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及今后发展趋势
一、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调整新态势
1、美俄关系在起伏跌宕中重新走向较量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是影响重大国际地区事务走向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后的美俄关系，其重要性、特殊性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势始终牵动国际战略全局。
苏联解体后，美俄两国对发展相互关系曾寄予期望，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但从1994年开始，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策动“颜色革命”推动原苏联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鼓励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些举动一再打击俄罗斯的西靠热情，导致俄美关系逐步趋冷。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战争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美俄关系迅速回暖。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俄罗斯与法国、德国结成反战阵线进行了抵制，美俄关系再次降温。2008年，美俄因俄格冲突、科索沃独立等问题发生激烈斗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美战略界甚至提出联合俄罗斯构建“大西方”构想。美俄关系一度回暖，双方在导弹防御、欧洲安全、合作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推进合作，甚至还成立了双边总统委员会开展全面合作。然而，2012年普京第二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美在裁军、导弹防御和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终于在2013年引渡斯诺登事件上，使俄美关系重启几近失败。
2013年底以来，俄美更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地处东西方十字路口，是除俄罗斯之外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曾是独联体国家中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一直是俄与西方地缘战略博弈的政治要塞。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整合独联体、重振大国梦想的战略依托。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一起将成为帝国，俄失去乌则只能是个普通国家。”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是俄与美欧地缘战略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爆发。
乌克兰危机在对俄美关系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一方面，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意志十分坚定，并且经过近十年发展，元气已经逐步恢复，外交上的主动性不断增强，要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其国家实力相应的大国作用。而美国则仍然坚持防范俄罗斯重新成为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大国的既定战略，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很难调和，普京任内俄美关系“重启”几乎没有可能。有学者认为，美俄关系将在今
后一个时期进入“冰河时代”。另一方面，美俄双方也承受不起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当前俄罗斯经济形势不佳，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俄制裁已经让俄罗斯有了痛感。美国在反恐、叙利亚、伊朗核、阿富汗等问题上也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配合。美俄就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博弈中，明争暗斗又小心提防，避免发生“肢体冲撞”。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将使欧美俄之间的能源关系发生复杂变化。这次危机再度凸显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战略困境，促使欧洲制定新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美宣布将加快对欧出口天然气步伐。俄罗斯也在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加快能源出口重心东移，加快开拓亚太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能源市场。这将对欧亚大陆能源格局产生全局性影响。
2.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沧桑巨变。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分别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一，双方在经贸投资、高层交往、人员往来、合作解决国际地区问题等方面都已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双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
1979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仅24.5亿美元；2013年，已突破500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也从建交初期的微乎其微发展到目前超过1000亿美元。今天，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1979年，两国官方交往屈指可数。而过去5年中，中美元首进行了14次会晤。两国还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及41对友好省州和201对友好城市关系。1979年，中美人员往来仅几千人次。2013年，两国人员往来已近400万人次。两国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太平洋两岸，通过互联网、手机互动的民众更难以计数。1979年，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远未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密切。目前，无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上，还是在推动解决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美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2013年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精辟概括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王毅外长对上述三句话进行了诠释，他指出，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尽管有研究显示，历史上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多数是以对抗和战争结束，但现在的世界已今非昔比，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各国之间已是日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抗将是双赢，战争没有出路。其次，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
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中美双方在双边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同时，作为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从反恐到网络安全，从核不扩散到气候变化，从众多和平到非洲发展，也都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合作与贡献。
当前，亚太地区成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试验田。近年来，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现代化”，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确认年内将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美最近《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确认，将在2020年前把60%的海军部署到亚太。防长哈格尔宣称，将在2017年前在日本增加部署两艘宙斯盾舰。美国高点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东海问题，美国总统首次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接受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同时也重申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划红线。对南海问题，美国支持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公开要求中国明确南海断续线的含义，催促中国通亚洲邻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与此同时，美国也表示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2014年3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愿意同中国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4月访问亚洲期间，每到一站都着重强调美国乐见中国和平崛起，无意遏制中国，美中有着强有力的关系。2014年上半年，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国务卿克里、防长哈格尔密集访华，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军事演习，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下半年将访问中国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国高层和各领域保持对话沟通势头。中美能否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
3、欧美盟友关系在复杂演变中重新获得动力
