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资料
关于作者
1.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南宋爱国词人。他出生时家乡已被金所占领，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转江阴签判。他不顾官职低微，进《九议》《美芹十论》等奏疏，具体分析南北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加强实力、适时进兵、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计，均未被采纳。后任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任职期间，都采取积极措施召集流亡人员、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豪强以利国便民。后被诬落职，先后在信州上饶、铅山两地闲居近二十年。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2.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著有《稼轩词》，存词600多首。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破陈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等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对抗金战斗的回忆。另外，在《贺新郎》(陈同甫自东阳来过年)、《摸鱼儿》(淳熙己亥)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了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作铺垫。
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境界。 在艺术成就方面，辛词以生动、夸张的描绘和想象，形成了他的豪放风格。因为有战斗实践，他在表现战斗场景时能营造出雄奇阔大的意境，而且文词生动，笔墨饱满。辛词常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中，词人以惜春又怨春的心态，暗示出他对当局的矛盾心理。这是词人明显受到传统的“美人香草”表现手法影响的体现。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了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赏析
这首词作于乾道四至六年（1168～1170）间建康通判任上。这时作者南归已八九年了，却投闲置散，作了一个建康通判，不得一遂报国之愿。偶有登临周览之际，一抒郁结心头的悲愤之情。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
这首词，上片大段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景色。楚天千里，辽远空阔，秋色无边无际。大江流向天边，也不知何处是它的尽头。遥远天际，天水交溶气象阔大，笔力遒劲。“楚天”的“楚”地，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战国时曾属楚国。“水随天去”的“水”，指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千里清秋”和“秋无际”，显出阔达气势同时写出江南秋季的特点。南方常年多雨多雾，只有秋季，天高气爽，才可能极目远望，看见大江向无穷无尽的天边流去的壮观景色。
下面“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是写山。“遥岑”即远山。举目远眺，那一层层、一叠叠的远山，有的很像美人头上插戴的玉簪，有的很像美人头上螺旋形的发髻，景色算得上是美景，但只能引起词人的忧愁和愤恨。皮日休《缥缈峰》诗“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有“山如碧玉”之句（即簪），是此句用语所出。人心中有愁有恨，虽见壮美的远山，但愁却有增无减，仿佛是远山在“献愁供恨”。这是移情及物的手法。词篇因此而生动。至于愁恨为何，又何因而至，词中没有正面交代，但结合登临时的情景，可以意会得到。北望是江淮前线，效力无由；再远即中原旧疆，收复无日。南望则山河虽好，无奈仅存半壁；朝廷主和，志士不得其位，即思进取，却力不得伸。以上种种，是恨之深、愁之大者。借言远山之献供，一写内心的担负，而总束在此片结句“登临意”三字内。开头两句，是纯粹写景，至“献愁供恨”三句，已进了一步，点出“愁”“恨”两字，由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而及主观，感情也由平淡而渐趋强烈。一切都在推进中深化、升华。“落日楼头”六句意思是说，夕阳快要西沉，孤雁的声声哀鸣不时传到赏心亭上，更加引起了作者对远在北方的故乡的思念。他看着腰间空自佩戴的宝刀，悲愤地拍打着亭子上的栏杆，可是又有谁能领会他这时的心情呢？
