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西方生态哲学的新兴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在哲学层面发生了深刻的思想“碰撞”，二者的争论一直是生态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拒斥二元论的态度与深层生态学具有同一性，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包含父权观念。由于二者在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彼此的争论有助于二者之间找到相互发展完善的良好契机，这对现代生态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差异性;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17-04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伴随着众多生态问题的出现，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也因此兴起，并迅速发展。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己价值和决定自己的行为等问题上，生态哲学有较多的理论创新。然而，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而21世纪的生态哲学也还处于发展之中。伴随着西方生态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生态哲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或命题，生态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就包含在其中，这些新名词或命题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生态哲学思潮出现了新的转向，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一、深层生态学之“深”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是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德韦尔（Bill Devall）、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和福克斯（Warwick Fox）等人。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的来源是针对浅层生态学而提出的。浅层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相反，深层生态学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而不是人类为中心。
深层生态学坚决反对自然界和人类二分的机械观点，在更深的层面显示了超然的生态智慧。在深层生态学看来，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为此，奈斯依靠直觉而非逻辑确定了两条最高规范：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另一个是“自我实现”原则。
1.“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是深层生态学倡导的最高标准之一。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指的是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都有生存、繁衍和自我实现“生态自我”的权利。“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扩大了整个生物圈的范围。此外，尽管深层生态学强调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内在价值被均匀分配到每个存在物。
2.“自我实现”原则
深层生态学把自我实现中的自我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本我（ego）、社会自我（self）和生态自我（Self）。自我实现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自我;从社会自我到生态自我。自我实现过程是逐渐扩展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把自我理解并扩展为大我，缩小了自我与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
这里要重点强调“自我实现”原则，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作为一种旨在超越传统生态学的理论，深层生态学认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自我被误解为一个孤立的，追求享乐主义风格的“本我”。其实，这只是一个狭隘的“自我”，即社会自我。只有当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孤立的、狭隘的自我，自我的范围才会逐渐扩展，使我们的对象范围从我们的家庭扩展到其他人，最终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所谓人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随着它在各方面都变得成熟起来，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是有感觉无感觉的”[1]。生态自我强调所有存在物的善或利益。从“本我”“小我”到“大我”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自我实现标志着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越多，自我实现越彻底。
总的来说，“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内在相关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的过程，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则是在“自我实现”中重视生物圈内一切存在物，尊重它们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的权利。
二、性别视角下深层生态学存在的问题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Feminism or Death）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主要代表人物有卡伦・J・沃伦（Karen.J.Warren），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等人。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二者的论争一直是当代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深层生态学的一些观点的怀疑和批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澳大利亚学者普鲁姆伍德质疑深层生态学“大我”的概念。“我”的意识发展足以扩展到“他者”那里，并将之视为“我”，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否定“差异”，否定他者自主的存在，进而发展为对地球上的他者或非我群属的等级制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对他者（自然）的尊重，如果要克服二元论，与自然建立起非工具性的关系，那么差异性与关系性同等重要，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以关系性和差异性为基础，否则便形成了等级性及压迫的思维框架。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层生态学的“扩展的自我”并非批判自我主义的结果，而是自我主义的扩大和延伸。其动力是承认一种更为宽广的关怀，把“大我利益”作为行动的动力，使大我既依据自然的利益，也依据“伤害自然即伤害自己”的利益逻辑来行动。由此，深层生态学作为重认知、贬情感的生态哲学只能成就抽象的道德，却忽略了关怀情感的多元经验。
深层生态学者奈斯认为“一个人达到的自我实现层次越高，就越是增加了对其他生命自我实现依赖，自我认同的增加即是与他人自我认同的扩大，利他主义是这种认同的自然结果。”[2]而普鲁姆伍德认为，自我实现是“我”与“我”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我”与外在的“他者”的互动，在自我实现中“他者”只是依附关系。在“大我”或“生态自我”那里，其实可以成为“互动我”（a form of mutual selfhood）的形式，即在强调“我”的同时又看到了与地球上的“他者”或“它者”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深层生态学中，由于丧失了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重要张力的阐述，深层生态学并没有把它本身看成应该研究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它基本上只考虑一个因素，即自我。在这种理论中，自然作为他者的角色被抹杀了。对差异的否定也反映在一些深层生态学家对自我心理的“超个人化”阐述中，福克斯说，超个人心理学是从人本自我心理学产生出来的，个人自我太狭窄，“大我”是解决的途径。普鲁姆伍德指出，差异性和相似性之间重要张力的丧失正是统治和工具主义的特征，它们把“他者”作为外部限制消失了，并把“他者”看成是自我的一个投影。在统治的框架之内，相互作用的动力是在自我内部发生的，而不是在自我和外部的“他者”之间发生。
