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9～1976年，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可细化为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政策都有所不同。在探索和实践中，获得过巨大成绩，也走过曲折的弯路。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说，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毛泽东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国民党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维汉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毛泽东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发布《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
摘 要 1949～1976年，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可细化为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政策都有所不同。在探索和实践中，获得过巨大成绩，也走过曲折的弯路。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说，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毛泽东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国民党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维汉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毛泽东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发布《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