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7日，在柏林郊区波茨坦，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开了一个美英苏三巨头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对投降后的德国的处置和对日战争结束后的善后处理问题。虽然会议中途英国首相交班，由艾德礼接替了丘吉尔，但会议本身进展顺利。会议的最后一天，即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国增加了未参加会议的中国，却没有苏联的名字，这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两天以后，即7月28日，日本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无视《波茨坦公告》发表了以坚持继续战争为主旨的讲话。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两天后的8月8日，苏联突然对日宣战。次日，长崎也被投下了原子弹。 8月9日深夜11时半，皇宫里召开了御前会议，围绕着外务省大臣东乡茂德呈交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其议案的内容是：“基于对《波茨坦公告》中不包含要求改变日本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理解，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因为议论纷纷，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会议进行到10日凌晨2时30分，总理大臣铃木发言请求天皇裁断，他说：“事已至此，只有仰求圣断了。” 天皇道：“一向闻说有获胜之自信，然迄今实际行动与计划并不一致……在如此状况下，与以号称机械化的美英军作战，恐无胜算，朕赞成外务大臣之原案。” 就这样，天皇下了结束战争的决断。天皇是依据什么，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呢?这在很长时间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谜。 向天皇上奏战况者是陆军大臣及仅次于此地位的人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正如天皇谈话中曾说的，大部分带有主观愿望上的臆测色彩。假如天皇以这些情报为判断依据，以会议上的多数为准来下判断，那么结束战争的时日很有可能被长时间推迟。 那么在那天深夜的御前会议之前，天皇已对《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准确地掌握到什么程度呢?这里，与一个年青的外交官的登场密切相关。他名叫吉贺赖久，1944年9月，由于战时特别措施，在东京大学法学系提前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分配到调查局的。此时，吉贺不过26岁，却对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外务省的见解》的完成 时间回溯到1945年7月26日上午，在被轰炸而消失了的外务省大楼的遗址的地下防空洞里安装的短波收音机，接收到了《波茨坦公告》的相关内容。其抄件在收听后约一小时，送达到借住在文部省四楼的调查局，十万火急!以事务次官松本俊一和调查局一课长下田武三为主召开了会议，对《波茨坦公告》的条文通篇加以研讨。其中议论最激烈的是《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对天皇及皇室的处置的解释。经过一番辩论，最后，下田说：“归根到底，我认为只能接受，别无良策，作为外务省，应朝这个方向行事!”松本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赶紧总结提出外务省对《波茨坦公告》的见解的文件，在今夜完成。” 要接受公告，就要预料到会有以陆海军为中心的强硬派的反对。因此外务省的《见解》应成为说服他们的材料。于是彻夜工作，到7月27日晨完成了如下内容的《外务省的见解》：一、《波茨坦公告》非所谓的战略及策略之类，必须视为联合国意志的表露；二、《波茨坦公告》无企图破坏日本国体之征兆，也未直接提及国家形态本身；三、无条件投降适用于陆军及海军，但可以解释为尔后并不由联合国直接统治日本；四、认可对判定违反海牙军事公约等战争犯罪规定的人物，明示证据；五、《波茨坦公告》与凡尔赛和平公约等比较，相对而言尚为宽容。 为了排除陆海军的反对，将其纳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框架，有必要在最后决定的场所――御前会议上，请陛下裁断。 为达此目的，必须事前将这个《见解》呈陛下御览。然而问题是如何才能呈上?按常规，像这样的正式公文上达天皇的方法，有委托能进宫参见皇上的外务大臣的方法，或者走正规的渠道，通过外务大臣委托天皇的近侍中的近侍――宫内大臣木户幸一呈上。但是打算用那些通常的方法求得天皇亲览，就现在复杂的形势来说的确是太冒险了，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唯一可靠的是松平恒雄先生了”，松本自言自语：选出个人，潜入宫中把公告和《见解》交给松平吧，请求他面呈天皇。 松平恒雄是明治维新时期反抗新政坚持到最后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之四子，曾任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等职。两个月之前还担当宫内大臣之职，因被视为亲英美派的头面人物，宫内大臣之职被剥夺。但因他格外受天皇宠信，故仍留在宫中主持宫中的事务所，作为外交礼仪顾问，成为平日能够谒见天皇的少数人之一。 上午10时整，吉贺来到文部省后门的停车处，他上了车，坐到后座上，腋下夹着黑色的牛皮公文包，里面装着打印出来的《外务省的见解》。不多时，轿车驶到了宫内省事务所的楼前。