欧美盟友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产物，在东西两大阵营冷战中不断加强。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失，欧美尽管依然互为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最紧密的盟友，其内涵也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嬗变。这种调整变化涉及诸多方面和领域，但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欧洲主张世界多极化、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呼声和努力不断加强。1990年，欧美双方发表“跨大西洋宣言”，创建了包括欧美峰会在内的不同层级政治对话机制。1995年双方发表“新跨大西洋日程”，确立了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具体目标。2003年，因法、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欧美关系蒙上阴影，但此后双方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经济接连遭遇重大困难，加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上升势头迅猛，美欧加强盟友关系的紧迫感不断增强。2009年上台的美国总
统奥巴马，一方面更加重视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盟友作用和多边协调，另一方面以带领美国结束战争、走出金融危机为口号，决定将施政重点放在国内、将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引发欧洲新的不安。为安抚欧洲盟友，奥巴马第二任期重新调整再平衡战略，加强配合与协调，拉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政治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13年2月出席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高调宣称“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头号伙伴”，他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欧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基础”和“展开全球合作的催化剂”。经济上，2013年2月，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正式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军事上，2009年奥巴马提出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给欧洲国家吃“定心丸”。外交上，双方加大在伊朗核、叙利亚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策应。
与此同时，美欧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在出现新发展。2013年，美国监听欧盟总部和多个欧洲国家驻美使馆，甚至涉及欧洲多个国家领导人的“监听门”风波，令美欧关系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在欧债危机中，美国打压欧元，美国评级机构恶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欧洲寻求冲破美国金融垄断的呼声不断升级。双方在利比亚、阿富汗、气候变化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也都使跨大西洋关系不时出现杂音。
4.中俄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重要邻国，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了中俄关系。1996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加上发展。2001年，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2011年，胡锦涛主席出席《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签署1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经过共同的不懈努力，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战略互信不断增强，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各种级别的会晤和磋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机制去解决；军事互信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开通了军事直通热线电话；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中俄贸易额从2000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892亿美元；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两国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有力推动了区域合作和边境贸易发展；民间交往和合作空前活跃，两国继2009年和2010年互办“语言年”后，2012年和2013年又互办了“旅游年”，推动了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
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两国政治关系成熟牢固，进入了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国家主
席之后不久，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中俄元首签署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联合声明，明确承诺坚定支持双方发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树立了大国之间互信合作的典范。双方签署一大批被称为“世纪合同”的合作协议，凸显出中俄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这是习主席连续第二年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充分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同项目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这是中俄加强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互信互利原则。
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现实和长远利益，还促进了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更加具有深远影响。
二、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导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对大国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大国互动出现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与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不同，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平行的相互依存模式。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定意义上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冲突和对抗对任何大国的代价都将日益高昂，各大国都更加倾向以和平手段谋取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不论一国国力如何强大，都难以单枪匹马进行应对，必须通过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渡难关。各大国共同应对挑战的愿望上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维方式也逐步由“零和”向互利共赢转变。总的看，当代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逐渐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深刻演变，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全面合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进一步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势头，导致大国关系结构出现三方面的新变化。
一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
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1世纪头10年，新兴市场国家平均经济增速超过6%，其中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2.6%的增长。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占据全球工业产值的52%、出口总值的48%和外汇储备的80%。世行前行长佐利克曾撰文表示，近五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与20世纪90年代三分之二增长来自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金砖五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GDP总量占全球的20%，拥有4.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全球17%的贸易额和11%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布热津斯基等西方学习就此指出，“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分布方面的更基本的转变也在发生”。这一地缘政治现象对大国关系带来多方面重要影响。
二是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西方列强，比如英国、法国等，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规模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人口，将给国际关系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机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一大批第二梯队新兴市场国家梯次跟进。根据国际机构数据，当今世界经济总量前10强中，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占据4席。
