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

还是在五十年代,一批苏联哲学专家来到中国传授马列主义。不仅我们这些哲学系的学

生要去聆听教导,而且连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华等老教授也要去接受教育。就是从这

些苏联专家口中,中国人首次听说俄国伟大的哲学家和光辉的俄罗斯哲学史,知道了俄国从

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在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愈

益壮大,终于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主流。布尔什维克正是继承了俄国的唯物主义传统,将其与

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经过几近半个世纪

的宣传—怀疑—揭露—探索,我们终于明白:这一些说法有很大的水分,尤其是关于俄罗斯

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的说法简直是不能成立的。这几年接触到过去被苏联禁止发行与阅读的

不少书籍(其中许多已被介绍到我国)的朋友都大呼上了苏联专家的当,原来俄国哲学发生

发展的历史是另一种样子,原来俄罗斯哲学史有其自身极为独特的、非日丹诺夫的唯物唯心

斗争的公式所能概括的、与西方或东方哲学发展所不同的特点。 一 与希腊不同,也与中国

和印度不同,俄罗斯哲学的出现甚晚。过去苏联为了吹嘘自己的文化悠久,常常把俄国的哲

学发生的时间推前到十一、二世纪。究其手法,大致有二:一是将当时并非俄罗斯所属,但

后来并入俄罗斯以至苏联版图的地区,都看作俄国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地区,这样,就很容易

地将俄国哲学的发生推前好多年。比如,在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

“苏联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中,竟然将十—十一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

列入其中。二是在前人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煞费苦心地从中寻找哲学语言,用以证明哲学的

产生和存在。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看看这些书,就可以知道这种做法的荒谬了。原来这些书

籍都是些宗教用书,如圣经注释、祈祷文、宣道书以及教义争论等等。敦尼克等的《哲学史》

说,这些东西反映了僧侣的世界观,以为说了“世界观”三个字,就能列入哲学之中,难道

不是笑话。实际上,宗教本身自然也是一种世界观,但那并不能说就是哲学,而只能说是宗

教,顶多能说是神学。如果说到哲学的发生,那么至少它要有自己的独立形态。敦氏《哲学

史》在此问题上是极不严肃的,按照它的说法,当人类喊出“啊,天哪!”的时候,哲学就诞

生了。 严格地根据俄国真实的历史演变,也严格地根据哲学本身的要求,俄国的哲学发生自

何时呢?按照著名的俄国哲学史家弗洛罗夫斯基(1893—1979)的说法,俄国的文化史自罗

斯受洗开始,在此以前的文化是多神教的文化,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但是罗斯受洗

之后,大量涌入的是拜占庭文化,这种文化并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而只能是少数人的

高雅文化,大多数平民甚至仍然留恋多神教文化—粗俗文化。前者虽然高雅,但却是一元化

的;后者虽然粗俗,但却是多元化的,因而也是涵有较多自由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这样两

种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不过,由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是官方所推崇的,

因而它很快就占了主导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俄罗斯东正教的神学。这种神学还不就

是哲学,因为它依附于宗教,为宗教服务,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才逐

渐出现了独立的哲学。(参阅弗氏《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章,巴黎,俄文版,1937)而

别尔嘉耶夫和洛斯基则将俄国哲学的诞生期推得更晚。别氏认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纲领

是由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第一次提出的------他们彻底宣告抽象哲学的终结,并竭力

追求完整的知识。通过克服黑格尔哲学而从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向具体的唯心主义。索洛维约

夫继续了这条路线,并写出了体现自己哲学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中译本,157—158页)

洛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哲学思想系统发展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19世纪。------独立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开始形成,其起点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

基和霍米来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部分实现从基列耶夫

斯基和霍米来科夫思想的精神出发创建基督教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人,他的继承者是一大批哲

学家。”(《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6-7页)[!--empirenews.page--]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还是一个甚为艰难的任务,必须深入俄罗斯古代文献之中,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

起码可以确定,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出现是较晚的。 二 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

特点是:自神学而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与宗教神学关系极为密切,

甚至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对神学的前提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探究,因而主要内容是

宗教哲学。从其代表人物来说,虽然大部分人并非宗教神职人员,而是些自由思想家,但由

于俄国深厚的宗教传统以及他们所受的神学教育,所以宗教问题及神学前提常常成为他们思

考的起点,并由此升华为哲学。从其产生过程来说,在东正教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下,独立

的俄罗斯哲学迟迟冲不出思想的牢笼;当自由意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脱离神学而

独立,但又明显地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一种意识形态实行

思想专政时,要想冲破这种统治,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远离这种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重

大问题,而只能是这些问题。就像我们这里前些年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时那样。(当时,首当其

