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
结课论文
授课教师：修斌
院系年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5级文化产业管理
学生姓名：田可遇
学号：
[1**********]
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
田可遇
院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号：[1**********] 年级班级：15级文化产业管理
摘 要：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研究其对了解古代中外的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过程中也诞生了许多鼎鼎大名的传教士，正是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让中西双方彼此都有了了解并互相学习进步。
关键词：基督教；古代历史；文化交流
引言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上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而中国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同样是世界上寥寥无几的掌握着话语权的国家。在古代，中国的国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基督教的影响力也覆盖整个欧洲。可以说基督教与中国的碰撞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的碰撞。
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是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非常有必要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对中国未来发展与对外交流起着及其巨大作用的外国人，例如马可波罗与利玛窦。还有更多的未被人们熟知的名字也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有甚者许多虔诚的信徒为了能踏上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布道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基督教徒们最早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扩大自己教派在世界上的影响，然而许多传教士在踏上这个国土并认真了解中国的文化后，他们深深地被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染了，并反向向自己的国家传播了中国的文化，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而带来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了解大大增强。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下面我将就时间顺序讲述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
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神所差遣来的”。不过，此时的景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影响力，这是有两大原因：第一，内部的争斗，以致福音不能继续有效的传播。第二，只与社会中的高层人士往来，并未普及深入民间，而且没有建立当地的同工，以致于与民间的关系距离遥远。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后，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然流行、发展。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采取对一切宗教的宽容政策，让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说:“普遍的迷信产生了普遍的宽容”，“蒙古统治者基本上利用所有的宗教迷信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元朝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
天主教开拓东方
1243年英诺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柏郎嘉宾到蒙古帝国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1243年同年，教皇还派方济各会教士罗兰，多明我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
马可波罗与扫马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1271年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带着教皇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动身，于1275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7年来自元朝的景教徒扫马代表蒙古伊儿汗国出使欧洲，1288年抵达罗马，拜访教皇，并接受了教皇尼古拉四世致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扫马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对教庭的访问，促成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
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动乱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
明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明朝后期，主要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纳瓦拉（今西班牙境内）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抵达中国广州。1570年他的《中国志》（在欧洲出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
利玛窦与其传教术
明朝开国二百年间实行海禁，闭关锁国。而在西方，二百年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方面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中国文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经过重重波折最终进入中国，并顺利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一到北京，就着手整理礼物进献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
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1602年- 1605 年，出版《两仪玄览图》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著作《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
明末清初基督教的传播较之唐代，具有一个崭新的特点，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虽然利玛窦等人的主观意图是在传播宗教，但其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当时的先进人士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是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天文历法、舆图、水利和火器等方面，经过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水准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清朝
自利玛窦永驻京城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算是找到一条民间的道路，虽然是范围极小的，但仍然在不断地发展扩大着其在中国的影响。而在清朝建立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打开国门的这些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过几次大的挑战。
中国礼仪之争
崇祯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国王保护的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并对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满。顺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特意赶到罗马向教廷报告耶稣会的行为，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卫匡国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然而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皇代表铎罗来华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主教来华，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获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雍乾嘉禁教与早期天主教殉道者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嘉彼辣），因仇教风波，在福建被差役斩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殉道者。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至此，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清朝封建帝国的大门，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全面被禁。
结语
纵观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不难发现这其实是除了丝绸之路以外的另一个与欧洲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方式，西方国家通过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来将西方的文化带到我
国，而我国也通过这些传教士向外输出了许多文化，正是这些传教士的著作或经历才让古时西方的人们了解到中国，而我们也通过这些传教士带来的思想与科技得到了提升，这正是文化交流的真正内涵，也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让交流的双方都能从中得到进步与升华。
中外文化交流史
结课论文
授课教师：修斌
院系年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5级文化产业管理
学生姓名：田可遇
学号：
[1**********]
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
田可遇
院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号：[1**********] 年级班级：15级文化产业管理
摘 要：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研究其对了解古代中外的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过程中也诞生了许多鼎鼎大名的传教士，正是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让中西双方彼此都有了了解并互相学习进步。
关键词：基督教；古代历史；文化交流
引言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上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而中国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同样是世界上寥寥无几的掌握着话语权的国家。在古代，中国的国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基督教的影响力也覆盖整个欧洲。可以说基督教与中国的碰撞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的碰撞。
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是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非常有必要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对中国未来发展与对外交流起着及其巨大作用的外国人，例如马可波罗与利玛窦。还有更多的未被人们熟知的名字也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有甚者许多虔诚的信徒为了能踏上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布道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基督教徒们最早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扩大自己教派在世界上的影响，然而许多传教士在踏上这个国土并认真了解中国的文化后，他们深深地被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染了，并反向向自己的国家传播了中国的文化，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而带来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了解大大增强。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下面我将就时间顺序讲述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
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神所差遣来的”。不过，此时的景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影响力，这是有两大原因：第一，内部的争斗，以致福音不能继续有效的传播。第二，只与社会中的高层人士往来，并未普及深入民间，而且没有建立当地的同工，以致于与民间的关系距离遥远。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后，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然流行、发展。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采取对一切宗教的宽容政策，让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说:“普遍的迷信产生了普遍的宽容”，“蒙古统治者基本上利用所有的宗教迷信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元朝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
天主教开拓东方
1243年英诺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柏郎嘉宾到蒙古帝国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1243年同年，教皇还派方济各会教士罗兰，多明我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
马可波罗与扫马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1271年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带着教皇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动身，于1275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7年来自元朝的景教徒扫马代表蒙古伊儿汗国出使欧洲，1288年抵达罗马，拜访教皇，并接受了教皇尼古拉四世致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扫马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对教庭的访问，促成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
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动乱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
明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明朝后期，主要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纳瓦拉（今西班牙境内）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抵达中国广州。1570年他的《中国志》（在欧洲出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
利玛窦与其传教术
明朝开国二百年间实行海禁，闭关锁国。而在西方，二百年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方面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中国文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经过重重波折最终进入中国，并顺利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一到北京，就着手整理礼物进献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
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1602年- 1605 年，出版《两仪玄览图》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著作《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
明末清初基督教的传播较之唐代，具有一个崭新的特点，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虽然利玛窦等人的主观意图是在传播宗教，但其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当时的先进人士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是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天文历法、舆图、水利和火器等方面，经过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水准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清朝
自利玛窦永驻京城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算是找到一条民间的道路，虽然是范围极小的，但仍然在不断地发展扩大着其在中国的影响。而在清朝建立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打开国门的这些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过几次大的挑战。
中国礼仪之争
崇祯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国王保护的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并对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满。顺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特意赶到罗马向教廷报告耶稣会的行为，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卫匡国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然而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皇代表铎罗来华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主教来华，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获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雍乾嘉禁教与早期天主教殉道者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嘉彼辣），因仇教风波，在福建被差役斩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殉道者。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至此，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清朝封建帝国的大门，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全面被禁。
结语
纵观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变迁，不难发现这其实是除了丝绸之路以外的另一个与欧洲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方式，西方国家通过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来将西方的文化带到我
国，而我国也通过这些传教士向外输出了许多文化，正是这些传教士的著作或经历才让古时西方的人们了解到中国，而我们也通过这些传教士带来的思想与科技得到了提升，这正是文化交流的真正内涵，也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让交流的双方都能从中得到进步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