三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国关系地缘重心面临调整。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一直是主要大国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这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不局限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遍及亚洲、非洲、拉美各地。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据统计，到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迅速发展，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各大国争相加大关注和投入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不少都在7%-8%，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在非洲。各大国对非洲的投入也与日俱增。
三、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性影响
1、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国际政治中的“极”是指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3个或3个以上的这种力量。“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之后，当前正
朝多极方向加速发展。
世界多极化孕育于冷战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力开始相对下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即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五个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欧洲和日本已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当时美苏仍是两大主要力量，中国、西欧和日本虽实力上升，但与美苏相比，综合国力相距尚远，不能成为一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一极或一超多强格局。世界多极化虽有所发展，但各大国力量对比仍很不平衡，单边主义一度大行其道，美国不顾包括西欧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多极化趋势一度受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提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突出表现在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尽管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仍无人能敌，但其对国际事务掌握能力和影响力正走向相对衰落。
从经济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其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2001年的31.8%下降到2013年的22.7%。美国国债从2008的10万亿美元蹿升至如今的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为摆脱经济和财政困难，美国长期实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各国转嫁美国经济遭遇的危机，严重透支了美国的经济公信力。
从军事上看，美国军事力量仍然独步天下，但近年来军费开支整体上处于收缩态势。为弥补军事力量收缩的不足，美以加强“集体防御”为由，大力推动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开始，这在欧债危机延宕多年的情况下，对欧洲无异于是强人所难，总体效果不彰。
从战略上看，近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的态势明显。美国一方面要化解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地缘战略形势的影响，一方面要坚持推进亚太“再平衡”的既定战略。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外交上正在铸成大错：同时与美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对抗。美国一方面要实施退出伊拉克、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的大战略，另一方面不得不紧急调兵重返伊拉克，应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横空出世对美伊战“胜利成果”的严峻冲击。
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反弹。
2.国际体系面临变革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方向发展，国际体系变革进入冷
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的时期。基辛格等学者称，当前这轮国际体系变革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体系最重大的变革，是“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出现突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升，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增加3.13%，从44.06%提升到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一旦落实，发展中国家份额将提高6%，中国的份额将从3.72%上升至6.39%，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股东国。世界贸易组织诞生18年来首个协定，为全球贸易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键国际经济机构中影响上升，担任越来越多的重要职务，巴西候选人当选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候选人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是印度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是巴西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是泰国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是中国香港人。
二是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作为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改革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大。当前，联合国工作重心由冷战时期的和平发展两大领域拓展为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三大领域，以2006年人权理事会成立为标志，人权领域成为联合国第三大支柱。自第46届联大提出安理会扩大以来，各方就安理会改革展开多轮互动。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结成“四国集团”，全力争取“入常”。一些中小国家结成“观点相近国家”，同“四国集团”展开激烈博弈，有关改革结果将牵动大国关系调整，对未来国际政治安全体系演变具有深远影响。
三是国际规则之争空前激烈。在政治领域，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佼佼者新兴市场国家同西方大国围绕不干涉内政、主权、人权、自决权等问题，在舆论、法理、实践上展开对国际话语权和解释权的较量。在经贸领域，美、欧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打造西方主导的新一代经贸规则。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加紧推进自己的自贸战略和地区一体化战略。在气候变化领域，各方着眼2015年巴黎会议拟通过的国际减排机制展开新一轮博弈，维护还是削弱“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成为气候变化新协议谈判焦点。在网络安全领域，各方围绕相关秩序和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更加激烈，美国等发达国际极力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和话语权，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向联大共提“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力主以联合国为主渠道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希望在网络安全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发展领域，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预定期限的临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继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更为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并试图把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援助纳入其设定的轨道。
四是区域和跨区域机制蓬勃发展。金砖国家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金融问题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建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金砖银行的成立，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打破融资瓶颈，增强金砖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雄厚的区域组织，在欧债危机倒逼之下，财政和银行一体化迈出新步伐。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整体合作机制。东盟一体化不断推进，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内容不断拓展，10+1、10+3、10+6等机制非常活跃。非盟、阿盟等地区机制影响上升，成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各方瞩目的力量。
当前，大国关系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旧的格局难以维系，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未来一个时期，大国关系将继续在博弈、调整、协调中发展前进。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崔天凯，《求是》2014年第10期。
《“领导癖”加速美国霸权衰落》，王义桅，《时事报告》2014年第7期。
