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邱焕星
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之源和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它的最大困难在于影响的难以证实，面临着方法和材料的巨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他之前法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以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史研究，一是以彼得・盖伊、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在达恩顿看来二者都是精英主义的、“大写的‘真’（Ｔｒｕｔｈ）”，他反对从宏大概念如“结构”、“场合”开始的年鉴学派，认为他们“试图以计算来衡量心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另一方面他对于思想在哲学家之间的传承没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观念不会被认为不过是漂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以下简称《自白》。２１６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达恩顿深受当时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影响，因而更关注“小写的‘真’（ｔｒｕｔｈ）”。一九六八年他来到普林斯顿并和人类学著名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连续六年共同主持“历史和人类学”讨论班，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使达恩顿更关注“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关注“思想交流当中的这一中低层面：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自白》，１９９页）。这些影响与他对前人的批判相生发，使他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它可以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的，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是启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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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观念。”（《自白》，２１６页）“观念的社会史”避免了社会史不能研究心态、思想史研究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正如达恩顿自己指出的，“历史应当怎样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观念”和“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是什么？还是一个在研究中需要落实的问题。
受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启发，达恩顿发现了启蒙运动的物质化形式——“书籍”是“历史中的一种力量”，“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以下简称《生意》，１页），但是这种对书籍的研究既非英国式的文献学研究，也非法国式的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两种静态研究都“忽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所以达恩顿“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宽广的社会史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生意》，２页），这就意味着将书籍史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仅仅是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达恩顿的真正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史转移到更加广阔的传播史，而那反过来又会联系上法国革命的爆发这一经典问题。”（《自白》，２２２页）
意图虽然很好，但达恩顿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难题：“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生意》，１页）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达恩顿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强调“踏踏实实的研究和对于准确性的尊重”，所以他说“冒险闯入这一领域，就可能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材料匮乏”（《生意》，３页）。幸运的是，一九六三年达恩顿做博士论文追踪布里索的踪迹时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由五万封涉及图书生产、传播内容的商业通信构成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ＳＴＮ）十八世纪的档案，正是“通过展示丰富的未曾使用过的原始材52
料，《生意》出版史有可能改变争论的依据”（《生意》，５１６页），没了这个支点，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不过是空中楼阁。
“大革命”始终是十八世纪法国史的焦点，达恩顿试图“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在他看来，“书籍史通向了非常的大的经典问题，比如：为什么一七八九年法国发生了革命？启蒙运动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共舆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会有终极的简单答案，然而，我的确认为，这种书籍史的研究以其全部的细节和大量的考察最终可以让我们对革命的爆发达到更加丰富的理解。”（《自白》，２１３页）所以揭示启蒙运动在法国革命前十年里传播的复杂过程、考察“观念在旧制度下的社会中旅行并‘生根发芽’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对现代史中伟大的奠基性事件——法国革命达到一种有深度的理解”（《自白》，２２２页）。只有在这个更大的目的下，达恩顿在《生意》中将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来讨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生意》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生意》，３页）这种“别处”不仅仅指启蒙如何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更在于它提供了启蒙的另一副面孔。