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而不可能深入于人道主义本身的诸多问题。) 由于东

正教被定为国教,在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成为统治力量,所以,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文

化主要是宗教文化。自从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文字和书

面文化便在罗斯得到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

化史纲》,中译本,1994,第19页)。十一世纪,在诺夫哥罗德创办了第一所可容纳300人的

学校,这主要是为神职人员子弟设立的,以使他们继续为宗教服务。到十四—十五世纪,虽

然有一些小型的教人识字的私塾出现,但是由神职人员办的,教师也都是神甫等;“教材”不

过是圣经、祈祷文之类。到了十六世纪,仍然如此,只不过规模比过去大了:“识字教育由专

门的‘教书先生’来做。一些私塾往往养着一批教书先生。这些私塾有时设在修道院里或教

堂中,由修道士或神甫任教师。有时非教徒也开办私塾,甚至农村也有。孩子从七岁起认字,

而且数人同时学习。课本是手抄的,孩子开始时先学字母,再学音节,初步掌握语法。学生

在学习的第二阶段要背熟日课经,还要学会写字。学习结业就是学会念圣经诗。”(同上书,

第139页)一直到十七世纪,正规的初等学校教育仍未建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识字这种文化

普及工作大体统一起来,编写了统一的识字课本、语法书、乘法表,此外的重要教材就是赞

美诗、日课经和教堂礼拜用书。更高等的教育则是由修道院创办的,如1665年在莫斯科巴斯

基修道院开办的“语法学校”;1867年根据西尔维斯特.梅德维杰夫的建议创办的“斯拉夫—

希腊—拉丁文学校”(后改为学院,再后则成为俄国神学院。这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可

见,长期以来,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宗教。从这几个世纪的印刷事业也可看出宗教在精神领域

的统治,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

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经》等)学会读和写的。” (同上书,第143页)直

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为了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彼得在俄国设立了

一批军事学校、一批职业技校学校,大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术,培养科

技人才和军事人才。但是在人文领域,他仍坚持东正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培养有文化的神职

人员,下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这所学院成了高级神学

院。初级的神学教育则在教会学校进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是培养专职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

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发轫。”(同上书,第201页)直到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才设立了

俄国世俗学校中第一个哲学系。(当然,当时哲学系的重点课程仍然是宗教神学)以上这些情

况充分说明东正教对于教育的长期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很难出现具有独立性的哲学。 当

然,在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学校特别是修道院中都设有哲学课,甚至设有哲学教研室,研习从

拜占庭传来的经院哲学,研修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是,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宗教体验的。在

很长时期里神甫和修道士们从事的工作是翻译,即使很著名的学者的著作也不过是希腊或罗

马或拜占庭的学者著作的注释、编篡以至汇编。如十三世纪的佩切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是《圣

僧传》《、详解帕里亚书》《反犹太人辩论汇编》、等;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洛斯基(1439—1515)

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的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

14页),因为整本书几乎全部由一系列摘录和证据构成。至于约瑟夫派的另一创始人、著名

的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也“和约瑟夫的《启蒙者》

一样,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同上书,

第16页)直到十六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据俄国学者研究,“在十六世纪,希腊的史料

开始被自己的、古代俄国的史料所代替。”(转引自《俄罗斯神学之路》,第21页)而十六世

纪发表的《百项决议集》则完全没有提到希腊人的榜样问题,当时摆脱希腊人的影响成了主

要的宗教和文化心理。不少神职人员致力于斯拉夫语的、独立于希腊罗马传统和拜占庭传统

的俄国神学。几个世纪以来,在宗教内部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

的宗教派别的对立,如约瑟夫派与禁欲派、改革派与旧礼仪派(亦称分裂派)、合并教派与反

合并教派;等等。东正教神学的相当部分的内容就是阐述不同派别的观点的。另外,它的重

点就是:以圣经和东正教教义为前提和依据,对东正教的信仰内容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

东正教神学研究主要是由神学院和修道院的教师和修士从事的。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

尽管在人文思想上的管制仍然很严,但西方近代的先进哲学还是迅速地传入俄罗斯。这种哲

学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俄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伏尔泰成了他们的偶像,连叶卡捷琳娜二

世都以结交伏尔泰为荣。在专制制度的精神高压下,这种自由精神就像闪电一样冲破了沉沉

黑夜,使俄罗斯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就哲学来说,这种自由精神是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诞生

的催生剂。从此,俄国哲学便勇敢地冲破宗教神学的制约,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俄罗斯

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莫斯科大学设置哲学系后,不论它的课程如何受到东正教及其教义的

