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把我忙坏了。因为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又对莫言小说读得不是很多，实在有些羞赧，于是赶紧充电，对莫言的作品来一番恶补。正当此时，忽见《文学自由谈》今年第1期有李建军万言豪文《直议莫言与诺奖》，读后不禁有话要说。 1 话说2012年10月11日晚，一小撮朋友吃饭，聊到年度诺奖中国最有可能获奖的作家，其中就有莫言。我餐后回家上网，便看到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会宣布莫言获奖的消息了。此前媒体上已显露种种端倪，所以对莫言的获奖，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我想好多关注文学的人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李建军的这篇文章第一句就先声夺人地指出：“折磨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梦想，就这样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变成了现实。”我佩服李的“吸睛术”，真不愧是酷评宿将斫轮老手，只这一句，就令人相当“愕然”！我愕然的是李建军为什么会对莫言获诺奖如此“愕然”？ 李建军因何“愕然”？他接下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诺奖’评委们真的能读懂中国的文学作品吗？真的认为如此的中国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给予如此的奖赏吗？”这是何等居高临下而又荒诞不经的质疑啊！李建军的这篇文章不也列举了外国作家作品吗？难道人们因此还要质疑：“李建军真的能读懂外国的文学作品吗？”你是把瑞典文学院那十八位评委看成白痴，还是低估了你文章读者的智商，还是自己头脑逻辑有点儿乱？李建军用了两个反诘句还觉得不够劲，又用了三个“如此的”偏正短语作排比，大大加强了嘲讽的意味。接着，他“有用即真理”地借用了刘震云的话：“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他说刘震云这句话表达了“怀疑”的态度，我看却是“否定”的态度，正如刘震云接下来的一句话：“如果是阎连科获奖，也很正常。”其实下面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我刘震云获奖，也很正常。”这颇似“初唐四杰”中杨炯所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杨炯不一定愧列卢照邻的前面，却肯定是耻居王勃的后面。这不是文人相轻，倒反映了知识分子彼此互不服气的积极进取的可爱一面，以至于杜甫对“四杰”有诗赞云“不废江河万古流”。 真的像刘震云说的那样或李建军认为的那样莫言实力不济吗？我看下面这个信息远比刘震云的话有说服力：2007年由朱大可、谢有顺、葛红兵、何三坡、白烨等十位文学评论家评出“中国作家实力榜”，在五十八名上榜作家中，莫言以九票高居榜首。而评委中恰有李建军，李建军可谓独树一帜、别具只眼。当然每个评委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不然要评委做什么？只不过对自己不认可的作家的劳动和成果也应给予一定的尊重，而不是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一塌糊涂。 也许为了说明莫言实力不济吧，李建军注意到宣布莫言获诺奖时的评语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这可闹出笑话了。他不知道诺奖的评语一向是简短的，比如对显克微支的评语是：“由于他在写作历史小说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对海明威的评语是：“由于他在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出的精湛的小说艺术，以及他对当代创作风格的影响。”相对来讲，对莫言的评语还算长的呢，难道作家成就与“评语”长短有必然的关联吗？ 诺奖为什么选择莫言？诺奖评委会如是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精当而明确的。而李建军却对此作了全盘否定：“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小说的表面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这相当于说莫言无论是对西方小说的借鉴，还是对中国文学的继承都是浅表的。李建军还从诺奖评委会的评语中抽出“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这半句，进行了一番“玩味”，终于“玩味”出莫言获诺奖的“秘密”，那就是：“他用西方作品中的叙事方式，来叙写人物的迎合西方人想象的行为和心理。”此言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好像莫言是一个为获奖而写作，尤其是为获诺奖而写作的作家。李建军全然不顾诺奖评委会评语中有关“结合”、“融合”、“出发点”等这样的表示高度评价的关键词，简直就像处在青春叛逆期，你说好，我偏说不好，就是和你唱反调。 2 有关莫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李建军认为是从西方文学“趸来”的，是对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简单的“模仿”。这怎能令人信服？首先，我们不要以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西方的专利，就像不要以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西方的专利一样，冠名权和实际拥有权是两码事儿；其次，我们应该看到莫言的小说带着“东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东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甚至莫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要远大于受《百年孤独》的影响，这一点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早已注意到，莫言自己也是默认的。我们如果读过莫言的文章《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再用《生死疲劳》等小说加以佐证，就会得出清晰的结论。毕竟莫言与蒲松龄的时代相距仅三百年，故居相去仅二百里，时空里氤氲着“聊斋”之乡的鬼狐故事，对幼年莫言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建军还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启发’了他（莫言），但也使他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能力。”而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无论莫言早年的《红高粱家族》，还是获第八届茅奖的《蛙》；无论是表现伟大母性的《丰乳肥臀》，还是写到酷刑的《檀香刑》……不仅有令人发怵的真实感，更有强烈的“感知力”。