在达恩顿看来，一七七五至一八○○年的启蒙观念传播时期是“一个充满暖昧和悖论的时代”（《自白》，２１０页），这种“暧昧和悖论”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是启蒙与旧制度之间的暧昧关系。《百科全书》最初被视作破坏宗教和国家的禁书，但“正是那些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的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生意》，５２６页），使其成了一部“半合法的非法著作”。达恩顿仔细描述了官方“保护伞”与《百科全书》传播的“共谋”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部禁书是如何经国家允许到了公众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政府不仅帮助庞库克在法国境外销售此书，而且帮助他运用国家权力将外国人摒除在竞争之外。这种“暧昧”还表现在：“《百科全书》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倒是对贵族、神职人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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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被看成是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即显贵、领年金的人、官员和与现代工业资本家有别的职业人士——等不同的人群更有吸引力。”（《生意》，２７７页）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百科全书》甚至只是为了充门面。此外我们还看到《方法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中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和职业背景是与国家相关的”，“他们远不是作为疏离当局的知识分子而受苦受难，他们为政府效力并且因得到政府的大量好处而感到荣耀”（《生意》，４２６页）。
其次是启蒙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生意》，２５页）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住这句极富冲击力的话。《百科全书》的传播表明启蒙运动是一场巨大的经济事业的一部分，它与结盟、商战、密谋和贿赂搅在一起，出版商更致力于赚取钱财而非传播启蒙观念，他们“任意地处理文本”、“没有认为《百科全书》是神圣的”（《生意》，１９２页），所以达恩顿说这二者是“一种现代的、理性启蒙了的世界观与这另外一种现代主义——让人们拼命赚钱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结合”（《自白》，２１６页）。这种“原始资本主义”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一七六八年庞库克提议由狄德罗修订《百科全书》，后者竟然要价三十万里佛。在另一封信中狄德罗说：“如果你给我两万路易，我会迅速满足你的需要，否则我将什么也不做。”（《生意》，４７页）以至于庞库克都大骂他是个“坏蛋”，在改编时不再求助于狄德罗。所以达恩顿说：“我把启蒙运动视作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种动物诞生的时代。”（《自白》，２１４页）《生意》让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是如何压倒知识的力量的，这一点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九八二）中对“格拉布街文人”的描写中体现得更明显。更关键的是，杜普兰蜕变成假贵族证明了所谓启蒙精神代表的资产阶级心态是“先进的和陈旧心态的矛盾混合体……它将进步因素和与时代不符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生意》，５２２页）。
第三是启蒙与大革命的悖论关系。这是本书写作的最终目的所在，达恩顿分析了文本后认为：“《百科全书》的基本要素并非来自对遥远将来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先见之明，而是来自一种尝试，试图在理性并只54
在理性的支配下勾勒出知识世界新图景的新边界。”“如果把这些言论看做是在呼唤革命，那就错了……《百科全书》甚至不赞成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生意》，９页）他分析了编纂者的政治倾向，指出：“首先，百科全书编纂者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布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其次，他们分布得并不均匀，而是集中在中左派别中……几乎没有人支持恐怖，更没有人支持恢复旧制度的反革命。”（《生意》，５０３页）在读者方面，“《百科全书》没有渗透进社会的底层：它在社会的中层传播并且在上层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生意》，５１４页）这些结论否定了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观点，也证明了启蒙运动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相当表面的现象”（《生意》，５１５页）。达恩顿对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进步革命的传统认识也持保留态度，他指出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百科全书》出版的政治、经济环境，他甚至对被“革命摧毁了一切”的庞库克有颇多的同情。
通过对百科全书主义到雅各宾主义复杂转变的分析，达恩顿最后认为《百科全书》本质上是旧制度的产物，“它没有对政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遑论直接导致了雅各宾主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其他的力量摧毁了旧制度，百科全书主义可能已经在法国被同化了，这个王国也将像其他的社会在价值体系的突变中幸存下来一样，黯然度过启蒙运动的风暴。”（《生意》，５２８页）既然不是启蒙运动也不是资产阶级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那本书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从《百科全书》的传播可以看出，它最受追捧时正是旧制度逐渐解冻的时候，而它流向旧制度的精英阶层似乎表明贵族的反叛是旧制度加速毁灭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但后来达恩顿给出了另一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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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九八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时我在街道层面上的经历，让我更加倾向于强调集体感知和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法国政府在所谓的一七八七至一七八八年的‘革命前夕’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孤立开来的”（《自白》，２０４页）。正是因此，达恩顿说：“我还需要扩展我的视野，考察所有别的媒体。这就是目前我计划研究歌曲、墙头涂鸦、肖像以及尤其是谣言和十八世纪巴黎所谓的‘公共噪音’的原因……我想要先写一部传播史，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而后继续第二阶段的工作，那是对于这些媒体对大革命前夕法国一场政治危机的解释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自白》，２２１页）而《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一九九五）已经展示了这种倾向的阶段性成果。
