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深圳少儿图书馆，赵燕菁教授演讲《货币与土地财政》。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演讲嘉宾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
任何交易的本质都是分工
最近这几年，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货币发行都非常宽松，按理说早就应该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都没有发生。再如负利率，以前哪有负利率，借钱都是为了赚利息，这个就没有金融的概念。此外，贸易顺差也变得不太重要。我们对美国长期贸易顺差，但是只要我们用美元，美国人就不担心。还有像汇率的竞争，还有包括像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按照常规来讲，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增长对应的是通货膨胀，但现在是一边增长一边收缩。这些都没法解释。所以，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货币的问题。
在我看来，实物为信用的货币和以信用为基准发行的货币其实是两种货币。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两种货币，用一种货币的理论去解释另一种货币，就会发现南辕北辙。
二元经济是经济学里和城市化联系最紧密的经济现象。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由于人口基数非常大增长很快，但土地增长慢、甚至不增长，所以，当人和土地达到了最优比例时，继续增加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边际生产率递减，甚至是小于零。土地的产出相对人口增长来讲是下降的。结果是农业部门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个时候，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不论多少，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上升。好像有无限的供给一样。这和一元结构时经济现象完全不同。在完全工业化的社会，劳动力需求增加，必会导致劳动力的价格的上升。反过来，这就意味着生产率的两个部门的落差，导致了两部门的“二元经济”。
但是，为什么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不一样？刘易斯认为，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比如土地是有限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农村只要充分分工，像美国的农业，它的回报率和工业没有什么差别。正确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分工水平，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农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分工不一样。那为什么有的部门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而有一些部门不能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货币。能否通过货币展开交易，决定了劳动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交易的本质都是分工。货币的流通范围大，交易对象多，就意味着你的分工水平高。
货币只能满足经济中的一部分贸易需求
任何的经济都是由一堆商业模式组成的，什么叫商业模式？收益R减去成本C后利润S不能为负。考虑时间因素后，这个生产函数可以写作：(R0 RI)-(C0 CI)=(S0 SI)。前面的R就是收益，我给你理发也好，挣钱也好，给人打工也好，我赚来的钱减去C(成本)，最后S就是剩余，能赚钱起码不赔钱，这就是最基本的商业模式。现在为什么有一个0和I作为脚注呢？真正的收益，有现在的收益和未来的收益，比如说我给人家打工，每个月的工资10块钱，我未来假设干10年，这个就是I，就是未来的收益。我今天的收益就是0，成本也是一样；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先得要支出一个成本，今天要支出的成本就是0，未来还要支出的成本就是I，剩下的也是一样。
任何社会的商业模式，都是由能够带来挣收益的一堆商业模式组成的。一个国家的GDP大或者小，就取决于这一大堆商业模式是多还是少。所以好的经济体，市场经济里面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商业模式，大量的现金流，比较差的经济只有少量的传统部门能够赚钱。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在这里面，剩余这个S0，我们把它叫做现代的剩余，为什么有一个O？因为它要扣掉成本。所谓实物货币，就是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物品(不管是黄金、白银、盐还是一揽子物品)，都一定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你指着一个山，说这个山里有黄金，我和你交易。那不行。就算这山里有黄金，你也要先把它生产出来。这个是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是用生产出来的东西做实物，节省下来的东西作为交易的信用，它永远不会满足需要。我们现在经济需要交易的时候，是整个社会收益是R，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用货币进行交易。
