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正在转型,中国如何把握这一绝佳机遇? 嘉宾: 王兆宽 大连高新园区出口基地管理办公室主任 邬辛夷 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局长 梁力刚 大连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 John 海辉软件(大连)有限公司经理 Simon 柯尼卡美能达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经理 美国杜克大学和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调查发现,由于新外包服务供应商不断涌现和原有供应商不断拓展新市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正在经历转型,服务外包产业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成为一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竞赛。 在中国,为了吸引国际投资,政府批准了20个城市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些城市在软件和服务外包方面表现卓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其中之一的大连比作中国的班加罗尔,称其为服务外包领域的“新领军城市”。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印度仍然是服务外包市场的领头羊,中国又如何凭借自己的优势,抓住第二次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机会,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办公室”呢? 1/2的成本优势 王兆宽: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最大优势是人力成本比较低。印度的人力成本仅是美国的1/10,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又仅是印度的1/2,人力资源较印度更为丰富。且随着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国内的语言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为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为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出台了多项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这些都对这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Simon:与印度相比,中国明显的优势是成本低,在这方面,中国的竞争力强于印度2倍以上。中国的劳务支出虽然正在逐渐增长,但印度也在增长,因此这种相对的优势还会存续一段时间。另一个优势是人才的数量,中国开设IT相关专业的大学数量也是印度的2倍以上。 John:中国的综合环境比较好,这包括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良好的社会环境体系、信息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等。 而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较低的工资水平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全球竞争性价格优势。在服务外包产业上,中国人力资源充足,拥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且人才流失率较低,同时,为了加快专业服务人才的培养,商务部等国家部委还出台了针对服务外包人才的培训计划。 除此以外,我们占有通讯基础设施优势,中国拥有的世界级电信基础设施为离岸开发、服务交互提供了条件;中国制造业和产业聚集,这使中国在新兴的设计研发服务离岸领域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后发优势。此外,目前“域内外包”的内需和“离岸外包”的外需双重叠加,也促进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迅猛发展。 梁力刚:虽然相比制造业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启动比较晚,但却一直呈高速增长态势。凭借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的管理经验、研发能力和相对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这些后发优势,再加上有可以充分借鉴的其他服务外包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服务外包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向印度学什么 Simon:中国的GDP是印度的4倍,而服务外包行业的相关劳务支出却低于印度,这一数字从另一侧面真实体现了中国目前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水平。 John:伴随中国IT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也一路疾进。但与印度这个软件外包大国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亟待建立中国软件外包的知名品牌。举例来说,在一些编码业务上,中国的程序员完成的质量要高一些,但却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印度的外包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其打的是优质牌,而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还不知道如何包装自己。中国虽然有比较完整的IT产业链,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在日韩等外包市场上也有先天的优势,且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也使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在嵌入式软件上有优势,但印度外包企业多年来形成的品牌优势却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对于想打入欧美市场的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来说,没有自己的品牌,只靠着一个个的成功交付来赢得客户的认同,这种打市场的方式是非常辛苦的。 此外,近年来服务外包企业数量急剧增加,这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外包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规模小,就意味着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也相对较弱。如花旗银行的一个外包项目可能需要5万人来完成,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接包企业可以独立完成,所以这种大项目通常是印度外包巨头们的囊中之物。 王兆宽:与印度相比,中国企业缺少的是软件保税政策环境。现在我们开展服务外包业务,测试用的设备进出口通关过程中成本高、环节多、时间长,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海关通关政策方面,中国的政策不仅落后于印度,而且不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小国,这使中国的软件企业不能与其他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大连高新园区对外招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外国企业都希望中国拥有与印度相同的政策环境,日立、欧姆龙、富士通和柯达等国外知名企业都将保税政策作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前提条件。 我们应对印度等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趋势和规律性的认识,再结合本国的国情,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切实有效的配套扶持政策来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这包括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产业发展基金的扶持、通关环境的改善,以及公共服务平台等硬件环境优化提升等。 另外,许多印度移民在欧美大型公司担任高管,对企业的决策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样可以帮助印度国内获得更多的订单,而我国的移民中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邬辛夷:美国服务外包咨询公司TPI最近为我区做了一个从基础设施、人才到技术等方面的测评,测评报告中显示,再过8年,我们就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印度的“班加罗尔”。