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这一观点被今人普遍接受，而且我们也能够在武当山找到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载体。 一、互补性融合为儒、释、道三教合一创造了先决条件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道教的建立与发展。因此，道教的产生与佛教传人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及文化群体。然而，自东汉末到隋唐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特别是魏晋时期，社会尤其动荡，佛、道二教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由城市向山林转移。武当山地域广阔，奇峰幽谷榛莽蔽天，聚仙招隐的名声和奇秀特异的山形为僧人、道人提供了躲避战祸，渡过劫难的栖身之所。作为两种宗教、两种文化，同时选用同一之地作为自己的发展根基而不发生矛盾冲突，并非是这两种文化、两种宗教没有排它性，而是因为佛教和道教在选址观念上的不同以及彼此都是较小的势力所造成的。道家认为，高山为神仙居所，特别是居白云深处的高山，是进入神仙世界的理想之所，追求所谓“天人合一”。因此，道教官观的选址遵循两个特点，一是建在名山，二是选择与天界接近的山巅。武当山也体现了这种典型特征，由均州城净乐宫直达与天界相接的天柱峰金顶。而佛教对建筑基址的选择与道教则有所不同，佛教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因此，它的选址除了选择名山之外，它还要求“三面环山、绝暄尘，面势宽广，环合四抱，犹如城廓等，其地形特征用我们俗语说就是处于靠背椅子内。选址观念的不同，加之武当山地处南北要冲，很少有稳定的局面供宗教大规模发展。因此，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其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直到宋以前，武当山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各自为政，互不干扰，形成一种互补性融合的局面。 今天，在武当山的深壑、幽谷中尚存的佛教遗址和遗存的石刻、金属造像等文物可以说明这一特点。虽然《佛法金汤编》记载早在西晋时羊祜便在武当山建有武当山寺，但目前在武当山发现的最早的佛教遗址则是南北朝时期的。从南北朝至唐，在武当山的佛教遗存有官山松树沟豹儿峰罗汉洞石佛寺、浪河天门山古寺岭、牛河葛藤架法堂寺、浪河土门沟大佛寺等处。其中天门山古寺岭大佛寺遗存的南北朝至唐石造像共22尊，南北朝时期的罗汉16尊；官山豹儿峰罗汉洞石佛寺遗存唐代造像 4尊，释迦佛2尊；浪河土门沟大佛寺遗存南北朝造像3尊；牛河葛藤架法堂寺遗存南北朝造像3尊土关垭长岭寺现存唐代造像1尊为释伽佛。这些佛像高一般都在1米左右。 目前，武当山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道教遗址、遗物并不多。有《舆地纪胜》记载，早在周康王时，尹喜大夫在武当山筑修炼的石室，唐真宗时修建的五龙祠遗址。相比之下，宋以前，虽佛、道二教都在武当山发展，但佛教势力要大于道教。这一时期，在武当山，儒教并没有与佛教、道教实现实质性的融合，但是佛教却已和道教在这里形成了融合。这一互补型融合不仅获得了存身与发展之处，而且为儒教与佛、道二教融合创造了条件。 二、主动与被动的融合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 到了唐代，社会出现统一而安全的局面，佛教也开始广为流行，佛教徒大量增加，致使国库收入减少，服劳役和兵役等人力资源缺乏，直接威胁着封建皇帝的统治；在《全唐文》中排佛的表、疏就有 30余篇；加之唐代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自诩为老子的后裔，奉行崇道政策，并把三教的次序规定为：道先儒次佛最后。因此，武当在唐代就出现了“万缕状成飞风势，龛纹绾就碧螺寰”初具规模的建筑。唐晚期，儒、道主动融合及毁佛运动的实施，使佛教在大伤元气之际感到前途渺茫。从《全唐文》记载中发现，仅李德裕任宰相时发动的一次毁佛运动就拆寺庙四千六百余，还俗僧侣二十六万零五百人。佛教要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融合。佛、道、儒这一被动性融合一直延续到明代。宋时不仅把唐代建立的太乙延昌寺变成了一座道家的太乙延昌宫，而且在真宗时还把唐代修建的五龙祠扩建为“五龙灵应之观”，理宗时又诏道士刘真人住南岩宫兴建殿宇等。