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迈宋淮松
商业经济文荟 1998年08期
主要观点：要维持经济高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要适度扩大投资规模，亦只有扩大投资才能解决严重失业问题。而投资方向主要是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民用普通住宅、建设卫星城镇与中心城镇的交通线。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要从原来的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相配合。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将闲置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转化为投资资金。
一、当前经济形势及问题
年前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1997年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物价涨幅进一步回落，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农业获得好收成，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外贸出口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有较大增加。会议也指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营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增加，等等。以上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问题是最近人们议论较多，并且意见不大一致的。本文仅就以下问题谈点看法。
（一）经济走势与政策目标背驰。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由于措施得力，通货膨胀率由最高的1994年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又降到6.1%。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国内生产总值也由最高的1992年14.2%，下降到1996年的9.7%， 处于适当的但又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的区间。也就是说，通过三年的努力，调控目标已经达到，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并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最佳状态。
我们认为，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有所回落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适当地降低一些，也正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但有这样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不安：从1996年开始，政策目标取向已经有所调整，由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转为以调整结构、增加需求、活跃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最能显示政策目标转变的就是利率的调整方向的变化。在1996年之前，曾经三次提高利率；而从1996年开始，则是连续三次降低利率。当然，减息并不意味着放松银根。因为在中央银行管住基础货币供应和实行贷款规模管理的条件下，货币供应并不会因减息而大幅增加。在这种条件下，减息的作用是调节货币结构，提高货币的流动性。当时的调控目标是把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由28%降到23%，同时把狭义货币增长速度由15%提高到18%。政策意向就是在控制广义货币增长的同时，提高现实货币在货币供应总量中的比重，从而增加现实购买力，以期活跃经济。这一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也已经在1996年达到，广义货币增幅降到24%，狭义货币增幅升到18%。但效果如何呢？在1996年连续两次减息之后，人们期待着1997年可能启动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但是，这种局面并未出现。1997年上半年经济增幅为9.5%，仍然向下滑落。于是又有第三次减息，并且在资金方面开了几个口子，如开办国内银团贷款、把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由一年延长到三年、允许部分企业保留现汇帐户，等等。但是，局面仍然没有扭转，增幅仍然一路下滑，于是年底降到本经济周期以来的最低点8.8%。 经济的活力也没有明显的提高，市场仍然不旺。
这就是说，出现了经济走势与政策目标方向背驰的现象。
诚然，9%甚至于8%的增长速度仍然在调控目标区之内，而且在全世界来说，也算是高速度，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问题不在于8 %的增幅是否太低，令人不安的是在政策目标取向转变一年多之后，经济发展趋势并未跟随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继续下滑的趋势仍然没有扭转。
（二）需求不足。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关于需求不足的问题，报章上已有很多文章作过充分的论证，我们不想重复，只想指出一点：在构成总需求的三个部分中，除出口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之外，其余两个部分1997年的增幅都呈下降趋势。
1.反映消费需求的主要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近年来基本上都在12%左右徘徊，而1997年则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2.投资增长率下落更为明显，1996年是18%，本来就不算高，1997年增幅比上年同期又下降了8个百分点。生产资料大多数品种滞销， 价格普遍下降。
有人争辩说：货币供应增幅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大得多，根本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总需求就是以一定的速度流通着的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MV），才是总需求。并且，流通速度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流通速度由2次增加以3次，就使总需求增加50%；如果由2次降低为一次，同样也使总需求降低50%。所以， 不能只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要看流通速度的变化。有时，虽然货币供应量并未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总需求也会下降。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三次减息后，一部份资金流向股票市场，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出现，加上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高，人们的购买欲望不强，虽然M1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持币观望，或者储币待购，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有效的现实需求减少。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需求实现障碍”，而不是需求不足。我们并不反对这种提法。其实大家说的都是一回事。但如果需求不能实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需求不足。
二、调整政策，促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和国外形势都要求我国经济必须保持稳定。最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在举世动荡的形势下，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持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货币稳定、汇率稳定，可以说，稳定就是胜利。但这里说的稳定也包括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即保持在8%和10%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 如果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当然就谈不上稳定。我们能在东南亚各国经济处于萎缩状态时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这也是一次机会。我国完全有条件做到既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又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为此，我们建议在宏观政策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一）扩大投资。
因为：
1.只有扩大投资才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第一，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32%，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约为43%，而出口的拉动作用约为25%。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最大，并且其增长幅度又是下降最多的。