限制,但它究竟在神学统治下开了一扇门,使西欧的先进哲学得以潜入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的创办人罗蒙诺索夫及一批哲学教授有了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思想比较解放,出现了与官

方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罗氏本人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很深影响,《俄国文化史纲》评价

他说:“罗蒙诺索夫的总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罗蒙诺索夫相信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

诚然,对于物质运动引起的物理现象,他还只能机械地理解。罗蒙诺索夫的认识论接近十八

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他认为,经验和思维乃是认识的基础。思维是总结经验所必需

的,经验离开总结便失去认识的意义。一切自然都是可知的,不存在人不可认识的现象。”(见

该书,第226页)这里所以引了这么多话,是因为这是我见到的对罗氏哲学观点最为实事求

是的评价,而苏联大多出版物都是任意吹嘘,把罗氏说成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上述可以说

明,尽管当时俄国有一批学者受到西欧先进哲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超越西欧哲学的创造,

他们只是受到影响和进行传播而已。因而,还不能认为他们开始创造了独立的俄罗斯哲学,

更不能认为俄罗斯哲学已经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empirenews.page--] 独立的俄罗斯

哲学的诞生,既要具有自由的精神,能够冲破东正教神学的束缚,又不可能离开俄国精神文

化的基础。只是单纯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大地上扎根的。这样,真正独立

的俄罗斯哲学便只可能在既有深厚的东正教神学基础,又受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教育和哲学教

育、具有自由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学者手上诞生。不论是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神学之路》、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还是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它们所肯定的俄罗斯哲学的创始

人,都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哲学上也就谋求既保留东正教神学的精髓,又从时

代的高度改造东正教神学,创造出一种既高于现有的东正教神学又高于当时的西欧哲学的新

的哲学。他们既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

古典哲学,他们力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起来,将信仰与理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整体性”

的哲学。在这点上,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的话极具代表性。他说,他们的哲学虽然

以教父的著作为发源地,但它是“与科学的现代状况相适应、与现代理性的要求和问题相一

致”的学说。当其发展到高峰时将可消除“理性与信仰、内心信念与外在生活之间的病态的

矛盾”,“填补本应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被分裂之后所出现的真空,在人的头脑里确立起精

神真理,把它看成是对自然真理的统治,并用它与精神真理的正确关系把自然真理加以提升,

最后把这两种真理结合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转引自《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16—17

页)这样的思想后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就沿着这样的传统发展起来。

三 既然俄罗斯哲学力图既继承又超越东正教神学和西欧哲学,它就不能不具有内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说,这与俄国的特

殊地理位置及特殊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俄罗斯精神所具

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

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

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

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俄罗斯思想》,第2页)就俄罗斯哲学来

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其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俄国哲学既然从神

学中生,它就必然带有俄国东正教神学的特点。俄国东正教神学恰恰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碰撞中诞生和发展的。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希腊—拜占庭文化,而西方文化则

是指罗马—拉丁文化。众所周知,在罗斯受洗之后,俄国主要接受的是希腊—拜占庭文化。

当然,罗马—拉丁文化也在不时地对俄罗斯进行渗透。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

(1841—1911)在其《俄国史教程》中说:“十世纪时从拜占庭传来了基督教,随同也来了神

职人员,传来了基督教的书籍、法律、祈祷仪式、圣像画术、声乐与传教术。这些物质与精

神财富流到罗斯,流入基辅,其大动脉是第聂伯河”。那时的王公贵族并不是只吸收拜占庭文

化,他们对罗马文化也取欢迎态度。克氏说,他们“甚至在学校设置希腊语、拉丁语课程,

尊重来自希腊与西欧的学者[!--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下一

页 。”(《俄国史教程》第一卷,中译本,第270

页)不过,由于基督教东西教派的关系异常紧张,所以拜占庭的神甫与罗马的神甫并不能和

平相处,东西方的教会更把争夺俄罗斯当作重要战略,这样也就逐渐引发了俄国内部不同派

别之产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西方派与东方派(即斯拉夫派)的大争论,事实上早在

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例如,“在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的著名争论中,我们

发现这实质上是新东西和旧东西的冲突,是拉丁系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冲突。”(《俄罗斯神学之

路》,第23页)在约瑟夫主教的身上,有许多非拜占庭的文化因素。如他把沙皇也包括在“神

的仆役”的系统之内,认为沙皇也要受法律约束,也只有在圣训的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权力。

甚至认为对于“非正义的”也即是与上帝不保持一致的沙皇根本不应当服从,因为这样的沙

皇根本不是沙皇,而是折磨者;不是神的仆人,而是魔鬼。这种说法有违于东正教的传统,

倒是与罗马天主教的主张相近。不仅如此,约瑟夫派还主张入世,关心现实的人类苦难,举

办慈善事业等等。禁欲派则主张隐遁的、孤独的苦行和精神的修行,克服俗世的偏心及恋世,

他们更多地保持和继承了拜占庭文化即东正教的传统。再如,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合并