达恩顿对启蒙和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受到了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以阿尔弗雷德・科本和弗朗索瓦・傅勒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影响。傅勒认为君主专制主义应对革命的产生负责，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精英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是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后来才由制宪会议革命“侧滑”到了城市平民和农村革命，革命话语权的竞争取代了权力利益的冲突，控制了舆论的罗伯斯庇尔通过批判权力而最终获得了权力。大革命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却具有前极权主义的特征。而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直接联系，认为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此后又有学者指出启蒙运动的保守和改良性质，而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更有人认为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但是达恩顿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说：“启蒙运动的神话确实存在着，创造了这一神话的就是那些哲人们；他们把自己扮演成为人道的事业而在完全无私地奋斗着的战士。其实，我相信那个神话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成分……所以，我并不想要贬低这种纯真的理想主义的奉献。”（《自白》，２１４页）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达恩顿深受人类学“移情”观点的影响，他认56
为研究者应该“就每一个文字作品体系自身、并从亲身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不是以像是经济学家所偏好的某种共同的外在标准来对它加以考量”（《自白》，２０３页）。在十八世纪“人们并不是按我们的方式来划分这个世界的”，对于政府为《百科全书》提供保护的反常现象，他说：“在十八世纪，尤其是在书籍的领域，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自白》，２１８页）对于出版商和知识分子的贪婪，他指出：“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使得贪欲过了时，而是前现代资本家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与现代格格不入。”（《生意》，５２１页）在那个时代“即便知识分子也是要吃饭的”。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范畴与其他时期所存在的范畴也许并不吻合”（《自白》，２１０页），达恩顿才能解读这些文献档案，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如果倒果为因那只能“指鹿为马”，所以《生意》中那个叫“巧手”的工人、那个留在书页上的“指纹”、那个叫庞库克的传奇商人的个人魅力才会如此动人。这种站在历史当事人立场上发言或倾听他们声音的语境化原则，不但复活了历史和“人”的活动，也为理解历史中的所谓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所谓启蒙的“暧昧”其实本来就是历史的原貌。后人执规矩以度天下，在将世界看做非方即圆的同时却忘了是标准自身出了问题。
作为一位写了十来本被翻译成十二种以上语言著作的人，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专家之一，也是书籍史方面的领军人物”（《自白》，１９５页），但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Ｔｈｅ Ｄａｒｎｔｏｎｄｅｂａｔ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针对他的著作和独创性观念提出了批评，这对理解《生意》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纳沙泰尔印刷公司（ＳＴＮ）十八世纪档案的问题。这是他“观念的社会史”的材料基础，但这个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相对于整个法语市场而言仍是小的，而且这些档案始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而此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所以这些档案很难代表启蒙思想生活的全貌，对此达恩顿自己也说：“我无法解决证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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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屠猫记・结语》）而他对档案的解读也很难避免过度阐释的批评，由于这些资料的“作者已死”，如果坚持“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解读，即使能有意识的“移情”，也无法摆脱立于现代思考古代的先入之见。这种对材料的批评无疑是釜底抽薪式的。
其次，《生意》只是展现了这些书的生产和流通，但没有充分资料证明读者是否充分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它们在图书阅览室中是如何被阅读的难以确证，甚至《百科全书》仅被用来传达出主人的身份，所以达恩顿自己也说：“图书的消费只能被看做是读书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甚精确的指示器。”（《生意》，５１２页）“事实上，人们不能用图书的销售方式来证明人类的行为方式。如果冒险说《百科全书》的广泛传播表明了广泛存在着对旧制度意识形态基础的质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广泛存在着对激进变革的接受，那是很危险的。”（《生意》，５２８页）显然达恩顿对这个缺陷是有明确认识的，事实上在其一九九一年发表的《阅读的历史》中他指出了利用信件、档案、遗言、日记、购书单、藏书目录、借阅记录、财产清单等考察阅读影响的途径。
