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黎的博客
与左黎女士：关于善/恶的倡导与知识/价值的分离。
昨天化雨发了几个小帖子，您因此提到两点，作为讨论我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其一、您说：“人性善/恶作为逻辑起点的社会架构设计。。。其价值和意义可谓善莫大焉！”
我认为，善恶固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是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导向――局部的、全局的，现在的、未来的。例如关于强国与民生以及两者的转化，实质上也就是义与利的关系及其转化，这些命题都是关于社会导向的讨论。所以不是善/恶不分，而是善/恶共同，因时因事因势而异。
区别于具体阶段的社会意识，本质性的社会导向也是一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我们的基本论点“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
关于“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黑格尔有一段讨论：
“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小逻辑学）
其二、您说：“知识与价值的分离，那么，人性的善恶、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之类，都只是“个人信仰领域”的东西？”
我认为知识独立于价值，也就是“我思故我在”，也就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在西方的启蒙时代是一个核心性的观念。对于“善恶、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之类”都只能是“个人信仰领域”的东西，这也是对于知识独立的承认。
韦伯称之为“除魅”，实际上是知识的独立以及对价值的再承认，也就是说去除复盖于人性上的一些遮蔽后的再认识。
陈寅恪对于陈端生的《再生縁》和柳如是的揭示，也是对于中国人性的揭示，也是韦伯的“除魅”。不除这个“魅”，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解放将陷入致命的混乱――这就是回到王国维，回到陈寅恪，回归中国文化的意义。
不能不这样做，例如“五四”之后，如巴金等启蒙者向中国的家族－家庭观发起猛烈的冲击（如《家》、《春》、《秋》），但是从现在看巴金的努力毫无意义――现代中国人谁能够否定家庭？后门、社会关系都是家族意识的证明，企业的家族性也是中国特色。
这里就有一个文化回归的问题，在这一个过程中知识与价值的二度分离。更重要的是知识与价值必须完全分离，无论是共同还是背离，“知识”永远处于独立和客观的位置，对现实有一个独立、客观的理解和剖析。从科学上说――关于诺贝尔奖，也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唯一的办法。当年陈寅恪因为拒绝马克思主义干预而不入社会科学院，也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分离”的坚持。
关于知识的独立性，斯宾诺沙在他的《伦理学》中这样说到：
“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身，认识神，认识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的恬淡自足”。
同样的，庄子和荀子也有许多生动的讨论。
壶公评论写10－07 于麒麟山麓
左黎的博客
与左黎女士：关于善/恶的倡导与知识/价值的分离。
昨天化雨发了几个小帖子，您因此提到两点，作为讨论我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其一、您说：“人性善/恶作为逻辑起点的社会架构设计。。。其价值和意义可谓善莫大焉！”
我认为，善恶固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是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导向――局部的、全局的，现在的、未来的。例如关于强国与民生以及两者的转化，实质上也就是义与利的关系及其转化，这些命题都是关于社会导向的讨论。所以不是善/恶不分，而是善/恶共同，因时因事因势而异。
区别于具体阶段的社会意识，本质性的社会导向也是一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我们的基本论点“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
关于“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黑格尔有一段讨论：
“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小逻辑学）
其二、您说：“知识与价值的分离，那么，人性的善恶、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之类，都只是“个人信仰领域”的东西？”
我认为知识独立于价值，也就是“我思故我在”，也就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在西方的启蒙时代是一个核心性的观念。对于“善恶、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之类”都只能是“个人信仰领域”的东西，这也是对于知识独立的承认。
韦伯称之为“除魅”，实际上是知识的独立以及对价值的再承认，也就是说去除复盖于人性上的一些遮蔽后的再认识。
陈寅恪对于陈端生的《再生縁》和柳如是的揭示，也是对于中国人性的揭示，也是韦伯的“除魅”。不除这个“魅”，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解放将陷入致命的混乱――这就是回到王国维，回到陈寅恪，回归中国文化的意义。
不能不这样做，例如“五四”之后，如巴金等启蒙者向中国的家族－家庭观发起猛烈的冲击（如《家》、《春》、《秋》），但是从现在看巴金的努力毫无意义――现代中国人谁能够否定家庭？后门、社会关系都是家族意识的证明，企业的家族性也是中国特色。
这里就有一个文化回归的问题，在这一个过程中知识与价值的二度分离。更重要的是知识与价值必须完全分离，无论是共同还是背离，“知识”永远处于独立和客观的位置，对现实有一个独立、客观的理解和剖析。从科学上说――关于诺贝尔奖，也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唯一的办法。当年陈寅恪因为拒绝马克思主义干预而不入社会科学院，也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分离”的坚持。
关于知识的独立性，斯宾诺沙在他的《伦理学》中这样说到：
“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身，认识神，认识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的恬淡自足”。
同样的，庄子和荀子也有许多生动的讨论。
壶公评论写10－07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