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先民与夜郎遗土演变为黔省贵州的历史溯源
摘 要：九百年前，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夜郎遗部五十个羁縻州，始建贵州防御使。 关键词：夜郎国遗土；五十个羁縻州；黔南路；贵州防御使
一、浅谈夜郎、黔中之名湮没与复出的年代考
二千三百年前后，正是我国处在战国的历史时期，在华夏神州大地上，位于古代鄂、湘、川、滇、桂数省之间的广袤山峦之地，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政权，一个是夜郎国，一个是黔中郡。地处乌江流域中上游，几乎占有今天整个贵州地域，是古代大夜郎国的辖地。夜郎的名称大约产生在公元前277年左右，其夜郎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6年西汉政权建立的前后。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地区，派唐蒙与夜郎候多同联系，夜郎候夸耀自己统辖的区域，向汉官提出“汉熟与我大”的问题时，其“夜郎自大”的成语典故就出此由来。夜郎国被灭于公元前27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历史上，以“夜郎”作为一个国家的“夜郎国”至此告终。而以“夜郎”作为一个县级的“夜郎县”名，起源于魏晋，终于宋朝，从此以后，列朝再也不用“夜郎”之名了。
然而，这个令汉官唐蒙瞠目结舌“夜郎自大”大夜郎国的国都，迄今很难找到它的具体所在位置。就连这个大夜郎国遗址上今天省名的简称，也不再叫“夜”或“郎”了。而恰恰相反，在古夜郎国遗址上所建立的“黔省贵州”，却是被二千二百年前距离夜朗国数千里之外的“黔中郡”的“黔”字署称所取代。由此可见，贵州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原本为“夜郎”本土演变为“贵州”，却偏偏冠以了“黔中”的盖头。这一历史演变流源，迄今也没有引起贵州史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关“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命脉，自清代以来至今成为贵州史学界的一个根本无法涉历的历史盲区。以致，“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谜津留给世人。所幸，一位严谨治学，尊重历史的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王燕玉教授，他将这一史问留在他撰著的《贵州史专题考》一书中，他说：“今贵州省另一代称黔中，黔南所本（的历史源流），应当留意”应当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一批今天的贵州史学者在撰著的《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2页对贵州宋代以前的历史这样写道：“春秋战国至宋代，发展线索虽然大体清楚，但文献不足徵，后人考订不一，有些只能言其大概，有些必须保留异说，留下资料以供后人进一步探讨。”即后又有一位曾任贵州史学会副会长范同寿，在他撰著的《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101页这样写道：“贵州虽然简称为黔，但黔字的含义是今天许多人不愿意去深究的”一个课题。可见，贵州源本于“黔”的历史课题，虽然令贵州史学界深感重任，只是由于茫茫史海中难以觅寻到贵州源于“黔”的历史的真正答案，因而造成一些不妥贴的说法。为此，王燕玉在《贵州史专题考》154页这样写道：
“贵州省现在简称黔、黔中、黔南的代称，这是有其历史源流的。但具体内容，演变过程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系统准确的材料，以致流行一些不妥当的说法。”可鉴，迄今为止，有关贵州源流于黔、黔中、黔南的说法都是不妥当的说法。
王燕玉生前力求找到“贵州”源于“黔”字旨令的真谛。经他考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秦置黔中郡（郡治今湖南常德）。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今湖南溆浦）后，自两汉，经蜀汉、孙吴、曹魏、两晋、刘宋、肖齐，肖梁至陈国于公元557年建立之年，凡九代七百六十年间，这一地区郡、县的变革，都关系于武陵，无黔中的名称，为甚么哪一年又叫黔中？”由此可见，王教授陷入无限困惑的历史谜网中。
王燕玉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寻找到的七百六十年（公元前202—公元557）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当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后，为消灭江南陈国（南京）而一统天下时，他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民《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18页引《隋
志》载、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均载）田太守率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家兵（他们的后裔成为今天的土家族族民）创建黔中根据地时，“黔中”署名不仅从此又呈现在君王开疆拓土的史册上，而且“黔中”之名从此与十大姓结下了历史的不解之缘。历史上，就是这个“黔中”的署名，成为后来演绎为“黔南”，继而演绎为“贵州”区划的历史本源。这就是“贵州”源于“黔”的历史根脉。然而，王教授生前没有破解“黔中”重现的历史典籍，造成他终身寻找不到在夜郎国遗址上，为什么会以“黔”字创建“贵州”区划的遗憾。
二、黔中太守田宗显始创“思”署政权
隋文帝为消灭陈国（南京）一统天下，《资治通鉴》卷三271页史云：“隋主有吞江南之志„„，故置（黔中）于南边，使潜为经略”，于是便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贵州通志》卷一218页载）。黔中太守田宗显率陕西、山西、陇西强族旺姓中的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瓜绵椒衍，十倍于昔”（《思南府续志》111页载）的土家族先民们，尊“黔”为旨令，以江河为命脉，拉开了开拓黔中区划的序幕。 黔中根据地（今长江三峡清江流域）的创建，使隋朝获得了消灭陈国的战略先机，为六年后，隋于“开皇八年（588），杨素引舟下三峡”以五十万隋军水陆两进沿江东下，仅四个月就消灭了陈国。《资治通鉴》卷三294页史云：“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的大中国，又在隋文帝当朝之时统一了。毋庸置疑，一千四百年前的土家族先民们创建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的黔中根据地，为隋文帝消灭陈国一统天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黔中根据地的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留守黔中，巩固黔中，在三峡清江流域经数年的建设，已呈现出“民夷率服，兹土大治，任久未迁，有太平尽属乐留”（宋《黔南田氏宗谱》载）的政通人和景象。黔中太守田宗显在“随国公”杨坚舍去“随”字的行走“辶”，演变为“隋文帝”的政治与汉字艺术文韬的启迪下，田太守以其姓氏之“田”为首（头），集十大姓为中心的同盟，利用汉字的“思”字作为军政代称的署名，在清江流域创建了第一个衔接“思”字的“恩思”（后演变为今鄂西恩施）政权。当黔中太守田宗显（一世）以“思”建署的典籍传至第十四世田祐恭时，由于田祐恭以“思”开辟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区划，于是宋徽宗敕田祐恭为少师思国公之爵。鉴于此史，在《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中史云：“维思为州，实古黔中，田氏世领、肇唐永隆”。其意为：在维护创建州署时，应以“思”字作为署名，这个史实在古代的黔中（恩思）就产生了。十大姓先民们世世代代都遵循这一使命，其肇始以“思”建署之作，应起源于唐永隆之前的隋开皇之年。这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先民们，早在隋朝初年，在位于鄂、湘、川、黔之间创建了“维思为州”，以“思”建署的历史源流
三、黔州刺史田世康拓展黔中辖域及思播田杨军政集团的产生
公元1984年在白帝城下出土了一块隋于“开皇二十年（600）建（立的）——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誌碑”，这就反映了隋朝在黔中长江三峡开疆拓土的一个史实。当十大姓土家族的先民们从长江进入了乌江后，并在乌江下游的彭水（今地）创建了黔安郡。史云：“大业二年（606）置黔安郡”（《贵州通志》卷一225页引《隋志》载）。这是十大姓盟军在乌江流域下游彭水（今地）创建的第一个衔接“黔”字的政权。
十二年后，当咸阳宫刀光剑影发生了改朝换代的事变后，曾任唐国公的李渊以“唐”创建了大唐帝国时，隋黔安郡郡首田世康（二世）率十大姓归附了唐朝。唐廷于“武德元年（618）改黔安郡为黔州”（《贵州通志》卷一233页引《旧唐志》载），唐王朝敕二世田世康为黔州刺史。田世康成为乌江流域第一位黔州刺史。在隋唐两朝间，不论是太守或
刺史都是一种世袭权制。
唐朝建立不久，盘踞湖南并拥有重兵的地方军阀肖铣纠众反唐，唐廷于“武德四年（621），诏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肖铣，五州四镇皆克之”（《资治通鉴》卷三455页载）。《贵州通志》、《思南府志》、《黔南田氏宗谱》综合史云：“武德四年（621），命黔州刺史田惟康（《唐传》称世康），出辰州道、击肖铣，斩铣于马下，授黔潭二州节度使”。 “武德六年（623），渝州（今重庆）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张大智侵涪陵（今地），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资治通鉴》卷三482页载）。公元2010年5月20日，笔者受中央十台编导苏庆谊、主持人张腾岳所邀，当我将二世田世康为维护唐政权所建立的功绩，史载在《资治通鉴》、《贵州通志》、宋《黔南田氏宗谱》、《思南府志》四志相符的历史文献，拿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先生审阅时，毛教授说：“田先生，在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中，能载上田先生祖上的战功，这说明你的先祖们在开发黔中，始建贵州是立了功勋的。”
击败了湖南军阀肖铣，讨平了渝州张大智叛部的黔中十大姓汉军们，休整不久，又开始朝乌江以南，向彭水以上的乌江流域中上游溯江南进了。据《贵州通志》卷一240页史云：“贞观四年（630）改务州（今务川）为思州”，即此务川成为夜郎国遗土上第一个“维思为州”的政权。“贞观十三年（639）改罗蒙为播州（今遵义）”，黔州节度使田世康令杨氏将军率兵进驻播州。从此，在夜郎国遗土的北大门驻扎了政姓合一“思播田杨”军政集团。就是这个政姓合一的军政集团，成为数百年后，以夜郎全幅地域开疆拓土的黔南路战略，脱颖创建了贵州区划的人文姓氏景观。
四、夜郎国遗土上五十个羁縻州制是怎么形成的
当黔州（今彭水）都督府田世康（二世）麾下的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拥有了一个东起宜都宜昌清江流域三峡之地；南至湖南以长沙为中心的五州四镇；西抵乌江流域中下游的思州（今务川）、播州（今遵义）；北达渝州（今重庆）以下川东一隅的山蛮之国时，唐廷中央政府开始对隋时归降的这支十大姓开黔之军深感忧虑了。于是为了遏制“思播田扬”十大姓军政集团继续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唐廷便在夜郎国遗土上设计了以土人为官管理土人的五十个羁縻州的政治格局，以此挡住了“思播田杨”南进夜郎以西的去路。此史，《资治通鉴》卷三624页史云：“唐总章二年（669），时承平既久（以平安已久为借口），选人益多„„引铨注之法„„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其黔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不由中央派流官），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管理土人的五十个羁縻州便从此产生了。这就是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土上，到了唐朝演变为五十个羁縻州的政治格局。这个区划格局由于设立在乌江流域中上游，在黔州都督府彭水的南面，所以唐宋两朝间将这个区划统称为“黔南”、或称“黔南道”“黔南路”名称。就是这个“黔南路”版块区划，成为后来演变为“贵州省”区划名称的历史流源。
五、番部长田祐恭以黔南路缔造贵州防御使区划
当唐廷中央政府为遏制黔中“思播田杨”土家族先民集团军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而“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所设立的五十个羁縻州历经数百年后，至北宋王朝徽宗帝所统的北宋政权面临辽朝，西夏、大金的威胁时，宋廷为防退路于“崇宁元年（1102）以童贯为造作局”（《中国历史大事年》载）建造苏杭二州陪都。接后，宋廷为防后方南昭国（云南）侵犯一盘散沙夜郎遗部的五十个羁縻州，在满朝文武大臣于“崇宁二年（1103）以来，南开黔中，开边拓土之议复炽”（《宋史》载）的强烈要求下，宋徽宗方才于“大观元年（1107）诏番部长（即对五十个羁縻番州县官具有任命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田祐恭入朝，开置黔南路”（《贵州通志》卷一353页引《史·纪》、《职方典》载）。领旨开置黔南路的田祐恭（隋田太守之十四世），率领中、东、西三路大军向夜郎遗土黔南路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开疆拓土。鉴于此史，《宋大诏令》曰：“黔南
新造之邦，人始从化„„，”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大革命即此拉开了序幕。