这里“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无一语不是喻情。落日，本是日日皆见之景，辛弃疾用“落日”二字，比喻南宋国势衰颓。“断鸿”，是失群的孤雁，比喻作为“江南游子”自己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辛弃疾渡江淮归南宋，原是以宋朝为自己的故国，以江南为自己的家乡的。可是南宋统治集团根本无北上收复失地之意，对于像辛弃疾一样的有志之士也不把辛弃疾看作自己人，对他一直采取猜忌排挤的态度，致使辛弃疾觉得他在江南真的成了游子了。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是直抒胸臆，此时作者思潮澎湃、心情激动。但作者不是直接用语言来渲染，而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一个动作是“把吴钩看了”（“吴钩”是吴地所造的钩形刀）。杜甫《后出塞》诗中就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句子。“吴钩”，本应在战场上杀敌，但现在却闲置身旁，只作赏玩，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虽有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第二个动作“栏杆拍遍”。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杆。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栏杆拍遍”是胸中有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借拍打栏杆来发泄。用在这里，就把作者雄心壮志无处施展的急切悲愤的情态宛然显现在读者面前。另外，“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除了典型的动作描写外，还由于采用了运密入疏的手法，把强烈的思想感情寓于平淡的笔墨之中，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无人会，登临意”，慨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而南宋统治集团中没有人是他的知音。
后几句一句句感情渐浓，达情更切，至最后“无人会”得一尽情抒发，可以说是“尽致”了。读者读到此，于作者心思、心绪，亦可尽知，每位读者，也都会被这种情感感染。
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则是直接言志。下片十一句，分四层意思：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晋朝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见《晋书·张翰传》）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连大雁都知道寻踪飞回旧地，何况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乡如今还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却偏安一隅，自己想回到故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季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确实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第二层意思。“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刘郎，指三国时的刘备，这里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是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对他很冷淡，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
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见《三国志·陈登传》）“怕应羞见”的“怕应”二字，是辛弃疾为许汜设想，表示怀疑：像你（指许汜）那样的琐屑小人，有何面目去见像刘备那样的英雄人物？第二层的大意是说：既不学为吃鲈鱼脍而还乡的张季鹰，也不学求田问舍的许汜。
作者登临远望故土而生情，谁无思乡之情，作者自知身为游子，但国势如此，如自己一般的又何止一人呢？作者于此是说，我很怀念家乡但却绝不像张翰、许汜一样，我回故乡当是收复河山之时。作者有此志向，但语中含蓄，“归未？”一词可知，于是自然引出下一层。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第三层意思。流年，即时光流逝；风雨指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也有一个典故，据《世说新语·言语》，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几围粗，便感叹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已长得这么高大了，人怎么能不老大呢！这三句词包含的意思是：于此时，我心中确实想念故乡，但我不会像张瀚、许汜一样贪图安逸，今日怅恨忧惧的。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再闲置便再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到这里，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下面就自然地收束，也就是第四层意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倩，是请求，“红巾翠袖”，是少女的装束，这里是少女的代名词。在宋代，一般游宴娱乐的场合，都有歌伎在旁唱歌侑酒。这三句是写辛弃疾自伤抱负不能实现，世无知己，得不到同情与慰藉。这与上片“无人会，登临意”意近而相呼应。
