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创造出任何新奇的东西。我们所谈论的任何一个相关概念，都有其古老的起源和漫长历史，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尝试，试图使它更加的丰富和完善，并且，我们清楚的知道，这种解释工作是不会有最终完成的。道德好像总是“旧的”，而人永远是“新的”。 一个道德概念（或者道德科目），其实是一个“有关生命成长的概念”，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启发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活动，进而产生丰富和有意味的内容。这就像是一扇门，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道路。一个道德概念，必有其相应的心理事实。当我们谈论一个道德概念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新鲜的生命事实和心理体验，因为一般而言，道德所指往往就是我们心灵中沉睡已久和最易麻木的那一部分。 春秋孔子言 “仁、义、礼”，战国孟子讲“仁、义、礼、智”，西汉董仲舒提“仁、义、礼、智、信”。义为“五常”之一，有美善之义。义（道义），已经深深的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一种不褪色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性格。见利思义、见义勇为、义然后取，已经被公奉为社会生活的原则规范。一般普通的老百姓，都很看重义，“义”代表高尚，被人尊崇，“不义”则卑下，为人所唾弃。人们把“义”当作行事的根本，做事要求符合道义，有义行的人才配得起道德。历代以来的义行人物故事在民间代代传诵，启迪教育后来人，同时也反映着人们对于道义的渴望。 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益事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以志愿者（义工）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建设，温暖人性、改造社会、彰显良知。转型时期集体沉沦的生存状态使每个人都需要良心的自我救赎，需要发自根底的生命呐喊，做善事、做公益、做志愿者（义工）成为每个人的选择。这些由衷而发的公心义行，这些立志发愿的大爱善行，在基层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普遍的人性启蒙与社群教化的功用；同时，由于这样一种以“志愿（义工）精神”为核心的“道义实践”它所指示的精神高度、它所提供的心理空间以及它所孕育生长的丰富的现实性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新一期生命”因此而在积极的酝酿与创造当中。古义新传，“义”（道义）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使命和时代价值，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需要和前人进行对话，温故而知新。 《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谈论：“君子是把义做一切行事的本质，用礼的节文来推行，谦逊表达，信实而成就。这样是君子啊！”（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在《论语》阳货篇中还有相近的一句话“君子义以为上”。子路问孔子：“君子看重勇吗？”孔子说：“君子看重义。君子有勇而无义，则将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将为盗。”（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孔子强调，君子应当以义为质、为上，是重义、行义之人，同时，义也关联、含摄或通贯其他德行（礼、信、勇等）的培养，而且是任何人（包括君子和小人）都需要的修身重点。 儒学经典中“义”有三重基本内涵： 1.“义者，宜也”（《中庸》），义是人应当做、应当行的，所做、所行是合适的、合理的； 2.“义者，心之养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能够生养人，人心不得义不能乐，义能成德； 3.“义者，制事之本”（朱熹《论语集注》），“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义可以制事。 在“义”的应然的规定性当中（1）包含着一个何以如此的内在必然（2），而这种基于道德修养认知的生命观（2）同时也将自觉转化为人生社会生活的实践观（3），三者逻辑一致，可以相互推求，演绎更多“义”的解说阐释。 而如果对今天公民社会的志愿（义工）行动作一个简单的精神和心理分析，同样也有三个阶段： 1.情怀。义有同情感动，但更是天下怀抱的境界，是一种同体而又超然的直观。有情怀方能有不忍，方能有不为。《礼记•礼运》大同篇和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可为一参照。 2.提振。做义工首先是对自己用功夫，提振正气，端正自己，志意、精神、气质有所变化。《中庸》“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尔”以及孟子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董仲舒“义在正我，不在正人”可为一参照。 3.担当。是廓然大公、直道而行，作自己的本分事。道义担当就是直接的履行，是此时此地的在场，别无疑虑、计较。《论语•颜渊》“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和王阳明“行之明觉精察处就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就是行”可为一参照。 “义”是为说明古代的理想人格“君子”，“志愿（义工）精神”是为公民时代的社会建设和人文精神，二者虽有诸多不同，但从实际的日常经验和心性体会上讲，以上“道德修身的义的逻辑过程”和“义工行动的精神与心理分析”是互为注解、前后证验的。 古之“君子”、今之“义工”都从个人的道德主体自觉出发，而指向、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都是各自时代最高精神活动的人格体现，也都是各自文化社会发展时期的核心概念。孔子改写“君子”（不再以血统和权贵世袭地位来定义，而是以道德品性来解释）而开启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主义传统；今天出现的志愿者（义工）同样是带着深沉的现实文明社会反思而努力创建人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样态，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重建的先行者。 今日中国，孔子能够再回人间吗？也许，义工和公益就是一个正在书写的答案。