田祐恭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承袭先世创建的“维思为州”，沿着乌江以“思”开辟黔南路军政渠道时，他缔造了“思渠”（今沿河古镇）。当南平军占据了二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最大的羁縻州地时，田祐恭以其先世缔造的“维思为州”的“思”字，衔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路”的“南”字，集“思”与“南”缘结了“思南”署名。宋《方舆胜览》史曰：“夔路奥区，思南要地，划地以守，变戎而华 ”军政要地的“思南州”从此诞生。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上史载：“大观元年（1107），建筑思南州治，始有印信（署章）”。是年，当黔南路中路军占据了镇远、三穗等地时，《贵州通志》卷一354页史载：“邛水、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1107），田氏内附，始即其地置邛水县（今三穗）；镇远，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田氏内附，始即其地置安夷县（今镇远）”。至此，“田氏”这个名称不仅多次呈现在宋朝的史书上，而且连北宋时期的夔州路、成都路版图上，也出现“田氏”二字所辖黔州、并由黔州统辖所有羁縻州的版块，像这样以姓氏出现在朝代的地图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开置黔南路的东路军，《贵州通志》卷一356页史云：“大观二年（1108）十二月，进张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上言：从湖北（鄂西）至广西，由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今湘西渠水靖县）而往，犹弓弦”之势，从鄂西经湖南开拔至广西黔南路之境。可鉴，九百年前开疆拓土的黔南路之战还涉及到广西、湖南之地。
开拓黔南路的西路军，《贵州通志》卷一359页史云：“大观二年（1108），播州（今遵义）杨文贵献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献地东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大观三年（1109），置承流（今绥阳内）、仁怀两县，建滋、纯、祥三州（川南境内）”。九百年过去了，迄至今天，仍称遵义、仁怀的署名。
在北宋王朝开置黔南路的驱使下，原土著部落也于“大观二年（1108年）大骆解上下族，帅骆世华、骆文贵等献地，东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是年，蕨平任汉崇献地，东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贵州通志》卷一355、358页载）
当田祐恭率部征至夜郎国遗土南部时，宋徽宗于“大观三年（1109）三月，并黔南路入广西路”（《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宋史卷二十本纪》、《贵州通志》卷一360页载），旨令田祐恭将乌江流域的黔南路战略引入到广西境内。田祐恭率部在从荔波南丹经广西南宁至镇南关一路地域上创建了思恩（今荔波南面广西河池）、思阳、思乐、思明、思拢、思练、思林、上思、下思等衔接“思”字的政署。迄至今天，这些署名仍保留在地图上。 宋徽宗于“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广西黔南路为广南西路”（《贵州通志》卷一361页载）的历史文献，说明宋廷将广西南部镇南关上思境内的田祐恭部调往广西西部右江一带。田祐恭在右江流域创建了田州、思林、田东、田阳、田林的署名。九百年过去了，迄今还留住着这些署称。
“政和五年（1115），泸南（川南）卜漏夷反，思黔巡检田祐恭等讨之”（《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贵州通志》卷一361、362页载）。就“思黔巡检”这个官职，亦令今天的贵州史学界值得深究的一个职名。在这次征战泸南的战役中，田祐恭将相称了四百多年的羁縻郝州改为大定，意味着黔南路已呈现出战略大定的局面。即后又将呼叫了四百多年的羁縻禄州改为畢节，象征着黔南路之战已经完毕典节之礼。就连繁写体的“畢”字，以蕴藏以田为首的寓意。当黔南路军打到夜郎极西之地的南昭与贵州的交界地时，田祐恭创建了思安（今昭通）的署名。诏示着以“思”开辟黔南路之战就此安定结束。
当开置黔南路的田祐恭将“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贵州通志》卷一362引《史传》载），创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旸（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面广西河池）；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四隅环思，合大而贵、以和为贵的新型区划献给
徽宗皇帝时，徽宗帝迫不及待地将仅仅才使用半年的“重和”年号改为“宣和”，以寓意宣告以和为贵的新型贵州区划形成。宋徽宗便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贵州通志》卷-363页引《职方典》载）一统贵州版图。“贵州”一词作为法定区划名称，便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产生了。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夜郎国遗土，唐宋两朝的五十个羁縻州，经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土家族的先民将士们以黔南路之战，拓颖出四面环思形成贵州区划的历史渊源。
千百年来，自隋唐以“十大姓瓜绵椒衍、十倍于昔”（《思南府续志》111页载）的军民一体的土家族先辈们，开疆拓土于黔中、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以来，十大姓“十倍于昔”的军民们与原始土著部落的族民们经过一千四百余年的相互融合，结成一种水乳相融新型的民族格局久住于鄂、湘、川、黔之间，这个只用汉字的民族、且又保留土著习俗的民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公元1957年划为土家族。而在今天的清江流域、三峡地区、沅水流域、乌江流域则是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土家族生活的大本营。据《中国姓氏寻根游》记载：“仅鄂西到湘西之地二十余万田姓是土家族的第一大姓”。其在乌江流域生活的田姓土家族自当为大族氏也。
六、充任南宋贵州长官们皆前往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九百年前，土家族先民们在那个冷兵器的岁月里，开置黔南路战车的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将士，依赖着乌江溯江而上，从黔州都督府彭水（今地）之北，以乌江为中心，由北向南开拓黔南路遭运，将乌江流域幅圆两厢的五十个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羁縻州一统于黔南路军、政、财、法战略区划之下时，宋徽宗将“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集五十个分散的羁縻州合（和）为一体的、又四隅环“思”的新型区划，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就在宋代产生了。
据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史云：“政和八年（1118），诏田祐恭赴阙（进京开封），赐金带器弊宠赉优隆，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362、363页引《宋志》、《纪要》亦载：“政和某年（考为八年1118），田氏被诏赴京师，行至国门，有旨朝大庆殿（说明徽宗帝是在大庆殿诏见田祐恭的），拜伏进退不类（不像）远人（远荒的蛮人）。太上皇异之，上大悦，厚锡田氏，政和八年（1118）开置思（南）州”（注《贵州通志》·漏掉了“南”字》）。宋廷厚锡田祐恭许多金银，因此上，才有始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在二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城，于“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而敕造了一座贵州防御使省衙。从此，以“夔路奥区，思南要地”为中心的贵州人类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宋朝为教化黔南贵州人而新办学校，宋徽宗亲敕《黔南兴学御笔》道：“黔南新造之邦（指宋微宗以黔南新建的贵州防御使），人始从化，虽未知学，然溯其鄙心，非学无以善之，委转运判官李仲将，以渐兴学，举其孝悌忠和使知劝向”教化于民。可鉴，早在宋朝在黔南路贵州省军政中心的思南之地，为教化南蛮，经宋朝皇帝御批的御笔文献，并以宋“营造法式”建筑规格，铸就了黔南路——贵州防御使——思南州城具有宫廷式的大成殿孔子庙（又称府文庙）的建筑格局，就已经建造了。这就是思南府文庙成为贵州全省内最大最早的历史原因。
九百年前的贵州防御使府衙（今思南县人民政府址），左边有兵备道（今思南中学）、大成殿（今孔庙）；右边有官衙和民宅一体的道观亚魁田宅（今万寿宫）、圣旨坊（今印刷厂）这五大军政衙门外，还有数十座寺庙，因此，在南宋朝君王们观阅的《方舆胜览》御书上，史载了思南州城被誉为：“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史诗般的“黔中首郡”之名。其意为：“自夔门三峡以上化外之地的几十个州郡中、而思南州城居其各州郡之首”。为此，凡《贵州通志》卷一366页引《宋史》记载在南宋朝当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郝仲连、赵官瑗；充任贵州团练使的李宏、赵恺、刘光弼、狄流、程纬、肖诜；当任贵州刺史的陈义、王公述、赵孟启、董文、余如编、丁大全；任贵州经略安抚使宋永高等的官员
们，皆在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就在南宋方兴未艾抗击金军的年代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为中心的黔军，在陕西、河南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由于田祐恭麾下的十大姓黔军功绩辉煌，与各路（省）大军阻止了金军的进攻，使宋金罢戈停战的“绍兴和议”得以实现。宋金停战后，宋高宗心悦情致，于是便于绍兴十一年（1141）批准了贵州防御使田祐恭早在十年前，于绍兴元年（1131）请求朝廷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僧寺庙宇的奏折。鉴于此史，《贵州通史·田祐恭传》、《贵州佛教史》26、27页史云：“绍兴元年（1131），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铃辖田祐恭，乞于黔州（即黔省贵州）建置僧寺，„„绍兴十一年（1141），尚书省（中央）牒送到（贵州思南），以安僧众敕赐集福院。„„名山胜地、琳宫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即非觊觎私门之福，皆以祝君王之万寿，„„民从以安、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
今考“水东梵宇”即贵阳“黔南第一山”佛门圣地，早在八百六十年前，就由宋高宗执政下的“尚书省”，批准了始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二字，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了“以安僧众”的黔南庙宇。因此上，才有今天位于思南有“黔南名刹”；位于思邛（今印江）有“黔南名山”“黔南田氏第一宗祠”；位于石阡有“黔南第一景”；位于黄平有“黔南第一洞天”；位于贵阳有“黔南第一山”等衔接帝王“黔南”旨谕的教化民众的黔南佛教梵宇圣地，早在宋代就已经遍及黔省贵州之地了。
结语：战国时期的夜郎国遗土，到唐宋设立的五十个羁縻州，经北宋末年宋徽宗委以土家族的先民们以黔南路之战，一统夜郎全幅。宋徽宗将这个“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两千里”创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旸（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西有思安（今昭通），四面环思的新型区划称之为贵州。公元1119年宋徽宗封少师思国公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
土家族先民缔造的贵州军政府在历朝所起到的军事作用
摘 要：宋代以黔南路所建立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在捍卫南宋政权、元朝政权以及明初政权的军事作用。
关键词：思播田杨黔军；夔路峡江之战；抗金之战；抗蒙之战；镇蛮之战
一、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部击溃夔路峡江百万叛贼
自隋朝起，历经唐宋数百年间的十大姓盟军，他们受命于历代帝王开辟黔中、开进黔南、始创贵州。这个历经数百年的军民集团，由于依托着君王正统的礼制，教化黔南，使之王化。因故，以君王治理国家的汉文化形成此方的主流。从而使得在位于鄂湘川黔之间以十大姓为主体的军民们，以习汉字为主，保留原始土著人风俗，凝聚成一个新型的民族（土家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土家族是汉族的一支支系。就是这个民族不仅具有了汉文化的素养，而且还具备了开疆拓土的精神。历史上就是这个民族的先世们以黔南路创建了贵州防御使。
北宋末年，宋朝以黔南路创建贵州防御使军政区划后，位于两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必然成为宋朝一统贵州、威镇黔南的军政枢纽。为此，在宋朝御书《方舆胜览》中这样写道：“夔路奥区，思南要地，划地以守，变戎而华，虽曰黔中之地，实为徼外之州。固远华风，久渐王化，地环千里，籍虎符弹压之威”一统黔南贵州辖域。文史可鉴，思南凭籍乌江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宋朝开发黔南路战略时，思南就成为贵州一省“籍虎符弹压之威”控制贵州全省的军政要地。以下史料，足以证明宋代建立于思南的贵州防御使，在一统贵州的三百年间（1119—1413）做出了卓越的军政功绩。
会天五年（1127）腊月，消灭北宋的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侵。一路由粘罕率兵从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宗辅与其弟金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路由任陕西诸路都统洛索与副