我简单做一个形象化的模型，假设说这个社会一共有9种产品，我们必须得拿出1种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比如说黄金(M)，这个黄金的数量决定这些生产商业模式里面有哪几种能够用货币交易，哪些是不能用货币交易。能用货币交易的就是现代部门，不能用货币交易的就是传统部门。就是货币只能满足经济中的一部分贸易需求，所以它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
所以当一般等价物增加时，不是钱增加，理论上讲，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不完全一回事。比如说黄金，黄金不能到处拿着走，我们发行一种纸币跟黄金挂钩的，所以当增加纸币时，其实黄金并没有增加。
通货膨胀，就是所有的物品都会上涨，这个才是通货膨胀。当货币增加以后，不断会有原来的传统经济变成商品经济，传统经济的部门不断地缩小。所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货币的一种幻觉。之所以通货膨胀，是因为它对应的纸币和一般等价物的比例变了。人类的货币史反复地证明，增发货币并不能克服一般等价物不足的约束。
所以货币的多少，可以说决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商品部门越大，社会分工水平越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就越高；反之，自给自足的部门就越大，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乃至发展水平就越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乃至城乡差异，都是由于实物货币的制度造成的。
城市化水平越高，必须有越多的货币进行分工
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解决货币供给问题。城市化只是这个国家商品经济，就是用钱来交易、分工的部门所占的比例大小一个表征。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必须有越多的货币进行分工。所以经济增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看哪个经济先能解决货币问题，你就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货币不足你的分工就不足。
解决分工和货币之间的矛盾有几种办法：一种就是减少分工对一般等价物的依赖；二是增加一般等价物的供给。前一种途径，就是通过创造不是用钱或少用钱的制度，来组织社会分工。比如家庭就是这样一种不依赖货币的分工制度———你扫地、我去做饭。家庭还有代际的交易功能，你小时候我养你，我老了你养我。古代社会通过道德、传统、规范将家庭的分工模式固化为社会制度。所有这些“省钱的制度”，目的只有一个———在一般等价物不足的条件下，实现高水平的分工。
后一种途径是增加货币供给，就是印钞票。那就要寻求一般等价物，黄金、白银、石油等等，增加这些东西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一般等价物怎么增加？其中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外部增加内部的分工水平。第一就是要有殖民地；第二它和殖民地国家的分工必须是顺差。所以英国当时通过高水平的分工和其他国家拉开了距离，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此后其他的欧洲列强、日本等国家，几乎是如法炮制。争夺殖民地和出口市场，主导了实物货币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行为。正是这种争夺，先后导致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直到信用货币的出现，这种现代化模式才根本转变。
现在美元是信用货币，其他货币同样也很难成为纯正的实物货币。尽管多数国家仍旧是实物货币发行机制，但作为一般等价物已经从以过去剩余为信用的贵金属，变为未来收益为信用美元。
在信用货币的条件下，在二元结构下，一般等价物的增加只会增加商品，会有更多的经济从农业变成工业，所以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产品和服务被商品化，就是原来不用货币交易的，现在变成商品化了，这时纸币即使增加，它也不会通货膨胀，变成对货币的需求增加。
不同的货币，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变成信用货币以后，储蓄不重要了。储蓄代表的就是我们吃完以后，花完以后剩下的，所以国家发行货币必须以储蓄为基准，没有储蓄，货币都发行不了了。此前中国保持了非常高的储蓄率，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信用货币就不用这个了，信用货币是说你相信我就行了，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就开始一路下跌，因为它变成信用货币，和储蓄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顺差也不重要了，原来我们形成顺差，是把人家的一般等价物进口到我们国家，实现我们国家的高水平分工，现在不用了。美国根本不用顺差，它可以通过信用生产足够的货币。从198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对所有的国家的贸易都是利差。因为美国一利差，它就发行货币，只要你持有它的货币，它就用你的商品。对于以前来讲非常重要的顺差，在信用体系下不重要了。
土地、贸易顺差是中国货币生成的两大途径
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土地的政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土地里面融资这么简单，而且中国的经济现下，越来越涉及到货币的问题。周其仁是少数意识到土地货币功能的经济学家之一。2004年他提到“土币”的问题，他发现，土地和货币非常像，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你有地，你的资本就增加了，你的投资本金也就增加了。所以，去找银行贷款的时候，不用本金，直接告诉银行你有多少地就可以了。