宋代的诗人高本宗题天柱峰歌云：“丹梯贯铁锁，十二楼五城，黄金铸屋玉作楹”。可见武当山道教的宏大规模。到了元明时期，从原均州城净乐宫到金顶 70余公里的建筑线上，宫观殿宇就达二万余间，被誉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在儒、道如此强大的攻势下，佛教唯有忍让、融合才能换得生存。而武当山佛教在这一方面则做的空前绝后，堪称天下第一。它不仅在原寺庙内出现道教之神，更为绝妙的是竟然出现了释迦坐龙座、观音坐龙座及观音手执朝笏等现象。宋明两代完成了儒、释、道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合一。 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址主要有天门山古寺岭、官山豹儿峰罗汉洞、牛河葛滕架法堂寺、官山吕家河庙湾、肖川红庙、六里坪白庙等处。 豹儿峰罗汉洞遗存有宋、明代造像23尊，其中宋代造像4尊，如来佛1尊。罗汉洞内还存有碑一通，记载弘治三年古路垭观音寺上院住持、胜水寺住持等南禅盖殿一所，造罗汉一堂等内容及永远为业的四至边界，东至龙山咀岭、南至右太山庙河口、西至太山长岭、北至大垭等内容。 牛河葛藤架法堂寺遗存造像 7尊，其中宋代造像1尊，明代造像6尊；天门山古寺岭遗存造像7尊，其中宋代1尊为弥勒佛。 官山吕家河乃登武当山的南神道。然而，在这里却遗存着3尊十分典型的造像，其中宋代造像1尊。 红庙、白庙皆是明代大兴武当时修建的。然而，白庙内供奉的是泰山神，红庙内供奉的则是泰山神、祝融神、五岳神、送子观音等。 虽然宋明时期是武当道教空前发展并达鼎盛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唯一时期。我们还可以从玉虚宫出土的佛教禅杖、化佛冠；太和宫、紫霄宫、净乐宫等供奉的菩萨、伽蓝、济公、关公、韦驮等，以及使用的莲花灯台、莲花宝瓶等供器说明这一问题。特别是韦驮，《历代神仙通鉴》载，燃灯曰：“此子自幼全真，名曰韦驮。”还有关公，不仅是儒教的名将，道教的伏魔大帝，而且也是佛教的护法等等。 三、佛、道拼盘式融合，形成了民间宗教信仰形式 拼盘式的儒、释、道三教融合主要始自清代。经过宋、明，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学吸收了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塑造出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使佛教、道教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因此，儒教退出了宗教之地武当山，而佛、道二教也开始丧失其固有的信仰宗旨，成为一种主体支撑的宗教信仰，由此变成了一种鬼神皆信仰，不信仰信仰即民间宗教信仰的特色。民间宗教信仰在吸收、同化和改造了佛教、道教一些内容和形式后，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所供奉的如来、真武、观音、财神、玉皇、关帝、牛王、城隍、土地等混居一堂的现象，来说明这一问题。这种随便由香客各取所需的神灵世界的超级市场，严格来说已不是真正意义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它已偏离了正统的佛、道二教的神灵体系，成为民间神灵信仰体系。我们仍以现存佛教寺庙内的造像为例来说明问题。 清同治元年建的爵�髻山神庙，在小小的一间房中竟供有真武、金童玉女、太乙、天罡、关帝、关云、周仓、送子娘娘、菩萨、玉皇、王母、侍女、老君、三清、弥勒佛、土地、青龙、白虎等神。 官山观音岩清咸丰八年修建，内供神像除了一佛二菩萨二罗汉之外，还有周仓、张苞、真武、西王母、菩提观音、药王爷、馁王神、太上老君、财神及黄州府人氏陈公老法师的神位等。 在松树沟罗汉洞石佛寺内居然是道士在住持。我们可以从清同治三年埋葬于此的余道人墓碑加以证实，也可以从一通清光绪二年的“功德昭彰”碣中可以得知，这一时期供奉的神有玉皇大帝。 这一时期所供奉的神从整体上来看，普遍存在个体小，制作粗糙，它不仅把儒、释、道做成一个大拼盘，而且还把恶神瘟鬼也纳入其中，是典型的民间信仰的神鬼佛仙。 武当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不仅使武当文化更为精深、繁杂、厚重，而且改变了当地民众的信仰特征，从而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的思维模式，是今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种潜在的资源优势。