统撤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陕西。金军三路纷纷南下进攻逃窜中的南宋政权，逼得高宗赵构带着残臣从商丘经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在金军从北向南席卷似的追击下，宋高宗只得逃到海上过着飘流的日子。
《中国通史》说：“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追到明州（今宁波）并派海船追击高宗三百余里”之时，宋军内部出现了反叛南宋的势力。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368页史云：“是时，山东铃辖孔彦舟叛于潭、衡、岳、鄂、湖”反叛南宋而占据中南鄂湖之地。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七十八、《贵州通志》卷一367页引《本纪》史述：“高宗建炎四年（1130）秋七月，后军将王辟，陷归州（今秭归），调思（南）州田祐恭兵讨剧贼王辟；是年十一月，房州（今湖北房县）贼郭守忠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其志368页又述：“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剧贼王辟、郭守忠破归州入巫山，将拔翟塘关径入（四川），调田氏（指贵州防御使田祐恭）兵，田氏宣即就道，事急矣，可日夜兼行，不到一月至巫山，摧贼锋。贼还走保归州，再战，贼大败。收归州乘胜逐至房州、竹山（今湖北西北部）。当是时，峡外大小贼以十数，连百万，荆楚赤地数千里，至是以人为食，莫不妄意蜀郡（四川）富饶，人人垂诞，誓突入翟塘关，快其所欲（入四川），自田祐恭破王辟，郭守忠后，夔路军声（宋军）大振，自是群贼始不敢有意图蜀矣”。
就在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领旨率部“摧败峡外大小贼，连百万”叛贼之际的西北川陕及中南两湖之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据《中国历史事大年表》、《中国通史》史载：“建炎四年（1130）宋张浚攻金，败于富平”。“九月金将宗弼，娄室率兵击败川陕处置使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史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破泰、通等州，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
以史可见，历史上在北宋被灭、南宋方兴未艾之初，“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的退败情况下，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部却能“摧败后军将王辟，郭守忠剧贼百万妄意图蜀郡”另立山头的反叛之举。这一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历史上，如果没有宋徽宗此前旨令田祐恭以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始创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的存在。当金军将岳家军把守的湖北路湖北省、湖南路湖南省变成战争的火海之时；在金军击败川陕处置使张浚四十万宋军的非常危急情况下，倘若没有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麾下的黔军（即调田氏兵）在夔门峡江一带摧毁百万之众的叛贼，“妄意蜀郡的后军将王辟”一旦攻入四川，里应外合纠集“击败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的金将宗弼，娄室之部。如此一来，一场不可避免的以满族祖先的女真金完颜部，纠合串入四川的叛部后军将王辟百万之贼，其势必然会产生象潮水般的兵流，将会从南宋朝统下的长江西部四川、贵州等地，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幅圆两厢，以席卷之势裹灭摇摇欲坠中的南宋临安府（杭州）政权。这样一来，以满族祖先女真金完颜部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比明朝吴三桂引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提前五百一十四年（1130—1644）。可见，当年贵州黔军此次摧毁后军将王辟以百万之众图以川蜀反叛南宋的重大意义是：保障了南宋王朝在西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黔两省的安全，继而保卫了南宋在江南的政权。
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挥师北上同南宋统兵主帅张浚共同抵抗金军入侵
当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土家族先民十大姓黔军，在夔门峡江摧毁了剧贼后军将王辟、郭守忠连百余万妄意图以蜀郡，与南宋分廷抗礼之举后不久，宋廷于“绍兴二年（1132）以田祐恭保蜀勋劳、加华州（今陕西华县）观察使”（《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载），率领黔军从贵州开拔陕西华州至潼关一带设防抗御金军的入侵。
据《贵州通志 田祐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史载：“绍兴三年（1133），金人侵犯梁阳（今河南郑县东），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集诸路（各省）将帅御之，公（指田祐恭）被檄（旨令）行，无逗留，既至，金人望风退去。赏军品鞍马等物，升通侍大夫。绍兴七年（1137），朝廷以公抚循夷民，备见勋劳，赠玺书金带；八年
（1138），以母忧（死）解官（回思南祭母）；九年（1139），披命起复（接受命令重返抗金前线），仍领军州事。十一年（1141），以累大功，加边郡（边界郡治）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终计起来，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的黔军，自绍兴二年（1132）开赴陕西前线抗击金军南下入侵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停战为止，黔南路贵州防御使麾下的黔军，在陕西华县及河南郑县一带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
三、消灭南昭国（云南）的蒙古大军在二十年间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公元1232年，在蒙古以“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的政治交易为基准的条件下，使蒙宋联军将相存一百二十年（1115—1234）金王朝灭亡了。南宋与蒙古按照政治条款应两国平分金朝版图。为此，宋理宗帝将这一大事寓意为“端平”二字成为当朝的年号。然而没想到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军分两路向南宋发起了进攻。蒙军攻侵四川，作为四川毗邻的贵州黔军 “思播田杨”，当即请缨前往川陕之地抗击蒙军。据《贵州通志》卷—382、383页引《通鉴》《宋史·珙传》史云：“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兵围川青野原，播州（今遵义）杨价请自效，许之，率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诏授雄威军统制”。《宋史·本纪》史云：“嘉熙元年（1237）四月，夔路铃辖，思南州田兴隆与元兵战于陕西潼关。” 南宋为抗击蒙军作以长期的准备，于“淳祐四年（1244）诏播州人冉琎知合州（今重庆北），琎弟冉璞通判州事”前往四川。当贵州黔军十大姓中的冉氏兄弟二人，在合州等地经营了十多年后，终于构筑起以合州城为中心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堡。此城堡便成为蒙古汗王蒙哥的葬身之地。据《元朝史》181页史载：”公元1259年，蒙哥攻合州，七月，蒙哥汗帝被飞石击中，病死于军中，蒙古军解围北还”。
《宋史》云：“时，舍人牟子才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黔军），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否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可见，黔军思播成为保卫四川的坚强后盾。 蒙军打不进黔军出兵保卫的四川，于是忽必烈率大军绕道成都西北面，渡过金沙江入侵大理（云南）。据《元朝史》载：“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公元1252年，派忽必烈率军侵大理。1254年，忽必烈建立了云南宣抚司（为元朝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云南从此结束了割据五百余年（755-1256）的南昭政权，被纳入元朝一统的版图中。这是蒙古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省级政权。
在云南建立宣抚司政权的蒙古军，准备从云南由“滇黔之间”打通贵州顺着乌江入长江东下席卷南宋政权。这使宋理宗帝很是忧心。于是，理宗帝于“宝祐四年（1256）五月，帝谕辅臣曰：秋防不远、宜事为之备、思播谓北兵留大理，招养蛮人为向导，此甚可忧，彼（指贵州思播黔军）不能支，骎骎（很快）及我，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兵，此事不可吝费，宜令思播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指军机处可调中央军）助思播”（《贵州通志》卷一387、388页引《宋史》载），理宗帝命令中央军与黔军思播共同抗击蒙军，制止蒙军由云南攻入贵州思南，从乌江饮马长江，图以达到消灭我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的目的。
宋廷为阻制“蒙古军由滇（云南）入黔（贵州），”（《贵志》卷一388页引《大理传》载）从云南入侵贵州的战争动向，于是加强了对乌江腹地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的保卫工事。并于“宝祐五年（1257）二月，诏筑思南州三隘”。次年正月下令“相度在黄平（今地）、思旸（今岑巩）、播州（今遵义）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工役”（《贵州通志》卷一389、391页引《通鉴》载），于是构筑了以思南（今地）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半径的播州（遵义）海龙屯、团溪、依江界河天险，又筑瓮阳（今瓮安）、旧州（老黄平）、新筑黄平、思秉（今施秉）、福泉（今地）、镇远（宋廷为镇服远方的蒙军于1257年赐名镇远）、思旸（今岑巩）、镇竿（今湘西凤凰）等的弓背形城堡。以及构筑了从铜仁经凤凰至保靖四百里边墙，连接武陵山峦越千里屏障，令蒙军从云南打不进贵州省府—
—思南州城。为此、蒙军只好改道于“宪宗九年（1259），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攻进长沙）”（《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蒙军绕过宋廷以军事实力武装起来的贵州，从云南攻入广西、湖南的蒙军在二十年间（1256—1277）也打不进贵州。
四、元世祖忽必烈改宋黔南路贵州省为顺元路宣慰司
南宋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省府——思南州城的拱卫堡垒之战，令蒙军二十年（1256—1277）攻不进贵州。直到南宋灭亡前夕的公元1276年冬月，当贵州三面被蒙军包围时，在元朝重臣廉希宪的说降下，贵州黔军思播田杨首领田景贤（二十一世）、杨邦宪以“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贵州通志》卷一397页引《旧纪》载）的政治条件顺降了元朝。元廷于公元1277年将相存了一百五十八年（1119—1277）宋朝的地方最高一级区划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的顺元路宣慰司，仍属于元中央王朝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05、408页引《旧史·纪》史云：“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田景贤，播州邦宪俱授安抚司（三品），以田氏为总管（省长），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赐思南州田景贤所部（黔军）军服，钞有差；二月命田杨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侍”北京。这是元廷中央政府在贵州唯一的对黔军首领田杨二家施行的人质政治交易的历史文献。文献信息表明，元朝时的贵州境内，只有土家族先民集团思播田杨之军加入了元朝军制的行列。穿上元朝军服的原宋朝贵州思播田杨黔军，成为元朝的新附军继续维持着贵州政权。当元廷中央政府稳定了顺元路贵州的形势之后，元世祖将“中统三年（1262）以潭澄为贵州都元帅宣慰司”攻侵南宋时所设的署称，终于在消灭南宋取得贵州之后，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设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于贵阳（时称顺元城）。由史可鉴，元朝建国之初，元世祖仍以宋代的“贵州”法定名称，在贵州设立“贵州都元帅宣慰司”，它与四川、云南都元帅宣慰司并存。忽必烈为避讳宋代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为政治中心，他选择了贵阳之地建立了元朝地方一级区划的顺元路宣慰司政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权很快就被反元的土酋土官们率领土著部落摧毁了。
五、元世祖肢解顺元路入三行省的二十六年后，元廷再次复置顺元路宣抚司恢复宋代贵州区划