这是稍有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李建军是那么关注莫言，总不至于出现如此的“灯下黑”吧？若按李建军的逻辑，《聊斋志异》、《镜花缘》等是不是也一并“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能力”呢？ 在下面的论述中，李建军终于不提莫言“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力”，转而说莫言“将叙事的尖锐性钝化了”，这是为了证明莫言是个惯于玩“平衡术”的“聪明人”。莫言是个“聪明人”也许说对了，但有什么理由要求莫言“迎难而上”，做一枚投向高墙的鸡蛋？李建军愿意自己去做“公知”，愿意自己较劲儿去做“精英”，那就让他去做好了。话再说回来，莫言表现的现实并不像李建军说的“软弱而浮滑”，他已经在可能的情况下，极大限度地反映了现实，遭李建军狠批的《蛙》恰是如此。小说的题记便是“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这是多么沉重的话题！作为推行三十多年的“基本国策”，它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什么影响？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现实问题？又给个人心灵带来了怎样的创伤？莫言不想把它写成报告文学，不想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发挥了他擅讲故事的卓越才能，举重若轻地进行了表达。莫言曾经说：“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蛙》正是这样的小说，它不言而言，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像“莫言”这个笔名一样，在看似“避重就轻”的策略中，进行着有效的叙述。盘马弯弓、蓄势待发，远比张牙舞爪、声嘶力竭要有力得多。所以《蛙》尽管有些轻松幽默的语言，甚至描写了若干“闹剧化场面”，却给读者一种久久盘旋不去的噬心的痛。 李建军否认莫言的小说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他说莫言“从拉美作家那里拿来了应变无方的‘魔幻’，却丢弃了带着血丝的‘现实主义’”，他说莫言“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李建军喜谈现实主义，推崇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作为最高的准则来否定现代主义，难道不记得共和国文学史曾有过“革命现实主义独尊”的教训吗？文学创作一旦“独尊”了什么“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面临完结，并且独尊的也会发生变异，逃脱不掉畸形发展的结局。文学批评也一样，过分地倚重某一种批评模式，难免会捉襟见肘。 3 再就是莫言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了。李建军说“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此言谬矣。要说“文体”，莫言与鲁迅、萧红、沈从文一样，都是中国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体家，岂独魔幻现实主义一种？其小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无论是“文体风格”还是“精神本质”也都是显见的。就拿遭李建军痛批的《檀香刑》来说吧，小说三部分的名称取的就是元代文人乔梦符有关“乐府”章法的“凤头”、“猪肚”、“豹尾”之喻，首尾两部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戏剧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每章前面是胶东茂腔（猫腔）戏文，内中也插入茂腔戏文，就是行文也带着口头戏文的味道，或对句、或押韵，节奏鲜明，动感十足。而其切入角度也很特别：小说写了顶级刽子手赵甲的铁石本色和无性婚姻的受害者孙眉娘的疯狂爱欲，其间涉及到的极刑，如砍头、腰斩、凌迟、阎王闩、檀香刑等，也很具“中国特色”。而在述及人物命运的时候，又联系了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六君子事件、义和团反抗殖民者等时代背景。小说虽称不上史诗，却是极具历史感的作品。《生死疲劳》则更是中国古典小说强大的回声：它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它的内容涵蓄着东方宗教与哲学的禅意，它即使带有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也是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作品很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才能被中国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所以莫言的作品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赞许，他也许是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当代作家。 李建军指责莫言的作品“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还因为其作品“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致、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这就好像诘问苏轼为什么不婉约、柳永为什么不豪放一样，毫无道理。莫言的小说情感沛然，想象汪洋恣肆，用语极富质感，正是其绝大的优长。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方其搦翰，气备辞前”，莫言的小说正具备这种酣畅的“文气”，不然他何以能够用短短四十三天就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生死疲劳》？莫言是“跟着感觉走”的作家，而这宝贵的艺术“感觉”却被李建军指为“致命”的缺点，他说“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后面又说：“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初看就好像莫言有两个“致命问题”，细看则发现所谓的“无思想和无深度”是“感觉的泛滥”的衍生，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按李建军这般无限衍生下去，莫言的“致命问题”何止两个。有这么罗织“罪名”的吗？ 还有更无道理的，李建军指责莫言缺乏中国传统小说的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叙事的自觉”。难道这是优秀小说的要件吗？如果以此为标准，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类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不都成了不入流的作品吗？