这说明我们的软硬件设施已经达到国际标准,我们与印度的距离其实并不远。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讲,现在的国内服务外包行业并未与国际行业的度量与管理运营标准接轨,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买家的需求,获得国际买家的认可。因此,要快速提升国内服务外包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还需加快这一接轨进程的建设。 市场是双重的 Simon:短期内,美国和日本的机会最大。中国对美国的BPO(业务流程外包)出口约相当于印度BPO出口总额的6成,而且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而日本正因为处于经济不景气之中,要求进一步加强企业构造的改革,扩大BPO这一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如果长期来看,BPO需求最强的其实是中国自身。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出口转内需、大力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的时期,因此,很多中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IT化和业务过程的外包化,从开始就缩短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在摸索中前进的这段时间,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一需求的增加使中国的BPO企业得到了更多国内机会。 此外,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做才能让现有的BPO企业得到发展。中国BPO企业在日本的曝光率还不是很高,设立办事处等开始营业活动是个机会。另外,不同于海外独资的BPO,我认为将中国籍的BPO公司合并成大规模的BPO企业,必将加大其承接更高度BPO业务的能力,所以,实现这一体制也是必要的。 王兆宽:未来一年,低端发包市场在日本,高端发包市场在欧美。所以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发包力度强的国家应该正从日韩市场向欧美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转移,中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方向。 John: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如同制造业一样,正在向全球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这为中国软件企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其未来比IT服务市场更高的增速足以令人对其市场潜力充满期待。另外,中国的内需市场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开发,这对于那些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外包企业而言,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把握住这一极佳机会。 邬辛夷: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国内很多接包企业带来了一些新机会,这需要企业们从多方面去挖掘。以我区为例,昆山打的是“金融服务外包”牌。自从雷曼兄弟倒闭后,很多国外大银行都进行了重组,金融机构们纷纷寻找新的接包企业来承接业务,这给我们区内多家企业带来了多项业务机会。这一事实也为国内其他接包企业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梁力刚: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全球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战略眼光的跨国集团,将提高生产率、改善经营效率和进一步降低成本作为当务之急,也当作长远之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也一定程度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内部稳定、劳动力成本较低、有较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有望承接更多的离岸服务发包业务,有着在世界服务外包领域最终胜出的机遇。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正在转型,中国如何把握这一绝佳机遇? 嘉宾: 王兆宽 大连高新园区出口基地管理办公室主任 邬辛夷 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局长 梁力刚 大连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 John 海辉软件(大连)有限公司经理 Simon 柯尼卡美能达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经理 美国杜克大学和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调查发现,由于新外包服务供应商不断涌现和原有供应商不断拓展新市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正在经历转型,服务外包产业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成为一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竞赛。 在中国,为了吸引国际投资,政府批准了20个城市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些城市在软件和服务外包方面表现卓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其中之一的大连比作中国的班加罗尔,称其为服务外包领域的“新领军城市”。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印度仍然是服务外包市场的领头羊,中国又如何凭借自己的优势,抓住第二次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机会,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办公室”呢? 1/2的成本优势 王兆宽: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最大优势是人力成本比较低。印度的人力成本仅是美国的1/10,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又仅是印度的1/2,人力资源较印度更为丰富。且随着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国内的语言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为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为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出台了多项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这些都对这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Simon:与印度相比,中国明显的优势是成本低,在这方面,中国的竞争力强于印度2倍以上。中国的劳务支出虽然正在逐渐增长,但印度也在增长,因此这种相对的优势还会存续一段时间。另一个优势是人才的数量,中国开设IT相关专业的大学数量也是印度的2倍以上。 John:中国的综合环境比较好,这包括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良好的社会环境体系、信息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等。 而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较低的工资水平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全球竞争性价格优势。在服务外包产业上,中国人力资源充足,拥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且人才流失率较低,同时,为了加快专业服务人才的培养,商务部等国家部委还出台了针对服务外包人才的培训计划。 除此以外,我们占有通讯基础设施优势,中国拥有的世界级电信基础设施为离岸开发、服务交互提供了条件;中国制造业和产业聚集,这使中国在新兴的设计研发服务离岸领域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后发优势。此外,目前“域内外包”的内需和“离岸外包”的外需双重叠加,也促进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迅猛发展。 梁力刚:虽然相比制造业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启动比较晚,但却一直呈高速增长态势。