教派与反合并教派的争论,更是一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当时,俄罗斯西部教会有

一股潮流,一些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神职人员不断揭露拜占庭文化的缺陷,公开主张与罗

马教会和解,甚至说“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希腊人的保护之下”,罗马教会那里有“真理的清

泉”。这股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合并教派。另一些神职人员则在“护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形成反合并教派。他们认为,教会合并就意味着自动纳入西方的传统,这正是宗教文化上的

西方派。要战胜合并教派,只能依靠对拜占庭的教父学传统的信守和忠贞不渝。“十六世纪末

十七世纪初东正教的奋斗者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48页) 十

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更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面对

旧俄的黑暗状况,这两派都在寻找俄国的出路,这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斯拉夫派认为,俄

国可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工业公社,从而走向现代化;西方派则认为,社会发展有其普遍的

规律,俄国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只能按照西方发展的道路前进。在政治上“斯拉夫

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

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

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姚海:《俄

罗斯文化之路》,浙江,1992,第32—133页)所以,实质上,他们与西方派一样,并非沙皇

政府的帮凶,而是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正好证明了西方文化对俄

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正是在这次大争论中诞生的。当时,俄国知识界已

经受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很大影响,接着德国古典哲学又以更强劲的

力量传入,它使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下子吸收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但是,这些哲学与

俄罗斯的神学传统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由这种冲突引发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在哲学

上的分歧。一般地说,西方派比较轻视宗教和神学,而颇为重视西欧的哲学,认为它才是先

进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哲学上并非始终如一地认同某种哲学,像别林斯基甚至在不同的哲学

观点之间变来变去,但对西欧哲学的推崇却是一贯的和一致的。赫尔岑说过,俄国所有的一

切只是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本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

地基而已。”(《往事与随想》中册,中译本,第1**页)他们把西欧哲学直接服务于反对专制

制度的政治斗争,正像赫尔岑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不过,就学理而言,

西方派并没有什么创造,他们并没有创立一种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相反,斯拉夫派固然有一

定的保守倾向,但他们却由于尊重俄罗斯的传统,因而能够在吸收西方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

造出新的哲学。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守倾向,并非是在保护旧制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

在与西方派的激进倾向比较的意义上说的。就实质而言,斯拉夫派也是改革派。后来,赫尔

岑在纪念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阿克萨科夫的文章中说道:“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

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注:古罗马神话中的

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警钟》,

第90期)别尔嘉耶夫非常有趣但又非常中肯地谈到两派的异同:“两派都热爱自由,两派都

热爱俄罗斯,但是斯拉夫主义者把她当作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作孩子。(”《俄罗斯思想》,

第38页)斯拉夫派的哲学家并非传统体制内的、为政府和教会服务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由

世俗学校毕业的,是自由思想家。尽管他们创立的俄罗斯哲学是宗教哲学,但他们对教会与

对国家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都要进行认真的改革,因而他们的哲学并不被政府和教会所认

可,反而遭到官方的迫害。他们运用西欧的进步哲学来审视传统的俄罗斯神学,力求在综合

二者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独特的俄国哲学。因此,他们认为西方派那种轻视俄国传统的

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单纯地吸取外国文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独特的本民族文化的,因

为失去了本民族的基石。这正是西方派没能创造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缘由。一般地说,在

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派别,容易对传统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对继承传统的东西。这

样的态度虽然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却使自己失去了民族的根基。

[!--empirenews.page--]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被人为地从俄罗斯

大地驱逐出去。1922年5月,列宁致函捷尔仁斯基,批示经过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

“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列宁文稿》第10卷,中译本,1988,第224页)。

8月,《真理报》刊登题为《第一次警告》的重要文章,指出知识分子中的某些阶层不愿归顺

苏维埃政权,断定在高等学校、出版界、哲学界、文艺界、医务界、农业界------甚至合作

社中,存在着反苏维埃活动的“据点”。同时宣布:“根据国家 政治保安局的决定”,知识分子中那些“积极反对革命”的人,“思想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

尔察克分子”,或者将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驱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将被驱逐出境。该文

声称采取驱逐手段是“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警告。”接着,苏维埃政权拟定了驱逐

160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单。1922年9月,俄罗斯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

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与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

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兹

沃雷津;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一起被永远逐出国门。在苏俄本土,接下来的是列宁主义的绝对统治。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只能成为一种“流亡哲学”,而在国外延续。这也可算是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吧。