深层生态学把自然看成是自我的一个维度。深层生态学的奠基者奈斯提出的“自我实现”概念也包含有关系性自我的因素，奈斯用“自我实现”原则来代替对自我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的讨论显示了他者在深层生态学这个理论框架内的死亡。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如何建构“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实现”如何与“多样性”相协调，假如“多样性”是自我实现的建构原则，则“大我”的概念即“关系中的我”，承认“他者”的存在，承认了差异。如果“大我”不是“关系中的我”，那么“自我实现”只能是理性的辩证过程。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己比深层生态学更深”。
三、生态女性主义：试图超越深层生态学
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深层生态学的态度是：既支持，又批判。深层生态学在拒斥理性主义价值和建立于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之上的传统哲学方面赢得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赞赏，深层生态学将万事万物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在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之上的传统哲学，不能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不能真正驱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理性、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这些概念与父权制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这些词汇在压迫性的概念框架中与男性一样同处于优势的一方，它们本身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拒斥的对象。所以在反对理性主义和抽象原则这一点上，尽管二者初衷或有不同，但是“殊途而同归”。
但是，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其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大于支持，而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并深化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本身。
首先，用差异性取代无差别论。普鲁姆伍德认为深层生态学未能解决人――自然二元论和其他二元关系相联系的问题。深层生态学坚持无差别论，拒绝相信在自我和自然之间有任何界限存在。深层生态学核心直觉就是“在存在的领域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站得住脚的本体论划分……在人和非人类领域之间不存在二分……只要我们承认这种界限的存在，我们就是缺乏深层生态学意识”。这像是对人――自然二元论的坚定拒绝，但所包含的远远不止是拒绝人和自然之间的极端排斥。主流的深层生态学家更进一步，他们彻底否定区分的可能，并且用一种整体论的观点代替了环境中的人类这一形象。深层生态学坚持宇宙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否认传统哲学把世界分成独立和分离的存在。深层生态学把自我和他者合并到一起，他者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
普鲁姆伍德认为，深层生态学阐述的界限的解体最大的问题是搞错了对象。极度区分的真正基础在于真正的人类这一概念中，也在于人类性格、社会和文化中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方面，而这一切都是排斥自然的。深层生态学没有去解决二元论，而是提出一种统一的进程，认定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一部分，而且它们之间无法区分。包含在人―自然二元关系中的对立根源丝毫未被触及。福克斯从“人类和非人类领域当中没有区分”出发，要求人们信奉一种无差别论，宣扬整体的完整性不容损害。
通过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区别，并消解自我界限的方式来解决人―自然二元关系的方法，成了一种环境伦理学的基础。无论人类与自然的具体关系如何，这种把人看成与宇宙的整体相统一的观点总是不错的。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支持这种态度，但深层生态学拒绝尊重界限和承认差异，这意味着把自我强加于他者身上。承认他者的界限和对他者的不了解是对他者尊重的一部分。只有主宰意识才会去尝试破坏界限，宣称自然可以包含、穿透和穷尽他者，而这正是征服的标准观念的一部分，对女性，对动物都是如此。
生态女性主义在人与自然二元论分析中，强调承认差异的存在，认为对他者的尊重应承认它们的不同和差异，而不要想方设法地把他们简化或吸纳到人类领域中来。为了克服二元论并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非工具性的关系，我们需要承认差异的存在。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包含父权观念。奈斯提出的“生态自我”既然指的是与大写的自我（即存在的统一层面）而非个体的自我相联结的人的存在方面。那么具体落实到女性、自然那里它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自然处于从属、“他者”的地位，不可能处于像深层生态学所描述的大写的自我即“大我”的地位。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交织在一起，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已经变成被奴役与压迫的对象，在这种境遇下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从属与“他者”的地位使女性与自然丧失了“自我”，更不用提“生态自我”。如果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自我”依然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那么，女性被男性控制、人类被自然控制的现状根本无法打破，“所有生命皆有价值、皆平等”的论断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层生态学把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真正的问题不在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男性中心主义，这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学质疑的地方，它没有把女性排斥于人类中心主义之外，这样他们就把女性看成是和男性一样地统治自然。
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主张生态圈范围的平等主义，坚持生态高于一切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深层生态学试图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主张对他人、自然的认同，坚持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因此，深层生态学力图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是在父权制的统治基础之上提出的这样一个概念，男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宰，由于未将女性排除出人类中心主义，深层生态学家像谴责男人一样谴责女性作为人类中心的存在。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男性中心的世界才是需要转变的焦点，女性和自然一样是应该被善待和重新重视的生命，女性和自然的主要的敌人不是神人同形同性论而是男性中心论。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在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基本上都属于男性，站在男性自身的立场之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能正视对引发目前环境危机的性别歧视和对自然的偏见。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是导致目前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力图撇清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不主张加入深层生态学的阵营。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迈克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