早在1938年萧红就谈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多么卓越的见解！只可惜这是作为批评家的李建军的盲区，他总是以狭隘的、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千差万别的作品，这就难免会有荒谬之处了。 4 李建军对中国传统文学推崇备至，还因其“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所以对“缺乏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的莫言小说极为排斥。有本书的名字叫《文学是什么？》，其实文学就是文学，从文学产生之初它就具有娱乐功能、认知功能、审美功能、教化功能等。作为儒教的国度，中国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比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比如“文以载道”，比如“代圣人立言”等等。但过分地强调教化功能是对文学的伤害，文学本质上并没有“救风尘”的义务，这是文学不能承受之重。相信一般人看文学作品很少是出于受教育的心理，绝大多数是为了娱乐，所以文学作品忽略娱乐功能是最不可取的。这并不是说“娱乐至上”，而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客观地说，一旦娱乐功能消失，教化等其他的功能也随之受损，要不怎么提倡“寓教于乐”呢？对文学而言，可怕的就是让文学家去做道德家，把文学作品变成宣教手册。 不要期待或苛求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作品都那么“崇高而伟大”，莫言说得好：“当哭成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我们看到的“根正苗红”的作品还少吗？我们看到的“高大全”形象还少吗？但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李建军认为：“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高点”，关键问题是，李建军也没有说“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高点”究竟是什么？估计他也说不清。谁又能确知元代的“精神创造的高点”会比宋代的高，而清代的“精神创造的高点”会比明代的高呢？ 李建军不是推崇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诗意”吗？那就说最眼前的“四大名著”吧。按民间的说法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按旧时官府的说法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它们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道德”问题，有的问题还不小，简直就是“罪过”。然而，它们却世代流传，成为经典，而一些“正人君子”们的文章却早已“樯橹灰飞烟灭”喽。不错，一部《三国演义》，有人从中学到了权谋和倾轧，有人却看到了智慧和忠义。就像一把菜刀，有人用它来切菜，有人用它把人杀。所以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采用思想道德评判的标准往往是靠不住的，“思想犯”是法西斯的发明，只要你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就可以抡圆大棒一阵猛打。实在粗暴！
莫言获诺奖，把我忙坏了。因为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又对莫言小说读得不是很多，实在有些羞赧，于是赶紧充电，对莫言的作品来一番恶补。正当此时，忽见《文学自由谈》今年第1期有李建军万言豪文《直议莫言与诺奖》，读后不禁有话要说。 1 话说2012年10月11日晚，一小撮朋友吃饭，聊到年度诺奖中国最有可能获奖的作家，其中就有莫言。我餐后回家上网，便看到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会宣布莫言获奖的消息了。此前媒体上已显露种种端倪，所以对莫言的获奖，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我想好多关注文学的人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李建军的这篇文章第一句就先声夺人地指出：“折磨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梦想，就这样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变成了现实。”我佩服李的“吸睛术”，真不愧是酷评宿将斫轮老手，只这一句，就令人相当“愕然”！我愕然的是李建军为什么会对莫言获诺奖如此“愕然”？ 李建军因何“愕然”？他接下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诺奖’评委们真的能读懂中国的文学作品吗？真的认为如此的中国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给予如此的奖赏吗？”这是何等居高临下而又荒诞不经的质疑啊！李建军的这篇文章不也列举了外国作家作品吗？难道人们因此还要质疑：“李建军真的能读懂外国的文学作品吗？”你是把瑞典文学院那十八位评委看成白痴，还是低估了你文章读者的智商，还是自己头脑逻辑有点儿乱？李建军用了两个反诘句还觉得不够劲，又用了三个“如此的”偏正短语作排比，大大加强了嘲讽的意味。接着，他“有用即真理”地借用了刘震云的话：“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他说刘震云这句话表达了“怀疑”的态度，我看却是“否定”的态度，正如刘震云接下来的一句话：“如果是阎连科获奖，也很正常。”其实下面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我刘震云获奖，也很正常。”这颇似“初唐四杰”中杨炯所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杨炯不一定愧列卢照邻的前面，却肯定是耻居王勃的后面。这不是文人相轻，倒反映了知识分子彼此互不服气的积极进取的可爱一面，以至于杜甫对“四杰”有诗赞云“不废江河万古流”。 真的像刘震云说的那样或李建军认为的那样莫言实力不济吗？我看下面这个信息远比刘震云的话有说服力：2007年由朱大可、谢有顺、葛红兵、何三坡、白烨等十位文学评论家评出“中国作家实力榜”，在五十八名上榜作家中，莫言以九票高居榜首。而评委中恰有李建军，李建军可谓独树一帜、别具只眼。当然每个评委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不然要评委做什么？只不过对自己不认可的作家的劳动和成果也应给予一定的尊重，而不是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一塌糊涂。 也许为了说明莫言实力不济吧，李建军注意到宣布莫言获诺奖时的评语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这可闹出笑话了。