出迎的职员打开了门，轻微地点头示意请进。吉贺行了一个礼，刚说出“外务省的”四个字，松平把头稍微晃了晃，制止他继续说下去，然后说：“你个人的情况我全知道了，请谈谈要办的事吧。”态度很沉稳。吉贺把装有《见解》的信封交出，说道：“我前来是请求您阅读此件，并请把内容转达给陛下。” 接到信封的松平毫无启封的表示，只说：“请你跟我来!”说着走了出去。 《见解》上达天皇 出了松平的办公室由正厅前行，约走到30米，右侧有铺着大红地毯的楼梯。上了楼向右走几步，就到了从楼梯口数的第二个门前。松平就慢慢地走进去了。因为没有得到一同进去的指示，吉贺就在门前站住等候。忽然注意到门未完全关上，留有二三十公分间隙，吉贺判断不出这是否是松平有意不把门关严。 开始听见松平低声说着什么。“啊，是，那么马上看看吧!”吉贺听到了声调稍高者的话音，接着听到开启信封的摩擦声。 过了一段时间，脚步走近，门打开了。松平走出天皇的办公室，关上门，盯着吉贺的脸，略微笑了笑，边以缓慢的脚步下着楼梯边说：“你拿来的文件，陛下已亲自过目，内容精神已全部把握。陛下赐言：外务省多劳了，请向松本先生转达，这话所包含的意思是将依照你们的意向行事。” 吉贺听了，如卸重负、浑身轻松的走出门外，在停车地点，松平特意安排的宫内省的公用车已在等候着吉贺。 接受《波茨坦公告》 就这样，把《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及如何应对的《外务省的见解》转达给了天皇，翌日即7月28日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波茨坦公告》译文和《外务省的见解》。 正如松本和下田所预料，内阁会上议论纷纷，争论不休。最后，这天讨论的结果是：作为讨论的对象，所谓《波茨坦公告》，因为是通过敌方的无线电广播传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传递来的，因此日本对此不采取任何行动(译者：这就是开篇说的7月28日铃木贯太郎无视《波茨坦公告》发表了继续战争谈话的根据)。 这样，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推迟到两周后的8月10日。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政府终于电告日本驻瑞士公使冈本季正，指令他们通过两国政府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四国进行传达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旨意。8月14日，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会议确认了天皇最后作出的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裁断。当天下午还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研讨了遵奉圣裁的诏书议案及广播时间，决定于8月15日正午12时广播。 （摘自《读报文摘》）
1945年7月17日，在柏林郊区波茨坦，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开了一个美英苏三巨头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对投降后的德国的处置和对日战争结束后的善后处理问题。虽然会议中途英国首相交班，由艾德礼接替了丘吉尔，但会议本身进展顺利。会议的最后一天，即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国增加了未参加会议的中国，却没有苏联的名字，这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两天以后，即7月28日，日本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无视《波茨坦公告》发表了以坚持继续战争为主旨的讲话。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两天后的8月8日，苏联突然对日宣战。次日，长崎也被投下了原子弹。 8月9日深夜11时半，皇宫里召开了御前会议，围绕着外务省大臣东乡茂德呈交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其议案的内容是：“基于对《波茨坦公告》中不包含要求改变日本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理解，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因为议论纷纷，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会议进行到10日凌晨2时30分，总理大臣铃木发言请求天皇裁断，他说：“事已至此，只有仰求圣断了。” 天皇道：“一向闻说有获胜之自信，然迄今实际行动与计划并不一致……在如此状况下，与以号称机械化的美英军作战，恐无胜算，朕赞成外务大臣之原案。” 就这样，天皇下了结束战争的决断。天皇是依据什么，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呢?这在很长时间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谜。 向天皇上奏战况者是陆军大臣及仅次于此地位的人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正如天皇谈话中曾说的，大部分带有主观愿望上的臆测色彩。假如天皇以这些情报为判断依据，以会议上的多数为准来下判断，那么结束战争的时日很有可能被长时间推迟。 那么在那天深夜的御前会议之前，天皇已对《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准确地掌握到什么程度呢?这里，与一个年青的外交官的登场密切相关。他名叫吉贺赖久，1944年9月，由于战时特别措施，在东京大学法学系提前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分配到调查局的。