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将朱子的六条读书法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读书计划，强调读书中的沉潜涵泳，其意在救“科举时文之弊”，又有强化正统思想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士子读书期求速效，揣摩风气，将经典置之高阁，有识之士有科举兴古学废的忧虑。在不动摇科举制度的前提下，清代教育体系中有引导规范读书习业的倾向，《读书分年日程》被采用是其举措之一。该书在清代至少有28种刻本，它一方面标示清代教育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科举时文弊病的严重。《读书分年日程》的刊刻和采用，与清代官方对“俗学”的抑制相应；又有对“百家”、“二氏”之学的排斥意图。读经典计算字数，清代士人屡屡论及，此法多与《读书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将经典化整为零，以缓解习业者的畏难情绪，使之追求有根柢的学问。 关键词：《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朱子读书法；科举时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23-08 收稿日期：2012-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l30） 作者简介：徐雁平，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3 一、《读书分年日程》的旨趣 据《元史》程端礼传，程端礼之师是史蒙卿，史氏所传乃朱子明体达用之学。程端礼对朱熹的推尊，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表露无遗，该日程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一种具体精细的转化，即“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之说修”。《读书分年日程》前列“纲领”，即是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又录朱子论读书语录及文集中的相关文字，更见程端礼编撰的旨意所在。因为两者关系密切，后人在论及“分年读书”时，有时并不作特意区分，或径归之于朱子。 程端礼对朱子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六条读书法深信不疑，以为其学初虽不如他人，但能守朱子之法，“持心坚苦，积岁月以渐进”，终有收获；而他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对朱子读书法亦用心实践：“余之区区所至，用心教养，教必以朱子读法”；“惟精庐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益”。程端礼转化朱子读书法的路径是：以学问的循序渐进为线索，将时间划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单元，用于一系列典籍的学习，从而使读书学习有一套严格的日程可以遵循，并可得到方法上的指导。“越二年改元延祜，而设科取士之制行，喜与余之教明经作义之法大略相同。（略）余首遵科制，参朱子读书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于编，以为学校教法，藏于六经阁”；“至正元年，明守真定王居敬选训导，余力辞其聘不可，与景尹同入斋，同守朱子读法六条，以刊定日程督诸生学，咸知自奋，四书五经传注通念晓析明之，学校方有教养之实”。《读书分年日程》所指定的读书范围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而且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元科考明经一科，使经术、理学和举业三者合一）。日程强调的是读书先要固其根本，日程之编定与应用，乃是救当时学校教学之弊： 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 程端礼此语实有所本。朱子云：“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着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又云：“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识远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推源溯流，大致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精意皆得自朱子。朱子与程端礼之意，是使士子在应试时分清诗书与利禄、根本与枝叶等问题，指引士子走“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的正路。 《读书分年日程》从整体立意来看，是探求为学之道的途径：欲穷理先须读书，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在一些具体的步骤上，日程对朱子之说的细化，使“着实读书”真正落到实处。程端礼于日程中对士子所读之书和所习之业均有明细安排，而对每本书的读、温、背也皆有规定。这类琐细的程规，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衍化，但有时显繁琐刻板，稍失朱子的大气与灵活。“呜呼，学者立志，然后见读经之效，朱子读法岂欺我哉！”朱子读书法对程端礼而言，已成为圭臬，而且也赋予他一种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有感于朱子“近日真少读书之叹”而设计出规模大、节目丰富的读书日程。《读书分年日程》在讲明读书的次第、读书的具体方法和读书时间的分配方面，与一般的书目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详示读书的次第；限定读书日程；介绍参考书目，指明读法。以下就“限定读书日程”一项予以叙说。 程端礼制定《读书分年日程》，参照朱子“宽看期限，紧着课程”之说，对平日读书进度有严格的规定，对生徒读书的字数篇数、如何温习，包括老师的相关责任都有条条框框督促约束。以为坚持用此法读书，积以时日，则“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法，无不熟之理！”到22岁之前，《通鉴》、韩文、《楚辞》读完之后，仍加温习，同时坚持每日早饭前循环背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然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为确保读书能持之以恒，程端礼另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其中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日程中留有记录读书起止、读书日期的空格，它类似于后世的课程表，但读书作记录，又有课程表不能相比的约束性。《读书分年日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制度与规划减缓读书的速度，在慢读书中方能涵泳，而这一特点正针对科举的“速化”之弊。 二、救科举时文之弊 科举被称为俗学，很可能是因为以科举作为敲门砖所致，强烈的名利追求，使得科举不断遭受批评。明清以来，“读书必登科甲”是绝大多数家庭对子弟的期待，子弟六七岁发蒙读书，到十二三岁学做八股文，十四岁开始应试，似乎一切都为考试准备。