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时代，人们常常认为，在远古曾有一个伊甸园般的完美社会；而到了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真正的完美社会将在未来出现。当然，也曾有一些人认为，乌托邦在这个时代就有，但却是在远方的某个异邦或海岛上。总之，它不会是此时此地的社会——毕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这个，很难让人承认它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了。
因此，贾雷德·戴蒙德在《昨日之前的社会》中所谈的，其实是为了回答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够完善，那么能否从其它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那里借鉴到点什么？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借鉴的对象，曾经是古希腊、古罗马、乌托邦、太阳城、中国、印度，当然还有那些生活在海岛和热带雨林中的原始部落。这背后所隐含的，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反省与自我不满（一如《文明与野蛮》中所说，“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野蛮人有时候很文明”），或者为“走投无路的现代文明”寻找一个出路——像《生命的寻路人：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这类书名本身就包含了这种流行信念：古老智慧有时能有用。凡此等等，在西方几乎已形成了一个传统。
和这些前辈相比，贾雷德·戴蒙德的立论已谨慎了许多，他并没有上来就宣称“我们的现代社会已病入膏肓”，更未将那些栖身于热带雨林的部落社会描述成美好的伊甸园；换言之，他并不认为非得通过否定现代社会的方式来肯定传统社会存在的价值。他承认，和所有的人类社会一样，两边都有自己的问题，部落社会的某些问题，在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看来很可能也是无法忍受的，例如殉夫和暴力的泛滥；然而，不同社会的差异仍然为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开辟了可能。
他这里所谈的一些问题，如健康（当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很少有机会得糖尿病和肥胖症）、养老、育儿等，曾长久地引起许多人类学家们的兴趣，尤其是养育下一代的方式。这种观察本身就受到一种现代观念的影响，即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当工业社会的人们与印第安部落或大洋洲的岛民接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惊讶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这些原始社会中的人们把儿童当作是有着自主能力的个体，不去压抑他们的欲望，极少体罚孩子，任由他们去做危险的事，不管是玩刀还是玩火；他们常常还十分溺爱孩子，哺乳期可以长达两年，父母从不与孩子分床（更不用说分房了）睡；他们的游戏中没有竞争和比赛，更不在大人指导下玩耍，而总是呼朋唤友自己去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明”意味着人受到更多的约束与规训。
他发现，传统社群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当然如此），虽然他们之间的争端有时引发暴力事件或战争，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生存需要的压力下被迫学会分享资源，因而对土地并无排他性，人们也更倾向于发生争端的双方一起谈判解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彼此相识的人际网络之中，因此，彼此交易和馈赠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借此建立友好关系，争端解决和补偿制度也着眼于重修旧好，免得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成了冤家后都难以做人。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尊重彼此的感受，恢复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作者在这里对“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界定，特指那种狩猎-采集部落所处的无国家社会，但是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机制不无相似之处。儒家著名的训诫便是“必也使无讼”，力求在民间有声望人物的调解下，着眼于人际关系的维护，一旦走上法庭则常常意味着关系的破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生动地展现了这两套逻辑的差异：当秋菊原谅了踢伤自己丈夫的村长时，法院却以伤害罪将村长拘留了——也就是说，国家司法制度的着眼点并非当事人的感受，更不用说双方的关系修复了。
因此，如果从纠纷解决的机制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比戴蒙德所想的“他们有些做法不错，我们也学学吧”，要复杂得多。传统社会那种以调解为主的解决方式，本身立足于一个事实，即发生关系的双方都是熟人，因此为了维护关系而容忍，比伸张自己的权利更重要；但在一个人际圈子发生扩张的现代社会中，司法制度运作的根本使命仍应是确保个体的权利，必须基于某些普适性的原则，如果为了某个特殊的案由而予以救济，那法律本身就可能遭到破坏。前些年中国也曾试图在法院加大调解的力度以建设“和|谐社会”，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实颇使基层司法人员感到困惑。概言之，很多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和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在移植时可能遇到结构性的排斥反应。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一个社会运作良好的制度，在另一个社会依样画葫芦移植时，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盛赞当地人对年轻人的态度，消除了西方青年常有的青春期躁动——尽管事后有人发现米德所描述得不尽真实，但她的观点却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并不是只有完全真实的榜样才有力量，因为关键在于你是否需要某个榜样来为你提供其它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蒙德虽然简化乃至忽视了“另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而只注重描述了其社会现象，但如果他的用意仅是启发大家去思考借鉴和反思的可能，那这一点他至少是做到了。
戴蒙德着眼于对原始部落的观察，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人类学家，然而或许也是因为这种经历，他在潜意识中似乎将“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二元对立化了。但事实上，如以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为例来说，他这里所谈到的种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于工业社会中的一些边缘群体之中，一如《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发现的，贫穷家庭子弟明显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着更多的自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未现代过”。（《昨日之前的世界》书评/维舟）