此时，吉贺不过26岁，却对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外务省的见解》的完成 时间回溯到1945年7月26日上午，在被轰炸而消失了的外务省大楼的遗址的地下防空洞里安装的短波收音机，接收到了《波茨坦公告》的相关内容。其抄件在收听后约一小时，送达到借住在文部省四楼的调查局，十万火急!以事务次官松本俊一和调查局一课长下田武三为主召开了会议，对《波茨坦公告》的条文通篇加以研讨。其中议论最激烈的是《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对天皇及皇室的处置的解释。经过一番辩论，最后，下田说：“归根到底，我认为只能接受，别无良策，作为外务省，应朝这个方向行事!”松本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赶紧总结提出外务省对《波茨坦公告》的见解的文件，在今夜完成。” 要接受公告，就要预料到会有以陆海军为中心的强硬派的反对。因此外务省的《见解》应成为说服他们的材料。于是彻夜工作，到7月27日晨完成了如下内容的《外务省的见解》：一、《波茨坦公告》非所谓的战略及策略之类，必须视为联合国意志的表露；二、《波茨坦公告》无企图破坏日本国体之征兆，也未直接提及国家形态本身；三、无条件投降适用于陆军及海军，但可以解释为尔后并不由联合国直接统治日本；四、认可对判定违反海牙军事公约等战争犯罪规定的人物，明示证据；五、《波茨坦公告》与凡尔赛和平公约等比较，相对而言尚为宽容。 为了排除陆海军的反对，将其纳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框架，有必要在最后决定的场所――御前会议上，请陛下裁断。 为达此目的，必须事前将这个《见解》呈陛下御览。然而问题是如何才能呈上?按常规，像这样的正式公文上达天皇的方法，有委托能进宫参见皇上的外务大臣的方法，或者走正规的渠道，通过外务大臣委托天皇的近侍中的近侍――宫内大臣木户幸一呈上。但是打算用那些通常的方法求得天皇亲览，就现在复杂的形势来说的确是太冒险了，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唯一可靠的是松平恒雄先生了”，松本自言自语：选出个人，潜入宫中把公告和《见解》交给松平吧，请求他面呈天皇。 松平恒雄是明治维新时期反抗新政坚持到最后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之四子，曾任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等职。两个月之前还担当宫内大臣之职，因被视为亲英美派的头面人物，宫内大臣之职被剥夺。但因他格外受天皇宠信，故仍留在宫中主持宫中的事务所，作为外交礼仪顾问，成为平日能够谒见天皇的少数人之一。 上午10时整，吉贺来到文部省后门的停车处，他上了车，坐到后座上，腋下夹着黑色的牛皮公文包，里面装着打印出来的《外务省的见解》。不多时，轿车驶到了宫内省事务所的楼前。出迎的职员打开了门，轻微地点头示意请进。吉贺行了一个礼，刚说出“外务省的”四个字，松平把头稍微晃了晃，制止他继续说下去，然后说：“你个人的情况我全知道了，请谈谈要办的事吧。”态度很沉稳。吉贺把装有《见解》的信封交出，说道：“我前来是请求您阅读此件，并请把内容转达给陛下。” 接到信封的松平毫无启封的表示，只说：“请你跟我来!”说着走了出去。 《见解》上达天皇 出了松平的办公室由正厅前行，约走到30米，右侧有铺着大红地毯的楼梯。上了楼向右走几步，就到了从楼梯口数的第二个门前。松平就慢慢地走进去了。因为没有得到一同进去的指示，吉贺就在门前站住等候。忽然注意到门未完全关上，留有二三十公分间隙，吉贺判断不出这是否是松平有意不把门关严。 开始听见松平低声说着什么。“啊，是，那么马上看看吧!”吉贺听到了声调稍高者的话音，接着听到开启信封的摩擦声。 过了一段时间，脚步走近，门打开了。松平走出天皇的办公室，关上门，盯着吉贺的脸，略微笑了笑，边以缓慢的脚步下着楼梯边说：“你拿来的文件，陛下已亲自过目，内容精神已全部把握。陛下赐言：外务省多劳了，请向松本先生转达，这话所包含的意思是将依照你们的意向行事。” 吉贺听了，如卸重负、浑身轻松的走出门外，在停车地点，松平特意安排的宫内省的公用车已在等候着吉贺。 接受《波茨坦公告》 就这样，把《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及如何应对的《外务省的见解》转达给了天皇，翌日即7月28日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波茨坦公告》译文和《外务省的见解》。 正如松本和下田所预料，内阁会上议论纷纷，争论不休。最后，这天讨论的结果是：作为讨论的对象，所谓《波茨坦公告》，因为是通过敌方的无线电广播传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传递来的，因此日本对此不采取任何行动(译者：这就是开篇说的7月28日铃木贯太郎无视《波茨坦公告》发表了继续战争谈话的根据)。 这样，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推迟到两周后的8月10日。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政府终于电告日本驻瑞士公使冈本季正，指令他们通过两国政府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四国进行传达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旨意。8月14日，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会议确认了天皇最后作出的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裁断。当天下午还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研讨了遵奉圣裁的诏书议案及广播时间，决定于8月15日正午12时广播。 （摘自《读报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