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之轻”的对话
——“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
关于昆德拉作品的翻译，韩少功和许钧两位译者各有说法
１９８７年，作家出版社推出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昆德拉的名作——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这位捷克作家正式带到了中国读者面前，并使昆德拉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１６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获昆德拉授权，再次翻译出版昆德拉作品，中国又一次掀起收藏、阅读昆德拉的热潮——据介绍，目前已翻译出版的昆德拉的７部书，短短几个月，累计印数便已达７９万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教授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他对该书书名的另译，更是引起了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广泛争论。是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还是许钧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准确？可谓众说纷纭。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这两位译者，于是，就有了他们这场关于“生命之轻”的对话——
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对原文作了一些删节？
韩少功：只能说大体完整，但删掉了整个一节，不是一章，是一章中的一节。还删掉了一些敏感的语句。当时这本书在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请示国家外交部门以后，只能这样做。有些性描写也不符合当时的出版审查标准。最后，还有一些错印。我们后来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译本，包括改正了初版中的匆忙出手留下的一些错译。可惜内地读者一般看不到。这个译本在海外一直卖得很好，超过了这段时期内同一本书的其他译本。
许钧：删节是可怕的事情，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不完整的东西，不完整就有可能造成误读。昆德拉的作品来中国十几年了，我读了法文本，也非常认真地读了韩少功先生的译本，也读了很多对昆德拉的介绍和评论。作为一个翻译，一切都要从文学、文本出发来把握作品。如果没有文字的真实性，所有的尝试都只能是主观性的。翻译家是个特殊的读者，一方面，他有自己理解与阅读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把文本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混淆在一起。这就要求他对原来的文本有足够的阅读理解，从文本出发，准确地根据作家的意图、文本的意义来翻译。文学翻译是历史的奇遇，也是灵魂的交融和沟通。要翻译一部书，首先要与原作者有共鸣，然后把他的声音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对罗曼·罗兰有一种深刻的理解。
您认为译作与原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您理解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
韩少功：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在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环境里进行创造。翻译任何书都是一样的。前人说过，翻译不是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而是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意思是说：翻译不是原产，是再造。
许钧：我理解中的昆德拉对哲学具有深刻的思考，并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有对小说技巧的革新，而且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昆德拉在中国很“热”。现在，政治、历史条件都变化了，为什么昆德拉依然很“热”？
韩少功：昆德拉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家，也是个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似乎受到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他在中国上世纪９０年代风行一时，恐怕有多种原因。其中他对集权政治的反思，对于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感到比较贴近和亲切。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许钧：不同时代对一个作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昆德拉也被多重理解了。比如他对哲学问题、生命问题的看法，放在小说中来讨论，是一种新的尝试；他叙述的方式有很多革新，比如音乐与文字相结合。董强在《读书》上发表的《昆德拉的欧洲之旅》一文，非常明确地说昆德拉以小说的杠杆抬起来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这种多种角度阅读的可能性，正好表明了昆德拉本身的重要价值。整个２０世纪，从国外介绍到中国的小说家中，没有一个像昆德拉这样具有如此多的可能性。多种可能性构成了他作品中多个层次的力量。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诗意与哲学的结合，音乐、宗教以及小说技巧的结合，赋予小说极大的丰富性。
您翻译的作品自己是否满意？有没有什么遗憾？
韩少功：像自己的创作一样，任何翻译也都会有遗憾的吧？文学是没有完美和止境的。
许钧：十几年来，全世界有很多昆德作品的译本，也有很多对他的不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个积累的过程。像电影一样，翻译也是遗憾的艺术，比如对于有些字词、句子结构前后的把握，还有文字艺术等方面的探索是永远的课题，它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就会有遗憾。我希望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些同行也能提出意见，这样我就会去修改。这种遗憾不仅是我的，它也是所有翻艺术的遗憾，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您是出于什么考虑翻译这本书的？翻译中您最注重什么？