中央银行的“钱”印出来之后，进入商业银行金库，此时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货币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种办法是，中央银行把钱卖给财政部，认购财政部的债券，其实就是用未来的财政收入作抵押。另外一个是在商业银行的窗口，通过信用抵押贷出来。贷不出去，再多的货币，到期了都得重新收归国家金库。按照这个渠道，地价、房价的上涨，土地供给规模的增加，都会对信用供给产生巨大影响。
周其仁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我觉得挺形象。他说，“在中国的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就类似于投放货币。”他指出类似投放货币的方式有如下三点。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这相当于印发纸币。第二，土地本身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优于货币。第三，在供地融资的经济流程里，“土币”可以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这是对的。可以看得出来，周其仁还是把“土币”视作另一种“纸币”而非一般等价物。
当然，土地并不是中国货币生成的唯一途径。传统的出口顺差也是中国货币生成的一个窗口。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以后，贸易顺差大幅度地增加，通过这一途径释放出来的货币也大幅增加。从生成机制看，这部分货币，实际上是以外储为准备的实物货币。此时的美元就相当于黄金，美元就是货币信用的“锚”。
世界上同美元挂钩的经济很多。在这个意义上，绑定同美元汇率的货币，都是美元的延伸，或者说“准美元”。中国的强制结汇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同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民币拥有较大的独立性。这是因为我国生成货币是信用(如土地)和实物(外汇储备)混合模式，不是完全用美元做信用。我们有一部分货币是“土币”，间接来讲就是住宅。两种模式大概是什么比例？外汇占款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3，大概是1/4左右。剩下那么多M2从哪生成的？主要来自于不动产为主的资产升值。
这也就是说，是房价的增长与货币的增长挂钩，而不是CPI的增长和货币的增长挂钩。但是货币增长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上涨的，房价上涨。这并不是因为“超发的货币流入房地产”，而是因为货币就是通过房价上涨发出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超发压根就是一件事，只有房价上涨了，你从银行里才能贷出钱来，它俩是同时生成的。
本文据赵燕菁教授在南都公众论坛演讲整理
整理：南都记者朱利辉
8月7日，深圳少儿图书馆，赵燕菁教授演讲《货币与土地财政》。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演讲嘉宾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
任何交易的本质都是分工
最近这几年，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货币发行都非常宽松，按理说早就应该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都没有发生。再如负利率，以前哪有负利率，借钱都是为了赚利息，这个就没有金融的概念。此外，贸易顺差也变得不太重要。我们对美国长期贸易顺差，但是只要我们用美元，美国人就不担心。还有像汇率的竞争，还有包括像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按照常规来讲，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增长对应的是通货膨胀，但现在是一边增长一边收缩。这些都没法解释。所以，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货币的问题。
在我看来，实物为信用的货币和以信用为基准发行的货币其实是两种货币。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两种货币，用一种货币的理论去解释另一种货币，就会发现南辕北辙。
二元经济是经济学里和城市化联系最紧密的经济现象。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由于人口基数非常大增长很快，但土地增长慢、甚至不增长，所以，当人和土地达到了最优比例时，继续增加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边际生产率递减，甚至是小于零。土地的产出相对人口增长来讲是下降的。结果是农业部门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个时候，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不论多少，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上升。好像有无限的供给一样。这和一元结构时经济现象完全不同。在完全工业化的社会，劳动力需求增加，必会导致劳动力的价格的上升。反过来，这就意味着生产率的两个部门的落差，导致了两部门的“二元经济”。