第三也是其遭受诟病最多的地方是他对启蒙的态度。尽管他肯定“启蒙神话”的存在，但批评者仍旧认为他夸大了经济在启蒙中的作用，消解了启蒙宏大叙事，使“启蒙”本身处于遮蔽状态。他对下层人的关注带有一定的反精英主义倾向，拔高了“非知识分子思想史”的地位。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不是从负载启蒙思想的文本出发的，而是更多放到了启蒙的外缘因素，这很难摆脱“权力决定论”的弊端。再者，《百科全书》是否能代表启蒙思想的全部？启蒙仅仅是一种纸质的文本还是一个更大的思潮？启蒙是不是只是一种温和的理性观念而不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过多意识形态的文化史分析而忽视阶级视角是否合适？启蒙是否对传播它的商人毫无影响？将《方法百科全书》的科学和专业化倾向看做《百科全书》的退步是否合适？……在《生意》的开始达恩顿就说：“即使对出版史的研究很重要，概述对58
它的思想内容的所有研究成果，也是多余的。”（《生意》，５页）然而，失落了“哲学”趋向于“科学”的《方法百科全书》无人问津的现实表明，这种对启蒙“思想内容”的探究并非多余，对启蒙和大革命的探究显然不是一个维度（经济）、一种视角（商人）所能囊括的，作者、文本、读者、政治、时代等等的综合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九九六年的《自白》中他也说：“而如今，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百科全书》的文本上，揭示不同的版本之间如何包含了重要的变动，我也会更多地谈及读者，因为对《百科全书》的读者我有了些了解。这样的话，这一研究就会更多是文字方面的而较少是经济方面的。”（《自白》，２１２页）总而言之，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去给启蒙或大革命定性，而是认识到历史本身的多重面貌和我们认识历史的局限。
《生意》是达恩顿“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的一个起始部分，它的目的不在探讨启蒙运动本身，而是想通过启蒙运动的传播搞清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所以其方法和观念的意义和局限只有放到这个最终目的下才能看清。毫无疑问，达恩顿的启蒙研究对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他的方法和观念甚至可以直接应用于“五四”研究，对于“五四”启蒙的实际影响和定性一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研究的核心问题，达恩顿在《阅读的历史》中曾说：“对于‘是谁’、‘读什么’、‘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一些答案。但‘为什么’和‘如何做到’就难倒我们了。”（《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二○○五年版，１１２页）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达恩顿提出的这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它和北洋政府、中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更是研究得很不够，这里不仅是指深层分析的不足，更是方法论方面的欠缺。作为一个典范，达恩顿和他的《生意》也值得中国的传媒研究乃至其他研究去吸取养分，从而走出纯粹文本分析和缺少典型个案的缺陷。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五年版，３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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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之源和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它的最大困难在于影响的难以证实，面临着方法和材料的巨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他之前法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以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史研究，一是以彼得・盖伊、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在达恩顿看来二者都是精英主义的、“大写的‘真’（Ｔｒｕｔｈ）”，他反对从宏大概念如“结构”、“场合”开始的年鉴学派，认为他们“试图以计算来衡量心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另一方面他对于思想在哲学家之间的传承没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观念不会被认为不过是漂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以下简称《自白》。２１６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达恩顿深受当时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影响，因而更关注“小写的‘真’（ｔｒｕｔｈ）”。一九六八年他来到普林斯顿并和人类学著名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连续六年共同主持“历史和人类学”讨论班，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使达恩顿更关注“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关注“思想交流当中的这一中低层面：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自白》，１９９页）。这些影响与他对前人的批判相生发，使他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它可以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的，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是启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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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观念。”（《自白》，２１６页）“观念的社会史”避免了社会史不能研究心态、思想史研究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正如达恩顿自己指出的，“历史应当怎样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观念”和“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是什么？还是一个在研究中需要落实的问题。