rman）提出了关于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本质控诉的最清楚的表达：“对深层生态学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宣称‘深层生态学’谈及性别中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自然统治的根源，然而实际上男性中心主义才是真正的根源”[3]。面对这种指控，深层生态学家完全同意生态女性主义这种观点：男性比女性更多的卷入到生态破坏的历史中。然而深层生态学家也同意源于其他社会观点的相似的控诉，例如资本家、白人以及西方人比起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黑人以及西方人更多地卷入到生态破坏的历史中。如果生态女性主义同意这些观点，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生态女性主义不同样批评深层生态学中立地对待这些问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样做将降低生态女性主义想要给予男性中心主义关注的优先性;第二，这些指控可能也会同样地针对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为什么只关注男性中心主义？面对这些控诉，如何维护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深层生态学的控诉？
深层生态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集中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所忽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深层生态学家并不是首先关注于揭露历史上对社会统治和生态破坏负主要责任的社会阶层，而是通过揭露他们习惯使用证明他们地位的最基本的合法化，清除这些社会阶层站立的根基。深层生态学想要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女性主义误解了深层生态学的本质。因而在这一层面上，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超越并未获得成功。
四、结论
基于二者的争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这两种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理论历史。其中，二者的哲学基础是根本一致的。深层生态学认为目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还原论和功利主义态度。生态女性主义拒斥二元论的态度与深层生态学是一致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然、情感、关系性、差异性等概念在西方社会中低于男性、人类、理性、公共领域等，在二元式思维模式下，它们只是依附于更高的一方而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西方父权制世界观的价值体系中，由于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等级制的思维框架中处于低级的一方，作为装饰品和附属物受控于父权制的高级一方。
其实从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两点事实。
一是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的出现是生态哲学向前发展的一个转折。二者起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并迅速成为生态哲学的新兴力量。我们应当看到，深层生态学的贡献在于把生态问题扩展到了对人类自我和人类身份的追问，也触及了与自然断裂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则把在伦理学概念和自我概念之间被隐藏的联系揭示出来。这两种近路的讨论都作了相当有益的贡献。
当代生态哲学主要流派，包括深层生态学在内，都受害于对差异的否认和扭曲。对差异的扭曲意味着没有彻底解决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深层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和自然的分离，它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自我与自然的同一化。深层生态学对同一化和自我的阐释是多种多样和变化不定的，而这些阐释之间也并不总是一致。但是，瑕不掩瑜，深层生态学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揭示的一些合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是对人类生态智慧的概括和发展。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也具有创造性的新理论，其理论自身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对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和在精神上对自然界的强烈认同感的要求，无疑是对主流环境主义的挑战，并且成为激进环境主义有力的精神支柱。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批判现代社会的父权制观念，试图通过对文化制度的批判赋予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关系新的含义;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建立无等级制、无压迫的新型社会，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模式。
二是虽然二者存在着分歧，但二者的哲学基础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论战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二者理论的向前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批评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进一步说明其关注人类中心论的本质的机会，而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关注则主要源于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二者的观点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深层生态学欢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认为其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和重心。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也关注深层生态学，认为深层生态学是目前生态哲学界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布克钦（M.Bookchin）指出：“所有生态主义者都赞同超越把‘自然’仅仅当作被动的‘自然资源’财产的那种有限的环境主义观点，以及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定义为仅仅在没有威胁到人类物种在生物学上的持续性的情况下‘有效地’、‘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源。无论我们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什么不同，所有生态主义者都呼吁对生物圈的一种直接的、深深的尊重，一种促进其正常运行的自觉的努力，和一种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努力。”
参考文献：
[1]Arne Naess.Self 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in D.VanDeVeer and C.Pierce ed Environmen-
tal Ethics and Policy book：Philosophy，Ecology，Economic[M].Wadsworth Publishing Co.，1993.
[2]Arne Neass.“Self 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in Deep Ec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Boston： Shambhala.1995：225-239.