武当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这一观点被今人普遍接受，而且我们也能够在武当山找到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载体。 一、互补性融合为儒、释、道三教合一创造了先决条件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道教的建立与发展。因此，道教的产生与佛教传人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及文化群体。然而，自东汉末到隋唐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特别是魏晋时期，社会尤其动荡，佛、道二教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由城市向山林转移。武当山地域广阔，奇峰幽谷榛莽蔽天，聚仙招隐的名声和奇秀特异的山形为僧人、道人提供了躲避战祸，渡过劫难的栖身之所。作为两种宗教、两种文化，同时选用同一之地作为自己的发展根基而不发生矛盾冲突，并非是这两种文化、两种宗教没有排它性，而是因为佛教和道教在选址观念上的不同以及彼此都是较小的势力所造成的。道家认为，高山为神仙居所，特别是居白云深处的高山，是进入神仙世界的理想之所，追求所谓“天人合一”。因此，道教官观的选址遵循两个特点，一是建在名山，二是选择与天界接近的山巅。武当山也体现了这种典型特征，由均州城净乐宫直达与天界相接的天柱峰金顶。而佛教对建筑基址的选择与道教则有所不同，佛教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因此，它的选址除了选择名山之外，它还要求“三面环山、绝暄尘，面势宽广，环合四抱，犹如城廓等，其地形特征用我们俗语说就是处于靠背椅子内。选址观念的不同，加之武当山地处南北要冲，很少有稳定的局面供宗教大规模发展。因此，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其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直到宋以前，武当山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各自为政，互不干扰，形成一种互补性融合的局面。 今天，在武当山的深壑、幽谷中尚存的佛教遗址和遗存的石刻、金属造像等文物可以说明这一特点。虽然《佛法金汤编》记载早在西晋时羊祜便在武当山建有武当山寺，但目前在武当山发现的最早的佛教遗址则是南北朝时期的。从南北朝至唐，在武当山的佛教遗存有官山松树沟豹儿峰罗汉洞石佛寺、浪河天门山古寺岭、牛河葛藤架法堂寺、浪河土门沟大佛寺等处。其中天门山古寺岭大佛寺遗存的南北朝至唐石造像共22尊，南北朝时期的罗汉16尊；官山豹儿峰罗汉洞石佛寺遗存唐代造像 4尊，释迦佛2尊；浪河土门沟大佛寺遗存南北朝造像3尊；牛河葛藤架法堂寺遗存南北朝造像3尊土关垭长岭寺现存唐代造像1尊为释伽佛。这些佛像高一般都在1米左右。 目前，武当山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道教遗址、遗物并不多。有《舆地纪胜》记载，早在周康王时，尹喜大夫在武当山筑修炼的石室，唐真宗时修建的五龙祠遗址。相比之下，宋以前，虽佛、道二教都在武当山发展，但佛教势力要大于道教。这一时期，在武当山，儒教并没有与佛教、道教实现实质性的融合，但是佛教却已和道教在这里形成了融合。这一互补型融合不仅获得了存身与发展之处，而且为儒教与佛、道二教融合创造了条件。 二、主动与被动的融合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 到了唐代，社会出现统一而安全的局面，佛教也开始广为流行，佛教徒大量增加，致使国库收入减少，服劳役和兵役等人力资源缺乏，直接威胁着封建皇帝的统治；在《全唐文》中排佛的表、疏就有 30余篇；加之唐代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自诩为老子的后裔，奉行崇道政策，并把三教的次序规定为：道先儒次佛最后。因此，武当在唐代就出现了“万缕状成飞风势，龛纹绾就碧螺寰”初具规模的建筑。唐晚期，儒、道主动融合及毁佛运动的实施，使佛教在大伤元气之际感到前途渺茫。从《全唐文》记载中发现，仅李德裕任宰相时发动的一次毁佛运动就拆寺庙四千六百余，还俗僧侣二十六万零五百人。佛教要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融合。佛、道、儒这一被动性融合一直延续到明代。宋时不仅把唐代建立的太乙延昌寺变成了一座道家的太乙延昌宫，而且在真宗时还把唐代修建的五龙祠扩建为“五龙灵应之观”，理宗时又诏道士刘真人住南岩宫兴建殿宇等。