顾炎武云：“余少时见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陈寿祺云：“呜呼！今日士行之蝓，尚可言哉！自其束发知书，父兄师长汲汲然日督以科举之业，惟恐旦暮不速化，其子弟俯首听命，亦皇皇然以一衿一第之得丧为荣辱忧喜，惟恐旦暮不速成。”这一读书风气可大略总结为：读书为应试，专读举业书，期速效走快捷方式，揣摩风气；故有识之士多感叹自制举业兴而古学废。所谓“古学”，乃相对以“时文”为中心的科举之学而言。明清的科举之弊，多在正学与俗学、古学与时文的对立中被评说： 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 且自举业兴，而所谓讲诵肄习者，区区帖括之末，近来学者日趋苟简，百家诸子之书，且束而不观，而圣贤修齐治平之学，其讨论及之者尠矣。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读书风气对“士习”的影响。乾隆四十四年谕云：“大抵近来习制义者，止图速化而不循正规，每以经籍束之高阁；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剿袭挦撦。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且今之举子，即异日之试官，不知翻然悔悟，岂独文敝，即士习亦不可问矣。”明清以来，科举取士中存在“重首场”的现象，就首场内容变迁而言，在乾隆二十二年前，首场以《四书》、《五经》义为主；乾隆二十二年后，则以《四书》义为主，重《四书》忽略《五经》，造成“荒经”之弊。更有甚者，士子在科名到手后，四书五经弃而不理，对其他书籍也无兴致，而坐享科名之福。 科举之学尽管是“俗学”、“速化之学”，然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以上所引述的批评性文字所揭示的问题，正是补救其缺失的着手点。清廷对此采取多种措施，如规范划定科举用书以明正途，颁行《钦定四书文》以“厘正文体”。清代的书院基本是举业型书院，乾隆九年礼部议覆：“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兼试。”而一些学政、书院山长等也尽其力倡导通经学古，欲借经籍余光，润色举业文字。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道光乙酉）“择经籍”一则，推荐音韵训诂、史书、集部及本朝汉学家著述，并示读书轻重缓急诸事，如“读经必观经注，朱子《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外，《御纂四经传说》、《钦定三礼义疏》，固学者所当复习。《十三经注疏》颁在学官，本以待高才嗜古者从事于斯，其中《毛诗》、《礼记》二经正义，当先玩阅，次及《周礼》、《仪礼》、《左氏传》注疏，其余酌择观之可也。”这些救弊之举，大致有圣贤学问不妨碍举业，以为义理明，则应试文字自有精神光彩。用功的轻重，似如朱子所说的读书用七分功夫而科举用三分即可。如何切实持久地用功读书，清人在批评议论之外，也在寻找良策，譬如不少书院山长有意地强化讲学的学术性；包括山长、学政在内的学者，力图将读书纳入规章制度，确保经典学习的有序和有效。在这一点上，《读书分年日程》，无论就其主旨还是方法而言，皆可成为借鉴的资源。 查考数种书目和几所图书馆馆藏书目录，见于著录的《读书分年日程》至少有28种版本，现据此情况稍作论说： 其一，28种版本中清代版本有26种；清代版本之多，在一个侧面上表明，因为清代教育发展的兴盛而对实用性极强的《读书分年日程》产生大量需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发展到清代，已至鼎盛时期，其问题也显露无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只图速化，将经籍束之高阁。清人大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论点，认为明代八股文名家大多读书，故其文充实，自有一种气象。清人则要大为逊色，故有补救不读书之举。《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的多次刊刻，或许也可视为清代科举弊端的严重。 其二，清刻本中，出自巡抚、学政之手，或在书院、儒学刊刻的版本种数较多，《读书分年日程》已完全被官方教育体系接纳并加以推广。譬如，康熙年间，浙江归安沈涵任福建学政时，试士公明，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读书之法课士，士习为之丕变。”姚鼐弟子陈用光在福建学政任时，重订《读书分年日程》，并撰序云：“俾知诵数讲贯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为科举之士言之也。然而为科举之学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经蔑古之失，而渐以趋夫博闻强识之途。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发此书，以励学者，嘉惠儒林之意，岂非至优极渥，而为士子者所当敬谨遵奉勿替者与？……福建为朱子过化之地，……其于科举之学，亦惟以苟得速化为事，而鲜能以博综古训为贵者。……中材以下之事，苟能读是书而用其法以自课，则积累之久，及其成功，与上知一而已。”陈用光刊行此书，主要针对科举速化、荒经蔑古之失，而序中引述“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发此书”，值得特别留意，此事表明清廷一方面在示读书人正途；一方面以救弊来强化正统思想。 其三，清刻本中，康熙二十八年陆陇其刻本是一重要版本，后人多依据此本翻刻，如此陆氏跋中“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也，而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也”亦被复制传播。清刻本中以同治五年以后刻本稍多，这似乎与同治中兴重振文教之举措相关。近有学者撰文指出，同治年间朝野理学人士活跃一时，仅就政教而言，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譬如曾国藩有修复江南贡院、举行江南乡试、创办官书局之举。晚清理学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读书分年日程》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它直接关涉当时的官方教育，与理学的复兴自然有内在的联系。 就《读书分年日程》与程朱理学的脉络而言，在《读书分年日程》的刊刻时间序列中已较为清晰地显现。清初有两位理学家对《读书分年日程》颇为看重，他们就是陆世仪和陆陇其。梁启超指出清初有程朱学派：“其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者，最初有张杨园、陆桴亭，继起则陆稼轩、王白田。”正因为对朱子之学的推重，故对作为朱子读书法衍生物的《读书分年日程》多加表彰；另外，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宋理宗宝庆二年定为科考的指定参考书，朱子之学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推扬，这也是《读书分年日程》屡被刊刻的文化背景。 陆世仪有《思辨录》，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落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似是依照朱子或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见其因承：“四明程端礼有家塾分年读书法，教童子读四书五经，先令读正文，既毕，然后却读注亦可，盖弟子读书大约十岁以前有记性，以后渐否，若令先读正文，虽子弟至愚，未有不于十岁以前完过者，此亦读书之一法。”