受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启发，达恩顿发现了启蒙运动的物质化形式——“书籍”是“历史中的一种力量”，“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以下简称《生意》，１页），但是这种对书籍的研究既非英国式的文献学研究，也非法国式的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两种静态研究都“忽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所以达恩顿“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宽广的社会史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生意》，２页），这就意味着将书籍史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仅仅是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达恩顿的真正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史转移到更加广阔的传播史，而那反过来又会联系上法国革命的爆发这一经典问题。”（《自白》，２２２页）
意图虽然很好，但达恩顿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难题：“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生意》，１页）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达恩顿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强调“踏踏实实的研究和对于准确性的尊重”，所以他说“冒险闯入这一领域，就可能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材料匮乏”（《生意》，３页）。幸运的是，一九六三年达恩顿做博士论文追踪布里索的踪迹时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由五万封涉及图书生产、传播内容的商业通信构成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ＳＴＮ）十八世纪的档案，正是“通过展示丰富的未曾使用过的原始材52
料，《生意》出版史有可能改变争论的依据”（《生意》，５１６页），没了这个支点，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不过是空中楼阁。
“大革命”始终是十八世纪法国史的焦点，达恩顿试图“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在他看来，“书籍史通向了非常的大的经典问题，比如：为什么一七八九年法国发生了革命？启蒙运动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共舆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会有终极的简单答案，然而，我的确认为，这种书籍史的研究以其全部的细节和大量的考察最终可以让我们对革命的爆发达到更加丰富的理解。”（《自白》，２１３页）所以揭示启蒙运动在法国革命前十年里传播的复杂过程、考察“观念在旧制度下的社会中旅行并‘生根发芽’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对现代史中伟大的奠基性事件——法国革命达到一种有深度的理解”（《自白》，２２２页）。只有在这个更大的目的下，达恩顿在《生意》中将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来讨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生意》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生意》，３页）这种“别处”不仅仅指启蒙如何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更在于它提供了启蒙的另一副面孔。在达恩顿看来，一七七五至一八○○年的启蒙观念传播时期是“一个充满暖昧和悖论的时代”（《自白》，２１０页），这种“暧昧和悖论”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是启蒙与旧制度之间的暧昧关系。《百科全书》最初被视作破坏宗教和国家的禁书，但“正是那些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的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生意》，５２６页），使其成了一部“半合法的非法著作”。达恩顿仔细描述了官方“保护伞”与《百科全书》传播的“共谋”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部禁书是如何经国家允许到了公众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政府不仅帮助庞库克在法国境外销售此书，而且帮助他运用国家权力将外国人摒除在竞争之外。这种“暧昧”还表现在：“《百科全书》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倒是对贵族、神职人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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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被看成是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即显贵、领年金的人、官员和与现代工业资本家有别的职业人士——等不同的人群更有吸引力。”（《生意》，２７７页）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百科全书》甚至只是为了充门面。此外我们还看到《方法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中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和职业背景是与国家相关的”，“他们远不是作为疏离当局的知识分子而受苦受难，他们为政府效力并且因得到政府的大量好处而感到荣耀”（《生意》，４２６页）。
其次是启蒙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生意》，２５页）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住这句极富冲击力的话。《百科全书》的传播表明启蒙运动是一场巨大的经济事业的一部分，它与结盟、商战、密谋和贿赂搅在一起，出版商更致力于赚取钱财而非传播启蒙观念，他们“任意地处理文本”、“没有认为《百科全书》是神圣的”（《生意》，１９２页），所以达恩顿说这二者是“一种现代的、理性启蒙了的世界观与这另外一种现代主义——让人们拼命赚钱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结合”（《自白》，２１６页）。这种“原始资本主义”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一七六八年庞库克提议由狄德罗修订《百科全书》，后者竟然要价三十万里佛。在另一封信中狄德罗说：“如果你给我两万路易，我会迅速满足你的需要，否则我将什么也不做。”（《生意》，４７页）以至于庞库克都大骂他是个“坏蛋”，在改编时不再求助于狄德罗。所以达恩顿说：“我把启蒙运动视作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种动物诞生的时代。”（《自白》，２１４页）《生意》让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是如何压倒知识的力量的，这一点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九八二）中对“格拉布街文人”的描写中体现得更明显。更关键的是，杜普兰蜕变成假贵族证明了所谓启蒙精神代表的资产阶级心态是“先进的和陈旧心态的矛盾混合体……它将进步因素和与时代不符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生意》，５２２页）。