第二，消费需求虽然也有很大的作用，但目前正处于消费进阶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消费热点一时很难形成，即使再一次减息，也未必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1997年出口的增长势头很好，但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其出口竞争力大为提高。相比之下，我国货币坚挺，竞争力相对下降。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商品基本上与我国部分出口相同，所以，1998年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增长很可能不能保持1997年的速度。另外，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进口不可避免会减少，因此将影响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而我国对亚洲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总之，1998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将减弱。
据此，消费和出口在1998年估计还不能有很大的增长，所以1998年只有扩大投资规模，才能带动经济止跌回升。
2.只有扩大投资才能解决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
失业增加，资源闲置，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严重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要真正解决失业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训等办法只能解决就业结构问题，而不能增加就业机会。要增加就业机会，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投资。
所以说，扩大投资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途径。至于投资方向，当然以基础设施为主，其中，我们想特别强调：
1.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是基础，只要农业增长，物价就稳定，通货膨胀就不会反弹。而水利又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增加水利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很难对水利事业作有效的投资。因此，水利事业要社会化，要按照盈利性企业的原则进行投资。
2.民用普通住宅。要使消费有比较大的增长，必须认真培植新的消费热点。住宅很可能是下一个消费热点，一来它有很广阔的需求，二来它能带动几十个行业同时发展。目前房地产业滞销率高达30%以上，原因是价格太高，完全脱离人民的购买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提高人们的货币收入，主要是在工资中增加住房因素；二方面是降低房产价格，主要是降低普通住宅用地的地价，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并且通过税收政策把发展商的利润水平限制在10%至20%的限度内。1997年房地产投资呈下降趋势，1998年应该加以扭转。不能等滞销的房产都卖掉之后再盖新房，而应该加快建造真正的低价住宅上市，迫使发展商下决心把滞销的房产尽早削价出售。如果不是这样，发展商是不会削价出售的，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产品未销完之前，不会有新房上市。另外，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住宅消费信贷制度，如建立住宅基金、发行住宅债券、发放低息按揭以及按揭证券化，等等。
3.大力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卫星城镇要能为人们接受，主要是解决交通问题。各个卫星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必须有直通专用交通线。
（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运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宏观政策的两大组成部分。近几年我国运用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原因是：第一，利率调整的余地不大。如果单从我国目前实际利率高达4%以上来考虑， 似乎利率下调还有空间。但从横向比，西方国家的实际利率水平也在4%左右； 而与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率7%～8%相比，我国利率水平已不算高。尽管1998年可能会有第四次降息，但幅度极其有限。第二，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减弱。对降低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促进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与消费资金转化，实现国民经济迅速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与投资热点之前，降息的效果将不断弱化。第三次降息后，股票市场的成交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程度也未能改善，说明了储蓄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强。第三，国民经济中的较多问题也不是单凭降低利率所能解决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过重，经济增长迅速放慢，部分产品生产过剩，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企业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等等，都不是一个减息所能解决的。第四，无论是调低利率还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是被动性政策，它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的运营资金，并希望商业银行加大对工商企业贷款力度，但商业银行从控制自身的不良资产增加、减少风险方面去考虑，而不愿多放贷款，央行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第五，对于总量控制，货币政策或许是有效的，对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功用就不是很大。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对总量还是对结构调整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还可能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减税，就可以有力地促进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就有效地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增加对国家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投入就会迅速提高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产出，加大对短缺产品的投资力量可改善其供需关系。如此等等。在倾斜性的财政政策下，国家能较快地完成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难题，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总量不足及结构上的不合理，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都可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要运用财政政策，就要增加财政收入。在目前情况下，加税是不合时宜的。发行国债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大量发行国债，将企业与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再扩大财政支出，将这些资金以固定资产投资或大量增加企业的订单方式运用出去。这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途径。对于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产业与产品部门减少税收，加大投入。对于国民经济限制发展的部门增加税收，减少投入。既能起增加需求的作用，又能起调节结构的作用。
现在正是增加国债发行的好机会。因为目前国债的收益率仅为7 %左右，且有进一步走低的趋势，仅为一年前的筹资成本的50%，国家在投资项目的挑选上就有了较多的周旋余地。只要投资回报率高于7 %的项目都有条件实行发债筹资。另外，国债收益率的迅速下降也降低了财政未来还本付息的负担，财政可以放心地筹资借款。通过国家财政出资建大项目，搞大企业的重组，一方面可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难题。另一方面，可形成全国性或世界性的财团，抵御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因而，不能仅把国债的发行看成弥补国家财政赤字的手段，而应把国债发行视为调控国民经济的政策手段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运用。
由此得出我们的政策建议：“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切不可放弃，但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以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通过税收与增发国债等方法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在维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的两个转变。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应从原来的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相配合，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
作者介绍：姚迈 宋淮松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姚迈宋淮松