宋代的诗人高本宗题天柱峰歌云：“丹梯贯铁锁，十二楼五城，黄金铸屋玉作楹”。可见武当山道教的宏大规模。到了元明时期，从原均州城净乐宫到金顶 70余公里的建筑线上，宫观殿宇就达二万余间，被誉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在儒、道如此强大的攻势下，佛教唯有忍让、融合才能换得生存。而武当山佛教在这一方面则做的空前绝后，堪称天下第一。它不仅在原寺庙内出现道教之神，更为绝妙的是竟然出现了释迦坐龙座、观音坐龙座及观音手执朝笏等现象。宋明两代完成了儒、释、道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合一。 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址主要有天门山古寺岭、官山豹儿峰罗汉洞、牛河葛滕架法堂寺、官山吕家河庙湾、肖川红庙、六里坪白庙等处。 豹儿峰罗汉洞遗存有宋、明代造像23尊，其中宋代造像4尊，如来佛1尊。罗汉洞内还存有碑一通，记载弘治三年古路垭观音寺上院住持、胜水寺住持等南禅盖殿一所，造罗汉一堂等内容及永远为业的四至边界，东至龙山咀岭、南至右太山庙河口、西至太山长岭、北至大垭等内容。 牛河葛藤架法堂寺遗存造像 7尊，其中宋代造像1尊，明代造像6尊；天门山古寺岭遗存造像7尊，其中宋代1尊为弥勒佛。 官山吕家河乃登武当山的南神道。然而，在这里却遗存着3尊十分典型的造像，其中宋代造像1尊。 红庙、白庙皆是明代大兴武当时修建的。然而，白庙内供奉的是泰山神，红庙内供奉的则是泰山神、祝融神、五岳神、送子观音等。 虽然宋明时期是武当道教空前发展并达鼎盛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唯一时期。我们还可以从玉虚宫出土的佛教禅杖、化佛冠；太和宫、紫霄宫、净乐宫等供奉的菩萨、伽蓝、济公、关公、韦驮等，以及使用的莲花灯台、莲花宝瓶等供器说明这一问题。特别是韦驮，《历代神仙通鉴》载，燃灯曰：“此子自幼全真，名曰韦驮。”还有关公，不仅是儒教的名将，道教的伏魔大帝，而且也是佛教的护法等等。 三、佛、道拼盘式融合，形成了民间宗教信仰形式 拼盘式的儒、释、道三教融合主要始自清代。经过宋、明，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学吸收了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塑造出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使佛教、道教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因此，儒教退出了宗教之地武当山，而佛、道二教也开始丧失其固有的信仰宗旨，成为一种主体支撑的宗教信仰，由此变成了一种鬼神皆信仰，不信仰信仰即民间宗教信仰的特色。民间宗教信仰在吸收、同化和改造了佛教、道教一些内容和形式后，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所供奉的如来、真武、观音、财神、玉皇、关帝、牛王、城隍、土地等混居一堂的现象，来说明这一问题。这种随便由香客各取所需的神灵世界的超级市场，严格来说已不是真正意义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它已偏离了正统的佛、道二教的神灵体系，成为民间神灵信仰体系。我们仍以现存佛教寺庙内的造像为例来说明问题。 清同治元年建的爵�髻山神庙，在小小的一间房中竟供有真武、金童玉女、太乙、天罡、关帝、关云、周仓、送子娘娘、菩萨、玉皇、王母、侍女、老君、三清、弥勒佛、土地、青龙、白虎等神。 官山观音岩清咸丰八年修建，内供神像除了一佛二菩萨二罗汉之外，还有周仓、张苞、真武、西王母、菩提观音、药王爷、馁王神、太上老君、财神及黄州府人氏陈公老法师的神位等。 在松树沟罗汉洞石佛寺内居然是道士在住持。我们可以从清同治三年埋葬于此的余道人墓碑加以证实，也可以从一通清光绪二年的“功德昭彰”碣中可以得知，这一时期供奉的神有玉皇大帝。 这一时期所供奉的神从整体上来看，普遍存在个体小，制作粗糙，它不仅把儒、释、道做成一个大拼盘，而且还把恶神瘟鬼也纳入其中，是典型的民间信仰的神鬼佛仙。 武当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不仅使武当文化更为精深、繁杂、厚重，而且改变了当地民众的信仰特征，从而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的思维模式，是今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种潜在的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