这首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重新解读
京口，即镇江（三国吴时于镇江设置京口镇）。镇江有北固山，下临长江，山头有亭，即北固亭。
辛弃疾登北固山，感时抚事作《永遇乐》词时是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在镇江知府任上。 12世纪末时，韩侂胄以和两代皇亲的关系成为南宋重臣（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领太师衔）。因其政见主战，并急于筹划北伐，于是作为主战宿耆的辛弃疾在几乎闲居二十年后重新被起用。宁宗嘉泰三年（１２０３）已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晋见宁宗，陈金国“必乱必亡”之议，不久，改知镇江府。
南宋王朝始终在“战”与“和”间彷徨，且无论偏向于哪方面，决策时都没有取得可喜的成果，每每是从一面倒向另一面，这做不成气候再做那。文恬而和，武嬉而战。战前不秣马厉兵，和后不卧薪尝胆。
辛弃疾自少年起兵追随耿京曾直面过战争风云。尔后对朝廷献芹陈议，历任地方官，也领略过宦海风波。算得上是有劳筋骨、苦心志的经验，况且原本又才具甚高、谙文畅武，从来以干城自许，唱出过“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的豪言壮语。时下年逾花甲，凭其资质、见识、经历，判断时局则深怀帷幄尸位之虑；衡量抱负仍不无汗血盐车之慨。而一切大问题的成败利钝，历来大儒、志士都以为取决于能否遇到一个可以期许的明君圣主。才堪老成而位不足谋国的辛弃疾是很会具有此种情结的。何况他还必定注意到艰难时事不止于庙堂乏术，由于偏安日久而至武备不饬，民心俱弛，战将何恃。
辛弃疾一生翘首以待朝廷北伐诏令，垂老之年竟遇上韩侂胄之流不知战守的主战派，察觉到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于是种种忧患意绪、忧愤情怀形成骨鲠，不吐不快。而多年的宦海沉浮早已使他洞察直言陈情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于是便借助平生所擅长的文学样式——长短句，将胸中的所
虑所感倾注于这首《永遇乐》中，以期对掌政者痛下针砭，并让自身的情绪得以尽情宣泄。
词的一开头就道出了他的深沉忧患——时空悠悠，缺少一个为历代仁人志士所神往的英主。值得人玩味的是辛弃疾为这种理想形象抉择历史典型时并非把视线投射到唐宗、宋祖类的开国英主身上，而是惟独关注于三国鼎立时的东吴孙权。这当然首先要顾及此对象必须和“京口”有关（词题是“京口北固亭怀古”），而正是孙权（字仲谋）以镇江为京口镇，并一度定都于此。然而，与京口有关的英雄人物至少还有刘裕——同词之中旋即提到的寄奴（刘裕小名）。若较此两人业绩，论一论谁是大英雄的话，似乎刘裕更应该拿到资格证书。孙权拥有东吴乃是接受了父、兄（坚、策）的免税遗产；而刘出身于“寻常巷陌”、崛起于“斜阳草树”，最终蹑足于九五之尊，可谓是从零开始。况且孙之吴只合鼎之一足；而刘之宋则有南朝这半壁河山。三分之一对二分之一，地域也是刘裕相对广袤。评委公正打分，孰先孰后甚明。莫非辛弃疾个人对孙权特别赞赏？他在《南乡子》一词中不也是再度予以褒誉吗？其实不然，他的《美芹十论》中议及孙权时，评价并不甚高。
然而稼轩先生在他的《永遇乐》中，并不是一开始写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而是仍瞩目于孙权却绝非疏误，而是表意精当，用心良苦。否则, “孙”“刘”两个历史人物都作为掌故摄入一首词中，这就不止是深知个中底细的用典大师乱点排行榜，词的内容也显得前后矛盾：“英雄无觅”的话音才绝，即让更为了不起的角色登场亮相。
这就促使读词者不能不对孙权这个历史人物稍加审视。且引《三国志》中语两段，聊备诠释：
一、“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引述诸葛亮语）
二、“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中引述曹操语）由是可见，孙权是一个能继承父兄余烈的守成英雄。连不可一世的曹孟德也羡慕这样的“接班人”，恨不得生儿子能借他“克隆”一下。辛弃疾则借以惋惜赵匡胤的后人不能望其项背，只能属于豚犬等级。而这样的意思如不借助“掉书袋”的方法来曲笔暗示，其严重后果恐怕就迥非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相比。
正由于先王开创的基业无以善继，所以繁华销尽。“舞榭歌台”的凋敝是歌舞升平的不复存在，是由盛而衰现象的折射。这正如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序》中所说的名园的兴废，标志着天下的兴废那样。辛感慨至深的是这种兴而后衰的现象历来没有例外，故于“风流”“被雨打风吹去”之间着一“总”字。
针对性的典型事例即是军威如此之盛的刘裕基业传到儿子刘义隆手里就弄得每况愈下。“气吞万里”和“仓皇北顾”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而症结在于“草草”。当时（元嘉二十七年）主战派王玄谟一经慷慨陈词，文帝刘义隆立即成为北伐用兵的发烧友，似乎绝对胜券在握，已经想到像霍去病大获全胜后那样进行封禅典礼，于是轻率出兵。急功近利之举的结果是亲自封山的脚本演成了胡马饮江的悲剧。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刘义隆实在早有过失败的教训，然而前车不鉴，一覆再覆。三次北伐，屡战屡败。用武不善更用文，写下了“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的诗句。