他不知道诺奖的评语一向是简短的，比如对显克微支的评语是：“由于他在写作历史小说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对海明威的评语是：“由于他在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出的精湛的小说艺术，以及他对当代创作风格的影响。”相对来讲，对莫言的评语还算长的呢，难道作家成就与“评语”长短有必然的关联吗？ 诺奖为什么选择莫言？诺奖评委会如是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精当而明确的。而李建军却对此作了全盘否定：“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小说的表面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这相当于说莫言无论是对西方小说的借鉴，还是对中国文学的继承都是浅表的。李建军还从诺奖评委会的评语中抽出“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这半句，进行了一番“玩味”，终于“玩味”出莫言获诺奖的“秘密”，那就是：“他用西方作品中的叙事方式，来叙写人物的迎合西方人想象的行为和心理。”此言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好像莫言是一个为获奖而写作，尤其是为获诺奖而写作的作家。李建军全然不顾诺奖评委会评语中有关“结合”、“融合”、“出发点”等这样的表示高度评价的关键词，简直就像处在青春叛逆期，你说好，我偏说不好，就是和你唱反调。 2 有关莫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李建军认为是从西方文学“趸来”的，是对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简单的“模仿”。这怎能令人信服？首先，我们不要以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西方的专利，就像不要以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西方的专利一样，冠名权和实际拥有权是两码事儿；其次，我们应该看到莫言的小说带着“东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东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甚至莫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要远大于受《百年孤独》的影响，这一点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早已注意到，莫言自己也是默认的。我们如果读过莫言的文章《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再用《生死疲劳》等小说加以佐证，就会得出清晰的结论。毕竟莫言与蒲松龄的时代相距仅三百年，故居相去仅二百里，时空里氤氲着“聊斋”之乡的鬼狐故事，对幼年莫言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建军还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启发’了他（莫言），但也使他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能力。”而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无论莫言早年的《红高粱家族》，还是获第八届茅奖的《蛙》；无论是表现伟大母性的《丰乳肥臀》，还是写到酷刑的《檀香刑》……不仅有令人发怵的真实感，更有强烈的“感知力”。这是稍有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李建军是那么关注莫言，总不至于出现如此的“灯下黑”吧？若按李建军的逻辑，《聊斋志异》、《镜花缘》等是不是也一并“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能力”呢？ 在下面的论述中，李建军终于不提莫言“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起码的感知力”，转而说莫言“将叙事的尖锐性钝化了”，这是为了证明莫言是个惯于玩“平衡术”的“聪明人”。莫言是个“聪明人”也许说对了，但有什么理由要求莫言“迎难而上”，做一枚投向高墙的鸡蛋？李建军愿意自己去做“公知”，愿意自己较劲儿去做“精英”，那就让他去做好了。话再说回来，莫言表现的现实并不像李建军说的“软弱而浮滑”，他已经在可能的情况下，极大限度地反映了现实，遭李建军狠批的《蛙》恰是如此。小说的题记便是“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这是多么沉重的话题！作为推行三十多年的“基本国策”，它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什么影响？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现实问题？又给个人心灵带来了怎样的创伤？莫言不想把它写成报告文学，不想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发挥了他擅讲故事的卓越才能，举重若轻地进行了表达。莫言曾经说：“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蛙》正是这样的小说，它不言而言，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像“莫言”这个笔名一样，在看似“避重就轻”的策略中，进行着有效的叙述。盘马弯弓、蓄势待发，远比张牙舞爪、声嘶力竭要有力得多。所以《蛙》尽管有些轻松幽默的语言，甚至描写了若干“闹剧化场面”，却给读者一种久久盘旋不去的噬心的痛。 李建军否认莫言的小说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他说莫言“从拉美作家那里拿来了应变无方的‘魔幻’，却丢弃了带着血丝的‘现实主义’”，他说莫言“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李建军喜谈现实主义，推崇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作为最高的准则来否定现代主义，难道不记得共和国文学史曾有过“革命现实主义独尊”的教训吗？文学创作一旦“独尊”了什么“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面临完结，并且独尊的也会发生变异，逃脱不掉畸形发展的结局。文学批评也一样，过分地倚重某一种批评模式，难免会捉襟见肘。 3 再就是莫言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了。李建军说“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此言谬矣。要说“文体”，莫言与鲁迅、萧红、沈从文一样，都是中国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体家，岂独魔幻现实主义一种？其小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无论是“文体风格”还是“精神本质”也都是显见的。