但是，为什么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不一样？刘易斯认为，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比如土地是有限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农村只要充分分工，像美国的农业，它的回报率和工业没有什么差别。正确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分工水平，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农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分工不一样。那为什么有的部门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而有一些部门不能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货币。能否通过货币展开交易，决定了劳动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交易的本质都是分工。货币的流通范围大，交易对象多，就意味着你的分工水平高。
货币只能满足经济中的一部分贸易需求
任何的经济都是由一堆商业模式组成的，什么叫商业模式？收益R减去成本C后利润S不能为负。考虑时间因素后，这个生产函数可以写作：(R0 RI)-(C0 CI)=(S0 SI)。前面的R就是收益，我给你理发也好，挣钱也好，给人打工也好，我赚来的钱减去C(成本)，最后S就是剩余，能赚钱起码不赔钱，这就是最基本的商业模式。现在为什么有一个0和I作为脚注呢？真正的收益，有现在的收益和未来的收益，比如说我给人家打工，每个月的工资10块钱，我未来假设干10年，这个就是I，就是未来的收益。我今天的收益就是0，成本也是一样；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先得要支出一个成本，今天要支出的成本就是0，未来还要支出的成本就是I，剩下的也是一样。
任何社会的商业模式，都是由能够带来挣收益的一堆商业模式组成的。一个国家的GDP大或者小，就取决于这一大堆商业模式是多还是少。所以好的经济体，市场经济里面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商业模式，大量的现金流，比较差的经济只有少量的传统部门能够赚钱。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在这里面，剩余这个S0，我们把它叫做现代的剩余，为什么有一个O？因为它要扣掉成本。所谓实物货币，就是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物品(不管是黄金、白银、盐还是一揽子物品)，都一定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你指着一个山，说这个山里有黄金，我和你交易。那不行。就算这山里有黄金，你也要先把它生产出来。这个是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是用生产出来的东西做实物，节省下来的东西作为交易的信用，它永远不会满足需要。我们现在经济需要交易的时候，是整个社会收益是R，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用货币进行交易。
我简单做一个形象化的模型，假设说这个社会一共有9种产品，我们必须得拿出1种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比如说黄金(M)，这个黄金的数量决定这些生产商业模式里面有哪几种能够用货币交易，哪些是不能用货币交易。能用货币交易的就是现代部门，不能用货币交易的就是传统部门。就是货币只能满足经济中的一部分贸易需求，所以它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
所以当一般等价物增加时，不是钱增加，理论上讲，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不完全一回事。比如说黄金，黄金不能到处拿着走，我们发行一种纸币跟黄金挂钩的，所以当增加纸币时，其实黄金并没有增加。
通货膨胀，就是所有的物品都会上涨，这个才是通货膨胀。当货币增加以后，不断会有原来的传统经济变成商品经济，传统经济的部门不断地缩小。所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货币的一种幻觉。之所以通货膨胀，是因为它对应的纸币和一般等价物的比例变了。人类的货币史反复地证明，增发货币并不能克服一般等价物不足的约束。
所以货币的多少，可以说决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商品部门越大，社会分工水平越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就越高；反之，自给自足的部门就越大，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乃至发展水平就越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乃至城乡差异，都是由于实物货币的制度造成的。
城市化水平越高，必须有越多的货币进行分工
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解决货币供给问题。城市化只是这个国家商品经济，就是用钱来交易、分工的部门所占的比例大小一个表征。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必须有越多的货币进行分工。所以经济增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看哪个经济先能解决货币问题，你就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分工，货币不足你的分工就不足。
解决分工和货币之间的矛盾有几种办法：一种就是减少分工对一般等价物的依赖；二是增加一般等价物的供给。前一种途径，就是通过创造不是用钱或少用钱的制度，来组织社会分工。比如家庭就是这样一种不依赖货币的分工制度———你扫地、我去做饭。家庭还有代际的交易功能，你小时候我养你，我老了你养我。古代社会通过道德、传统、规范将家庭的分工模式固化为社会制度。所有这些“省钱的制度”，目的只有一个———在一般等价物不足的条件下，实现高水平的分工。