关于道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创造出任何新奇的东西。我们所谈论的任何一个相关概念，都有其古老的起源和漫长历史，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尝试，试图使它更加的丰富和完善，并且，我们清楚的知道，这种解释工作是不会有最终完成的。道德好像总是“旧的”，而人永远是“新的”。 一个道德概念（或者道德科目），其实是一个“有关生命成长的概念”，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启发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活动，进而产生丰富和有意味的内容。这就像是一扇门，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道路。一个道德概念，必有其相应的心理事实。当我们谈论一个道德概念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新鲜的生命事实和心理体验，因为一般而言，道德所指往往就是我们心灵中沉睡已久和最易麻木的那一部分。 春秋孔子言 “仁、义、礼”，战国孟子讲“仁、义、礼、智”，西汉董仲舒提“仁、义、礼、智、信”。义为“五常”之一，有美善之义。义（道义），已经深深的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一种不褪色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性格。见利思义、见义勇为、义然后取，已经被公奉为社会生活的原则规范。一般普通的老百姓，都很看重义，“义”代表高尚，被人尊崇，“不义”则卑下，为人所唾弃。人们把“义”当作行事的根本，做事要求符合道义，有义行的人才配得起道德。历代以来的义行人物故事在民间代代传诵，启迪教育后来人，同时也反映着人们对于道义的渴望。 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益事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以志愿者（义工）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建设，温暖人性、改造社会、彰显良知。转型时期集体沉沦的生存状态使每个人都需要良心的自我救赎，需要发自根底的生命呐喊，做善事、做公益、做志愿者（义工）成为每个人的选择。这些由衷而发的公心义行，这些立志发愿的大爱善行，在基层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普遍的人性启蒙与社群教化的功用；同时，由于这样一种以“志愿（义工）精神”为核心的“道义实践”它所指示的精神高度、它所提供的心理空间以及它所孕育生长的丰富的现实性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新一期生命”因此而在积极的酝酿与创造当中。古义新传，“义”（道义）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使命和时代价值，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需要和前人进行对话，温故而知新。 《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谈论：“君子是把义做一切行事的本质，用礼的节文来推行，谦逊表达，信实而成就。这样是君子啊！”（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在《论语》阳货篇中还有相近的一句话“君子义以为上”。子路问孔子：“君子看重勇吗？”孔子说：“君子看重义。君子有勇而无义，则将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将为盗。”（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孔子强调，君子应当以义为质、为上，是重义、行义之人，同时，义也关联、含摄或通贯其他德行（礼、信、勇等）的培养，而且是任何人（包括君子和小人）都需要的修身重点。 儒学经典中“义”有三重基本内涵： 1.“义者，宜也”（《中庸》），义是人应当做、应当行的，所做、所行是合适的、合理的； 2.“义者，心之养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能够生养人，人心不得义不能乐，义能成德； 3.“义者，制事之本”（朱熹《论语集注》），“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义可以制事。 在“义”的应然的规定性当中（1）包含着一个何以如此的内在必然（2），而这种基于道德修养认知的生命观（2）同时也将自觉转化为人生社会生活的实践观（3），三者逻辑一致，可以相互推求，演绎更多“义”的解说阐释。 而如果对今天公民社会的志愿（义工）行动作一个简单的精神和心理分析，同样也有三个阶段： 1.情怀。义有同情感动，但更是天下怀抱的境界，是一种同体而又超然的直观。有情怀方能有不忍，方能有不为。《礼记•礼运》大同篇和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可为一参照。 2.提振。做义工首先是对自己用功夫，提振正气，端正自己，志意、精神、气质有所变化。《中庸》“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尔”以及孟子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董仲舒“义在正我，不在正人”可为一参照。 3.担当。是廓然大公、直道而行，作自己的本分事。道义担当就是直接的履行，是此时此地的在场，别无疑虑、计较。《论语•颜渊》“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和王阳明“行之明觉精察处就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就是行”可为一参照。 “义”是为说明古代的理想人格“君子”，“志愿（义工）精神”是为公民时代的社会建设和人文精神，二者虽有诸多不同，但从实际的日常经验和心性体会上讲，以上“道德修身的义的逻辑过程”和“义工行动的精神与心理分析”是互为注解、前后证验的。 古之“君子”、今之“义工”都从个人的道德主体自觉出发，而指向、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都是各自时代最高精神活动的人格体现，也都是各自文化社会发展时期的核心概念。孔子改写“君子”（不再以血统和权贵世袭地位来定义，而是以道德品性来解释）而开启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主义传统；今天出现的志愿者（义工）同样是带着深沉的现实文明社会反思而努力创建人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样态，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重建的先行者。 今日中国，孔子能够再回人间吗？也许，义工和公益就是一个正在书写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