在“格致类”中，陆世仪重点讲论读书之法，如指明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当终身诵读，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但于子史百家，观其大意即可。为将此法具体化，他将生徒士子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程功。”每一节中指示读书范围和次第，间注明读法，如“十年诵读”包括《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和《西铭》、《纲目》、古文、古诗，各家歌诀，古诗一项下注明“《离骚经》、陶诗宜先读。予近有《诗鉴》一编，专取汉唐以后诗之有合于兴观群怨者，后各为论，似可备览。”陆世仪所开列的三节读书日程，所包涵之书，本朝事实、典礼、律令以及天文、地理、水利农田、兵法之类的书所占比重较大，此亦可见其事功之志，与程朱门庭略有不同。三节之后，他又用不少文字对为何如此安排、如何读以及读书进度作出解说。以读史而言，陆世仪指出当以朱子《通鉴纲目》为主，参考《资治通鉴》，再补充《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一史只供博其记览和备查，此种读史的主次，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相似。 陆陇其专崇朱子，力诋王学，他刊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意在尊崇正学，补救明初所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之缺略疏漏，提倡程端礼针对切要书的“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又进一步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 今之士子穷年累月，止知用力时文，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所以学无根本，而士风日陋，故选先正制义数十篇，名曰《一隅集》，为之指点其开阖虚实之法，使之略知时文路径；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读书日程》，肆力于经史，庶几学有本原，而真才可出，或稍补士风之万一。除《一隅集》先经申送外，其程氏《分年读书日程》，旧板多讹，今为校定付梓，分给诸生。 陆陇其在《申直隶学院文》中请示将《一隅集》与《读书分年日程》并颁发，多有无可奈何之意。时文地位不可动摇，《读书分年日程》是一种补救的策略。陆氏又将刊刻《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师长友朋，查检其文集，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他还在书札中于此书之价值多加提醒。在《读书分年日程》的20余种版本中，类似陆陇其的意图而刊刻的，当然不是少数。《读书分年日程》较晚的刻本是光绪二十九年本，该刻本后有“抚东使者建德周馥”后序，其旨趣即为“求孔孟之道”：“方今各直省屡奉明诏建立学堂，敦崇实学，而此编颇有合于学堂程度，特饬书局印若干册俵散多士，以为课程。学者当即其书讲明而研究之，由读经而读《通鉴》、读韩文，及作文诸法，覃思力索，因端竟委，尤必推本于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诸条，融会贯通，由孔孟读书之法，以进求孔孟之道，庶有得于程氏推广之义。” 三、扶持“正学”，指引路径 《读书分年日程》将读书制度化，并以制度化的体系维持四书、十三经以及其他合乎准则的著作的地位，在每日的读、温、背以及长达数年的涵泳中，渐渐确立这些书籍的权威性。《读书分年日程》的读书主旨和极为细密的日程安排，不仅标明它对其他学说和书籍的排斥，同时也是对所谓正统学问的清理修整，在清代而言，就是对“俗学”的抑制。这一意图，在朱子“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一语中已显露。 《读书分年日程》的通行，是督促士子讲明“正学”。所谓“正学”，一方面是针对“杂学”而言，此即熊赐履在康熙七年的上疏中所要排斥的“百家”与“二氏”之学；另一方面是指“俗学”的对立面，其中有一明显的举措可藉以考察，此即对坊间印行科举用书的严厉管制。以下是赵佑乾隆五十七年所撰《上江试士条规》十条中的两条， 十三经皆载道之文，五经尤取士所重。俗学荒经日甚，至有弃完备之编，而从删改之本。既不自知其鄙倍可耻，且欲传播他人，公然刊布。市侩因以居奇，村塾利其省便，无非割裂苟且，安望通贯醇全？本都院历任所至，久经严示禁约，兹蒙我皇上明训周详，特勒部议通饬各督抚学政，率府、州、县分别查办，定以限期处分。现据提调官督属奉行，各书坊删本经书板片陆续呈缴销毁。而诸生家藏者，虽令自行销毁，难保无秘惜其私，阳奉阴违。应着落各教官明切晓谕，令其一案体呈缴候核。仍将查缴过种数，分别详报本衙门备案，毋任玩延。 四书遵守朱子集注，功令久垂士子，莫不童而习之。即善学者各有心得，亦必先求其故，而后徐通其变，方于行文立解，不触不背。上江士林往往家自为学，人自为师，尤贪径省。求速了，竞有四书蔑弃朱注而不读者，或仅读《学》《庸》章句，而《论语》注不过间及，《孟子》注则全删置者。何怪荒经蔑古之多，书理作法之悖。 其中要点在“俗学荒经日甚”，主要原因在士子不走正路，读删改不全之本或时文选本；而查禁坊间编刊科举用书，无非是要“尊经服古”。规范、充实与查禁之举，在清代似未歇息，自顺治九年起，即对学校用书开始不断规范。“顺治九年题准，今后直省学政，将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务俾淹贯三场，通晓古今，适于用世。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辞，通行严禁。”嘉庆二十年学政姚元之奏请饬禁坊刻《四书典制类联》及《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书；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二篇）》中有“坊刻讲章，辑者本无真识定见”之说；王昶《友教书院条规》中有“坊间经文，只取拟题”、“院中生童，务读全经”之规约。删改不全之本以及时文选本类书籍编刊的中心主要在江浙，经由书贾的贩卖，流行全国。科举考试中的急功近利，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普遍现象，其根源当在科举制度本身。急功近利，则心无主见，遂“乱投医”与“临时抱佛脚”，章法全无；故赵佑有“家自为学，人自为师”之叹。 正本清源，为士子指引路径，《读书分年日程》当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而这一导引性质的指引，多有学政等官员或书院山长承担，如上文所提及的赵佑、姚元之、章学诚、王昶等。譬如章学诚在《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中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读书之法，以使士子用有根柢之学应试。“用别类分求之法，统汇十五经传，大而制度典章，小而名物象数，标列宏纲细目，摘比排纂，以意贯之，则程功课效，自能有脊有伦，学问既得恢扩，而文章亦增色彩。……但不知者必谓此事但须索之《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已足给求，何事重劳搜剔？”官方倡导的“尊经服古”，《读书分年日程》与之桴鼓相应，或者是为士子指示取法乎上的路径。陆陇其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跋》中于此着力阐说： 今程氏读经日程，又必取古注疏、《朱子语类》、《文集》，及诸儒之解释而抄之，而读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纲目》一书，治乱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温公《通鉴》，及司马迁、班固、范祖禹、欧阳修之史而参之，不亦烦乎？