笔者以为，从“元嘉草草”到“仓皇北顾”是辛弃疾此词中最为警策之处。词作者试图以史为鉴，讽谏朝廷慎勿“草草”从事。特别巧妙的是，所言前朝国号恰也是“宋”。然而此后现实却偏偏如词中所虑之态，宋宁宗、韩侂胄竟无视历史教训，重演历史悲剧，宛如刘义隆、王玄谟轮回转世，使辛词的这种委婉的讽刺成为不幸的预言，这是不久后的事。
辛在此词中方忧君罢，旋又忧其民。回顾四十三年前，辛率部归宋时虽战局纷纭，胜败互易，毕竟还存在一个同仇敌忾的战斗抗金局面。如今，在夷族入侵者的祠堂前（按：佛狸祠在瓜步山上，北魏太武帝南侵时所建行宫，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四十三年前金主完颜亮南侵时亦曾驻扎此地）老百姓照行民俗社事，全不管供奉的是何方神圣，真能把索命阎王当作送子观音膜拜顶礼。
上有昏聩之君，下有愚昧之民，国事何以堪。只能从中间作眼，期许于一个善战而持重的军事
人才作为砥柱。历史上的廉颇，曾使强秦之军为之逡巡而不敢进。辛在以此人之典作为全词结束语时，表达了自己最大的信心和失望。一方面，辛傲然以这种将才自任；另一方面，则是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如果说历史上赵王在为强秦所困时，尚能想到廉颇，问及饭量的话，而宋主当时则只倚重韩侂胄一党（如以其垫师陈自强为右相，以其旧部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至于北伐失利后则又无情予以抛弃，献首求和，成为另一种始乱终弃则是后话。
辛弃疾的“凭谁问”三字徒有感慨之功，未获启发提示之效，因为赵宋王朝历来就有猜忌武将的传统，姑不论鄂王、韩王、刘锜等人的遭遇如何，即使追溯到开国之君赵匡胤，他也是对武将慎加防范的。他定下制度，刻意使军事长官与军队保持某种间离关系。恐怕是饱览过五代时军阀谋政的祸患；或者更是自身由殿前都点检的军阶上起事的美梦中得到的噩梦启示吧。抵御外侮亟须将领有出群才，而王室专以此为忌讳。其之恐内忧实甚于忌外患的病根原是祖上遗传，如果再加上偏安并发症，眷恋王权的心理自会压倒一切，当然更会想到毕竟是藩篱远而萧墙近啊！
所以不知你辛弃疾有管、乐之才自不会用；而若知你辛弃疾有廉、蔺之能则是越觉不能大用。辛的功名心和报国心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辛的悲剧又何尝不与当时的民族悲剧融合在一处呢？
辛这首《永遇乐》议论、写景、描绘、叙述、抒情轮番而用，诸多相关历史典故次第而引，其旨深远而其言宏美，气概豪纵而内涵丰实，曲折迂回而奔涌流畅。所惜者未能借以在当时政坛上引起振聋发聩的效应。不久后词人即被免职，赍志而殁。细品此词，似可察觉到他对这种结局或许是始料已及的。
然而他的诗史般的词作，会在后世文学领域内发出奇光而使他得到复生，倒不知他可曾也预见到。
备课资料
关于作者
1.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南宋爱国词人。他出生时家乡已被金所占领，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转江阴签判。他不顾官职低微，进《九议》《美芹十论》等奏疏，具体分析南北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加强实力、适时进兵、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计，均未被采纳。后任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任职期间，都采取积极措施召集流亡人员、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豪强以利国便民。后被诬落职，先后在信州上饶、铅山两地闲居近二十年。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2.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著有《稼轩词》，存词600多首。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破陈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等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对抗金战斗的回忆。另外，在《贺新郎》(陈同甫自东阳来过年)、《摸鱼儿》(淳熙己亥)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了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作铺垫。
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境界。 在艺术成就方面，辛词以生动、夸张的描绘和想象，形成了他的豪放风格。因为有战斗实践，他在表现战斗场景时能营造出雄奇阔大的意境，而且文词生动，笔墨饱满。辛词常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中，词人以惜春又怨春的心态，暗示出他对当局的矛盾心理。这是词人明显受到传统的“美人香草”表现手法影响的体现。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了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赏析