在传统时代，人们常常认为，在远古曾有一个伊甸园般的完美社会；而到了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真正的完美社会将在未来出现。当然，也曾有一些人认为，乌托邦在这个时代就有，但却是在远方的某个异邦或海岛上。总之，它不会是此时此地的社会——毕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这个，很难让人承认它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了。
因此，贾雷德·戴蒙德在《昨日之前的社会》中所谈的，其实是为了回答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够完善，那么能否从其它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那里借鉴到点什么？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借鉴的对象，曾经是古希腊、古罗马、乌托邦、太阳城、中国、印度，当然还有那些生活在海岛和热带雨林中的原始部落。这背后所隐含的，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反省与自我不满（一如《文明与野蛮》中所说，“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野蛮人有时候很文明”），或者为“走投无路的现代文明”寻找一个出路——像《生命的寻路人：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这类书名本身就包含了这种流行信念：古老智慧有时能有用。凡此等等，在西方几乎已形成了一个传统。
和这些前辈相比，贾雷德·戴蒙德的立论已谨慎了许多，他并没有上来就宣称“我们的现代社会已病入膏肓”，更未将那些栖身于热带雨林的部落社会描述成美好的伊甸园；换言之，他并不认为非得通过否定现代社会的方式来肯定传统社会存在的价值。他承认，和所有的人类社会一样，两边都有自己的问题，部落社会的某些问题，在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看来很可能也是无法忍受的，例如殉夫和暴力的泛滥；然而，不同社会的差异仍然为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开辟了可能。
他这里所谈的一些问题，如健康（当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很少有机会得糖尿病和肥胖症）、养老、育儿等，曾长久地引起许多人类学家们的兴趣，尤其是养育下一代的方式。这种观察本身就受到一种现代观念的影响，即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当工业社会的人们与印第安部落或大洋洲的岛民接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惊讶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这些原始社会中的人们把儿童当作是有着自主能力的个体，不去压抑他们的欲望，极少体罚孩子，任由他们去做危险的事，不管是玩刀还是玩火；他们常常还十分溺爱孩子，哺乳期可以长达两年，父母从不与孩子分床（更不用说分房了）睡；他们的游戏中没有竞争和比赛，更不在大人指导下玩耍，而总是呼朋唤友自己去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明”意味着人受到更多的约束与规训。
他发现，传统社群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当然如此），虽然他们之间的争端有时引发暴力事件或战争，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生存需要的压力下被迫学会分享资源，因而对土地并无排他性，人们也更倾向于发生争端的双方一起谈判解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彼此相识的人际网络之中，因此，彼此交易和馈赠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借此建立友好关系，争端解决和补偿制度也着眼于重修旧好，免得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成了冤家后都难以做人。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尊重彼此的感受，恢复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作者在这里对“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界定，特指那种狩猎-采集部落所处的无国家社会，但是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机制不无相似之处。儒家著名的训诫便是“必也使无讼”，力求在民间有声望人物的调解下，着眼于人际关系的维护，一旦走上法庭则常常意味着关系的破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生动地展现了这两套逻辑的差异：当秋菊原谅了踢伤自己丈夫的村长时，法院却以伤害罪将村长拘留了——也就是说，国家司法制度的着眼点并非当事人的感受，更不用说双方的关系修复了。
因此，如果从纠纷解决的机制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比戴蒙德所想的“他们有些做法不错，我们也学学吧”，要复杂得多。传统社会那种以调解为主的解决方式，本身立足于一个事实，即发生关系的双方都是熟人，因此为了维护关系而容忍，比伸张自己的权利更重要；但在一个人际圈子发生扩张的现代社会中，司法制度运作的根本使命仍应是确保个体的权利，必须基于某些普适性的原则，如果为了某个特殊的案由而予以救济，那法律本身就可能遭到破坏。前些年中国也曾试图在法院加大调解的力度以建设“和|谐社会”，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实颇使基层司法人员感到困惑。概言之，很多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和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在移植时可能遇到结构性的排斥反应。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一个社会运作良好的制度，在另一个社会依样画葫芦移植时，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盛赞当地人对年轻人的态度，消除了西方青年常有的青春期躁动——尽管事后有人发现米德所描述得不尽真实，但她的观点却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并不是只有完全真实的榜样才有力量，因为关键在于你是否需要某个榜样来为你提供其它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蒙德虽然简化乃至忽视了“另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而只注重描述了其社会现象，但如果他的用意仅是启发大家去思考借鉴和反思的可能，那这一点他至少是做到了。
戴蒙德着眼于对原始部落的观察，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人类学家，然而或许也是因为这种经历，他在潜意识中似乎将“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二元对立化了。但事实上，如以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为例来说，他这里所谈到的种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于工业社会中的一些边缘群体之中，一如《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发现的，贫穷家庭子弟明显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着更多的自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未现代过”。（《昨日之前的世界》书评/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