日：《纲目》犹《春秋》也，温公《通鉴》及迁固诸家之史，犹鲁史旧文也。鲁史旧文不存，学者不能尽见圣人笔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于聚讼。今《通鉴》及迁固诸家之史具在，参而观之，而紫阳笔削之妙愈见，是为可以不考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考官在会试、乡试的策问题目中涉及“分年读书”，如徐乾学《戊辰会试策问五道》、张廷玉《癸卯恩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汪由敦《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道》等，以关系个人前途的考试显示“分年读书”在知识体系与现实教育中的重要性，“分年读书”之法，因而时时得到制度性的支持。 经典的地位已牢固确立，开卷之后如何跋涉并从中获益？程端礼对生徒每日诵读、温习的数量及方法已有规定，此举不但有利于对生徒的日常考核检查，而且在培养生徒沉潜书卷的心性。科举求“速化”，而《读书分年日程》在有意“减速”。日程安排设计井井有条，然对初入门的生徒而言，如何鼓动其志气，而不致望而生畏，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清代，读书计算字数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据清代诸家引述，此法似源于宋代。黄宗羲《宋元学案》引郑耕老（绍兴十五年进士，明州教授）《读书说》：“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度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梓材谨案：此说有作欧阳公读书法者，……不过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从黄宗羲及黄梓材的按语来看，经典字数说，有出自郑耕老和欧阳修两种说法。宋代后，对经典字数的关注，据查检，明人提及较少，只有胡震亨《读书杂录》卷上、茅元仪《暇老杂记》卷二十六等四处；而清人则屡屡言及，且基本在讲读书时引用郑耕老、欧阳修之说。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张定望《三余杂志》卷四、杜文澜《古谣谚》卷五十五、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十诸书引郑氏说；凌扬藻《蠡勺编》卷三十六、程哲《蓉槎蠡说》卷六、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十二、陈弘谋《五种遗规》、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八、方东树《大意尊闻》卷三等则引欧阳氏说。 清人读书，如此计较经典字数，实际仍与科举考试笼罩下的读书风气相关。读书求“速化”的表现是避难求易，读删改不全之本，读时文选本，或四书五经未读毕即匆忙应试。通过计算字数将经典化整为零、逐日分解，或许可消除、缓解生徒对经典望而生畏的情绪，其中“以中材为率”、“或以天资稍钝”为标准的估算，明显实在设计针对性的阶梯。 这种计算字数的读书法，通常与《读书分年日程》所提倡的读书法结合。字数的确定，使得《读书分年日程》更为精细。王昶即用此法：“昔欧阳文忠公、虞文靖公，皆言前贤授受，每日读经三百字。遗训可遵，岂容暴弃。在院生童等，每日必读熟经文三百字。查《诗经》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应以一百三十六日读完。《书经》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以九十日读完。《易经》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以八十日读完。《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以三百三十日读完。《春秋》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字，以五十四日读完。共须六百九十日。不及两年，即能遍诵。监院按书按日，十日一令背诵，如有不熟，呵斥随之，责其再读。”②计算字数读书法与《读书分年日程》的结合，有利于士子固本。所谓固本，即熟读规定的经典，不舍本逐末；同时以有限的经典应对万变的考试，不随波逐流。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中引郑耕老之说后，转入读书中的本末问题： 吾乡张惕庵先生云：今除《论语》、《孟子》，人人童而习之外，再益以《仪礼》、《尔雅》、《公羊》《毂梁》二传，亦不过五十余万字，以时文每篇七百字计之，七百余篇已有七十余万字，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愚者皆知之。然而卒鲜以彼易此者何也，病在欲速化而不暇为耳。不知五十年前墨卷盛行，举子胸累千篇时文，而卒困于场屋者不可胜数；其能研究经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为时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则多学之与浅学胜负较然明矣。况不学面墙，圣人所戒，徒守讲章八比以弋科名，纵掇巍科，登仕版，亦不免于伏猎金银之诮，又焉能安身以崇德，精义以入神焉。元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以看读百遍倍读百遍为率，以为即收放心之一法。 陈寿祺这条规约文字中，沉潜与速化、经史文章与时文、多学与浅学几重关系，多用数字对比显示其论说倾向。不论读书按日程，还是读书计字数，其实在技术方法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那就是作为“收放心之一法”，做到心无旁骛，持之以恒，达到朱子所说的“涵泳”境界，从而“安身以崇德，精义以入神”。 结论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朱子读书法”的衍生物，“日程”以条理化的规划将朱子的六条读书法，落实为切实可行的读书计划，强调读书之要，在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谨守勿懈、从容涵泳、不求“速化”。朱子讲读书法，程端礼规划读书日程，将所读之书及读书之法细细列出，其实皆事出有因：首先，宋代以来，雕版印刷技术已广泛应用，图书品种与数量迅速增加，读书人得书较为容易，然读何书以及如何读书，已成为问题。朱子云：“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在朱子的眼中，世间之书鱼龙混杂，真伪并存，故须加区分，分别轻重，以护持义理。如何区分，如何护持，程端礼的“日程”试图建立规条，而这一规条在清代被政府的教育系统及士人自修广泛采用。细密的规条，成为正统思想核心地位建立的粘合剂。其次，自科举兴，读书风气发生转变。朱子、程端礼皆有相关论说，即只求“速化”，不循正轨；这种风气到清代，更引起官方、民间的忧虑。方苞云：“自科举之学兴，而记诵词章亦益陋矣。盖自束发受书，固日微科举，吾无事于学也。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科举之知。及其既得，则以为学之事终，而自是可以慰吾学之勤，享吾学之报矣。”科举严重影响士子读书的范围和心态，《读书分年日程》的出现及其在清代的多次刊刻，主要目的在于救举业之弊；同时又有对“百家”、“二氏”之学的排斥意图。读经典计算字数，清代士人屡屡论及，此法多与《读书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将经典化整为零，以缓解习业者的畏难情绪，追求有根柢的学问。 （责任编辑：陆林）