《金砖银行为世界带来正能量》，石建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7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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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及今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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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是影响重大国际地区事务走向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后的美俄关系，其重要性、特殊性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势始终牵动国际战略全局。
苏联解体后，美俄两国对发展相互关系曾寄予期望，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但从1994年开始，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策动“颜色革命”推动原苏联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鼓励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些举动一再打击俄罗斯的西靠热情，导致俄美关系逐步趋冷。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战争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美俄关系迅速回暖。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俄罗斯与法国、德国结成反战阵线进行了抵制，美俄关系再次降温。2008年，美俄因俄格冲突、科索沃独立等问题发生激烈斗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美战略界甚至提出联合俄罗斯构建“大西方”构想。美俄关系一度回暖，双方在导弹防御、欧洲安全、合作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推进合作，甚至还成立了双边总统委员会开展全面合作。然而，2012年普京第二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美在裁军、导弹防御和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终于在2013年引渡斯诺登事件上，使俄美关系重启几近失败。
2013年底以来，俄美更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地处东西方十字路口，是除俄罗斯之外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曾是独联体国家中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一直是俄与西方地缘战略博弈的政治要塞。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整合独联体、重振大国梦想的战略依托。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一起将成为帝国，俄失去乌则只能是个普通国家。”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是俄与美欧地缘战略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爆发。
乌克兰危机在对俄美关系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一方面，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意志十分坚定，并且经过近十年发展，元气已经逐步恢复，外交上的主动性不断增强，要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其国家实力相应的大国作用。而美国则仍然坚持防范俄罗斯重新成为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大国的既定战略，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很难调和，普京任内俄美关系“重启”几乎没有可能。有学者认为，美俄关系将在今
后一个时期进入“冰河时代”。另一方面，美俄双方也承受不起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当前俄罗斯经济形势不佳，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俄制裁已经让俄罗斯有了痛感。美国在反恐、叙利亚、伊朗核、阿富汗等问题上也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配合。美俄就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博弈中，明争暗斗又小心提防，避免发生“肢体冲撞”。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将使欧美俄之间的能源关系发生复杂变化。这次危机再度凸显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战略困境，促使欧洲制定新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美宣布将加快对欧出口天然气步伐。俄罗斯也在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加快能源出口重心东移，加快开拓亚太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能源市场。这将对欧亚大陆能源格局产生全局性影响。
2.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沧桑巨变。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分别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一，双方在经贸投资、高层交往、人员往来、合作解决国际地区问题等方面都已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双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
1979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仅24.5亿美元；2013年，已突破500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也从建交初期的微乎其微发展到目前超过1000亿美元。今天，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1979年，两国官方交往屈指可数。而过去5年中，中美元首进行了14次会晤。两国还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及41对友好省州和201对友好城市关系。1979年，中美人员往来仅几千人次。2013年，两国人员往来已近400万人次。两国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太平洋两岸，通过互联网、手机互动的民众更难以计数。1979年，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远未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密切。目前，无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上，还是在推动解决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美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2013年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精辟概括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王毅外长对上述三句话进行了诠释，他指出，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尽管有研究显示，历史上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多数是以对抗和战争结束，但现在的世界已今非昔比，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各国之间已是日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抗将是双赢，战争没有出路。其次，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
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中美双方在双边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同时，作为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从反恐到网络安全，从核不扩散到气候变化，从众多和平到非洲发展，也都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合作与贡献。
当前，亚太地区成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试验田。近年来，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现代化”，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确认年内将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美最近《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确认，将在2020年前把60%的海军部署到亚太。防长哈格尔宣称，将在2017年前在日本增加部署两艘宙斯盾舰。美国高点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东海问题，美国总统首次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接受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同时也重申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划红线。对南海问题，美国支持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公开要求中国明确南海断续线的含义，催促中国通亚洲邻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与此同时，美国也表示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2014年3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愿意同中国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4月访问亚洲期间，每到一站都着重强调美国乐见中国和平崛起，无意遏制中国，美中有着强有力的关系。2014年上半年，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国务卿克里、防长哈格尔密集访华，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军事演习，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下半年将访问中国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国高层和各领域保持对话沟通势头。中美能否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
3、欧美盟友关系在复杂演变中重新获得动力