这首词作于乾道四至六年（1168～1170）间建康通判任上。这时作者南归已八九年了，却投闲置散，作了一个建康通判，不得一遂报国之愿。偶有登临周览之际，一抒郁结心头的悲愤之情。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
这首词，上片大段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景色。楚天千里，辽远空阔，秋色无边无际。大江流向天边，也不知何处是它的尽头。遥远天际，天水交溶气象阔大，笔力遒劲。“楚天”的“楚”地，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战国时曾属楚国。“水随天去”的“水”，指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千里清秋”和“秋无际”，显出阔达气势同时写出江南秋季的特点。南方常年多雨多雾，只有秋季，天高气爽，才可能极目远望，看见大江向无穷无尽的天边流去的壮观景色。
下面“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是写山。“遥岑”即远山。举目远眺，那一层层、一叠叠的远山，有的很像美人头上插戴的玉簪，有的很像美人头上螺旋形的发髻，景色算得上是美景，但只能引起词人的忧愁和愤恨。皮日休《缥缈峰》诗“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有“山如碧玉”之句（即簪），是此句用语所出。人心中有愁有恨，虽见壮美的远山，但愁却有增无减，仿佛是远山在“献愁供恨”。这是移情及物的手法。词篇因此而生动。至于愁恨为何，又何因而至，词中没有正面交代，但结合登临时的情景，可以意会得到。北望是江淮前线，效力无由；再远即中原旧疆，收复无日。南望则山河虽好，无奈仅存半壁；朝廷主和，志士不得其位，即思进取，却力不得伸。以上种种，是恨之深、愁之大者。借言远山之献供，一写内心的担负，而总束在此片结句“登临意”三字内。开头两句，是纯粹写景，至“献愁供恨”三句，已进了一步，点出“愁”“恨”两字，由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而及主观，感情也由平淡而渐趋强烈。一切都在推进中深化、升华。“落日楼头”六句意思是说，夕阳快要西沉，孤雁的声声哀鸣不时传到赏心亭上，更加引起了作者对远在北方的故乡的思念。他看着腰间空自佩戴的宝刀，悲愤地拍打着亭子上的栏杆，可是又有谁能领会他这时的心情呢？
这里“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无一语不是喻情。落日，本是日日皆见之景，辛弃疾用“落日”二字，比喻南宋国势衰颓。“断鸿”，是失群的孤雁，比喻作为“江南游子”自己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辛弃疾渡江淮归南宋，原是以宋朝为自己的故国，以江南为自己的家乡的。可是南宋统治集团根本无北上收复失地之意，对于像辛弃疾一样的有志之士也不把辛弃疾看作自己人，对他一直采取猜忌排挤的态度，致使辛弃疾觉得他在江南真的成了游子了。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是直抒胸臆，此时作者思潮澎湃、心情激动。但作者不是直接用语言来渲染，而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一个动作是“把吴钩看了”（“吴钩”是吴地所造的钩形刀）。杜甫《后出塞》诗中就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句子。“吴钩”，本应在战场上杀敌，但现在却闲置身旁，只作赏玩，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虽有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第二个动作“栏杆拍遍”。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杆。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栏杆拍遍”是胸中有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借拍打栏杆来发泄。用在这里，就把作者雄心壮志无处施展的急切悲愤的情态宛然显现在读者面前。另外，“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除了典型的动作描写外，还由于采用了运密入疏的手法，把强烈的思想感情寓于平淡的笔墨之中，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无人会，登临意”，慨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而南宋统治集团中没有人是他的知音。
后几句一句句感情渐浓，达情更切，至最后“无人会”得一尽情抒发，可以说是“尽致”了。读者读到此，于作者心思、心绪，亦可尽知，每位读者，也都会被这种情感感染。