摘要：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将朱子的六条读书法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读书计划，强调读书中的沉潜涵泳，其意在救“科举时文之弊”，又有强化正统思想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士子读书期求速效，揣摩风气，将经典置之高阁，有识之士有科举兴古学废的忧虑。在不动摇科举制度的前提下，清代教育体系中有引导规范读书习业的倾向，《读书分年日程》被采用是其举措之一。该书在清代至少有28种刻本，它一方面标示清代教育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科举时文弊病的严重。《读书分年日程》的刊刻和采用，与清代官方对“俗学”的抑制相应；又有对“百家”、“二氏”之学的排斥意图。读经典计算字数，清代士人屡屡论及，此法多与《读书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将经典化整为零，以缓解习业者的畏难情绪，使之追求有根柢的学问。 关键词：《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朱子读书法；科举时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23-08 收稿日期：2012-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l30） 作者简介：徐雁平，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3 一、《读书分年日程》的旨趣 据《元史》程端礼传，程端礼之师是史蒙卿，史氏所传乃朱子明体达用之学。程端礼对朱熹的推尊，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表露无遗，该日程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一种具体精细的转化，即“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之说修”。《读书分年日程》前列“纲领”，即是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又录朱子论读书语录及文集中的相关文字，更见程端礼编撰的旨意所在。因为两者关系密切，后人在论及“分年读书”时，有时并不作特意区分，或径归之于朱子。 程端礼对朱子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六条读书法深信不疑，以为其学初虽不如他人，但能守朱子之法，“持心坚苦，积岁月以渐进”，终有收获；而他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对朱子读书法亦用心实践：“余之区区所至，用心教养，教必以朱子读法”；“惟精庐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益”。程端礼转化朱子读书法的路径是：以学问的循序渐进为线索，将时间划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单元，用于一系列典籍的学习，从而使读书学习有一套严格的日程可以遵循，并可得到方法上的指导。“越二年改元延祜，而设科取士之制行，喜与余之教明经作义之法大略相同。（略）余首遵科制，参朱子读书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于编，以为学校教法，藏于六经阁”；“至正元年，明守真定王居敬选训导，余力辞其聘不可，与景尹同入斋，同守朱子读法六条，以刊定日程督诸生学，咸知自奋，四书五经传注通念晓析明之，学校方有教养之实”。《读书分年日程》所指定的读书范围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而且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元科考明经一科，使经术、理学和举业三者合一）。日程强调的是读书先要固其根本，日程之编定与应用，乃是救当时学校教学之弊： 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 程端礼此语实有所本。朱子云：“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着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又云：“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识远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推源溯流，大致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精意皆得自朱子。朱子与程端礼之意，是使士子在应试时分清诗书与利禄、根本与枝叶等问题，指引士子走“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的正路。 《读书分年日程》从整体立意来看，是探求为学之道的途径：欲穷理先须读书，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在一些具体的步骤上，日程对朱子之说的细化，使“着实读书”真正落到实处。程端礼于日程中对士子所读之书和所习之业均有明细安排，而对每本书的读、温、背也皆有规定。这类琐细的程规，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衍化，但有时显繁琐刻板，稍失朱子的大气与灵活。“呜呼，学者立志，然后见读经之效，朱子读法岂欺我哉！”朱子读书法对程端礼而言，已成为圭臬，而且也赋予他一种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有感于朱子“近日真少读书之叹”而设计出规模大、节目丰富的读书日程。《读书分年日程》在讲明读书的次第、读书的具体方法和读书时间的分配方面，与一般的书目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详示读书的次第；限定读书日程；介绍参考书目，指明读法。以下就“限定读书日程”一项予以叙说。 程端礼制定《读书分年日程》，参照朱子“宽看期限，紧着课程”之说，对平日读书进度有严格的规定，对生徒读书的字数篇数、如何温习，包括老师的相关责任都有条条框框督促约束。以为坚持用此法读书，积以时日，则“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法，无不熟之理！”到22岁之前，《通鉴》、韩文、《楚辞》读完之后，仍加温习，同时坚持每日早饭前循环背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然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为确保读书能持之以恒，程端礼另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其中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日程中留有记录读书起止、读书日期的空格，它类似于后世的课程表，但读书作记录，又有课程表不能相比的约束性。《读书分年日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制度与规划减缓读书的速度，在慢读书中方能涵泳，而这一特点正针对科举的“速化”之弊。 二、救科举时文之弊 科举被称为俗学，很可能是因为以科举作为敲门砖所致，强烈的名利追求，使得科举不断遭受批评。明清以来，“读书必登科甲”是绝大多数家庭对子弟的期待，子弟六七岁发蒙读书，到十二三岁学做八股文，十四岁开始应试，似乎一切都为考试准备。顾炎武云：“余少时见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陈寿祺云：“呜呼！