元廷在贵阳设置顺元路都元帅府宣慰司不久，贵州西部就出现了“至元十六年（1279）冬日、罗氏鬼国叛，”；“至元十七年（1280）罗部又叛，诏阿里海牙帅三万六千兵讨之”；元廷为稳定归顺元朝的思播黔军，便于“至元十八年（1281）改思南州宣抚司（三品）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五品）。播州杨邦宪亦升宣慰使（《贵州通志》卷一415页引《旧、纪》《新、纪》载）加封思播田杨。元朝在思南设置二品宣慰司，可见元世祖此时的政治思路，忧虑贵州西部罗酋反叛无常，万一设在贵阳的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遭到不测，原来宋代的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仍然可以再作顺元路宣慰司的所在地。所以元朝中央政府赋予了“思南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所有五品）”的权力。被升为宣慰司思南州的田景贤，播州杨邦宪，由于有“贵官子充质子”的儿子们在北京元朝政府的手中，因此作为“兼管（省）内（五品）安抚使”的思播田杨宣慰使司肩负作顺元路贵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元廷中央还常令思播宣慰使司之军出国平乱。如《贵州通志》卷一416、424页史云：“至元十九年（1282）春二月，思播军征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元征缅，忽都铁木儿之师被缅人冲溃，元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助之”；其志438页又载：“遣使思播发宋旧军八千人以征安南”。诸如类似的文献史载，折射了元朝虽然统辖了宋朝的贵州，然而贵州的军政仍然还是“宋旧军思播田杨宣慰使司”的军队在撑持。就连元军“忽都铁木儿师被缅人冲溃”所产生的国际争战败局，元世祖忽必烈都还得以“遣使思播宋旧军助元”方才能挽回面子。思播黔军虽然代表元朝以武力击败缅军挽回败局，然而这样一来却导致元世祖对“宋旧军思播田杨”军政集团产生了尾大
不掉之患的猜忌。于是忽必烈决定分割这支“宋旧军”宋朝就一统贵州的思播黔军，即将眼时元统下的顺元路宣慰司区划（即宋代的黔南路贵州省地盘）肢解入三行省中分管。 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28、431、435史载了这样的文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播州（遵义）直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将八番罗甸归附普定，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改思南州（今地），隶湖广行省”。
就这样元世祖将宋时一统的贵州、元时的顺元路执掌两朝共一百七十三年（1119—1291）的思播田杨黔军视为心腹之患而解体了。这样一来也将一个整体的贵州省、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中，忽必烈认为这是肢解思播田杨的最佳政治抉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年上，在西南边陲，终于引发了“大德元年（1297）八百媳妇叛元”；“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降济叛元，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元史》卷二343页载）的战乱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元廷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宋旧军思播田杨之军参加征讨反叛之部。据《贵州通志》卷一447页史云：“大德五年（1301）冬月，诏思播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进讨”。史料可鉴，代表着贵州一省之军思播黔军又一次登上了历史的军政舞台参与四川省军、云南省军一起征讨叛部。其志452页又云：“蒙古、汉军（最早降元的宋军）共三万，思播一万分道并进，前后四十余战，群蛮气沮，乃多出降”。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在大德八年（1304）宣告结束。
黔军思播在此次平叛中功勋卓卓，元朝中央政府为嘉奖黔军思播，于“大德七年（1303），增诸将官秩，免思播粮税一年”（《贵州通志》卷—457页载）。文史可鉴，原元世祖忽必烈在世时所猜忌而被分割的思播黔军，经此次参与平叛之后，黔军思播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得以空前改善。此后，又一位元廷要员陈天祥在巡视贵州后，他向元廷中央政府呈谏“南台御史陈天祥疏谏”（《贵州通志》卷一448页载。）强调乌江才能为云贵两省产生“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为巩固帝王漕运起着绝对优势的作用时，于是元廷终于决定恢复以乌江为主域的顺元路贵州区划。据《贵州通志》卷一464页引《元史》史云：“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云南、四川归还顺元路宣抚司民地”，即恢复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区划。搯算起来，自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92年将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之年起，到公元1318年恢复顺元路宣抚司民地时，贵州被分割了二十六年（1292—1318）。恢复后的顺元路行政区划的军事政治中心，又归回到顺元路宣慰司思南州城。因故，这才引来一百年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明军剿灭思南宣慰司田宗鼎的事变。公元1991年元月，在思南城北二十多里乌江河西岸彭家洞发掘的身披明朝二品“丹凤朝阳”凤佩的文官，身中七刀的干尸就是六百年前被明朝锦衣卫剿杀的田氏二十七世宣慰使田宗鼎。其内容早已在中央一台、四台播放。公元2010年5月，央视十台特邀本人亲赴十台演播厅，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及主持人张腾岳，讲述隋、唐、宋、元、明初，历五朝共八百三十一年间（582—1413），集田氏共二十七代与十大姓将士为开拓黔中，始建贵州的专题节目。
六、明太祖朱元璋改元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
《元朝史》上册301、302页载述：“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元廷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慰司，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05、415页引《职官志》、《黔史》、《旧新·纪》这样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长田景贤（二十一世）、播州长杨邦宪相继送款，俱授宣抚司，以田氏为总管（省长）”；“至元十八年（1281）秋、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播州长杨邦宪亦升宣慰使”。由史可鉴，宋朝曾当职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等长官们皆任职的思南州城，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于1277年以思南州长田景贤为宣抚司”或“于1281年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的思南官衙，它都是代表着宋元两朝的路省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维护着贵州的政
权。当元政将亡之际、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二十四世）面对新政权产生之前，田仁智选择了吴王朱元璋。于是，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太祖（朱元璋）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纳元所授宣慰使印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二品），授琛为宣抚使，以三品银印给之”（《贵州通志》卷—484页载）。可鉴，朱元璋仍以“元所授思南宣慰司印，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二品官印，赐封思南田仁智。
当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登上明太祖的龙椅后，明太祖朱元璋沿袭元朝的顺元路区划，利用宋代的贵州署名，于“洪武四年（1371），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因此上，明太祖建立的“贵州宣抚司”仍然是贵州行政区划。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贵州宣抚司，是以宋代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朝的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或称顺元路宣抚司继往开来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七、明成祖朱棣以五万军队围剿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后在贵阳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不能算贵州建省之始
明太祖在消灭蒙古军队最后一支部队云南梁王之前，他以宋代的法定区划的“贵州”一词，将元朝的“顺元宣抚司”改为“贵州宣抚司”。在贵州宣抚司这个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下，朱元璋圈划了七十六个长官司。明太祖为了削弱思南州在宋元两朝一统贵州的权力，便以一半的三十九个长官司分圈给思南（今地）宣慰使田仁智（二十四世）和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弘政（二十五世）两位田氏的执政者。仅从这样一个政治区划上看，作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要利用二思二田的兵力物力去消灭主要敌人的云南蒙古梁王时，朱元璋因还要赖以思南宣慰司政权出兵征粮用以消灭云南蒙军之前，也还得以贵州地盘的一半分封给田氏。据明《思南府志》65页、《黔南田氏宗谱》史云：“沐英南征，责军饷于田氏，始运则曰：秋粮若干。再运则曰：续办若干，又运则曰：银籴若干，遂以此为定制，照丁派纳”；“敕田仁德兵一万骑三千，粮一万石听调，竭力招集未几而办，天兵（指明军）至镇远，取给过数焉，云南平”。
洪武十四年（1381），消灭云南蒙古梁王的明太祖，本想借机回师吞掉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司政权。然而乌撤及贵州西部诸蛮反叛明朝，明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秋七月，傅友德，沐英击乌撤蛮，斩首三万余级，水西诸蛮降”之年起，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贵州都指挥顾成，斩西堡三千余助恶者，其地悉平”之年止，明军在贵州西部平蛮十七年。
由于贵州西部的蛮叛，贻误了太祖朱元璋没有及时解除思南宣慰使司田氏的天机。看来朱元璋在世之前没有时机取缔宋以来营造“黔南新造之邦”“夔路奥区，思南要地”的思南宣慰使了。他只好将消灭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政权的旨谕留给子孙们去完成吧。于是，他将在贵州西部征讨十七年蛮叛的贵州都指挥使顾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81）二月诏成还京”（《贵州通志》卷二59页载），朱元璋向顾成面授日后如何消灭思南宣慰田氏的机宜后，于是年润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当朱元璋死了十四年（1398—1413）后，明成祖朱棣按照父皇的遗旨，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军队取缔了思南（今地）宣慰使田氏二十七世田宗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二十六世田琛执政权。从而结束了田氏在黔中八百三十一年（582—1413）统绝权，在贵州三百年（119—1413）的统治权。明成祖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阳。就是这个设于贵阳的贵州布政司，被贵州史学会部分学者，定为是贵州建省之始。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未见准确。
结语：因为这个不准确的结论，把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于
临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历史根脉；以及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公元618年改隋黔安郡为黔州、又置黔州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一系列黔字号行政区划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五十个羁縻州，于公元1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历数朝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于乌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阳（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部）、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的贵州防御使司管贵州区划之年起，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1119—2019）了。