欧美盟友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产物，在东西两大阵营冷战中不断加强。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失，欧美尽管依然互为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最紧密的盟友，其内涵也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嬗变。这种调整变化涉及诸多方面和领域，但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欧洲主张世界多极化、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呼声和努力不断加强。1990年，欧美双方发表“跨大西洋宣言”，创建了包括欧美峰会在内的不同层级政治对话机制。1995年双方发表“新跨大西洋日程”，确立了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具体目标。2003年，因法、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欧美关系蒙上阴影，但此后双方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经济接连遭遇重大困难，加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上升势头迅猛，美欧加强盟友关系的紧迫感不断增强。2009年上台的美国总
统奥巴马，一方面更加重视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盟友作用和多边协调，另一方面以带领美国结束战争、走出金融危机为口号，决定将施政重点放在国内、将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引发欧洲新的不安。为安抚欧洲盟友，奥巴马第二任期重新调整再平衡战略，加强配合与协调，拉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政治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13年2月出席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高调宣称“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头号伙伴”，他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欧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基础”和“展开全球合作的催化剂”。经济上，2013年2月，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正式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军事上，2009年奥巴马提出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给欧洲国家吃“定心丸”。外交上，双方加大在伊朗核、叙利亚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策应。
与此同时，美欧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在出现新发展。2013年，美国监听欧盟总部和多个欧洲国家驻美使馆，甚至涉及欧洲多个国家领导人的“监听门”风波，令美欧关系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在欧债危机中，美国打压欧元，美国评级机构恶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欧洲寻求冲破美国金融垄断的呼声不断升级。双方在利比亚、阿富汗、气候变化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也都使跨大西洋关系不时出现杂音。
4.中俄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重要邻国，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了中俄关系。1996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加上发展。2001年，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2011年，胡锦涛主席出席《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签署1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经过共同的不懈努力，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战略互信不断增强，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各种级别的会晤和磋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机制去解决；军事互信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开通了军事直通热线电话；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中俄贸易额从2000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892亿美元；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两国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有力推动了区域合作和边境贸易发展；民间交往和合作空前活跃，两国继2009年和2010年互办“语言年”后，2012年和2013年又互办了“旅游年”，推动了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
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两国政治关系成熟牢固，进入了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国家主
席之后不久，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中俄元首签署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联合声明，明确承诺坚定支持双方发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树立了大国之间互信合作的典范。双方签署一大批被称为“世纪合同”的合作协议，凸显出中俄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这是习主席连续第二年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充分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同项目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这是中俄加强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互信互利原则。
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现实和长远利益，还促进了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更加具有深远影响。
二、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导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对大国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大国互动出现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与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不同，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平行的相互依存模式。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定意义上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冲突和对抗对任何大国的代价都将日益高昂，各大国都更加倾向以和平手段谋取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不论一国国力如何强大，都难以单枪匹马进行应对，必须通过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渡难关。各大国共同应对挑战的愿望上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维方式也逐步由“零和”向互利共赢转变。总的看，当代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逐渐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深刻演变，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全面合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进一步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势头，导致大国关系结构出现三方面的新变化。
一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
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1世纪头10年，新兴市场国家平均经济增速超过6%，其中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2.6%的增长。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占据全球工业产值的52%、出口总值的48%和外汇储备的80%。世行前行长佐利克曾撰文表示，近五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与20世纪90年代三分之二增长来自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金砖五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GDP总量占全球的20%，拥有4.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全球17%的贸易额和11%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布热津斯基等西方学习就此指出，“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分布方面的更基本的转变也在发生”。这一地缘政治现象对大国关系带来多方面重要影响。
二是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西方列强，比如英国、法国等，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规模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人口，将给国际关系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机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一大批第二梯队新兴市场国家梯次跟进。根据国际机构数据，当今世界经济总量前10强中，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占据4席。