今日士行之蝓，尚可言哉！自其束发知书，父兄师长汲汲然日督以科举之业，惟恐旦暮不速化，其子弟俯首听命，亦皇皇然以一衿一第之得丧为荣辱忧喜，惟恐旦暮不速成。”这一读书风气可大略总结为：读书为应试，专读举业书，期速效走快捷方式，揣摩风气；故有识之士多感叹自制举业兴而古学废。所谓“古学”，乃相对以“时文”为中心的科举之学而言。明清的科举之弊，多在正学与俗学、古学与时文的对立中被评说： 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 且自举业兴，而所谓讲诵肄习者，区区帖括之末，近来学者日趋苟简，百家诸子之书，且束而不观，而圣贤修齐治平之学，其讨论及之者尠矣。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读书风气对“士习”的影响。乾隆四十四年谕云：“大抵近来习制义者，止图速化而不循正规，每以经籍束之高阁；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剿袭挦撦。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且今之举子，即异日之试官，不知翻然悔悟，岂独文敝，即士习亦不可问矣。”明清以来，科举取士中存在“重首场”的现象，就首场内容变迁而言，在乾隆二十二年前，首场以《四书》、《五经》义为主；乾隆二十二年后，则以《四书》义为主，重《四书》忽略《五经》，造成“荒经”之弊。更有甚者，士子在科名到手后，四书五经弃而不理，对其他书籍也无兴致，而坐享科名之福。 科举之学尽管是“俗学”、“速化之学”，然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以上所引述的批评性文字所揭示的问题，正是补救其缺失的着手点。清廷对此采取多种措施，如规范划定科举用书以明正途，颁行《钦定四书文》以“厘正文体”。清代的书院基本是举业型书院，乾隆九年礼部议覆：“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兼试。”而一些学政、书院山长等也尽其力倡导通经学古，欲借经籍余光，润色举业文字。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道光乙酉）“择经籍”一则，推荐音韵训诂、史书、集部及本朝汉学家著述，并示读书轻重缓急诸事，如“读经必观经注，朱子《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外，《御纂四经传说》、《钦定三礼义疏》，固学者所当复习。《十三经注疏》颁在学官，本以待高才嗜古者从事于斯，其中《毛诗》、《礼记》二经正义，当先玩阅，次及《周礼》、《仪礼》、《左氏传》注疏，其余酌择观之可也。”这些救弊之举，大致有圣贤学问不妨碍举业，以为义理明，则应试文字自有精神光彩。用功的轻重，似如朱子所说的读书用七分功夫而科举用三分即可。如何切实持久地用功读书，清人在批评议论之外，也在寻找良策，譬如不少书院山长有意地强化讲学的学术性；包括山长、学政在内的学者，力图将读书纳入规章制度，确保经典学习的有序和有效。在这一点上，《读书分年日程》，无论就其主旨还是方法而言，皆可成为借鉴的资源。 查考数种书目和几所图书馆馆藏书目录，见于著录的《读书分年日程》至少有28种版本，现据此情况稍作论说： 其一，28种版本中清代版本有26种；清代版本之多，在一个侧面上表明，因为清代教育发展的兴盛而对实用性极强的《读书分年日程》产生大量需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发展到清代，已至鼎盛时期，其问题也显露无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只图速化，将经籍束之高阁。清人大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论点，认为明代八股文名家大多读书，故其文充实，自有一种气象。清人则要大为逊色，故有补救不读书之举。《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的多次刊刻，或许也可视为清代科举弊端的严重。 其二，清刻本中，出自巡抚、学政之手，或在书院、儒学刊刻的版本种数较多，《读书分年日程》已完全被官方教育体系接纳并加以推广。譬如，康熙年间，浙江归安沈涵任福建学政时，试士公明，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读书之法课士，士习为之丕变。”姚鼐弟子陈用光在福建学政任时，重订《读书分年日程》，并撰序云：“俾知诵数讲贯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为科举之士言之也。然而为科举之学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经蔑古之失，而渐以趋夫博闻强识之途。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发此书，以励学者，嘉惠儒林之意，岂非至优极渥，而为士子者所当敬谨遵奉勿替者与？……福建为朱子过化之地，……其于科举之学，亦惟以苟得速化为事，而鲜能以博综古训为贵者。……中材以下之事，苟能读是书而用其法以自课，则积累之久，及其成功，与上知一而已。”陈用光刊行此书，主要针对科举速化、荒经蔑古之失，而序中引述“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发此书”，值得特别留意，此事表明清廷一方面在示读书人正途；一方面以救弊来强化正统思想。 其三，清刻本中，康熙二十八年陆陇其刻本是一重要版本，后人多依据此本翻刻，如此陆氏跋中“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也，而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也”亦被复制传播。清刻本中以同治五年以后刻本稍多，这似乎与同治中兴重振文教之举措相关。近有学者撰文指出，同治年间朝野理学人士活跃一时，仅就政教而言，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譬如曾国藩有修复江南贡院、举行江南乡试、创办官书局之举。晚清理学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读书分年日程》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它直接关涉当时的官方教育，与理学的复兴自然有内在的联系。 就《读书分年日程》与程朱理学的脉络而言，在《读书分年日程》的刊刻时间序列中已较为清晰地显现。清初有两位理学家对《读书分年日程》颇为看重，他们就是陆世仪和陆陇其。梁启超指出清初有程朱学派：“其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者，最初有张杨园、陆桴亭，继起则陆稼轩、王白田。”正因为对朱子之学的推重，故对作为朱子读书法衍生物的《读书分年日程》多加表彰；另外，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宋理宗宝庆二年定为科考的指定参考书，朱子之学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推扬，这也是《读书分年日程》屡被刊刻的文化背景。 陆世仪有《思辨录》，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落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似是依照朱子或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见其因承：“四明程端礼有家塾分年读书法，教童子读四书五经，先令读正文，既毕，然后却读注亦可，盖弟子读书大约十岁以前有记性，以后渐否，若令先读正文，虽子弟至愚，未有不于十岁以前完过者，此亦读书之一法。”