后一种途径是增加货币供给，就是印钞票。那就要寻求一般等价物，黄金、白银、石油等等，增加这些东西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一般等价物怎么增加？其中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外部增加内部的分工水平。第一就是要有殖民地；第二它和殖民地国家的分工必须是顺差。所以英国当时通过高水平的分工和其他国家拉开了距离，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此后其他的欧洲列强、日本等国家，几乎是如法炮制。争夺殖民地和出口市场，主导了实物货币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行为。正是这种争夺，先后导致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直到信用货币的出现，这种现代化模式才根本转变。
现在美元是信用货币，其他货币同样也很难成为纯正的实物货币。尽管多数国家仍旧是实物货币发行机制，但作为一般等价物已经从以过去剩余为信用的贵金属，变为未来收益为信用美元。
在信用货币的条件下，在二元结构下，一般等价物的增加只会增加商品，会有更多的经济从农业变成工业，所以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产品和服务被商品化，就是原来不用货币交易的，现在变成商品化了，这时纸币即使增加，它也不会通货膨胀，变成对货币的需求增加。
不同的货币，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变成信用货币以后，储蓄不重要了。储蓄代表的就是我们吃完以后，花完以后剩下的，所以国家发行货币必须以储蓄为基准，没有储蓄，货币都发行不了了。此前中国保持了非常高的储蓄率，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信用货币就不用这个了，信用货币是说你相信我就行了，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就开始一路下跌，因为它变成信用货币，和储蓄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顺差也不重要了，原来我们形成顺差，是把人家的一般等价物进口到我们国家，实现我们国家的高水平分工，现在不用了。美国根本不用顺差，它可以通过信用生产足够的货币。从198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对所有的国家的贸易都是利差。因为美国一利差，它就发行货币，只要你持有它的货币，它就用你的商品。对于以前来讲非常重要的顺差，在信用体系下不重要了。
土地、贸易顺差是中国货币生成的两大途径
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土地的政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土地里面融资这么简单，而且中国的经济现下，越来越涉及到货币的问题。周其仁是少数意识到土地货币功能的经济学家之一。2004年他提到“土币”的问题，他发现，土地和货币非常像，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你有地，你的资本就增加了，你的投资本金也就增加了。所以，去找银行贷款的时候，不用本金，直接告诉银行你有多少地就可以了。
中央银行的“钱”印出来之后，进入商业银行金库，此时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货币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种办法是，中央银行把钱卖给财政部，认购财政部的债券，其实就是用未来的财政收入作抵押。另外一个是在商业银行的窗口，通过信用抵押贷出来。贷不出去，再多的货币，到期了都得重新收归国家金库。按照这个渠道，地价、房价的上涨，土地供给规模的增加，都会对信用供给产生巨大影响。
周其仁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我觉得挺形象。他说，“在中国的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就类似于投放货币。”他指出类似投放货币的方式有如下三点。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这相当于印发纸币。第二，土地本身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优于货币。第三，在供地融资的经济流程里，“土币”可以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这是对的。可以看得出来，周其仁还是把“土币”视作另一种“纸币”而非一般等价物。
当然，土地并不是中国货币生成的唯一途径。传统的出口顺差也是中国货币生成的一个窗口。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以后，贸易顺差大幅度地增加，通过这一途径释放出来的货币也大幅增加。从生成机制看，这部分货币，实际上是以外储为准备的实物货币。此时的美元就相当于黄金，美元就是货币信用的“锚”。
世界上同美元挂钩的经济很多。在这个意义上，绑定同美元汇率的货币，都是美元的延伸，或者说“准美元”。中国的强制结汇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同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民币拥有较大的独立性。这是因为我国生成货币是信用(如土地)和实物(外汇储备)混合模式，不是完全用美元做信用。我们有一部分货币是“土币”，间接来讲就是住宅。两种模式大概是什么比例？外汇占款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3，大概是1/4左右。剩下那么多M2从哪生成的？主要来自于不动产为主的资产升值。
这也就是说，是房价的增长与货币的增长挂钩，而不是CPI的增长和货币的增长挂钩。但是货币增长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上涨的，房价上涨。这并不是因为“超发的货币流入房地产”，而是因为货币就是通过房价上涨发出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超发压根就是一件事，只有房价上涨了，你从银行里才能贷出钱来，它俩是同时生成的。
本文据赵燕菁教授在南都公众论坛演讲整理
整理：南都记者朱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