土家族先民与夜郎遗土演变为黔省贵州的历史溯源
摘 要：九百年前，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夜郎遗部五十个羁縻州，始建贵州防御使。 关键词：夜郎国遗土；五十个羁縻州；黔南路；贵州防御使
一、浅谈夜郎、黔中之名湮没与复出的年代考
二千三百年前后，正是我国处在战国的历史时期，在华夏神州大地上，位于古代鄂、湘、川、滇、桂数省之间的广袤山峦之地，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政权，一个是夜郎国，一个是黔中郡。地处乌江流域中上游，几乎占有今天整个贵州地域，是古代大夜郎国的辖地。夜郎的名称大约产生在公元前277年左右，其夜郎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6年西汉政权建立的前后。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地区，派唐蒙与夜郎候多同联系，夜郎候夸耀自己统辖的区域，向汉官提出“汉熟与我大”的问题时，其“夜郎自大”的成语典故就出此由来。夜郎国被灭于公元前27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历史上，以“夜郎”作为一个国家的“夜郎国”至此告终。而以“夜郎”作为一个县级的“夜郎县”名，起源于魏晋，终于宋朝，从此以后，列朝再也不用“夜郎”之名了。
然而，这个令汉官唐蒙瞠目结舌“夜郎自大”大夜郎国的国都，迄今很难找到它的具体所在位置。就连这个大夜郎国遗址上今天省名的简称，也不再叫“夜”或“郎”了。而恰恰相反，在古夜郎国遗址上所建立的“黔省贵州”，却是被二千二百年前距离夜朗国数千里之外的“黔中郡”的“黔”字署称所取代。由此可见，贵州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原本为“夜郎”本土演变为“贵州”，却偏偏冠以了“黔中”的盖头。这一历史演变流源，迄今也没有引起贵州史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关“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命脉，自清代以来至今成为贵州史学界的一个根本无法涉历的历史盲区。以致，“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谜津留给世人。所幸，一位严谨治学，尊重历史的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王燕玉教授，他将这一史问留在他撰著的《贵州史专题考》一书中，他说：“今贵州省另一代称黔中，黔南所本（的历史源流），应当留意”应当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一批今天的贵州史学者在撰著的《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2页对贵州宋代以前的历史这样写道：“春秋战国至宋代，发展线索虽然大体清楚，但文献不足徵，后人考订不一，有些只能言其大概，有些必须保留异说，留下资料以供后人进一步探讨。”即后又有一位曾任贵州史学会副会长范同寿，在他撰著的《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101页这样写道：“贵州虽然简称为黔，但黔字的含义是今天许多人不愿意去深究的”一个课题。可见，贵州源本于“黔”的历史课题，虽然令贵州史学界深感重任，只是由于茫茫史海中难以觅寻到贵州源于“黔”的历史的真正答案，因而造成一些不妥贴的说法。为此，王燕玉在《贵州史专题考》154页这样写道：
“贵州省现在简称黔、黔中、黔南的代称，这是有其历史源流的。但具体内容，演变过程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系统准确的材料，以致流行一些不妥当的说法。”可鉴，迄今为止，有关贵州源流于黔、黔中、黔南的说法都是不妥当的说法。
王燕玉生前力求找到“贵州”源于“黔”字旨令的真谛。经他考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秦置黔中郡（郡治今湖南常德）。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今湖南溆浦）后，自两汉，经蜀汉、孙吴、曹魏、两晋、刘宋、肖齐，肖梁至陈国于公元557年建立之年，凡九代七百六十年间，这一地区郡、县的变革，都关系于武陵，无黔中的名称，为甚么哪一年又叫黔中？”由此可见，王教授陷入无限困惑的历史谜网中。
王燕玉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寻找到的七百六十年（公元前202—公元557）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当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后，为消灭江南陈国（南京）而一统天下时，他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民《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18页引《隋
志》载、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均载）田太守率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家兵（他们的后裔成为今天的土家族族民）创建黔中根据地时，“黔中”署名不仅从此又呈现在君王开疆拓土的史册上，而且“黔中”之名从此与十大姓结下了历史的不解之缘。历史上，就是这个“黔中”的署名，成为后来演绎为“黔南”，继而演绎为“贵州”区划的历史本源。这就是“贵州”源于“黔”的历史根脉。然而，王教授生前没有破解“黔中”重现的历史典籍，造成他终身寻找不到在夜郎国遗址上，为什么会以“黔”字创建“贵州”区划的遗憾。
二、黔中太守田宗显始创“思”署政权
隋文帝为消灭陈国（南京）一统天下，《资治通鉴》卷三271页史云：“隋主有吞江南之志„„，故置（黔中）于南边，使潜为经略”，于是便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贵州通志》卷一218页载）。黔中太守田宗显率陕西、山西、陇西强族旺姓中的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瓜绵椒衍，十倍于昔”（《思南府续志》111页载）的土家族先民们，尊“黔”为旨令，以江河为命脉，拉开了开拓黔中区划的序幕。 黔中根据地（今长江三峡清江流域）的创建，使隋朝获得了消灭陈国的战略先机，为六年后，隋于“开皇八年（588），杨素引舟下三峡”以五十万隋军水陆两进沿江东下，仅四个月就消灭了陈国。《资治通鉴》卷三294页史云：“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的大中国，又在隋文帝当朝之时统一了。毋庸置疑，一千四百年前的土家族先民们创建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的黔中根据地，为隋文帝消灭陈国一统天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黔中根据地的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留守黔中，巩固黔中，在三峡清江流域经数年的建设，已呈现出“民夷率服，兹土大治，任久未迁，有太平尽属乐留”（宋《黔南田氏宗谱》载）的政通人和景象。黔中太守田宗显在“随国公”杨坚舍去“随”字的行走“辶”，演变为“隋文帝”的政治与汉字艺术文韬的启迪下，田太守以其姓氏之“田”为首（头），集十大姓为中心的同盟，利用汉字的“思”字作为军政代称的署名，在清江流域创建了第一个衔接“思”字的“恩思”（后演变为今鄂西恩施）政权。当黔中太守田宗显（一世）以“思”建署的典籍传至第十四世田祐恭时，由于田祐恭以“思”开辟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区划，于是宋徽宗敕田祐恭为少师思国公之爵。鉴于此史，在《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中史云：“维思为州，实古黔中，田氏世领、肇唐永隆”。其意为：在维护创建州署时，应以“思”字作为署名，这个史实在古代的黔中（恩思）就产生了。十大姓先民们世世代代都遵循这一使命，其肇始以“思”建署之作，应起源于唐永隆之前的隋开皇之年。这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先民们，早在隋朝初年，在位于鄂、湘、川、黔之间创建了“维思为州”，以“思”建署的历史源流
三、黔州刺史田世康拓展黔中辖域及思播田杨军政集团的产生
公元1984年在白帝城下出土了一块隋于“开皇二十年（600）建（立的）——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誌碑”，这就反映了隋朝在黔中长江三峡开疆拓土的一个史实。当十大姓土家族的先民们从长江进入了乌江后，并在乌江下游的彭水（今地）创建了黔安郡。史云：“大业二年（606）置黔安郡”（《贵州通志》卷一225页引《隋志》载）。这是十大姓盟军在乌江流域下游彭水（今地）创建的第一个衔接“黔”字的政权。
十二年后，当咸阳宫刀光剑影发生了改朝换代的事变后，曾任唐国公的李渊以“唐”创建了大唐帝国时，隋黔安郡郡首田世康（二世）率十大姓归附了唐朝。唐廷于“武德元年（618）改黔安郡为黔州”（《贵州通志》卷一233页引《旧唐志》载），唐王朝敕二世田世康为黔州刺史。田世康成为乌江流域第一位黔州刺史。在隋唐两朝间，不论是太守或
刺史都是一种世袭权制。
唐朝建立不久，盘踞湖南并拥有重兵的地方军阀肖铣纠众反唐，唐廷于“武德四年（621），诏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肖铣，五州四镇皆克之”（《资治通鉴》卷三455页载）。《贵州通志》、《思南府志》、《黔南田氏宗谱》综合史云：“武德四年（621），命黔州刺史田惟康（《唐传》称世康），出辰州道、击肖铣，斩铣于马下，授黔潭二州节度使”。 “武德六年（623），渝州（今重庆）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张大智侵涪陵（今地），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资治通鉴》卷三482页载）。公元2010年5月20日，笔者受中央十台编导苏庆谊、主持人张腾岳所邀，当我将二世田世康为维护唐政权所建立的功绩，史载在《资治通鉴》、《贵州通志》、宋《黔南田氏宗谱》、《思南府志》四志相符的历史文献，拿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先生审阅时，毛教授说：“田先生，在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中，能载上田先生祖上的战功，这说明你的先祖们在开发黔中，始建贵州是立了功勋的。”
击败了湖南军阀肖铣，讨平了渝州张大智叛部的黔中十大姓汉军们，休整不久，又开始朝乌江以南，向彭水以上的乌江流域中上游溯江南进了。据《贵州通志》卷一240页史云：“贞观四年（630）改务州（今务川）为思州”，即此务川成为夜郎国遗土上第一个“维思为州”的政权。“贞观十三年（639）改罗蒙为播州（今遵义）”，黔州节度使田世康令杨氏将军率兵进驻播州。从此，在夜郎国遗土的北大门驻扎了政姓合一“思播田杨”军政集团。就是这个政姓合一的军政集团，成为数百年后，以夜郎全幅地域开疆拓土的黔南路战略，脱颖创建了贵州区划的人文姓氏景观。
四、夜郎国遗土上五十个羁縻州制是怎么形成的
当黔州（今彭水）都督府田世康（二世）麾下的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拥有了一个东起宜都宜昌清江流域三峡之地；南至湖南以长沙为中心的五州四镇；西抵乌江流域中下游的思州（今务川）、播州（今遵义）；北达渝州（今重庆）以下川东一隅的山蛮之国时，唐廷中央政府开始对隋时归降的这支十大姓开黔之军深感忧虑了。于是为了遏制“思播田扬”十大姓军政集团继续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唐廷便在夜郎国遗土上设计了以土人为官管理土人的五十个羁縻州的政治格局，以此挡住了“思播田杨”南进夜郎以西的去路。此史，《资治通鉴》卷三624页史云：“唐总章二年（669），时承平既久（以平安已久为借口），选人益多„„引铨注之法„„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其黔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不由中央派流官），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管理土人的五十个羁縻州便从此产生了。这就是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土上，到了唐朝演变为五十个羁縻州的政治格局。这个区划格局由于设立在乌江流域中上游，在黔州都督府彭水的南面，所以唐宋两朝间将这个区划统称为“黔南”、或称“黔南道”“黔南路”名称。就是这个“黔南路”版块区划，成为后来演变为“贵州省”区划名称的历史流源。
五、番部长田祐恭以黔南路缔造贵州防御使区划
当唐廷中央政府为遏制黔中“思播田杨”土家族先民集团军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而“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所设立的五十个羁縻州历经数百年后，至北宋王朝徽宗帝所统的北宋政权面临辽朝，西夏、大金的威胁时，宋廷为防退路于“崇宁元年（1102）以童贯为造作局”（《中国历史大事年》载）建造苏杭二州陪都。接后，宋廷为防后方南昭国（云南）侵犯一盘散沙夜郎遗部的五十个羁縻州，在满朝文武大臣于“崇宁二年（1103）以来，南开黔中，开边拓土之议复炽”（《宋史》载）的强烈要求下，宋徽宗方才于“大观元年（1107）诏番部长（即对五十个羁縻番州县官具有任命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田祐恭入朝，开置黔南路”（《贵州通志》卷一353页引《史·纪》、《职方典》载）。领旨开置黔南路的田祐恭（隋田太守之十四世），率领中、东、西三路大军向夜郎遗土黔南路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开疆拓土。鉴于此史，《宋大诏令》曰：“黔南
新造之邦，人始从化„„，”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大革命即此拉开了序幕。