第三是启蒙与大革命的悖论关系。这是本书写作的最终目的所在，达恩顿分析了文本后认为：“《百科全书》的基本要素并非来自对遥远将来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先见之明，而是来自一种尝试，试图在理性并只54
在理性的支配下勾勒出知识世界新图景的新边界。”“如果把这些言论看做是在呼唤革命，那就错了……《百科全书》甚至不赞成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生意》，９页）他分析了编纂者的政治倾向，指出：“首先，百科全书编纂者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布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其次，他们分布得并不均匀，而是集中在中左派别中……几乎没有人支持恐怖，更没有人支持恢复旧制度的反革命。”（《生意》，５０３页）在读者方面，“《百科全书》没有渗透进社会的底层：它在社会的中层传播并且在上层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生意》，５１４页）这些结论否定了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观点，也证明了启蒙运动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相当表面的现象”（《生意》，５１５页）。达恩顿对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进步革命的传统认识也持保留态度，他指出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百科全书》出版的政治、经济环境，他甚至对被“革命摧毁了一切”的庞库克有颇多的同情。
通过对百科全书主义到雅各宾主义复杂转变的分析，达恩顿最后认为《百科全书》本质上是旧制度的产物，“它没有对政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遑论直接导致了雅各宾主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其他的力量摧毁了旧制度，百科全书主义可能已经在法国被同化了，这个王国也将像其他的社会在价值体系的突变中幸存下来一样，黯然度过启蒙运动的风暴。”（《生意》，５２８页）既然不是启蒙运动也不是资产阶级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那本书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从《百科全书》的传播可以看出，它最受追捧时正是旧制度逐渐解冻的时候，而它流向旧制度的精英阶层似乎表明贵族的反叛是旧制度加速毁灭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但后来达恩顿给出了另一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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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九八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时我在街道层面上的经历，让我更加倾向于强调集体感知和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法国政府在所谓的一七八七至一七八八年的‘革命前夕’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孤立开来的”（《自白》，２０４页）。正是因此，达恩顿说：“我还需要扩展我的视野，考察所有别的媒体。这就是目前我计划研究歌曲、墙头涂鸦、肖像以及尤其是谣言和十八世纪巴黎所谓的‘公共噪音’的原因……我想要先写一部传播史，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而后继续第二阶段的工作，那是对于这些媒体对大革命前夕法国一场政治危机的解释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自白》，２２１页）而《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一九九五）已经展示了这种倾向的阶段性成果。
达恩顿对启蒙和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受到了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以阿尔弗雷德・科本和弗朗索瓦・傅勒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影响。傅勒认为君主专制主义应对革命的产生负责，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精英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是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后来才由制宪会议革命“侧滑”到了城市平民和农村革命，革命话语权的竞争取代了权力利益的冲突，控制了舆论的罗伯斯庇尔通过批判权力而最终获得了权力。大革命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却具有前极权主义的特征。而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直接联系，认为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此后又有学者指出启蒙运动的保守和改良性质，而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更有人认为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但是达恩顿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说：“启蒙运动的神话确实存在着，创造了这一神话的就是那些哲人们；他们把自己扮演成为人道的事业而在完全无私地奋斗着的战士。其实，我相信那个神话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成分……所以，我并不想要贬低这种纯真的理想主义的奉献。”（《自白》，２１４页）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达恩顿深受人类学“移情”观点的影响，他认56