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则是直接言志。下片十一句，分四层意思：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晋朝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见《晋书·张翰传》）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连大雁都知道寻踪飞回旧地，何况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乡如今还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却偏安一隅，自己想回到故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季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确实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第二层意思。“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刘郎，指三国时的刘备，这里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是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对他很冷淡，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
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见《三国志·陈登传》）“怕应羞见”的“怕应”二字，是辛弃疾为许汜设想，表示怀疑：像你（指许汜）那样的琐屑小人，有何面目去见像刘备那样的英雄人物？第二层的大意是说：既不学为吃鲈鱼脍而还乡的张季鹰，也不学求田问舍的许汜。
作者登临远望故土而生情，谁无思乡之情，作者自知身为游子，但国势如此，如自己一般的又何止一人呢？作者于此是说，我很怀念家乡但却绝不像张翰、许汜一样，我回故乡当是收复河山之时。作者有此志向，但语中含蓄，“归未？”一词可知，于是自然引出下一层。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第三层意思。流年，即时光流逝；风雨指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也有一个典故，据《世说新语·言语》，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几围粗，便感叹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已长得这么高大了，人怎么能不老大呢！这三句词包含的意思是：于此时，我心中确实想念故乡，但我不会像张瀚、许汜一样贪图安逸，今日怅恨忧惧的。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再闲置便再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到这里，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下面就自然地收束，也就是第四层意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倩，是请求，“红巾翠袖”，是少女的装束，这里是少女的代名词。在宋代，一般游宴娱乐的场合，都有歌伎在旁唱歌侑酒。这三句是写辛弃疾自伤抱负不能实现，世无知己，得不到同情与慰藉。这与上片“无人会，登临意”意近而相呼应。
这首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重新解读
京口，即镇江（三国吴时于镇江设置京口镇）。镇江有北固山，下临长江，山头有亭，即北固亭。
辛弃疾登北固山，感时抚事作《永遇乐》词时是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在镇江知府任上。 12世纪末时，韩侂胄以和两代皇亲的关系成为南宋重臣（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领太师衔）。因其政见主战，并急于筹划北伐，于是作为主战宿耆的辛弃疾在几乎闲居二十年后重新被起用。宁宗嘉泰三年（１２０３）已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晋见宁宗，陈金国“必乱必亡”之议，不久，改知镇江府。
南宋王朝始终在“战”与“和”间彷徨，且无论偏向于哪方面，决策时都没有取得可喜的成果，每每是从一面倒向另一面，这做不成气候再做那。文恬而和，武嬉而战。战前不秣马厉兵，和后不卧薪尝胆。
辛弃疾自少年起兵追随耿京曾直面过战争风云。尔后对朝廷献芹陈议，历任地方官，也领略过宦海风波。算得上是有劳筋骨、苦心志的经验，况且原本又才具甚高、谙文畅武，从来以干城自许，唱出过“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的豪言壮语。时下年逾花甲，凭其资质、见识、经历，判断时局则深怀帷幄尸位之虑；衡量抱负仍不无汗血盐车之慨。而一切大问题的成败利钝，历来大儒、志士都以为取决于能否遇到一个可以期许的明君圣主。才堪老成而位不足谋国的辛弃疾是很会具有此种情结的。何况他还必定注意到艰难时事不止于庙堂乏术，由于偏安日久而至武备不饬，民心俱弛，战将何恃。
辛弃疾一生翘首以待朝廷北伐诏令，垂老之年竟遇上韩侂胄之流不知战守的主战派，察觉到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于是种种忧患意绪、忧愤情怀形成骨鲠，不吐不快。而多年的宦海沉浮早已使他洞察直言陈情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于是便借助平生所擅长的文学样式——长短句，将胸中的所
虑所感倾注于这首《永遇乐》中，以期对掌政者痛下针砭，并让自身的情绪得以尽情宣泄。