[3]Michael Zimmerman.Feminism，Deep Ecology，and Environ-
mental Ethics[J].Environmental Ethics 1987（9）：21-44.
摘 要：作为西方生态哲学的新兴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在哲学层面发生了深刻的思想“碰撞”，二者的争论一直是生态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拒斥二元论的态度与深层生态学具有同一性，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包含父权观念。由于二者在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彼此的争论有助于二者之间找到相互发展完善的良好契机，这对现代生态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差异性;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17-04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伴随着众多生态问题的出现，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也因此兴起，并迅速发展。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己价值和决定自己的行为等问题上，生态哲学有较多的理论创新。然而，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而21世纪的生态哲学也还处于发展之中。伴随着西方生态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生态哲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或命题，生态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就包含在其中，这些新名词或命题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生态哲学思潮出现了新的转向，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一、深层生态学之“深”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是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德韦尔（Bill Devall）、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和福克斯（Warwick Fox）等人。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的来源是针对浅层生态学而提出的。浅层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相反，深层生态学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而不是人类为中心。
深层生态学坚决反对自然界和人类二分的机械观点，在更深的层面显示了超然的生态智慧。在深层生态学看来，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为此，奈斯依靠直觉而非逻辑确定了两条最高规范：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另一个是“自我实现”原则。
1.“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是深层生态学倡导的最高标准之一。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指的是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都有生存、繁衍和自我实现“生态自我”的权利。“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扩大了整个生物圈的范围。此外，尽管深层生态学强调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内在价值被均匀分配到每个存在物。
2.“自我实现”原则
深层生态学把自我实现中的自我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本我（ego）、社会自我（self）和生态自我（Self）。自我实现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自我;从社会自我到生态自我。自我实现过程是逐渐扩展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把自我理解并扩展为大我，缩小了自我与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
这里要重点强调“自我实现”原则，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作为一种旨在超越传统生态学的理论，深层生态学认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自我被误解为一个孤立的，追求享乐主义风格的“本我”。其实，这只是一个狭隘的“自我”，即社会自我。只有当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孤立的、狭隘的自我，自我的范围才会逐渐扩展，使我们的对象范围从我们的家庭扩展到其他人，最终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所谓人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随着它在各方面都变得成熟起来，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是有感觉无感觉的”[1]。生态自我强调所有存在物的善或利益。从“本我”“小我”到“大我”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自我实现标志着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越多，自我实现越彻底。
总的来说，“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内在相关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的过程，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则是在“自我实现”中重视生物圈内一切存在物，尊重它们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的权利。
二、性别视角下深层生态学存在的问题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Feminism or Death）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主要代表人物有卡伦・J・沃伦（Karen.J.Warren），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等人。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二者的论争一直是当代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深层生态学的一些观点的怀疑和批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澳大利亚学者普鲁姆伍德质疑深层生态学“大我”的概念。“我”的意识发展足以扩展到“他者”那里，并将之视为“我”，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否定“差异”，否定他者自主的存在，进而发展为对地球上的他者或非我群属的等级制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对他者（自然）的尊重，如果要克服二元论，与自然建立起非工具性的关系，那么差异性与关系性同等重要，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以关系性和差异性为基础，否则便形成了等级性及压迫的思维框架。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层生态学的“扩展的自我”并非批判自我主义的结果，而是自我主义的扩大和延伸。其动力是承认一种更为宽广的关怀，把“大我利益”作为行动的动力，使大我既依据自然的利益，也依据“伤害自然即伤害自己”的利益逻辑来行动。由此，深层生态学作为重认知、贬情感的生态哲学只能成就抽象的道德，却忽略了关怀情感的多元经验。
深层生态学者奈斯认为“一个人达到的自我实现层次越高，就越是增加了对其他生命自我实现依赖，自我认同的增加即是与他人自我认同的扩大，利他主义是这种认同的自然结果。”[2]而普鲁姆伍德认为，自我实现是“我”与“我”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我”与外在的“他者”的互动，在自我实现中“他者”只是依附关系。在“大我”或“生态自我”那里，其实可以成为“互动我”（a form of mutual selfhood）的形式，即在强调“我”的同时又看到了与地球上的“他者”或“它者”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深层生态学中，由于丧失了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重要张力的阐述，深层生态学并没有把它本身看成应该研究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它基本上只考虑一个因素，即自我。在这种理论中，自然作为他者的角色被抹杀了。对差异的否定也反映在一些深层生态学家对自我心理的“超个人化”阐述中，福克斯说，超个人心理学是从人本自我心理学产生出来的，个人自我太狭窄，“大我”是解决的途径。普鲁姆伍德指出，差异性和相似性之间重要张力的丧失正是统治和工具主义的特征，它们把“他者”作为外部限制消失了，并把“他者”看成是自我的一个投影。在统治的框架之内，相互作用的动力是在自我内部发生的，而不是在自我和外部的“他者”之间发生。