在“格致类”中，陆世仪重点讲论读书之法，如指明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当终身诵读，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但于子史百家，观其大意即可。为将此法具体化，他将生徒士子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程功。”每一节中指示读书范围和次第，间注明读法，如“十年诵读”包括《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和《西铭》、《纲目》、古文、古诗，各家歌诀，古诗一项下注明“《离骚经》、陶诗宜先读。予近有《诗鉴》一编，专取汉唐以后诗之有合于兴观群怨者，后各为论，似可备览。”陆世仪所开列的三节读书日程，所包涵之书，本朝事实、典礼、律令以及天文、地理、水利农田、兵法之类的书所占比重较大，此亦可见其事功之志，与程朱门庭略有不同。三节之后，他又用不少文字对为何如此安排、如何读以及读书进度作出解说。以读史而言，陆世仪指出当以朱子《通鉴纲目》为主，参考《资治通鉴》，再补充《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一史只供博其记览和备查，此种读史的主次，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相似。 陆陇其专崇朱子，力诋王学，他刊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意在尊崇正学，补救明初所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之缺略疏漏，提倡程端礼针对切要书的“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又进一步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 今之士子穷年累月，止知用力时文，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所以学无根本，而士风日陋，故选先正制义数十篇，名曰《一隅集》，为之指点其开阖虚实之法，使之略知时文路径；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读书日程》，肆力于经史，庶几学有本原，而真才可出，或稍补士风之万一。除《一隅集》先经申送外，其程氏《分年读书日程》，旧板多讹，今为校定付梓，分给诸生。 陆陇其在《申直隶学院文》中请示将《一隅集》与《读书分年日程》并颁发，多有无可奈何之意。时文地位不可动摇，《读书分年日程》是一种补救的策略。陆氏又将刊刻《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师长友朋，查检其文集，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他还在书札中于此书之价值多加提醒。在《读书分年日程》的20余种版本中，类似陆陇其的意图而刊刻的，当然不是少数。《读书分年日程》较晚的刻本是光绪二十九年本，该刻本后有“抚东使者建德周馥”后序，其旨趣即为“求孔孟之道”：“方今各直省屡奉明诏建立学堂，敦崇实学，而此编颇有合于学堂程度，特饬书局印若干册俵散多士，以为课程。学者当即其书讲明而研究之，由读经而读《通鉴》、读韩文，及作文诸法，覃思力索，因端竟委，尤必推本于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诸条，融会贯通，由孔孟读书之法，以进求孔孟之道，庶有得于程氏推广之义。” 三、扶持“正学”，指引路径 《读书分年日程》将读书制度化，并以制度化的体系维持四书、十三经以及其他合乎准则的著作的地位，在每日的读、温、背以及长达数年的涵泳中，渐渐确立这些书籍的权威性。《读书分年日程》的读书主旨和极为细密的日程安排，不仅标明它对其他学说和书籍的排斥，同时也是对所谓正统学问的清理修整，在清代而言，就是对“俗学”的抑制。这一意图，在朱子“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一语中已显露。 《读书分年日程》的通行，是督促士子讲明“正学”。所谓“正学”，一方面是针对“杂学”而言，此即熊赐履在康熙七年的上疏中所要排斥的“百家”与“二氏”之学；另一方面是指“俗学”的对立面，其中有一明显的举措可藉以考察，此即对坊间印行科举用书的严厉管制。以下是赵佑乾隆五十七年所撰《上江试士条规》十条中的两条， 十三经皆载道之文，五经尤取士所重。俗学荒经日甚，至有弃完备之编，而从删改之本。既不自知其鄙倍可耻，且欲传播他人，公然刊布。市侩因以居奇，村塾利其省便，无非割裂苟且，安望通贯醇全？本都院历任所至，久经严示禁约，兹蒙我皇上明训周详，特勒部议通饬各督抚学政，率府、州、县分别查办，定以限期处分。现据提调官督属奉行，各书坊删本经书板片陆续呈缴销毁。而诸生家藏者，虽令自行销毁，难保无秘惜其私，阳奉阴违。应着落各教官明切晓谕，令其一案体呈缴候核。仍将查缴过种数，分别详报本衙门备案，毋任玩延。 四书遵守朱子集注，功令久垂士子，莫不童而习之。即善学者各有心得，亦必先求其故，而后徐通其变，方于行文立解，不触不背。上江士林往往家自为学，人自为师，尤贪径省。求速了，竞有四书蔑弃朱注而不读者，或仅读《学》《庸》章句，而《论语》注不过间及，《孟子》注则全删置者。何怪荒经蔑古之多，书理作法之悖。 其中要点在“俗学荒经日甚”，主要原因在士子不走正路，读删改不全之本或时文选本；而查禁坊间编刊科举用书，无非是要“尊经服古”。规范、充实与查禁之举，在清代似未歇息，自顺治九年起，即对学校用书开始不断规范。“顺治九年题准，今后直省学政，将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务俾淹贯三场，通晓古今，适于用世。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辞，通行严禁。”嘉庆二十年学政姚元之奏请饬禁坊刻《四书典制类联》及《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书；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二篇）》中有“坊刻讲章，辑者本无真识定见”之说；王昶《友教书院条规》中有“坊间经文，只取拟题”、“院中生童，务读全经”之规约。删改不全之本以及时文选本类书籍编刊的中心主要在江浙，经由书贾的贩卖，流行全国。科举考试中的急功近利，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普遍现象，其根源当在科举制度本身。急功近利，则心无主见，遂“乱投医”与“临时抱佛脚”，章法全无；故赵佑有“家自为学，人自为师”之叹。 正本清源，为士子指引路径，《读书分年日程》当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而这一导引性质的指引，多有学政等官员或书院山长承担，如上文所提及的赵佑、姚元之、章学诚、王昶等。譬如章学诚在《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中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读书之法，以使士子用有根柢之学应试。“用别类分求之法，统汇十五经传，大而制度典章，小而名物象数，标列宏纲细目，摘比排纂，以意贯之，则程功课效，自能有脊有伦，学问既得恢扩，而文章亦增色彩。……但不知者必谓此事但须索之《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已足给求，何事重劳搜剔？”官方倡导的“尊经服古”，《读书分年日程》与之桴鼓相应，或者是为士子指示取法乎上的路径。陆陇其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跋》中于此着力阐说： 今程氏读经日程，又必取古注疏、《朱子语类》、《文集》，及诸儒之解释而抄之，而读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纲目》一书，治乱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温公《通鉴》，及司马迁、班固、范祖禹、欧阳修之史而参之，不亦烦乎？