商业经济文荟 1998年08期
主要观点：要维持经济高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要适度扩大投资规模，亦只有扩大投资才能解决严重失业问题。而投资方向主要是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民用普通住宅、建设卫星城镇与中心城镇的交通线。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要从原来的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相配合。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将闲置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转化为投资资金。
一、当前经济形势及问题
年前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1997年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物价涨幅进一步回落，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农业获得好收成，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外贸出口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有较大增加。会议也指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营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增加，等等。以上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问题是最近人们议论较多，并且意见不大一致的。本文仅就以下问题谈点看法。
（一）经济走势与政策目标背驰。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由于措施得力，通货膨胀率由最高的1994年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又降到6.1%。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国内生产总值也由最高的1992年14.2%，下降到1996年的9.7%， 处于适当的但又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的区间。也就是说，通过三年的努力，调控目标已经达到，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并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最佳状态。
我们认为，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有所回落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适当地降低一些，也正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但有这样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不安：从1996年开始，政策目标取向已经有所调整，由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转为以调整结构、增加需求、活跃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最能显示政策目标转变的就是利率的调整方向的变化。在1996年之前，曾经三次提高利率；而从1996年开始，则是连续三次降低利率。当然，减息并不意味着放松银根。因为在中央银行管住基础货币供应和实行贷款规模管理的条件下，货币供应并不会因减息而大幅增加。在这种条件下，减息的作用是调节货币结构，提高货币的流动性。当时的调控目标是把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由28%降到23%，同时把狭义货币增长速度由15%提高到18%。政策意向就是在控制广义货币增长的同时，提高现实货币在货币供应总量中的比重，从而增加现实购买力，以期活跃经济。这一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也已经在1996年达到，广义货币增幅降到24%，狭义货币增幅升到18%。但效果如何呢？在1996年连续两次减息之后，人们期待着1997年可能启动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但是，这种局面并未出现。1997年上半年经济增幅为9.5%，仍然向下滑落。于是又有第三次减息，并且在资金方面开了几个口子，如开办国内银团贷款、把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由一年延长到三年、允许部分企业保留现汇帐户，等等。但是，局面仍然没有扭转，增幅仍然一路下滑，于是年底降到本经济周期以来的最低点8.8%。 经济的活力也没有明显的提高，市场仍然不旺。
这就是说，出现了经济走势与政策目标方向背驰的现象。
诚然，9%甚至于8%的增长速度仍然在调控目标区之内，而且在全世界来说，也算是高速度，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问题不在于8 %的增幅是否太低，令人不安的是在政策目标取向转变一年多之后，经济发展趋势并未跟随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继续下滑的趋势仍然没有扭转。
（二）需求不足。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关于需求不足的问题，报章上已有很多文章作过充分的论证，我们不想重复，只想指出一点：在构成总需求的三个部分中，除出口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之外，其余两个部分1997年的增幅都呈下降趋势。
1.反映消费需求的主要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近年来基本上都在12%左右徘徊，而1997年则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2.投资增长率下落更为明显，1996年是18%，本来就不算高，1997年增幅比上年同期又下降了8个百分点。生产资料大多数品种滞销， 价格普遍下降。
有人争辩说：货币供应增幅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大得多，根本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总需求就是以一定的速度流通着的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MV），才是总需求。并且，流通速度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流通速度由2次增加以3次，就使总需求增加50%；如果由2次降低为一次，同样也使总需求降低50%。所以， 不能只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要看流通速度的变化。有时，虽然货币供应量并未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总需求也会下降。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三次减息后，一部份资金流向股票市场，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出现，加上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高，人们的购买欲望不强，虽然M1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持币观望，或者储币待购，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有效的现实需求减少。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需求实现障碍”，而不是需求不足。我们并不反对这种提法。其实大家说的都是一回事。但如果需求不能实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需求不足。
二、调整政策，促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和国外形势都要求我国经济必须保持稳定。最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在举世动荡的形势下，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持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货币稳定、汇率稳定，可以说，稳定就是胜利。但这里说的稳定也包括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即保持在8%和10%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 如果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当然就谈不上稳定。我们能在东南亚各国经济处于萎缩状态时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这也是一次机会。我国完全有条件做到既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又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为此，我们建议在宏观政策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一）扩大投资。
因为：
1.只有扩大投资才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第一，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32%，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约为43%，而出口的拉动作用约为25%。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最大，并且其增长幅度又是下降最多的。