还是在五十年代,一批苏联哲学专家来到中国传授马列主义。不仅我们这些哲学系的学

生要去聆听教导,而且连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华等老教授也要去接受教育。就是从这

些苏联专家口中,中国人首次听说俄国伟大的哲学家和光辉的俄罗斯哲学史,知道了俄国从

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在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愈

益壮大,终于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主流。布尔什维克正是继承了俄国的唯物主义传统,将其与

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经过几近半个世纪

的宣传—怀疑—揭露—探索,我们终于明白:这一些说法有很大的水分,尤其是关于俄罗斯

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的说法简直是不能成立的。这几年接触到过去被苏联禁止发行与阅读的

不少书籍(其中许多已被介绍到我国)的朋友都大呼上了苏联专家的当,原来俄国哲学发生

发展的历史是另一种样子,原来俄罗斯哲学史有其自身极为独特的、非日丹诺夫的唯物唯心

斗争的公式所能概括的、与西方或东方哲学发展所不同的特点。 一 与希腊不同,也与中国

和印度不同,俄罗斯哲学的出现甚晚。过去苏联为了吹嘘自己的文化悠久,常常把俄国的哲

学发生的时间推前到十一、二世纪。究其手法,大致有二:一是将当时并非俄罗斯所属,但

后来并入俄罗斯以至苏联版图的地区,都看作俄国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地区,这样,就很容易

地将俄国哲学的发生推前好多年。比如,在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

“苏联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中,竟然将十—十一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

列入其中。二是在前人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煞费苦心地从中寻找哲学语言,用以证明哲学的

产生和存在。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看看这些书,就可以知道这种做法的荒谬了。原来这些书

籍都是些宗教用书,如圣经注释、祈祷文、宣道书以及教义争论等等。敦尼克等的《哲学史》

说,这些东西反映了僧侣的世界观,以为说了“世界观”三个字,就能列入哲学之中,难道

不是笑话。实际上,宗教本身自然也是一种世界观,但那并不能说就是哲学,而只能说是宗

教,顶多能说是神学。如果说到哲学的发生,那么至少它要有自己的独立形态。敦氏《哲学

史》在此问题上是极不严肃的,按照它的说法,当人类喊出“啊,天哪!”的时候,哲学就诞

生了。 严格地根据俄国真实的历史演变,也严格地根据哲学本身的要求,俄国的哲学发生自

何时呢?按照著名的俄国哲学史家弗洛罗夫斯基(1893—1979)的说法,俄国的文化史自罗

斯受洗开始,在此以前的文化是多神教的文化,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但是罗斯受洗

之后,大量涌入的是拜占庭文化,这种文化并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而只能是少数人的

高雅文化,大多数平民甚至仍然留恋多神教文化—粗俗文化。前者虽然高雅,但却是一元化

的;后者虽然粗俗,但却是多元化的,因而也是涵有较多自由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这样两

种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不过,由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是官方所推崇的,

因而它很快就占了主导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俄罗斯东正教的神学。这种神学还不就

是哲学,因为它依附于宗教,为宗教服务,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才逐

渐出现了独立的哲学。(参阅弗氏《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章,巴黎,俄文版,1937)而

别尔嘉耶夫和洛斯基则将俄国哲学的诞生期推得更晚。别氏认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纲领

是由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第一次提出的------他们彻底宣告抽象哲学的终结,并竭力

追求完整的知识。通过克服黑格尔哲学而从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向具体的唯心主义。索洛维约

夫继续了这条路线,并写出了体现自己哲学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中译本,157—158页)

洛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哲学思想系统发展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19世纪。------独立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开始形成,其起点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

基和霍米来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部分实现从基列耶夫

斯基和霍米来科夫思想的精神出发创建基督教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人,他的继承者是一大批哲

学家。”(《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6-7页)[!--empirenews.page--]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还是一个甚为艰难的任务,必须深入俄罗斯古代文献之中,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

起码可以确定,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出现是较晚的。 二 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

特点是:自神学而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与宗教神学关系极为密切,

甚至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对神学的前提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探究,因而主要内容是

宗教哲学。从其代表人物来说,虽然大部分人并非宗教神职人员,而是些自由思想家,但由

于俄国深厚的宗教传统以及他们所受的神学教育,所以宗教问题及神学前提常常成为他们思

考的起点,并由此升华为哲学。从其产生过程来说,在东正教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下,独立

的俄罗斯哲学迟迟冲不出思想的牢笼;当自由意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脱离神学而

独立,但又明显地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一种意识形态实行

思想专政时,要想冲破这种统治,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远离这种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重

大问题,而只能是这些问题。就像我们这里前些年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时那样。(当时,首当其