深层生态学把自然看成是自我的一个维度。深层生态学的奠基者奈斯提出的“自我实现”概念也包含有关系性自我的因素，奈斯用“自我实现”原则来代替对自我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的讨论显示了他者在深层生态学这个理论框架内的死亡。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如何建构“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实现”如何与“多样性”相协调，假如“多样性”是自我实现的建构原则，则“大我”的概念即“关系中的我”，承认“他者”的存在，承认了差异。如果“大我”不是“关系中的我”，那么“自我实现”只能是理性的辩证过程。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己比深层生态学更深”。
三、生态女性主义：试图超越深层生态学
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深层生态学的态度是：既支持，又批判。深层生态学在拒斥理性主义价值和建立于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之上的传统哲学方面赢得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赞赏，深层生态学将万事万物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在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之上的传统哲学，不能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不能真正驱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理性、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这些概念与父权制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这些词汇在压迫性的概念框架中与男性一样同处于优势的一方，它们本身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拒斥的对象。所以在反对理性主义和抽象原则这一点上，尽管二者初衷或有不同，但是“殊途而同归”。
但是，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其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大于支持，而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并深化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本身。
首先，用差异性取代无差别论。普鲁姆伍德认为深层生态学未能解决人――自然二元论和其他二元关系相联系的问题。深层生态学坚持无差别论，拒绝相信在自我和自然之间有任何界限存在。深层生态学核心直觉就是“在存在的领域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站得住脚的本体论划分……在人和非人类领域之间不存在二分……只要我们承认这种界限的存在，我们就是缺乏深层生态学意识”。这像是对人――自然二元论的坚定拒绝，但所包含的远远不止是拒绝人和自然之间的极端排斥。主流的深层生态学家更进一步，他们彻底否定区分的可能，并且用一种整体论的观点代替了环境中的人类这一形象。深层生态学坚持宇宙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否认传统哲学把世界分成独立和分离的存在。深层生态学把自我和他者合并到一起，他者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
普鲁姆伍德认为，深层生态学阐述的界限的解体最大的问题是搞错了对象。极度区分的真正基础在于真正的人类这一概念中，也在于人类性格、社会和文化中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方面，而这一切都是排斥自然的。深层生态学没有去解决二元论，而是提出一种统一的进程，认定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一部分，而且它们之间无法区分。包含在人―自然二元关系中的对立根源丝毫未被触及。福克斯从“人类和非人类领域当中没有区分”出发，要求人们信奉一种无差别论，宣扬整体的完整性不容损害。
通过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区别，并消解自我界限的方式来解决人―自然二元关系的方法，成了一种环境伦理学的基础。无论人类与自然的具体关系如何，这种把人看成与宇宙的整体相统一的观点总是不错的。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支持这种态度，但深层生态学拒绝尊重界限和承认差异，这意味着把自我强加于他者身上。承认他者的界限和对他者的不了解是对他者尊重的一部分。只有主宰意识才会去尝试破坏界限，宣称自然可以包含、穿透和穷尽他者，而这正是征服的标准观念的一部分，对女性，对动物都是如此。
生态女性主义在人与自然二元论分析中，强调承认差异的存在，认为对他者的尊重应承认它们的不同和差异，而不要想方设法地把他们简化或吸纳到人类领域中来。为了克服二元论并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非工具性的关系，我们需要承认差异的存在。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包含父权观念。奈斯提出的“生态自我”既然指的是与大写的自我（即存在的统一层面）而非个体的自我相联结的人的存在方面。那么具体落实到女性、自然那里它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自然处于从属、“他者”的地位，不可能处于像深层生态学所描述的大写的自我即“大我”的地位。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交织在一起，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已经变成被奴役与压迫的对象，在这种境遇下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从属与“他者”的地位使女性与自然丧失了“自我”，更不用提“生态自我”。如果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自我”依然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那么，女性被男性控制、人类被自然控制的现状根本无法打破，“所有生命皆有价值、皆平等”的论断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层生态学把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真正的问题不在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男性中心主义，这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学质疑的地方，它没有把女性排斥于人类中心主义之外，这样他们就把女性看成是和男性一样地统治自然。
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主张生态圈范围的平等主义，坚持生态高于一切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深层生态学试图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主张对他人、自然的认同，坚持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因此，深层生态学力图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是在父权制的统治基础之上提出的这样一个概念，男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宰，由于未将女性排除出人类中心主义，深层生态学家像谴责男人一样谴责女性作为人类中心的存在。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男性中心的世界才是需要转变的焦点，女性和自然一样是应该被善待和重新重视的生命，女性和自然的主要的敌人不是神人同形同性论而是男性中心论。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在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基本上都属于男性，站在男性自身的立场之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能正视对引发目前环境危机的性别歧视和对自然的偏见。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是导致目前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力图撇清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不主张加入深层生态学的阵营。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迈克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