词的一开头就道出了他的深沉忧患——时空悠悠，缺少一个为历代仁人志士所神往的英主。值得人玩味的是辛弃疾为这种理想形象抉择历史典型时并非把视线投射到唐宗、宋祖类的开国英主身上，而是惟独关注于三国鼎立时的东吴孙权。这当然首先要顾及此对象必须和“京口”有关（词题是“京口北固亭怀古”），而正是孙权（字仲谋）以镇江为京口镇，并一度定都于此。然而，与京口有关的英雄人物至少还有刘裕——同词之中旋即提到的寄奴（刘裕小名）。若较此两人业绩，论一论谁是大英雄的话，似乎刘裕更应该拿到资格证书。孙权拥有东吴乃是接受了父、兄（坚、策）的免税遗产；而刘出身于“寻常巷陌”、崛起于“斜阳草树”，最终蹑足于九五之尊，可谓是从零开始。况且孙之吴只合鼎之一足；而刘之宋则有南朝这半壁河山。三分之一对二分之一，地域也是刘裕相对广袤。评委公正打分，孰先孰后甚明。莫非辛弃疾个人对孙权特别赞赏？他在《南乡子》一词中不也是再度予以褒誉吗？其实不然，他的《美芹十论》中议及孙权时，评价并不甚高。
然而稼轩先生在他的《永遇乐》中，并不是一开始写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而是仍瞩目于孙权却绝非疏误，而是表意精当，用心良苦。否则, “孙”“刘”两个历史人物都作为掌故摄入一首词中，这就不止是深知个中底细的用典大师乱点排行榜，词的内容也显得前后矛盾：“英雄无觅”的话音才绝，即让更为了不起的角色登场亮相。
这就促使读词者不能不对孙权这个历史人物稍加审视。且引《三国志》中语两段，聊备诠释：
一、“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引述诸葛亮语）
二、“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中引述曹操语）由是可见，孙权是一个能继承父兄余烈的守成英雄。连不可一世的曹孟德也羡慕这样的“接班人”，恨不得生儿子能借他“克隆”一下。辛弃疾则借以惋惜赵匡胤的后人不能望其项背，只能属于豚犬等级。而这样的意思如不借助“掉书袋”的方法来曲笔暗示，其严重后果恐怕就迥非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相比。
正由于先王开创的基业无以善继，所以繁华销尽。“舞榭歌台”的凋敝是歌舞升平的不复存在，是由盛而衰现象的折射。这正如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序》中所说的名园的兴废，标志着天下的兴废那样。辛感慨至深的是这种兴而后衰的现象历来没有例外，故于“风流”“被雨打风吹去”之间着一“总”字。
针对性的典型事例即是军威如此之盛的刘裕基业传到儿子刘义隆手里就弄得每况愈下。“气吞万里”和“仓皇北顾”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而症结在于“草草”。当时（元嘉二十七年）主战派王玄谟一经慷慨陈词，文帝刘义隆立即成为北伐用兵的发烧友，似乎绝对胜券在握，已经想到像霍去病大获全胜后那样进行封禅典礼，于是轻率出兵。急功近利之举的结果是亲自封山的脚本演成了胡马饮江的悲剧。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刘义隆实在早有过失败的教训，然而前车不鉴，一覆再覆。三次北伐，屡战屡败。用武不善更用文，写下了“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的诗句。
笔者以为，从“元嘉草草”到“仓皇北顾”是辛弃疾此词中最为警策之处。词作者试图以史为鉴，讽谏朝廷慎勿“草草”从事。特别巧妙的是，所言前朝国号恰也是“宋”。然而此后现实却偏偏如词中所虑之态，宋宁宗、韩侂胄竟无视历史教训，重演历史悲剧，宛如刘义隆、王玄谟轮回转世，使辛词的这种委婉的讽刺成为不幸的预言，这是不久后的事。
辛在此词中方忧君罢，旋又忧其民。回顾四十三年前，辛率部归宋时虽战局纷纭，胜败互易，毕竟还存在一个同仇敌忾的战斗抗金局面。如今，在夷族入侵者的祠堂前（按：佛狸祠在瓜步山上，北魏太武帝南侵时所建行宫，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四十三年前金主完颜亮南侵时亦曾驻扎此地）老百姓照行民俗社事，全不管供奉的是何方神圣，真能把索命阎王当作送子观音膜拜顶礼。
上有昏聩之君，下有愚昧之民，国事何以堪。只能从中间作眼，期许于一个善战而持重的军事
人才作为砥柱。历史上的廉颇，曾使强秦之军为之逡巡而不敢进。辛在以此人之典作为全词结束语时，表达了自己最大的信心和失望。一方面，辛傲然以这种将才自任；另一方面，则是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如果说历史上赵王在为强秦所困时，尚能想到廉颇，问及饭量的话，而宋主当时则只倚重韩侂胄一党（如以其垫师陈自强为右相，以其旧部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至于北伐失利后则又无情予以抛弃，献首求和，成为另一种始乱终弃则是后话。
辛弃疾的“凭谁问”三字徒有感慨之功，未获启发提示之效，因为赵宋王朝历来就有猜忌武将的传统，姑不论鄂王、韩王、刘锜等人的遭遇如何，即使追溯到开国之君赵匡胤，他也是对武将慎加防范的。他定下制度，刻意使军事长官与军队保持某种间离关系。恐怕是饱览过五代时军阀谋政的祸患；或者更是自身由殿前都点检的军阶上起事的美梦中得到的噩梦启示吧。抵御外侮亟须将领有出群才，而王室专以此为忌讳。其之恐内忧实甚于忌外患的病根原是祖上遗传，如果再加上偏安并发症，眷恋王权的心理自会压倒一切，当然更会想到毕竟是藩篱远而萧墙近啊！
所以不知你辛弃疾有管、乐之才自不会用；而若知你辛弃疾有廉、蔺之能则是越觉不能大用。辛的功名心和报国心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辛的悲剧又何尝不与当时的民族悲剧融合在一处呢？
辛这首《永遇乐》议论、写景、描绘、叙述、抒情轮番而用，诸多相关历史典故次第而引，其旨深远而其言宏美，气概豪纵而内涵丰实，曲折迂回而奔涌流畅。所惜者未能借以在当时政坛上引起振聋发聩的效应。不久后词人即被免职，赍志而殁。细品此词，似可察觉到他对这种结局或许是始料已及的。
然而他的诗史般的词作，会在后世文学领域内发出奇光而使他得到复生，倒不知他可曾也预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