第二，消费需求虽然也有很大的作用，但目前正处于消费进阶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消费热点一时很难形成，即使再一次减息，也未必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1997年出口的增长势头很好，但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其出口竞争力大为提高。相比之下，我国货币坚挺，竞争力相对下降。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商品基本上与我国部分出口相同，所以，1998年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增长很可能不能保持1997年的速度。另外，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进口不可避免会减少，因此将影响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而我国对亚洲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总之，1998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将减弱。
据此，消费和出口在1998年估计还不能有很大的增长，所以1998年只有扩大投资规模，才能带动经济止跌回升。
2.只有扩大投资才能解决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
失业增加，资源闲置，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严重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要真正解决失业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训等办法只能解决就业结构问题，而不能增加就业机会。要增加就业机会，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投资。
所以说，扩大投资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途径。至于投资方向，当然以基础设施为主，其中，我们想特别强调：
1.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是基础，只要农业增长，物价就稳定，通货膨胀就不会反弹。而水利又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增加水利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很难对水利事业作有效的投资。因此，水利事业要社会化，要按照盈利性企业的原则进行投资。
2.民用普通住宅。要使消费有比较大的增长，必须认真培植新的消费热点。住宅很可能是下一个消费热点，一来它有很广阔的需求，二来它能带动几十个行业同时发展。目前房地产业滞销率高达30%以上，原因是价格太高，完全脱离人民的购买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提高人们的货币收入，主要是在工资中增加住房因素；二方面是降低房产价格，主要是降低普通住宅用地的地价，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并且通过税收政策把发展商的利润水平限制在10%至20%的限度内。1997年房地产投资呈下降趋势，1998年应该加以扭转。不能等滞销的房产都卖掉之后再盖新房，而应该加快建造真正的低价住宅上市，迫使发展商下决心把滞销的房产尽早削价出售。如果不是这样，发展商是不会削价出售的，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产品未销完之前，不会有新房上市。另外，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住宅消费信贷制度，如建立住宅基金、发行住宅债券、发放低息按揭以及按揭证券化，等等。
3.大力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卫星城镇要能为人们接受，主要是解决交通问题。各个卫星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必须有直通专用交通线。
（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运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宏观政策的两大组成部分。近几年我国运用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原因是：第一，利率调整的余地不大。如果单从我国目前实际利率高达4%以上来考虑， 似乎利率下调还有空间。但从横向比，西方国家的实际利率水平也在4%左右； 而与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率7%～8%相比，我国利率水平已不算高。尽管1998年可能会有第四次降息，但幅度极其有限。第二，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减弱。对降低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促进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与消费资金转化，实现国民经济迅速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与投资热点之前，降息的效果将不断弱化。第三次降息后，股票市场的成交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程度也未能改善，说明了储蓄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强。第三，国民经济中的较多问题也不是单凭降低利率所能解决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过重，经济增长迅速放慢，部分产品生产过剩，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企业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等等，都不是一个减息所能解决的。第四，无论是调低利率还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是被动性政策，它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的运营资金，并希望商业银行加大对工商企业贷款力度，但商业银行从控制自身的不良资产增加、减少风险方面去考虑，而不愿多放贷款，央行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第五，对于总量控制，货币政策或许是有效的，对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功用就不是很大。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对总量还是对结构调整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还可能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减税，就可以有力地促进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就有效地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增加对国家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投入就会迅速提高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产出，加大对短缺产品的投资力量可改善其供需关系。如此等等。在倾斜性的财政政策下，国家能较快地完成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难题，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总量不足及结构上的不合理，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都可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要运用财政政策，就要增加财政收入。在目前情况下，加税是不合时宜的。发行国债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大量发行国债，将企业与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再扩大财政支出，将这些资金以固定资产投资或大量增加企业的订单方式运用出去。这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途径。对于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产业与产品部门减少税收，加大投入。对于国民经济限制发展的部门增加税收，减少投入。既能起增加需求的作用，又能起调节结构的作用。
现在正是增加国债发行的好机会。因为目前国债的收益率仅为7 %左右，且有进一步走低的趋势，仅为一年前的筹资成本的50%，国家在投资项目的挑选上就有了较多的周旋余地。只要投资回报率高于7 %的项目都有条件实行发债筹资。另外，国债收益率的迅速下降也降低了财政未来还本付息的负担，财政可以放心地筹资借款。通过国家财政出资建大项目，搞大企业的重组，一方面可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难题。另一方面，可形成全国性或世界性的财团，抵御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因而，不能仅把国债的发行看成弥补国家财政赤字的手段，而应把国债发行视为调控国民经济的政策手段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运用。
由此得出我们的政策建议：“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切不可放弃，但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以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通过税收与增发国债等方法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在维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的两个转变。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应从原来的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相配合，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
作者介绍：姚迈 宋淮松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