三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国关系地缘重心面临调整。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一直是主要大国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这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不局限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遍及亚洲、非洲、拉美各地。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据统计，到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迅速发展，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各大国争相加大关注和投入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不少都在7%-8%，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在非洲。各大国对非洲的投入也与日俱增。
三、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性影响
1、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国际政治中的“极”是指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3个或3个以上的这种力量。“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之后，当前正
朝多极方向加速发展。
世界多极化孕育于冷战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力开始相对下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即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五个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欧洲和日本已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当时美苏仍是两大主要力量，中国、西欧和日本虽实力上升，但与美苏相比，综合国力相距尚远，不能成为一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一极或一超多强格局。世界多极化虽有所发展，但各大国力量对比仍很不平衡，单边主义一度大行其道，美国不顾包括西欧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多极化趋势一度受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提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突出表现在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尽管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仍无人能敌，但其对国际事务掌握能力和影响力正走向相对衰落。
从经济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其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2001年的31.8%下降到2013年的22.7%。美国国债从2008的10万亿美元蹿升至如今的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为摆脱经济和财政困难，美国长期实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各国转嫁美国经济遭遇的危机，严重透支了美国的经济公信力。
从军事上看，美国军事力量仍然独步天下，但近年来军费开支整体上处于收缩态势。为弥补军事力量收缩的不足，美以加强“集体防御”为由，大力推动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开始，这在欧债危机延宕多年的情况下，对欧洲无异于是强人所难，总体效果不彰。
从战略上看，近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的态势明显。美国一方面要化解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地缘战略形势的影响，一方面要坚持推进亚太“再平衡”的既定战略。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外交上正在铸成大错：同时与美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对抗。美国一方面要实施退出伊拉克、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的大战略，另一方面不得不紧急调兵重返伊拉克，应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横空出世对美伊战“胜利成果”的严峻冲击。
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反弹。
2.国际体系面临变革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方向发展，国际体系变革进入冷
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的时期。基辛格等学者称，当前这轮国际体系变革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体系最重大的变革，是“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出现突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升，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增加3.13%，从44.06%提升到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一旦落实，发展中国家份额将提高6%，中国的份额将从3.72%上升至6.39%，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股东国。世界贸易组织诞生18年来首个协定，为全球贸易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键国际经济机构中影响上升，担任越来越多的重要职务，巴西候选人当选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候选人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是印度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是巴西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是泰国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是中国香港人。
二是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作为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改革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大。当前，联合国工作重心由冷战时期的和平发展两大领域拓展为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三大领域，以2006年人权理事会成立为标志，人权领域成为联合国第三大支柱。自第46届联大提出安理会扩大以来，各方就安理会改革展开多轮互动。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结成“四国集团”，全力争取“入常”。一些中小国家结成“观点相近国家”，同“四国集团”展开激烈博弈，有关改革结果将牵动大国关系调整，对未来国际政治安全体系演变具有深远影响。
三是国际规则之争空前激烈。在政治领域，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佼佼者新兴市场国家同西方大国围绕不干涉内政、主权、人权、自决权等问题，在舆论、法理、实践上展开对国际话语权和解释权的较量。在经贸领域，美、欧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打造西方主导的新一代经贸规则。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加紧推进自己的自贸战略和地区一体化战略。在气候变化领域，各方着眼2015年巴黎会议拟通过的国际减排机制展开新一轮博弈，维护还是削弱“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成为气候变化新协议谈判焦点。在网络安全领域，各方围绕相关秩序和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更加激烈，美国等发达国际极力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和话语权，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向联大共提“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力主以联合国为主渠道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希望在网络安全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发展领域，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预定期限的临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继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更为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并试图把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援助纳入其设定的轨道。
四是区域和跨区域机制蓬勃发展。金砖国家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金融问题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建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金砖银行的成立，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打破融资瓶颈，增强金砖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雄厚的区域组织，在欧债危机倒逼之下，财政和银行一体化迈出新步伐。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整体合作机制。东盟一体化不断推进，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内容不断拓展，10+1、10+3、10+6等机制非常活跃。非盟、阿盟等地区机制影响上升，成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各方瞩目的力量。
当前，大国关系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旧的格局难以维系，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未来一个时期，大国关系将继续在博弈、调整、协调中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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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崔天凯，《求是》2014年第10期。
《“领导癖”加速美国霸权衰落》，王义桅，《时事报告》2014年第7期。
《金砖银行为世界带来正能量》，石建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7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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