田祐恭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承袭先世创建的“维思为州”，沿着乌江以“思”开辟黔南路军政渠道时，他缔造了“思渠”（今沿河古镇）。当南平军占据了二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最大的羁縻州地时，田祐恭以其先世缔造的“维思为州”的“思”字，衔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路”的“南”字，集“思”与“南”缘结了“思南”署名。宋《方舆胜览》史曰：“夔路奥区，思南要地，划地以守，变戎而华 ”军政要地的“思南州”从此诞生。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上史载：“大观元年（1107），建筑思南州治，始有印信（署章）”。是年，当黔南路中路军占据了镇远、三穗等地时，《贵州通志》卷一354页史载：“邛水、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1107），田氏内附，始即其地置邛水县（今三穗）；镇远，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田氏内附，始即其地置安夷县（今镇远）”。至此，“田氏”这个名称不仅多次呈现在宋朝的史书上，而且连北宋时期的夔州路、成都路版图上，也出现“田氏”二字所辖黔州、并由黔州统辖所有羁縻州的版块，像这样以姓氏出现在朝代的地图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开置黔南路的东路军，《贵州通志》卷一356页史云：“大观二年（1108）十二月，进张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上言：从湖北（鄂西）至广西，由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今湘西渠水靖县）而往，犹弓弦”之势，从鄂西经湖南开拔至广西黔南路之境。可鉴，九百年前开疆拓土的黔南路之战还涉及到广西、湖南之地。
开拓黔南路的西路军，《贵州通志》卷一359页史云：“大观二年（1108），播州（今遵义）杨文贵献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献地东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大观三年（1109），置承流（今绥阳内）、仁怀两县，建滋、纯、祥三州（川南境内）”。九百年过去了，迄至今天，仍称遵义、仁怀的署名。
在北宋王朝开置黔南路的驱使下，原土著部落也于“大观二年（1108年）大骆解上下族，帅骆世华、骆文贵等献地，东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是年，蕨平任汉崇献地，东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贵州通志》卷一355、358页载）
当田祐恭率部征至夜郎国遗土南部时，宋徽宗于“大观三年（1109）三月，并黔南路入广西路”（《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宋史卷二十本纪》、《贵州通志》卷一360页载），旨令田祐恭将乌江流域的黔南路战略引入到广西境内。田祐恭率部在从荔波南丹经广西南宁至镇南关一路地域上创建了思恩（今荔波南面广西河池）、思阳、思乐、思明、思拢、思练、思林、上思、下思等衔接“思”字的政署。迄至今天，这些署名仍保留在地图上。 宋徽宗于“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广西黔南路为广南西路”（《贵州通志》卷一361页载）的历史文献，说明宋廷将广西南部镇南关上思境内的田祐恭部调往广西西部右江一带。田祐恭在右江流域创建了田州、思林、田东、田阳、田林的署名。九百年过去了，迄今还留住着这些署称。
“政和五年（1115），泸南（川南）卜漏夷反，思黔巡检田祐恭等讨之”（《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贵州通志》卷一361、362页载）。就“思黔巡检”这个官职，亦令今天的贵州史学界值得深究的一个职名。在这次征战泸南的战役中，田祐恭将相称了四百多年的羁縻郝州改为大定，意味着黔南路已呈现出战略大定的局面。即后又将呼叫了四百多年的羁縻禄州改为畢节，象征着黔南路之战已经完毕典节之礼。就连繁写体的“畢”字，以蕴藏以田为首的寓意。当黔南路军打到夜郎极西之地的南昭与贵州的交界地时，田祐恭创建了思安（今昭通）的署名。诏示着以“思”开辟黔南路之战就此安定结束。
当开置黔南路的田祐恭将“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贵州通志》卷一362引《史传》载），创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旸（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面广西河池）；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四隅环思，合大而贵、以和为贵的新型区划献给
徽宗皇帝时，徽宗帝迫不及待地将仅仅才使用半年的“重和”年号改为“宣和”，以寓意宣告以和为贵的新型贵州区划形成。宋徽宗便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贵州通志》卷-363页引《职方典》载）一统贵州版图。“贵州”一词作为法定区划名称，便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产生了。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夜郎国遗土，唐宋两朝的五十个羁縻州，经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土家族的先民将士们以黔南路之战，拓颖出四面环思形成贵州区划的历史渊源。
千百年来，自隋唐以“十大姓瓜绵椒衍、十倍于昔”（《思南府续志》111页载）的军民一体的土家族先辈们，开疆拓土于黔中、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以来，十大姓“十倍于昔”的军民们与原始土著部落的族民们经过一千四百余年的相互融合，结成一种水乳相融新型的民族格局久住于鄂、湘、川、黔之间，这个只用汉字的民族、且又保留土著习俗的民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公元1957年划为土家族。而在今天的清江流域、三峡地区、沅水流域、乌江流域则是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土家族生活的大本营。据《中国姓氏寻根游》记载：“仅鄂西到湘西之地二十余万田姓是土家族的第一大姓”。其在乌江流域生活的田姓土家族自当为大族氏也。
六、充任南宋贵州长官们皆前往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九百年前，土家族先民们在那个冷兵器的岁月里，开置黔南路战车的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将士，依赖着乌江溯江而上，从黔州都督府彭水（今地）之北，以乌江为中心，由北向南开拓黔南路遭运，将乌江流域幅圆两厢的五十个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羁縻州一统于黔南路军、政、财、法战略区划之下时，宋徽宗将“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集五十个分散的羁縻州合（和）为一体的、又四隅环“思”的新型区划，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就在宋代产生了。
据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史云：“政和八年（1118），诏田祐恭赴阙（进京开封），赐金带器弊宠赉优隆，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362、363页引《宋志》、《纪要》亦载：“政和某年（考为八年1118），田氏被诏赴京师，行至国门，有旨朝大庆殿（说明徽宗帝是在大庆殿诏见田祐恭的），拜伏进退不类（不像）远人（远荒的蛮人）。太上皇异之，上大悦，厚锡田氏，政和八年（1118）开置思（南）州”（注《贵州通志》·漏掉了“南”字》）。宋廷厚锡田祐恭许多金银，因此上，才有始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在二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城，于“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而敕造了一座贵州防御使省衙。从此，以“夔路奥区，思南要地”为中心的贵州人类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宋朝为教化黔南贵州人而新办学校，宋徽宗亲敕《黔南兴学御笔》道：“黔南新造之邦（指宋微宗以黔南新建的贵州防御使），人始从化，虽未知学，然溯其鄙心，非学无以善之，委转运判官李仲将，以渐兴学，举其孝悌忠和使知劝向”教化于民。可鉴，早在宋朝在黔南路贵州省军政中心的思南之地，为教化南蛮，经宋朝皇帝御批的御笔文献，并以宋“营造法式”建筑规格，铸就了黔南路——贵州防御使——思南州城具有宫廷式的大成殿孔子庙（又称府文庙）的建筑格局，就已经建造了。这就是思南府文庙成为贵州全省内最大最早的历史原因。
九百年前的贵州防御使府衙（今思南县人民政府址），左边有兵备道（今思南中学）、大成殿（今孔庙）；右边有官衙和民宅一体的道观亚魁田宅（今万寿宫）、圣旨坊（今印刷厂）这五大军政衙门外，还有数十座寺庙，因此，在南宋朝君王们观阅的《方舆胜览》御书上，史载了思南州城被誉为：“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史诗般的“黔中首郡”之名。其意为：“自夔门三峡以上化外之地的几十个州郡中、而思南州城居其各州郡之首”。为此，凡《贵州通志》卷一366页引《宋史》记载在南宋朝当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郝仲连、赵官瑗；充任贵州团练使的李宏、赵恺、刘光弼、狄流、程纬、肖诜；当任贵州刺史的陈义、王公述、赵孟启、董文、余如编、丁大全；任贵州经略安抚使宋永高等的官员
们，皆在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就在南宋方兴未艾抗击金军的年代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十大姓土家族先民们为中心的黔军，在陕西、河南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由于田祐恭麾下的十大姓黔军功绩辉煌，与各路（省）大军阻止了金军的进攻，使宋金罢戈停战的“绍兴和议”得以实现。宋金停战后，宋高宗心悦情致，于是便于绍兴十一年（1141）批准了贵州防御使田祐恭早在十年前，于绍兴元年（1131）请求朝廷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僧寺庙宇的奏折。鉴于此史，《贵州通史·田祐恭传》、《贵州佛教史》26、27页史云：“绍兴元年（1131），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铃辖田祐恭，乞于黔州（即黔省贵州）建置僧寺，„„绍兴十一年（1141），尚书省（中央）牒送到（贵州思南），以安僧众敕赐集福院。„„名山胜地、琳宫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即非觊觎私门之福，皆以祝君王之万寿，„„民从以安、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
今考“水东梵宇”即贵阳“黔南第一山”佛门圣地，早在八百六十年前，就由宋高宗执政下的“尚书省”，批准了始任贵州防御使的田祐恭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二字，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了“以安僧众”的黔南庙宇。因此上，才有今天位于思南有“黔南名刹”；位于思邛（今印江）有“黔南名山”“黔南田氏第一宗祠”；位于石阡有“黔南第一景”；位于黄平有“黔南第一洞天”；位于贵阳有“黔南第一山”等衔接帝王“黔南”旨谕的教化民众的黔南佛教梵宇圣地，早在宋代就已经遍及黔省贵州之地了。
结语：战国时期的夜郎国遗土，到唐宋设立的五十个羁縻州，经北宋末年宋徽宗委以土家族的先民们以黔南路之战，一统夜郎全幅。宋徽宗将这个“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两千里”创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旸（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西有思安（今昭通），四面环思的新型区划称之为贵州。公元1119年宋徽宗封少师思国公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
土家族先民缔造的贵州军政府在历朝所起到的军事作用
摘 要：宋代以黔南路所建立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在捍卫南宋政权、元朝政权以及明初政权的军事作用。
关键词：思播田杨黔军；夔路峡江之战；抗金之战；抗蒙之战；镇蛮之战
一、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部击溃夔路峡江百万叛贼
自隋朝起，历经唐宋数百年间的十大姓盟军，他们受命于历代帝王开辟黔中、开进黔南、始创贵州。这个历经数百年的军民集团，由于依托着君王正统的礼制，教化黔南，使之王化。因故，以君王治理国家的汉文化形成此方的主流。从而使得在位于鄂湘川黔之间以十大姓为主体的军民们，以习汉字为主，保留原始土著人风俗，凝聚成一个新型的民族（土家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土家族是汉族的一支支系。就是这个民族不仅具有了汉文化的素养，而且还具备了开疆拓土的精神。历史上就是这个民族的先世们以黔南路创建了贵州防御使。
北宋末年，宋朝以黔南路创建贵州防御使军政区划后，位于两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必然成为宋朝一统贵州、威镇黔南的军政枢纽。为此，在宋朝御书《方舆胜览》中这样写道：“夔路奥区，思南要地，划地以守，变戎而华，虽曰黔中之地，实为徼外之州。固远华风，久渐王化，地环千里，籍虎符弹压之威”一统黔南贵州辖域。文史可鉴，思南凭籍乌江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宋朝开发黔南路战略时，思南就成为贵州一省“籍虎符弹压之威”控制贵州全省的军政要地。以下史料，足以证明宋代建立于思南的贵州防御使，在一统贵州的三百年间（1119—1413）做出了卓越的军政功绩。
会天五年（1127）腊月，消灭北宋的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侵。一路由粘罕率兵从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宗辅与其弟金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路由任陕西诸路都统洛索与副