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而不可能深入于人道主义本身的诸多问题。) 由于东

正教被定为国教,在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成为统治力量,所以,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文

化主要是宗教文化。自从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文字和书

面文化便在罗斯得到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

化史纲》,中译本,1994,第19页)。十一世纪,在诺夫哥罗德创办了第一所可容纳300人的

学校,这主要是为神职人员子弟设立的,以使他们继续为宗教服务。到十四—十五世纪,虽

然有一些小型的教人识字的私塾出现,但是由神职人员办的,教师也都是神甫等;“教材”不

过是圣经、祈祷文之类。到了十六世纪,仍然如此,只不过规模比过去大了:“识字教育由专

门的‘教书先生’来做。一些私塾往往养着一批教书先生。这些私塾有时设在修道院里或教

堂中,由修道士或神甫任教师。有时非教徒也开办私塾,甚至农村也有。孩子从七岁起认字,

而且数人同时学习。课本是手抄的,孩子开始时先学字母,再学音节,初步掌握语法。学生

在学习的第二阶段要背熟日课经,还要学会写字。学习结业就是学会念圣经诗。”(同上书,

第139页)一直到十七世纪,正规的初等学校教育仍未建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识字这种文化

普及工作大体统一起来,编写了统一的识字课本、语法书、乘法表,此外的重要教材就是赞

美诗、日课经和教堂礼拜用书。更高等的教育则是由修道院创办的,如1665年在莫斯科巴斯

基修道院开办的“语法学校”;1867年根据西尔维斯特.梅德维杰夫的建议创办的“斯拉夫—

希腊—拉丁文学校”(后改为学院,再后则成为俄国神学院。这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可

见,长期以来,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宗教。从这几个世纪的印刷事业也可看出宗教在精神领域

的统治,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

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经》等)学会读和写的。” (同上书,第143页)直

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为了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彼得在俄国设立了

一批军事学校、一批职业技校学校,大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术,培养科

技人才和军事人才。但是在人文领域,他仍坚持东正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培养有文化的神职

人员,下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这所学院成了高级神学

院。初级的神学教育则在教会学校进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是培养专职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

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发轫。”(同上书,第201页)直到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才设立了

俄国世俗学校中第一个哲学系。(当然,当时哲学系的重点课程仍然是宗教神学)以上这些情

况充分说明东正教对于教育的长期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很难出现具有独立性的哲学。 当

然,在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学校特别是修道院中都设有哲学课,甚至设有哲学教研室,研习从

拜占庭传来的经院哲学,研修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是,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宗教体验的。在

很长时期里神甫和修道士们从事的工作是翻译,即使很著名的学者的著作也不过是希腊或罗

马或拜占庭的学者著作的注释、编篡以至汇编。如十三世纪的佩切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是《圣

僧传》《、详解帕里亚书》《反犹太人辩论汇编》、等;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洛斯基(1439—1515)

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的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

14页),因为整本书几乎全部由一系列摘录和证据构成。至于约瑟夫派的另一创始人、著名

的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也“和约瑟夫的《启蒙者》

一样,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同上书,

第16页)直到十六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据俄国学者研究,“在十六世纪,希腊的史料

开始被自己的、古代俄国的史料所代替。”(转引自《俄罗斯神学之路》,第21页)而十六世

纪发表的《百项决议集》则完全没有提到希腊人的榜样问题,当时摆脱希腊人的影响成了主

要的宗教和文化心理。不少神职人员致力于斯拉夫语的、独立于希腊罗马传统和拜占庭传统

的俄国神学。几个世纪以来,在宗教内部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

的宗教派别的对立,如约瑟夫派与禁欲派、改革派与旧礼仪派(亦称分裂派)、合并教派与反

合并教派;等等。东正教神学的相当部分的内容就是阐述不同派别的观点的。另外,它的重

点就是:以圣经和东正教教义为前提和依据,对东正教的信仰内容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

东正教神学研究主要是由神学院和修道院的教师和修士从事的。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

尽管在人文思想上的管制仍然很严,但西方近代的先进哲学还是迅速地传入俄罗斯。这种哲

学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俄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伏尔泰成了他们的偶像,连叶卡捷琳娜二

世都以结交伏尔泰为荣。在专制制度的精神高压下,这种自由精神就像闪电一样冲破了沉沉

黑夜,使俄罗斯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就哲学来说,这种自由精神是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诞生

的催生剂。从此,俄国哲学便勇敢地冲破宗教神学的制约,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俄罗斯

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莫斯科大学设置哲学系后,不论它的课程如何受到东正教及其教义的