为研究者应该“就每一个文字作品体系自身、并从亲身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不是以像是经济学家所偏好的某种共同的外在标准来对它加以考量”（《自白》，２０３页）。在十八世纪“人们并不是按我们的方式来划分这个世界的”，对于政府为《百科全书》提供保护的反常现象，他说：“在十八世纪，尤其是在书籍的领域，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自白》，２１８页）对于出版商和知识分子的贪婪，他指出：“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使得贪欲过了时，而是前现代资本家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与现代格格不入。”（《生意》，５２１页）在那个时代“即便知识分子也是要吃饭的”。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范畴与其他时期所存在的范畴也许并不吻合”（《自白》，２１０页），达恩顿才能解读这些文献档案，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如果倒果为因那只能“指鹿为马”，所以《生意》中那个叫“巧手”的工人、那个留在书页上的“指纹”、那个叫庞库克的传奇商人的个人魅力才会如此动人。这种站在历史当事人立场上发言或倾听他们声音的语境化原则，不但复活了历史和“人”的活动，也为理解历史中的所谓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所谓启蒙的“暧昧”其实本来就是历史的原貌。后人执规矩以度天下，在将世界看做非方即圆的同时却忘了是标准自身出了问题。
作为一位写了十来本被翻译成十二种以上语言著作的人，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专家之一，也是书籍史方面的领军人物”（《自白》，１９５页），但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Ｔｈｅ Ｄａｒｎｔｏｎｄｅｂａｔ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针对他的著作和独创性观念提出了批评，这对理解《生意》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纳沙泰尔印刷公司（ＳＴＮ）十八世纪档案的问题。这是他“观念的社会史”的材料基础，但这个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相对于整个法语市场而言仍是小的，而且这些档案始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而此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所以这些档案很难代表启蒙思想生活的全貌，对此达恩顿自己也说：“我无法解决证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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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屠猫记・结语》）而他对档案的解读也很难避免过度阐释的批评，由于这些资料的“作者已死”，如果坚持“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解读，即使能有意识的“移情”，也无法摆脱立于现代思考古代的先入之见。这种对材料的批评无疑是釜底抽薪式的。
其次，《生意》只是展现了这些书的生产和流通，但没有充分资料证明读者是否充分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它们在图书阅览室中是如何被阅读的难以确证，甚至《百科全书》仅被用来传达出主人的身份，所以达恩顿自己也说：“图书的消费只能被看做是读书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甚精确的指示器。”（《生意》，５１２页）“事实上，人们不能用图书的销售方式来证明人类的行为方式。如果冒险说《百科全书》的广泛传播表明了广泛存在着对旧制度意识形态基础的质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广泛存在着对激进变革的接受，那是很危险的。”（《生意》，５２８页）显然达恩顿对这个缺陷是有明确认识的，事实上在其一九九一年发表的《阅读的历史》中他指出了利用信件、档案、遗言、日记、购书单、藏书目录、借阅记录、财产清单等考察阅读影响的途径。
第三也是其遭受诟病最多的地方是他对启蒙的态度。尽管他肯定“启蒙神话”的存在，但批评者仍旧认为他夸大了经济在启蒙中的作用，消解了启蒙宏大叙事，使“启蒙”本身处于遮蔽状态。他对下层人的关注带有一定的反精英主义倾向，拔高了“非知识分子思想史”的地位。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不是从负载启蒙思想的文本出发的，而是更多放到了启蒙的外缘因素，这很难摆脱“权力决定论”的弊端。再者，《百科全书》是否能代表启蒙思想的全部？启蒙仅仅是一种纸质的文本还是一个更大的思潮？启蒙是不是只是一种温和的理性观念而不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过多意识形态的文化史分析而忽视阶级视角是否合适？启蒙是否对传播它的商人毫无影响？将《方法百科全书》的科学和专业化倾向看做《百科全书》的退步是否合适？……在《生意》的开始达恩顿就说：“即使对出版史的研究很重要，概述对58
它的思想内容的所有研究成果，也是多余的。”（《生意》，５页）然而，失落了“哲学”趋向于“科学”的《方法百科全书》无人问津的现实表明，这种对启蒙“思想内容”的探究并非多余，对启蒙和大革命的探究显然不是一个维度（经济）、一种视角（商人）所能囊括的，作者、文本、读者、政治、时代等等的综合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九九六年的《自白》中他也说：“而如今，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百科全书》的文本上，揭示不同的版本之间如何包含了重要的变动，我也会更多地谈及读者，因为对《百科全书》的读者我有了些了解。这样的话，这一研究就会更多是文字方面的而较少是经济方面的。”（《自白》，２１２页）总而言之，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去给启蒙或大革命定性，而是认识到历史本身的多重面貌和我们认识历史的局限。
《生意》是达恩顿“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的一个起始部分，它的目的不在探讨启蒙运动本身，而是想通过启蒙运动的传播搞清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所以其方法和观念的意义和局限只有放到这个最终目的下才能看清。毫无疑问，达恩顿的启蒙研究对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他的方法和观念甚至可以直接应用于“五四”研究，对于“五四”启蒙的实际影响和定性一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研究的核心问题，达恩顿在《阅读的历史》中曾说：“对于‘是谁’、‘读什么’、‘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一些答案。但‘为什么’和‘如何做到’就难倒我们了。”（《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二○○五年版，１１２页）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达恩顿提出的这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它和北洋政府、中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更是研究得很不够，这里不仅是指深层分析的不足，更是方法论方面的欠缺。作为一个典范，达恩顿和他的《生意》也值得中国的传媒研究乃至其他研究去吸取养分，从而走出纯粹文本分析和缺少典型个案的缺陷。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五年版，３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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