统撤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陕西。金军三路纷纷南下进攻逃窜中的南宋政权，逼得高宗赵构带着残臣从商丘经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在金军从北向南席卷似的追击下，宋高宗只得逃到海上过着飘流的日子。
《中国通史》说：“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追到明州（今宁波）并派海船追击高宗三百余里”之时，宋军内部出现了反叛南宋的势力。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368页史云：“是时，山东铃辖孔彦舟叛于潭、衡、岳、鄂、湖”反叛南宋而占据中南鄂湖之地。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七十八、《贵州通志》卷一367页引《本纪》史述：“高宗建炎四年（1130）秋七月，后军将王辟，陷归州（今秭归），调思（南）州田祐恭兵讨剧贼王辟；是年十一月，房州（今湖北房县）贼郭守忠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其志368页又述：“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剧贼王辟、郭守忠破归州入巫山，将拔翟塘关径入（四川），调田氏（指贵州防御使田祐恭）兵，田氏宣即就道，事急矣，可日夜兼行，不到一月至巫山，摧贼锋。贼还走保归州，再战，贼大败。收归州乘胜逐至房州、竹山（今湖北西北部）。当是时，峡外大小贼以十数，连百万，荆楚赤地数千里，至是以人为食，莫不妄意蜀郡（四川）富饶，人人垂诞，誓突入翟塘关，快其所欲（入四川），自田祐恭破王辟，郭守忠后，夔路军声（宋军）大振，自是群贼始不敢有意图蜀矣”。
就在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领旨率部“摧败峡外大小贼，连百万”叛贼之际的西北川陕及中南两湖之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据《中国历史事大年表》、《中国通史》史载：“建炎四年（1130）宋张浚攻金，败于富平”。“九月金将宗弼，娄室率兵击败川陕处置使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史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破泰、通等州，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
以史可见，历史上在北宋被灭、南宋方兴未艾之初，“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的退败情况下，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部却能“摧败后军将王辟，郭守忠剧贼百万妄意图蜀郡”另立山头的反叛之举。这一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历史上，如果没有宋徽宗此前旨令田祐恭以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始创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的存在。当金军将岳家军把守的湖北路湖北省、湖南路湖南省变成战争的火海之时；在金军击败川陕处置使张浚四十万宋军的非常危急情况下，倘若没有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麾下的黔军（即调田氏兵）在夔门峡江一带摧毁百万之众的叛贼，“妄意蜀郡的后军将王辟”一旦攻入四川，里应外合纠集“击败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的金将宗弼，娄室之部。如此一来，一场不可避免的以满族祖先的女真金完颜部，纠合串入四川的叛部后军将王辟百万之贼，其势必然会产生象潮水般的兵流，将会从南宋朝统下的长江西部四川、贵州等地，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幅圆两厢，以席卷之势裹灭摇摇欲坠中的南宋临安府（杭州）政权。这样一来，以满族祖先女真金完颜部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比明朝吴三桂引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提前五百一十四年（1130—1644）。可见，当年贵州黔军此次摧毁后军将王辟以百万之众图以川蜀反叛南宋的重大意义是：保障了南宋王朝在西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黔两省的安全，继而保卫了南宋在江南的政权。
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挥师北上同南宋统兵主帅张浚共同抵抗金军入侵
当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土家族先民十大姓黔军，在夔门峡江摧毁了剧贼后军将王辟、郭守忠连百余万妄意图以蜀郡，与南宋分廷抗礼之举后不久，宋廷于“绍兴二年（1132）以田祐恭保蜀勋劳、加华州（今陕西华县）观察使”（《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载），率领黔军从贵州开拔陕西华州至潼关一带设防抗御金军的入侵。
据《贵州通志 田祐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史载：“绍兴三年（1133），金人侵犯梁阳（今河南郑县东），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集诸路（各省）将帅御之，公（指田祐恭）被檄（旨令）行，无逗留，既至，金人望风退去。赏军品鞍马等物，升通侍大夫。绍兴七年（1137），朝廷以公抚循夷民，备见勋劳，赠玺书金带；八年
（1138），以母忧（死）解官（回思南祭母）；九年（1139），披命起复（接受命令重返抗金前线），仍领军州事。十一年（1141），以累大功，加边郡（边界郡治）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终计起来，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的黔军，自绍兴二年（1132）开赴陕西前线抗击金军南下入侵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停战为止，黔南路贵州防御使麾下的黔军，在陕西华县及河南郑县一带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
三、消灭南昭国（云南）的蒙古大军在二十年间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公元1232年，在蒙古以“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的政治交易为基准的条件下，使蒙宋联军将相存一百二十年（1115—1234）金王朝灭亡了。南宋与蒙古按照政治条款应两国平分金朝版图。为此，宋理宗帝将这一大事寓意为“端平”二字成为当朝的年号。然而没想到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军分两路向南宋发起了进攻。蒙军攻侵四川，作为四川毗邻的贵州黔军 “思播田杨”，当即请缨前往川陕之地抗击蒙军。据《贵州通志》卷—382、383页引《通鉴》《宋史·珙传》史云：“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兵围川青野原，播州（今遵义）杨价请自效，许之，率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诏授雄威军统制”。《宋史·本纪》史云：“嘉熙元年（1237）四月，夔路铃辖，思南州田兴隆与元兵战于陕西潼关。” 南宋为抗击蒙军作以长期的准备，于“淳祐四年（1244）诏播州人冉琎知合州（今重庆北），琎弟冉璞通判州事”前往四川。当贵州黔军十大姓中的冉氏兄弟二人，在合州等地经营了十多年后，终于构筑起以合州城为中心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堡。此城堡便成为蒙古汗王蒙哥的葬身之地。据《元朝史》181页史载：”公元1259年，蒙哥攻合州，七月，蒙哥汗帝被飞石击中，病死于军中，蒙古军解围北还”。
《宋史》云：“时，舍人牟子才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黔军），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否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可见，黔军思播成为保卫四川的坚强后盾。 蒙军打不进黔军出兵保卫的四川，于是忽必烈率大军绕道成都西北面，渡过金沙江入侵大理（云南）。据《元朝史》载：“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公元1252年，派忽必烈率军侵大理。1254年，忽必烈建立了云南宣抚司（为元朝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云南从此结束了割据五百余年（755-1256）的南昭政权，被纳入元朝一统的版图中。这是蒙古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省级政权。
在云南建立宣抚司政权的蒙古军，准备从云南由“滇黔之间”打通贵州顺着乌江入长江东下席卷南宋政权。这使宋理宗帝很是忧心。于是，理宗帝于“宝祐四年（1256）五月，帝谕辅臣曰：秋防不远、宜事为之备、思播谓北兵留大理，招养蛮人为向导，此甚可忧，彼（指贵州思播黔军）不能支，骎骎（很快）及我，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兵，此事不可吝费，宜令思播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指军机处可调中央军）助思播”（《贵州通志》卷一387、388页引《宋史》载），理宗帝命令中央军与黔军思播共同抗击蒙军，制止蒙军由云南攻入贵州思南，从乌江饮马长江，图以达到消灭我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的目的。
宋廷为阻制“蒙古军由滇（云南）入黔（贵州），”（《贵志》卷一388页引《大理传》载）从云南入侵贵州的战争动向，于是加强了对乌江腹地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的保卫工事。并于“宝祐五年（1257）二月，诏筑思南州三隘”。次年正月下令“相度在黄平（今地）、思旸（今岑巩）、播州（今遵义）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工役”（《贵州通志》卷一389、391页引《通鉴》载），于是构筑了以思南（今地）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半径的播州（遵义）海龙屯、团溪、依江界河天险，又筑瓮阳（今瓮安）、旧州（老黄平）、新筑黄平、思秉（今施秉）、福泉（今地）、镇远（宋廷为镇服远方的蒙军于1257年赐名镇远）、思旸（今岑巩）、镇竿（今湘西凤凰）等的弓背形城堡。以及构筑了从铜仁经凤凰至保靖四百里边墙，连接武陵山峦越千里屏障，令蒙军从云南打不进贵州省府—
—思南州城。为此、蒙军只好改道于“宪宗九年（1259），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攻进长沙）”（《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蒙军绕过宋廷以军事实力武装起来的贵州，从云南攻入广西、湖南的蒙军在二十年间（1256—1277）也打不进贵州。
四、元世祖忽必烈改宋黔南路贵州省为顺元路宣慰司
南宋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省府——思南州城的拱卫堡垒之战，令蒙军二十年（1256—1277）攻不进贵州。直到南宋灭亡前夕的公元1276年冬月，当贵州三面被蒙军包围时，在元朝重臣廉希宪的说降下，贵州黔军思播田杨首领田景贤（二十一世）、杨邦宪以“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贵州通志》卷一397页引《旧纪》载）的政治条件顺降了元朝。元廷于公元1277年将相存了一百五十八年（1119—1277）宋朝的地方最高一级区划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的顺元路宣慰司，仍属于元中央王朝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05、408页引《旧史·纪》史云：“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田景贤，播州邦宪俱授安抚司（三品），以田氏为总管（省长），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赐思南州田景贤所部（黔军）军服，钞有差；二月命田杨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侍”北京。这是元廷中央政府在贵州唯一的对黔军首领田杨二家施行的人质政治交易的历史文献。文献信息表明，元朝时的贵州境内，只有土家族先民集团思播田杨之军加入了元朝军制的行列。穿上元朝军服的原宋朝贵州思播田杨黔军，成为元朝的新附军继续维持着贵州政权。当元廷中央政府稳定了顺元路贵州的形势之后，元世祖将“中统三年（1262）以潭澄为贵州都元帅宣慰司”攻侵南宋时所设的署称，终于在消灭南宋取得贵州之后，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设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于贵阳（时称顺元城）。由史可鉴，元朝建国之初，元世祖仍以宋代的“贵州”法定名称，在贵州设立“贵州都元帅宣慰司”，它与四川、云南都元帅宣慰司并存。忽必烈为避讳宋代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为政治中心，他选择了贵阳之地建立了元朝地方一级区划的顺元路宣慰司政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权很快就被反元的土酋土官们率领土著部落摧毁了。
五、元世祖肢解顺元路入三行省的二十六年后，元廷再次复置顺元路宣抚司恢复宋代贵州区划