凭借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的管理经验、研发能力和相对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这些后发优势,再加上有可以充分借鉴的其他服务外包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服务外包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向印度学什么 Simon:中国的GDP是印度的4倍,而服务外包行业的相关劳务支出却低于印度,这一数字从另一侧面真实体现了中国目前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水平。 John:伴随中国IT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也一路疾进。但与印度这个软件外包大国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亟待建立中国软件外包的知名品牌。举例来说,在一些编码业务上,中国的程序员完成的质量要高一些,但却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印度的外包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其打的是优质牌,而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还不知道如何包装自己。中国虽然有比较完整的IT产业链,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在日韩等外包市场上也有先天的优势,且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也使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在嵌入式软件上有优势,但印度外包企业多年来形成的品牌优势却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对于想打入欧美市场的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来说,没有自己的品牌,只靠着一个个的成功交付来赢得客户的认同,这种打市场的方式是非常辛苦的。 此外,近年来服务外包企业数量急剧增加,这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外包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规模小,就意味着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也相对较弱。如花旗银行的一个外包项目可能需要5万人来完成,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接包企业可以独立完成,所以这种大项目通常是印度外包巨头们的囊中之物。 王兆宽:与印度相比,中国企业缺少的是软件保税政策环境。现在我们开展服务外包业务,测试用的设备进出口通关过程中成本高、环节多、时间长,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海关通关政策方面,中国的政策不仅落后于印度,而且不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小国,这使中国的软件企业不能与其他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大连高新园区对外招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外国企业都希望中国拥有与印度相同的政策环境,日立、欧姆龙、富士通和柯达等国外知名企业都将保税政策作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前提条件。 我们应对印度等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趋势和规律性的认识,再结合本国的国情,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切实有效的配套扶持政策来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这包括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产业发展基金的扶持、通关环境的改善,以及公共服务平台等硬件环境优化提升等。 另外,许多印度移民在欧美大型公司担任高管,对企业的决策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样可以帮助印度国内获得更多的订单,而我国的移民中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邬辛夷:美国服务外包咨询公司TPI最近为我区做了一个从基础设施、人才到技术等方面的测评,测评报告中显示,再过8年,我们就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印度的“班加罗尔”。这说明我们的软硬件设施已经达到国际标准,我们与印度的距离其实并不远。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讲,现在的国内服务外包行业并未与国际行业的度量与管理运营标准接轨,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买家的需求,获得国际买家的认可。因此,要快速提升国内服务外包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还需加快这一接轨进程的建设。 市场是双重的 Simon:短期内,美国和日本的机会最大。中国对美国的BPO(业务流程外包)出口约相当于印度BPO出口总额的6成,而且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而日本正因为处于经济不景气之中,要求进一步加强企业构造的改革,扩大BPO这一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如果长期来看,BPO需求最强的其实是中国自身。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出口转内需、大力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的时期,因此,很多中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IT化和业务过程的外包化,从开始就缩短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在摸索中前进的这段时间,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一需求的增加使中国的BPO企业得到了更多国内机会。 此外,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做才能让现有的BPO企业得到发展。中国BPO企业在日本的曝光率还不是很高,设立办事处等开始营业活动是个机会。另外,不同于海外独资的BPO,我认为将中国籍的BPO公司合并成大规模的BPO企业,必将加大其承接更高度BPO业务的能力,所以,实现这一体制也是必要的。 王兆宽:未来一年,低端发包市场在日本,高端发包市场在欧美。所以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发包力度强的国家应该正从日韩市场向欧美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转移,中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方向。 John: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如同制造业一样,正在向全球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这为中国软件企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其未来比IT服务市场更高的增速足以令人对其市场潜力充满期待。另外,中国的内需市场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开发,这对于那些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外包企业而言,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把握住这一极佳机会。 邬辛夷: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国内很多接包企业带来了一些新机会,这需要企业们从多方面去挖掘。以我区为例,昆山打的是“金融服务外包”牌。自从雷曼兄弟倒闭后,很多国外大银行都进行了重组,金融机构们纷纷寻找新的接包企业来承接业务,这给我们区内多家企业带来了多项业务机会。这一事实也为国内其他接包企业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梁力刚: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全球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战略眼光的跨国集团,将提高生产率、改善经营效率和进一步降低成本作为当务之急,也当作长远之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也一定程度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内部稳定、劳动力成本较低、有较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有望承接更多的离岸服务发包业务,有着在世界服务外包领域最终胜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