rman）提出了关于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本质控诉的最清楚的表达：“对深层生态学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宣称‘深层生态学’谈及性别中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自然统治的根源，然而实际上男性中心主义才是真正的根源”[3]。面对这种指控，深层生态学家完全同意生态女性主义这种观点：男性比女性更多的卷入到生态破坏的历史中。然而深层生态学家也同意源于其他社会观点的相似的控诉，例如资本家、白人以及西方人比起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黑人以及西方人更多地卷入到生态破坏的历史中。如果生态女性主义同意这些观点，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生态女性主义不同样批评深层生态学中立地对待这些问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样做将降低生态女性主义想要给予男性中心主义关注的优先性;第二，这些指控可能也会同样地针对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为什么只关注男性中心主义？面对这些控诉，如何维护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深层生态学的控诉？
深层生态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集中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所忽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深层生态学家并不是首先关注于揭露历史上对社会统治和生态破坏负主要责任的社会阶层，而是通过揭露他们习惯使用证明他们地位的最基本的合法化，清除这些社会阶层站立的根基。深层生态学想要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女性主义误解了深层生态学的本质。因而在这一层面上，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超越并未获得成功。
四、结论
基于二者的争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这两种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理论历史。其中，二者的哲学基础是根本一致的。深层生态学认为目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还原论和功利主义态度。生态女性主义拒斥二元论的态度与深层生态学是一致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然、情感、关系性、差异性等概念在西方社会中低于男性、人类、理性、公共领域等，在二元式思维模式下，它们只是依附于更高的一方而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西方父权制世界观的价值体系中，由于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等级制的思维框架中处于低级的一方，作为装饰品和附属物受控于父权制的高级一方。
其实从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两点事实。
一是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的出现是生态哲学向前发展的一个转折。二者起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并迅速成为生态哲学的新兴力量。我们应当看到，深层生态学的贡献在于把生态问题扩展到了对人类自我和人类身份的追问，也触及了与自然断裂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则把在伦理学概念和自我概念之间被隐藏的联系揭示出来。这两种近路的讨论都作了相当有益的贡献。
当代生态哲学主要流派，包括深层生态学在内，都受害于对差异的否认和扭曲。对差异的扭曲意味着没有彻底解决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深层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和自然的分离，它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自我与自然的同一化。深层生态学对同一化和自我的阐释是多种多样和变化不定的，而这些阐释之间也并不总是一致。但是，瑕不掩瑜，深层生态学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揭示的一些合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是对人类生态智慧的概括和发展。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也具有创造性的新理论，其理论自身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对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和在精神上对自然界的强烈认同感的要求，无疑是对主流环境主义的挑战，并且成为激进环境主义有力的精神支柱。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批判现代社会的父权制观念，试图通过对文化制度的批判赋予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关系新的含义;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建立无等级制、无压迫的新型社会，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模式。
二是虽然二者存在着分歧，但二者的哲学基础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论战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二者理论的向前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批评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进一步说明其关注人类中心论的本质的机会，而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关注则主要源于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二者的观点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深层生态学欢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认为其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和重心。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也关注深层生态学，认为深层生态学是目前生态哲学界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布克钦（M.Bookchin）指出：“所有生态主义者都赞同超越把‘自然’仅仅当作被动的‘自然资源’财产的那种有限的环境主义观点，以及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定义为仅仅在没有威胁到人类物种在生物学上的持续性的情况下‘有效地’、‘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源。无论我们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什么不同，所有生态主义者都呼吁对生物圈的一种直接的、深深的尊重，一种促进其正常运行的自觉的努力，和一种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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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ne Neass.“Self 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in Deep Ec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Boston： Shambhala.1995：225-239.
[3]Michael Zimmerman.Feminism，Deep Ecology，and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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