元廷在贵阳设置顺元路都元帅府宣慰司不久，贵州西部就出现了“至元十六年（1279）冬日、罗氏鬼国叛，”；“至元十七年（1280）罗部又叛，诏阿里海牙帅三万六千兵讨之”；元廷为稳定归顺元朝的思播黔军，便于“至元十八年（1281）改思南州宣抚司（三品）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五品）。播州杨邦宪亦升宣慰使（《贵州通志》卷一415页引《旧、纪》《新、纪》载）加封思播田杨。元朝在思南设置二品宣慰司，可见元世祖此时的政治思路，忧虑贵州西部罗酋反叛无常，万一设在贵阳的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遭到不测，原来宋代的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仍然可以再作顺元路宣慰司的所在地。所以元朝中央政府赋予了“思南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所有五品）”的权力。被升为宣慰司思南州的田景贤，播州杨邦宪，由于有“贵官子充质子”的儿子们在北京元朝政府的手中，因此作为“兼管（省）内（五品）安抚使”的思播田杨宣慰使司肩负作顺元路贵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元廷中央还常令思播宣慰使司之军出国平乱。如《贵州通志》卷一416、424页史云：“至元十九年（1282）春二月，思播军征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元征缅，忽都铁木儿之师被缅人冲溃，元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助之”；其志438页又载：“遣使思播发宋旧军八千人以征安南”。诸如类似的文献史载，折射了元朝虽然统辖了宋朝的贵州，然而贵州的军政仍然还是“宋旧军思播田杨宣慰使司”的军队在撑持。就连元军“忽都铁木儿师被缅人冲溃”所产生的国际争战败局，元世祖忽必烈都还得以“遣使思播宋旧军助元”方才能挽回面子。思播黔军虽然代表元朝以武力击败缅军挽回败局，然而这样一来却导致元世祖对“宋旧军思播田杨”军政集团产生了尾大
不掉之患的猜忌。于是忽必烈决定分割这支“宋旧军”宋朝就一统贵州的思播黔军，即将眼时元统下的顺元路宣慰司区划（即宋代的黔南路贵州省地盘）肢解入三行省中分管。 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28、431、435史载了这样的文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播州（遵义）直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将八番罗甸归附普定，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改思南州（今地），隶湖广行省”。
就这样元世祖将宋时一统的贵州、元时的顺元路执掌两朝共一百七十三年（1119—1291）的思播田杨黔军视为心腹之患而解体了。这样一来也将一个整体的贵州省、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中，忽必烈认为这是肢解思播田杨的最佳政治抉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年上，在西南边陲，终于引发了“大德元年（1297）八百媳妇叛元”；“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降济叛元，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元史》卷二343页载）的战乱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元廷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宋旧军思播田杨之军参加征讨反叛之部。据《贵州通志》卷一447页史云：“大德五年（1301）冬月，诏思播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进讨”。史料可鉴，代表着贵州一省之军思播黔军又一次登上了历史的军政舞台参与四川省军、云南省军一起征讨叛部。其志452页又云：“蒙古、汉军（最早降元的宋军）共三万，思播一万分道并进，前后四十余战，群蛮气沮，乃多出降”。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在大德八年（1304）宣告结束。
黔军思播在此次平叛中功勋卓卓，元朝中央政府为嘉奖黔军思播，于“大德七年（1303），增诸将官秩，免思播粮税一年”（《贵州通志》卷—457页载）。文史可鉴，原元世祖忽必烈在世时所猜忌而被分割的思播黔军，经此次参与平叛之后，黔军思播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得以空前改善。此后，又一位元廷要员陈天祥在巡视贵州后，他向元廷中央政府呈谏“南台御史陈天祥疏谏”（《贵州通志》卷一448页载。）强调乌江才能为云贵两省产生“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为巩固帝王漕运起着绝对优势的作用时，于是元廷终于决定恢复以乌江为主域的顺元路贵州区划。据《贵州通志》卷一464页引《元史》史云：“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云南、四川归还顺元路宣抚司民地”，即恢复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区划。搯算起来，自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92年将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之年起，到公元1318年恢复顺元路宣抚司民地时，贵州被分割了二十六年（1292—1318）。恢复后的顺元路行政区划的军事政治中心，又归回到顺元路宣慰司思南州城。因故，这才引来一百年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明军剿灭思南宣慰司田宗鼎的事变。公元1991年元月，在思南城北二十多里乌江河西岸彭家洞发掘的身披明朝二品“丹凤朝阳”凤佩的文官，身中七刀的干尸就是六百年前被明朝锦衣卫剿杀的田氏二十七世宣慰使田宗鼎。其内容早已在中央一台、四台播放。公元2010年5月，央视十台特邀本人亲赴十台演播厅，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及主持人张腾岳，讲述隋、唐、宋、元、明初，历五朝共八百三十一年间（582—1413），集田氏共二十七代与十大姓将士为开拓黔中，始建贵州的专题节目。
六、明太祖朱元璋改元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
《元朝史》上册301、302页载述：“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元廷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慰司，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05、415页引《职官志》、《黔史》、《旧新·纪》这样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长田景贤（二十一世）、播州长杨邦宪相继送款，俱授宣抚司，以田氏为总管（省长）”；“至元十八年（1281）秋、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播州长杨邦宪亦升宣慰使”。由史可鉴，宋朝曾当职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等长官们皆任职的思南州城，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于1277年以思南州长田景贤为宣抚司”或“于1281年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的思南官衙，它都是代表着宋元两朝的路省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维护着贵州的政
权。当元政将亡之际、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二十四世）面对新政权产生之前，田仁智选择了吴王朱元璋。于是，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太祖（朱元璋）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纳元所授宣慰使印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二品），授琛为宣抚使，以三品银印给之”（《贵州通志》卷—484页载）。可鉴，朱元璋仍以“元所授思南宣慰司印，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二品官印，赐封思南田仁智。
当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登上明太祖的龙椅后，明太祖朱元璋沿袭元朝的顺元路区划，利用宋代的贵州署名，于“洪武四年（1371），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因此上，明太祖建立的“贵州宣抚司”仍然是贵州行政区划。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贵州宣抚司，是以宋代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朝的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或称顺元路宣抚司继往开来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七、明成祖朱棣以五万军队围剿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后在贵阳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不能算贵州建省之始
明太祖在消灭蒙古军队最后一支部队云南梁王之前，他以宋代的法定区划的“贵州”一词，将元朝的“顺元宣抚司”改为“贵州宣抚司”。在贵州宣抚司这个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下，朱元璋圈划了七十六个长官司。明太祖为了削弱思南州在宋元两朝一统贵州的权力，便以一半的三十九个长官司分圈给思南（今地）宣慰使田仁智（二十四世）和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弘政（二十五世）两位田氏的执政者。仅从这样一个政治区划上看，作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要利用二思二田的兵力物力去消灭主要敌人的云南蒙古梁王时，朱元璋因还要赖以思南宣慰司政权出兵征粮用以消灭云南蒙军之前，也还得以贵州地盘的一半分封给田氏。据明《思南府志》65页、《黔南田氏宗谱》史云：“沐英南征，责军饷于田氏，始运则曰：秋粮若干。再运则曰：续办若干，又运则曰：银籴若干，遂以此为定制，照丁派纳”；“敕田仁德兵一万骑三千，粮一万石听调，竭力招集未几而办，天兵（指明军）至镇远，取给过数焉，云南平”。
洪武十四年（1381），消灭云南蒙古梁王的明太祖，本想借机回师吞掉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司政权。然而乌撤及贵州西部诸蛮反叛明朝，明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秋七月，傅友德，沐英击乌撤蛮，斩首三万余级，水西诸蛮降”之年起，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贵州都指挥顾成，斩西堡三千余助恶者，其地悉平”之年止，明军在贵州西部平蛮十七年。
由于贵州西部的蛮叛，贻误了太祖朱元璋没有及时解除思南宣慰使司田氏的天机。看来朱元璋在世之前没有时机取缔宋以来营造“黔南新造之邦”“夔路奥区，思南要地”的思南宣慰使了。他只好将消灭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政权的旨谕留给子孙们去完成吧。于是，他将在贵州西部征讨十七年蛮叛的贵州都指挥使顾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81）二月诏成还京”（《贵州通志》卷二59页载），朱元璋向顾成面授日后如何消灭思南宣慰田氏的机宜后，于是年润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当朱元璋死了十四年（1398—1413）后，明成祖朱棣按照父皇的遗旨，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军队取缔了思南（今地）宣慰使田氏二十七世田宗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二十六世田琛执政权。从而结束了田氏在黔中八百三十一年（582—1413）统绝权，在贵州三百年（119—1413）的统治权。明成祖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阳。就是这个设于贵阳的贵州布政司，被贵州史学会部分学者，定为是贵州建省之始。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未见准确。
结语：因为这个不准确的结论，把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于
临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历史根脉；以及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公元618年改隋黔安郡为黔州、又置黔州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一系列黔字号行政区划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五十个羁縻州，于公元1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历数朝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于乌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阳（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部）、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的贵州防御使司管贵州区划之年起，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1119—2019）了。