韩少功：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本小说写得好，眼界和技巧都有过人之处。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是有启发的。这就是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翻译中，我比较看重昆德拉的哲学思辨和文体变化能力，他对政治和性的思考及其表达，倒是让我觉得一般，甚至也有牵强附会之弊。我在法国看过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我发现电影将书中整整一章割掉了，结果哲学性被削弱，冷战政治色彩加强。我想昆德拉先生对这种改编应该是很不满意的。
许钧：翻译作为艺术，要以“信”为本，求真求美，这是我的原则。翻译不是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艺术的再创造。翻译既有对其本身的要求，比如对两种语言的深刻把握，又有对出发语（原文）与目的语（中文）之间的把握。
这两次翻译的书名不一样，韩少功的译本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本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你们分别是出于什么考虑？
韩少功：Ｂｅｉｎｇ是形而上的中心词，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是”……前人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也参照此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这些译法都不确切。Ｂｅｉｎｇ的确切意思为“是”。若按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中国人当然不习惯这样说话，尤其不怎么关切这个“是”字。
许钧：这部小说名无论英文还是法文本，都是所有格，就是“生命之轻”，“生命”是修饰“轻”的，
“中”与“的”之间是有差异的。比如“生命的长与短”与“生命中的长与短”之间的差异，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法文的表述，我认为是“生命的轻”而不是“生命中的轻”。当然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传统，读者对文字意义的接受有不同。书名的翻译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在阅读作品本身之后，才会对名字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名字不同，给大家提供的阅读可能性也会不同。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真正的流传，在于广大读者本身，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意味着作者的死去，但它在读者的阅读中复活。
韩少功说过，“我们力求原创作品彰显独立精神还原文字之美”，“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那么你们各自理解的昆德拉是什么样的？如今许钧的重译本与当年韩少功的译本到底有什么区别？
韩少功：许钧先生最近给我来电话，要把他的译作赠送一本给我，但我还没有收到，因此无法进行比较。他是有经验的法文专家，我相信他会译好。当然，他是从法译本再译的，会受到法译者的影响，正像我也会受到英译者的影响一样。
许钧：不同的是：第一，我依据的版本不同。韩少功依据的是英译本，而我则是从法文译过来的；第二，历史、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等为我们提供的可能性和自由空间不同。韩少功译得比我早，在那个时候为他提供的自由度不多；第三，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表达是不一样的。比如句子节奏、音韵的把握上都有差别。有了不同的版本，大家才可以去比较，才会有多种体验的可能性。
关于“生命之轻”的对话
——“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
关于昆德拉作品的翻译，韩少功和许钧两位译者各有说法
１９８７年，作家出版社推出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昆德拉的名作——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这位捷克作家正式带到了中国读者面前，并使昆德拉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１６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获昆德拉授权，再次翻译出版昆德拉作品，中国又一次掀起收藏、阅读昆德拉的热潮——据介绍，目前已翻译出版的昆德拉的７部书，短短几个月，累计印数便已达７９万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教授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他对该书书名的另译，更是引起了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广泛争论。是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还是许钧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准确？可谓众说纷纭。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这两位译者，于是，就有了他们这场关于“生命之轻”的对话——
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对原文作了一些删节？
韩少功：只能说大体完整，但删掉了整个一节，不是一章，是一章中的一节。还删掉了一些敏感的语句。当时这本书在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请示国家外交部门以后，只能这样做。有些性描写也不符合当时的出版审查标准。最后，还有一些错印。我们后来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译本，包括改正了初版中的匆忙出手留下的一些错译。可惜内地读者一般看不到。这个译本在海外一直卖得很好，超过了这段时期内同一本书的其他译本。
许钧：删节是可怕的事情，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不完整的东西，不完整就有可能造成误读。昆德拉的作品来中国十几年了，我读了法文本，也非常认真地读了韩少功先生的译本，也读了很多对昆德拉的介绍和评论。作为一个翻译，一切都要从文学、文本出发来把握作品。如果没有文字的真实性，所有的尝试都只能是主观性的。翻译家是个特殊的读者，一方面，他有自己理解与阅读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把文本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混淆在一起。这就要求他对原来的文本有足够的阅读理解，从文本出发，准确地根据作家的意图、文本的意义来翻译。文学翻译是历史的奇遇，也是灵魂的交融和沟通。要翻译一部书，首先要与原作者有共鸣，然后把他的声音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对罗曼·罗兰有一种深刻的理解。
您认为译作与原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您理解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