日：《纲目》犹《春秋》也，温公《通鉴》及迁固诸家之史，犹鲁史旧文也。鲁史旧文不存，学者不能尽见圣人笔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于聚讼。今《通鉴》及迁固诸家之史具在，参而观之，而紫阳笔削之妙愈见，是为可以不考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考官在会试、乡试的策问题目中涉及“分年读书”，如徐乾学《戊辰会试策问五道》、张廷玉《癸卯恩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汪由敦《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道》等，以关系个人前途的考试显示“分年读书”在知识体系与现实教育中的重要性，“分年读书”之法，因而时时得到制度性的支持。 经典的地位已牢固确立，开卷之后如何跋涉并从中获益？程端礼对生徒每日诵读、温习的数量及方法已有规定，此举不但有利于对生徒的日常考核检查，而且在培养生徒沉潜书卷的心性。科举求“速化”，而《读书分年日程》在有意“减速”。日程安排设计井井有条，然对初入门的生徒而言，如何鼓动其志气，而不致望而生畏，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清代，读书计算字数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据清代诸家引述，此法似源于宋代。黄宗羲《宋元学案》引郑耕老（绍兴十五年进士，明州教授）《读书说》：“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度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梓材谨案：此说有作欧阳公读书法者，……不过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从黄宗羲及黄梓材的按语来看，经典字数说，有出自郑耕老和欧阳修两种说法。宋代后，对经典字数的关注，据查检，明人提及较少，只有胡震亨《读书杂录》卷上、茅元仪《暇老杂记》卷二十六等四处；而清人则屡屡言及，且基本在讲读书时引用郑耕老、欧阳修之说。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张定望《三余杂志》卷四、杜文澜《古谣谚》卷五十五、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十诸书引郑氏说；凌扬藻《蠡勺编》卷三十六、程哲《蓉槎蠡说》卷六、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十二、陈弘谋《五种遗规》、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八、方东树《大意尊闻》卷三等则引欧阳氏说。 清人读书，如此计较经典字数，实际仍与科举考试笼罩下的读书风气相关。读书求“速化”的表现是避难求易，读删改不全之本，读时文选本，或四书五经未读毕即匆忙应试。通过计算字数将经典化整为零、逐日分解，或许可消除、缓解生徒对经典望而生畏的情绪，其中“以中材为率”、“或以天资稍钝”为标准的估算，明显实在设计针对性的阶梯。 这种计算字数的读书法，通常与《读书分年日程》所提倡的读书法结合。字数的确定，使得《读书分年日程》更为精细。王昶即用此法：“昔欧阳文忠公、虞文靖公，皆言前贤授受，每日读经三百字。遗训可遵，岂容暴弃。在院生童等，每日必读熟经文三百字。查《诗经》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应以一百三十六日读完。《书经》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以九十日读完。《易经》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以八十日读完。《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以三百三十日读完。《春秋》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字，以五十四日读完。共须六百九十日。不及两年，即能遍诵。监院按书按日，十日一令背诵，如有不熟，呵斥随之，责其再读。”②计算字数读书法与《读书分年日程》的结合，有利于士子固本。所谓固本，即熟读规定的经典，不舍本逐末；同时以有限的经典应对万变的考试，不随波逐流。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中引郑耕老之说后，转入读书中的本末问题： 吾乡张惕庵先生云：今除《论语》、《孟子》，人人童而习之外，再益以《仪礼》、《尔雅》、《公羊》《毂梁》二传，亦不过五十余万字，以时文每篇七百字计之，七百余篇已有七十余万字，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愚者皆知之。然而卒鲜以彼易此者何也，病在欲速化而不暇为耳。不知五十年前墨卷盛行，举子胸累千篇时文，而卒困于场屋者不可胜数；其能研究经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为时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则多学之与浅学胜负较然明矣。况不学面墙，圣人所戒，徒守讲章八比以弋科名，纵掇巍科，登仕版，亦不免于伏猎金银之诮，又焉能安身以崇德，精义以入神焉。元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以看读百遍倍读百遍为率，以为即收放心之一法。 陈寿祺这条规约文字中，沉潜与速化、经史文章与时文、多学与浅学几重关系，多用数字对比显示其论说倾向。不论读书按日程，还是读书计字数，其实在技术方法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那就是作为“收放心之一法”，做到心无旁骛，持之以恒，达到朱子所说的“涵泳”境界，从而“安身以崇德，精义以入神”。 结论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朱子读书法”的衍生物，“日程”以条理化的规划将朱子的六条读书法，落实为切实可行的读书计划，强调读书之要，在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谨守勿懈、从容涵泳、不求“速化”。朱子讲读书法，程端礼规划读书日程，将所读之书及读书之法细细列出，其实皆事出有因：首先，宋代以来，雕版印刷技术已广泛应用，图书品种与数量迅速增加，读书人得书较为容易，然读何书以及如何读书，已成为问题。朱子云：“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在朱子的眼中，世间之书鱼龙混杂，真伪并存，故须加区分，分别轻重，以护持义理。如何区分，如何护持，程端礼的“日程”试图建立规条，而这一规条在清代被政府的教育系统及士人自修广泛采用。细密的规条，成为正统思想核心地位建立的粘合剂。其次，自科举兴，读书风气发生转变。朱子、程端礼皆有相关论说，即只求“速化”，不循正轨；这种风气到清代，更引起官方、民间的忧虑。方苞云：“自科举之学兴，而记诵词章亦益陋矣。盖自束发受书，固日微科举，吾无事于学也。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科举之知。及其既得，则以为学之事终，而自是可以慰吾学之勤，享吾学之报矣。”科举严重影响士子读书的范围和心态，《读书分年日程》的出现及其在清代的多次刊刻，主要目的在于救举业之弊；同时又有对“百家”、“二氏”之学的排斥意图。读经典计算字数，清代士人屡屡论及，此法多与《读书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将经典化整为零，以缓解习业者的畏难情绪，追求有根柢的学问。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