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的开头，且以五言古今体诗的兴盛为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异常的繁荣，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创作个性化和集团化。“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时间段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于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处在大汉王朝末期黄巾董卓大乱之后，乱世风云，老百姓处世艰难，战乱不断，而此后又出现了一个曹操，这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1927年，鲁迅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曹操的这一思想对当时整个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这种观点让当时的文人有话可说，做起文章来没有任何限制和顾忌，想些什么就写什么，这就对当时的文坛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不像我们今天，虽说言论自由，文风开放，但真真做起文章来，我们顾及的东西，考虑的因素不言而喻。有些话我们应该说，但却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不管是行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但纵观近代中国文学，“撞车现象”和歌功颂德的虚无缥缈之文学汗牛充栋。在学校，每年或多或少的都会举行一些以爱国为主题的征文比赛，但我又不得不说，现在有多少人能够理智的清醒的认识历史，知道什么是家，什么是国吗？大学里，我们在上《中国近现代史刚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认真的对待，我们都对历史麻木了，历史在我们身上成了某种发泄某种情绪了工具，成了纯粹的喊口号主义。反过来讲，我们对于历史犹如对于文学，文学从某一方面讲也烙下了历史的影子。文学是要讲真话的，文学者，不畏政权，不畏宗教，不畏舆论，只为求真。
文学的自觉首先应是人的觉醒。从文学是人学的这一角度来讲，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人，脱离人而谈文学，文学将不会存在。到目前为止，理论界也没有给出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存在的意义究竟何为，或许这要从文学的起源说起以及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并不是所有的文字拼凑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文学，文学承担着给受众者传达某种信息的功能，它是由一人或者多人创作以一己之口说众口之言，所以，文学创作者必须能够洞察并且包容各种思想而又自成一体通过文字及书面语言反馈到人民大众中去，阅读者通过阅读而在其中。我们祖先先是用一些简单的文字传单一些简单的信息，或一个字，或两个字，当然这是在文字创造时期，在这之前，我们祖先传递信息的方式与途径我们还有待认真考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然而，同时又应该看到，这种觉醒主要是人的类的感性觉醒的时期，所谓类的感性觉醒，是指以社会积淀的审美感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感情本体，社会积淀具有理性的类的特征，所以其审美情感也就相应的具有了类的特征。“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虽然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但还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人只是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而没有意识到个体的人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直到明中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才出现，它呈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个体感性的觉醒的倾向，它排斥共同的社会和理性，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体的人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上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文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里，作了文笔之分：“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来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作了进一步说明，“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由此可见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与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四种，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赋分为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对每一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品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问题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是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的文学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南朝时，四声的发现，并运用于诗歌领域，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了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精彩、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文学审美趋向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相互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浅析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的开头，且以五言古今体诗的兴盛为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异常的繁荣，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创作个性化和集团化。“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时间段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于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处在大汉王朝末期黄巾董卓大乱之后，乱世风云，老百姓处世艰难，战乱不断，而此后又出现了一个曹操，这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1927年，鲁迅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曹操的这一思想对当时整个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这种观点让当时的文人有话可说，做起文章来没有任何限制和顾忌，想些什么就写什么，这就对当时的文坛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不像我们今天，虽说言论自由，文风开放，但真真做起文章来，我们顾及的东西，考虑的因素不言而喻。有些话我们应该说，但却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不管是行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但纵观近代中国文学，“撞车现象”和歌功颂德的虚无缥缈之文学汗牛充栋。在学校，每年或多或少的都会举行一些以爱国为主题的征文比赛，但我又不得不说，现在有多少人能够理智的清醒的认识历史，知道什么是家，什么是国吗？大学里，我们在上《中国近现代史刚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认真的对待，我们都对历史麻木了，历史在我们身上成了某种发泄某种情绪了工具，成了纯粹的喊口号主义。反过来讲，我们对于历史犹如对于文学，文学从某一方面讲也烙下了历史的影子。文学是要讲真话的，文学者，不畏政权，不畏宗教，不畏舆论，只为求真。
文学的自觉首先应是人的觉醒。从文学是人学的这一角度来讲，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人，脱离人而谈文学，文学将不会存在。到目前为止，理论界也没有给出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存在的意义究竟何为，或许这要从文学的起源说起以及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并不是所有的文字拼凑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文学，文学承担着给受众者传达某种信息的功能，它是由一人或者多人创作以一己之口说众口之言，所以，文学创作者必须能够洞察并且包容各种思想而又自成一体通过文字及书面语言反馈到人民大众中去，阅读者通过阅读而在其中。我们祖先先是用一些简单的文字传单一些简单的信息，或一个字，或两个字，当然这是在文字创造时期，在这之前，我们祖先传递信息的方式与途径我们还有待认真考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然而，同时又应该看到，这种觉醒主要是人的类的感性觉醒的时期，所谓类的感性觉醒，是指以社会积淀的审美感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感情本体，社会积淀具有理性的类的特征，所以其审美情感也就相应的具有了类的特征。“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虽然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但还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人只是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而没有意识到个体的人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直到明中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才出现，它呈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个体感性的觉醒的倾向，它排斥共同的社会和理性，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体的人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上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文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里，作了文笔之分：“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来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作了进一步说明，“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由此可见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与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四种，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赋分为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对每一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品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问题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是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的文学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南朝时，四声的发现，并运用于诗歌领域，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了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精彩、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文学审美趋向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相互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