韩少功：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在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环境里进行创造。翻译任何书都是一样的。前人说过，翻译不是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而是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意思是说：翻译不是原产，是再造。
许钧：我理解中的昆德拉对哲学具有深刻的思考，并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有对小说技巧的革新，而且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昆德拉在中国很“热”。现在，政治、历史条件都变化了，为什么昆德拉依然很“热”？
韩少功：昆德拉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家，也是个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似乎受到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他在中国上世纪９０年代风行一时，恐怕有多种原因。其中他对集权政治的反思，对于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感到比较贴近和亲切。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许钧：不同时代对一个作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昆德拉也被多重理解了。比如他对哲学问题、生命问题的看法，放在小说中来讨论，是一种新的尝试；他叙述的方式有很多革新，比如音乐与文字相结合。董强在《读书》上发表的《昆德拉的欧洲之旅》一文，非常明确地说昆德拉以小说的杠杆抬起来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这种多种角度阅读的可能性，正好表明了昆德拉本身的重要价值。整个２０世纪，从国外介绍到中国的小说家中，没有一个像昆德拉这样具有如此多的可能性。多种可能性构成了他作品中多个层次的力量。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诗意与哲学的结合，音乐、宗教以及小说技巧的结合，赋予小说极大的丰富性。
您翻译的作品自己是否满意？有没有什么遗憾？
韩少功：像自己的创作一样，任何翻译也都会有遗憾的吧？文学是没有完美和止境的。
许钧：十几年来，全世界有很多昆德作品的译本，也有很多对他的不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个积累的过程。像电影一样，翻译也是遗憾的艺术，比如对于有些字词、句子结构前后的把握，还有文字艺术等方面的探索是永远的课题，它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就会有遗憾。我希望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些同行也能提出意见，这样我就会去修改。这种遗憾不仅是我的，它也是所有翻艺术的遗憾，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您是出于什么考虑翻译这本书的？翻译中您最注重什么？
韩少功：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本小说写得好，眼界和技巧都有过人之处。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是有启发的。这就是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翻译中，我比较看重昆德拉的哲学思辨和文体变化能力，他对政治和性的思考及其表达，倒是让我觉得一般，甚至也有牵强附会之弊。我在法国看过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我发现电影将书中整整一章割掉了，结果哲学性被削弱，冷战政治色彩加强。我想昆德拉先生对这种改编应该是很不满意的。
许钧：翻译作为艺术，要以“信”为本，求真求美，这是我的原则。翻译不是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艺术的再创造。翻译既有对其本身的要求，比如对两种语言的深刻把握，又有对出发语（原文）与目的语（中文）之间的把握。
这两次翻译的书名不一样，韩少功的译本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本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你们分别是出于什么考虑？
韩少功：Ｂｅｉｎｇ是形而上的中心词，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是”……前人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也参照此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这些译法都不确切。Ｂｅｉｎｇ的确切意思为“是”。若按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中国人当然不习惯这样说话，尤其不怎么关切这个“是”字。
许钧：这部小说名无论英文还是法文本，都是所有格，就是“生命之轻”，“生命”是修饰“轻”的，
“中”与“的”之间是有差异的。比如“生命的长与短”与“生命中的长与短”之间的差异，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法文的表述，我认为是“生命的轻”而不是“生命中的轻”。当然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传统，读者对文字意义的接受有不同。书名的翻译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在阅读作品本身之后，才会对名字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名字不同，给大家提供的阅读可能性也会不同。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真正的流传，在于广大读者本身，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意味着作者的死去，但它在读者的阅读中复活。
韩少功说过，“我们力求原创作品彰显独立精神还原文字之美”，“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那么你们各自理解的昆德拉是什么样的？如今许钧的重译本与当年韩少功的译本到底有什么区别？
韩少功：许钧先生最近给我来电话，要把他的译作赠送一本给我，但我还没有收到，因此无法进行比较。他是有经验的法文专家，我相信他会译好。当然，他是从法译本再译的，会受到法译者的影响，正像我也会受到英译者的影响一样。
许钧：不同的是：第一，我依据的版本不同。韩少功依据的是英译本，而我则是从法文译过来的；第二，历史、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等为我们提供的可能性和自由空间不同。韩少功译得比我早，在那个时候为他提供的自由度不多；第三，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表达是不一样的。比如句子节奏、音韵的把握上都有差别。有了不同的版本，大家才可以去比较，才会有多种体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