回台后不能维持生活者，希予设法安置。”陈仪通过“国民政府”请求港英政府帮助遣返在广州的台胞，但港英政府以困难为由不肯施以援手。至5月，“寄旅粤台胞4万余人，已返台者2 万余，现尚有24000余，内包括集训营1888名、海南岛16000人。现在粤者多系军工贫民，赤贫如洗，生活无着，穗救济分署曾两度救济，杯水车薪无补于事，现台胞饥残病疫死亡相继，情势惨重”，有关人员“恳请长官公署速派轮来粤遣送台胞返台”。 负责接送台胞的沙班轮在4、5、6月3次运约6000人返台，但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另据计被日军征往香港的台籍士兵33人、军眷389人、侨民1744 人，共计2166人，于1945年12月29日，由香港当局全部送回台湾。
四、返籍台胞与“二二八事变”
1945年12月至1946年底，近20万台胞分批分期先后返台。他们多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战后初期失业率颇高的城市找到工作。其时还有一大批自火烧岛、台东等地释放，或原住在福州、厦门等地返台的流氓浪人，无业待济。这样一大群为数惊人的无业游民，生活相当困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回忆：“这时（1946年12月），在战争中被日本征往马来亚、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地服兵役的台湾青年，已有5 万多人先后遣送回来。火烧岛上拘留的1万多人，也开释回台。他们的归还， 曾引起了社会上一阵骚动。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救济；他们感觉锐敏，容易冲动，可惜政府当时没有予以适当的辅导安置”。
台湾光复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仪推行的高度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生机，导致生产萎缩，民怨沸腾。国民党官僚在接收过程中疯狂搜刮、掠夺台胞的财富，贪污成风，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加之大批日籍技术人员迅速撤离，导致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失业问题严重。1946年台湾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陈仪却将岛内的米糖调往大陆供应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然发生米荒，民不聊生。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但台币仍然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为了打内战，蒋介石又将驻防的军队改调华北，导致台湾防务的极端空虚。至1947 年2 月， 仅有5000官兵驻防台湾，而且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随着广大台胞与以陈仪为首的大陆官僚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武装军警在市内检查非专卖香烟， 拘捕小贩，并开枪击杀平民二人，激起群众向长官公署请愿，造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反对以陈仪为首的大陆官僚集团腐败统治的斗争很快席卷全岛。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建设高度自治，提早实施省长及县市长民选，取消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反对专卖贸易政策，各机关尽量录用本省人”。各地的返籍台胞纷纷参加争取台湾民主自治的斗争，台籍日军退伍军人成为攻击官署、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
在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忠义服务队”，“白成枝曾登记在日军服役之海陆军人员得1900余人”。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由返籍台胞组成的组织。这些退伍军人的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副队长，携带日本军刀，攻击行政机关及宪兵。在台北县，海南岛返台的退伍军人等在淡水戏院开会，声援台北的行动。在桃园，800 余名海外退伍军人与学生等，组织队伍，进行抗争。在新竹，陈慕山、林金钗等人召集海外退伍军人等约五六百人，组织“自卫队”、“决死队”，进行抗争。在台中，返台的海南岛“青年义勇奉公队”队员成立各种不同名称、人数不等的治安组织，担任队长的也都是曾经以志愿兵被派往东南亚一带作战的退伍军人，“为此次事件主要策动分子”。在彰化，民众组织了自卫队，多是海外归来的退伍军人。“毕业于日本航空学校的林才寿组织了“青年自卫队”。此外，还有嘉义、台甫、花莲等地海外退伍军人、军属及民众也纷纷揭竿而起，拿起武器，成立多种组织，奋起反抗。
这群受过军事训练、有实战经验，战后遣返回台，却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据“中统局”3 月6日给蒋介石电文称， “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
事实上，返籍台胞并非都主动参加“二二八事变”。有许多地区的退伍军人是被地方官署相邀出面，希望借重其经验以维护地方治安，例如北港、员林的地方士绅号召退伍军人组成“保安队”。曾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尉、二战末期被派往海南岛作战的吴振武在台中士绅林献堂等人建议下，出面组织了“治安维持队”。
3月8日，蒋介石调集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登陆， 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二八”惨案。参加斗争的返籍台胞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人员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便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死伤无数。“军统局”在总结时称，“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关于返籍台胞为何要参加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统治，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国民党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监察委员何汉文认为：“所谓海外归侨，包含之分子亦甚为复杂。一为原在日军服役之台籍青年军人，以自海南岛及南洋各地遣送回省者最多，人数约为十万人。此等人因受日人之熏陶甚久，为日本军阀之鹰犬（在海南岛时无恶不作，故投降时海南岛同胞不免有乘机加以惩戒者）。渠等返台以后，大都无正当职业，流浪各地，恢复其流氓生活。对于国人，深怀仇视，一旦有事，乃首先参加，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亦最为积极”（注：《台湾现状报告书》，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643页。）。事后， “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认为：“海南岛及南洋各地之台湾退役壮丁约5万人，事先政府不速为设法，听其流离失所年余不能回家， 甚至有饥饿而死者，引起此辈人巨大之怨恨。回台以后，长官公署对其生活苦痛不加注意，亦未能事先防范致成为暴动”（注：《台湾暴动事件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档案史料》，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784页。）。
至二战结束时，约有20万台胞滞留在大陆、日本、东南亚等地，饥寒交迫，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所导致的悲惨结果。“国民政府”本应尽早设法帮助台胞返籍，但蒋介石却忙于独裁统治和打内战，漠视广大滞外台胞的生命财产。陈仪在处理台胞返籍问题上未能善尽其责。数万台胞回到岛内又面临着失业、饥饿的威胁。于是他们纷纷参加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争取台湾民主自治的运动，成为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顾广大台胞的安危，在对待台胞返籍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久拖不决，严重滞后，这是促成了“二二八事变”的爆发的原因之一。正如亲身经历“二二八事变”的唐贤龙所指出的：“快到投降的前两年，台湾的壮丁，几乎已被征调到饱和点。据记者不完全的统计，日本在战争期间，共计征调台湾人去当兵者，约有30余万人，除了有十几万台湾人，已早作了日本炮灰外，其余的20余万人，在日本投降以后，便都作了临时的‘日俘’。……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放了这么一个‘大炸弹’不去想法解决，却老是在公文政治上兜圈子，让他们自生自灭，不闻不问，致到台湾事件爆发时，他们竟成了骚动的主角，这真是一个最大的失策”（注：唐贤龙撰：《台湾事变内幕记》，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第33—34页。）。
作者介绍：褚静涛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