限制,但它究竟在神学统治下开了一扇门,使西欧的先进哲学得以潜入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的创办人罗蒙诺索夫及一批哲学教授有了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思想比较解放,出现了与官

方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罗氏本人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很深影响,《俄国文化史纲》评价

他说:“罗蒙诺索夫的总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罗蒙诺索夫相信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

诚然,对于物质运动引起的物理现象,他还只能机械地理解。罗蒙诺索夫的认识论接近十八

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他认为,经验和思维乃是认识的基础。思维是总结经验所必需

的,经验离开总结便失去认识的意义。一切自然都是可知的,不存在人不可认识的现象。”(见

该书,第226页)这里所以引了这么多话,是因为这是我见到的对罗氏哲学观点最为实事求

是的评价,而苏联大多出版物都是任意吹嘘,把罗氏说成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上述可以说

明,尽管当时俄国有一批学者受到西欧先进哲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超越西欧哲学的创造,

他们只是受到影响和进行传播而已。因而,还不能认为他们开始创造了独立的俄罗斯哲学,

更不能认为俄罗斯哲学已经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empirenews.page--] 独立的俄罗斯

哲学的诞生,既要具有自由的精神,能够冲破东正教神学的束缚,又不可能离开俄国精神文

化的基础。只是单纯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大地上扎根的。这样,真正独立

的俄罗斯哲学便只可能在既有深厚的东正教神学基础,又受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教育和哲学教

育、具有自由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学者手上诞生。不论是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神学之路》、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还是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它们所肯定的俄罗斯哲学的创始

人,都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哲学上也就谋求既保留东正教神学的精髓,又从时

代的高度改造东正教神学,创造出一种既高于现有的东正教神学又高于当时的西欧哲学的新

的哲学。他们既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

古典哲学,他们力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起来,将信仰与理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整体性”

的哲学。在这点上,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的话极具代表性。他说,他们的哲学虽然

以教父的著作为发源地,但它是“与科学的现代状况相适应、与现代理性的要求和问题相一

致”的学说。当其发展到高峰时将可消除“理性与信仰、内心信念与外在生活之间的病态的

矛盾”,“填补本应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被分裂之后所出现的真空,在人的头脑里确立起精

神真理,把它看成是对自然真理的统治,并用它与精神真理的正确关系把自然真理加以提升,

最后把这两种真理结合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转引自《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16—17

页)这样的思想后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就沿着这样的传统发展起来。

三 既然俄罗斯哲学力图既继承又超越东正教神学和西欧哲学,它就不能不具有内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说,这与俄国的特

殊地理位置及特殊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俄罗斯精神所具

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

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

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

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俄罗斯思想》,第2页)就俄罗斯哲学来

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其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俄国哲学既然从神

学中生,它就必然带有俄国东正教神学的特点。俄国东正教神学恰恰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碰撞中诞生和发展的。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希腊—拜占庭文化,而西方文化则

是指罗马—拉丁文化。众所周知,在罗斯受洗之后,俄国主要接受的是希腊—拜占庭文化。

当然,罗马—拉丁文化也在不时地对俄罗斯进行渗透。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

(1841—1911)在其《俄国史教程》中说:“十世纪时从拜占庭传来了基督教,随同也来了神

职人员,传来了基督教的书籍、法律、祈祷仪式、圣像画术、声乐与传教术。这些物质与精

神财富流到罗斯,流入基辅,其大动脉是第聂伯河”。那时的王公贵族并不是只吸收拜占庭文

化,他们对罗马文化也取欢迎态度。克氏说,他们“甚至在学校设置希腊语、拉丁语课程,

尊重来自希腊与西欧的学者[!--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下一

页 。”(《俄国史教程》第一卷,中译本,第270

页)不过,由于基督教东西教派的关系异常紧张,所以拜占庭的神甫与罗马的神甫并不能和

平相处,东西方的教会更把争夺俄罗斯当作重要战略,这样也就逐渐引发了俄国内部不同派

别之产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西方派与东方派(即斯拉夫派)的大争论,事实上早在

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例如,“在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的著名争论中,我们

发现这实质上是新东西和旧东西的冲突,是拉丁系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冲突。”(《俄罗斯神学之

路》,第23页)在约瑟夫主教的身上,有许多非拜占庭的文化因素。如他把沙皇也包括在“神

的仆役”的系统之内,认为沙皇也要受法律约束,也只有在圣训的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权力。

甚至认为对于“非正义的”也即是与上帝不保持一致的沙皇根本不应当服从,因为这样的沙

皇根本不是沙皇,而是折磨者;不是神的仆人,而是魔鬼。这种说法有违于东正教的传统,

倒是与罗马天主教的主张相近。不仅如此,约瑟夫派还主张入世,关心现实的人类苦难,举

办慈善事业等等。禁欲派则主张隐遁的、孤独的苦行和精神的修行,克服俗世的偏心及恋世,

他们更多地保持和继承了拜占庭文化即东正教的传统。再如,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合并