就拿遭李建军痛批的《檀香刑》来说吧，小说三部分的名称取的就是元代文人乔梦符有关“乐府”章法的“凤头”、“猪肚”、“豹尾”之喻，首尾两部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戏剧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每章前面是胶东茂腔（猫腔）戏文，内中也插入茂腔戏文，就是行文也带着口头戏文的味道，或对句、或押韵，节奏鲜明，动感十足。而其切入角度也很特别：小说写了顶级刽子手赵甲的铁石本色和无性婚姻的受害者孙眉娘的疯狂爱欲，其间涉及到的极刑，如砍头、腰斩、凌迟、阎王闩、檀香刑等，也很具“中国特色”。而在述及人物命运的时候，又联系了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六君子事件、义和团反抗殖民者等时代背景。小说虽称不上史诗，却是极具历史感的作品。《生死疲劳》则更是中国古典小说强大的回声：它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它的内容涵蓄着东方宗教与哲学的禅意，它即使带有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也是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作品很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才能被中国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所以莫言的作品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赞许，他也许是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当代作家。 李建军指责莫言的作品“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还因为其作品“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致、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这就好像诘问苏轼为什么不婉约、柳永为什么不豪放一样，毫无道理。莫言的小说情感沛然，想象汪洋恣肆，用语极富质感，正是其绝大的优长。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方其搦翰，气备辞前”，莫言的小说正具备这种酣畅的“文气”，不然他何以能够用短短四十三天就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生死疲劳》？莫言是“跟着感觉走”的作家，而这宝贵的艺术“感觉”却被李建军指为“致命”的缺点，他说“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后面又说：“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初看就好像莫言有两个“致命问题”，细看则发现所谓的“无思想和无深度”是“感觉的泛滥”的衍生，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按李建军这般无限衍生下去，莫言的“致命问题”何止两个。有这么罗织“罪名”的吗？ 还有更无道理的，李建军指责莫言缺乏中国传统小说的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叙事的自觉”。难道这是优秀小说的要件吗？如果以此为标准，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类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不都成了不入流的作品吗？早在1938年萧红就谈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多么卓越的见解！只可惜这是作为批评家的李建军的盲区，他总是以狭隘的、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千差万别的作品，这就难免会有荒谬之处了。 4 李建军对中国传统文学推崇备至，还因其“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所以对“缺乏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的莫言小说极为排斥。有本书的名字叫《文学是什么？》，其实文学就是文学，从文学产生之初它就具有娱乐功能、认知功能、审美功能、教化功能等。作为儒教的国度，中国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比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比如“文以载道”，比如“代圣人立言”等等。但过分地强调教化功能是对文学的伤害，文学本质上并没有“救风尘”的义务，这是文学不能承受之重。相信一般人看文学作品很少是出于受教育的心理，绝大多数是为了娱乐，所以文学作品忽略娱乐功能是最不可取的。这并不是说“娱乐至上”，而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客观地说，一旦娱乐功能消失，教化等其他的功能也随之受损，要不怎么提倡“寓教于乐”呢？对文学而言，可怕的就是让文学家去做道德家，把文学作品变成宣教手册。 不要期待或苛求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作品都那么“崇高而伟大”，莫言说得好：“当哭成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我们看到的“根正苗红”的作品还少吗？我们看到的“高大全”形象还少吗？但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李建军认为：“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高点”，关键问题是，李建军也没有说“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高点”究竟是什么？估计他也说不清。谁又能确知元代的“精神创造的高点”会比宋代的高，而清代的“精神创造的高点”会比明代的高呢？ 李建军不是推崇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诗意”吗？那就说最眼前的“四大名著”吧。按民间的说法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按旧时官府的说法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它们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道德”问题，有的问题还不小，简直就是“罪过”。然而，它们却世代流传，成为经典，而一些“正人君子”们的文章却早已“樯橹灰飞烟灭”喽。不错，一部《三国演义》，有人从中学到了权谋和倾轧，有人却看到了智慧和忠义。就像一把菜刀，有人用它来切菜，有人用它把人杀。所以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采用思想道德评判的标准往往是靠不住的，“思想犯”是法西斯的发明，只要你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就可以抡圆大棒一阵猛打。实在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