教派与反合并教派的争论,更是一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当时,俄罗斯西部教会有

一股潮流,一些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神职人员不断揭露拜占庭文化的缺陷,公开主张与罗

马教会和解,甚至说“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希腊人的保护之下”,罗马教会那里有“真理的清

泉”。这股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合并教派。另一些神职人员则在“护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形成反合并教派。他们认为,教会合并就意味着自动纳入西方的传统,这正是宗教文化上的

西方派。要战胜合并教派,只能依靠对拜占庭的教父学传统的信守和忠贞不渝。“十六世纪末

十七世纪初东正教的奋斗者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48页) 十

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更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面对

旧俄的黑暗状况,这两派都在寻找俄国的出路,这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斯拉夫派认为,俄

国可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工业公社,从而走向现代化;西方派则认为,社会发展有其普遍的

规律,俄国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只能按照西方发展的道路前进。在政治上“斯拉夫

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

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

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姚海:《俄

罗斯文化之路》,浙江,1992,第32—133页)所以,实质上,他们与西方派一样,并非沙皇

政府的帮凶,而是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正好证明了西方文化对俄

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正是在这次大争论中诞生的。当时,俄国知识界已

经受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很大影响,接着德国古典哲学又以更强劲的

力量传入,它使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下子吸收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但是,这些哲学与

俄罗斯的神学传统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由这种冲突引发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在哲学

上的分歧。一般地说,西方派比较轻视宗教和神学,而颇为重视西欧的哲学,认为它才是先

进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哲学上并非始终如一地认同某种哲学,像别林斯基甚至在不同的哲学

观点之间变来变去,但对西欧哲学的推崇却是一贯的和一致的。赫尔岑说过,俄国所有的一

切只是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本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

地基而已。”(《往事与随想》中册,中译本,第1**页)他们把西欧哲学直接服务于反对专制

制度的政治斗争,正像赫尔岑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不过,就学理而言,

西方派并没有什么创造,他们并没有创立一种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相反,斯拉夫派固然有一

定的保守倾向,但他们却由于尊重俄罗斯的传统,因而能够在吸收西方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

造出新的哲学。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守倾向,并非是在保护旧制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

在与西方派的激进倾向比较的意义上说的。就实质而言,斯拉夫派也是改革派。后来,赫尔

岑在纪念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阿克萨科夫的文章中说道:“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

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注:古罗马神话中的

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警钟》,

第90期)别尔嘉耶夫非常有趣但又非常中肯地谈到两派的异同:“两派都热爱自由,两派都

热爱俄罗斯,但是斯拉夫主义者把她当作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作孩子。(”《俄罗斯思想》,

第38页)斯拉夫派的哲学家并非传统体制内的、为政府和教会服务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由

世俗学校毕业的,是自由思想家。尽管他们创立的俄罗斯哲学是宗教哲学,但他们对教会与

对国家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都要进行认真的改革,因而他们的哲学并不被政府和教会所认

可,反而遭到官方的迫害。他们运用西欧的进步哲学来审视传统的俄罗斯神学,力求在综合

二者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独特的俄国哲学。因此,他们认为西方派那种轻视俄国传统的

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单纯地吸取外国文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独特的本民族文化的,因

为失去了本民族的基石。这正是西方派没能创造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缘由。一般地说,在

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派别,容易对传统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对继承传统的东西。这

样的态度虽然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却使自己失去了民族的根基。

[!--empirenews.page--]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被人为地从俄罗斯

大地驱逐出去。1922年5月,列宁致函捷尔仁斯基,批示经过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

“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列宁文稿》第10卷,中译本,1988,第224页)。

8月,《真理报》刊登题为《第一次警告》的重要文章,指出知识分子中的某些阶层不愿归顺

苏维埃政权,断定在高等学校、出版界、哲学界、文艺界、医务界、农业界------甚至合作

社中,存在着反苏维埃活动的“据点”。同时宣布:“根据国家 政治保安局的决定”,知识分子中那些“积极反对革命”的人,“思想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

尔察克分子”,或者将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驱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将被驱逐出境。该文

声称采取驱逐手段是“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警告。”接着,苏维埃政权拟定了驱逐

160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单。1922年9月,俄罗斯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

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与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

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兹

沃雷津;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一起被永远逐出国门。在苏俄本土,接下来的是列宁主义的绝对统治。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只能成为一种“流亡哲学”,而在国外延续。这也可算是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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